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从一开始，俄罗斯的改革者就身处一个未知的水域而且快速深陷其中，无法脱身。自卡尔·马克思起，人们就普遍认为，在历史潮流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不是相反。直到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想过苏联可能会倒退回资本主义阶段，更不用说会以什么方式倒退回去。共产主义大本营苏联和周边东欧国家的改革家认为他们知道倒退回资本主义时代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失业、社会混乱和经济萎缩。但对于这种痛苦将会达到多深的程度，将持续多久，他们能给出的也只有猜测。

为了拨乱反正，鲍里斯·叶利钦力图争取激进的改革。他声称：“是时候抛开犹豫态度，并采取果断坚定的行动了。”他领导下的高级专家们起草了一个“500天”计划用于推进土地和房产私有化，放开价格，废除对低效企业的补助，并执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改革。“谨慎慢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然而他也不确定这样做将带来多少苦难。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身处今天这样一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改革。我们走的第一步将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叶利钦如此表示。这个国家正在为叶利钦口中休克疗法式的快速自由化做好准备，“对于每个人来说，会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是不好过的。然后，物价就会下降，消费者市场就会重新充满商品。而到了1992年的秋天……经济将会稳定下来，生活水平将会得到逐步改善”。^[2]

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进入1993年，俄罗斯仍然深陷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而这耗光了大多数俄罗斯人一辈子的储蓄。随着生活消费品价格每年上涨超过200%，卢布变得一文不值；这不断侵蚀着工薪阶层的收入，而且使得数百万人陷入一贫如洗的状态中。1990年代俄罗斯教师的人均月收入 仅为34美元，这远低于同期泰国的平均水平，而且还常常低于政府所给的官方“最低生活水平”（贫困线）。即便在新千年将至，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时，一份研究的结论仍表明，在诺夫哥罗德地区，人们的最低月收入只能勉强养活五只猫。^[3]

经济指数也同样令人担忧：1990年俄罗斯生产了24万辆拖拉机。到了1994年，这个数据低于2.9万辆——产量减少了80%。1994年的食品生产量仅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半，而且还将继续减少。到了1990年代末，俄罗斯年均谷物收成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统治时期的数据。红十字会甚至调动了食物援助以避免一场潜在饥荒的发生。^[4]

经济危机带来了俄罗斯酗酒史上前所未见的饮酒浪潮。俄罗斯酒徒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死亡，各种与饮酒相关的死亡案例急剧增加，包括酒精中毒、肝脏和心血管疾病、酒后杀人和自杀等。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从64岁掉到了58岁——这甚至比斯大林执政时期更糟。^[5]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罗斯不仅是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且不知为何，还在时间的潮流中倒退着——而这使得苏联时期以大量人力牺牲所换取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付诸东流。从最边远地区到国家的首都，俄罗斯上下都经历着“文明状态的稳步倒退”：人民被迫使用现代化之前的生存策略，而他们只能看着苏联时代的工业、商业、医疗和执法体系逐渐腐化、衰退乃至崩塌。^[6]

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荒远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上的一个少年吐露，“当你还在借着烛光看书的时候，我们很难讨论21世纪的事情”。“21世纪对我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这里还处在19世纪的状态。”^[7]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

从“过渡阶段”到逆现代化进程

浏览关于1990年代俄罗斯“失去的十年”的经济研究文献，会让你迷失在一堆带“化”字眼的技术官僚术语中：停滞化、过渡化、衰退化、萧条化、萎缩化、自由化、通胀化、稳定化、宽松化、非国有化、私有化、商业化。借助这些带“化”字眼的高层次宏观经济词语，我们得以方便地——或许是仔细地­——衡量发展成果，但这也使我们无法看到人们在这场长达十年的骚乱中所付出的真正代价。有些人预计这使得俄罗斯经济产出减少了超过一半的份额——这种衰退远糟于美国大萧条时期。^[8]即便是经济学家对国民生产总值——甚至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缩减的估计值，也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在1998年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危机后，纽约大学教授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 Cohen）以事实为依据，对现实情况的可怕程度进行了描述：“生产领域、技术领域、科学领域、交通领域，供暖排污的基础设施都出现了崩溃的情况；上千万人领不到工资，75%的人生活水平低于或勉强高过最低标准，而他们当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实际上正在忍饥挨饿；男性的预期寿命暴跌至58岁，营养不良成为学生的普遍病症，曾被消灭的疾病再一次蔓延开来，而基础福利体系则正在慢慢消失；就连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们也不得不为了生存，自己种庄稼，而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经济交易都是以实物交易的方式进行——这所有的一切，以及更多的其他情况，都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这个国家正在悲剧性地‘过渡到’一个人类实现现代化之前的状态。”科恩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和因此产生的社会剧变是如此之巨，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讨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字面意义上来说，即一个20世纪国家所发生的逆现代化发展。”^[9]

虽然无论是科恩还是其他学者都从未对“逆现代化”这个概念进行详尽阐述，但毫无疑问，科恩所想要表达的隐含意思是非常真实的：如果在解读经济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对社会指标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俄罗斯那“失去的十年”不仅在严重程度上甚于日本的“失去的十年”和美国的大萧条，而且其本质也不同于日本和美国所经历的危机——俄罗斯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社会衰败和产业空洞化。^[10]

或许解释这种区别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解读社会指标与传统的经济指标比较结合起来。最近，有吞剑技能的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和他的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就研究出了这种方法。盖普曼德基金会开发利用那些人们难以理解的社会科学数据，并将其用于服务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它是一个便于使用的数据交流中心，里面汇聚着全球各地的国家级和跨国机构所汇编的公众健康、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官方数据，而这使得跨国和跨时间的数据对比变得更为容易和便利。例如，罗斯林将200个国家超过200年的数据绘制成一个图表，横坐标为繁荣指数（人均收入），纵坐标为社会幸福指数（平均预期寿命）。通过这个图表，罗斯林展示了这200个国家是如何借助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逐渐朝图表的右上角即他所谓的“健康富裕角”移动的。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努力往那里靠近。^[11]

沿着罗斯林的思路，下图展示了一组20年的数据：1980～2000年的俄罗斯和日本，以及1920～1940年的美国。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的“失去的十年”是一段延长的经济衰退时期：经济增长或许减慢了，但日本仍然朝着健康富裕角发展。相比之下，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则是 朝着左上角分区移动：虽然经济发生萎缩，但实际上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却得到了改善。

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情况不同于俄罗斯所忍受的一切——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严重程度上，还表现在性质上：俄罗斯在1990年代急剧地往健康富裕角的反方向发展。另一些如此戏剧性的逆向运动案例大多发生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全球性流感的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以及经历了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的波斯尼亚地区。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显著的经济社会倒退则是闻所未闻的。

来源：预期寿命数据来自人类死亡率数据库（Human Mortality Database），www.mortality.org。关于盖普曼德就人均GDP的数据收集和数据标准化标记，参见http：//www.gapminder.org/documentation/documentation/gapdoc001_v9.pdf。关于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参见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1-2006 AD” （2008），www.ggdc.net/maddison/。关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参见Robert J. Barro and José F. Ursúa，Macroeconomic Crises since 1870，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40 （Cambridge，Mass.：NBER，April 2008）。数据来自http：//rbarro.com/data-sets/发生了什么？

这里我的观点很直接、很简单：经济危机和伏特加政治的遗产导致俄罗斯发生逆现代化进程，而这使得俄罗斯很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任何经济增长和完成民主化变革。

伏特加政治的终结？

自第一任沙皇起，伏特加政治一直都是俄罗斯国家机构的中心支柱。然而，这个国家与过去的苏联之间的决裂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国家对伏特加酒的大规模垄断模式也开始接受自由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造。

1992年1月，苏联时期的伏特加酒垄断制度被废除了。一度固定的酒的价格改由市场供应和需求来决定，此外还要加上80%的消费税。通过垄断蒸馏过程所必需的原材料乙醇，国家仍旧保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人们如果想要合法购买乙醇，只能去162家国家经营的精馏工厂，而购买价格则还要加上国家征收的附加税。^[12]人们重组和私有化了旧苏联时代的酒类生产和进口业务，与此同时，私营蒸馏厂和非法售卖私酒业务也繁荣了起来。为了避开政府的征税和监管，大多数酒类生产商都避开账面上的交易而转向黑市交易。未缴税的进口商品从西方涌入俄罗斯，非法的货物经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列车入境。到处都是伏特加酒。花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半升一瓶的伏特加酒，虽然其产地和制作原料有待考证。来自伏特加酒的收入曾占到苏联国家预算的近三分之一，但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已经暴跌至3%——原本应该进入国库的钱最后都落到了黑市生产商和走私者的手上。^[13]

“喝酒醉倒在桌子底下的传统，”语带讥讽的反对派米哈伊尔·巴尔塔尔斯基（Mikhail Baitalsky）曾经这样评价道，“是民间传统中对国家而言最有利可图的一种。”^[14]然而，虽然国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中盈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立刻就可以从酗酒恶习中清醒过来。政府的政策变化可以很快，但文化的变化却像冰川融化那样缓慢。因此，虽然之前的政体和垄断机制突然消失了，但它们留下的是俄罗斯人对伏特加酒世世代代的依赖，他们将其当作“俄罗斯人的上帝”——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伏特加酒都是无所不能且无处不在的。^[15]

而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俄罗斯人的毕生储蓄都化为乌有了，他们的工作也都凭空消失了，他们还要面临经济灾难带来的不安感，以及一个不稳定的国家领导层。事实上，伏特加酒是唯一一种比苏联时期更加便宜和更容易获得的产品。因此，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转向饮用伏特加酒也就不足为奇了。^[16]到了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的时候，每年人均酒饮用量已经接近14升纯伏特加酒的程度——恢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天文数字般的水平，戈尔巴乔夫时代用心良苦发起的反酗酒计划仅存的成果也被抹去。^[17]

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清楚地提醒我们：对合法伏特加酒的严厉打击只会滋生日益繁荣的地下私酒酿造和走私业务；从事这些业务的人 通过贿赂和腐败绕开了政府的监管。危险的酿私酒的蔓延和腐败的迅速滋生大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运动的效力，就像其削弱之前每一项引人注目的反酗酒措施一样，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失败的禁酒令。那么，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一旦贸易限制解除，酒类市场迎来自由化，酒类黑市就会从黑暗的地下走出来，成为俄罗斯的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事实证明——由于伏特加酒在俄罗斯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复杂的角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经济规律所给出的预兆截然不同。

当时局艰辛之际，伏特加酒一直都在——它不仅是可以灌醉自己、逃避悲伤的商品，而且还是可以用于交易的通货。确实，经历逆现代化进程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经济，还有它的货币体系。随着卢布在通货膨胀中变得一文不值，越来越多的交易是通过伏特加酒这样的原始商品货币进行的，而不是借助现代的纸质货币。^[18]

回到沙皇统治时期，东正教神父将伏特加酒作为村民们为教区工作的酬报（第八章）。为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赢得诺贝尔奖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是一部以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在小说里，伏特加酒是“最受欢迎的黑市货币”。^[19]伏特加酒甚至使得现代行政指挥下的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地开展：大多数苏联企业都雇用了供需员，或者说tolkachi，即人脉广泛的黑市贩子——只要给这些人几箱伏特加酒，他们就可以为企业找到完成生产指标所必需的稀有资源。外贸部甚至通过红牌伏特加酒的易货交易从美国换来了百事可乐。^[20]

当人们难以取得现金或者无法信赖现金的时候，伏特加酒就在那里。“一瓶酒帮一个忙（Butylka za uslugu）”是人们做事的方式：不管是修复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还是加快官僚主义的文书工作，伏特加酒都能完成既定目标。^[21]但像农村地区领养老金的人，他们买不起伏特加酒，他们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转而在家里酿酒，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对伏特加酒的必然需求，而不是因为他们渴望饮酒。“我们必须收获土豆，收割草料和躺在柴草上，”1984年的一次苏联调查中一位老奶奶这样解释道，“而集体农场的工人每帮你一个忙，你就得给他们两到三瓶伏特加酒。但我们没钱这么做，因此我们只能自己酿酒。”在从乡村地区收集到这么多的抱怨之后，这位苏联记者只得悲叹，“这就好像使用钱币对人们来说太麻烦一样”。^[22]更糟的是，那些酿私酒的老人家还常常因为违反了私酒酿造法而被罚款40卢布——这一惩罚起源于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23]

理解伏特加酒作为易货交易的媒介和酿造私酒作为一种应对个人经济困难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后苏联时代的变革使卢布一文不值，数以百万计的人 深陷贫困状态当中的时候——在俄罗斯越来越多拿着固定工资的人会投身酿造私酒的业务：不仅仅是领养老金的人，还有教师、护士、工程师、科学家和士兵。^[24]因此，虽然旧时代国家的垄断体制已经消失了，但非法的伏特加酒贸易却没有消亡——反而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了。

然而，相比从国外涌入俄罗斯的非法伏特加酒，私人蒸馏坊所生产的伏特加酒不过是冰山一角。到了1994年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俄罗斯销售的伏特加酒中60%是进口产品。^[25]不像放在酒柜顶层的纯牌伏特加酒（Absolut）和芬兰伏特加酒（Finlandia）等欧洲酒，这些进口伏特加酒仿制品是从其他后苏联时代的共和国地区私运进来的，价格便宜但常常会引起中毒。很多情况下，只要机敏地贿赂缺钱的边境守卫或巡视员就足以偷偷让一整批货物通过俄罗斯那漏洞百出的边境，而这使得俄罗斯境内合法生产、需要接受监管缴税的烈酒价格下降50%。^[26]

在西方国家，那些为俄罗斯的边境安全感到担忧的人通常是害怕俄罗斯那些“看管不严的核弹”会悄无声息地落到国际恐怖分子的手上。在俄罗斯，更大的挑战则是防止那些不受法律监管的非法毒酒以货车甚至是列车为单位进入这个国家，特别是进入动荡的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所消费的伏特加酒中40%是产自——大多数是以非法的方式——北奥塞梯这个小地方，这里整整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服务于伏特加酒的生产工作。人们除了将农业部提供的大量配额的乙醇用于蒸馏外，还从乌克兰进口便宜的原生烈酒；他们在伪造的文书上将俄罗斯登记为中转国，借此避免缴纳俄罗斯的进口关税。^[27]

当政府补贴的乙醇供给因为市场改革而枯竭，而严格的海关规章终结了从乌克兰到俄罗斯的“伟大的伏特加酒之路”（Great Vodka Route），北奥塞梯生产商就转而偷运便宜的外国烈酒。这些酒在格鲁吉亚的波季港被装上卡车，翻过高山并通过罗基隧道（the Roki Tunnel）偷运进俄罗斯境内。1997年7月，在总统叶利钦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边防部队的安德烈·尼古拉耶夫将军（General Andrei Nikolayev）禁止没有缴纳进口关税的格鲁吉亚运酒卡车通过俄罗斯边境。

双方的紧张对峙迅速转变成一场小规模的“伏特加酒战争”。起因是一个运载超过3000吨纯乙醇的车队被禁止进入俄罗斯，这个车队的目的地是北奥塞梯地区。当边境守卫拒绝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贿赂金时，全副武装的酒类走私贩就开火了，并试图在援兵将他们赶回去前突破围堵进入俄罗斯。在交火中，一位格鲁吉亚卡车司机被杀。面对来自格鲁吉亚外交部和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压力，叶利钦终于让步了：尼古拉耶夫被撤职，而酒精的流通得以恢复。^[28]

武力对峙已表明，对于那些可以避开政府监管和满足人们对低价酒需求的人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和回报——有多高。腐败的公司设立空壳公司以进口一批货，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样就不用缴纳关税了。其他公司则负责伪造外国文件，以使俄罗斯的产品可以躲开政府对国内生产的监管。

令人震惊的是，1993年，总统叶利钦颁布了法令，规定了特定几个获得他支持的慈善组织可以免缴纳进口关税，包括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俄罗斯曲棍球联盟、国家体育基金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教区。因此，这些慈善组织突然发现自己深陷国际伏特加酒贸易的腐败泥潭当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对外关系部门成了伏特加酒和香烟的主要进口商。国家体育基金会——名义上负责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一次交易中就进口了装载在31辆火车上的97.5万瓶伏特加酒，却从未缴纳总额达435亿卢布的进口关税。曲棍球联盟和老兵联盟的负责人都在账目结算过程中被雇佣杀手血腥地杀害了。1990年代末这一进口漏洞终于被堵上后，政府估计这些慈善组织使得本就负债累累的叶利钦政府额外损失了37万亿卢布或大约90亿美元。^[29]

想要确认来自国外的黑市伏特加酒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能的。但是，俄罗斯执法部门估计，1990年代，俄罗斯黑市的市场份额中国内私酿酒仅占2%。另外的98%要么是非法进口商品，要么是普通蒸馏厂未记账的产品。^[30]理由很简单：政府对酒类消费征收80%的消费税；相比缴纳重税，更划算的做法是行贿。腐败问题就像酒问题一样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历史中（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腐败问题实际上是酒问题的衍生物），而且在苏联时期，人们很少缴税。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地下交易一直占据着伏特加酒市场如此多的份额。^[31]

来源：美国联合通讯社/沙赫·艾瓦佐夫（Associated Press/Shakh Aivazov）

来源：Goskomstat Rossii，Russia in Numbers：Concise Statistical Handbook （Moscow：Goskomstat，1999），197，272. Taxed production statistics are from T. Kosmarskaya，“Problemy gosudarstvennogo regulirovaniya rynka alkogol’noi produktsii，” Voprosi ekonomiki （1998）：141. See also “Shadow of a Doubt，” 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 no. 82 （1997）：34这就像是一部好莱坞禁酒电影里的情节，精明的俄罗斯走私贩借助创造性的记账方式指导着复杂的企业生产：一套账本记录着蒸馏厂的官方生产量，这也是走私贩要纳税的产品数量，这本账本的记载与这个工厂的实际产量截然不同。因为税率过高而价格低廉的酒类市场的竞争过于激烈，合法伏特加酒的利润率不过是微薄的4%～5%。^[32]将产量从账面上隐去所产生的利润要丰厚得多——工厂常常在下班后将它们的设备租借给第三方。这种“夜班”生产伏特加酒的做法是如此盛行，以至于据说1990年代的许多蒸馏厂——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只是以它们已知产能的5%在经营运转着。

税务警察总监维克多·科夫洛斯蒂扬（Viktor Khvorostyan）表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思维谨慎的企业家会想让他的企业只以4%～5%的实际产能运转”。“这意味着大部分的生产工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个时间段本不应该有人在工作。你能想象这带来的潜在非法伏特加酒产能有多大吗？”^[33]

伏特加酒黑市的庞大规模是无法掩饰的。俄罗斯的官方统计数据揭示了伏特加酒销售量和那些征税的生产量之间的巨大差额——而且这一差额还在不断增加。到了1996年，多达三分之二的已售出的伏特加酒是没有缴税的产品，这意味着国家财政单单在这五年里就损失了8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这还不包括叶利钦时期“慈善组织”被豁免的90亿美元的税收。

这种有潜在危险的黑市伏特加酒到处都是。到了1997年，俄罗斯贸易部的数据显示，所有在俄罗斯销售的伏特加酒里，46%的质量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34]当这一日益降低的质量结合了天文数字般的伏特加酒饮用量的时候，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美国——其人口是俄罗斯的两倍——每年大概有300人死于酒精中毒。1994年，在俄罗斯，这一数据达5.5万人，这使得俄罗斯最著名的酒类研究员 亚历山大·涅姆佐夫博士断言“历史赠予了我们自由这个礼物，但一定程度上我们在伏特加酒商店以购买死亡的方式为此付出了代价”。^[35]

在经济困难和酗酒普遍的背景下，人们很难忽略如此可怕的数据——正如人们很难抵制让国家来控制酒类贸易并使之再次成为俄罗斯国家机构的中心环节这样的传统诱惑一样。在1997年9月一次特殊广播讲话中，叶利钦宣称，“政府应该竭尽所能防止民众毒害自己”。“但如果人们想要花钱购买伏特加酒，那么他们的钱应该进入国家预算中，而不是掉到各种骗子的口袋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老人提供养老金，给技术工人、医生和教师支付工资，并让我们的经济实现复苏”。^[36]然而，从持续的经济畸形中获利的是那些在朝资本家转变的寡头“赢家”，而且他们还利用政治影响力来阻挠会威胁到他们财富的任何后续市场改革。^[37]

受到伏特加酒贸易利润诱惑的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俄罗斯境内为资源短缺所困的州长们也同样盯上了这棵摇钱树，因为他们必须与联邦政府和酒类原产地政府平分法律规定下的酒类消费税。^[38]考虑一下普斯科夫地区（the Pskov region）——这个地方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接壤。在那里，州长叶甫格尼·米哈伊洛夫（Evgeny Mikhailov）颁布了区域性的伏特加酒流通垄断机制以控制零售市场——他得以控制酒精价格和消费税，并且阻止非法的 外国产品进入当地。虽然这样的保护措施使合法的创业公司蓬勃发展起来，但这些措施本就不是长久之计。州长挥舞着自己的政治肌肉（俄罗斯人称为“行政资源”）占有了一个负债无望的食品加工厂并将其改造成为一个蒸馏厂。地方政府为其崭新的伏特加酒工厂提供原材料补助，这降低了它的生产成本，使它能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出售产品。因为无力与之竞争，其他所有的合法伏特加酒生产商都倒闭了，因此政府就得以名副其实地垄断生产环节，这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到了1990年代末，超过30个俄罗斯地方政府都通过这种方式在当地建立了自己对伏特加酒贸易的垄断机制。^[39]

离任后，州长米哈伊洛夫解释道：“在有着理性统治者的区域，当局都努力扞卫着当地的生产商，特别是当这些生产商是当地纳税大户的时候。”^[40]接替他出任州长的是普斯科夫地区的一个商人，他主张更大规模的市场自由化——但当他上任后，他不得不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米哈伊洛夫的伏特加酒体系是当地政府预算的最大来源，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这个体系。经济学家称这种结果为“收入陷阱”（revenue trap），但实际上，这只是俄罗斯传统的伏特加政治在地区层面的重建：政治家依赖着伏特加酒带来的收入，而伏特加酒生产商依赖着他们的政治守护者来维持对市场的控制。与过去一样（也正如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经济中其他盈利的行业一样），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来打破这一“陷阱”；这一“陷阱”在使政府和人脉广泛的生产商们不断获益的同时，也牺牲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虽然1990年代普斯科夫地区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但当地的酒类生产量却出现飙升，这给饮酒者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明显的危害。^[41]

在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疆域上反复上演的情节，也是“正在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个行政区上演的情节，可以被有效地描述为区域伏特加酒垄断机制”。经济学家和亲市场化政治家格里戈里·叶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这样评论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垄断机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地方政府，而保护这些既得利益的是非官方的执行机构，包括犯罪团伙。”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利钦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无力打破这样的垄断机制，而结果往往是：虽然临近地区提供着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伏特加酒，但高价格和低效率的垄断机制仍然在许多行政区持续存在着”。^[42]

各区州长和腐败的寡头执政者从联邦政府手中截获了税收收入，即来自伏特加酒贸易或其他地方的收入。这是导致俄罗斯经济日益羸弱的主要原因：巨额赤字使得政府在1998年宣告破产。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经济交易中从使用一文不值的卢布转向使用“流动性更高的”替代品伏特加酒（既可做账，也可饮用）的不仅是俄罗斯公民，俄罗斯的生产商们也是这样做的。^[43]

据经济学家所说，理论上，自由市场的竞争将会促使旧苏联体系里低效过时的“臃肿企业”破产倒闭，它们的员工会在街上闲逛。与此相反，如此抽象的经济学预测（再一次）在应用到俄罗斯身上的时候却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许多毫无竞争力而且不断亏损的企业继续生产着劣质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并不是用于现金买卖，而是用于在巨大的易货交易网络中交换其他货物，构成俄罗斯所谓的虚拟经济。

如果没有案例佐证的话，这样说可能是比较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位于莫斯科东北面、谢尔盖耶夫镇的NIIRP橡胶制品生产工厂可以作为一个案例。NIIRP的所在地靠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精神信仰中心，其一半的控制权归属国家，而且这个工厂还维持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作人员团队。它生产的橡胶传动皮带质量很好，但因为索价太高，所以没几家俄罗斯企业愿意花钱购买。但即便销量遇阻，NIIRP还得继续缴纳税款和支付员工工资，这使得它没有多少钱可以支付给供应商。身处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公司经营者下令采购部门购买原材料时不要使用现金，而是用他们所生产的传动皮带与那些供应商进行易货交易。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即使是对人脉最广的供需员来说也一样……但这种局面在这家企业找到新办法之后便改变了：“这个工厂新增设了一个伏特加酒部门，这个部门生产Roma （Gypsy）牌伏特加酒。为了从科米区（Komi province）得到生产橡胶所需要的工业煤烟子，这个工厂需要同时用伏特加酒和传动皮带来代替偿还货款。”^[44]需要公司用伏特加酒疏通的不仅是原材料供应商，还有政府官员。为了缓和与政府高层官员的关系，很多公司雇用了“政府公关”专家，这些专家成了人们熟知的“pechenochniki”——字面意思是“肝病患者”——因为他们得喝下大量的伏特加酒以确保能和政府官僚们维系良好的关系。^[45]

如果这些公关专家工作进展顺利，他们甚至可以说服政府官员接受他们用伏特加酒支付公司的税款。俄罗斯农业部甚至使用他们收到的实物税款伏特加酒作为支付给贝加尔湖东岸布里亚特共和国（Burytia）集体农庄的补贴。一开始，农民们很喜欢他们这么做——直到不受监管的有害混合酒开始出现，这个实验才被终结。^[46]1998年，山地地区阿尔泰共和国（Altai Republic）的教师收到了15瓶伏特加酒作为他们的薪水。因为他们已经半年时间没有收到工资了，所以“教师们认为能收到伏特加酒也不错——伏特加酒可以在当地市场出售——好过一无所有”。一份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告显示，“政府试图用卫生纸和葬礼装饰品作为支付给农民的工资，却引发了农民的愤怒”。^[47]

得益于人们对酒产品永无止境的需求，酒类生产商成了易货交易这个庞大网络的核心——他们也因此成为俄罗斯虚拟经济中的关键一环。如果一个服装制造商需要毛线，他们就会直接去找一个愿意用伏特加酒交换大衣的酿酒商或批发商，然后用 交换来的伏特加酒与毛线供应商做交易。^[48]传统上，国有农场的场长负责组织主持宴席、婚礼、守灵和其他人生经历的重大仪式——现在农场场长也要用谷物来交换庆祝用的伏特加酒，用以强化工人阶层和管理阶层之间的团结。^[49]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是叶利钦时期的一个亿万富翁，他原先是寡头政治的受益者，后来转变成政治异见人士；他在职业生涯初期从事着日益兴旺的电脑进口业务，其间他也使用酒来简化烦琐的易货交易程序。在1990年代那个完全自由的时代，霍多尔科夫斯基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规模，开始进口砂洗牛仔裤、仿冒的拿破仑牌白兰地酒和在波兰装瓶的冒牌瑞士牌伏特加酒。“好吧，”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个合伙人后来承认道，“我们筹措资金去经营法国白兰地酒业务。但至少没有人最后被这些酒毒死。”^[50]

在这一奇特的虚拟经济中，曾是沙皇帝国和苏联命脉的伏特加酒通过这些方式成了野蛮社会式的易货交易网络中的主要润滑剂。分布如此之广的易货交易进一步削弱了联邦政府的实力，并同时强化了地方公司和政府的势力。经济学家对这一体系中明显违背常理的特质感到困惑，他们常常关注在俄罗斯较有影响力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巨大易货交易网络链及其分支。^[51]然而，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了解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逆现代化进程，他们反而应该研究一下伏特加酒。

1996年，政府委任彼得·A.卡尔波夫（Pytor A. Karpov）去检查俄罗斯主要公司的账本以查出为什么它们不用现金缴纳税款。卡尔波夫发现所有企业在俄罗斯所赚取的收入里只有27%是现金。奇怪的是，唯独有着充裕现金的几家公司是酒类生产商，它们的交易里有63%的比例是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的。^[52]而这只能进一步证明，酒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逆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一方面，各地的伏特加酒垄断企业依靠当地行政长官的政治保护，扩大产出，为自己赢得了“杰出纳税者”的奖赏。^[53]另一方面，酒行业——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扶持着这个正处于改革中的经济体，让其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进，直到最终在1998年崩溃。但就连那次崩溃也不过是这个奇特体系在让克里姆林宫陷入税收困境后的结果之一；此外，叶利钦政府还不得不承担巨额债务以让腐败的商人和获得支持的“慈善组织”可以钻漏洞，继续他们那些获益颇丰的酒类进口业务。那些始终在润滑如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54]一般复杂的俄罗斯经济的伏特加酒彻底毁了俄罗斯人，也让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陷入完全的逆现代困境中。

世世代代以来，伏特加政治助长着这个社会的酗酒风气，以维持国库财政的充盈和人民内部的动荡。然而，虽然俄罗斯现在名义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只要人民继续使用伏特加酒作为一种交易媒介，酗酒的传统就会得以延续，并阻碍着经济的“改革”。确实，正是伏特加政治的这一遗产将一场艰苦难熬的经济衰退转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逆现代化进程。

从一个瑞典人到另一个

如果说在后苏联时代的改革中有一个杰出的权威专家的话，那么这个专家就是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Aslund）。1980年代末，阿斯伦德就点出了经济改革中的矛盾；1990年代，作为俄罗斯政府的顾问，他提倡快速的“休克疗法”。即使是在今天，他也是一个对苏联时期所取得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的评论员。他的作品有一个大致的主题：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没有像许多记载（可能包括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并不是说俄罗斯没有经历过困难艰苦的阶段，但更准确地说，那些记载了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偏离方向的数据存在很大的夸张成分，基于这些数据得出的“苏联崩溃”的结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55]

据阿斯伦德所说，社会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也同样被夸大了。当然，“贫困人口在过渡阶段初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猛增”，但所幸的是，“这种贫困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只是稍低于贫困线”。医疗体系或许变得更加糟糕了，但随着GDP不断缩水，医疗支出实际上却增加了。^[56]虽然阿斯伦德对此持乐观态度，但他仍然得面对男性预期寿命出现“令人震惊的”下降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为明显：“1989年到1994年，俄罗斯的男性人均预期寿命经历了最大的降幅——7岁，降到了可悲的最低点，57.6岁，这比俄罗斯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少14岁，而这一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令人不安的是，男性人均预期寿命这一数据一直以来都维持着非常低的数值，大约在59岁左右。”^[57]

阿斯伦德费力地浏览着后苏联时代的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的各项指标数据，从捷克共和国（the Czech Republic）到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他所感受到的挫败感是显而易见的。他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伴随着社会的逆现代化进程，而另外一些则没有：“在欧洲中部，男性预期寿命从1989年到2004年上升了3.6岁，而在欧洲东南部则上升了1岁。奇怪的是，饱受战火蹂躏的高加索地区国家并没有遭遇男性预期寿命下降的困境，一贫如洗的中亚地区国家也没有。”这个问题不可能只与贫穷状态相关：前苏联加盟国中最穷的国家——像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人民健康状况并没有出现倒退的情况。在俄罗斯最贫困的地区，像印古什共和国（Ingushetia）和达吉斯坦共和国（Dagestan），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毫无办法来解释这一现象的阿斯伦德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相关的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清晰的经济模式。”^[58]

因为没有清晰的经济模式，所以也就没有经济层面的理由可以解释健康状况的恶化，阿斯伦德将原本立足于经济困境的解释换成了立足于文化层面的含糊解释。“问题不在于饥荒或赤贫的生活，也不在于糟糕的医疗体系，”他这样解释道，“正相反的是，这一困境的产生源于东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男性是忠于集体胜于私人利益的公司人，他们难以适应过渡阶段。反而陷入了酗酒的诱惑陷阱中，这导致他们当中很多人过早死去。”^[59]

然而，如果是从伏特加政治的角度来观察，逆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就再清晰不过了。重新看阿斯伦德的瑞典同胞汉斯·罗斯林所构建的健康状况与富裕程度相关关系的二维图表，我们可以迅速认出1980～2000年的后苏联过渡阶段的明显模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代表了主要饮用啤酒和葡萄酒的东欧维舍格勒四国（Visegrad countries），这些国家在过渡阶段经历了短暂停顿后就继续往健康富裕角发展。从饱受战争蹂躏的高加索地区到经济隔绝和未经历改革的中亚国家都遭受了经济危机，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却很少出现相应的恶化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些国家缺少强势的伏特加酒饮用文化。仅有的几个朝左下角移动，表现出类似的“逆现代化”轨迹的国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

该如何解释这一逆现代化现象呢？第一，这些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伏特加酒饮用文化，整个社会在多年的压抑状态下培育了这种文化，不仅是苏联时期，还有在此之前的俄罗斯帝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鼓励人们饮用伏特加酒的做法被认为是治国的基石。^[60]第二，除去波罗的海国家外，这些“处于逆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经济改革都是杂乱无章和断断续续的。因此，当研究人员调查1990年代的易货交易和俄罗斯式“虚拟经济”时，他们发现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再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都有着同样的做法（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其他国家那么明显）。^[61]波罗的海国家为了进入欧盟，更加明确地与它们过去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决裂；而且，与它们那些位于南部和东部的有着同样酗酒习惯的邻国相比，波罗的海国家所经历的逆现代化进程持续时间明显短得多。

来源：预期寿命数据来自人类死亡率数据库（Human Mortality Database），mortality.org。关于盖普曼德就人均GDP的数据收集和数据标准化标记，参见http：//www.gapminder.org/documentation/documentation/gapdoc001_v9.pdf。关于波兰、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人均收入，参见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1-2006 AD” （2008），www.ggdc.net/maddison/。关于捷克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参见Maddison （2008）supplemented by UNSTAT II （2008 adjusted），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阿斯伦德就社会逆现代化进程的解释是基于无形的民族特质：“东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男性是忠于集体胜于私人利益的公司人，他们难以适应过渡阶段，反而陷入了酗酒的诱惑陷阱中，这导致他们当中很多人过早死去。”^[62]这一说法没有抓住要害——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民族特质或者基因特质，而是一个复杂且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伏特加政治的历史遗产，而这一历史遗产已经深深嵌入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模式之中。

苏联在1991年解体的时候，留下了2500万名俄罗斯族裔——他们当中很多人一生都住在像敖德萨（Odessa）、巴库（Baku）和阿拉木图（Almaty）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里——定居在所谓的“准外国”。这些城市都位于获得独立的后苏联时代共和国。有些人选择“回到”他们从未踏足过的俄罗斯家乡，常常对他们所发现的一切感到震惊。“他们喝着酒，好像这是一种生活常态，”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刚迁居到奥廖尔地区（Oryol region）的俄罗斯族裔的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奇，“用一瓶酒你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这些人并不认可其他任何价格……在这里，女性自力更生，当她们请求男性帮忙照料牛或者分配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们必须先找到一瓶酒，没有人愿意接受现金报偿……所以你就学会了如何酿造私酒。”^[63]

像这样不适应的体验——即使是在同一民族内部成员之间也一样——表明了民族特质并不是导致社会逆现代化进程的原因，伏特加酒才是罪魁祸首：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有多少喝酒的人，还涉及这种饮酒的做法是如何渗入人们广泛接受的日常应变策略和渗透进这个国家自身的经济生活当中的。

简言之，经济危机加上伏特加政治等于逆现代化进程。

逆现代化的道德准则

伏特加酒所激起的逆现代化进程也冲击着俄罗斯的政治前景。正如汉斯·罗斯林绘制了过去200年以来国家朝着健康富裕角发展的轨迹，政治社会学家也记录了有助于民族发展和有效治理国家的文化特质发展轨迹。对于这些社会学家来说，“现代化”代表着理性主义替代了守旧传统，世俗主义替代了宗教信仰，宽容接纳替代了仇外主义，性别平等替代了父权制度，以及人们对自由幸福、满足感、个体主义和自我表达的追求替代了他们原本仅局限于基本生存需要的追求。经证明，经济现代化进程与有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变革之间有着很坚固的联系，因为鼓舞着人民追求自由和有效治理模式的并不是精英阶层的振臂一呼，而是人民自发的努力和决心。“真正的民主机制并不只是一台启动后就会自己有效运转的机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这样总结道，“它的运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64]

然而，英格哈特唯一的研究成果却预示着1990年代的俄罗斯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该研究成果描绘了这样的道德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轨迹。根据详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该调查是由超过80个国家的社会学家组织定期开展的——英格哈特给每个国家打分，打分的标准是每个国家里简单的生存道德准则与现代的自我表达的道德准则的对比，以及传统道德准则与现代的世俗/理性道德准则的对比。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每一个接受调查的国家都至少在其中一个方面获得了提升，而大多数国家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只有两个国家例外。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往后退步了：这两个国家，不仅没有在道德准则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方面得到发展，反而变得愈加宗教化和守旧化。俄罗斯人越来越多疑，鼓励狭隘、互不信任和自怨自艾：受调查的俄罗斯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回答他们感到“不怎么幸福”或者“完全不幸福”，他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是世界上排名最低的。该调查表明，“过渡阶段”的经济和健康危机还伴随着文化上的逆现代化进程。^[65]

对于研究人类发展的社会学家而言，结论是很明显的。英格哈特认为“在俄罗斯，民主发展得到的支持相对来说很薄弱——确实，这一支持几乎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薄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历了混乱的1990年代后，很多人开始将民主制度与酗酒、骚乱和经济风险联系起来。^[66]对于想要通过重大政治改革追求更有效的治理模式的改革家而言，有利于民主发展的道德准则在社会层面的弱化不过是另一种阻碍而已。

因此，逆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复杂现象——看起来，伏特加酒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后苏联时代的过渡时期在与伏特加政治的遗产混合之后，这一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见、全面彻底的逆现代化进程。相应的，这一逆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使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遭遇着更多的困难。

毫无疑问，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经济衰退。

[1] Anders a。slund，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第64页；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第270～273页。

[2] a。slund，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第69页。

[3] Harley Balzer，“Human Capital and Rus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in Russia after the Fall，由Andrew C. Kuchins编辑（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第175页；Judyth Twigg，“What Has Happened to Russian Society？” in Russia after the Fall，由Andrew C. Kuchins编辑（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第149页。

[4] Reddaway and Glinski，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第249～251页。

[5] Steven Rosefielde，“Premature Deaths：Russia’s Radical Economic Transition in Soviet Perspective”，Europe-Asia Studies，第53卷第8期（2001），第1162页；Vladimir M. Shkolnikov，Martin McKee，and David A. Leon，“Changes in Life Expectancy in Russia in the Mid-1990s”，The Lancet，第357卷（2001）；Anatoly Karlin，“Demography II—Out of the Death Spiral”，Da Russophile（博客），2008年4月14日，http：//darussophile.com/2008/04/14/out-of-the-death-spiral（2012年5月5日访问）。

[6] Richard C. Paddock，“Patient Deaths Point to Depth of Russian Crisis”，Los Angeles Times，1999年3月13日，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9/mar/13/news/mn-16823（2011年11月14日访问）。

[7] Colin McMahon，“Shortages Leave Russia’s East out in the Cold”，Chicago Tribune，1998年11月19日。另参见Stephen F. Cohen，Failed Crusade：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最新版（New York：W. W. Norton，2001），第47页；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New York：Henry Holt & Co.，2007），第301页。

[8] Cohen，Failed Crusade，第169页；Peter Kenez，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第2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288页。

[9] Cohen，Failed Crusade，第169页。

[10] Michael Specter，“The Devastation”，New Yorker，2004年10月11日，第59页。这并不是说“逆现代化”这个词从未被使用过。关于酒徒化参见Andrei V. Podlazov，“Demograficheskaya demodernizatsiya i alkogolizatsiya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133页。关于社会基层方面的含义参见Oleg Yanitsky，Russian Greens in a Risk Society：A Structural Analysis（Helsinki：Kikimora，2000），第3、267页。关于农村资源方面的含义参见Stephen K. Wegren，Land Reform in Russia：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第162页。公民组织能力参见Valerii Aleksandrovich Tishkov，Chechnya：Life in a War-Torn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第14页。然而，这些书并不像我在这里提出的这样，提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逆向发展的含义。

[11] 可参见Hans Rosling’s “200 Countries，200 Years，4 Minutes”，presentation on gapminder.org，http：//www.gapminder.org/videos/200-years-that-changed-the-world-bbc（2011年11月25日访问）。

[12] Irina Rozenberg，“Proizvoditeli podpol’noi vodki mogut pereiti na legal’noe polozhenie”，Segodnya，1996年11月6日，第6页。

[13] Alexander Elder，Rubles to Dollars：Making Money on Russia’s Exploding Financial Frontier（New York：New York Institute of Finance，1999），第40页；Stephen White，Russia Goes Dry：Alcohol，State and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168页。科斯马斯卡亚（Kosmarskaya）计算出1997年所有的消费税加起来仅占到国家收入的8.3%。T. Kosmarskaya，“Problemy gosudarstvennogo regulirovaniya rynka alkogol’noi produktsii”，Voprosi ekonomiki（1998），第140页；Irina R. Takala，Veselie Rusi：Istoriia alkogol’noi problemy v Rossii（St. Petersburg：Zhurnal Neva，2002），第272～274页。

[14] A. Krasikov，“Commodity Number One（Part 2）” in The Samizdat Register，由Roy A. Medvedev编辑（New York：W. W. Norton，1981），第164页。

[15] Victor Erofeyev，“The Russian God”，New Yorker，2002年12月16日。

[16] Daniel Treisman，“Death and Pric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s Alcohol Crisis”，Economics of Transition，第18卷第2期（2010），第281～282页。1990年，苏联时期的人均月收入可以换来16升伏特加酒。到了1993年，人均月收入可以购买33 升伏特加酒。相对于食品的价格，伏特加酒的价格从1990年到1994年下降了超过70%。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99页。

[17] N. V. Molina，“Vino tochit’—chto zolotuyu monetu chekanit’”，EKO，第298期（1999），第178页；Sonni Efron，“Grim Prognosis”，Los Angeles Times，1995年11月12日，第1页；Jay Bhattacharya，Christina Gathmann，and Grant Miller，The Gorbachev Anti-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 Mortality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 No. 18589（Cambridge，Mas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

[18] 关于货币的角色参见William Stanley Jevons，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New York：D. Appleton & Co.，1901），第14～38页。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充当了大部分这些角色（它并不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价值尺度），使得它最多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交易媒介”。这个说法由保罗·艾因齐格（Paul Einzig）提出，Primitive Money：In Its Ethnological，Histor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49），第328页。

[19] Boris Pasternak，Doctor Zhivago（New York：Pantheon，1958），第175页。另参见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第58页。

[20] Stephen Handelman，Comrade Criminal：Russia’s New Mafiy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第77页；Konstantin Simis，USSR：The Corrupt Society；The Secret World of Soviet Capitalis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2），第130、256页。关于与百事可乐的易货交易参见Charles Levinson，Vodka Cola（London：Gordon & Cremonesi，1978）。另参见Caroline Humphrey and Stephen Hugh-Jones，Barter，Exchange and Valu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5页。

[21] “Of Aeroflot，Volgas and the Flu：Some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Soviet Way”，Time，1980年6月23日，第88页。另参见Nicholas Daniloff，“Kremlin’s New Battle against Drunks and Slackers”，U.S. News & World Report，1983年1月31日，第32页。更多参见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第217页。

[22] I. Gerasyuk，“Butylka za uslugu”，Sovetskaya Belarussiya，1984年10月12日，第4页；“（A Bottle for a Favor—Or Why Does Grandma Marya Make Home Brew？）”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第37卷第3期，1985年2月13日，第11页；这篇摘要也可参见USSR：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Affairs，JPRS-UPS-84-098，1984年11月13日，第27页。

[23] 即使是在反酗酒运动期间，“且不说感激之情，一瓶酒都有着比钱币更大的影响力”，Ivan Yaskov，“Alcohol Is the Enemy of Society：Don’t Step into the Abyss”，Selskaya zhizn’，1985年5月14日，第4页；英文译本参见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第37卷第20期（1985），第7页。

[24] Michael Specter，“Russia Takes Aim at Vodka Bacchanalia：Bootlegger’s Dream/A People Drowning in Drink”，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7年1月22日，A3版；David Hoffman，“Yeltsin Cracks Down on Alcohol Industry”，Washington Post，1996年12月26日，第27页；Caroline Humphrey，“How Is Barter Done？The Social Relations of Barter in Provincial Russia”，第277页，以及Jayasri Dutta，“Some Lasting Thing：Barter and the Value of Money”，第17页，均可参见The Vanishing Rouble：Barter Networks and Non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由Paul Seabright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Grigory G. Zaigraev，“The Russian Model of Noncommercial Alcohol Consumption” in Moonshine Markets：Issues in Unrecorded Alcohol Beverag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由Alan Haworth和Ronald Simpson编辑（New York：Brunner-Routledge，2004），第38页。

[25] White，Russia Goes Dry，第168页；由Andrei Demin编辑，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第298页。另参见Rosalko chief Vladimir Yarmosh，“Russian Vodka Outpriced at Home”，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3卷（1996），第7页。

[26] Michael A. Hiltzik，“Russia Thirsts for Vodka Plants’ Profits”，Los Angeles Times，1998年11月30日，第1页；Sergei Gornov，“A Sobering Thought for Russia’s Distillers”，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9卷（1996），第88～89页，以及“Quotas：To Be or Not to Be？” 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9卷（1996），第94页。

[27]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04～106页。另参见Goskomstat Rossii，Prodovol’stvennyi rynok Rossii：Statisticheskii sbornik（Moscow：Goskomstat，2000），第116～152页。

[28] Alla Alova，“Rossiiskie pogranichniki prishchemili khvost ‘zelenomu zmiyu’”，Obshchaya gazeta，1997年7月31日～8月6日；Viktor Zubanyuk，“Ukraine’s Rivers of Alcohol Hit the Shallows”，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74卷（1997），第72～73页。另参见Nikolai Styazhkin，“Attempt to Smuggle Alcohol from Georgia to Russia Thwarted”，ITAR-TASS News Agency，2000年1月15日；Valerii Shanaev，“Russian Border Guards Continue to Thwart Alcohol Smugglers”，ITAR-TASS News Agency，1998年1月3日；Anatolii Yurkin，“Azeri Train Carrying Alcohol Detained on Russian Border”，ITAR-TASS News Agency，1998年1月5日，以及“Border Chief Coordinates with Georgia on Alcohol Smuggling”，ITAR-TASS News Agency，1998年1月5日；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15～118页。

[29]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02页。关于NFS（国际体育基金会）参见El’mar Guseinov，“Poslednyaya afera NFS？”，Izvestiya，1996年6月22日，第2页；Andrei Grekov，“Drinking and Sport Don’t Mix”，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9卷（1996），第91～92页。另参见“Chernomyrdin Signs Resolution on Licensing Imported Alcohol”，ITAR-TASS News Agency，1997年1月31日；Augusto López-Claros and Sergei V. Alexashenko，Fiscal Policy Issu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Russia（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第16～20页。关于东正教会参见Robert C. Blitt，“How to Entrench a De Facto State Church in Russia：A Guide to Progress”，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第3期（2008），第722页；Maxim Shevchenko，“Smoking Is Not Harming the Soul”，Nezavisimaya gazeta，1997年2月18日，http：//www2.stetson.edu/～psteeves/relnews/tobacco1802eng.html（2012年1月13日访问）。

[30] Rozenberg，“Proizvoditeli podpol’noi vodki mogut pereiti na legal’noe polozhenie”，第6页。

[31] 关于税收和财政政策中的“交易”参见Jorge Martinez Vazquez，Mark Rider，and Sally Wallace，Tax Reform in Russia（Northampton，Mass.：Edward Elgar，2008），第144～145页；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Without a Map：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1），第113～130页。

[32] Rozenberg，“Proizvoditeli podpol’noi vodki mogut pereiti na legal’noe polozhenie”，第6页。

[33] Hiltzik，“Russia Thirsts for Vodka Plants’ Profits”，第1页。

[34] Goskomstat Rossii，Russia in Numbers：Concise Statistical Handbook（Moscow：Goskomstat，1999），第275页。

[35]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08页；英语译本参见Aleksandr Nemtsov，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lcohol in Russia，由Howard M. Goldfinger和 Andrew Stickley翻译（Stockholm：Södertörns högskola，2011），第138页。

[36] Boris Yeltsin，“Perekryt’ kran spirtovoi kontrabande：Radioobrashchenie prezidenta Rossiiskoi Federatsii B. N. El’tsina”，Rossiiskaya gazeta，1997年9月13日，第1～2页。另参见“Return of the State Monopoly on Alcohol”，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4卷（1996），第94页。

[37] 参见Joel S. Hellman，“Winners Take All：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World Politics，第50卷第2期（1998）。另参见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01～103页。

[38] Shleifer and Treisman，Without a Map，第117页。

[39]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131页。另参见Sergei Gornov，“Alcohol Producers Set Their Sights on the Regions”，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7卷（1996），第66页；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Vvedeniye：Alkogol’naya katastrofa：Kak ostanovit’ vymiranie Rossii”，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29页；Tomila V. Lankina，Governing the Locals：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Russi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4），第154页。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的情况参见Beth Mitchneck，“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Local Budget in Russian Cities：The Case of Yaroslavl” in Local Power and Post-Soviet Politics，由Theodore H. Friedgut和Jeffrey W. Hahn编辑（Armonk，N.Y.：M. E. Sharpe，Inc.，1994），第82～84页。

[40] Scott Gehlbach，Representation through Taxation：Revenue，Politics，and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第9页。

[41] Scott Gehlbach，Representation through Taxation：Revenue，Politics，and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第3页，第7～16页，第131页。

[42] Seguey Braguinsky and Grigory Yavlinsky，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s：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Rus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第234页。

[43] Anders a。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The Transformat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Russia，and Central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第136页。

[44] Humphrey，“How Is Barter Done？”，第270页；Alena Ledeneva，How Russia Really Works：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77～181页。

[45] 参见Khristina Narizhnaya，“As Business Becomes More Civil，So Do Its State Relations”，Moscow Times，2012年1月12日，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as-business-becomesmore-civil-so-do-its-state-relations/450927.html（2012年1月12日访问）。

[46] Humphrey，“How Is Barter Done？”第273页。

[47] Padma Desai and Todd Idson，Work without Wages：Russia’s Nonpayment Crisis（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0），第185页。另可参见Andrei Sinyavsky，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第40～41页。

[48] Humphrey，“How Is Barter Done？”第279页。

[49] David G. Anderson，“Surrogate Currencies and the ‘Wild Market’ in Central Siberia” in The Vanishing Rouble：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由Paul Seabright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第339页。

[50] Leonid Nevzlin，转引自David Hoffman，The Oligarchs：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最新修订版（New York：PublicAffairs，2011），第118页。

[51] Clifford G. Gaddy and Barry W. Ickes，“Russia’s Virtual Economy”，Foreign Affairs，第77卷第5期（1998）；Thane Gustafson，Capitalism Russia Sty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203页；Ledeneva，How Russia Really Works；Sergei Guriev and Barry W. Ickes，“Barter in Russia” in The Vanishing Rouble：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由Paul Seabright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地方政府和公司得到强化参见David Woodruff，Money Unmade：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第5页。

[52] Clifford G. Gaddy and Barry W. Ickes，Russia’s Virtual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2），第248页。

[53] 莫斯科的克里斯塔尔蒸馏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参见第二十二章。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来自酒精行业的逾期拖欠税款只占到整个逾期拖欠款项的1.2%，这进一步表明伏特加酒生产商是相当可靠的纳税者。Goskomstat Rossii，Rossiiskii statisticheskii ezhegodnik：Statisticheskii sbornik（Moscow：Goskomstat，1998），第654页。

[54] 一种被设计得过度复杂的机械组合，它们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非常简单的工作。——编者注[55] 可参见Anders Åslund，“Ten Myths about the Russian Economy” in Russia after the Fall，由Andrew C. Kuchins编辑（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以及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56] Å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第186～187页，第190～191页。

[57] Å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第188页。关于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内位于西部的国家所出现的人口统计下降趋势，参见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7页。

[58] Å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第188页。另参见A。slund，“Ten Myths about the Russian Economy”，第119页。关于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情况参见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8页。关于更多详尽的人口统计对比参见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Russkii krest：Faktory，mekhanizmy i puti preodoleniia demograficheskogo krizisa v Rossii（Moscow：KomKniga，2006）。这也建立了经济因素（私有化进程）和死亡率增加之间的联系；参见John S. Earle and Scott Gehlbach，“Did Post-Communist Privatization Increase Mortalit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第53卷（2011）。

[59] A。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第188页；在第205页又重复出现。

[60] 在这里我承认自己忽略了波罗的海地区共和国在两次战争期间的独立状态。关于酒精饮用模式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的国家报告，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Geneva：WHO，2011），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global_alcohol_report/en（2011年3月11日访问网站）。同样的，可参见“死亡率分带”Elizabeth Brainerd and David M. Cutler，“Autopsy on an Empire：Understanding Mortality in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19卷第1期（2005），第107页。

[61] Wendy Carlin et al.，“Barter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vidence from a Cross-Country Survey” in The Vanishing Rouble：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 Soviet Societies，由Paul Seabright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第240～241页。关于乌克兰相似之处的标注参见Viktor Zubanyuk，“Ukraine Takes the Strain”，Business in Russia/Deolvye lyudi，第69卷（1996），第98～99页。

[62] A。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第205页。哈尔图瑞娜和科罗塔耶夫并不认为简单的消极情绪是逆现代化危机的主要促成因素，参见Khalturina and Korotaev，“Alkogol’naya katastrofa”，第13页。

[63] Hilary Pilkington，Migration，Displacement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Russia（New York：Routledge，1998），第170页。

[64]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第300页；另参见第16～47页。

[65] Vladimir Shlapentokh，“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Russia：The Lowest in the World”，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第39卷第2期（2006），第154～155页；Nicholas Eberstadt，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Dimensions，Causes，Implications（Seattle，Wash.：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0），第270页；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5卷第1期（2000），第40～41页，第46～48页。关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参见http：//www.wvsevsdb.com/wvs/WVSAnalizeStudy.jsp（2011年11月27日访问）；Daniel Treisman，The Return：Russia’s Journey from Gorbachev to Medvedev（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1），第374、386页。

[66] Inglehart and 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第263页。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信息参见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Life in Transition：After the Crisis（London：EBRD Publications，2011），第98页。另参见Richard Rose，William Mishler，and Neil Munro，Russia Transformed：Developing Popular Support for a New Regim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