第一章 导论
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这个人很奇怪，他总能让人放下戒备心：他身高五英尺三英寸（一米六一左右），而且身宽和身高几乎一样，他的脸看上去就像是用油灰做的。虽然只接受过4年正式教育，农民出身的他却以某种方式在苏联政坛中一路高升，出人意料地成为约瑟夫·斯大林的继任者。在赫鲁晓夫矮胖的身上体现了这样的矛盾：他时而精于盘算，时而目光短浅；时而遮遮掩掩，时而坦率直接；时而谦虚纯朴，时而浮夸自负；时而乐观积极，时而悲观绝望。
赫鲁晓夫1950年代早期登上权力的顶峰；在那之前，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俄罗斯的“政治委员”和皇帝们都是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且难以接近的。无论是在沙皇统治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俄罗斯的领导人似乎都有着无限的权力，而且都喜欢维持一种绝对正确的形象。相比之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1]，全世界都见证了赫鲁晓夫为人的弱点和瑕疵。从镇压东欧民众的反抗，再到在联合国大会上用鞋敲桌子，甚至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赫鲁晓夫捅的娄子一个接着一个。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在1964年迫使“太过于人性化”的赫鲁晓夫下台，转而支持冷酷严厉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进而恢复俄罗斯统治者冷酷严峻、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
在被自己所属的共产党踢下台后，“领取着特殊养老金”的赫鲁晓夫晚年在自己那位于莫斯科西边的夏日别墅里过着强制退休的生活。当赫鲁晓夫不是在修整花园的花草或设法避开守卫到附近的莫斯科河岸上漫步的时候（此时他往往是戴着标志性的软毡帽，腰带拉到快到腋下的位置），他就会自己口述回忆录，用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记录着。作为一位离任后平静逝世的俄罗斯统治者，赫鲁晓夫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研究材料。数百小时长的卷带式四音轨磁带记录着从赫鲁晓夫那年迈肉厚的嘴巴中说出的长达150万字的自述，当中最迷人的部分讲述了酒精在斯大林核心集团的密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讲述者则是少数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物之一。[2]
人们一般是这么描述约瑟夫·斯大林的：他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在1920年代早期通过玩政治谋略和清洗政治对手，掌控了苏联大局，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他还是一个多疑的统治者，制造了全国上下对他的个人崇拜，还通过恐吓、镇压和威胁等手段来统治苏联。
通过那些带着沙沙杂音的磁带里赫鲁晓夫用苍老嗓音讲述的内容，我们得以了解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日常运转流程；无论在繁荣时期还是在艰难时刻，核心集团里最紧急的政治决策都是在“伟大领袖”的餐桌旁做出的。在早些时候，1930年代，斯大林表现得还是很“纯朴直率、平易近人”的。[3]有问题吗？直接打电话给斯大林。或者，更好的是，直接去他的乡间别墅见他。在夏日微热的空气中，他会坐在外面的门厅：
他们会端上汤来，一份香浓的罗宋汤，还有一小玻璃瓶伏特加酒和一壶水；盛着伏特加酒的酒杯大小适中。你可以走进去然后问好，而他就会说：“想要吃点什么吗？坐下来吧。”“坐下来”的意思是拿起一个汤碗（盛着汤的锅就在旁边），给自己倒碗汤，想喝多少倒多少，然后坐下喝汤。如果你想要喝点什么，自己拿酒瓶，给自己倒一杯酒然后饮下。如果你还想要一杯，自己决定倒不倒就好。正如谚语所说，你的灵魂知道自己的肚量。如果你不想喝了，那就不用喝了。[4]
但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逐渐感受到压力。1932年，在一次酒后的公开争吵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神秘去世了，这使得斯大林在一段时间里陷于孤独之中。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日益迫近，而很可能成真的战败前景使得斯大林更加忧郁和消沉。[5]斯大林阴暗的一面开始展露出来。他喝酒越来越多。更糟的是，他开始以强迫别人饮酒为乐。赫鲁晓夫回忆道：“那个时候，每次和斯大林一起吃饭，所有人都会喝很多酒，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很明显他是想要灌醉自己的良心，保持麻木的状态。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他很少清醒着离开饭桌，而他更不允许那些与他亲近的人这样做。”[6]
随着斯大林那残暴成性的助手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克格勃的前身）负责人，那些曾经欢快的政治局晚餐就变成了一场讨好最高领导人的简短竞赛。斯大林一直怀疑有人想要谋杀他，所以就用酒精来搅乱核心集团里的平衡：他让最亲近的战友（或者说潜在的对手）饮酒过度以套出他们最真实的想法，让他们暴露自己的真正意图。只要这些人不能很好地克制自己，他们就会一直相互猜疑，也就无法协同合作推翻斯大林的统治。“斯大林喜欢这样做，”赫鲁晓夫回忆道，“他喜欢让我们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他会鼓励和强化（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7]
194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从覆灭于纳粹德军的危机边缘，发展成为自负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高层政治圈子里的风气像是一个与魔鬼开派对的大学兄弟联谊会。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乡间别墅，所有的政治决策都离不开饮酒比赛和相互祝酒，从俄罗斯伏特加酒、克里米亚香槟酒，到亚美尼亚白兰地酒和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些酒宴常常从深夜的晚餐开始，直到黎明才会结束。他们会在早上的时候（实际常常是午后不久）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在那之前，这些苏联领导人会摇晃着走出房子，上吐下泻，然后再由自己的卫兵扶着回家。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拜访克里姆林宫后这样思考道：“正是这些酒席上的人所做的决策，决定着广阔的俄罗斯土地和新近所获得领土上的人的命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而这些酒宴不仅没有启发那些精神领袖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出什么伟大的决策，甚至很可能还埋葬了很多伟大的决策。”[8]
吉拉斯没有意识到的是，斯大林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几乎都不是自愿参加这些酒宴的。赫鲁晓夫带着粗哑的嗓音描述了核心集团成员是如何厌恶与斯大林会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狂欢闹饮的酒宴：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电话响起：“过来这边，我们一起用餐。”那些晚餐是漫长难熬的。我们直到黎明才能回家，但接着就得开始工作了。我会试着早上10点再到办公室，然后在午餐休息时间打个盹。如果你没睡而他又叫你去吃饭，你就很可能会在他的桌边打瞌睡，这样是很危险的。那些在斯大林桌边打瞌睡的人下场是很难堪的。[9]
就连外国客人也无法幸免。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并切分东欧地区后，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以一席24道菜组成的国宴款待了纳粹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带领的代表团。对于当中许多人而言，这是他们所见识过的最难忘的一次宴席。[10]在大家开始用餐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就提议向两个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轮流祝酒——总共22人。斯大林与每位客人都交谈几句并互相干杯。在每个客人都感受到如此“敬意”后，已然微醉的德国人宽慰地叹了口气，终于开始用餐了。不过也就一会儿，已经醉得很明显的莫洛托夫呼吁：“现在，让我们举杯致敬那些无法参加此次晚宴的代表团成员吧。”[11]之后，这疯狂的祝酒就又开始了。
关于那个关键的晚上，里宾特洛甫回忆说，他们所喝的带有胡椒风味的伏特加酒“酒性烈到几乎让你无法呼吸”——然而不知为何，斯大林看上去沉着冷静，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微醉着的里宾特洛甫蹒跚地走向斯大林，表达他对“俄罗斯人酒量胜过我们德国人的敬佩”。这位伟大的领袖低声轻笑。斯大林将这位纳粹部长拉到一边，透露说自己的杯子里装的只是酒精浓度很低的克里米亚葡萄酒，这种酒的颜色和其余人喝的那种“可怕的伏特加酒”是一样的。[12]
或许对于这些外国高官而言，如果有什么该庆幸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不像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那样，常常与斯大林碰面：纳粹代表团成员古斯塔夫·希尔格（Gustav Hilger）后来描述了当他拒绝被灌醉的时候，他和贝利亚之间发生的冲突。“你们在争吵什么？”斯大林打断了他们，随后又开玩笑地说，“好啦，如果你不想喝酒，没人可以强迫你。”
“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长本人也不可以吗？”希尔格逼问道。
“在这张桌子上，”斯大林回复道，“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的话语权也不会高于其他人。”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冲突凸显了苏联领导层的谦逊朴实和难以捉摸。回想起斯大林的脸色可以如此迅速地从笑容满面转变为凝重严肃，希尔格指出，斯大林有着“父亲般的慈爱，而他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慈爱来战胜自己的对手并使他们放松警惕”。[13]毫无疑问，迫使其他人不断喝酒直到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可以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战争初期宴请先前的轴心国盟友，还是在战争期间款待同盟国盟友，酒精都是高层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存在。1942年8月，在酩酊大醉的纳粹代表团离开斯大林的宫廷短短三年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率领英国代表团来访，他们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那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黑暗的日子，而英国代表团的来访意图就是提升他们与新的苏联盟友的关系，这个盟友此时正承受着纳粹德国倾尽全力的闪电战的冲击。丘吉尔还带来了坏消息，在欧洲西部开辟第二战线以缓解苏联压力的计划无法那么快地实施。丘吉尔承认“餐前餐后喝酒，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用餐期间和两餐中间喝酒”是他的一种“神圣仪式”，并似乎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应对克里姆林宫标准的狂欢酒宴。[14]
然而，苏联人拥有主场优势。“你无法想象一种比克里姆林宫酒宴更可怕的东西了，但你还是得忍受这些酒宴，”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15]这样回忆道，“不幸的是，丘吉尔并没有默默地忍受它。”
顽强地熬过了第一次酒宴后，在离开苏联前，丘吉尔要求最后再见斯大林一面。在他计划离开的那天凌晨1点，卡多根被召唤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官邸。在那里他看到，两位情绪高涨的领导人，由莫洛托夫陪伴着，尽情享用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一只烤乳猪，而他们已经喝下了数不尽的酒了。“斯大林让我喝的酒好像酒性非常烈：温斯顿那个时候已经在埋怨轻微的头痛了，他看上去很聪明地选择只喝相对温和无害、冒着泡的高加索红葡萄酒。”但是，据卡多根说，那晚一起狂饮锻造出的友谊巩固了伟大的联盟，使之最终击倒了具有无比破坏力的纳粹军队。[16]
1944年12月，欧洲战场的战争即将结束，法国临时政府首脑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到访苏联，克里姆林宫的酒宴又重新迎来了高潮。即将到来的胜利所营造的欢庆气氛夹杂着人们对斯大林隐约的醉酒倾向的焦虑感。斯大林提议向他核心集团的成员祝酒一轮（据戴高乐所说，一共30人），这些祝酒一次比一次令人胆战心惊。
他向他的后勤部队指挥官安德烈·赫鲁廖夫（Andrei Khrulev）（赫鲁廖夫的妻子近期因为涉嫌密谋叛乱而被逮捕）致敬酒词：“他最好卖足力气干，不然他会因此被绞死，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规矩！”在这之后，大家欢快地碰起了酒杯，斯大林拥抱了赫鲁廖夫，可想而知这个拥抱有多尴尬。[17]
他向他的空军部队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ksandr Novikov）致敬酒词：“很好的元帅，让我们向他敬酒吧。但如果他干不好他的工作，我们也会绞死他！”（两年后，诺维科夫就被剥夺军衔，被捕入狱，在经受了贝利亚的严刑拷打后被判监禁，在劳改营服刑15年[18]。）[19]
接着就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他不仅是赫鲁晓夫的导师，还是1930年代斯大林治下乌克兰发生的恐怖饥荒的幕后策划者，那场饥荒最终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战前与里宾特洛甫的酒宴上，斯大林以向犹太人卡冈诺维奇祝酒为乐，这样可以让他的纳粹客人坐立不安。[20]但到战争结束之际，客人和祝酒都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宣称：“卡冈诺维奇是一个勇士。他知道如果火车没有准点到达的话——我们就会枪毙他！”
不知对此感到难堪的戴高乐是否知道卡冈诺维奇的亲兄弟——米哈伊尔，正是死于残忍多疑的斯大林之手！在得知他的兄弟已经引起了斯大林的猜忌后，拉扎尔只是冷淡地耸了耸肩，说了句“必须要做的事情，无论多大代价都要完成”。米哈伊尔在第二天的审问中被枪杀了。但那已经是战争开始前的事情了——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现在拉扎尔能做的只有忍受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祝酒词，假装这很幽默，然后顺从地与大家碰杯。[21]
任何目睹这一场面的普通人都会感到震惊，更别说像戴高乐这样的外国高官了。在注意到他的客人脸上流露出不悦后，斯大林将手放在戴高乐肩上，笑着说：“人们说我是恶魔，但你看，我是拿这种评价来开玩笑的。或许我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糟糕。”[22]
至少在那天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躲过了斯大林的怒火。但情况并非每次都如此。在其他晚上，斯大林在清洁自己烟斗的时候，会用还冒着烟的烟斗来敲赫鲁晓夫的秃脑袋，然后命令这个年长矮胖、农民出身的“宫廷小丑”喝下一杯又一杯伏特加酒，然后再表演戈帕克舞（gapak），一种传统的乌克兰民间屈膝跳舞蹈；而这给赫鲁晓夫带来了剧烈的疼痛。克格勃的首领贝利亚偶尔会在赫鲁晓夫的大衣背面贴上“笨蛋”（prick）这个词，赫鲁晓夫常常等到人群里爆发出喧闹的笑声时才会注意到。其他人会在尼基塔的椅子上放熟番茄等他坐上去。赫鲁晓夫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自尊、温和的人，他变成一个酒徒——和其他所有同胞一样——只是为了取悦斯大林。有时候，他喝得酩酊大醉，得靠贝利亚扶他上床休息，而贝利亚则会赶在他躺上床之前往他床上撒尿。正如其传记作者后来所指出的：“虽然这些酒宴很糟糕，但出席这些酒宴总好过没出席，饱受羞辱总好过丢掉性命。”[23]
赫鲁晓夫后来自己回忆道：
他几乎是强迫着我们喝酒！我们自己内部简短地讨论了如何更快地结束这些晚餐和酒宴。有时在晚餐或酒宴开始之前，人们会说：“今天会是什么呢？会是一场饮酒比赛吗？”我们并不想参加这样的饮酒比赛，因为我们还得工作，但斯大林并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斯大林自己就只喝一杯科涅克白兰地酒，或者在酒宴开始前喝一杯伏特加酒然后开始喝葡萄酒……每个人都对此很反感，这让你打心里感到恶心；但在这件事上，斯大林的态度是很强硬的。[24]
因此也就难怪195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乎每个成员都酒量惊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DNA注定他们是酒鬼，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强制过度饮酒的政治体系的产物。斯大林那醉醺醺的核心集团，包括赫鲁晓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他们所有人都是被迫在喝酒，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他们之间的平衡，防止他们密谋推翻这个多疑猜忌的总书记。“斯大林逼我们喝很多酒，”米高扬在他的自传中证实了这点，“他这么做很明显是为了麻痹我们的警戒心，让我们在失控状态下说漏嘴，然后他就可以知道谁在想些什么了。”[25]
斯大林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强迫他这些刚毅的战友们失去自控能力成为他的一种消遣和统治方式”。[26]他们当中性格最刚毅的一个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这个残忍成性的秘密警察头子最臭名昭著的事迹就是坐在自己的黑色豪华轿车里，于莫斯科街头四处游荡挑选女性，被选中的女人（传言多达200人）会被送到贝利亚所住的地方，在那里他会给她们灌酒然后强奸她们。然而，当时局发生转变后，贝利亚却蔑视为了取悦别人而被迫饮酒的做法。但是曾经的他不仅自己饮酒，还出于奉承斯大林的目的强迫别人也一起饮酒。赫鲁晓夫那日渐陈旧的磁带描述了贝利亚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必须喝醉，”贝利亚这么说道，“越快越好。我们越快喝醉，这个宴会就越快结束。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让我们清醒着离开的。”[27]其他人和贝利亚一样，想方设法熬过——或者更好的是，逃过——斯大林这些令人厌恶的酒宴。
毫无意外的是，在1940年代后期，长期饮酒的影响终于在赫鲁晓夫身上显现出来，他开始饱受肾病折磨。虽然斯大林一开始也赞同医生让赫鲁晓夫戒酒的命令，但贝利亚插话说他也有肾病，不过他照样喝酒，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于是我的防护铠甲就被剥夺了（我因为肾脏不好所以不能喝酒）：不管怎样，喝酒吧！只要你还能走得动，只要你还活着，那就要喝酒！”[28]
其他人有着不同的应对策略。赫鲁晓夫的助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习惯性地从这些夜晚的宴会上溜走去偷偷地打个盹——直到他也被贝利亚出卖了。斯大林会阴森地出现在他面前：“想当那个比其他人都聪明的人是吗？我们来看看你稍后会不会为此感到后悔。”[29]赫鲁晓夫还讲道，米高扬和贝利亚以及马林科夫一起，甚至说服了克里姆林宫的女招待将他们的酒换成同样颜色的果汁。更确切地说，那是在斯大林手下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揭露他们之前。赫鲁晓夫回忆道：
发现他们试图欺骗自己之后，斯大林大发雷霆，他好好教训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我们所有人都很生谢尔巴科夫的气，因为我们不想喝完所有的酒。我们喝酒只是为了让斯大林别再找我们麻烦了，但我们想尽量少喝，以免让酒搞垮我们的身体或使我们自己变成酒鬼。[30]
谢尔巴科夫这个谄媚奉承斯大林的酒鬼最终在纳粹投降两天后死于心脏病。年仅44岁的他死于1945年5月10日。虽然斯大林评价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赫鲁晓夫和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知道他是因为饮酒过量而死，而且他喝酒的目的是取悦斯大林，而不是因为他本身嗜好喝酒”。[31]类似的例子还有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他曾被认为是斯大林的准继承人。他去世时才52岁，此时距离谢尔巴科夫去世还不到3年。他直到最后都无视 医生让他停止饮酒的频繁警告。他们所有人都很清楚这种状况会给他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后果。“人们的的确确变成酒鬼了，而且越多人变成酒鬼，斯大林从中获得的快感就越大。”[32]
从左到右分别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尼基塔·赫鲁晓夫、约瑟夫·斯大林、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拉夫连季·贝利亚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张照片由撒玛利亚·格拉里（Samari Gurari）拍摄虽然中央政治局的饮酒会议常常是在晚餐桌边开始的，却很少是在那里结束的。夏日天气暖和的时候，夜晚短暂，而白昼特别长，偏北方的太阳照射着，中央政治局那些漫长难熬的别墅晚餐常常会移到户外以享受新鲜的空气和乡间的宁静气氛。这时候，赫鲁晓夫和少将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总是热衷于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库利克（Grigory Kulik）推进附近的池塘里。笨拙的库利克是一个大家可以捉弄的对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斯大林早就不把这个“总是半醉的享乐主义者”放在眼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列宁格勒前线的不当指挥使得纳粹军队彻底包围这个第二首都。[33]库利克壮得像头牛一样，浑身湿透的他会生气地绕着整座别墅追赶赫鲁晓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直到他们两个躲进附近的某个灌木丛里。喝醉了的马屁精波斯克列贝舍夫（据斯大林女儿说，他也是这群人里喝酒后吐得最厉害的人）也 常常被推进池塘里，以至于警卫都担心这位苏联领导人会被淹死，于是悄悄地把池塘的水排干了。“如果有人胆敢尝试把我推进池塘里，我就把他们剁成肉酱！”贝利亚这么威胁道。此时的斯大林只是微微一笑：“你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据说，斯大林很喜欢这种幼稚行为。[34]
斯大林自封为全苏联最德高望重的人。就像之前的历代沙皇一样，“乔大叔”（斯大林）为自己树立了父亲般的形象。当然，只有当一个人有了孩子，他才可以成为父亲。就像对付他的核心集团成员一样，斯大林不仅使用酒精来保持苏联社会的软弱、分裂和失衡状态，还用它来让整个社会对国家产生依赖，就像孩子依赖父亲一样。[35]
那么，这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见习期了。虽然他在顶替斯大林后从未在自己的核心集团内部上演同样的牵线木偶的戏码，但赫鲁晓夫曾经生活在一群心肠歹毒的人中间，这种经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深刻地影响着他。
人们或许会说赫鲁晓夫是在抖搂“家丑”。但如果是你，你又能做什么呢？如果不愿家丑外扬，家里就不会干净。干净的亚麻布之所以干净洁白是因为被拿来与肮脏的亚麻布做比较。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家庭生活状况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紧密交织着。很明显，当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来管理的时候，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将个人私事与公共事务区分开来。[36]
如果这些夜以继日的醉酒狂欢是在坐满农民的酒馆里或者在坐满城市工厂工人的酒吧里进行的话，这是一回事；但如果参与这些醉酒狂欢的是政府的最高层官员，而且这个政府还管理着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级大国，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此外，如果这种将酒精当作工具的行为只是一个孤立事件，那么我们将其当作世界历史上一个微小却可怕的脚注并忽略它的存在，尚可原谅。然而，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斯大林对酒精的使用并非俄罗斯统治者中的首例——这反而是一段漫长有记载的历史的一部分。从罗曼诺夫皇朝的沙皇统治时期，到苏联时期，甚至到后苏联时代，理解人们对酒精的使用和滥用对于那些想要了解俄罗斯统治动力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斯大林使用酒精来使他的下属处于一种担忧疑惑和分裂失衡的状态，苏联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样延续着这样一个长年累月的传统：使用伏特加酒来控制这个社会，使得这个社会整日处于醉酒分裂（社会原子化）的状态，并且无力向权力发起冲击。[37]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点的了解尤甚于他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清晰、直接地谴责 酗酒行为，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压迫下的产物。因此，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将布尔什维主义带到俄国的革命家一代都是滴酒不沾，以挣脱资本主义统治的枷锁。[38]
酒精可以用来使人民保持酩酊大醉、分割分裂和消沉温顺的状态仅仅是这个国家逐渐依赖于伏特加酒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酒精贸易可以带来惊人的利益。像伏特加酒这样的蒸馏酒不仅价格非常便宜，而且特别容易生产。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为整个国家的酒鬼提供酒水可以带来附加利益，从而在真正大范围的层面上为国家创造收入。在北大西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酒馆多是一个喧闹的避难所，人们借用酒馆来躲避政府当局的窥视；与此不同的是，传统的俄罗斯酒类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因此酒馆和酒类批发商店都是国家的耳目。总体来看，国家机构功能的三个最重要方面是防范叛乱、保卫国家和开发社会资源。然而，在俄罗斯，这些传统功能被赋予了独特的形式，这三种功能的完全实现离不开酒精的参与。
伏特加酒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且，在早期的莫斯科大公国快速扩张的同时，伏特加酒无可比拟的盈利潜能便得到了开发，这并非巧合。从过去俄罗斯帝国的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再到其社会主义时代和如今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伏特加酒一直是国家财政的基石。在早期，俄国当局管理着地域广阔却人烟稀少的大片土地，政府将征收伏特加酒税的职能外包出去——将各地方酒类贸易的完全垄断权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关键可靠的收入来源，政府逐渐从税务外包体系所衍生出的体系性腐败中寻找其他的盈利途径——这种腐败问题同样困扰着今日的俄罗斯。在与税务外包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做斗争以及为国家财政寻求更多收入来源的过程中，国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从课税征税、许可经营到垄断贸易——国家用伏特加酒从贫穷辛劳的农民身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钱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利用伏特加酒获得收入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1970年代苏联的反对派米哈伊尔·巴尔塔尔斯基（Mikhail Baitalsky）指出，“但伏特加酒贸易的主要特征并没有改变。”[39]
俄罗斯领导人——无论是否“伟人名人”——来来往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动荡、血腥和革命性的演变中被不断地新建和毁灭，而后又被重建出不同的面貌。但在整个循环中，伏特加酒的地位始终不变。在18世纪和19世纪沙皇俄国的顶峰时期，酒类贸易收入占到整个国家预算份额的三分之一——这足以支付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庞大之军队的战时开支和日常花销，还有足够的余额 为皇室在圣彼得堡建造豪华的冬宫。[40]即使是在20世纪末，在酒类贸易收入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的时候，苏联每年仍然可以从伏特加酒贸易中获得大约1700亿卢布——而这占到苏联整个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41]
“国家的经济利益牢牢控制着伏特加酒的生产者，正如伏特加酒本身牢牢控制着其饮用者，”反对派巴尔塔尔斯基总结道，“这个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从酒精业务中获取如此巨额的收入。”[42]确实，如果想要理解为何俄罗斯这个国家在至少500年里经久不衰，就绕不开酒精这个话题。
同样的，俄罗斯民间社会长期以来的贫弱状态也源于伏特加政治。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遍及欧洲和北美洲的禁酒运动为草根运动（还有妇女参政运动和劳工运动）提供了一种联结的方式，而正是这种联结培养了一个更有活力的民间社会。但在俄罗斯却不是这样的。贯穿俄罗斯的历史，无论是沙皇统治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或者后苏联时期，任何想要遏制酒类流通的努力（这种做法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关键支柱），无论是通过社会禁酒组织还是从公众健康角度出发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动议，都至多是半心半意的尝试，而且更糟的是，这些努力都遭遇了强行阻挠。在这里也一样，伏特加政治既是起因，也是结果——使得这个与俄罗斯国家机构紧密相连的特殊动力一直延续。【书籍分享公众号：窃蓝书房】维克多·叶罗菲耶夫（Viktor Erofeyev）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作家，他也是斯大林的翻译员的儿子。为了迎接伏特加酒诞生500周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伏特加酒的文章。他对伏特加酒所持的态度是既悔恨又颂扬，叶罗菲耶夫在文中将伏特加酒称为“俄罗斯人的上帝”。他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俄罗斯人而言，单单是提及这个名字就会激发各种情感——有些人感受到浪漫而其他人感受到慰藉——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名字是毫无感情的：“我们所有人都被伏特加酒挟持着，这种受控制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政治体系。它既可以威胁恐吓我们，也可以惩罚谴责我们；它要求人们做出一定的牺牲。它既是人们繁衍生殖的催化剂，也是根基。它决定了出生的是谁和谁将死去。简单地说，伏特加酒是俄罗斯人的上帝。”而且就像所有的神只，伏特加酒被一种近乎神秘的魅力包裹着——这种“异教式的麻木感”夹杂着欲望和耻辱感，呼唤着那些孤独的灵魂。[43]
但是，受到饮酒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被伏特加酒吸引的个人。饮酒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其影响——从家庭暴力和醉酒驾驶到流氓行为和过早死亡——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因为这些社会影响会引起政府的关注，所以与酒精相关的一个完整周期——从生产和销售到饮用和影响——从根本上也是一个政治性议题。确实，正如叶罗菲耶夫所说：“伏特加酒已经控制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意愿和良心。如果你将俄罗斯人在伏特加酒上所花的时间加在一起，并汇聚 人们在伏特加酒推动下所获得的动力——幻想和梦想，长达一周的酒宴，各种灾祸，可耻的宿醉，谋杀、自杀还有非正常死亡（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包括被自己的呕吐物噎死和从窗口摔出去）——很明显，在俄罗斯的官方历史记录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版本的历史。”[44]
这本书试图揭示这个版本的历史。
那么，它也就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秘密历史了。
[1] Andrei Bitov，“The Baldest and the Boldest” in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vol. 1：Commissar，1918-1945，由Sergei Khrushchev编辑（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第xxxiv页。
[2] 由Sergei Khrushchev编辑，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vol. 1：Commissar，1918-1945（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第xxiii页；Jerrold L. Schecter，“Introduction” in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由Strobe Talbott编辑（Boston，Mass.：Little，Brown，1974），第xi页。
[3]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79页。另参见Seweryn Bialer，Stalin’s Successors：Leadership，Stability，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第33页。
[4]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79、287页。
[5] Anastas Mikoyan，Tak bylo：razmyshleniia o minuvshem（Moscow：Vagrius，1999），第353页。娜杰日达·塞戈维娜·阿利卢耶娃于1931年11月9日去世。关于她的死亡详见Roman Brackman，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A Hidden Life（London：Routledge，2000），第231页；Miklós Kun，Stalin：An Unknown Portrait（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3），第207页；Donald Rayfield，Stalin and His Hangmen：The Tyrant and Those Who Killed for Him（New York：Random House，2005），第240页；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90页。关于战争的爆发详见Peter Kenez，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第2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39页。关于斯大林那酗酒的父亲和酒精在他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详见Aleksandr Nikishin，Vodka i Stalin（Moscow：Dom Russkoi Vodki，2006），第119～121页。
[6]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385页。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此书中也证实了这一描述，Only One Year，由Paul Chavchavadze翻译（New York：Harper & Row，1969），第385页。
[7] 由Sergei Khrushchev编辑，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vol. 2：Reformer，1945-1964（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43页。另参见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88页；Kun，Stalin，第335页。
[8] Milovan 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由Michael B. Petrovich翻译（New York：Harcourt，Brace，1962），第76～78页；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4），第521页。另参见Yoram Gorlizki，“Stalin’s Cabinet：The Politburo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ost-War Years”，Europe-Asia Studies，第53卷第2期（2001），第295～298页。
[9]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2卷，第43页。
[10] Laurence Rees，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Stalin，the Nazis and the West（New York：Random House，2009），第32页；I. Joseph Vizulis，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1939：The Baltic Cas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第15页。
[11]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The Deadly Embrace：Hitler，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1939-1941（New York：W. W. Norton，1988），第354页；William L.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0），第540页。
[12] Read and Fisher，Deadly Embrace，第354页。在条约签署仪式上，斯大林和其他纳粹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这个秘密。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Random House，2000），第682～683页。
[13] Gustav Hilger and Alfred Mayer，Incompatible Allies：A Memoir-History of German-Soviet Relations，1918-1941（New York：Macmillan，1953），第301页，第313～314页。
[14] 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第6卷，Triumph and Tragedy（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53），第348～349页。
[15] 又译为贾德干。（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16] 来自National Archives（U.K.）的文献资料，目录编码fo/1093/247；http：//filestore.nationalarchives.gov.uk/documents/fo-1093-247.pdf。Tommy Norton引用了这段材料，“温斯顿……正在埋怨轻微的头痛”，National Archives（U.K.）2013年5月22日的博客；http：//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blog/Winston-was-complaining-of-a-slight-headache/（2013年5月22日访问）。这些文献也暗示了为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无任所大使温德尔·威尔基准备的一场类似的酒宴。另见Wendell Lewis Willkie，One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43），第58～62页，第92～93页。
[17] Montefiore，Stalin，第477页；Charles de Gaulle，The Complete War Memoirs of Charles de Gaulle，由Richard Howard翻译，共3卷（New York：Da Capo，1964），第3卷，第752页。关于赫鲁廖夫妻子被逮捕一事参见Harrison E. Salisbury，The 900 Days：The Siege of Leningrad（New York：Harper & Row，1969），第487nl页。
[18] 原文有误。诺维科夫1946年4月23日被捕，1952年2月24日恢复自由。
[19] Montefiore，Stalin，第477页。关于诺维科夫的下场参见Michael Parrish，Sacrifice of the Generals：Soviet Senior Officer Losses，1939-1953（Lanham，Md.：Scarecrow，2004），第270页；Brian D. Taylor，Politics and the Russian Army：Civil-Military Relations，1689-2003（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第177页。
[20] Montefiore，Stalin，第314页。
[21] Montefiore，Stalin，第477页。关于卡冈诺维奇与恐怖饥荒参见Robert Conquest，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第328页；Robert Gellately，Lenin，Stalin，and Hitler：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New York：Vintage Books，2007），第229页。关于对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的审问参见Brackman，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第349～350页；Roy A. Medvedev，Let History Judge：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1），第310页。另参见David Remnick，Lenin’s Tomb：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New York：Random House，1993），第34页。
[22] Montefiore，Stalin，第477～478页。
[23] Brackman，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第411页；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 W. Norton，2003），第211页，第214～215页；Montefiore，Stalin，第521页；Adam B. Ulam，Stalin：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Viking，1973），第436页；Allilueva，Only One Year，第385页；James Graham，Vessels of Rage，Engines of Power：The Secret History of Alcoholism（Lexington，Va.：Aculeus，Inc.，1993），第188页。
[24]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89页。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继续讲道：“人们或许会问我：‘你在说什么？斯大林是个酒鬼？’我可以这样回答，他既是又不是。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酒鬼。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必须得不断喝酒喝酒喝酒才能度日。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给他的客人灌酒那样给自己灌酒；他只会给自己倒一小杯酒，甚至还会兑些水。但其他人都不被允许这么做。很快他就会因为背叛传统和试图欺骗大众而被‘罚款’。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作为代价，你得喝下很多酒。”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91页。
[25] Mikoyan，Tak bylo，第353页。
[26] Montefiore，Stalin，第520页。关于赫鲁晓夫的粗野蛮横，可参见其他材料，比如Gellately，Lenin，Stalin，and Hitler，第388页。
[27]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89页。另参见Aleksei Adzhubei，Kruzhenie illiuzii（Moscow：Interbuk，1991），第166～168页；Montefiore，Stalin，第521页。
[28]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291页。另参见Nikishin，Vodka i Stalin，第167页。
[29] Montefiore，Stalin，第521页。
[30]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2卷，第42页。
[31]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2卷，第43页。
[32]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80页。另参见Kees Boterbloem，The 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Zhdanov，1896-1948（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4），第259页。
[33] Montefiore，Stalin，第326页。在1942年被降级和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后，传闻库利克开始批评斯大林，而这决定了他的命运。显然他在1947年被逮捕，经过3年的审问和折磨后，于1950年被处决。Kun，Stalin，第430页。
[34] Allilueva，Only One Year，第386页；Montefiore，Stalin，第521～522页；Gorlizki，“Stalin’s Cabinet”。波斯克列贝舍夫常常被迫举着点燃的“新年蜡烛”，这些“蜡烛”是用卷起来的纸做的，斯大林很喜欢看当燃烧的纸烧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手时他的痛苦表情。Graham，Vessels of Rage，第189页。波斯克列贝舍夫在1940年代的时候安排了很多作秀性质的审判。后来在1952年所谓的医生案件中，他在贝利亚的施压下被免职，但在那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妻子判处监禁于古拉格劳改营。Helen Rappaport，Joseph Stalin：A Biographical Companion（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1999），第210页。
[35] Maureen Perrie，The Cult of Ivan the Terrible in Stalin’s Russia（New York：Palgrave，2001），第172页。关于历代沙皇的家长式统治参见Georg Brandes，Impressions of Russia，由Samuel C. Eastman翻译（Boston：C. J. Peters & Son，1889），第38页。
[36] Khrushchev，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第1卷，第80页。
[37] Bialer，Stalin’s Successors，第34～35页；Gorlizki，“Stalin’s Cabinet”，第295～298页；Robert Service，Stalin：A B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575页；Vladislav B. Aksenov，Veselie Rusi，XX vek：gradus noveishei rossiiskoi istorii ot “p’yanogo byudzheta” do “sukhogo zakona”（Moscow：Probel-2000，2007），第24～25页。关于社会原子化参见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sim，pt. 3：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vest/HBJ，1968），第9～20页。关于酒精的部分参见Therese Reitan，“The Operation Failed，but the Patient Survived. Varying Assessments of the Soviet Union’s Last Anti-Alcohol Campaign”，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第34期第2卷（2001），第255～256页。
[38] 参见第十章。另参见Friedrich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1892），第127～129页；Mark D. Steinberg，Voices of Revolution，1917（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第24～25页；Vladimir I. Len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 43（Moscow：Political Literature Publishers，1967），第326页。更多概况参见Charles van Onselen，“Randlords and Rotgut 1886-1903：An Essay on the Role of Alcoh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Southern African Capital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lack Mineworkers in the Transvaal Republic”，History Workshop，第1卷第2期（1976）。
[39] A. Krasikov，“Commodity Number One（Part 2）” in The Samizdat Register，vol. 2，由Roy A. Medvedev编辑（New York：W. W. Norton，1981），第163页。
[40] Walter G. Moss，A History of Russia：To 1917（London：Anthem，2005），第259、302页。
[41] Mikhail Gorbachev，“O zadachakh partii po korennoi perestroike upravleniya ekonomikoi：doklad na Plenume TsK KPSS 25 iyunya 1987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vol. 5（Moscow：Izdatel’stvo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8），第158页。关于欧洲的部分参见Stephen Smith，“Economic Issues in Alcohol Tax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cise Taxation：Smoking，Drinking，Gambling，Polluting and Driving，由Sijbren Cnossen编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第57～60页。
[42] Krasikov，“Commodity Number One（Part 2）”，第169页。
[43] Viktor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opyt khudozhestvennoi eskhatologii（Moscow：Zebra E，2008），第19～20页；英文版重印为Victor Erofeyev，“The Russian God”，New Yorker，2002年12月16日。关于叶罗菲耶夫与弗拉基米尔·叶罗菲耶夫——斯大林的译员的关系，参见“Stalin’s Translator Dead at 90”，Moscow Times，2011年7月20日，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stalins-translator-dead-at-90/440793.html#axzz1SaU9kXl7（2011年7月20日访问）。
[44]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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