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酒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问：苏联历史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他是一个可以准确预测过去的人。[1]
即使是在苏联异见分子圈子中，以上这个问答或许不算是最有趣的政治笑话。然而，这也并不妨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讲这个笑话——其他人也喜欢这个笑话。他的这个笑话在国内观众中取得了很好的政治影响。之前曾做过演员的里根总统深谙风趣的力量，他让自己的助手收集在苏联流传的、能够充分体现俄罗斯人那种讽刺的幽默的俏皮话。在演讲的中途，如果可以突然抛出一个讲得很好的关于苏联的双关俏皮话，不仅可以赢得一群人的青睐，还能告诉人们除了“邪恶的帝国”这一夸张说法外，在铁幕的另一端还有有血有肉的人：正常的、愤世嫉俗的人深知自己国家体制缺陷的本质。此外，里根很喜欢向听众讲一些他们从未听过的笑话。
暂且不论里根那喜剧性的风格，如果听说了现在到底有多少美国人真的相信仅凭里根的演说技巧便结束了冷战并使强大的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或许会大吃一惊。试想一下——据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所说，里根曾说“‘拆掉这堵墙，’然后墙便被拆除了”。而今天“苏联已不复存在了。他将其称为邪恶的帝国，于是一夜之间这个帝国就突然消失了”。[2]
那个家伙赢得了普利策奖。
言过其实了？毫无疑问，是的——这种说法在致力巩固里根地位的里根政策研究文献中越发普遍。接下来的发展与一般思路一样：里根对抗“不信神的”敌人的坚定道德决心和美国国防开支的大幅度增加使得苏联过分扩张，并暴露了苏联社会的破产状况，进而导致了苏联的屈服、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化。[3]不，这不是为了博得笑声。
这一文献研究的致命缺陷有（至少有）两个。第一个便是大多数里根政策研究者甚至都不熟悉苏联的政治和历史，反而关注着美国总统本人超凡的个人魅力。另外一个是草率的论证过程。那些将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归功于巴拉克·奥巴马的专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地球这边发表的言论与地球另一边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因果关系。[4]
里根的演讲对苏联未来的影响远远比不上苏联体制本身的实际弊病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弊病中有很多——民众对领导层的不满、短缺经济加上通胀加剧，甚至还有民族主义紧张局势的恶化——都与伏特加政治有关。特别是那些可怕的社会数据让刚刚上位的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这些数据表明在1970年代末的时候，苏联已经开始了“逆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经济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不断衰退；苏联社会没有取得繁荣，反而变得愈加腐败和停滞；苏联人不但没有过上长寿、健康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多病，更早去世。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第一次公布的原始的健康统计数据不仅证实婴幼儿死亡率正在上升——正如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穆雷·费什巴赫所指出的那样，而且也证实了“人均预期寿命开始下降了，这是和平时期在工业国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5]
确实，那些因为戈尔巴乔夫的酒精-公开性（alco-glasnost）而得以公开的统计数据是可怕的。以下这些只是让读者感受一下。
1985年，苏联每年人均纯酒精饮用量达到了14.9升：据世界卫生组织所说，饮用量超出8升，无论饮用的是什么，都会给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健康状态造成损害。也就是说，苏联男性每年人均要饮用130瓶常规的半升一瓶的伏特加酒——或者说苏联男性平均每3天要饮用一瓶伏特加酒。[6]
到了1970年代末，虽然苏联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2.6岁，但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跌到62.5岁——这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低。酒精中毒每年要夺走两万人的生命，而伏特加酒也通过引起事故、外伤、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的形式导致适龄工作的苏联人的死亡。据估计，从1960年到1987年，总共有3000万～3500万名苏联人的死因与伏特加酒有关——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丧命于阿道夫·希特勒手上的人数还要多1000万人。[7]
饮酒曾经主要是一项男性主导的活动；但到1980年代早期的时候，超过90%的苏联女性都有定期饮酒的习惯。即便没有胎儿酒精综合征（Fetal Alcohol Syndrome），也常常出现婴儿死亡率明显过高、婴儿体重不足、婴儿早产，以及婴儿身体或智力有缺陷等情况。饮酒常常导致意外性行为和意外怀孕。堕胎案例的迅速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再也无法生育了。伏特加酒渗透进了苏联的大学、高中甚至是小学：84%的苏联小孩在16岁前便开始饮酒。一篇来自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in Novosibirsk）的极具争议性的报告表明——领导这个科学院的是戈尔巴乔夫未来的首席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90%首次接受反酗酒治疗的人的年龄低于15岁，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年龄还不满10岁。[8]这太可怕了。
伏特加酒也使得苏联家庭四分五裂。在高达80%的离婚案件和80%的交通死亡案例中，酗酒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酒精是自杀、溺水、新发梅毒和淋病案例的一个最大起因。关于犯罪的数据就更为严重了：在俄罗斯共和国，在所有的谋杀案件中，74%的案件是在喝醉状态中犯下的，而且60%的盗窃案、三分之二的纵火案、74%的强奸案、84%的抢劫案和90%的流氓行为都是由酒精引起的。一份关于苏联的研究总结道：“如果不存在酗酒行为和酗酒问题，这些在犯罪数据中占了大比重的犯罪行为都将不复存在，尤其是那些暴力犯罪、家庭犯罪和雇佣犯罪。”[9]
酒精给苏联经济造成的损失同样惊人。疾病和过早死亡、工作场所事故、矿工、缺乏劳动纪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涅狄克特·叶罗菲耶夫在他的《莫斯科到时间尽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生动描述——每年要耗费数亿卢布。全面的研究结果显示，滥用酒精的行为使得苏联经济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36.9%）的国民收入——这个金额是这个国家从伏特加酒贸易中所获取利润的5倍多。阿甘别吉扬领导下的苏联科学院声称，醉酒行为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失败中所发挥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大；之后，科学院也总结道，酗酒问题成了“俄罗斯千年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悲剧”。[10]
如果你是那个面对着像这样没完没了的数据的新任领导人，你会怎么做？很明显，戈尔巴乔夫以一场致力于提升苏联人民身体健康、道德品行和经济生产力的反酗酒运动开始了他的改革。[11]尽管我们倾向于关注这场运动的失败，但在前期阶段，这场运动的确明显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运动开始的第一年，伏特加酒的产量和销量便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这两个数据减少了三分之二。[12]到1989年，人均伏特加酒饮用量从14.9升下跌到了12.5升。仅在第一年里，总体犯罪率便减少了四分之一。离婚数量减少了许多，而汽车事故也减少了20%，旷工数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13]在早期的时候，对酒类销售和供应的严格限制似乎取得了成效。
20～30岁的人见证了死亡率锐减20%的变化。在俄罗斯共和国，与酒精相关的死亡率从每10万人里出现26.4个案例暴跌至1987年的每10万人9.1个案例。因工作中的意外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因酒精中毒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值得高兴的是，就在死亡率下降的同时，新生儿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而且从统计角度来说，婴儿比过去要健康得多。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预期寿命的显著增长。从1984年到1987年，女性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整整1岁，而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则增加了整整3岁。[14]确实，在1988年这项政策被悄悄撤销之前，反酗酒运动被认为拯救了多达100万苏联人的生命。[15]
“要说反酗酒措施完全没什么作用也是不对的，”随后戈尔巴乔夫在为这项政策辩护时声称，“酗酒行为导致的意外事故、意外死亡、误工误时、流氓行为和离婚案例都出现了减少……制造业和酒精饮料饮用量的相关信息首次对外公开，以及之前一直保密的统计数据也第一次被公布。然而，这场反酗酒运动的负面影响远超出它的积极影响。”[16]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很清楚这场运动带来的益处，但对于他的政策给苏联的普通酒徒带来的打击，他也保持着他的幽默感。甚至是在苏联解体前，风趣谦逊的戈尔巴乔夫自己也给外国观众讲过这个著名的笑话：
等待购买伏特加酒的人在酒精商店门口排起了1英里的长队，一个忍无可忍的家伙最终破口大骂起来：
“我受够了。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
1个小时后，他回到同一支等待队伍中。
“怎样？”每个人都问他。“你杀死他了么？”
“杀死他？”那个人回答道，“等待杀死他的那支队伍比这支队伍还长呢！”[17]
那么，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虽然运动在社会层面和人口层面取得了成就，但它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造成的损失之大，不容忽视；这些损失中最突出的便是人们对克里姆林宫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和对经济改革的冷嘲热讽。事实证明这些情绪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实际上，这个政府制造了2亿名罪犯。”俄罗斯记者列昂尼德·约宁（Lenoid Ionin）解释道，因为政府强迫酒瘾难耐的顾客转向了非法的私酿酒。“经济改革的豪言壮语已经声名狼藉。当局已经展示了它的愚蠢和无能。人民原本相信新的领导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能践行自己的承诺，但现在这种信任也已经受到严重损害。”[18]
这些不受欢迎的政策也使得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在公开场合遭遇了一些难堪。“人们很愤怒，”他这样告诉中央政治局，“每次参观工厂，你都会被猛推到一个角落里并被大声训斥，‘你在干些什么？你不能对我们这样！’”同为反酗酒政策的反对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Vladimir Dolgikh）不仅向他的同事解释了单一的经济是如何导致酒类商店门口都在排长队——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生产其他可供人们购买的产品——也讲述了每次自己坐着黑色吉尔轿车（Zil limousine）经过酒类商店时，是如何遭到人们的大声呵斥。[19]
反酗酒运动困扰的不仅是那些无可救药的酒徒，就连偶然饮酒的人也要排长队购买用于家庭庆祝和节假日的酒。在反酗酒运动达到高峰的时候，俄罗斯人平均要花费超过90个小时——或者说几乎整整4天——排队买酒。每天，光是为了维持在首都购买伏特加酒队伍的秩序，就需要投入400名警务人员和额外增加数十辆巡逻车。[20]
就连宣传酒精危害的善意的政治宣传也遭到人们的嘲讽和不屑。除了杂志和报纸不断刊登的恳求戒酒的文章外，戏剧作品、电影、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中的饮酒及聚会场景都被删除了。然而，当朋友们之间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们第一次举杯祝酒所说的祝酒词常常都是“致打击酗酒行为的斗争”。[21]
“排队时间长达数小时，以及在有些特殊情况下还买不到一瓶伏特加酒或葡萄酒的经历，让人们越来越感到沮丧和挫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承认道，“他们咒骂着领导人，大多数时候骂的都是总书记，因为通常都是总书记来承担所有事情的责任。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起了 ‘矿泉水书记’（mineralny sekretar）这个绰号的。”这个绰号嘲讽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顶着总书记头衔的骗子。[22]
然而，就在苏联人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焦虑发泄在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身上时，他们挫败感的真正来源其实是体制本身。这些处于一个封闭的等级制度最高处的领导人与世隔绝，通过大胆的政治宣言来巩固他们的合法地位；但是，传统的阿谀奉承的官僚体制又总使得政策的执行变得复杂起来。谄媚的官僚对待错得最离谱的政策，也会尽职地推行，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让自己在顶头上司面前保持良好信誉。因此，就连最不切实际的指令也会被放大到近乎荒谬的地步。就像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一样，似乎苏联的官僚机构在打击酒精的问题上又一次“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限期前完成任务的心态促使地方官员夸大自己的成就而掩饰那些失败。戈尔巴乔夫同样承认道：“情况常常如此［至少在传统的俄国独裁政体中是这样］，想法和实施之间相差甚远。我可以说在讨论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到了贯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行事风格便开始变得慌慌张张，并且开始容许过分的行为；因此，我们搞砸了一个良好有效的方案。”[23]
假借社会主义竞争的名义，乡村领导人的做法远超出最初的用意，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强制推行“禁酒月”。苏联各地方和地区官员 纷纷宣告，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非常鼓舞人心，以至于他们真的有希望在5年内或者至少在2000年以前消除所有的饮酒行为。“领导人们，就其本身而言，不允许任何人对其想听到的话提出质疑，”历史学家斯蒂芬·怀特这样表示，“他们呼吁（如利加乔夫在1985年底所做的一样）建立戒酒区，而且‘越快越好’，甚至是实行全面禁酒。”[24]
如果说索洛缅采夫是这场运动的创建者，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这场运动的推动者，而利加乔夫则是那个使之进入超速发展阶段的人。利加乔夫鼓励地区领导人超额完成任务，甚至是关闭更多的零售商店，以及鼓励伏特加酒生产商之间进行更激烈的竞争，看看哪家削减的产量最大。那些对此政策感到犹疑的人要么被公开训斥，要么被直接驱逐出党。在1988年退休前，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惩罚了这么多的人，”沃罗特尼科夫回忆道，“用恐怖手段摧毁了那么多人，只要有人胆敢拒绝执行这些决策，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25]
“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是带着无法抑制的热情开始这项工作的，但是最后，他们将一切都引导到了荒谬的地步，”戈尔巴乔夫日后回忆道，“好吧，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对运动的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我本不应该把实行这项政策的工作完全托付给其他人。”[26]
当利加乔夫公开嘲讽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太过火时，戈尔巴乔夫和保守的利加乔夫在已经一团糟的反酗酒运动上的分歧变得更大了。利加乔夫针对经济的强硬批判使得他在1988年被降级为农业部部长，然后又在1990年被开除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些措施在早期变得过于严苛和官僚主义这一事实，我不会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面对那些指责他应该对反酗酒运动的混乱负责的人，利加乔夫这样回应道，“即使获得酒精的可能性被大大地削减，还是有人无法‘戒除’酒瘾。作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我心理上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事实的准备。这毫无疑问是我的错，［但是］看起来，如果你有信念努力去做，酗酒行为可以很快被根除。”[27]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改变整个社会的酗酒状态是一项渐进的、长期的工作，这不是可以靠突击战术解决的事情。
问：在苏联，生意是什么？
答：在苏联，生意就是你偷了一货车的伏特加酒，把它卖出去，然后再用这钱去买伏特加酒。[28]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十三章中所了解到的禁酒令在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中所扮演的角色，推翻一个独裁政权所需要的不只是民众的不满，通常来说还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或者给人民带来重负的经济崩溃。就尼古拉二世而言，那些危机只会 因为沙皇那注定失败的禁酒令而加剧恶化；那一纸禁酒令在有可能是最坏的时候造成国家财政出现巨大的亏空。政府通过发行纸币来填补这一亏空，然而此举却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正是恶性通货膨胀将帝国推向了革命的边缘。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改革也按照完全相同的剧本发展，导致了苏联这一超级大国自身的毁灭。
让我们从另一项与帝国时期那一项注定失败的禁酒令有着不幸的相似之处的地方开始：不切实际的期望。拥护反酗酒运动的苏联人重新拿出了大约70年前帝国财政大臣彼得·巴克的手稿，并声称，长期以来被伏特加酒压制的生产力得以释放，随之而来的奇迹般经济增长将弥补任何因为伏特加酒销量减少而导致的财政收入损失。[29]财政部的这一祈祷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任何回应。
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国家财政毫无疑问是一片混乱。从账面上来看，政府的收入刚好抵上支出；其中贡献最大的两项分别是国内的伏特加销售收入和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收入。就在财政部部长戈尔布佐夫不断增加伏特加酒产量的同时，从1971年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化学产品产量也翻了8倍。[30]只要国际石油价格保持在每桶30美元到40美元的价格区间内，苏联的政府财政便可以保证得到源源不断的硬通货收入。但是就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至每桶不到10美元。克里姆林宫瞬间失去了那个支撑着勃列日涅夫时期增长幻象的外汇储备。政府妄图通过减少石油供应以提升国际市场价格，却造成了更多的损失。[31]
石油价格下跌本身并不会对苏联财政造成致命的打击。不幸的是，政府预算还将迎来更多的困难。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今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北部——因核反应堆核心的彻底熔毁，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民用核能灾难。除去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和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外，清理工作和核电站搬迁也耗费了政府数十亿卢布。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12月，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6.9级地震，遇难人数超过2.5万人，大多数人都是死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粗制滥造的楼房中。重建工作的费用导致政府财政更加紧张，以至于“苏联领导层认为伏特加酒收入的流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损失，以及亚美尼亚地震的损失，是威胁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32]
虽然经济史学家很快就把苏联所经历的灾难归因于石油过剩，但很少人会同样考虑到反酗酒运动对财政的影响。埃德·休伊特（Ed Hewett），乔治·H. W.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苏联经济顾问，计算出石油价格下跌使苏联损失了300亿卢布。基于戈尔巴乔夫那位直言坦率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所提供的数据，休伊特又补充说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花费了苏联政府80亿卢布，亚美尼亚地震也耗费了数目不清的一笔支出，还有来自改革医疗体制、教育制度和其他与反酗酒运动有些许相关的社会方案的不在计划内的210亿卢布支出。作为对照，雷日科夫预测，仅在1988年，来自伏特加酒的税收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50亿卢布。[33]
总而言之，在反酗酒运动开展3年后，苏联人在购买政府销售的酒类上的支出减少了370亿卢布，这造成了至少280亿卢布的税收收入损失——也就是说，伏特加酒收入上的损失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造成的损失是差不多的。1988年，戈尔巴乔夫也在一次演讲中这样承认道：“现在，国际经济周期已经改变了，而能源价格也出现下跌，我们又不得不减少葡萄酒和伏特加酒的产量和销量以保障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34]
因为苏联没有西方国家可交易的金融工具，因此苏联人填补财政预算赤字的唯一方法就是外国贷款或者发行货币——简单地印制更多的卢布来填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就像在他们之前统治俄国的那些命运坎坷的沙皇们一样，苏联领导人也选择了后者。
“有人认为我们并没有制订任何计划来弥补因为伏特加酒销量减少而导致的政府预算亏损，我不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特殊的经济核算方式将酗酒行为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也考虑进去了。我们的计划是逐渐地减少酒类的销量（我强调一下——逐渐地），在此期间，酒类会被其他流通产品和预算收入来源所取代。”[35]然而，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苏联并不是逐渐地减少酒类销量的，而是很快地完成了这一过程；而且，并没有可以吸收多余卢布的替代产品。
那么，那些钱都去哪儿了？那些钱都流到了只要出现严厉的酒类管控时多余的钱就会流往的地方——地下市场。
很快就出现了私酿酒蔓延的迹象。正如雷日科夫在与中央政治局的争论中所预见的那样，古巴糖（Cuban sugar）——家庭酿酒的一种主要材料——从货架上消失了。1988年的“糖恐慌”推动了政府在接下来的一年实行严格的糖类定量配给措施。讽刺杂志《鳄鱼》（Krokodil）甚至刊登了一幅政治漫画，上面画着一个长着红鼻子的男人在一家高档餐厅里点了“300杯茶。糖——另放！”[36]更甚的是，一首流行的苏联民谣让人想起了酿私酒的人通过点燃他们的酒精来测试其酒精浓度的做法：
哦，谢谢你，谢谢你，古巴
每个俄罗斯人都这样赞扬着你。
从每一磅糖中取出一品脱
就能燃烧并发出亮蓝色的火焰。[37]
据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说，压死苏联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最初于1985年发布的酒类管理条例，而是第二轮酒类零售限制令和1986年7月物价出现25%的上涨。这使得非法酒类产品的生产完全失去控制，使得反酗酒运动的失败成为必然。政府从酒类市场的退出为私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这些企业用劣质的黑市私酿酒来满足人们的需求。[38]现实情况印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首流行的酒后民歌里所唱的内容：
伏特加现在要花掉我们5卢布了
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喝酒。
将我们的这条信息传达给勃列日涅夫：
就算是10卢布我们也会买——
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到20卢布——
好吧，到时我们就会在冬宫游行
然后再一次将其占领。[39]
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苏联人再也无法隐瞒数据中所暗含的坏消息。苏联政府两年时间里致力于改善民生，私酿酒的蔓延却给了它重重一击。仅在1987年就有超过4万名苏联人遭受非法私酿酒的毒害，还有另外1.1万人死于急性酒精中毒。[40]
最为拮据的饮酒者转向了酒精替代品：从漱口水、古龙水和其他香水，到汽油、蟑螂药、制动液、医用黏合剂，甚至还有一小片面包上的鞋油。在伏尔加顿斯克（Volgodonsk），5人死于饮用乙二醇，这是制作防冻剂的原料。在军队里，有些酒精饥渴的人把目光转向了苏联的“米格-25战斗机”（MiG-25），因为在它的液压驱动系统和燃料库里储存着大量的酒精。人们也亲切地给“米格-25战斗机”起了绰号——“会飞的餐馆”。这些措施或许也导致了非法麻醉品用量的激增。[41]
在1987年前，人们可以说，税收的减少和人民的不满怨言可以用社会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显著提升来补偿。但是，私酿酒的猛增摧毁了那些成就，政府再也没什么理由继续实施酒精禁令了。“事实证明，在一个伏特加酒已经成为比卢布更为可靠的货币的国家里，在一个酗酒行为已经导致70%的谋杀案的国家里，伏特加酒的影响力远甚于戈尔巴乔夫。”作家维涅狄克特·叶罗菲耶夫采访这位苏联领导人后评论道，“当他看到这些酒精中毒数据时，他说他就简单地放弃了。”[42]
到了1989年，中央政治局默默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悄悄地撤回了对酒精销售的限制令。原本已下降的酒类饮用量数据很快便反弹到改革实施之前的水平，其他的社会指标也是如此：死亡率又一次处于上升趋势，同样上升的还有酒驾死亡人数、自杀人数、谋杀人数以及其他犯罪案例数。[43]
不幸的是，政策撤回已经来不及挽救早已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死循环里的苏联政府预算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阿甘别吉扬预测，国家垄断经营的份额实际上已经被私酒酿造者分割，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80亿～100亿卢布的损失。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对此的描述更为直白：
根据我的计算，在1980年代初期，政府占据了酒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二，而私酿酒生产者占据了三分之一。今天，在人均饮用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和私酿酒生产者所占的比例已经颠倒过来了。但政府在将酒收入拱手送给私酿酒生产者的同时，也在过去的两年里加剧了财政预算的不平衡并引发了财政赤字；而今天政府正以一种最危险和最不健康的方式来弥补这一赤字，那就是印钞票。[44]
车臣人、经济学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Speaker of the Russian Supreme Soviet）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认为，只有当反酗酒运动带来的损失不断增加时，“政府才开始印刷没用的纸币，这就是现在通货膨胀的源头”。[45]
在罗曼诺夫皇朝时期，国家财政的亏空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和普遍不满情绪，最终致使皇朝覆灭；而戈尔巴乔夫的反酒精限制令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亏空，推动了苏联人开始转向钞票印刷机寻求解决办法——加剧了恶行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和普遍的不满情绪，注定了苏联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时代正在重演罗曼诺夫皇朝的悲剧。但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还有另一个因素：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问：你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间阶段应该叫什么？
答：酗酒阶段。[46]
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预测了民族认同的逐渐消亡，但苏联人却积极地将其制度化，让民族认同成为联邦制度本身的根基，并在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之间创造了一种帝国主义氛围。那些后来脱离苏联的加盟国的民众——特别是波罗的海和高加索这些之前独立的国家的民众——都将苏联时代看作在一个多民族帝国里的一段强制奴役时期。从建设危险的切尔诺贝利式核电站，再到社会的酗酒化发展，每一件事情都被视为“外国”侵略并遭受了公开谴责；这些事情迅速成为人们表达反苏联、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替代品。[47]因此，戈尔巴乔夫那独特的伏特加政治烙印甚至加速了苏联时代后期脆弱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崩溃。
1988年1月，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Nargorno-Karabakh）的归属有争论，高加索地区第一次爆发了不同种族间的骚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一块居住者多为亚美尼亚族的山地，地理上完全被临近的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包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要求回到“祖国”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怀抱中；他们的诉求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首府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这些骚乱在阿塞拜疆激起了反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行动，并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各自独立建国。在苏联解体后不久，这些紧张的地区关系演变成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全面战争以及双方的“僵持冲突”，亚美尼亚人实际上——但非法律上——赢得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控制。
然而，即使是在1988年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前，我们也能看到伏特加酒的身影。1986年，亚美尼亚人伊戈尔·穆拉迪恩（Igor Muradian）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到莫斯科，他们带着一份草拟信函，提议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管辖权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转移到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个微妙棘手的提案，因为它将开启纳戈尔诺—潘多拉的盒子——重新协商那些由苏联制造但饱受争议的边境问题。然而，他说服了9位地位很高的亚美尼亚人签名支持。其中最具价值的签名来自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他领导下的位于新西伯利亚的苏联科学院进行了大量支持反酗酒运动的调查研究。然而，当阿甘别吉扬走进房间签署请求转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管辖权的请愿书时，“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把他带到这里，而且他花了四个小时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这四个小时里，他喝了大约2升伏特加酒”。[48]
更重要的是反酗酒运动在高加索地区造成的影响。鉴于当地的地中海气候，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格鲁吉亚地区以其葡萄酒酿造历史而著称——就连格鲁吉亚语那蛇形的曲线状也被说成是来自葡萄藤的灵感。因此，相比北边俄罗斯地区将伏特加酒一饮而尽的做法，高加索地区的饮酒文化与欧洲南部饮用葡萄酒的国家更为相似。在苏联南部，红酒也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严厉的酒精限制措施在这里遭遇了更为激烈的反抗。
这个政府在高加索地区的“过度官僚主义”导致政府甚至当着愤怒抗议的当地人的面，强制拆毁了上百年历史的葡萄园。在黑海的另一边，在有着饮用葡萄酒传统的摩尔多瓦共和国，6万公顷葡萄——或者说这个共和国葡萄种植面积的24%——遭受破坏。从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克里米亚地区，再到格鲁吉亚共和国及其他地区，反酗酒运动不过是另一项无情的帝国主义式绝对命令，破坏着当地的风俗和经济，并强化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49]遍及苏联的边缘地区，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善“让民族主义者呼吁下放经济管理权和政治控制权，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对其经济的自主控制权，并最终获得国家独立”。[50]
总而言之，正如人们广泛认可的，伏特加政治促成了每一个摧毁了旧时沙皇帝国的因素的形成；伏特加政治也同样加速了苏联自身的解体。从恶化俄罗斯以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紧张局势和激起苏联领导集体内部的不满情绪，再到摧毁这个国家的关键的经济支柱，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也是造成苏联体制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悲叹的：“在我们的社会，人们更习惯于‘革命性的飞跃’，而不是长时间的勤勉工作。哎，反酗酒运动成了另一个令人悲哀的实例：因为国家领导层过于相信行政命令的力量，采取了极端手段，让一个原本很好的想法最终无法实现。”[51]
有人提出苏联的伏特加政治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这种说法并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这至少比认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导致了苏联解体的说法要合理得多。但是仍然有人心存疑虑，他们坚持那位“伟大的沟通者”的话隔着半个地球打倒了苏联这个怪兽。
2011年夏天，保罗·肯戈（Paul Kengor）教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里根政策研究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十字军战士：罗纳德·里根与共产主义的衰落》（The Crusader：Ronald Reaga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一书的作者——为保守主义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写了一篇名为《预测苏联的解体》（Predicting the Soviet Collapse）的文章。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份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的1983年中央情报局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是里根的国家情报副总监赫伯特·E.迈耶（Herbert E. Meyer）。最近，这份备忘录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而得以公布；这份8页的备忘录写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它为迈耶赢得了著名的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奖章（National Intelligence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而且肯戈认为它“应该被列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52]对此，我同意他的观点。
基于“苏联专家和我所认识的一般消息都很灵通的人——这些人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是多种多样的”——所进行的“高度可信的研究结果”，迈耶在他那份曾经是机密文件的备忘录中总结道，“苏联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奇怪的是，他从未提及军备竞赛这一里根政策研究者在谈及击溃苏联这一庞然大物时通常都会引述到的事件。相反的是，他指出了伏特加酒不断损害苏联民众的健康，并带来严重的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给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里根很明显被出生率的下降和堕胎数的猛涨造成的“人口噩梦”深深震动。与此同时，迈耶预测“苏联的经济正在往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而这一预测强化了里根的主张，他认为苏联很快就将被遗忘，被当作“人类历史上相当怪异的一章，而这一章的最后几页就在此刻被书写”。[53]
肯戈的说法附和着里根，他自豪地总结道：“赫伯特·迈耶从翔实的研究中推导出了罗纳德·里根已经从直觉中推导出的结论。”[54]
我联系了赫伯特·迈耶，向他询问关于这份详尽且高度可靠的研究——这份研究构成了他那影响深远的备忘录的中心支柱。这份反映了官方意见的分析报告从何而来？
“实际上，我的来源是穆雷·费什巴赫。”迈耶和善地回复道。这位穆雷·费什巴赫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研究员和乔治敦大学教授；他关于苏联婴幼儿死亡率的研究结果和对与酒精相关的死亡人数的那一令人担忧的预言都已经被借助公开性政策而新近得以公开的数据所证实。
“我从穆雷本人那里获得了信息，”迈耶说道，“我特别注重时不时地与他闲聊，因为他比其他所有中央情报局的人都更了解这些事情。”[55]
所以，事实证明，里根之所以能有先见之明地批判苏联的弊端，是因为他从一些人那里获得了信息，而这些人理解苏联伏特加政治所带来的非常真实的后果，因为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并没有告诉他这点。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New York：Pegasus Books，2009），第260页。
[2] Garry Wills，Reagan’s America：Innocents at Home（New York：Penguin，2000），第xv页。
[3] 参见里根纪录片In the Face of Evil：Reagan’s War in Word and Deed，http：//www.inthefaceofevil.com/inthefaceofevil/story.html（2011年8月8日访问）。关于道德决心和国防开支参见Jeffrey W. Knopf，“Did Reagan Win the Cold War？” Strategic Insights，第3卷第8期（2004），http：//www.nps.edu/Academics/centers/ccc/publications/OnlineJournal/2 004/aug/knopfAUG04.html（2011年8月17日访问）。
[4] 这已成为“如何不去做”历史研究的标准范例了。Martha Howell and Walter Prevenier，From Reliable Sources：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第79页。
[5] Stephen White，Russia Goes Dry：Alcohol，State and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3页。关于“逆现代化”参见Victor Zaslavsky，“The Soviet Union” in After Empire：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由Karen Barkey和Mark von Hagen编辑（Boulder，Colo.：Westview，1997），第73页。
[6] Aleksandr Nemtsov，“Mnogo pit’，vse-taki vredno”，EKO，第281期（1997），第179～181页。我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参见“A Lesson in Drinking”，Moscow Times，2011年3月5日。
[7] Igor’ Lanovenko，Aleksandr Svetlov，and Vasilii Skibitskii，P’yanstvo I prestupnost’：Istoriya，problemy（Kiev：Naukova dumka，1989），第6～7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44页。
[8] “80 millionov alkogolikov k 2000 godu？” Russkaya mysl’，1984年12月27日。另参见第十六章；Vladimir V. Dunaevskii and Vladimir D. Styazhkin，Narkomanii i toksikomanii（Leningrad：Meditsina，1988），第24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40～45页。
[9] Barimbek S. Beisenov，Alkogolizm：Ugolovno-pravovye i kriminologicheskie problemy（Moscow：Yuridicheskaya literatura，1981），第36页；与数据一起转引自White，Russia Goes Dry，第45～48页。
[10] White，Russia Goes Dry，第50～52页；Boris Segal，The Drunken Society：Alcohol Use and Abus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90），第368～369页。
[11] 这大致响应了列昂·阿伦的观点，他也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源自试图改变其“道德堕落”的努力。Leon Aron，“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Foreign Policy，2011年7月/8月，第66页。
[12] 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80～81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102页。
[13] Nemtsov，“Mnogo pit’，vse-taki vredno”，第179页；Thomas H. Naylor，The Gorbachev Strategy（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88），第194页。
[14] Alain Blum，“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USSR and Causes of Death：Political Unity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ls” in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Former USSR，由Walter Joyce编辑（New York：St. Martin’s，1992），第92页；Vladimir Treml，“Drinking and Alcohol Abuse in the U.S.S.R. in the 1980s” in Soviet Social Problems，由Anthony Jones编辑（Boulder，Colo.：Westview，1991），第124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103～104页。
[15] Aleksandr Nemtsov，“Tendentsii potrebleniya alkogolya i obuslovlennye alkogolem poteri zdorov’ya i zhizni v Rossii v 1946-1996 gg.” in 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由Andrei K. Demin编辑（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第102页，以及“Smertnost’ naseleniya i potreblemiye alkogolya v Rossii”，Zdravookhranenie Rossiiskoi Federatsii（1997），第33页。其他人预计在1980年代，大致的死亡率下降了24%，或者说死亡人数减少了大约161万人。Jay Bhattacharya，Christina Gathmann，and Grant Miller，The Gorbachev Anti-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 Mortality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 No. 18589（Cambridge，Mas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第23页。
[16] Mikhail Gorbachev，Memoirs（New York：Doubleday，1995），第222页。
[17] Viktor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Opyt khudozhestvennoi eskhatologii（Moscow：Zebra E，2008），第14页。另参见“Hammer and Tickle”（视频）；Joy Neumeyer，“Exhibits Grapple with Gorbachev，Yeltsin’s Legacies”，Moscow Times，2011年1月28日。
[18] Leonid Ionin，“Chetyre bedy Rossii”，Novoe vremya，第23期（1995），第16～17页；英语译本参见Leon Aron，Yeltsin：A Revolutionary Life（New York：St. Martin’s，2000），第180～181页。
[19] Angus Roxburgh，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Kremlin（New York：Pharos Books，1992），第28页；“Veni，Vidi，Vodka”，Economist，1989年12月23日，第52页；Fred Colema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New York：St. Martin’s，1996），第234页。
[20] 在主要节假日后都会出现许多大意如此的文章。参见E. Sorokin，“8 marta bez shampanskogo？” Pravda，1990年3月5日，第2页；Yu. Petrov，“Bezalkogolnyi pososhok”，Trud，1990年11月8日，第2页。关于排队参见White，Russia Goes Dry，第140页。
[21] Celestine Bohlen，“Drunkenness Crackdown Gets Off to Early Start”，Washington Post，1985年6月1日，A17版。
[22] Gorbachev，Memoirs，第221～222页；Aron，Yeltsin，第180页。
[23] Gorbachev，Memoirs，第221页。我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充分的探索，参见The Political Power of Bad Ideas：Networks，Institutions，and the Global Prohibition Wa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第135～143页。另参见White，Russia Goes Dry，第100～104页，更多参见Karl W. Ryavec，Russian Bureaucracy：Power and Pathology（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2003）。
[24] White，Russia Goes Dry，第107页。
[25] Vitalii Vorotnikov采访转录，1990年5月26日；White，Russia Goes Dry，第107页。另参见Gorbachev，Memoirs，第221页。
[26] Gorbachev，Memoirs，第221～222页。
[27] Yegor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New York：Pantheon，1993），第337页。
[28] Dale Pesmen，Russia and Soul：An Explora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第182页。
[29] 参见Gorbachev，Memoirs，第221页；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336～338页。
[30] Vladislav M. Zubok，A Failed Empire：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8），第268页。
[31] Mikhail Korchemkin，“Russia’s Oil and Gas Exports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由Bartl/omiej Kamiński编辑（Armonk，N.Y.：M. E. Sharpe，1996），第123页；Anders a。slund，How Capitalism Was Built：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Russia，and Central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第20页；Paul Klebnikov，Godfather of the Kremlin（New York：Harcourt，2000），第48～50页。
[32] Treml，“Drinking and Alcohol Abuse in the U.S.S.R. in the 1980s”，第131页；Gus Ofer，“Budget Deficit and Market Disequilibrium” in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yka，vol. 1：The Economy，由Ed A. Hewett和Victor H. Winston编辑（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第292页；Stephen White，Gorbachev and Aft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132页。
[33] Ed A. Hewett，“Perestroyka and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in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yka，vol. 1：The Economy，由Ed A. Hewett和Victor H. Winston编辑（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第318页。
[34] Daniel Tarschys，“The Success of a Failure：Gorbachev’s Alcohol Policy，1985-88”，Europe-Asia Studies，第45卷第1期（1993），第10页。关于预算预测数字，参见Treml，“Drinking and Alcohol Abuse in the U.S.S.R. in the 1980s”，第131页；Ofer，“Budget Deficit and Market Disequilibrium”，第280、286、306页；Basile Kerblay，Gorbachev’s Russia（New York：Pantheon，1989），第107页。
[35] Gorbachev，Memoirs，第221页。
[36] Krokodil第15期（1988）；转载参见White，Russia Goes Dry，第123页；Nikolai Ryzhkov，Perestroika：Istoriya predatel’stv（Moscow：Novosti，1992），第95页。关于私酒酿造的蔓延参见Marshall I. Goldman，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New York：W. W. Norton，1992），第138页；James H. Noren，“The Economic Crisis：Another Perspective” in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yka，vol. 1：The Economy，由Ed A. Hewett和Victor H. Winston编辑（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第379页；Gertrude E. Schroeder，“‘Crisis’ in the Consumer Sector：A Comment” in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yka，vol. 1：The Economy，由Ed A. Hewett和Victor H. Winston编辑（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第410页。
[37] 转引自Vladimir Treml，“Alcohol in the Soviet Underground Economy”，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第5期（1985），第12页。
[38] Abel Aganbegyan，“Economic Reforms” in Perestroika 1989，由Abel Aganbegyan编辑（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8），第102页。同样的，可参见Lev Ovrutsky，“Impasses of Sobering Up” in Gorbachev & Glasnost’：Viewpoints from the Soviet Press，由Isaac J. Tarasulo编辑（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89），第201页。
[39] 转引自Arnold Beichman and Mikhail S. Bernstam，Andropov：New Challenge to the West（New York：Stein & Day，1983），第3页。
[40] Igor’ Urakov，Alkogol’：Lichnost‘ i zdorov’e（Moscow：Medistina，1986），第7页；Igor’ Bestuzhev-Lada，“Piteinye traditsii i ‘alkgol’nye tsivilizatsii’” in Bezdna：P’yanstvo，narkomaniya，SPID，由Sergei Artyukhov编辑（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88），第25页；“Veni，Vidi，Vodka”，第52页；Dunaevskii and Styazhkin，Narkomanii i toksikomanii，第99～103页。
[41] John Barron，Mig Pilot（New York：McGraw Hill，1980），第97页；Nomi Morris，“War on Soviet Alcoholism”，MacLean’s，1987年1月19日，第48页；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3～14页。关于药品的使用参见A. Mostovoi，“Kogda zatsvetaet mak…”，Komsomol’skaya pravda，1986年6月8日，第2页；E. Borodina，“Vovremya ostanovit’sya”，Moskovskaya pravda，1986年6月12日。另参见John M. Kramer，“Drug Abuse in the USSR” in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Former USSR，由Walter Joyce编辑（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2），第61页。
[42]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4页。另参见Gorbachev，Memoirs，第222页。
[43] Ministerstvo vnutrennikh del SSSR，Prestupnost’ i pravonarusheniya 1990：Statisticheskii sbornik（Moscow：Finansy i statistika，1991），第15页。另参见Vladimir Volkov，“Mnogolikoe chudovishche” in Bezdna：P’yanstvo，narkomaniya，SPID，由Sergei Artyukhov编辑（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88），第62页。
[44] Nikolai Shmelev，“Novye trevogi”，Novyi mir，第4卷（1988），第162～163页；英文译本参见Tarschys，“Success of a Failure”，第21页；关于阿甘别吉扬的估计数据，参见Aganbegyan，“Economic Reforms”，第102页。另参见György Dalos，Lebt wohl，Genossen！Der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Munich：Verlag C. H. Beck，2011），第58～59页。
[45] Ruslan Khasbulatov，The Struggle for Russia：Power and Change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1993），第116页。
[46] Segal，Drunken Society，第xxi页。
[47]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5页；Jane I. Dawson，Eco-Nationalism：AntiNuclear Activi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Lithuania，and Ukrain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3～8页；Zaslavsky，“Soviet Union”，第84～91页；Aleksandr 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Moscow Vsya Rossiya，2007），第213～214页。
[48] 转引自Thomas de Waal，Black Garden：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New York：NYU Press，2004），第17页。
[49]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3页；Aleksandr Konobov，“Vnosyatsya korrektivy”，Trud，1988年10月6日，第2页。Jeffrey Lamont，“Perestroika，Monopoly，Monoposony，and the Marketing of Moldovan Wi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ine Making，第5卷第2～3期（1993），第49页。另参见V. Vasilets，“Tsekh menyaet profil’”，Pravda，1985年8月1日，第3页；Aron，Yeltsin，第179页；Pavel Palazchenko，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The Memoir of a Soviet Interpreter（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29页。
[50] Richard E. Ericson，“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Post-Soviet Nations：Perspectives on the Demise of the USSR，由Alexander J. Motyl编辑（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第260页。
[51] Gorbachev，Memoirs，第221～222页。同样的，参见Yevgeny Yevtushenko，Fatal Half-Measures：The Cul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由Antonina W. Bouis翻译（New York：Little，Brown，1991），第131～134页。
[52] Paul Kengor，“Predicting the Soviet Collapse”，National Review Online，2011年7月14日，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s/print/271828（2011年8月17日访问）。
[53] The original memo，“Why Is the World So Dangerous？” from Herbert E. Meyer to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1983年11月30日，可访问http：//www.foia.cia.gov/docs/DOC_0000028820/DOC_0000028820.pdf（2011年8月30日访问网站）。
[54] The original memo，“Why Is the World So Dangerous？” from Herbert E. Meyer to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1983年11月30日，可访问http：//www.foia.cia.gov/docs/DOC_0000028820/DOC_0000028820.pdf（2011年8月30日访问网站）。
[55] 个人信件，201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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