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俄罗斯的十字
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一直都是他们每周必看的节目。自1968年起，这个节目就以深入的新闻调查为招牌，成为电视节目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评分最高以及最成功的一个电视节目。
1996年初——正当叶利钦开始他那奇迹般的政治重生之旅的时候——《60分钟》一次非常引人注目的新闻调查将后苏联时代“过渡阶段”的真实损耗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展示给了原本对此毫不关心的美国社会大众。这次调查描绘了一幅令人惊恐的画面：虽然叶利钦努力抗争以避免共产党人重新掌权，但正如这次调查所揭示的，“俄罗斯正面对着一场规模庞大的人道主义悲剧”。
切换镜头，CBS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芬顿（Tom Fenton）正漫步在莫斯科一个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院子里。他正在与一个有着布鲁克林地区口音、面孔严肃的男人就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过渡的艰难过程这个话题闲聊。虽然许多俄罗斯观察员都过于关注逆现代化进程经济层面的发展——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或者生产规模收缩了多少——但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震惊的是俄罗斯人民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数据。该数据显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灾难正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崩溃而来。没有人比这个男人更适合就此发出警报：芬顿所采访的这个人正是穆雷·费什巴赫——他是美国的一位人口统计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发布着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数据。正如我们在第十六章所看到的，正是费什巴赫参与写作的关于1970年代婴儿死亡率的报告指出，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人口健康状况正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而且正如我在第十八章所指出的那样，记者、学者和政治决策者等向费什巴赫所咨询的内容正是他对导致俄罗斯人健康状况恶化原因的渊博知识——酗酒则是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他就人口健康状况发出了严峻的警示，那么接下来他在新报告中所写的关于俄罗斯人糟糕的健康状况、飙升的死亡率、暴跌的生育率和不断收缩的人口规模以及人民体弱多病的身体状态等则预示着彻底的末日。[1]
“在其他地方出现过任何类似的现象吗？”芬顿问道。
“不，在任何发达国家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与《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中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陪伴 着阿利基耶里·但丁（Dante Alighieri）游历九层地狱一样，费什巴赫引导着这位美国记者去了解后苏联时代社会：他们游历在破旧的医疗设施、缺乏资金的孤儿院、受污染的游泳水塘、大雾笼罩的城市、毒品窝点，以及伏特加酒小卖部和香烟商店，直到最后抵达俄罗斯人以空前速度抵达的地方：墓地。过了一会儿，费什巴赫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惊人的数据，并用他的黑色幽默（就他们讨论话题的压抑程度而言，无疑这种黑色幽默是一种必要的防御措施）解释着人口健康恶化这一明显不迷人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如果所有人都死了，这将会使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死了，但他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是很好。”费什巴赫解释道。[2]
怀疑论者质疑着如此悲惨的评价：事情是否真的这么糟糕？这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怎么能影响到未来俄罗斯的政治事务？伏特加酒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3]
2006年，学者安德雷·科罗塔耶夫（Andrei Korotayev）和达利亚·哈尔图瑞娜（Daria Khaltourina）解释称，这一人口危机是由“俄罗斯的十字”（Russian Cross）所导致的。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而是1990年代当俄罗斯的死亡率显著飙升时，出生率却出现暴跌，这两个数据在绘制图表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形状。自苏联解体开始，俄罗斯的死亡人数远多于出生的人数，俄罗斯人口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而且很可能会继续收缩下去。[4]
有些人认为，其他国家也出现过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情况，而且这些国家不只是那些处于后苏联时代逆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邻国。西欧的“老龄化”同样带来了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的情况，以及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但正如下页图所展示的，与饮用葡萄酒的意大利人或狂饮啤酒并经历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捷克人相比，俄罗斯人口数量变化的突然性和所损失的绝对人口数量使得“俄罗斯十字”绝对不像人们所见过的任何其他现象。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1992～2012年这20年间，俄罗斯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大概1250万人。[5]除了可怕的全面战争，唯一可以导致人口规模出现这种程度缩减的只有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暴发的艾滋病。[6]然而，因为这一巨大灾难貌似是俄罗斯人自食其果，所以俄罗斯人一直是以相对平静的状态忍受着他们所遭遇的苦难。
酩酊大醉
是什么让事情发展到了如此可怕的境地？事实证明，哈尔图瑞娜和科罗塔耶夫所给出的病根清单几乎和10年前穆雷·费什巴赫 向《60分钟》节目所做的解释一模一样，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医疗保健领域出现的灾难。在俄罗斯身处危机最深的1990年代中期，费什巴赫引导着美国观众走进一家典型的俄罗斯医院，这家医院正为了可以继续营业努力挣扎着，因为越来越多的政府资源都被转移走以支付在车臣的战争费用。费什巴赫的脚步继续行进在碎裂的地板上；随着镜头穿过了一条灯光昏暗的过道，观众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废弃的塑料水瓶被重新当作点滴容器使用，橡胶薄板被重新当作床垫使用，新生儿病房里只有一个呼吸口罩，生死攸关的药物供给是如此短缺以至于病人们被告知得自己购买。
“我们无法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这比战争还要糟糕。”医院病房里一个强忍着眼泪的年老女性这样说着。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她已经将她所有的养老金都花在买药上；在苏联原有的全民医疗体系里，她本可以报销这些费用的。“在共产党人统治时期，我们至少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但在目前这种民主制度下，我们已经是在垂死挣扎了。”她所暗示的是逆现代化进程对政治道德准则所造成的损害。
来源：Goskomstat Rossii，http：//www.gks.ru/dbscripts/Cbsd/DBInet.cgi？pl=2403012；Istat，http：//demo.istat.it/index_e.html；Czech Statistical Office，http：//www.czso.cz/eng/redakce.nsf/i/population/《60分钟》节目的解说员解释道，“超过75%的俄罗斯病人不得不使用贿赂的手段”。
芬顿带着讽刺语气向主持人说明道，“而他们称之为‘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
“好吧，如果你想这么称呼它，随便你，”费什巴赫回击道，“我可不想这么做。”[7]
仅仅医疗体系缺乏资源这一原因还无法解释数据上的暴跌现象。事实上，当与巴西、印度和中国（与俄罗斯同为金砖四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俄罗斯相似）相比的时候，俄罗斯不仅有着更高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支出，而且也有着更多的医疗专家。在世界各地，更多的医生和更多的经费都会带来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但俄罗斯除外；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数据比人们基于其医疗健康的服务供给和费用支出数据所给出的预计水平还要少十年。俄罗斯这一纠缠不休的病痛问题无法简单得到“解决”，至少从流行病理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8]
实际上，除去酗酒的苦难外，俄罗斯还饱受许多其他疾病的困扰。1990年代，艾滋病进入苏联阵营国家，其主要传播者是共用脏乱针头的吸毒人员。虽然过时的艾滋病初筛机制使政府得以低调处理这一疾病的流行程度，但国际组织仍警告，在这平静表面之下可能暗藏着一场艾滋病危机。除了艾滋病外，俄罗斯还面临各种疾病的暴发，而这些疾病在西方国家差不多都已经被消灭了，这些疾病包括小儿麻痹症、麻疹、风疹和每年新增的15万个肺结核病例——其中一半的病例都源于在俄罗斯过于拥挤的监狱中突变的结核菌株，而且这种突变的肺结核菌株可以顽固地抵御所有已知的治疗手段。[9]此外还有经由污染水源传播的细菌性痢疾、疟疾和白喉病。
他们继续漫步在下着小雪的莫斯科街道上。芬顿指出，“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恐惧情绪”。
“我很抱歉，”费什巴赫停下脚步，仿佛是为了强调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说的这一切不可能是对的。但可惜的是，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让事情发展到如此悲惨境地的唯一最大原因正是伏特加酒。苏联医疗专家过去常常称酒精是“疾病#3”（Disease #3），意思是导致死亡的第三个主要原因，仅次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到了1990年代，伏特加酒已经超越这两者，正式成为“俄罗斯人的主要杀手”。在俄罗斯，酒精相关的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10]
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呢？在节目展示的画面上，无家可归的酒徒在街上蹒跚前行，伏特加酒小卖部到处都是，喝醉了的叶利钦在柏林做出尴尬举动。芬顿叙述道：“为了浇灭他们的悲伤情绪，平均下来，俄罗斯男性现在每天可以惊人地狂饮下半瓶伏特加酒。而且记住，这只是平均值。”这算起来大概是每年喝下180瓶伏特加酒。[11]请暂停一分钟——牢记这一点。
随着非法的私酿酒和“夜班”生产的伏特加酒渗透进整个市场，计算出酒精饮用量变成一份复杂的工作。人们所能给出的最好估计是，1990年代俄罗斯人人均每年可以豪饮下15～16升纯酒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安全的8升饮酒量的两倍。在考虑到还有不饮酒的人（儿童和戒酒者），男性与女性之间饮酒的相对差别，以及他们各自的饮酒癖好，并对此做出相应调整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抽象数字意味着平均下来，饮酒的俄罗斯男性人均每周可以饮下13瓶啤酒和超过2瓶伏特加酒——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周又一周。[12]
毫不意外，要么俄罗斯已经占据全世界任何一份酗酒国家名单的榜首，要么正在接近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伴其左右的是乌克兰、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然而，虽然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后苏联的过渡阶段，但或许只有乌克兰才出现了和俄罗斯类似的民众健康指数暴跌现象（参见第二十章）。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答案是，酒的破坏性不仅取决于人们的饮用量，还取决于人们饮酒的种类和方式。例如，捷克人有饮用啤酒的文化，捷克人人均每周只喝下三分之二瓶烈酒，外加16瓶啤酒和1瓶葡萄酒。在有着饮用葡萄酒文化的匈牙利，匈牙利人人均每周喝下同样的三分之二瓶蒸馏酒，还有11瓶啤酒和2.5瓶葡萄酒。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有酗酒的现象，但俄罗斯人偏爱强劲的蒸馏酒而不是温和的啤酒或葡萄酒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伏特加政治遗产，才是我们区分一个普通的社会健康问题和一场全面人口危机的关键。[13]
想一下酒精中毒。400克乙醇就足以杀死一个人了。如果你习惯于饮用啤酒，想要让那么多纯酒精进入你的血管里，你得一次喝下差不多一整桶的量才行。在美国，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少数悲剧案例——通常都是大学学生，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死去，但如果是饮用啤酒的话，往往在接近致命的剂量前，喝酒的人就已经扶着抽水马桶昏倒了。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饮用葡萄酒的人，在一次性喝下致命的5.5瓶葡萄酒之前，他们很可能就已经睡着了。昏倒是身体自发的保护机制——在你彻底毒死自己之前身体先停止运转。因为伏特加酒有着很高的酒精浓度，所以只需要饮下2瓶半升装的伏特加酒就足以达到致命的剂量：相比啤酒和葡萄酒，人们可以在身体自动停止运转前更快达到致命的饮用量。[14]
“虽然人们的酒精饮用量很大，但问题不仅局限于此，”费什巴赫这样解释俄罗斯独特的饮酒文化，“问题还在于他们饮酒的方式。从早上办公室的茶歇期间开始直到夜里，俄罗斯人一直在咕嘟咕嘟地狂饮着伏特加酒。”[15]直到最近，俄罗斯的伏特加酒酒瓶开始配备可以扯掉的瓶盖，以替代旋转扭开的瓶盖，这样的瓶口一经开启就再也无法封上了。为什么你会想要重新盖上瓶盖呢？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喝完一整瓶酒而不是任其浪费掉。而且，不同于过去帝国时期的公共饮酒文化，俄罗斯现代的个体饮酒文化意味着今天的俄罗斯人常常是一个人饮酒（而且缺乏适当的下酒菜），而这只会加重他们的健康问题。[16]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看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在于 豪饮期这样一种独特的情况：在豪饮期间，人们会脱离社交生活——豪饮期有时可以长达数天——投入一场充斥着各种酒的狂欢宴。如此的狂饮导致心血管肌肉受到急性压迫，增加心脏衰竭发生的概率。[17]
更不用说还有伏特加酒的质量问题。随着私自酿造的酒和走私酒，以及不受监管的“夜班”生产的酒精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1990年代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几乎没有受到多少质量监控。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利欲熏心的烈酒生产商甚至用有毒的医用酒精和工业酒精来稀释伏特加酒以节省几个卢布。[18]然后就是酒精替代物的问题：从抗凝剂和制动液到古龙水和洗涤剂。近期的实地考察研究表明，12个俄罗斯人里面就有1个人——加起来大概是100万人，总人数超过了匈牙利的人口总数——定期饮用可能有毒的医用或工业酒精。[19]毫不意外，那些被迫转向这种替代品的人往往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穷大众。同样毫无意外的是，那些定期饮用抗凝剂和其他有毒替代品的人的死亡概率是临床诊断的酒精中毒者死亡概率的6倍，而且是那些完全不喝酒的人的死亡概率的整整30倍。[20]
总而言之，俄罗斯这种独自一人狂饮烈酒的文化——这些烈酒往往质量很差或者是有毒的——导致了俄罗斯酒精中毒的水平比美国的水平高出了200倍，这使得伏特加酒成为俄罗斯出现空前健康危机的首要原因。当费什巴赫博士略冷淡地向《60分钟》的观众们解释为什么每年有超过4.5万名俄罗斯人死于酒精中毒时，这就是他给出的答案。[21]
酒精也通过其他方式带走人们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肝硬化和慢性肝脏疾病所造成的死亡案例在苏联解体后也保持稳定增长，整个1990年代平均每10万人里死于与酒精相关疾病的人就多了16人。伏特加酒也带来了冠心病和中风，这样的伤害会长期、逐渐累积。[22]确实，超过一半的男性新增死亡案例可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而酒精和烟草在这些疾病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结果是，1995年在俄罗斯，每10万人中就有1310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相比之下，在西班牙，每10万人中只有268人死于同样的病症。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残酷地解释了这些数字：“在今天的俄罗斯，心血管疾病如此猖獗，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23]
但正如埃伯施塔特所解释的那样，心脏相关疾病的死亡率还因为其他致命事故而进一步恶化，“没有人像俄罗斯男性”这样如此深受这些事故的蹂躏。[24]对那些在盛年时期猝死的男性而言尤其如此。在一次对城市太平间的调查中，人们发现有55%的尸体血液里酒精含量水平明显较高。大多数谋杀案受害人和一半的自杀案死者在死去的时候都处于醉酒状态。从数据上来说，绝大多数 的盗窃活动，入室抢劫、入室盗窃、汽车盗窃和流氓行为，以及交通事故、溺水淹死、自杀行为、家庭暴力和强奸谋杀都有酒精的因素。[25]镜头回到莫斯科，医院的外科主任实事求是地告诉CBS记者汤姆·芬顿，这家医院所接治的受伤病例里有99%的案例都是由酒精造成的；可以理解的是，芬顿对此感到大吃一惊。
“99%的病例？！”芬顿大声问道——他吃惊地弯下了腰，就好像他刚刚被人痛打了一顿。
这个医生身旁围着各种用最原始止血带包扎着的病人；他冷淡地回答道：“是的，99%的病例。”
不言而喻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因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崩溃而进一步恶化。例如，想一下有16%适龄工作的俄罗斯男性都是有酗酒问题的，或者有5%健全的俄罗斯人被临床诊断为酒鬼。伏特加政治的绝大多数不知情受害者都没有接受过治疗。1990年代的逆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专科医院和门诊诊所，而正是这些医院、诊所在应对着俄罗斯社会蔓延的酗酒问题。[26]
总计起来——直接致死加上间接致死——伏特加酒每年带走了超过42.5万名俄罗斯人的生命；伏特加酒也是后苏联时代人民预期寿命数据惨淡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男性预期寿命。[27]
想想这点：在有着不饮酒文化的伊斯兰世界，女性平均寿命只比男性高出4～5岁。在主要饮用啤酒的国家——像欧洲西部国家——男性平均死亡年龄比女性早了大概6年。在饮用葡萄酒的地区，这一差距扩大到8年。但在欧洲东部狂饮烈酒的国家，通常男性的死亡时间要比女性早整整10年。在这一数据上，俄罗斯再次“独占鳌头”，俄罗斯男性的平均死亡时间要比俄罗斯女性早整整14年，这一数据打破了世界纪录。[28]预期寿命数据上的性别差异比其他任何数据都更能令人感受到伏特加政治遗产的存在。
生育率低下
人们在死亡率方面得出的令人不安的结果仅仅是“俄罗斯十字”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出现明显下降的出生率。在经济逆现代化发展的危机中，俄罗斯女性的生育水平也出现了暴跌。
像费什巴赫这样的人口统计学家在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会用到诸如一个国家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这样的数据，或者说一个普通女性在一生中会分娩多少次。为了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总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每个女性分娩2.15次这样一个合理的人口置换率：一个孩子替代掉母亲，一个孩子替代掉父亲，还有额外的0.15个孩子替换掉那些没有生育的人 （这些人或是自愿选择不生育，或是不孕不育，或是过早死亡）。在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总生育率维持在每个女性分娩2.00次的水平，而之后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经过自由化进程和反酗酒运动，总生育率出现过短暂的激增。1987年，俄罗斯的总生育率为每个母亲分娩2.23次。在之后的11年里这个数字已经惊人地掉落到了1.23次的水平——这个数字远低于达到合理的人口置换率所要求的水平。正如费什巴赫在《60分钟》节目中所解释的，这使得这个国家有着全世界最低的生育率；因此，在1990年代后期，俄罗斯每年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100万人以上。[29]
为了找出俄罗斯生育率低下的原因，芬顿和费什巴赫拜访了斯坦利·J.蒂林哈斯特（Stanley J. Tillinghast）。蒂林哈斯特是一位美国心脏病医生，同时是俄罗斯一个医疗改革项目的负责人。蒂林哈斯特解释道：“俄罗斯人对未来感到很悲观，这也是俄罗斯生育率如此之低的部分原因。”他转向镜头，向人们解释说，他的俄罗斯同事们的孩子年纪都很相近：这些孩子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早期这段时间出生的。“这些孩子都是带着希望出生的：他们是在改革早期出生的，那时候人们对未来还非常乐观。”
“在那之后，她就没生过孩子了？”芬顿的这句话更像是总结而不是提问。
“是的，在那之后她就没生过孩子了。”[30]
俄罗斯破旧的医疗健康体系也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5年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女性分娩死亡的风险是德国和瑞士女性的6倍多。
渐渐的，那些想要孩子的夫妇就再也无法生育了：15%～20%的俄罗斯家庭面临着不孕不育的问题，这往往是源自梅毒或者其他没有得到医治的性传染病。受困于疾病和酗酒习惯，俄罗斯男性出现性无能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31]
女性出现不孕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不当的堕胎手术或者堕胎次数过多。回到1980年代，由于缺乏可靠的避孕措施，出现了“堕胎文化”，这种“文化”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感到震惊。苏联时期的生育控制药物中激素含量高到常常令服用的人出现心脏骤停的病症。因此，苏联女性转向堕胎手术，将其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方式，即使是在苏联鼎盛时期，国内所进行的常规堕胎手术的次数也超过了生育手术的次数。阿奇尔·孔马苏里德兹博士（Dr. Archil Khomassuridze）是负责将苏联的生育和堕胎数据上报给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1980年代晚期，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脑主机一直拒绝他录入的报告，因为给主机编程的人不相信女人可以在一生里承受超过20次的堕胎手术。
在孔马苏里德兹的家乡格鲁吉亚，情况跟俄罗斯一样，堕胎次数增多这一趋势在后苏联时代愈加严重；所有怀孕的妇女里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最后是以堕胎结束妊娠的。然而正如他对普利策奖获得者劳里·加勒特所讲的那样，相比嘲讽这些女性，孔马苏里德兹只有对这些女性的悲惨处境的同情。她们在生活中不仅要面临经济危机的困境，还要面对“虐待成性、常常酗酒的男人。她们常常要被迫接受同房行为”。她们告诉孔马苏里德兹，“而且即便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同房行为对她们而言也算不上一件愉快的事情”。[32]
回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法西斯主义的那场史诗般抗争，超过2000万年轻的俄罗斯男性在泪水中告别了他们的挚爱，奔赴前线，却再也没回来。因此，正当从前线回归的美国士兵在1940年代促成了战后的“婴儿潮”时，战后的苏联却经历了一场“婴儿荒”：适龄生育的男性少之又少，而且在数量上远少于大量孤苦伶仃的寡妇。半个世纪后，这一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动态机制又恢复了，虽然相比从前，这次受波及的规模较小。酒精导致大量的死亡案例，这使得适龄工作、养儿育女的俄罗斯男人成了一个“濒危的物种”。俄罗斯女性甚至还抱怨说：“简直就没有几个男人！”[33]因此，举行婚礼的次数也减少了。俄罗斯人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缺乏一个恩爱的伴侣是最具说服力的因素，让人们做出了不生孩子的决定。[34]
俄罗斯女性缺乏一个合适的丈夫，更不用说很可能某种（常常与酗酒相关）悲剧会在他们可以生育前就让其中一人或双方都失去生命。除了这些理由，还有离婚这一因素阻拦着更多的女人去生孩子。在俄罗斯，每100桩婚姻里就有58桩是以离婚收场。而夫妻离异的最常见原因是由酗酒引发的家庭暴力。[35]
家庭暴力案例的数量也同样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水平：在叶利钦掌权的那些年里，每年有大概1.2万～1.6万名俄罗斯女性死于配偶之手，另外5万名女性承受着严重的身体伤害——这一数据比美国高出10倍。在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领土上，只有6个家庭暴力庇护所。“如果俄罗斯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受虐妇女庇护所网络，”朱迪丝·特威格教授写道，“那里将会挤满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常常受到酗酒的男朋友和丈夫的伤害。然而伏特加酒继续保持比牛奶还便宜的价格，而背后支持伏特加酒贸易的这个国家，严重依赖伏特加酒贸易带来的每年接近5亿美元的税收。”[36]
跟随这趟悲剧性的历史之旅，人们接着走进了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孤儿院，《60分钟》的美国观众们了解到俄罗斯家庭的悲剧并没有伴随着离婚而结束。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数目不断增长的孤儿，他们的父母要么成为前面提及的酒精相关死亡案例的受害者，要么就是认为养育孩子的负担太重所以抛弃了他们。自1996年起，每年有超过10万个孩子被遗弃。每38个孩子里就有1个孩子未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每70个孩子里就有1个孩子被送进俄罗斯的孤儿院，在那里，孩子们与当地社区隔绝开来，而且——作为另一项苏联时代的遗产——沾染上不良风气，成为又一代令人讨厌、微不足道的人。如果 国家认为一个成年人不适合为人父母并且将孩子送进孤儿院照顾，酗酒就会成为政府最常用的理由。[37]自1990年代以来，孤儿院人数的明显增长和学龄儿童人数的减少带来了一种可悲的潮流，俄罗斯将许多小学重新改造为孤儿院。我和妻子在莫斯科南边的波多利斯克的城市孤儿院工作（工作地距离伏特加酒历史学家威廉·波赫列布金被残忍杀害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我们在工作时了解到，这一翻新改造潮流包括在窗户上钉铁条，建起高高的水泥墙以将孤儿院里的世界与外界隔离开来，这种社会烙印是俄罗斯那些数量不断增长的孤儿们必须忍受的。根据政府的预测，30%长期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孤儿最终成了酒鬼，而40%的人最终被囚于监狱。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工作机会也很少，在从国家监护室中“毕业”后——通常是在16岁或17岁的年纪——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独立生活，并且最终露宿街头，成为俄罗斯400万名无家可归的孩子中的一员。[38]
在写作畅销报告《违背信任：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Betrayal of Trust：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的过程中，劳里·加勒特采访了苏联时期各处孤儿院和庇护所里的俄罗斯“迷失的一代”。他们的故事中凸显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家长酗酒导致孩子被虐待和遗弃。她描述了11岁的万尼亚的故事；她在莫斯科的一个流浪儿童庇护所里找到了这个冷漠的孩子。万尼亚9岁的时候，他父亲喝醉酒后经常抽打他和他的妈妈。万尼亚的母亲“通过饮用从当地的小卖部买来的私酿酒来借酒浇愁。这些有损健康的酒精使她发疯，进而加剧了家暴程度”。在经历了许多个晚上的血腥家庭暴力之后，万尼亚和他的母亲收拾了行囊，离开家，前往贝洛卢斯基火车站（the Belorussky Station）。正当火车慢慢驶离站台的时候，万尼亚的母亲松开了她儿子的手，跳上了火车，再也没有回头看过。
“我在火车站和她走丢了。”万尼亚忧郁地回忆着。接下来的一整年里——他生命中的第十年——他都在街头游荡，乞讨食物，睡在电话亭里，直到他最终进入一家依靠慈善捐献经营的小型儿童庇护所。萨帕·库里亚诺夫（Sapar Kulyanov）是这个庇护所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被遗弃和虐待的儿童就像“雪崩”一样大量拥进庇护所，其中高达90%的儿童来自因滥用酒精和毒品而破裂的家庭。[39]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孩子们命运的悲惨，那么想一下那些生来就有身体或精神残疾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前景是更加凄惨的。这些俄罗斯最脆弱的公民不仅被父母抛弃，还要忍受这个国家体系的排斥、忽视和虐待。一位为残障人士争取权利的俄罗斯维权主义者声称，在一场“未公开的战争”（undeclared war）中，那些精神或身体残障的人甚至不被允许享有最基础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服务。[40]在这里，由伏特加政治而引发的酗酒问题在社会中的蔓延，也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近期对摩尔曼斯克地区孤儿的健康状况进行的一场流行病学调查诊断出，58%的婴儿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都受到过与胎儿酒精综合征相关的损伤。[41]总而言之，俄罗斯新生婴儿里只有四分之一出生时是健康的。一位俄罗斯的儿科医生亚历山大·巴拉诺夫（Aleksandr Baranov）预计，或许只有5%～10%的俄罗斯儿童有一份无病的健康证明书。与此同时，1990年代70%的青少年——人们原本期望后苏联一代人可以将俄罗斯转变为一个充满生机和繁荣向上的经济体——则在忍受着慢性疾病的折磨。[42]
与此同时，在这场实况播出的孤儿院之行中，导游穆雷·费什巴赫继续向这些临时的参观者滔滔不绝地念出一个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例如，在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高达40%的婴儿生来就有智力上的缺陷。
“这太可怕了！”目瞪口呆的芬顿惊呼道，“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很糟糕，”费什巴赫承认道，“这比我知道的还要糟糕得多。而且我必须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许多可怕得多的事情了……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那样一个数据。”[43]
人们对出生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俄罗斯人寄托了巨大的期望：在新千年里，他们要担负将俄罗斯变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市场经济体，同时恢复其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荣耀的责任。然而这一代人不仅在数量上比前几代人少得多（仅有其一半），而且身体也病殃殃的。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是建立在一个18岁开始强制征兵的体系之上。所以，2002年的时候，为了了解未来的新兵，克里姆林宫下令对0～17岁的孩子开展详细的健康调查——每个人都是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权后才出生的。这场儿童健康普查的结果——结果原本只有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内阁成员才能看到，但（你猜对了）穆雷·费什巴赫却想办法拿到了——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这份报告向人们展示了俄罗斯青少年在逆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另一场距离这次调查仅10年的儿童健康调查，有智力缺陷的儿童的比例翻倍了；骨骼疾病和脑瘫的病例数量翻了3倍；而患有癌症和肺结核的儿童比例翻了4倍。当涉及伏特加酒的时候，俄罗斯儿童中酗酒儿童的比重——这里说的不是偶尔或定期饮酒的孩子，而是临床诊定的具有酗酒倾向的问题儿童——每年增加33%。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伏特加酒是俄罗斯逆现代化噩梦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更为近期的数据则揭示了俄罗斯男孩成为酒鬼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6岁跌落到13岁。而有规律饮酒的10～14岁“青少年”的数量现在已经超过1000万人了。[44]
在某个阶段，这样的数据已经变得让人无法理解了。一个超级大国真的堕落到如此地步了？况且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说实话，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来考虑这场死亡率飙升和生育率骤降所导致的危机：这场巨大的灾难包含了疾病、萧条和社会性的自毁行动，这使得本就被“过渡阶段”的艰苦境况撕扯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保障体系承担了更多的压力。从酒类小卖部 到医院再到孤儿院——芬顿和费什巴赫在《60分钟》节目中去过的每个地方——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些地方正处于酒精和伏特加政治的阴影之下。最后，当他们筋疲力尽地抵达了这趟旅程的终点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但丁和维吉尔在经受了地狱的九层考验后上升到炼狱；这位美国记者和他的同伴随即放慢了脚步，花一些时间来反省他们的所见所闻。
“这是一个正在死亡的国家吗？”芬顿问道。
“是的。”
“这看上去就好像在自杀一样。”
“好吧，我想这是理解这些数据的一种方式。”费什巴赫仅仅停顿了一小会儿，“我不想这么理解，但答案几乎是‘确实如此。’我在写书以及与我的俄罗斯同事共事期间，我都提醒着人们，问题已经发生了，你们最好做些什么。”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呢？”
“好吧，”费什巴赫眨了眨眼，“那么他们就会死去。越来越多的人会死去——而且他们会在越来越小的年纪就死去。就这样。”
[1] Michael Specter，“The Devastation”，New Yorker，2004年10月11日，第67～68页。另参见Cullen Murphy，“Watching the Russians”，Atlantic Monthly，1983年2月；Murray Feshbach，“The Soviet Union：Population Trends and Dilemmas”，Population Bulletin，第37卷第3期（1982）。另参见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
[2] “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Mark G. Field，“The Health and Demographic Crisis in Post-Soviet Russia：A Two-Phase Development” in Russia’s Torn Safety Nets：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during the Transition，由Mark G. Field和Judyth L. Twigg编辑（New York：St. Martin’s，2000），第11页。
[3] 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可博客作者阿纳托利·卡林的保留意见——并不是说1990年代俄罗斯的人口状况非常令人乐观，而是这种认为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现象是末日灾变般的说法已经持续到了现在，使得那段时期取得的显著改善蒙上了阴影。参见Anatoly Karlin，Da Russophile（博客），http：//darussophile.com/category/demography（2012年5月5日访问）。
[4] 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Russkii krest：Faktory，mekhanizmy i puti preo-doleniia demograficheskogo krizisa v Rossii（Moscow：KomKniga，2006），第5页。关于“俄罗斯的交叉路口”（Russkii krest）这一词的出处参见Anatolii G. Vishnevskii，“Russkii krest”，Novye izvestiya，1998年2月26日。一个更为积极的评估参见Anatoly Karlin，“Russia Demographic Update VOO”，Da Russophile（博客），2011年10月24日，http：//darussophile.com/2011/10/24/russia-demographic-update-7（2012年5月5日访问）。
[5] 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Vvedeniye：Alkogol’naya katastrofa：Kak ostanovit’ vymiranie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23页；Nicholas Eberstadt，“The Dying Bear”，Foreign Affairs，第90卷第6期（2011），第96页。关于人口损失比例的比较参见Daniel Treisman，The Return：Russia’s Journey from Gorbachev to Medvedev（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1），第368～369页。
[6]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25页；Eberstadt，“Dying Bear”，第96页。
[7] “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同样的，可参见Laurie Garrett，Betrayal of Trust：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New York：Hyperion，2000），第127页。
[8] Nicholas Eberstadt，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Dimensions，Causes，Implications（Seattle，Wash.：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0），第135～138页。
[9] Nicholas Eberstadt，“Drunken Nation：Russia’s Depopulation Bomb”，World Affairs，第171卷第4期（2009），第59页；David E. Powell，“The Problem of AIDS” in Russia’s Torn Safety Nets：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during the Transition，由Mark G. Field和Judyth L. Twigg编辑（New York：St. Martin’s，2000），第124～125页；Alexander Winning，“Fight against TB Plagued by Shortfalls”，Moscow Times，2012年6月9日，http：//www. 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fight-against-tb-plaguedby-shortfalls/460119.html（2012年6月9日访问）。
[10] 参见由Andrei Demin编辑，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Andrei Vroublevsky and Judith Harwin，“Russia” in Alcohol and Emerging Markets：Patterns，Problems and Responses，由Marcus Grant编辑（Ann Arbor，Mich.：Edwards Brothers，1998），第213页。关于“疾病#3”参见Vladimir Solovyov，“The Paradox of Russian Vodka”，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第21卷第3期（1982），第407页；David Powell，“Soviet Union：Social Trends and Social Problem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第38卷第9期（1982），第24页。关于俄罗斯的酒精相关死亡率全世界最高参见Andrew Stickley et al.，“Alcohol Poisoning in Russia and the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Part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1970-2002”，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第17卷第5期（2007），第447页。
[11] “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Daria A. Khaltourina and Andrey V. Korotayev，“Potential for Alcohol Policy to Decrease the Mortality Crisis in Russia”，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第31卷第3期（2008），第273页。
[12] Stickley et al.，“Alcohol Poisoning”，第446～447页；Mark Lawrence Schrad，“A Lesson in Drinking”，Moscow Times，2011年3月5日。
[13] 这就是为什么著名的由医生转为酒精政策改革者的瑞典人伊凡·布拉特（Ivan Bratt）声称绝对的酒精饮用数据“彻底一文不值”。Marquis W. Childs，Sweden：The Middle Wa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6），第112页。在这部分里，我所指的是标准的半瓶80标准酒精度的伏特加酒，传统的750毫升一瓶、12%酒精含量的葡萄酒，以及国际标准的0.35升一瓶、5%酒精含量的啤酒。Stickley et al.，“Alcohol Poisoning”，第446～447页；Schrad，“Lesson in Drinking”。
[14]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21页；Vladimir P. Nuzhnyi and Sergei A. Savchuk，“Nelegal’nyi alkogol‘ v Rossii：Sravnitel’naya toksichnost‘ i vliyanie na zdorov’e naseleniya”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227页。
[15] 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7页。
[16] Aleksei Mitrofanov，“Prazdnik teper’ vsegda s toboi”，Izvestiya，1999年2月17日，第8页；Murray Feshbach，“Russia’s Population Meltdown”，Wilson Quarterly，第25卷第1期（2001），第19页；Hedrick Smith，The Russians（New York：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1976），第121页。关于俄罗斯传统饮酒文化参见第七章以及Walter Connor，Deviance in Soviet Society：Crime，Delinquency and Alcoho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第39～42页。
[17] Richard Weitz，“Russia：Binge Drinking and Sudden Death”，Eurasianet.org，2010年12月15日，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2577（2010年12月17日访问）。俄罗斯男性群体中出现的更高死亡率的说法是基于马丁·麦基2010年的一次电子展示，他是European Center on Health and Societies in Transition的联合导演；音频参见 http：//csis.org/event/new-insights-catastrophic-level-mortalityrussian-men。
[18] 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241页；Francis C. Notzon et al.，“Causes of Declining Life Expectancy in Russi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第279卷第10期（1998），第798页。
[19] Martin McKee，“Zdorov’e rossiyan：Chto nuzhno predprinyat’，chtoby izmenit’ situatsiyu k luchschemu”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141页；Martin McKee et al.，“The Composition of Surrogate Alcohols Consumed in Russia”，Alcoholism：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第29卷第10期（2005），第1887～1888页；Vladimir M. Shkol’nikov，Evgenii M. Andreev，and Dmitrii A. Zhdanov，“Smertnost’ trudosposobnogo naseleniya，alkogol‘ i prodolzhitel’nost’ zhizni v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98页。
[20] David A. Leon et al.，“Nepit’evoi alkogol‘ v Rossii：Potreblenie i vozdeistvie na zdorov’e. Chto nam izvestno？”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156、159页。
[21] 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6页；Eberstadt，“Drunken Nation”，第61页。1990年代，每10万个俄罗斯人里就有31人直接死于饮用酒精，而每10万个男性里就有54个直接死于饮用酒精。Nuzhnyi and Savchuk，“Nelegal’nyi alkogol’ v Rossii”，第271页；Aleksandr Nemtsov，“Mnogo pit’，vse-taki vredno”，EKO，第281期（1997），第187页；Vroublevsky and Harwin，“Russia”，第213页。
[22] 由A. M. Harkin编辑，Alcohol in Europe—A Health Perspective（Copenhagen：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1995）；Vladimir S. Moiseev，Alkogol’naya bolezn’：Porazheniya vnutrennikh organov pri alkogolizme（Moscow：Izdatel’stvo Universiteta druzhby narodov，1990），第18～20页，第54～55页。
[23] Nicholas Eberstadt，“Russia：Too Sick to Matter？” Policy Review，第95期（1999），第9页；Larry Husten，“Global Epidemic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dicted”，The Lancet，1998年11月7日，第352页；Sonni Efron，“Grim Prognosis”，Los Angeles Times，1995年11月12日，第1页。
[24] Eberstadt，“Russia：Too Sick to Matter？”第9页。
[25]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7～19页；William Alex Pridemore，“Vodka and Violence：Alcohol Consumption and Homicide Rates in Russia”，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第92卷第12期（2002），第1921页；Eberstadt，“Drunken Nation”，第60～61页；“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
[26] Shkol’nikov，Andreev，and Zhdanov，“Smertnost’ trudosposobnogo naseleniya”，第98页；Goskomstat Rossii，Sotsial’noe polozhenie i uroven’ zhizni naseleniya Rossii：Statisticheskii sbornik（Moscow：Goskomstat Rossii，1998），第310页。
[27] 俄罗斯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994年降到最低点，人均57.6岁。Aleksandr Nemtsov，“Tendentsii potrebleniya alkogolya i obuslovlennye alkogolem poteri zdorov’ya i zhizni v Rossii v 1946-1996 gg.” in 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由Andrei K. Demin编辑（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第105页；Anders A。slund and Andrew Kuchins，The Russia Balance Sheet（New York：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第86页。
[28]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24～25页。每年多喝额外的1升酒精可以减少男性预期寿命10.5个月，但只减少女性预期寿命4个月。Andrei V. Podlazov，“Demograficheskaya demodernizatsiya i alkogolizatsiya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116页。苏联统治下的1980年到1983年间出现的最大性别差异是10.2岁。W. Ward Kingkade and Eduardo E. Arriaga，“Sex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Former USSR，由Walter Joyce编辑（New York：St. Martin’s，1992），第115页。
[29] Feshbach，“Russia’s Population Meltdown”，第16～17页；Eberstadt，“Drunken Nation”，第54页。总生育率和其他人口统计数据参见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网站：http：//www.gks.ru/dbscripts/Cbsd/DBInet.cgi？pl=2403012（2012年1月14日访问）。
[30] “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
[31] Feshbach，“Russia’s Population Meltdown”，第16～17页；Eberstadt，“Drunken Nation”，第54页。与此相关的，参见“90 Percent of Russian Men Suffer from Erectile Dysfunction”，Pravda，2012年1月11日，http：//english.pravda.ru/health/11-01-2012/120204-erectile_dysfunction-0（2012年1月12日访问）。
[32] 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5页。另参见Victoria I. Sakevich and Boris P. Denisov，“The Future of Abortions in Russia”，在欧洲人口会议（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上提交的文章，2008年7月9～12日，in Barcelona，Spain，http：//epc2008.princeton.edu/download. aspx？submissionId=80419（2012年2月2日访问）。
[33] Nikita Mironov，“Rossiya vymiraet，potomu chto v strane ne ostalos’ muzhchin”，Komsomol’skaya pravda，2009年6月24日，http：//www.kp.ru/daily/24316.3/508858（2010年11月5日访问）；Paul Goble，“High Mortality among Men Undercuts Moscow’s Pro-Birth Policies”，Moscow Times，2009年6月30日；“Endangered Species” in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294页。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参见http：//www.perepis-2010.ru/results_of_the_census（2012年2月1日访问）。穆雷·费什巴赫这句话转引自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0页。
[34]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9页。
[35]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8页；Eberstadt，“Drunken Nation”，第55页；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08页。
[36] Judyth Twigg，“What Has Happened to Russian Society？” in Russia after the Fall，由Andrew C. Kuchins编辑（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第152～153页。
[37] 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8页；Jake Rudnitsky，“Bleak House”，The eXile，2003年1月22日，http：//exile.ru/articles/detail.php？ARTICLE_ID =6802&IBLOCK_ID=35（2013年1月2日访问）；Eberstadt，“Dying Bear”，第100页；Eric Rosenthal et al.，“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Community Integ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Russia”，Health and Human Rights，第4卷第1期（1999），第83页；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8页。
[38] Twigg，“What Has Happened to Russian Society？”第151页。另参见Fred Weir，“Russia’s Shrinking Population Mars Putin’s Superpower Ambitions”，Global Post，2011年11月3日，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regions/europe/russia/111102/r ussia-population-superpower-health-soviet-union？page=0，2（2012年2月2日访问）。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支持像俄罗斯孤儿机遇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很重要，这些组织为孤儿们提供了接受教育和找到工作的机会，http，//www.roofnet.org/mission。
[39] 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9～140页。
[40] Richard Galpin，“Russia’s Disabled Suffer Neglect and Abuse”，BBC News，2009年10月12日，http：//news.bbc.co.uk/2/hi/8302633.stm（2011年6月26日访问）；Rimma Avshalumova，“Finding Work Is Difficult for Disabled”，Moscow Times，2012年2月14日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finding-work-isdifficult-for-disabled/453103. html（2012年2月14日访问）；Rosenthal et al.，“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Community Integ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Russia”。据报告，9个有残障儿童的家庭里就有1个家庭里有酒精参与的家庭冲突发生。Ethel Dunn，“The Disabled in Russia in the 1990s” in Russia’s Torn Safety Nets：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during the Transition，由Mark G. Field和Judyth L. Twigg编辑（New York：St. Martin’s，2000）。
[41] Laurie C. Miller et al.，“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ldren Residing in Russian Orphanages：A Phenotypic Survey”，Alcoholism：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第30卷第3期（2006），第531页。另可参见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9页；Tatiana Balachova et al.，“Women’s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Risk for Alcohol Exposed Pregnancies in Russia”，Addiction，第107卷第1期（2012），第109页。
[42] Feshbach，“Russia’s Population Meltdown”，第15页；Twigg，“What Has Happened to Russian Society？”第150页；Garrett，Betrayal of Trust，第130页。另参见“Teenagers’ Health Worsens—Rf Chief Pediatrician”，ITAR-TASS Daily，2012年5月12日。
[43] “Fact of Life in Russia”，60 Minutes，CBS News，1996年5月19日。
[44] Doklad o sostoyanii zdorov’ya detei v Rossiiskoi Federatsii（po itogam Vserossiiskoi dispanserizatsii 2002 goda）（Moscow：2003），第31～59页；转引自Murray Feshbach，“The Russian Military：Population and Health Constraints” in Russian Power Structures：Present and Future Roles in Russian Politics，由Jan Leijonhielm和Fredrik Westerlund编辑（Stockholm：FOI，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2007），第138～142页；与穆雷·费什巴赫的私人信件，2012年2月18日。另参见“Russia’s Alcohol Consumption More Than 100% above Critical Level”，RIA Novosti，2009年9月24日。http：//en.rian.ru/russia/20090924/156238102. html（2009年9月2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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