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专有称谓的说明
在本书中，俄语称谓通常遵循音译法的英式标准（BGN/PCGN），部分改动是为了符合对公众历史人物进行英译的普遍译法（比如说，原本应是Tsar Nikolai和Tsaritsa Ekaterine，现在却被译为Tsar Nicholas和Tsarina Catherine）。为了便于发音，我选择将俄语的“ii”尾音变为“y”，同时消除俄语人名与地名的软音记号（因此Maksim Gor’kii改为Maxim Gorky）。为了方便查询原始资料，本书在注释当中的参考文献并不做这些改动，尽量保留标准化的英译版本。
如果有一本以伏特加酒为主题介绍俄罗斯的书，俄罗斯读者会如何看待这本书呢？我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类似主题的文章。当这篇文章在俄语博客圈里悄悄走红的时候，我很快就看到一条情理之中的反驳：“伏特加酒？既然你写了这个，不要忘记还有北极熊和俄式三弦琴。”很显然，这条评论嘲讽的是那些轻信他人误导，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俄罗斯的人。伴随这条评论的是成堆的奚落和讥笑的段子。[1]
毫无疑问，讨论这类陈词滥调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当这种贬抑之词牵涉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话题必然会激起来自这个刻板印象所描述群体的激烈反应。对于身处这个群体之中的人来说，面对这种贬低的陈词滥调，最正常的做法就是降低其影响或者完全否认它。而对于那些怀有同情心的外部人士，他们通常都会礼貌地假装视而不见。很少有被贬低的当事人群体会选择接受这样显而易见的侮辱，他们通常都会对这一话题做出更加深入的调查和探讨。
很显然，要研究俄罗斯（包括其民族、文化、政治和历史），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被广泛传播且令人不安的刻板印象，这种形象在那些酗酒到无可救药的俄罗斯醉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俄罗斯的人也能很快将俄罗斯与酗酒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学习俄语的人在学会用俄语说“你好”之前早就会说“伏特加酒”了。
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局限于外国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全俄罗斯舆情研究中心（VTsIOM）就调研过在俄罗斯人民心里最能代表20世纪俄罗斯的主要标志：伏特加酒占据了榜首，击败了包括北极熊、俄式三弦琴、俄罗斯套娃，甚至还有AK-47步枪在内的所有对手。[2]当谈及俄罗斯未来面临的挑战时，只有大概10%的受访者提到了“国家安全”“经济危机”“人权问题”，大约25%～30%的受访者提到了“恐怖主义”与“犯罪问题”，大约50%到60%的受访者选择“酗酒和毒瘾”作为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这一比例年年如此。[3]虽然大家都知道酗酒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但因为伏特加酒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影响深远以至于连简单地承认它是俄罗斯独有的问题都好像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全面的剖析和应对。俄罗斯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身处局外的外国人了。
然而，虽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前就解决了本国所谓的酗酒问题，但酒精问题仍然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高层领导者们。例如，在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莫斯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差点就阻挠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第三次荣登俄罗斯总统宝座。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手下当了四年的俄罗斯总理了。在重新就职之前，普京在俄罗斯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下议院）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里，强调了岌岌可危的人口和健康问题将是他在接下来的任期里最为紧迫的政治挑战。普京提道，“除去战争或者灾祸的影响，吸烟、酗酒和吸毒每年夺走了50万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除非普京自己患有健忘症，不然的话他在听到这些确实令人震惊的数字的时候本不应该感到任何意外：在其前两个执政期（2000～2008年），他几乎用同样的话反复痛惜着伏特加酒所导致的可怕的死亡数字。[4]
自1999年普京开始在俄罗斯政坛获得关注以来，俄罗斯的各项社会指标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遭受重创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倒退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在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可以达到大约7%，直到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虽然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反弹趋势，但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标却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欧洲国家。即使在今天，俄罗斯青年男性的平均寿命超过65岁的概率，甚至低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样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5]和这些极端地区不一样，危害俄罗斯的不是营养不良或者饥荒饥饿，更不是内战当中的流弹误伤：罪魁祸首显而易见，就是伏特加酒。俄罗斯人每年平均要喝下18升纯酒精，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最高安全饮用量的两倍之多。2009年，时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将酒精称为“国家灾难”，宣告发起抵抗伏特加酒的新一轮战斗。[6]
俄罗斯在文化层面对伏特加酒的沉迷是颇具悲剧性的，而且这种沉迷常常被归结为“对俄罗斯人灵魂的一种折磨”。但简单地将酗酒和自我毁灭行为归结为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看作是俄罗斯人在基因层面不可剥夺的部分，无疑是欲加之罪。俄罗斯的伏特加酒灾难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正如我论述的，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对伏特加酒的沉迷，以及这种沉迷所带来的各种劫难，实际上是近代俄国专制政权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灾难。在近代俄国专制政权崛起之前，中世纪的罗斯人就已经饮用着谷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啤酒和麦芽酒，由蜂蜜自然发酵而成的蜂蜜酒，以及由面包自然发酵而成的格瓦斯酒。富人阶层则饮用着进口的葡萄汁和樱桃汁发酵出的各类红酒。他们饮用的酒水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相差不大，而且饮用的数量和方式也差不多。然而，在引进改变原本依赖自然发酵做法的蒸馏法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借助蒸馏法生产的烈性酒和伏特加酒的酒精浓度和盈利能力是依靠大自然力量的自然发酵酒无法比拟的。从16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和沙皇们就垄断了利润丰厚的伏特加酒贸易，并迅速将其发展为从其臣属子民身上榨取财富和资源的主要手段。
政府通过酒精控制社会大众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做法：即使是在19世纪，蒸馏酒在对非洲殖民地进行“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奴役黑奴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但酒精在俄国独裁的沙皇政体和苏联的国家治理手段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深蒂固，而这也给今天和未来的俄罗斯联邦留下了难以处理的后遗症。[7]让民众沉溺于伏特加酒的做法在道德层面、社会层面和健康层面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国力强盛，国库充盈，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轻易地一带而过。至少在维护专制政权的稳定性这件事上，酗酒让民众走向酒馆而不是罢工抗议警戒线，反倒是一个额外的好处。总而言之，只要专制政权有存在的合理性，伏特加酒问题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分不开。
这是否意味着伏特加酒在俄罗斯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但它却可以影响很多事情。我并不想用一个简单的因果来分析俄罗斯历史：如果主张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都可以用酒精解释，这无疑是愚蠢至极的做法。与此相反，我所写的《伏特加政治》一书可以作为观察、理解俄罗斯错综复杂的政治发展历程的另一个视角。这就像是以一种酒后眼里出西施的看法看待俄罗斯历史：但这并不会扭曲我们的认知，借助伏特加政治的视角查阅俄罗斯历史实际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聚焦在关键点上。伏特加政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上那些以喜怒无常著名的专制君主，以及他们统治臣民的方式。它凸显了在包括战争、政变和革命这些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中发挥重要作用，却被忽视的动因。它填补了我们在解读俄罗斯社会文化与政治经 济之间关系的空白。它赋予我们欣赏俄罗斯文学巨著的新视角，并以一种全新角度诠释了俄罗斯的国内动态。最后，它或许还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伏特加政治遗留问题给建设一个健康、繁荣、民主的俄罗斯未来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今日的俄罗斯民众已经意识到酗酒这一巨大问题，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也都不能不承认伏特加酒很可能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认真分析俄罗斯的酒精问题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应对未来，这要比回避一个过于敏感和令人难安的老套话题、出于礼貌拒绝参与讨论陈词滥调重要得多。实际上，不同派系和国籍的学者们早就已经开始这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了。
这本书不是关于伏特加酒的第一本传记，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本。俄罗斯人在国家历史中记录酒精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伊凡·普雷若夫（Ivan Pryzhov）的《俄罗斯的酒馆史》（Istoriya kabakov v Rossii）。之后俄罗斯国内外很多关于酒精主题的通俗文学作品均认真调研了我们现在口中的伏特加酒的起源和词源，但很多分析都局限在表面。[8]更有价值的是那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统计学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俄罗斯酒精历史这一很小的专业研究领域并写出了很多重要文献，包括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活水》（Living Water，1990），写的是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帕翠西娅·赫利西（Patricia Herlihy）的《酗酒帝国》（Alcoholic Empire，2002）描述的是帝国时代后期的俄国；凯特·特朗斯西尔（Kate Transchel）的《影响之下》（Under the Influence，2006）关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时期；弗拉德·特瑞米尔（Vlad Treml）的《苏联时代的酒精问题》（Alcohol in the USSR，1982）探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的《走向干涸的俄罗斯》（Russia Goes Dry，1996）回溯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亚历山大·内蒙斯特索夫（Aleksandr Nemtsov）的《俄罗斯酒精问题的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lcohol in Russia，2011）梳理的是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各种历史影响。[9]不同于那些粗略描述伏特加酒的社会历史作品，我的研究立足于更加严谨的学术研究以及很多来自俄罗斯、欧洲以及美国档案馆里从未被披露的原始史料，通过调查从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到2012年俄罗斯大选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伏特加酒是如何与俄罗斯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描绘出一幅酒精在俄罗斯政治历程中的演化图。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美化酒精，也不是恶意嘲讽俄罗斯的酗酒问题，更不是宣扬东方主义或者反俄罗斯情绪。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酒精对政治事件的各类影响和催化作用（以及政治事件对酒精的反作用）。酒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独特政治作用的现象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实际上，W. J.罗拉鲍尔（W. J. Rorabaugh）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酗酒共和国》（Alcoholic Republic，1979）以同样的新视角审视美国的早期历史：由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革命行动都是发生在烟雾缭绕的酒馆里，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视为“醉鬼的国家”。早在1930年代早期，美国殖民地最成功的报纸《宾夕法尼亚周报》整理了一份多达220条描述醉酒的口头语，同时还刊载了各类关于外国政府如何处理猖獗的酗酒现象的报道，这些新闻报道的作者正是年轻的费城出版商人、未来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实际上，美国多位开国元勋都与酒精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或是红酒制造商，或是啤酒场场主，或是白酒酿造商。威士忌生产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甚至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标志性领导者。[10]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应对酒精的历史，但或许在其他国家，酒精问题并不会持续到现在，更不会像俄罗斯这样与其民族文化、社会与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将近二十年来推动我开展研究的，我对俄罗斯（包括它的人民、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喜爱与迷恋传递给读者们。
尽管完成本书的时间看似很长，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的时间。撰写这本书让我在很长时间内不能陪伴我挚爱的妻子珍妮弗，以及我的孩子亚历山大、索菲亚和海莲娜。我很期待可以与家人一起打垒球、参加游泳课，以及骑车游玩，但所有这些都因为写书的工作而被搁置。我的父母戴勒和鲍拉·希拉德在我写作的时候始终愿意帮助我承担家务，我的两个兄弟丹和肯特始终准备提供睿智的建议和有力的支持。这本书和我的成就离不开家人的鼎力支持。
我同样感谢我在维拉诺瓦大学（特别是政治学系和俄罗斯研究系）的众多朋友、同事、行政人员和学生，他们不仅给我宝贵的反馈意见和倾情支持，而且为我的家庭提供了友善包容的环境。在与以下同事的讨论中我受益良多，他们是林尼·哈特奈特、阿德勒·林登梅尔、杰弗里·哈恩、马特·柯贝尔、克里斯汀娜·帕拉斯、马库斯·克雷泽、乔·洛亚神父、玛丽奥·沃尔尼克、鲍里斯·布里克、劳伦·米尔腾伯格、大卫·巴瑞特、库伦勒·沃勒瓦比、洛维尔·古斯塔夫森、杰克·约翰内斯、鲍勃·郎格兰、艾瑞克·洛马佐夫、叶卡捷琳娜·沃里克、叶卡捷琳娜·威尔逊、劳拉·布朗、玛瑞亚·图尤达、杰妮芙·迪克森、丹尼尔·马克、铃木森广，以及玛丽·博斯·西蒙斯。与此同时，在我受挫沮丧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伊拉兹马斯和毛瑞·克斯汀始终耐心倾听我的抱怨。彼得·多诺修神父、凯尔·伊利斯神父、迈瑞尔·斯泰恩和塔拉斯·奥廷斯基为我提供了来自不同机构的支持。斯蒂芬·达贝斯、史沙威·帕拉居利和马克斯·麦克谷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支持。我还要感谢维拉诺瓦大学打破常规提供了书中各种照片的授权。在维拉诺瓦大学，我要特别感谢斯蒂芬·舒尔茨，他不辞辛苦地阅读每一章和每一稿，指出本书在出版之前的许多遗漏疏忽之处。谨致谢意。
我很幸运结识了穆瑞·费斯巴赫，他在这本书当中扮演顾问、导师和朋友的多重角色。俄罗斯应该感谢你在过去五十年不倦的调查研究；我同样感谢你的指导和启发。
在本书的主要研究工作当中，我同样感谢以下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疑惑，以及为我提供友情支持的学者和朋友们，包括马克·斯泰恩伯格、马克·贝辛格、亚历山大·内蒙斯特索夫、尼古拉斯·艾伯斯达特、大卫·克里斯蒂安、杰米·斯维格特、理查·天普斯特、凯特·特朗斯西尔、罗宾·罗姆、马丁·麦克伊、大卫·李奥、大卫·法黑伊、查尔斯·金、哈利·巴尔泽、斯科特·哥尔巴赫、朱迪·特维格、卡洛斯·勒夫、艾曼纽尔·艾凯伊彭、斯蒂夫·特鲁萨、荷伯·梅尔、安德烈·亚伯斯、安娜·巴列、多米特瑞·费多托夫、国会图书馆的托马斯·雅宾、莱顿大学“伯切巴克知识项目”的约斯·斯卡肯、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的彼得·马格斯，以及克瑞斯特·艾伦赛德，正是他的帮助让我不用跨越大西洋去到莫斯科找寻史料档案。无论他们是否能看到，我都想感谢以下人士的支持与启发，包括弗莱德·特瑞米尔、杰米瑞·杜夫、克里夫·格迪、昆尼·恩斯特、丹尼尔·特瑞斯曼、克瑞斯·沃克、克林特·富勒、林顿·艾琳、布莱恩·瓦涅、托尼·达萃勒、马克·阿杜曼尼斯、安娜托利·卡林、希安·谷尔洛瑞、邓肯·雷德蒙斯、杰夫·威廉姆斯、蒂姆·斯瑞尔、戴夫·德伯勒、巴伯·斯尔夫、斯蒂夫·佩里，以及在CPD、Fishbone公司、Templeton Rye公司以及Mitchell & Ness公司工作的善良的人们。特别感谢那些活跃于美国国内外慈善社区机构的人，虽然他们对那些弱势的、被边缘化的，以及被暴力侵害的人的救助通常没有获得认可，但他们始终如一地投身这一事业。同样的，我在俄罗斯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来自乔治亚和安德鲁·威廉姆斯，以及他们在“俄罗斯孤儿发展机遇基金会”（the Russian Orphan Opportunity Fund，ROOF）的慈善工作的帮助。我在波多利斯克与那些弱势孤儿的相处经历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这点我在后续章节中会清楚描述。由于在俄罗斯的孤儿救助机构中存在着许多伏特加政治的真正受害者，因此我决定将本书的部分利润捐赠给俄罗斯孤儿发展机遇基金。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像上一本书《卑劣观念的政治力量》一样，本书的出版要归功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人和善、工作踏实的工作人员。这本书的编辑大卫·麦克布莱德先生从项目启动伊始就始终与我分享他的观点，帮助我坚定信心。我还想就此机会对匿名评审专家致以衷心感谢，你们不辞辛苦地审阅了书稿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条注释。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这本书的质量才获得了很大提升。
最后，作为一个写诸如俄罗斯酒精问题这一禁 忌话题的外国人，我必须对自己的偏见和动机做出一些解释。我可以确信的是：有些读者根本不会正面思考我在书中提出的争议问题，而仅仅出于国家或民族立场就直接跳到各种站不住脚的结论。因此，需要解释清楚的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我长期热爱和尊敬的俄罗斯人的健康感、幸福度和富裕感。1990年代在莫斯科生活期间，我开始意识到局外人的视角让我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俄罗斯的酒精问题与政治文化，因此对这个研究课题越发着迷。
有些人肯定会错误地认为：我对俄罗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伏特加问题的批判，源自我个人对饮酒的反感。我必须承认的是，在俄罗斯和美国生活（同时也大量饮酒）期间，我个人的伏特加消耗量要远远超过普通的美国人，啤酒的饮用量要远超俄罗斯人的平均水平。同时，这本书最终将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但它绝对不是清教徒式禁酒主义者的戒酒宣传物。
[1] Chto-to pro medvedei i balalaiki zabyli. “‘N’yu lork Taims’ne unimaetsya”，http：//politics.d3.ru/comments/469696（2013年8月28日访问）。该文回应的是我为俄罗斯同性恋抵制伏特加运动撰写的专栏文章，详见Mark Lawrence Schrad，“Boycotting Vodka Won’t Help Russia’s Gays”，New York Times，2013年8月21日，A19版。
[2] Valerii Melekhin，“Nuzhno vybirat’trezvost’”，Soratnik，2010年1月，第2页，http：//video.sbnt. ru/vl/Newspapers/Soratnik/Soratnik_167.pdf；“Obshchestvennoe mnenie”，Radio svoboda，2002年11月17日，http：//archive.svoboda.org/programs/vp/2002/vp.111702. asp（2011年8月1日访问网站）；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6页。关于俄罗斯酗酒问题的总体情况，参见Irina R. Takala，“Russkoe p’yanstvo kak fenomen kul’tury” in Alkogol’v Rossii：Materialy pervoi mezhdunarodnoi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Ivanovo，29-30 oktyabrya 2010），由Mikhail V. Teplyanskii编辑（Ivanovo：Filial RGGU v g. Ivanovo，2010），第12～21页。
[3] 这也不是说对经济的担忧并不重要，“通胀”、“生活水平”和“就业问题”始终占到40%～50%。受访者可以从列表的26个选项当中最多选择7个。VTsIOM，“What Russians Are Afraid Of：Press Release No. 1299”，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299（2010）和“August Problem Background：Press Release No. 1383”，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383 （2011），详见 http：//wciom.com/index.php？id=61&uid=411（2012年2月2日访问）。
[4] AFP，“Kremlin-Bound Putin Tells Russians to Have More Children”，AhramOnline，2012年4月11日，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2/9/39030/World/International/Kremlinbound-Putin-tells-Russians-to-have-more-chi.aspx（2012年4月12日访问）。还可参见弗拉基米尔·普京“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2006年4月10日。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6/05/10/1823_type70029type82912_105566.shtml（2010年11月1日访问）。
[5] Nicholas Eberstadt，Russia’s Peacetime Demographic Crisis：Dimensions，Causes，Implications（Seattle，Wash：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第89页。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寿命调查表项目组：“世卫组织成员国的寿命调查表”，http：//www.who.int/healthinfo/statistics/mortality_life_tables/en/（2013年1月22日访问网站）。
[6] Mark Lawrence Schrad：“Moscow’s Drinking Problem”，New York Times，2011年4月17日，以及“A Lesson in Drinking”，Moscow Times，2011年3月4日。
[7] Charles van Onselen，“Randlords and Rotgut 1886-1903：An Essay on the Role of Alcoh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cn Imperialisism and Southern African Capital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lack Wineworkers in the Transvaal Republic”，History Workshop，1976年第2期，第84页；Frederick Douglass，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 [18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第74～76页。特别感谢Emmanuel Akyeampong提供这条参考文献。关于俄罗斯，参见David Christian，“Traditional and Modern Drinking Cultures in Russia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1987年第1期，第61～84页。
[8] 例如Nicholas Ermochkine，Peter Iglikowski，40 Degrees East：An Anatomy of Vodka（Hauppauge，N.Y.：Nova，2003）；Patricia Herlihy，Vodka：A Global History（London：Reaktion Books，2012）；Vladimir Nikolaev，Vodka v sud’be Rossii（Moscow：Parad，2004）；Gennadii M. Karagodin，Kniga o vodke i vinodelii（Chelyabinsk：Ural，2000）。
[9] David Christian，Living Water：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Clarendon，1990）；Patricia Herlihy，The Alcoholic Empire：Vodka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Kate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Working-Class Drinking，Temperance，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895-1932（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Vladimir G. Treml，Alcohol in the USSR：A Statistical Study，Duke Press Policy Stud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2）；Stephen White，Russia Goes Dry：Alcohol，State and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Aleksandr Nemtsov，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lcohol in Russia，由Howard M. Goldfinger和Andrew Stickley翻译（Stockholm：S ockholmicklgskola，2011）。同样值得提到的是Boris Segal和Irina Takala的研究著作。Boris Segal，Russian Drinking：Use and Abuse of Alcohol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ew Brunswick，N.J.：Rutgers Center of Alcohol Studies，1987），以及The Drunken Society：Alcohol Use and Abus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90）；Irina R. Takala，Veselie Rusi：Istoriia alkogol’noi problemy v Rossii（St. Petersburg：Zhurnal Neva，2002）。
[10] W. J. Rorabaugh，The Alcoholic Republic：An American Tra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第5、30、49页；Cedric Larson，“The Drinkers Dictionary”，American Speech，第12卷第2期（1937），第8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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