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1920年代，美国讽刺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这样写道：“俄国农民或许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们并不是人们口中的愚蠢之辈。”罗杰斯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社会评论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牛仔、演员、幽默作家和哲学家。罗杰斯用讲故事般轻松通俗的风格清晰地指出了新苏联政权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农民问题。

“即使他们无法交易自己所种植的东西或者拿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货物，他们也都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种植成果，”罗杰斯写道，“有时，他们会把种植成果藏起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将之卖给国家。这种做法当即急坏了整个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虽然新经济政策解放了农民，让他们可以通过耕种土地养活自己，但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罗杰斯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城市里的老革命们必须先从农民种植的东西中获取足够的营养，才能继续发表他们那些宣扬革命队伍中的手足之情的演说。而农民却只是把自己多余的粮食酿成伏特加酒，贮存好大量柴火，以度过寒冷的冬季。”^[1]

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人们对于伏特加酒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一问题现在已经无法避免地与其他迫切的挑战缠绕在一起了：包括加快工业发展，以及压制农民的自主性问题。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取缔了所有反对党，也明令禁止党内的派系斗争，但该党的官方报纸《真理报》仍然定期刊登政见争辩、政治宣言乃至传闻流言。1922年9月，《真理报》报道，为了提升财政偿付能力，政府正在考虑重新启用以前的伏特加酒垄断机制。据称在一次闭门会议中，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袖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宣称，虽然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推翻了帝国体制，但就是否仿照帝国时期以伏特加政治为基础来创建新的苏维埃国家而言，“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这么做！”^[2]然而，即便处于第一次中风后的恢复期，列宁仍对此做法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只要他还可以就这件事情发表看法，伏特加酒就永远不会恢复以前的地位。但1922年12月列宁第二次中风，这使他不得不退出政坛，也加剧了中央政治局幕后的党派之争。事实证明，在众多政治挑战当中，伏特加酒问题或许是促成两个列宁的潜在继任者——列昂·托洛茨基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分道扬镳的最明显因素。

伏特加酒和继承的政治较量

在临终之时，列宁向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口述了一份政治遗嘱；这份遗嘱坦率地描述了在他去世后，他所信任的可以通过集体决策来管理国家的那些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性格特点：主管政治宣传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过于年轻；苏联红军的领袖、众望所归的接班人列昂·托洛茨基，精明能干但性格傲慢；新近当选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过于粗暴。列宁指出，作为掌管着人事任命和行政管理大权的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甚至建议道，“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3]

然而，正如随后斯大林餐桌旁的场面所表明的，斯大林擅长人际间的钩心斗角。虽然表面上苏联共产党上下一心，但在192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先是用计巧妙地击败了托洛茨基，随后又打败了其他所有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一跃成为无可争议的唯一领导人。随着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他自己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与伏特加酒、农民问题和工业化相关的政策­，取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些政策。

而在酒精问题上，众望所归的列宁继任者托洛茨基以无法比拟的激情争取延续列宁的禁酒政策。在1923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谴责用酒的收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然后又声称：“我们应该在这个新生的工人阶级国家里发展、强化、组织和完善反酒精的政治体制——这是我们的任务。随着酒的饮用量的减少，我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在酒的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妥协。”^[4]然而，在这幕后，斯大林已经对酒问题做出了妥协，他还忙着剥夺托洛茨基的所有权力。1921年，低度葡萄酒的贩卖已经合法化了，啤酒是在1922年合法化的。到了1923年早期，所有酒精浓度低于20%的饮料都已经合法化了。但是低度发酵葡萄酒和啤酒的合法化却很难抑制在乡村地区蒸馏伏特加和私酿酒的泛滥。

美国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在她的著作《历史上的第一次》（First Time in History）中记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她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记录布尔什维克党与酒精问题的斗争。她甚至采访了身材矮小、胡子拉碴的健康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 Semashko），以了解在酒精问题上政府做出的明显让步：

我们还不用为葡萄酒和啤酒而烦恼，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私酿酒，这种劣质的非法饮料目前正在苏俄境内广泛生产。私酿酒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打击对象。葡萄酒不是工人或农民会饮用的饮料；葡萄酒对于他们而言太贵了。它们可以在莫斯科的餐馆中展示，并给政府带来收入。但只有暴发户和富人阶层才买得起葡萄酒。它不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因此，它并不像私酿酒那么危险……但是我们最终也是必须禁止葡萄酒售卖的。^[5]

1922年晚些时候，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建议政府重新启用伏特加垄断制度；他的这一建议在《真理报》的报道中被公开斥责为危险的反革命行为。“他建议政府应该解决我们财政破产的问题；但如果按照他说的做，我们的民众身体会受到损伤，思想会遭到侵害，还有灵魂会被腐蚀，”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这样评价道，“因为针对国家的贫困状态，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妥协，但我们永远不会以放弃整个国家的清醒和冷静作为代价来妥协。我们不应该通过这个方案。”^[6]

无论是言辞上还是行动上，托洛茨基都身先士卒，扞卫乃至强化对酒精的禁令，尽管该政策的弊端显而易见。当身为军事委员的托洛茨基听说偏远地区一个军团的军官举办了一场葡萄酒宴来庆祝革命胜利五周年时，他不仅依军法审判了该军团的指挥官，还审判了该指挥官的直属上司，以惩处其在酒问题上纵容军事队伍。每一次这样严厉制裁的新闻都作为共产党反酗酒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在一场采访中，托洛茨基声称，“仅是禁酒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组织安排镇压和教育手段”。他以惯常的煽动口吻扞卫继续这场斗争。

在稀疏分布的村庄里，农民在自己家里酿酒；对每家每户都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可能的。但是酒产业的发展也像其他［资本主义］产业一样。不久，某些更加富有、更加精明的人就开始酿酒售卖。这些人成了狭隘堕落的剥削者，腐化了整个村庄。孩子和女人憎恶这些人诱使家里的男人堕落，并借此夺走了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逮捕并惩罚像这样的人……随着我们在组织里的力量增强，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行镇压手段。但是没有任何镇压手段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农民生活的空虚感，这种空虚必须用更高标准的文化、教育、娱乐及有益健康的社交生活来填充。^[7]

讽刺的是，仅在两年的时间里，那个“更加富有、更加精明”的人，那个将成为腐蚀者、狭隘堕落的剥削者的人，竟是托洛茨基的主要对手——约瑟夫·斯大林。1924年10月，距列宁去世仅数月，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酒精问题又一次被提起。尽管列宁，这位俄国伟大革命领袖的尸骨被妥善保存 在红场供人们追悼，他的继任者却正在恢复列宁所深恶痛绝的伏特加酒垄断机制，以及列宁所坚决反对的伏特加政治主义。

“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反对推广伏特加酒，”斯大林后来提到了这场争论——他所指的人很可能是托洛茨基，“然而，无法指出可替代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8]12个月后，1925年10月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长达10年的、失败的禁酒试验，并恢复了合法的伏特加酒作为俄罗斯国策核心支柱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新政府生产伏特加酒并进行销售是在4天后的10月5日：因为军队征兵是在月初的几天，所以苏联人巧妙地推延销售，希望征兵活动可以更加有序地开展。^[9]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绝不能用有序一词来形容。美国人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后来转变为异见分子。他记录道：“莫斯科似乎把恢复销售酒精浓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的伏特加酒的这一天当作一个很大的假日，必须好好地庆祝一番。”

近期，重新销售酒精浓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40%）的伏特加酒，预示着相当一部分的人将会放荡狂欢一次。在售卖烈酒的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等候队伍，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个顾客拔掉酒瓶的木塞，当着一群羡慕激动的围观者一口喝下整整一瓶酒。自酒精浓度为40%的酒开始销售，仅两周时间公共场合酗酒的案例就已激增。人们过度饮用这种新型酒也导致了若干死亡案例，警方则忙于处理酗酒以及妨害治安的行为案例。在有些案例里，一群饮酒作乐的人会在街头吵吵闹闹，以及爬上停在街边的汽车；他们制造了太多骚乱，警方不得不用武力带走他们。^[10]

据官方的说法，恢复伏特加酒垄断制度是为了公众的健康。这个理由和在共产党之前统治俄国的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们给出的理由是一样的：酒力强劲的私酿酒及有毒的酒精替代品每年夺走了数以千计的生命，从国家层面垄断酒精销售估计是唯一可以确保酒精饮品的安全性和高质量的办法。^[11]不用说，这一说法不过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政府所关心的不是人们饮酒这一简单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他们饮用什么酒的问题；政府所关心的是更重要的事情，即谁在售卖酒，并从中获得利益。在中央政治局，斯大林计划从非法酿造售卖酒的人手中收回售酒的利润，并将之收归国库。

废除禁酒令使得斯大林在思想上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随着人们对列宁的尊崇纪念达到了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作为列宁继任者的斯大林这么做似乎是在破坏这位革命伟人的功绩，甚至不顾这位伟人当时正躺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一个临时的木制陵墓供公众瞻仰。在当时，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借用列宁那不容置疑的智慧来证明其合理性，斯大林也必须辩称列宁本人也会支持废除禁酒令这一项最非列宁主义的决策……他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一点。

1927年3月，在给一位名为申克维奇（Shinkevich）的共产党人的信件中，斯大林声称列宁实际上是支持伏特加酒垄断制度的。后来，甚至是公开场合，善于编造故事的斯大林也解释了，当苏俄政府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没有获得急需的外国贷款时，“列宁同志是如何多次向我们每个人说……推行伏特加酒垄断制度将会是必要的，这个制度对于货币的稳定和工业的发展更是尤为重要”。^[12]

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成员都没有提过与列宁有过这样的对话。列宁在伏特加酒问题上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因此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对话，那肯定令人印象深刻。“在物质层面上，无论农民需要什么，只要不损害这个国家人民的健康和道德，我们都会满足他们”，列宁晚年时说道。“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神像或酒精——我们不会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因为这样做毫无疑问是一种退缩做法，毫无疑问是一种将会引导他们倒退的堕落做法。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我们宁愿牺牲掉这种妥协可能带来的暂时利益。”^[13]

尽管列宁说得十分清楚，但斯大林却坚持他的故事——他不断宣称列宁曾私下里对他说，为了国家财政，牺牲革命所取得的道德成就也是可以的。“受控于国外资本和售卖伏特加，哪一个才是更好的选择呢？”斯大林说，“不用说，我们选择了伏特加酒。因为我们认为假若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胜利我们必须干点不体面的事情，那么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即便是需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我们也愿意。”^[14]

1927年11月12日，斯大林正式将其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yev）开除出苏联共产党。而仅在一周前，斯大林才在欧洲工人代表团面前发表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讲话。当一位法国代表问到垄断制度该如何与打击酗酒问题相协调时，斯大林解释道：

大体来说，我认为两者之间很难协调。毋庸置疑，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党察觉到了这一矛盾，并有意制造了这一矛盾，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矛盾本身算是较小的罪恶了……当然，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摒弃伏特加酒的话会更好，因为伏特加酒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暂时受控于那些资本家，这一结果比伏特加酒还要更加邪恶。因此，两者相比，我们选择那个较小的邪恶。今天，这个国家从伏特加酒上取得的收入超过了5亿卢布。现在放弃伏特加酒意味着要放弃那么多财政收入，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放弃伏特加酒可以减少酗酒行为，因为农民可以自己生产伏特加，以及用私酿酒来毒害自己。^[15]

奇怪的是，在向这些代表宣扬自己那广为流传的言论时，斯大林在结尾将恢复伏特加酒垄断制度归罪于他们，因为这么做是针对苏联无法获取西方国家贷款的一项应急措施。“我认为，如果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自己争取掌握国家权力并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援助，我们或许本不用处理伏特加酒问题和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斯大林停顿了一会，陷入沉思，“我们在西欧国家的兄弟们显然还不想争夺权力，因此我们只得自食其力。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正如你们所见，恢复伏特加酒垄断制度的部分罪责要怪在我们的西欧国家朋友们身上。”^[16]据报道，斯大林这一外国替罪羊的幽默说法引起了在场者的笑声和掌声。

斯大林先前在中央政治局的对手及他们的追随者被当作国内的替罪羊，他们所面对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年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与托洛茨基一起被开除出党，他们的下场是被安排进一场审判秀，被指控作为外国间谍计划以一场“托洛茨基主义”的阴谋推翻现有政权。他们两人在1936年被处决，这标志着“大清洗”的开始。随后，为清除党内的异见分子，数以千计忠诚的共产党人被扣上各种捏造的罪名，遭到逮捕和杀害。与此同时，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做派，并宣传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一切持续到了1940年，直到斯大林派来的秘密杀手用一把冰镐砸碎了他的头骨。

伏特加酒和工业化进程

当斯大林握牢了手中的权力后，他便激进地、彻底地改造着苏联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这次极端的社会大变革的所有因素——包括速成的工业化，文化层面的革命，向农民问题开战，专制恐怖阴霾，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补充强化。^[17]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们都忽视了伏特加政治是如何帮助联结差异如此巨大的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及政治改革的了。

据卡尔·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应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反应。因此，他所设想过的唯一一种社会主义文明也是一种工业文明。布尔什维克党人很清楚，他们统治下的苏联的 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村；他们也认识到需要快速完成工业化——工业的占比越大越好，重工业的占比越大越好。尽管苏联正处于战争和饥荒后的恢复期，人们仍然制订了各种宏伟计划以加速生产力发展和帮助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军事上自立自强；这些计划在1928年汇总成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在1932年达到这些目标（提前一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这个负责经济计划的机构荒唐地下令这个国家的铁产量、钢产量、煤产量和石油产量必须实现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增长——在武器、坦克、牵引机、铁路和重机械的生产上，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斯大林还缺少实现快速工业化急需的两样东西：金钱和人力。更确切地说，快速工业化必需的是可以为工业投资提供收入的来源，以及吃苦能干、遵守纪律的城市劳动力。伏特加酒在获得这两样东西的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斯大林也知道这一点。^[18]

在一个仍被资本主义阵营统治的世界里，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为全世界所敌视，苏联也无法从国外获得投资或贷款，因此它只能转过头选择曾经给帝国时期统治者提供无尽收入的伏特加酒贸易。如果我们信任斯大林的话，那么苏联采取这个行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当我们恢复伏特加酒垄断制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受控于资本家，把许多我们最重要的工厂和制造厂割让给他们以换取我们继续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或者启用伏特加酒垄断制度，用我们自己的资源来获取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营运资金，并避免受控于外国势力。”

到了1927年底，伏特加酒专卖制度已开始带来利润了。“事实是，当即抛弃伏特加酒垄断制度将使我们失去约5亿卢布的工业发展资金，这一笔资金是无法从其他来源得到补偿的。”斯大林随后这样断言。这笔资金占到国家所有收入的10%。按照斯大林的解释，垄断制度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应对策略，而且“一旦我们找到可以为工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收入的新资源，这个制度就必须被废除”。^[19]

很明显，斯大林从来都没有新的收入来源。随着伏特加酒产量的迅速增加，酒对于国家预算的贡献也不断增大：1923～1924年度酒的收入仅占国家收入的2%，发展到1925～1926年度，这一占比上升至8.4%，而到了1927～1928年度，这一占比已经达到整整12%。^[20]这些数据的增加也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相当棘手的酗酒问题。在给酒精垄断企业罗斯毕尔酒厂（Gosspirt）的一封信中，苏联财政部承认伏特加酒所带来的收入远不能抵消其给国家带来的损害。1927～1928年度酒的收入是6.75亿卢布，该信件给出预测，到1928～1929年度，“我们所获得的纯利润将会是9.1375亿卢布，而到1929～1930年度，这一收入将达到10.7亿卢布。然而，若想使国民保持普遍的清醒状态，那么伏特加酒贸易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少的收入。在这里面包含的是我们当前的困境和未来的难题。”^[21]这里再一次包括伏特加政治。

财政部对民众清醒状态的关注是正确的。酗酒问题破坏了培养一支遵守纪律的城市劳动力队伍的努力，而崭新的流水作业线、炼铁厂、铁道部门及水力发电站都需要这样一支劳动力队伍——而且需求缺口很庞大。当然，强制劳动是一种解决方案，斯大林时代最伟大的工程——从白海运河（White Sea Canal）到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高塔尖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被判劳改的强制劳动力建造的。但是城市劳动人口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1926年的2600万人到1932年的3870万人。这主要反映了农民被迫离开农村：这些保守的农民长期以来被共产党人怀疑有潜在的反革命倾向，他们将谷物酿成私酿酒而不是上缴国家；他们是有长期酗酒恶习、目不识丁且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22]

到1920年代末——这时候，斯大林已经成为整个苏联社会的酒馆老板——人民劳动部（People’s Commissariat of Labor，亦称Narkomtrud）经历了最大的一场宿醉潮。大批没有受过教育且烂醉如泥的农民加入劳动大军，而在人民劳动部的记录中，工作场所的纪律性也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恶化。很少有工人会准时上班，而当他们准时上班了（或者说即使他们准时上班了），他们也多半是宿醉未醒的。他们不会操作机器，也不屑于学习；这样的情形导致了设备被荒弃，设备发生故障或损坏，以及产品粗制滥造。关于旷工缺勤、工作时间饮酒、酒后斗殴，以及袭击工厂管理人员和党代表的报告多到人民劳动部的官员应接不暇。^[23]基层普通的共产党员也几乎没有为思想家们所设想的诚实、清醒的新“苏联人”形象树立榜样。192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在人数上不断壮大，这使其从一个由知识分子及社会积极分子组成的小型先锋队成为拥有百万名党员的大型政党；对于这个政党本身而言，酗酒也成为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酗酒被认为是一种没有价值的资产阶级遗留的问题，为了维护党的纪律，苏联共产党定期清理党内的“酒鬼、流氓和其他阶级敌人”。^[24]

为提升工作场所的纪律性，苏联人开始使用政治宣传。1928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创始人之一尤里·拉林（Yury Larin）及著名的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带头联合政治家、战争英雄、作家、诗人和学者等身份各异的人一同创建了苏联首个戒酒组织——“反酗酒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Alcoholism，OBSA）。^[25]“反酗酒协会”致力于改善城市贫民窟的恶劣环境，这些贫民窟让人满怀恐惧地回忆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世纪前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劳动阶级食不果腹的贫穷和绝望生活的描述。戒酒的箴言登满了《真理报》、《消息报》及一本名为《清醒与文化》（Trezvost i Kultura）的新月刊。^[26]

然而，戒酒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戒酒只是强化纪律性的一种手段，而这种纪律性是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这种好心的戒酒活动 只要不妨碍斯大林的野心就都能被允许。就这点而言，苏联的戒酒运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凯特·特兰斯切尔——一位著名的研究“反酗酒协会”的历史学家——指出，“列宁之后被公认为共产党主要理论家的布哈林也选择加入反酗酒运动，并借此与苏联社会的诸多问题作斗争；他的这一做法具有重大影响”。^[27]另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是，在“反酗酒协会”成立后的数月内，布哈林（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内的最后一个对手）就被污蔑为“右翼反对派”（Right Opposition）的成员。10年后，布哈林遭受了和“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加米涅夫以及季诺维也夫一样的命运——被以捏造的煽动暴乱罪名起诉，被安排进一场审判秀，遭严刑拷打而认罪，继而被处决。

缺少了布哈林，“反酗酒协会”已没有多大希望对抗斯大林对于更多伏特加酒收入的无法抑制的渴求。1930年，苏联社会已经遭受严重破坏，而苏联的酗酒问题已从官方话语中悄然消失。《清醒与文化》忽然间就向其读者解释道，我们再也不需要与酗酒问题作斗争了，因为“社会主义方式的生活将会摧毁 酗酒行为”。从之后的一期开始，这本杂志就改名为《文化与生活方式》（Kultura i byt）——这本杂志直言不讳地谴责“反酗酒协会”的创始人拉林和布哈林为反政府煽动家。^[28]

正如斯大林将布哈林当作其专心致志追求绝对权力路上的障碍物并予以清除那样，他也把“反酗酒协会”当作全力以赴发展苏联的国家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障碍物。1930年9月1日，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忠诚的莫斯科共产党第一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信中内容与斯大林之前公开宣称期望“彻底废除伏特加垄断制度”的说法截然不同。斯大林在信中写道：

“我们大声喊出打倒酒鬼：酒鬼们只能带来流氓行为和破坏行为。”

来源：I.扬（I. Yang）和A.切尔诺莫迪科（A. Cernomordik）

我认为应该扩大伏特加酒的产量（尽可能地扩大产量）。我们需要摆脱掉羞愧的错觉，并为了实现真正的、重要的国家防御，直接公开地提倡伏特加酒产量应该实现最大的扩充。因此，我们应该立刻考虑这件事。生产伏特加酒所需的相关原材料应该被正式包含进1930～1931年度国家预算里。我们还应时刻牢记，要想实现民用航空事业的真正发展也需要大量金钱，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依靠伏特加酒收入。^[29]

两周后，中央政治局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将酒产量提升至最高水平的问题。奇怪的是，当天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决议的档案记录都被归档至所谓的特殊档案——这些档案作为苏联最为机密的文件被保存管理。这些文件现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仍然被列为高度绝密文件，严禁任何历史研究者参阅。^[30]

伏特加酒和集体化

如果说工业化是1920年代末苏联所面对的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挑战，那么农民问题则是最主要的实践挑战。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也在于伏特加酒。在战争和饥荒后的重建时期，农业生产力比工业生产力恢复得更快。这也有道理，因为土地不需要像工厂一样经历重建：土地只需要简单的播种和翻耕，到秋天人们便能收获谷物。过去曾存在一种城市—农村的贸易循环：农民卖出他们的谷物，以购买城市里生产的产品。只不过在重建期，工厂仍是一片废墟，城市里已经没有什么商品可买了。到了1923年，苏联正处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剪刀差危机”（scissors crisis）中：稀缺工业品的价格上涨，而当前还算充裕的农产品价格骤跌——当绘制成图时，走势不同的这两种价格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张开着的剪刀的两个刀片。

据众多历史学家说，农民宁可选择简单地把谷物贮藏起来，也不愿在几乎无法获利的情况下将其卖出。这话说对了一半。由于成堆的谷物很容易腐坏而且也很难瞒着政府，大多数农民并不只是单纯地贮藏粮食；他们还将粮食用于蒸馏。一瓶瓶的私酿酒不会腐败且更容易藏匿，还可以用于饮用或是用于贿赂当地政府官员。此外，自酿的伏特加酒能够以黑市的价格卖出，这个价格远高于极低的谷物价格，贸易的条件变得更为公平。因此，每当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开始出现偏差时，苏联农村便充斥着非法的私酿酒。而正是在这些时候，城市商店货架上的食品却已悄然消失。^[31]

1920年代初，政府开始打击遍及乡村各地生产和贩卖私酿酒的人。当打击活动明显已经没什么作用的时候，政府就举手投降并重新实施伏特加酒垄断制度，这一制度也提供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正如张伯伦所描述的：

政府为恢复伏特加酒流通的合法性给出的辩解是：所有禁止伏特加酒流通的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私酿酒或自酿伏特加酒的广泛流通，而这些酒的酒精浓度有时可以达到70%；人们认为这些酒无论是在对人身体的影响还是对谷物的消耗上都比伏特加酒具有更大的危害。恢复伏特加酒流通还有一个委婉的托词：这是“打击私酿酒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考虑无疑有一定分量，但政府的行为也受到了现实情况的影响：俄罗斯农民并不愿卖掉他们的谷物，除非他们看到可以用卖粮食的钱来购买的产品。政府希望伏特加酒能够帮助填补工业消费品短缺带来的空白。^[32]

即便有了运转中的——而且获益颇丰的——伏特加酒垄断制度，人为造成的谷物的低价格在1927年仍导致了另一场所谓的“剪刀差危机”。虽然谷物产量已经恢复到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差不多的水平，但进入市场的粮食却不到其中的一半，这导致了城市食物短缺和乡村私酿酒泛滥。1927年的一项官方研究估计，俄罗斯农村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要喝掉7.5升私酿酒——这个数字是他们所饮用的合法的政府销售伏特加酒的四倍。^[33]这就是美国讽刺作家威尔·罗杰斯所描述的急坏了苏联政府的困境。“当你想要忘却烦恼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伏特加酒的话，那你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帮手，”罗杰斯这样描述俄罗斯农民，“他们以自己种植的粮食为生，多余的部分用来酿酒，自饮自乐。”^[34]据苏联政府的记载，非法蒸馏活动每年消耗的谷物不少于3000万普特（4.91亿吨）。^[35]到了必须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苏联政府对这次“剪刀差危机”的应对方案和上一次大不相同。不同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对农民做出让步，斯大林以此次危机为借口，通过蛮横的集体化运动对农民阶级开展了一场全面的阶级战争。据斯大林之后在波茨坦（Potsdam）向温斯顿·丘吉尔吐露的预计数据，这场运动让上千万人丧命。对于斯大林来说，迫使农民加入现代的农业——大型、机械化及合理化的公社——是永久地粉碎保守农民的力量，消除他们非法酿酒对食物供给造成的威胁，以及消除乡村农业资本化的意识形态危机的唯一途径。^[36]

斯大林宣称：“为面包奋斗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场斗争中的反对者就是富农（kulak）——斯大林计划彻底、无情地消灭的“富裕”农民。（坏）富农和（好）贫农之间的界限模糊，这就给政府在消灭可疑反对派时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与此同时，当地人算旧账的方式就是指控某些邻居为有嫌疑的富农，这些邻居也因此成了人民的敌人。^[37]

从伏特加政治的角度来看，奇怪的是，这种模糊的差别实际上变得更为清晰。做一个富农不只意味着拥有比其他农民更多的土地、牲畜或“剩余产品”，也意味着用私酿酒引诱更穷的农民堕落。实际上，回溯到十月革命初期的时候，富农的定义几乎与酿私酒者是一样的，因为酿私酒是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1918年3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授予人民生产委员会（People’s Commissar of Produce）应急性权力，以对抗农村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些人藏匿多余粮食并以此投机获利”；酿私酒者和富农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被认定为反革命的人民敌人。^[38]

“在许多地方，”委员会主席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解释道，“富农分子通过邀请最穷的农民分享酿私酒的利润把他们吸引成为自己的同盟。整个村庄，整个农村地区都被酗酒的潮流所把控；因此，为了不惜一切摧毁富农分子的腐蚀性影响，我们现在从城市派惩戒军和处决队到这些地区，以武力摧毁这些酿私酒者。”^[39]

在新经济政策下，富农继续被当作投机者或酿私酒者，因为在乡村地区，致富的道路是用酒瓶铺就的。最富有的富农并不囤积粮食，而是将其用于蒸馏，变为更加有利可图 的私酿酒。这种将富农当作投机者或酿私酒者的分类在1920年代苏联的政治宣传电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电影里，“富农和牧师一直都是酒不离手”。［即便据当时电影杂志《苏维埃电影》（Sovetsky ekran）所说，这种形象即使是出现在政治宣传电影中也是没什么作用的，“因为农民知道饮用私酿酒的不只是富农”。^[40]］1927年的粮食短缺危机促使苏联恢复使用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样的强制征粮政策——只不过这次的征粮更为野蛮残忍。1928年，上缴给政府的粮食减少了近2000万吨，收获的粮食都被富农“囤积”起来了，这令斯大林大发雷霆。这样一来，1929年对粮食的需求就更大了。

当地的共产党代表——在红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以及穷困潦倒、心怀不满的农民自发组织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渗透进了农村地区，逮捕囤积粮食的富农并强夺他们的货物。许多被指控为富农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他人则被当即处决了。那些执法者几乎算不上国家政治宣传中塑造的有纪律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拥护者：他们是由一伙冷嘲热讽的机会主义者、瘾君子和酒鬼组成的恐怖分子——他们与伊凡雷帝的特辖军没有什么差别。集中处决的地点就包括位于布托沃（Butovo）［在通往波多利斯克（Podolsk）的路上，位于莫斯科南部］的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射击场。今天的人认为，有超过2.2万名1930年代恐怖运动的受害者长眠在集体坟坑里——在那些地方，一桶桶的伏特加酒麻木了秘密警察的理智。执行处决的那班人恣意饮酒。其他人则从受害者那边搜刮伏特加酒——或者偷拿盗用或者敲诈勒索。数以百万计的富农被秘密关押或是处决，这是斯大林宣称与帝国时期“一刀两断”的一部分。^[41]

对于这群大肆抢劫的人而言，“拿出一杯伏特加酒或是一瓶私酿酒，富农就能够被转变为贫农；或者说，因为少了一杯伏特加酒或一瓶私酿酒，贫农也能被转变为富农”。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主观化，在这场残暴的动乱中腐败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42]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原名为亚历山大·诺瓦科夫斯基（Alexander Novakovsky）］所说，人们知道那些参与了反富农运动的人在富农家里任意征收、饮用能够找到的所有伏特加酒。曾有人下令禁止此类行为。但是政府又能期待什么呢？在农村，可靠的党员很少，而且他们必须发掘、鼓励任何能被说服的人，哪怕是衣衫褴褛的恶棍，去没收他们那些生活更优越的邻居的财产并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么做当然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了）。^[43]

在一些情况下，当把某个特定区域能够找到的所有富农的粮食收集完之后，有些征收团伙会把粮食蒸酿成私酿酒而不是上缴国家。^[44]

作为一种抵抗的方式，许多富农恢复使用焦土政策，他们宁可毁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也不愿将其上缴国家：1928年，苏联有7050万头牛；到了1933年，只剩下3840万头了。猪的数量从2600万头暴跌到只有1200万头。“农庄被烧毁，机器被按照卢德分子的方式捣毁，运走农民粮食的铁路和卡车等运输工具被蓄意破坏，他们狂饮着家酿的伏特加酒直到不省人事，而牲畜也被大规模地屠宰。”^[45]直到1950年代，苏联的农业才得以完全恢复——这期间造成的损失还包括难以估计的死亡人数。在得到预先警告的情况下，有些富农选择自杀，甚至是选择全家人共同赴死。^[46]

到了1930年，集体化运动超出了政府的控制。伴随着集体化运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超过60%的农民家庭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加入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因为害怕国家核心地区的恐怖行为引起的群众暴怒影响到春耕——进而可能导致又一次饥荒——斯大林在3月2日暂时叫停集体化运动，并批评地方政府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血腥暴行。“我们的部分同志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斯大林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话，“而且在此刻已经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和意识。”^[47]

这次暂停让苏联人得以在下一波集体化浪潮到来之前，巩固已取得成果。所有的农村人口将在4年内接受集体化改造，而到了1937年，私营农业也被彻底取缔。即使在被转型为类似大规模农村工厂的国家农场后，集体制农业仍面临着酗酒、旷工、“破坏行为”等同样困扰着城市工厂的纪律性问题。

装运着每年生产的谷物、土豆和面粉的火车或开往谷物加工厂，或开往酿私酒的酿酒厂。

来源：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福大学

苏联为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这两项运动付出了巨大代价。经历了恐惧、大清洗、集体化运动，从乌克兰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农业中心地带所发生的灾难性饥荒（斯大林理所当然地把这次饥荒归咎于富农囤粮和将谷物用于蒸馏的活动），长期饱受苦难的苏联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人口死亡噩梦。随着农民力量的瓦解和集体化运动的完成，国家在1937年开展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令人惊讶的是，农村人口数量比政府一开始估计的数量少了大约1500万人。对此，秘密警察隐瞒了这些数据，并将人口普查的统计家们以“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间谍”的罪名逮捕并枪决。^[48]

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仅仅几页纸的篇幅内，我们是无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经历的无尽苦难做出公正评价的。在美国，著名的电视记者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赞颂着美国在战争期间做出的牺牲，把那些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人称为“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49]这么说不是轻视他们在战争中经历的艰苦和磨难：40万名美国士兵和40万名英国士兵（这些人占到两国总人口的不到1%）战死在全球各地的反法西斯战场。但这些牺牲与最终击败阿道夫·希特勒的恐怖东线战场相比并不算什么。超过2400万名苏联人——或者说苏联总人口的40%——都牺牲在东线战场上。换言之，美国或英国在战争中每死亡一个人，苏联人付出的相应代价则为50多人。白手起家的苏联人已经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人应该被称为“更伟大的一代”。如此英雄般的牺牲和忍耐精神使得关于酒精问题的讨论看上去微不足道。^[50]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难以想象的悲伤和损失的时代，伏特加酒的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已经了解了1939年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纳粹的那场全程充斥着酒气的会议；那次会议制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通过该条约秘密地瓜分了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一章）。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严峻化，克里姆林宫的酒饮用量也不断增加。在遵守着与西边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不稳定的和平条款的同时，斯大林也修补着与东边的日本法西斯敌人的关系。1941年4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Yosuke Matsuoka）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会面；据当时的记录，“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光荣地喝得烂醉，并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的条约”。^[51]

一周一趟的西伯利亚铁路特快列车负责运送日本代表回国。这趟列车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站台（Yaroslavsky Station）等待了一个半小时，直到这位外相与喝醉的随行人员结结巴巴地说着话赶到……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当然从未以醉酒的状态出现过。然而根据一位记者所说，“斯大林走到年老矮小的日本外相的身边，很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咧嘴笑着并‘啊……啊’地说着什么；这位秃顶、长着雀斑，身高不超过4英尺10英寸的外相摇晃着往后退了三四步，并欢快地笑起来”。^[52]

据被此场景震惊到的保加利亚大使回忆，在送别时，送行者中“醉得最轻”的是莫洛托夫——他在斯大林身后几英尺的地方，说话时像一个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一样结巴——他全程都在敬礼，尖叫：“我是先锋，我准备好了！”^[53]

然而，苏联领导层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两个月后发生的事情：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Operation Barbarossa）——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军事行动。作为纳粹闪电战的一部分，超过300万人的轴心国军队从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涌入苏联领土。苏联的最高指挥部门在连续不断的清洗活动中损失惨重，指挥层内部一片混乱，无力组织有价值的防御。在敌军入侵的第一天，1200架苏联飞机——苏联空军的绝大部分实力——就被击毁；其中大多数飞机还停在跑道上，从未加入战斗。^[54]

整整11天的时间里，斯大林——他收到了大量关于纳粹即将发起进攻的可靠情报——消失得无影无踪。伟大领导人的消失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谣言称他处于极度震惊和沮丧消沉当中，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由不善于鼓舞人心的莫洛托夫来团结人民，一致抗战呢？^[55]

即使在斯大林重新出现后，前线仍笼罩在慌乱中。处于惊慌中的苏联军队在德国军队进攻前便往东逃散。在基辅等城市里，到处都是疯狂酗酒的场景；暴徒攻击国有酒类商店并洗劫了那些撤退了的居民的房屋。^[56]几周内，纳粹军队就完全占领了今天的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并且迅速向苏联辽阔的中心地带逼近：在北部包围列宁格勒并朝莫斯科侵蚀，同时向伏尔加河的斯大林格勒挺进，在那里迎来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正面交锋。斯大林以典型的血腥方式处理军队里违抗命令的行为——他派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射杀任何从前线后退的士兵，并处决任何下令撤退的指挥官。

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将击败希特勒的那一场史诗般的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当时一样。考虑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与希特勒的国家民族主义相对立，这个名称令人感到惊讶。提倡爱国主义不过是一种回归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倒退。苏联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作品颂扬着俄国历史上的史诗英雄，包括谢尔盖·爱森斯坦以电影的方式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和伊凡雷帝的描绘。此外，军队内部的伏特加酒定量供应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尼古拉那次命运多舛的禁酒令而被废除——又被重新启用。“在斯大林的个人命令下，”历史学家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ine Pleshakov）写道，“在四年的时间里，2800万人每人每天都能得到一杯伏特加，以确保苏联的下一代子民能在充分的训练中学会如何在人人喝得烂醉如泥的国家自如地生活工作。”^[57]对于每个士兵而言，每天100克伏特加酒大约相当于每人每年要喝下15升纯酒精。为了每年供应多达10亿升伏特加，苏联的伏特加酒工厂昼夜全力运行，像生产军备武器的工厂一样——这两种工厂都是在生产急需的军用物资。^[58]

“当一个人喝醉的时候，他会感到更有决心，更有勇气，”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费奥多·斯维尔德洛夫（Fyodor Sverdlov）这样评论道，“他不会担心自己会马上被杀。他会向前冲锋，努力杀敌。说实话，我必须得说，在整场战争过程中，德国人和苏联人在关键时刻都是处于喝醉的状态，不然的话，人类的心灵是无法忍受现代战争的恐怖的。”^[59]当然，今天的参战士兵作为组织严密的现代军队的成员，在作战的时候不是一直处于喝醉的状态。然而，这样的描述仍能很有效地削弱战争英雄在人们心中理智坚定、头脑清晰的形象。

到了1941年8月，随着苏联人的防线和决心因为严厉的纪律和伏特加酒而不断强化，纳粹军队过分延伸的各线进攻陷入了停顿。苏联士兵——他们身上带的酒精常常比弹药还多——展现了无所畏惧的勇气：他们拼命冲向德军战线，给双方都造成大量的伤亡。^[60]

无论提供伏特加酒是否有正当理由，明显的后果便是战壕里酗酒现象的飙升。据俄罗斯研究伏特加酒的历史学家鲍里斯·西格尔所说：

苏联军队士兵会用他们最后一块面包跟他们的战友交换伏特加，但是想找到愿意放弃自己每日伏特加酒配额的人是不可能的。当苏联军人缴获了德国的医疗用品时，他们几乎什么都喝，就像在内战的时候一样：他们喝刮胡水、各种药水，甚至还有含毒的液体。^[61]

当部队士兵在战壕里饮用给他们带来勇气的伏特加酒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那些酒宴也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但他们不再是款待德国和日本的代表，而是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新客人。来到克里姆林宫的西方代表团希望可以好好估量一下他们新近结交的苏联盟友；他们给苏联盟友提供着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开辟抗击希特勒的西部战线。1941年12月，纳粹军队的轰炸逐步逼近苏联的首都；同时，《生活》（Life）杂志描述了克里姆林宫里招待英美军事代表团的盛宴，“乔大叔”斯大林正是酒宴的主持人。据记者的内幕报道，领导着苏联强权的这位无神论者在举杯赞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说道：“愿上帝在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帮助他。”记者只是附带地提及，大约在第30轮到第36轮祝酒之间的某个时候人们就喝醉了，在那之后，斯大林用突然向外国客人宣布“卫生间在左边”的方式结束了宴会。之后，他又用英语说了一句“晚安”。^[62]

1941年12月，温斯顿·丘吉尔的代表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与斯大林展开了一次高层协商，此次协商为次年丘吉尔访问克里姆林宫铺平了道路。当时的艾登也被克里姆林宫奢华铺张的酒宴所震惊。据他的叙述，长期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醉得太厉害以至于摔倒在斯大林的膝盖上”，而谢苗·铁木辛哥（Semyon Tomosheko）元帅——中央战线防御工作的负责人——当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喝醉的状态。“斯大林似乎对这些现象感到很尴尬，”艾登指出，“他悄悄对我说：‘你们的将军喝醉过吗？’对此我回复道‘他们没什么喝醉的机会’，希望我的回答符合外交辞令的要求。”^[63]

希特勒在东线的进攻终于在1942年的时候停在了斯大林格勒，一个与柏林在陆上相距1400英里的地方。除去这座城市明显的象征意义外，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也是里海那些巨大石油财富的最后一道主要屏障。斯大林宣称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发布第227号命令，宣布：“绝不后退一步！”“我们必须守住每一个位置，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土地直至流干最后一滴鲜血，我们必须不放弃苏联的每一寸土地，竭尽全力扞卫它。”^[64]到了1943年那个严寒的2月，合计约有200万名苏联士兵和纳粹士兵死去；希特勒的战争机器遭受了关键的一击，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绝不后退一步”成为呼吁人们为国家献出生命——将国家和祖国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口号。随后，或许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口号也被用于命名一种苏联最畅销的伏特加酒。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军队逐渐收复了被纳粹占领的土地；德国人曾经无情地处决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游击队员及其他反抗纳粹的人。纳粹分子很难容忍酗酒现象，因此其占领的城市大多数是禁酒的——这与农村地区形成强烈对比。在农村，农民延续着经过实践检验的做法，将粮食蒸馏酿成私酒而不是上缴当局。农田和树林为“游击队”提供了天然屏障；战败红军的残兵、共产主义活动家、地下抵抗运动，甚至是派遣到敌人后方的常规军事分队，都参与了破坏纳粹军队通信、运输和驻扎的游击战。即使在纳粹的残暴统治和冬天的食物短缺中，酒依然随处可见。“［游击队员们］从村里的亲朋好友那里获得私酿酒的方法令人惊叹，”A.罗文伯格（A. Lewenberg）回忆道，“每一次来回，他们都冒着被逮捕、虐待、杀害的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这么做；每当我们需要好好庆祝一下的时候，每个人，包括我这样的11岁犹太小男孩在内，都必须喝下这种可怕的液体。”^[65]

甚至当这些在敌后搞蓄意破坏的苏联人接受克里姆林宫的管理时，他们的酗酒问题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1943年1月2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沃里尼亚地区（Volhynia）（乌克兰东北部）的游击部队“正处于骚乱之中。他们喝醉酒后就恐吓和抢劫那些友好市民，这些市民当中还有我们战士的家人。在我介入之后，营长和委员向我承诺这些反苏联活动将会停止，但是他们行事犹豫，并且试图掩护那些施暴的人”。^[66]

1944～1945年，红军在努力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解放了欧洲东部。一到达德国，苏联军官和士兵便把房屋和售酒商店洗劫一空，用纵火、强奸、谋杀来报复德军在苏联所犯下的暴行。对于德国人民为什么不加入进来，一起狂饮洗劫，占领地的苏联军队感到很疑惑。一开始，苏联高级指挥官对抱怨苏联军队狂欢的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后来才逐渐加强纪律管制。^[67]

1945年4月30日，苏联旗帜在德国国会大厦上飘扬——同一天，希特勒在柏林一个地堡里开枪自杀——这给欧洲战场的战争画上了句号。这是苏联人民极大的成就。在20年的时间里，苏联从一个饱受饥荒的失败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但是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苏联人民遭受了无法估量的痛苦。除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丧生的2400万人，还有900万人在西伯利亚古拉格劳改营被处决，另外600万人死于集体化运动、反富农运动和饥荒。^[68]

在一场为斯大林的红军指挥官举办的战后晚宴上，每个人都醉得不轻；在多轮祝酒后，斯大林饮下最后一杯酒……祝愿苏联人民身体健康。几乎像是为他在战争爆发时的无所作为道歉一样，斯大林承认他领导下的政府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跟他们的政府说‘你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请离开，我们将任命另一个政府’，”他这么说道，“苏联人民对苏联政府的信心对打败反人类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胜利至关重要。”在这句话后，斯大林——对人民惭愧又感激——喝下了伏特加酒，结束了他的献词。^[69]

斯大林意识到有必要把苏联政权建立在俄国的传统基础上：伏特加酒。这一关键原则不仅体现在他与托洛茨基等政治对手的权力争夺中，也体现在他那引人注目的经济改革中。恢复伏特加酒垄断制度不仅摧毁了农民的力量并加快了强制集体化的进程，还提供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所必需的收入。除了恐怖手段外，伏特加酒也是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斯大林使用恐怖手段和酒精，让其核心集团的潜在对手处于醉酒、猜疑和分裂的状态，无力对其权威形成挑战；同样的，他也使用这一工具，创造了一个温顺屈服的民间社会。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伏特加政治不仅帮助苏联取得伟大的战争胜利，同时也造成了无法言说的悲剧。

或许，俄罗斯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斯大林统治时期一样，这些迥然各异的动态因素与伏特加政治如此轻易且迅速地相互影响；然而，相比其他更广为人知的政治活动——工业化和集体化，苏联的酗酒化进程极少被人提及，虽然我们可以说酗酒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上造成的影响和另外两项的影响一样持久深远。

[1] Will Rogers，There’s Not a Bathing Suit in Russia & Other Bare Facts（New York：Albert & Charles Boni，1927），第110～111页。

[2] Yu. Chanin，“Po staroi，po nikolaevskoi”，Pravda，1922年9月13日，第5页。另参见A. L’vov，“Eto ne proidet”，Pravda，1922年9月7日，第1页和“Nuzhno li sokhranit’ vinokurennuyu promyshlennost’？” Pravda，1922年9月8日，第1页；“Samogonshikov von iz rabochikh domov！” Pravda，1922年9月13日，第5页。

[3] Vladimir I. Lenin，“Letter to the Congress（December 23-31，1922）[Lenin’s ‘Testament’]” in The Structure of Soviet History：Essays and Documents，由Ronald Grigor Suny编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第119～120页。

[4] Leon Trotsky，“Vodka，tserkov’，i kinematograf”，Pravda，1923年7月12日，第1页。关于1923年中央委员会会议可以参见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61页。

[5] Anna Louise Strong，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Two Years of Russia’s New Life（August 1921 to December 1923）（New York：Boni & Liveright，1924），第158～159页。

[6] L’vov，“Eto ne proidet”，第1页；英语版参见Strong，First Time in History，第162～163页。

[7] Strong，First Time in History，第164～165页；另外参见第161页。

[8] Joseph Stalin，“Pis’mo Shinkevichu（20 marta 1927 g.）” in Sochineniya，tom 9：dekabr’ 1926-iyul’ 1927（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48），第191页。

[9] Helena Stone，“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Moonshine，1917-1929”，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第27卷第3～4期（1986），第372页。另参见Marie-Rose Rialand，L’alcool et les Russes（Paris：Institut d’études slaves，1989），第108页；Gregory Sokolnikov et al.，Soviet Policy in Public Finance：1917-192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第195～196页。

[10]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Russia’s Iron Age（New York：Little，Brown，1934），第351～352页。

[11] Strong，First Time in History，第158页。

[12] Stalin，“Pis’mo Shinkevichu（20 marta 1927 g.）”，第191～192页。另参见Joseph Stalin，“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yami：5 noyabrya 1927 g.” in Sochineniya，tom 10：1927 avgust-dekabr’（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52），第232页。

[13] 翻译版参见Strong，First Time in History，第168页。

[14] Stalin，“Pis’mo Shinkevichu（20 marta 1927 g.）”，第192页。

[15] Stalin，“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yami”，第232～233页。

[16] Stalin，“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yami”，第233～234页。

[17] Peter Kenez，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第2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84页。

[18] 关于伏特加酒的经济需求，参见f. 733（Tsentral’noe upravlenie I ob” edinenie spirtovoi promyshlennosti，Gosspirt），op. 1，l.107-108；f. 733，op. 1，d. 1，l.1-56，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Ekonomiki（RGAE）（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the Economy），Moscow。关于增加伏特加酒产量的五年计划，参见 RGAE，f. 733，op. 1，d. 143a，l.1-156；RGAE，f. 733，op. 1，d. 144，l.1-216；Ivan Viktorov，Spirtovaya promyshlennost’ SSSR（Moscow：Snabtekhizdat，1934），第15页。

[19] Stalin，“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yami”，第232～233页。另参见R. W. Davies，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Budgetary Syst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第121～124页。

[20] Emmanuil I. Deichman，Alkogolizm i bor’ba s nim（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29），第143页。

[21] RGAE，f. 733，op. 1，d. 144，1.1；翻译版参见 Kate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Working-Class Drinking，Temperance，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895-1932（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第93页。

[22] 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第93页。另参见S. A. Smith，Red Petrograd：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1917-191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第93～94页。

[23] 参见f. 5515（Narodnyi komissariat truda），op. 20，d. 7，l.29，32，43，46，48，50，52-53，117，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skoi Federatsii（GARF）（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Moscow。另参见GARF，f. 5467（TsK Profsoyuza derevoobdeloinikov），op. 11，d. 179，l.1-14；GARF，f. 5467，op. 14，d. 108，l.17-20。关于酗酒的数据，参见RGAE，f. 1562（TsSU pri Sovete Ministrov SSSR），op. 1，d. 490，l.9-10。

[24]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112页；T. H. Rigby，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1917-196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第120～125页。

[25] 创始成员的地位之高显示着着政府和政党的支持。Neil Weissman，“Prohibition and Alcohol Control in the USSR：The 1920s Campaign against Illegal Spirits”，Soviet Studies，第38卷第3期（1986），第360～361页。

[26] 参见E. I. 德茨曼的总结演讲，“Vsesoyuznyi sovet protivoalkogol’nykh obshchestv v SSSR” in Bor’ba s alkogoloizmom v SSSR（Moscow：Gosudarstvennoe meditsinskoe izdatel’stvo，1929），第87～88页；另参见Deichman，Alkogolizm i bor’ba s nim，第164～200页。另参见Leo M. Glassman，“Russia’s Campaign to Keep Ivan Sober”，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33年3月5日，第6～7页；Association against the Prohibition Amendment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第4盒，Glassman File。

[27] Irina R. Takala，Veselie Rusi：Istoriia alkogol’noi problemy v Rossii（St. Petersburg：Zhurnal Neva，2002），第209～216页；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90页。“抗酒精协会”的相关档案不多，其档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莫斯科围城中被毁：那些档案通过莫斯科河上疏散的船只运送，船只遭轰炸沉没。

[28]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146～147页。K. V. Beregela，“Obshchestvo bor’by s alkogolizmom：poslednii etap syshchestvovaniya（1929-1932 gg.）” in Alkogol’ v Rossii：Materialy tret’ei mezhdunarodnoi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Ivanovo，26-27 oktyabrya 2012），由Mikhail V. Teplyanskii编辑（Ivanovo：Filial RGGU v g. Ivanovo，2012），第182～184页。

[29] Letter 62：Sept. 1，1930；参见Joseph Stalin，Pis’ma I.V. Stalina V.M Molotovu，1925-1936 gg.：Sbornik dokumentov（Moscow：Rossiya molodaya，1995），第209～210页；英文译本参见由Lars T. Lih，Oleg V. Naumov和Oleg V. Khlevniuk编辑，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第208～209页。关于彻底废除垄断制度可参见Stalin，“Beseda s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yami”，第233页。

[30] Lih，Naumov，and Khlevniuk，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第xiv、209页。

[31] Stone，“Soviet Government and Moonshine”，第374页。另参见 Izvestiya，1923年3月9日，第1页；转引自Weissman，“Prohibition and Alcohol Control in the USSR”第362页。关于“剪刀差危机”参见Robert Service，Trotsky：A B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第304页。

[32] Chamberlin，Russia’s Iron Age，第352页。

[33] Alkogolizm—put’k prestupleniyu，由A. Gertsenzon编辑（Moscow：Yuridicheskaya literatura，1966），第21～23页；转引自Walter Connor，“Alcohol and Soviet Society”，Slavic Review，第30卷第3期（1971），第572页。另参见Davies，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Budgetary System，第91～92页。

[34] Rogers，There’s Not a Bathing Suitin Russia，第111页。

[35] GARF，f. 374（Narodnyi komissariat raboche-krest’yanskoi inspektsii SSSR），op. 15，d. 1291，l.18-22。另参见Sokolnikov et al.，Soviet Policy in Public Finance：1917-1928，第194页。

[36] Stone，“Soviet Government and Moonshine”，第374页。关于斯大林在波茨坦的言论参见Helen Rappaport，Joseph Stalin：A Biographical Companion（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1999），第53页。尽管缺乏准确数据，但学界开始达成共识，认为集体化运动、反富农运动、饥荒及其疾病总共造成约1000万到1200万人死亡。参见Alec Nove，“Victims of Stalinism：How Many？” in 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由J. Arch Getty和Roberta T. Manning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第268页。

[37] 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第86页；Rappaport，Joseph Stalin，第43页。这种富农被当作投机者或酿酒者的联系分类其实早在帝国主义时期就存在了。参见Olga Semyonova Tian-Shanskaia，Village Life in Late Tsarist Russia，由David L. Ransel翻译（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54页。

[38] V.Ts.I.K.第35号法令，第 468条。参见Boris Segal，The Drunken Society：Alcohol Use and Abus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90），第45页。

[39] Yakov M. Sverdlov，“O zadachakh sovetov v derevne：Doklad na zasedanii VTsIK 4-go sozyva 20 maya 1918 goda” in Izbrannye proizvedeniya，tom 2（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59），第216页。

[40] 转引自Peter Kenez，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Death of Stalin（London：I. B. Tauris，2001），第82页。更多可参见Seema Rynin Allan，Comrades and Citizens（London：Victor Gollancz，1938），第117页；Lewis Siegelbaum and Andrei Sokolov，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删减版（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第39页。

[41] Mariya Degtyareva，“Sobor novomuchenikov，v butovo postradavshikh”，Pravmir.ru，2010年5月21日，http：//www.pravmir.ru/sobornovomuchenikov-v-butovo-postradavshix-2（2012年5月12日访问）；Segal，Drunken Society，第40页；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7），第84页；David Satter，It Was a Long Time Ago，and It Never Happened Anyway：Russia and the Communist Pa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第59页。被流放的富农已经受到人们以公共酒宴的方式来欢送。Sheila Fitzpatrick，Stalin’s Peasants：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58页。

[42] Lynne Viola，“The Second Coming：Class Enemies in the Soviet Countryside，1927-1935” in 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由J. Arch Getty和Roberta T. Manning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第65页。著名的批判作家索尔仁尼琴也描述过类似的情况：Aleksandr Solzhenitsyn，The Gulag Archipelago，1918-1956，共3卷（New York：Harper & Row，1976），第3卷，第359页。

[43] Alec Nove，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Baltimore：Penguin，1969），第168页。另参见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Random House，2000），第136页。

[44] Report to Kolkhoz Center on collectivization in Belorussia，1930年9月26日，f. 7486s，op. 1，d. 102，ll.226-25 ob，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Ekonomiki（RGAE）（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Moscow；转引自Siegelbaum and Sokolov，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第49页。这也是重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做法。Robert Conquest，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第46页。

[45] Rappaport，Joseph Stalin，第48页。关于牲畜的情况参见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51页。

[46] Geoffrey Hosking，The First Socialist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Within，第2版（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61页。

[47] Joseph Stalin，“Golovokruzhenie ot uspekhov. K voprosam kolkhoznogo dvizheniya（2 marta 1930 g.）” in Sochineniya，tom 12：aprel’ 1929-iyun’ 1930（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52），第199页。

[48] 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第117页；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152页。

[49] Tom Brokaw，The Greatest Gener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98），第xxxviii页。

[50] Vadim Erlikhman，Poteri narodonaseleniya v XX veke（Moscow：Russkaya panorama，2004），第20～21页；Anne Leland and Mari-Jana Oboroceanu，“American War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Casualties：Lists and Statistics”（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0），第2页，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L32492.pdf（2011年7月28日访问）。

[51] Lilian T. Mowrer，Rip Tide of Aggression（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1942），第165页；Aleksandr Nikishin，Vodka i Stalin（Moscow：Dom Russkoi Vodki，2006），第170～171页。

[52] 转引自Gabriel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198页。

[53] 转引自Gabriel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198页。

[54] Robert Gellately，Lenin，Stalin，and Hitler：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New York：Vintage Books，2007），第429页。

[55] Charles W. Sutherland，Disciples of Destruction（Buffalo，N.Y.：Prometheus Books，1987），第354页；Bob Carroll，The Battle of Stalingrad（San Diego，Calif.：Lucent Books，1997），第42页。

[56] Segal，Drunken Society，第73页。

[57] Constantine Pleshakov，Stalin’s Folly：The Tragic First Ten Days of World War II on the Eastern Front（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5），第11页。

[58] 关于战时伏特加酒产量的数据，参见Nikishin，Vodka i Stalin，第226页；Segal，Drunken Society，第71页；Dmitri Volkogonov，Autopsy for an Empire：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9），第119页；Takala，Veselie Rusi，第245-249页。另参见第二十二章。

[59] 转引自Laurence Rees，War of the Century：When Hitler Fought Stalin（New York：New Press，1999），第86页。

[60] Bradley Lightbody，The Second World War：Ambitions to Nemesis（London：Routledge，2004），第109页。

[61] Segal，Drunken Society，第73页。

[62] “British Open‘Second-Best Front’in Hot Libyan Desert as Nazis Smash at Moscow in Winter Gales”，Life，1941年12月1日，第30页。

[63] Anthony Eden，The Reckoning，vol. 2 of the Memoirs of Anthony Ede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第350～351页。关于伏罗希洛夫参见Hugh Dalton，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1940-45，由Ben Pimlott编辑（London：Cape，1986），第341页。

[64] Geoffrey 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31页。

[65] 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ported in Segal，Drunken Society，第74页。

[66] Yitzhak Arad，In the Shadow of the Red Banner：Soviet Jews in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Jerusalem：Gefen，2010），第180页。

[67] Segal，Drunken Society，第75页。

[68] Erlikhman，Poteri narodonaseleniya v XX veke；Robert 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40th Anniversary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第xvi页。

[69] Joseph Stalin，“Vystuplenie tovarishcha I. V. Stalina na priyome v kremle v chest’ komanduyushchikh voiskami Krasnoi Armii（24 maya 1945）” in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Soyuza（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46），第173～174页。另参见Robert Service，Comrades！A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