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站在当代的视角回溯过去，大多数苏联历史教科书都将1982年到1985年这3年多的时间称为一段政权空白期——这指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崛起之间那段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空档期。然而，这种说法遗漏了大量的紧张局势和重要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因为这些部分与伏特加政治有关。如果说后斯大林时代强调了“禁酒的”异见分子和“酗酒的”苏联领导层以及他们的酒政策之间的关键分歧，那么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过渡期则显示了这种禁酒/酗酒之间的差别——政策层面和个人性格层面上的差别——是如何成为苏联领导层内部最重要的政治分歧的。

到1980年代初，苏联体制的雄心和弊端都体现在其领导人身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西装外套彰显着其过去的英雄主义荣耀，只不过这些勋章的主人已年迈衰弱。正如其政治领导层一样，苏联社会也日益深陷于腐败酗酒、健康恶化等问题当中。勃列日涅夫重视通过稳定的干部队伍所展现出来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共产党领导人一旦被安排了有权势的职位，他们的地位就很难被动摇了。结果就是老人政府——由年老的人来执政。在1980年代早期，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13名成员的年龄加起来是909岁，平均年龄达到70岁。^[1]缺少新面孔和新思想就意味着更严重的停滞萧条、腐败问题和政治衰败。正如那位滴酒不沾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所了解到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在处理酗酒问题、经济停滞、腐败问题时遭遇了严重的冲突，他本人对此也是无可奈何，进而漠不关心。“你不懂生活，”在讨论黑市经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这样说道，“光靠工资谁也养活不了自己。”^[2]

既然能否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特殊待遇取决于是否会破坏良好的现状，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那些头发日渐花白的干部中的大多数人也就都跟他一样，对酒的问题不屑一顾。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则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男人。作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帮助镇压了当地1956年的民主运动。在他被提拔为国家安全事务的主管之后，安德罗波夫坚信，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卫摇摇欲坠的政权。因此，他下令派遣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前往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指挥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还有在1981年支持波兰实行军事管制。这位克格勃首领的“匈牙利情结”也意味着他要镇压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压制包括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在内的异见分子。^[3]

因此，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位冷血无情的克格勃首领实际赞同这些异见分子的观点，即认为酗酒现象、不择手段、贪污腐败这些问题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一位相对来说的禁欲主义者，安德罗波夫更偏好慢慢品尝尊尼获加威士忌酒（Johnnie Walker scotch），而不是大口喝伏特加酒。安德罗波夫对党内精英阶层中的特权待遇、酗酒问题和腐败问题感到震惊。^[4]他致力于克格勃的精简，使之成为一支有组织、有效率、反腐败的力量。

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982年，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克格勃调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犯罪集团；这个集团涉嫌挪用公款、洗钱和跨国走私钻石。案件涉及加琳娜·勃列日涅娃（Galina Brezhneva）。她拥有令人猜疑的巨额财产，其堕落作风臭名昭著，而且酗酒成性——她也是身体有恙的总书记的女儿。这对党内的精英阶层来说是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这个案件也像普通案件一样得到处理，而不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外的政府别墅中平静地去世了。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年老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围在其床前，同意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在全国电视转播的葬礼上，几乎所有苏联人都看到了安德罗波夫神色严肃地拥抱了悲伤的勃列日涅夫的遗孀，却对其女儿不理不睬。加琳娜由两个魁梧的保镖围着，引人注目。克格勃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情声色的加琳娜与其众多情人和前夫进行着如此大规模的钻石走私活动，以至于他们的活动已经有可能损害到了跨国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在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酗酒成性的加琳娜悄然地从公众视野消失，直到后来被判处监禁，囚于一所精神病院；1998年，加琳娜在精神病院里去世。^[5]

安德罗波夫通过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来推行一个大范围的加强劳动纪律的运动，效仿他在克格勃实行的改革，包括一个大范围的反伏特加酒计划。这位前克格勃首领在推行这个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明敏锐，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位新总书记通过对工厂的突击检查了解工作场所的酗酒现象，这些突击检查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这种做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0年里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他发布了“拖网行动”（Operation Trawl），对全国各地的餐馆、电影院、桑拿房、地铁站和公园进行拉网式搜查，搜寻任何醉酒和旷工的人。^[6]

安德罗波夫是认真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Presidium）也规定，在工作场合酗酒的人将被立即开除——在苏联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家，这个做法引人注目。即使被开除的员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酗酒的耻辱依然会跟随着他；一个遵守纪律的酒鬼也只能拿到正常奖金的一半。现在，酗酒者也需要对他们在喝醉状态下所造成的损耗——包括有缺陷的 产品——负责。没有彻底根除生产工人酗酒现象的管理者，也会失去他们所垂涎的奖金。^[7]

安德罗波夫推行的政策局限于应对劳动纪律这样的症状，而没有解决伏特加政治这一病根，注定以失败告终。确实，各种惩罚和以前一样严厉——惩罚的执行也跟以前一样马虎松懈。同样，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改善教育质量、生活水平、医疗服务，或者限制国营伏特加酒的产量。

事实上，安德罗波夫另一项打破传统的做法——降低伏特加价格而不是提高价格——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加强劳动纪律运动。廉价“安德罗波夫牌伏特加酒”（Andropovka）（酗酒者亲切地给这种伏特加酒命名）旨在让酒类购买者远离危险的私酿酒。然而，尽管各种惩罚日益严厉，家庭酿酒的行为仍然持续存在，这一情况在乡村地区尤为显著。^[8]

如果没有因为肾脏衰竭去世，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能否成功？这是有待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至少，通过提拔像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这样年轻、与其志同道合且多数“滴酒不沾”的改革者，安德罗波夫替换了勃列日涅夫时代那些酗酒成性、年老昏花的“干部们”。到了1983年夏天，安德罗波夫已经明显缺席正式会议，将日常业务交给了年长的第二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负责。卧病在床的安德罗波夫写道：“由于已无法主持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我因此请求中央委员会各位成员商讨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权交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的议题。”他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腐败守旧、年老的契尔年科选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在一个拥护勃列日涅夫的保守派将安德罗波夫的信交给中央政治局的过程中，这最后一段被有意篡改了。^[9]

1984年2月9日，尤里·安德罗波夫死于肾脏衰竭。他的国葬在红场举行；葬礼上，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还发表了一篇几乎没人听懂的悼文。契尔年科已经患上了慢性肺部疾病、慢性心脏疾病和慢性肝脏疾病，奄奄一息。这位72岁的“新”书记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领导人里最软弱无能的一位。尽管契尔年科对“破坏人民的健康和给我们的家园带来厄运”的酒精滥用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也宣扬了想“让社会摆脱这个重大弊病”的希望，但他却没有做到言行如一。^[10]他无法继续推行加强劳动纪律运动，这或许可以归结于他那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而他之所以不愿继续推行这项运动，则是因为他对之前的酒友——勃列日涅夫——的忠诚。确实，如果说契尔年科身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许就是他甚至可以将勃列日涅夫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契尔年科曾经鼓吹过他那“惊人的饮酒能力”——他将自己的这一特质归因于在西伯利亚极端气候下成长的经历——“不管喝了多少酒，契尔年科从来都不会醉”。^[11]

契尔年科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酗酒问题无疑加重了他的肝硬化和心肺疾病，这导致他在1985年3月10日去世。“不管是什么导致契尔年科先生患上了肝硬化这一疾病，”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验尸官这样婉转地总结道，“这一疾病无疑削弱了他的肝脏功能，而且打断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12]

现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已经准备好迎来这么多年来的第四位领袖了——这在国内外都是政治上的尴尬事情。“如果苏联的领导人像这样一直不断地去世换人，我该如何在与他们的交涉中取得任何进展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沮丧地写道。^[13]

禁酒一代的抉择

里根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够了老人政府的人。接下来的走向就如同常见的故事情节一样：随着契尔年科的去世，年事已高的苏联领导层勉强接受了必须由新的一代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事实。因此，中央政治局选择了最年轻有为的成员——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契尔年科的继任者。然而，这一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选择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这个选择的关键不仅在于下一任总书记是否年轻，还在于他是否酗酒。这个问题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领导私人与酒瓶的关系似乎是改革的一个可靠征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列宁之外，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是爱喝酒的人；对于让社会大众（或者说他们自己）戒掉酒瘾这件事，他们几乎没什么兴趣。相对而言酒瘾较轻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则不满于酗酒问题导致的经济停滞并推行了改革。这一区别值得我们牢记于心，并在研究1985年两位最主要的总书记角逐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格里戈里·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时考虑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苏联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他——就像安德罗波夫一样——并不是一个完全滴酒不沾的人，但是偏向于“禁酒”一方。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将自己对蒸馏酒的厌恶归因于1946年的一场成年仪式，那时的他15岁。与父亲在田地里辛苦劳作一天后，收割队队长宣布，“到了你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了”，说完他就强迫这个小男孩喝下了满满一大杯液体。戈尔巴乔夫原本以为那杯液体是伏特加酒，后来才发现那是100%的纯医用酒精。“在那次经历后，喝伏特加酒或者烈酒对我来说都感觉不到任何一丝快乐了。”^[14]

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斯塔夫罗波尔，进入了著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赖莎（Raisa）。他们两人于1953年结婚。毕业之后，他们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米哈伊尔到了当地一个因为效率低下而臭名昭著的集体农庄中工作；因为改革有力，戈尔巴乔夫不断晋升。1978年，他的导师和资助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费多尔·库拉科夫（Fyodor Kulakov）——在一夜豪饮后死于心脏病突发。戈尔巴乔夫接替他出任当地农业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获得了与他志同道合的老乡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支持。作为1970年代的一个地区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率先打击了农业领域中的缺乏纪律性问题、腐败现象和酗酒问题；安德罗波夫一上位就效仿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做法。^[15]

当契尔年科成为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后，戈尔巴乔夫没有从中作梗，但他也通过强调开展彻底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的需要制造了一些波澜。在1984年12月关于意识形态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戈尔巴乔夫借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援引，隐秘地提议进行广泛的改革——从市场化的激励措施和授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到党内更开放的氛围和更多的自治管理——以应对经济衰退危机。在和他未来的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一次坦诚讨论中，戈尔巴乔夫更进一步：对苏联体制里“一切都已经腐朽”的说法表示赞同。“必须改变这一点。”^[16]

在对最高职位的追求上，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者是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他与以前的皇室家族没有任何关联，虽然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坦露过，她会很高兴看到一个姓罗曼诺夫的人重新统治俄罗斯］。在62岁的时候，罗曼诺夫是中央政治局里第二年轻的成员，而且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成为第一位革命后出生的总书记。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罗曼诺夫长期在实力强劲的列宁格勒地区担任地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是安德罗波夫一手提拔的一名有智慧、有能力的组织者。他主管着军事和国防工业，资历远胜于在农业领域取得成绩的戈尔巴乔夫。当契尔年科抱病时，戈尔巴乔夫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职务，而名义上的第二总书记则是罗曼诺夫。

从年龄、资历、能力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不相上下。确实，罗曼诺夫在党内有着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职责；而他与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以说，这使得他成为保守派眼中更为可取的一个人选。^[17]

两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很有可能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就在于他们的个人脾性。不像戈尔巴乔夫，罗曼诺夫是一个疯狂的酒鬼。除了每日的酗酒行为外，还有更具破坏性的谣言声称，他在担任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滥用职权，调用叶卡捷琳娜女皇那套价值连城的餐具用于他女儿的婚礼。而且，在之后的酒宴狂欢中，这套餐具被喝醉酒的人砸毁了。罗曼诺夫否认了这一谣言——谴责对手想方设法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然而，即使是远在伦敦的撒切尔夫人也听说了这个谣言，并承认这个谣言影响了她对于其候选资格的看法。^[18]

中央政治局委员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罗曼诺夫的暴躁性情和轻率举动。他的这些特质都让人忍不住回想起过去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安德罗波夫“十分清楚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为人心胸狭窄、阴险狡猾，行事风格又独断专行；他也意识到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罗曼诺夫很少能提出完善的方案或想法”，至少 戈尔巴乔夫是这么说的。^[19]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证实，“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而且“他的作风展现了威权主义的痕迹”。^[20]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而且我们的观点也不一样。”滴酒不沾的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写道。他用这句话来描述他和罗曼诺夫以及他那些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酒友之间的紧张关系。^[21]这种分歧由于一则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报道而进一步恶化了；该报道表示，喝醉酒的罗曼诺夫——带着一个比自己年轻30岁的流行女歌手——被一艘芬兰的巡航船逮捕了。当时罗曼诺夫等人所乘坐的船只不知为何误入芬兰所属的波罗的海海域。就在契尔年科去世几周前，在罗曼诺夫对赫尔辛基的最后一次官方访问期间，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苏联大使馆的医生都被叫来帮助他恢复到可以发表演讲的状态”。^[22]

这与戈尔巴乔夫温和的脾性有着天壤之别：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的晚宴中，戈尔巴乔夫也只允许自己喝两杯红酒，绝不多喝。之后他便委婉地转移别人施加的让他喝酒的压力。^[23]我们很难说清楚罗曼诺夫的酗酒习惯和独裁性格对他的候选资格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但他的这些缺点无疑凸显了戈尔巴乔夫的优点。

第一手叙述资料在很大程度上都赞同，长期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那举足轻重的支持是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决定性因素。葛罗米柯在西方国家以“摇头先生”（Mr. Nyet）的称号闻名，这个顽固的外交官似乎是保守派里面不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同盟者的人。但事实证明，葛罗米柯的“禁酒”倾向比戈尔巴乔夫更为强烈。葛罗米柯的情况与戈尔巴乔夫极其相似：他童年的朋友差点因为偷喝违法私酿酒而丧命，在那之后，年纪很小的葛罗米柯就戒酒了。^[24]葛罗米柯不但与戈尔巴乔夫一样厌恶酒精，也和他一样深信苏联体制迫切需要根本性改革——从伏特加政治入手。

在他的回忆录中，葛罗米柯描述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的密切合作，以及他与这位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改革者“就国内外政策之间差异最大的方面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讨论”。^[25]所以，当葛罗米柯站起来为戈尔巴乔夫唱赞歌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全体一致同意戈尔巴乔夫当选。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面对如此混乱的苏联经济，无论1985年上台的是谁，都将考虑对其进行大调整；而且，妨碍这场改革的只有老的一代。因此，随后进行的改革方案“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心血来潮”，更确切地说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涌现后的自然结果”。^[26]

但是，对于改革来说，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不可逃避”的；之所以有改革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需求。^[27]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个愿意进行改革的领导人。否则，陷于停滞的苏联体系本会继续踉跄前行，就像之前 三位领导人在位期间一样。认为年轻的一代团结起来要求改革，而年老的一代却一致反对，这样的观点不只会误导人，也是错误的。在年老一代中很有影响力的成员，例如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他们都理解改变的必要性。同样的，年轻一代中也有更满足于过去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稳定状态、腐败现象和酗酒问题的人，包括罗曼诺夫。

从1928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86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判断政府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有效改革上的意愿最恰当的预测指标不是年龄大小，也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是领导人与酒瓶之间的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改革的最重要动力并不在于戈尔巴乔夫很年轻，而在于他滴酒不沾。

为什么我会庆幸我不是戈尔巴乔夫

西方世界对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错误认识是，他们认为这位《时代》杂志的“十年风云人物”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秘密的民主主义者——他是一个“间谍”。他晋升到高层是为了解放和自由，是为了实行像经济体制重组（perestroika）、开放化调整（glasnost）和民主化进程（demokratizatsiya）这样的政治改革。

戈尔巴乔夫确实是一个有抱负的改革者，但他主要的改革侧重于经济而不是政治。他不想摧毁共产主义制度，他想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好地运转。从伏特加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戈尔巴乔夫在位时的做法可以让采取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也表明我们需要相应地重新评估那些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改革时间轴。

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1986年春天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他那激进的经济体制重组改革计划——在他上台短短一年之后。在那之后，开放化改革——带来更大的言论自由和更为宽松的审查制度——也相应出台。接着，在1987年，随之而来的则是差额选举制度和民主化进程改革，这些措施削弱了政府的高压权力，使苏联慢慢成了托洛茨基那一著名描述中的“历史的垃圾桶”。

大多数报道都急于仔细研究和分析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所以只是一笔带过式地提及，就像他的导师安德罗波夫一样，戈尔巴乔夫一开始的计划是发动对酗酒问题的全面斗争。考虑到伏特加酒在苏联国家运转中的关键作用，戈尔巴乔夫那场覆盖广泛的（而且最终也是灾难性的）反酗酒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脚注：这是与过去的政治遗产之间一个引人注目且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决裂，这一决裂对随后的政治改革以及苏联自身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1985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掌权短短6周后，《真理报》的头版就宣告了一场大范围反酗酒运动的到来。“苏联人民并没有被灌输戒酒的精神。而且对于饮用酒精饮料给当代人特别是给子孙后代的健康所带来的危害，他们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共产党的机关报大胆地宣称道。^[28]随后的《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Measures to Overcome Drunkness and Alcoholism）便开始不断增加反酒精的政治宣传。和过去一样，这些传统的策略只针对社会性酗酒现象的症状，而不是其病根。戈尔巴乔夫承认之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反酗酒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很明显，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将会更进一步……进很多步。一个全国性禁酒协会出现了。娱乐场所及医疗设施——或出于经营自主权，或迫于行政命令——也增加了。酒的销售得到显著的限制，而酒产量也开始锐减。“这个问题我会成功解决掉的。”精力充沛的新任总书记私下这样宣称。^[29]

这是自1920年代尼古拉·布哈林和尤里·拉林的反酗酒协会（第十五章）成立以来最全面的一场反酗酒运动。就像过去的反酗酒协会一样，克里姆林宫下令成立了新的全苏反酗酒志愿者协会（All-Union Voluntary Society for the Struggle for Temperance）。就连“反酗酒协会”的月刊《戒酒与文化》也被重新采用，并以完全一样的刊名重新出版。几个月内，订阅人数便超过了60万人次，而全苏反酗酒志愿者协会也神奇地招收了超过1400万名“志愿”成员，这些成员来自45万个工厂、集体农庄、学校和其他机构的分支。这个志愿者协会主要负责提升工作场所的节酒氛围、彻底根除家庭酿酒行为以及确保人们遵循反酗酒的规章制度。这些都同样不禁让人想起1920年代的反酗酒协会。^[30]

当时，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就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反酗酒的斗争中存在着一定的新斯大林主义成分；他把这场对抗酒精的斗争描述为“一场带有以往风格的运动，纪律严明的人们准备充分，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持久力”。^[31]但是，让人不禁想起过去的并不只是国家批准认可的戒酒组织的成立，也不只是通过“赶牛似的招募技巧”来不断壮大其队伍的做法^[32]，甚至也不只是无处不在的政治宣传——让人不禁想起过去的是，这场运动也是通过急剧限制伏特加酒本身的生产和销售来争取让人们戒酒这一事实。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出售伏特加酒给年龄不满20岁的人。酒不允许出现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场所、运动场地和康复中心附近。出售酒的零售商店的数量和营业时间都遭到大幅度削减。为减少工作场合的酗酒行为，只有在下午2点后才能买得到酒。销售酒的商店每天晚上7点关门，而且周末也不营业。这就导致商店门口排起长队，顾客对此感到不满。

政府生产的伏特加酒、利口酒和葡萄酒产量锐减，价格也提高不少。为吸收那些没有用来购买伏特加酒的卢布 以及鼓励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水果、果汁、果酱，以及体育用品、运动器材和艺术工具的供应都有增加。打击家庭酿酒行为的法律也更为严格：生产或持有私酿酒、蒸馏设备的人都将被判处罚金300卢布或2年劳改营的义务劳动。^[33]

共产党员被期望成为戒酒的典范，正如1920年代创造“新苏联人”运动一样。酗酒成为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老的共产党员被清洗出共产党队伍的原因。“共产党的要求很清晰明朗，”《真理报》上一份毫不含糊的声明这样写道，“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使命感与这一恶习是互不相容的。”^[34]正如1920年代，那些屈服于伏特加酒诱惑的党员都受到公开的羞辱，他们酗酒罪行的细节被公开发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35]

这场反酗酒的党内肃清运动中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对手、酗酒成性的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仅在从最高领导人岗位去职几周后，罗曼诺夫再一次公开丢尽颜面——这一次，他在1985年3月的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公然喝醉。就在反酗酒运动开始的第一周，仍休假在外的罗曼诺夫就被开除出党了。“我很直接地让他意识到领导层里没有他的位置，”戈尔巴乔夫回忆道，“他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他说什么也改变不了这点了。”政治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的罗曼诺夫静静地流下了眼泪。^[36]

虽然利用酗酒问题作为清除不受欢迎的人的托词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但其他举措就要新奇得多了：当地各级政府的官方接待仪式、国外的苏联大使馆，甚至克里姆林宫都实行全面禁酒，这使得共产党官员和来访的贵宾感到惊愕失望。然而，滴酒不沾的戈尔巴乔夫以身作则，引导着他的反酗酒运动——这首次表明就连党内精英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或许，与过去的体制最显著的决裂是通过公开性（glasnos）来实现的。“公开性”指的只是在讨论公共事务时的“公开”和“直率”，而不是西式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同义词。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这并不是自由，而更像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用以支持经济改革。这样做的想法是：如果人们都不敢讨论是什么困扰着我们的经济，那我们又怎么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呢？

历史学家一般把开放化调整的开始追溯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与异见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那一通具有象征意义的电话。1979年，著名（以及滴酒不沾的）异见分子萨哈罗夫和他的妻子艾琳娜·邦纳（Elena Bonner）公开抗议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行为；在那之后，他们就住在伏尔加河边的秘密城市下诺夫哥罗德［当时被称为高尔基城（Gorky）］，一直处于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戈尔巴乔夫告诉这位著名的异见分子，他和他的妻子已经被准许回到莫斯科；借此，戈尔巴乔夫“向改革者和自由主义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当前的政府对待反对派的方式将不同于之前的政府，而且伟大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一直都是正确的”。^[37]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做出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之前，公开性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些长期受到压制的真实社会数据得到公开发表——如果异见分子米哈伊尔·贝塔尔斯基还在世，他无疑会为此举措欢呼鼓掌。1986年1月，上一年关于完成五年计划进展的报告承认——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苏联，酒精饮料的销售确实存在。官方的经济预测报告也随之效仿。^[38]

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第一期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摘要，即“1985年统计摘要”（1986年8月发布）重新展示了30页长期被禁止公布的社会和经济数据，包括那些反映出苏联糟糕发展状况的数据。预期寿命的数据——男性是64岁，女性是73岁——意味着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民相比，苏联人的寿命平均起来仍然要少了10岁。充满争议的婴儿死亡率数据也得以公布——每1000名婴儿中死亡案例为26名，这略低于像穆雷·费什巴赫和克里斯托夫·戴维斯这样的西方人口统计学家所给出的预估数据，但仍然证实了苏联人日益恶化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福利状况。随后发表的统计数据合订本不仅确认了苏联“第二大经济体”的存在，而且也试着衡量这个经济体的规模。之后的出版物公布了关于犯罪、堕胎、自杀和死刑的硬数据，这些数据自1920年代以后就不再对外公开了。^[39]公开发表如此令人烦恼的统计资料等于公开承认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所面临的艰难现实。

或许最令人震惊的是，1985年的统计摘要终于展示了酒类销售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酒类饮品的销售额占到苏联零售贸易额的整整四分之一。“这些数据首次表明，”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在他那本关于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的通史书中这样写道，“就官方数据而言，从1940年到1980年，伏特加酒和其他烈性酒的产量翻了不止三倍。”^[40]从1962年到1982年，人均酒饮用量每年都以5.6%的增幅增长。^[41]这是一个用数字包裹起来的炸弹。官方的数据不仅证实了诸如米哈伊尔·贝塔尔斯基这样的苏联异见分子和诸如弗拉基米尔·特雷姆尔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所给出的最坏情况下的预测数据，而且比他们的预期还要糟。

数据上的公开性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理解苏联所面临的挑战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而它也描绘了关于伏特加酒和苏联经济衰退的糟糕情况。酗酒给苏联生产力造成的损失占据了全部经济产出的15%～20%。新的公开调查显示，25%的苏联工厂工人经常是在喝了一两杯伏特加酒后才去上班；这也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应对经济停滞、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处理酗酒问题。^[42]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改革和公开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如果想要真正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们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比喻。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看作由改革、公开性和反酗酒运动构成的一个三脚凳；这三个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加强和巩固。

确实，如果说公开性是关于应对苏联体制弊端的直率而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它就并不是始于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之间那通具有象征意义的电话，而是始于在酗酒和公众健康问题上的实话实说。公开承认这些问题的做法将戈尔巴乔夫与在他之前的所有领导者区分开来。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公开性是必要之举，以向他的同胞们——实际上还有世界上的其他人——展示改革过程中所需应对问题的规模。而且因为公布这些信息对于增强人们对他的反酗酒政策的支持而言很必要，所以伏特加酒和公开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当谈及公开关于国家财政的信息时，历史学家指出了1987年6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讲话的重要性。“以政府预算为例，”戈尔巴乔夫主张，“从外部看，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政府收入足以抵补政府支出。但是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戈尔巴乔夫接着开始列举苏联政府预算中的“病态因素”，首先就是一号商品：伏特加酒。“当然了，没有任何事情证实增加葡萄酒和伏特加酒的产量和销售量的合理性。但是，虽然在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来自销售酒精饮料的政府收入仅为670亿卢布，但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这个数目就超过了1690亿卢布。”^[43]公开性对于坦白承认苏联的问题至关重要——而这就意味着首先要说出伏特加政治的真相。

那该怪谁呢？

“请跟我们说说你在中央政治局见过的最激烈的一场争吵。”

在1989年被克格勃莫名其妙地驱逐出苏联之前，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通讯记者安格斯·罗克斯伯勒（Angus Roxburgh）在采访超过100名资历最老的苏联高层官员时的标准问题。典型的回复是在一阵爽朗的低声轻笑后接着说：“噢，那就太多了，太多了……”

“大多数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愿意说出一两个自己的秘密，”罗克斯伯勒这样写道，“虽然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急切地抓住机会揭露改革初期那个看似最能引起分歧的问题，那次试图根绝酗酒问题却注定失败的尝试。”^[44]人们决定用对抗伏特加政治来开始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很能说明此次政治改革的动力，以及苏联精英阶层内部关于是否禁酒所存在的关键分歧。

作为戈尔巴乔夫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反酗酒运动让很多旁观者都大吃一惊。这一点，加上人们都承认这场运动是一个悲惨失败的事实——持有这种看法的既有批评者，也有支持者——引起了甚嚣尘上的猜测：人们为什么要推行这一运动？那又该怪谁呢？^[45]

很多人都过度简化了苏联的政策制定流程，将其夸张地描述为一种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流程；基于这样的描述，他们都错误地责怪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人。也许，出生于气候更温和、饮酒有节制和传统喝葡萄酒的南方地区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并不理解伏特加酒在气候寒冷地区的重要性？或者说赖莎·戈尔巴乔娃——被弟弟的酗酒悲剧所触动——说服了丈夫与伏特加酒正面对峙？^[46]也许这就是在他的就职典礼前夜，戈尔巴乔夫想要说的意思。他对赖莎坦白道：“我们完全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了。”^[47]但这并非什么阴谋或秘密：人们已经普遍了解到，长期以来，酗酒一直阻碍着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损害着公民的身体健康。因为苏联领导层私底下很清楚机密的社会和经济数据，所以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当戈尔巴乔夫掌控全局的时候，似乎他们终于愿意对此采取一些措施了。

“这些数据太惊人了”，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推行反酗酒运动”这个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是这样答复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

工作场所的伤亡事故数量，下降的生产力，衰减的预期寿命，道路与铁路的事故数量。1972年，他们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却推迟做出决定。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政府预算本身就是“充满酒精味的”——这个预算依赖于来自销售伏特加酒的收入。斯大林是那样安排的——临时的安排；但这一临时的决定却一直延续至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预算中“含酒精的”部分从1000亿卢布上升到1700亿卢布——这就是伏特加酒给政府带来的利润。^[48]

听到苏联领导人坦率地承认伏特加政治的关键悖论——不只是酒的收入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有政府持续不断地隐瞒那些尴尬的社会后果——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确实，当谈及这一俄罗斯政体的历史性中心支柱时，滴酒不沾的戈尔巴乔夫更倾向于与那些滴酒不沾的苏联异见分子站在一起，而不是与那些酗酒成性的勃列日涅夫支持者站在同一战线。“很早之前，戈尔巴乔夫内心就反抗着这个生他养他的体制，但正是这个体制创造、培养、塑造了他。”戈尔巴乔夫过去在中央政治局的盟友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回忆道。^[49]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个人脾性上，戈尔巴乔夫在酗酒问题上的立场都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广泛存在的酗酒现象有着许多成因：恶劣的生活条件、艰难的日常生活、落后的文化状况，”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许多人饮酒是因为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或者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压抑的社会氛围驱使着那些天性软弱的人 使用酒精消除自己的自卑感和对严酷现实的恐惧感。而那些大肆歌颂酒精的领导人，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将社会的酗酒化问题归咎于政府，到贝塔尔斯基悲叹唯一更糟的事情就是人们对于伏特加酒问题的默许和冷漠，这听上去好像这些异见分子掌管着一切。“也许，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戈尔巴乔夫回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遗产时说，“虽然消费性商品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但除了销售伏特加酒来灌醉人民外，政府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来维持货币的流通。这听起来很疯狂，却是十足的事实。巨大货币供应量与可怜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距被酒填补了。”^[50]

当然了，苏联人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但如果将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话，那无疑是错误的。苏联时代后期，大多数政治决策都是集体做出的，做决策时总书记的地位和其他人是平等的。确实，虽然归根到底，戈尔巴乔夫对反酗酒政策的实施及其失败负有最终责任（而且根据他的回忆录，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一责任），但是他却不是这项政策背后的驱动力。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实际上是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Mikhail Solomentsev），一名狂热的禁酒主义者。索洛缅采夫曾经是一个酒鬼，后来接受了戒酒的改造。就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前，他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作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Party Control Committee）的主席，大权在握的索洛缅采夫主管党内纪律。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索洛缅采夫就制定实行了一些政策——像加强反酗酒的政治宣传和增加不含酒精的娱乐、运动和休闲消遣活动，这些政策都成为反酗酒运动的基础。

如果你在寻找确凿的证据，那么只需要看一下1984年索洛缅采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讲话即可。他在讲话中承认讨论酗酒问题仍然是一个禁忌。虽然之前的历史记录从未提及这点，但索洛缅采夫的讲话体现了反酗酒运动的精神和内容：

我特别想要关注一下加大打击酗酒行为和酗酒问题力度的话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自1972年开始，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适当的决策。但是我们并没有通过提供必要的组织工作或加强反酗酒的政治宣传来为这些决策提供支持。因此，近些年来，酗酒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就包括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工厂管理者。

当然，酗酒行为增加的原因也包括针对党的决策的执行过程的监督不力。

因此，有一些工厂管理者甚至使用从雇员那里征用的资金创造了“白兰地酒”资金和“晚宴”资金，以组织集体酒宴。这样的酗酒宴会通常是被用来庆祝社会主义比赛和社区服务的完成、官方代表团的来访、节假日、员工生日等。有时这些酒宴甚至是在企业和机构办公场所内部举办的。

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展的系统性审查表明，在许多地方，人们仍旧轻视着酗酒带来的危害。有些党委和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对滥用酒精者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态度。例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地区，党内甚至都没有就一群共产主义者的酗酒、不良行为进行讨论。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地区，那些被证明犯有非法酿酒罪行的共产党人甚至都没有被驱逐出党。

我们需要明确表示，对于那些姑息或宽恕滥用酒精者和违反酒精法的人的行为，我党不会再容忍放任。我们应该从这一恶习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角度来看待每一起与酒精有关的案例。许多道德败坏的罪行，包括收受贿赂，经常是在人们喝醉的状态中犯下的。酗酒行为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它损害的不只是当代人的健康，还有子孙后代的健康。

索洛缅采夫随后义务性地引用了列宁反对酒精的言论，并象征性地向总书记契尔年科表示感谢；在此之后，他大胆宣布：“同志们！我党的承诺——根除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官员的渎职不法行为、贿赂行为、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酗酒行为以及其他恶习的承诺——是坚不可摧、绝不妥协的。”^[51]

因为此时还很难假设一个滴酒不沾的总书记会接替上位，所以在酗酒成性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领导下，索洛缅采夫做出如此大胆的宣言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晋升——戈尔巴乔夫的戒酒观点跟自己的大致相符——索洛缅采夫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在1985年4月的第一周里——就在他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就主持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中央政治局闭门会议，对酒精问题进行讨论。后来，奉行节制主义的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把这次会议描述为“我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52]

除了刊登了关于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同志访问匈牙利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喝得酩酊大醉，大吵大闹），《真理报》头版还轻率地宣称：“在斟酌了工人阶层提交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许多建议后，中央政治局深入探讨了打击酗酒行为和酗酒问题的议题。”这一份典型的匿名 公告宣布了“一系列复杂而严格的社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行政措施、医疗措施及其他反酒精措施”。^[53]这份公告的背后是讨论苏联伏特加政治本身可行性的一场干预性会议。这场会议在很多与会人的回忆中是特别吵闹的。

索洛缅采夫在会议开始后做了一个关于酒精问题的报告。他的同事回忆了索洛缅采夫是如何经常带着关于打击酗酒问题的“大部头研究巨著”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以及发表冗长演讲的。这些演讲立足于官方研究和大量长期被掩盖的社会和经济数据，这些数据“都包含了真正可怕的数据”。^[54]

读完这些“可怕的报告”以及由人民真诚写下的关于酗酒问题的信件，愤怒的葛罗米柯——几周前，他的支持确保了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权——大胆地表达了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失望；虽然自己曾对伏特加酒问题表达过担忧，但勃列日涅夫却对之不理不睬。“想象一下，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有饮酒的人——无论是在工作地点还是在自己家里，无论是在政治机构还是艺术机构，包括实验室、学校和大学，甚至还有幼儿园！”^[55]

据阿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所说，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所说的不只是关乎目前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而且关乎我们民族的生理状况和我们民族基因的未来”。新任的总书记发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谈什么社会主义了。”^[56]

最坚决拥护采取大刀阔斧行动的人——也是与反酗酒运动联系最为紧密的人——就是叶戈尔·利加乔夫。利加乔夫是一位高效的改革者；从1965年到1983年，他担任托木斯克地区（Tomsk）的党委第一书记，一直致力于让公众保持戒酒清醒状态。利加乔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的忠实盟友，直到后来两人关系恶化。清教徒般的利加乔夫滴酒不沾；他斥责党内的酒鬼，并关闭了托木斯克地区47家酒类商店中的45家。后来，当谈及全身心投入反酗酒运动时，他这样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官方职责和我个人拒绝容忍酗酒行为的选择不谋而合。”^[57]

那时，利加乔夫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无投票权），因此他并不像正式委员（有投票权）那样参与报告或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但是他对于酗酒问题的谴责几乎与资历更深的索洛缅采夫不相上下。在反酗酒运动之前，利加乔夫批评过党内的松懈态度——似乎没有人在意有20万名共产党员和37万名共青团员曾因为酗酒行为而被传讯过。就像索洛缅采夫一样，利加乔夫希望解除酗酒成性的党员的职务，并把这作为“全面谴责酒鬼行动”的一部分。^[58]

那些失望的妻子和母亲寄来的成堆令人心痛的信件让利加乔夫尤为感动。“在这些信件里，被悲伤压垮的女人们咒骂着酗酒行为，因为这些酗酒行为夺走了她们的儿子和丈夫的性命，还击垮了她们的孩子，”利加乔夫回忆道，“这是不折不扣的求救声。此外，许多科学家也敲响了警钟，预测这个国家将面临基因退化所带来的威胁。”不同于后来使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产生巨大分歧的政治冲突，他们两人都认同应对这一国家悲剧的紧迫性。^[59]

总而言之，改革者主要考虑的不仅是（甚至主要的考虑都不是）经济复苏，而且是——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道德氛围”。^[60]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所推荐的政策方案。中央政治局里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酗酒”派系；他们出于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或私人原因，积极地反对这项运动。其中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便是尼古拉·雷日科夫，一位年轻的改革派盟友；他后来成了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人中最坦率无惧的一个。

“我支持采取措施打击酗酒问题，也认同国家正在走向衰败这一说法，”在接受英国记者安格斯·罗克斯伯勒的采访时，雷日科夫这样说道，“但是，我绝对反对他们所推荐的措施。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说‘只要货架上还有伏特加酒，醉酒行为就会继续存在’的时候是在开玩笑。接着，我才意识到他们是非常认真的。”^[61]

雷日科夫恳求采取温和措施，不断提及过去那些措施的无效性以及严厉的禁酒令在其他国家所遭遇的失败——他主张传统的应急修补方法，提高酒类商品的价格和打击工作场所的无纪律行为。他抗议那些极端措施，并指出限量供应糖的必要性——他（正确地）预感到糖是驱使非法私酿酒活动出现显著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虽然他得到了大约6位高级官员的支持，但他的反对意见却被彻底碾压了。

“那么，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在其措辞尖锐的著作《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Perestroika：History of Betrayal）中，雷日科夫这样写道。反酗酒势力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雷日科夫不明白此刻的重要性。雷日科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而不是一个言语的时代。雷日科夫没有认识到我们需要不惜一切来拯救这个国家的道德氛围。相比于道德，雷日科夫更关心经济。我记不清他们堆积在我身上的所有指控。通过关注这个国家的“道德氛围”，戈尔巴乔夫积极地支持这些打击酗酒问题的斗士们。^[62]

在数世纪的时间里，酒类收入一直是俄罗斯独裁政府主要的经济支柱。因此，反酗酒运动最积极的反对声音来自那些对其经济后果有着深刻认识的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警告说 当他们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弥补这场运动带来的50亿卢布的财政空缺时，戈尔巴乔夫狠狠训斥了他：“难道你想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伏特加酒的基础上吗？”^[63]

先后三次拒绝签名同意这份方案之后，这位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面临着被开除党籍的威胁。随后，瓦西里·戈尔布佐夫（Vasily Garbuzov）也加入他的异议阵营。戈尔布佐夫是在1960年、赫鲁晓夫在位时期被提拔为财政部部长的；在随后的25年里，他监督和促进着伏特加酒发展成为苏联财政的“一号商品”。作为苏联后期伏特加政治的建设者，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禁酒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他也是戈尔巴乔夫最先召来讨论酒精问题的人。且不说他曾对此提出抗议，他还拒绝签署反酗酒决议。几周内，这位年迈的财政部部长就跟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对手罗曼诺夫的脚步，被迫退休了。^[64]

戈尔巴乔夫用开除党籍、解除职务的威胁手段有效吓唬到了那些犹豫未决、保持中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就包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很快就取代葛罗米柯，当上了苏联的外交部部长，并随后成为独立后的格鲁吉亚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身上反映了主要饮用葡萄酒的高加索地区的节制；他表示自己对反酗酒计划感到“恐惧”，但也承认自己投了赞成票，“虽然我内心是不赞成的”。^[65]

其他人就不那么容易被吓倒了，其中就包括盖达尔·阿利耶夫（Haydar Aliyev）；阿利耶夫后来成了后苏联时代阿塞拜疆的总统，与谢瓦尔德纳泽统治的格鲁吉亚相邻。作为中央政治局内唯一的穆斯林委员，有修养的阿利耶夫只饮用来自其故乡高加索地区的干邑葡萄酒；而且比起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常见的“酒鬼、喧闹的咒骂者和好色之徒”，他更愿与作曲家、演员和艺术家为伴。^[66]然而，这位有权有势的副总理身上却体现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问题及任人唯亲的作风——他将苏维埃阿塞拜疆共和国变成了一个石油、棉花和鱼子酱的私人封地。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阿利耶夫也拒绝签署反酗酒决议。即便在反酗酒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后，他仍然持反对态度：抗议——最终无果——他不久前在阿塞拜疆开设的一家香槟酒厂被关闭，这家酒厂还装备了从西德进口的高端设备。这一持续的反抗态度使他处于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这些“禁酒派”针锋相对的状态中。后来，当他以啤酒“不算真正的酒”为由抗议其啤酒厂被关闭时，索洛缅采夫就威胁说会提供一份“证明人们喝啤酒喝醉次数比喝伏特加喝醉次数更多”的报告。当他争辩酗酒行为在有伊斯兰教传统和主要生产红酒的阿塞拜疆不是大问题，而且当地生产的葡萄酒中有95%的份额都被出口到其他地区时，“利加乔夫去到阿塞拜疆，斥责该共和国的领导人，控诉他们用酒精毒害苏联的其他地区”。^[67]

阿利耶夫反对反酗酒运动的做法只能使改革者进一步确信，他体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任人唯亲、滥用特权和贪污舞弊等问题。1987年，“戈尔巴乔夫针对阿利耶夫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斯大林式的公开斥责”，以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罪名免除了他的职务。^[68]就这样——就像罗曼诺夫和戈尔布佐夫一样——又一位强有力的反酗酒运动批评家消失了。

最后，当谈及以一场打击伏特加政治的全面战争来开展戈尔巴乔夫那历史性的改革时——伏特加政治正是俄罗斯政体的基础——到处都流传着大量的批评（或赞扬）声音。正如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承认的那样，这是一项集体性的决策，但并不是说这个决策是全体一致同意的。而且，针对反酗酒运动的热烈讨论中所出现的个人恩怨也影响着未来改革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反酗酒运动的管理不善本身也加速了整个苏联体制的瓦解。

[1] Rolf H. W. Theen，“Party and Bureaucracy” in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由Erik P. Hoffman和Robbin F. Laird编辑（Hawthorne，N.Y.：Aldine de Gruyter，1984），第147页。

[2] Edwin Bacon，“Reconsidering Brezhnev” in Brezhnev Reconsidered，由Edwin Bacon和Mark Sandle编辑（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第9～11页；Ben Fowke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under Leonid Brezhnev：Policy and Response” in Brezhnev Reconsidered，由Edwin Bacon和Mark Sandle编辑（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第70页。

[3]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The Sword and the Shield：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New York：Basic Books，1999），第5～7页，第251页。

[4] Martin Ebon，The Andropov File（New York：McGraw-Hill，1983），第30页；Vladimir Solov’ev and Elena Klepikova，Yuri Andropov：A Secret Passage into the Kremlin（New York：Macmillan，1983），第250页。

[5] “Vopros o tom，kto budet sleduyushchim gensekom，reshalsya nad telom umershego Brezhneva”，Loyd，2007年11月9日，http：//loyd.com.ua/articles/item-1973.html（2012年5月5日访问）；Larissa Vasilieva，Kremlin Wives（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94），第209～211页；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第115页；Robert Service，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第384页，第426～428页。

[6] Yuri V. Andropov，“Vstrecha s moskovskimi stankostroitelyami，31 yanvarya 1983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3），第221-230页；Nicholas Daniloff，“Kremlin’s New Battle against Drunks and Slackers”，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83年1月31日，第32页。

[7] Kathryn Hendley，“Moscow’s Conduct of the Anti-Alcohol Campaign：A Comparative Analysis，1972-1986”（M.A. thesis，Georgetown University，1987），第73～79页。

[8] Vladimir Treml，“Price of Vodka Reduced for Economic and Health Reasons”，Radio Liberty Research，RL 450/83，1983年11月30日，第2页；Aleksandr 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Moscow Vsya Rossiya，2007），第87页；Archie Brown，The Gorbachev Fact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页。

[9] Archie Brown，Gorbachev Factor，第66页。

[10] Konstantin U. Chernenko，“Vysokii grazhdanskii dolg narodnogo kontrolera：Rech’ na Vsesoyuznom soveshchanii narodnykh kontrolerov 5 oktyabrya 1984 goda” in Po puti sovershenstvovaniya razvitogo sotsializma（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5），第264页。

[11] Vladimir Solov’ev and Elena Klepikova，Behind the High Kremlin Walls（New York：Dodd，Mead & Co.，1986），第42页；Ilya Zemtsov，Chernenko：The Last Bolshevik（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89），第172页；Archie Brown，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55页。

[12] Lawrence K. Altman，“Succession in Moscow：A Private Life，and a Medical Case；Autopsy Discloses Several Diseases”，New York Times，1985年3月12日。

[13] 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0），第611页。

[14] Mikhail Gorbachev，Memoirs（New York：Doubleday，1995），第37页。另参见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第82～83页。

[15] 参见Mikhail Gorbachev，“Sel’skii trudovoi kollektiv：Puti sotsial’nogo razvitiya（iz stat’i opublikovannoi v zhurnale‘Kommunist’No. 2 Za 1976 God）”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tom 1（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7），第131～132页；以及“Sovershenstvovat’ rabotu s pis’mani trudyashchikhsya：Iz doklada na Stavropol’skogo kraikoma KPSS 4 aprelya 1978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tom 1（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7），第168页。关于库拉科夫参见Valerii I. Boldin，Krushenie p’edestala：Shtrikhi k portretu M. S. Gorbacheva（Moscow：Respublika，1995），第228页。

[16] Mikhail Gorbachev，“Zhivoe tvorchestvo naroda：Doklad na Vsesoyuznoi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 ‘Sovershenstvovanie razvitogo sotsializma i ideologicheskaya rabota partii v svete reshenii iyun’skogo（1983 g.）Plenuma TsK KPSS，’ 10 dekabrya 1984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tom 2（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7），特别是第71～82页；Brown，Gorbachev Factor，第78～81页；Eduard Shevardnadze，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由Catherine A. Fitzpatrick翻译（New York：Free Press，1991），第37页。

[17] Jerry F. Hough，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1985-1991（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7），第69页。关于撒切尔夫人参见 Margaret Thatcher，The Downing Street Years（New York：HarperCollins，2009），第453页。

[18] Thatcher，Downing Street Years，第453页；Rupert Cornwell，“Obituary— Grigory Romanov：Gorbachev’s Chief Rival for Power”，The Independent，2008年6月9日，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grigory-romanovgorbachevs-chief-rival-for-power-842814.html（2011年9月11日访问）。

[19] Gorbachev，Memoirs，第145页。

[20] Angus Roxburgh，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Kremlin（New York：Pharos Books，1992），第29页。

[21] Yegor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New York：Pantheon，1993），第56页。

[22] 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9页。另参见Dusko Doder and Louise Branson，Gorbachev：Heretic in the Kremlin（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0），第100页。另参见前美国外交官迪克·康布（Dick Comb）的描述：“在喝了许多酒”之后，在敬酒过程中因为一些误解，“罗曼诺夫是如何暴露自己的本性”：The Cold War’s End and the Soviet Unions Fall Reappraised（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第77页。

[23] Brown，Gorbachev Factor，第141页。

[24] Donald Trelford，“A Walk in the Woods with Gromyko”，Observer，1989年8月2日，第23页。Andrei Gromyko，Memoirs，由Harold Shukman翻译（New York：Doubleday，1989），第6页；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76页。

[25] Gromyko，Memoirs，第342页；Brown，Gorbachev Factor，第87页。

[26] David Christian，Imperial and Soviet Russia：Power，Privilege，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New York：St. Martin’s，1997），第405～406页。另参见Moshe Lewin，The Gorbachev Phenomen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7] Stephen F. Cohen，“Introduction：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Reformation” in Voices of Glasnost：Interviews with Gorbachev’s Reformers，由Stephen F. Cohen和Katrina vanden Heuvel编辑（New York：W. W. Norton，1989），第22页；Ilya Zemtsov and John Farrar，Gorbachev：The Man and the Syste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89），第xiii页。

[28] “O merakh po preodoleniyu p’yanstva i alkogolizma”，Pravda，1985年5月17日，第1页。

[29] Nicholas Daniloff，“Gorbachev’s 100 Days—New Vigor in the Kremlin”，U.S. News & World Report，1985年6月24日，第27页。另参见Celestine Bohlen，“Drunkenness Crackdown Gets Off to Early Start”，Washington Post，1985年6月1日，A17版。

[30] “Utverzhdat’ trezvyi obraz zhizni”，Pravda，1985年9月26日，第3页；Hendley，“Moscow’s Conduct of the Anti-Alcohol Campaign”，第98页；Celestine Bohlen，“Anti-Alcohol Drive”，Washington Post，1986年8月2日，A12版；Stephen White，Russia Goes Dry：Alcohol，State and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76～78页。

[31] Anders a。slund，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1985-88（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第75页。关于策略的延续性参见Daniel Tarschys，“The Success of a Failure：Gorbachev’s Alcohol Policy，1985-88”，Europe-Asia Studies，第45卷第1期（1993），第18～19页。

[32] Tarschys，“The Success of a Failure”，第19页。

[33] White，Russia Goes Dry，第74～75页，第88页。

[34] “Vospitanie lichnosti”，Pravda，1985年8月25日，第3页；英语译本参见Hendley，“Moscow’s Conduct of the Anti-Alcohol Campaign”，第92～93页。

[35] 可参见“O merakh po preodoleniyu p’yanstva i alkogolizma”，第1页；“O ser’eznykh nedostatkakh v organizatsii vypolneniya v gorode Permi postanovlenii partii i pravitel’stva o preodolenii p’yanstva i alkogolizma”，Pravda，1985年8月6日，第2页；Nikolai Ryzhkov，“Ob osnovnykh napreavleniyakh ekonomicheskogo i sotsial’nogo razvitiya SSSR na 1986-1990 gody i na period do 2000 goda”，Pravda，1986年3月4日，第2页。

[36] Gorbachev，Memoirs，第181页。关于罗曼诺夫在匈牙利的事情参见Roy A. Medvedev，“The Kremlin and the Bottle”，Russian Life，第41卷第4期（1998），第20页；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9页。

[37] Peter Kenez，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第2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254页。

[38] 关于计划的进展参见“Novyi krupnyi shag v razvitii ekonomiki：Ob itogakh vypolneniya gosudarstvennogo plana ekonomicheskogo I sotsial’nogo razvitiya SSSR v 1985 gody”，Pravda，1986年1月26日，第2页。关于对2000的预测，参见Ryzhkov，“Ob osnovnykh napravleniyakh”，第2～5页。

[39] White，Russia Goes Dry，第38页。

[40] White，Russia Goes Dry。Tat’yana Prot’ko，V bor’be za trezvost’：Stranitsy istorii（Minsk：Nauka i tekhnika，1988），第132页。

[41] David Powell，“Soviet Union：Social Trends and Social Problem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第38卷第9期（1982），第24页；Aleksandr Nemtsov，“Tendentsii potrebleniya alkogolya i obuslovlennye alkogolem poteri zdorov’ya i zhizni v Rossii v 1946-1996 gg.” in 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由Andrei K. Demin编辑（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第98～99页。

[42] Marshall I. Goldman，“Gorbachev’s Risk in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Technology Review（1986），第19页。另参见Basile Kerblay，Gorbachev’s Russia（New York：Pantheon，1989），第13页；David Joel Fishbein，“Do Dna：Alcoholism &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第266卷第9期（1991年9月4日），第1211页；Igor’ Urakov，Alkogol’：Lichnost’i zdorov’e（Moscow：Meditsina，1986），第18～21页；Padma Desai，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The Design and Dilemmas of Soviet Refor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第28页。

[43] Mikhail Gorbachev，“O zadachakh partii po korennoi perestroika upravleniya ekonomikoi：Doklad na Plenume TsK KPSS 25 iyunya 1987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tom 5（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8），第158页；Tarschys，“Success of a Failure”，第10页。

[44] 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33页。关于他被俄罗斯驱逐出境以及数月后重返俄罗斯的事情参见Angus Roxburgh，“From the Archive：Exiled by the KGB Just as Russia Dares to Be Free（1989年6月4日）”，Sunday Times，2009年8月30日，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europe/article6815093.ece（2011年9月10日访问网站）。或许最为讽刺的是，罗克斯伯勒后来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时期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公共关系顾问重返俄罗斯。Angus Roxburgh，Strongman：Vladimir Putin and the Struggle for Russi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第xi～xii页。

[45] 可参见，Archie Brown，“Gorbachev：New Man in the Kremlin”，Problems of Communism，第34卷第3期（1985），第1～23页；Marshall I. Goldman，“What to Expect from Gorbachev”，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第41卷第4期（1985），第8～9页；Serge Schmemann，“The Emergence of Gorbachev”，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85年3月3日，第40～46页。

[46] 参见Raisa Gorbacheva，Ya nadeyus’（Moscow：Kniga，1991），第38页；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第402页。关于斯塔夫罗波尔事件的影响参见Viktor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Opyt khudozhestvennoi eskhatologii（Moscow：Zebra E，2008），第14页。关于其他围绕戈尔巴乔夫的猜测，参见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第199页。

[47] “Tak dal’she zhit’ nel’zya”；转引自Gorbacheva，Ya nadeyus’，第13页。

[48]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2～13页；英文版参见Victor Erofeyev，“The Russian God”，New Yorker，2002年12月16日。另参见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73页；Gorbachev，Memoirs，第220页；Lev Ovrutsky，“Impasses of Sobering Up” in Gorbachev & Glasnost’：Viewpoints from the Soviet Press，由Isaac J. Tarasulo编辑（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89），第195页；第一次发表于Sovetskaya kultura，1988年7月16日。

[49] Nikolai Ryzhkov，Perestroika：Istoriya predatel’stv（Moscow：Novosti，1992），第361页。

[50] Gorbachev，Memoirs，第220页。

[51] Mikhail S. Solomentsev，“O praktike raboty i zadachakh organov partiinogo kontrolya：Doklad na soveshchanii predsedatelei Partiinykh Komissii pri TsK kompartii soyuznykh respublik，kraikomakh i obkomakh KPSS 19 noyabrya 1984 goda” in Vremya reshenii i deistvii：Izbrannye rechi i stat’i（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5），第533～534页。关于早期的政策提议参见Mikhail S. Solomentsev，“Sotsial’no-ekonomicheskoe razvitie Rossiiskoi Federatsii na sovremennom etape：Iz stat’i opublikovannoi v zhurnale ‘Istoriya SSSR’ No. 6，1981 God” in Vremya reshenii i deistvii：Izbrannye rechi i stat’I（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5），第370～371页。关于“白兰地酒”资金参见Konstantin Simis，USSR：The Corrupt Society；The Secret World of Soviet Capitalis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2），第130页。

[52] Gromyko，Memoirs，第343页。

[53] “V politbyuro TsK KPSS”，Pravda，1985年4月5日，第1页。

[54] Anatoly S.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Moscow：Kul’tura，1993），第39页。关于索洛缅采夫和委员会的工作参见Anatoly S. Chernyaev，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由Robert D. English和Elizabeth Tucker翻译（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第17页；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8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68页第210条注释，第66页；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336页。

[55] Gorbachev，Memoirs，第220页。另参见Trelford，“Walk in the Woods with Gromyko”，第23页。

[56]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第39页。

[57]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336页。关于关闭托木斯克的酒精商店参见 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8页；White，Russia Goes Dry，第67～68页。

[58] Yegor Ligachev，“Aprel’skii Plenum TsK KPSS—Glavnoe soderzhanie vsei nashei raboty：Doklad na partiinom sobranii otdela organizatsionnopartiinoi raboty TsK KPSS 5 maya 1985 goda” in Izbrannye rechi i stat’I（Moscow：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89），第86页。

[59]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335～336页；Gorbachev，Memoirs，第221页；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第39页。

[60] Ryzhkov，Perestroika，第94～95页。另参见Leon Aron，“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Foreign Policy，2011年7/8月，第66～67页。

[61] 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8页。

[62] Ryzhkov，Perestroika，第95页；Chernyaev，Shest’ lets Gorbachevym，第39页。关于雷日科夫的支持者，我们可以加上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海达尔·阿利耶夫、伊凡·卡皮托诺夫、维克多·尼可诺夫、瓦西里·戈尔布佐夫，以及格里戈里·罗曼诺夫，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第73页。

[63]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第39页。

[64] White，Russia Goes Dry，第68页；Medvedev，“Kremlin and the Bottle”，第20页。据报道，戈尔布佐夫在被免职后不久便于1985年去世。Brown，Gorbachev Factor，第141页。

[65] Shevardnadze，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第3页。

[66] Steve LeVine，The Oil and the Glory：The Pursuit of Empire and Fortune on the Caspian Sea（New York：Random House，2007），第177～178页；Arkady Vaksberg，The Soviet Mafia（New York：St. Martin’s，1991），第178、182页；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第75页。

[67] Roxburgh，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第28～29页。另参见White，Russia Goes Dry，第68页。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第214页。

[68] LeVine，Oil and the Glory，第178页。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参见Gorbachev，Memoirs，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