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禁酒令导致了俄国的革命？
彼得·帕夫洛维奇·布霍夫（Pytor Pavlovich Bukhov）面对着一个难题。
1916年，俄国正深陷于灾难性的军事惨败当中，一系列的败仗葬送了前线无数应征兵的生命，在国内导致了面包短缺危机和社会动荡，还有失控的通货膨胀，一切都在预示着国家经济的崩溃。毫无疑问，对比之下，这位来自沃罗涅日的地方贵族的难题似乎也就不值一提了：他从帝国财政部那里收到了一份无力偿还的税单。作为享有特权的俄国贵族阶层的一分子，布霍夫从事着向帝国酒类垄断机构提供酒精饮料——大部分是水果和浆果酿制成的酒——的生意，但自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下令俄国禁酒之后，布霍夫的仓库里就堆满了他再也无法合法销售的酒。他还背负着巨额的滞纳税款，却再也无力支付。而且，他还不是唯一一个身陷如此处境的人。[1]
布霍夫的一些同伴或许会觉得他的处境是值得羡慕的——或者至少他们会羡慕他所处的地方远离日益迫近和喧闹的战争轰鸣声。帝国不仅禁止西部边界生产酒的贵族们销售他们的酒，而且下令立刻摧毁那些靠近战场的军事化地区的所有酒类仓库，以防止这些仓库里的酒引诱那些意志薄弱的农民士兵，导致他们因为酗酒而违抗命令。每天，前线的战火都在令人不安地步步逼近。虽然在全球战争和俄国国内革命动荡的背景下，那些富裕的贵族蒸馏商的煎熬痛苦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他们的状况事实上凸显了伏特加政治——和执行普遍禁酒令的决定——推动瓦解旧式帝国秩序的多种方式。
巴克的困境
彼得·巴克爵士是一个基本被人遗忘的俄罗斯帝国衰落时期的人物。他的回忆录虽然内容广泛，却从未发表过——他那本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是以一个正逃离布尔什维克人统治的移民的视角写的。目前这本回忆录正被搁置在利兹的档案馆里，无人问津。然而，如果缺少了它，我们是很难理解这一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的。1914年爆发的全面战争要求这位新近被任命的财政大臣必须发挥惊人的才智，运用熟练的手法来支付俄国这支世界战场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的军费开支。因为沙皇决定实行禁酒令，巴克所管理的国库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单是这一项政策就使政府损失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国家财政因此而留下的漏洞，即使是没有全面战争所带来的额外负担，也是不可能填补得了的。巴克身上承担着使他的沙皇、外国债权人和俄国民众感到安心的期望，他成了最大的政治化妆师：他到处宣传着一个稳定运行，乃至繁荣发展的俄国形象，而与此同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都开始崩溃瓦解。巴克的公开宣言、采访记录和基于此的报告都使得很多人相信禁酒令对俄国有着惊人的积极影响。[2]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谎言。
在汲取了日俄战争中因酗酒导致惨败的痛苦教训之后，新近上任的最高指挥官“尼古拉沙”大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立刻下令关闭那些正在为战争而征兵的地区里的所有酒类商店。当时的军事专家相信保持稳定的必要性，这使俄国得以在往常一半的时间里就动员了接近400万名士兵——这是一项令人注目的成就。[3]
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Sir Alfred Knox）是英国派驻在以爱国主义名义重新命名的彼得格勒的一个武官。他曾尽职地报告着俄国征兵时的井然有序：“人们的精神看起来非常好。所有的酒类商店都关门了，也没有出现酗酒行为——这与1904年人们所看到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妻子和带着儿女的母亲从头到尾都陪伴着预备役军人，但这些女性都是默默地哭泣着，没有人表现得歇斯底里。”[4]巴克在他的回忆录里也确认了这点：“在所有的地方，征兵工作的开展都是非常周密和有序的，即便有例外也是微不足道的；沙皇陛下认为这种令人愉快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应征加入兵团的年轻人无法得到酒精这一事实。”[5]
1915年末，陆军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的新近继任者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Alexei Polivanov）向美国禁酒倡导者威廉·E.“骑墙派”·约翰逊（William E. “Pussyfoot” Johnson）证实了禁酒带来的诸多好处：“多亏了禁酒，人们几乎不再留意战争的结果了。”他讲述了急剧减少的犯罪和纵火案件，迅速且有序的征兵工作，飙升的工人生产力，以及高涨的宗教和爱国情感——这一切都是农村地区在禁酒令下道德和经济水平恢复的部分结果。波利瓦诺夫回顾着国内更好的处理方式，并声称“女人们都很开心，并向上帝祈祷政府可以永远禁止酒再次被销售。在兴高采烈之际，她们几乎都准备好要称颂赞美战争了”。对禁酒的俄国的光明未来越加自信的波利瓦诺夫总结道：“如果酒不再存在，俄国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6]
从最好的角度看，俄国的官员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从最坏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巨大谎言的一部分。帝国内务部和总参谋部的主要行政机构的档案室里堆满了数百篇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关于俄国各地（几乎每一个省）征兵时所发生的骚乱的。沙皇关闭了所有的酒类商店，但很明显，这对于大群四处抢劫的应征兵影响很小；他们冲进了被关闭的商店、酒馆和仓库搜寻着伏特加酒。确实，军队指挥官在征兵地区所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在酒类商店和仓库外设置武装守卫——即便如此重兵把守，常常还是不足以抵御暴徒的冲击。[7]
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Ekaterinoslav），暴徒们打破了那些仍旧被允许销售酒的高档旅馆的窗户。在伊古门斯基区（Igumensky），喝醉了的暴徒抢劫了酒类商店，然后又袭击了当地的蒸馏厂。[8]在巴尔瑙尔（Barnaul），暴徒们控制了整座城市，烧毁了房屋、商店还有一个酒库，使得居民不得不四处逃亡求生。超过100人死于应征兵与当地警察的战斗。[9]根据内务部的报告记载，在1914年7月的最后几周，在因为酗酒引起的征兵骚乱中，共有51名政府官员受伤，9人丧命，而暴徒中则有136人受伤，216人被杀。[10]沙皇禁酒法令的影响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显著。在有些情况下，酗酒引起的混乱甚至比10年前的还要糟糕：巴什基尔地区（Bashkiria）第二大城市的警长曾向他位于圣彼得堡的长官发出了紧急电报：
在斯捷尔利塔马克（Sterlitamak），超过一万名预备役军人开始在各处发动骚乱，威胁着要毁掉整座城市。这场骚乱开始的地方是被洗劫一空的酒库。警察护卫队开枪射击的时候，助理警司就被击伤了。因为居民的财产遭受破坏，因此所有的商铺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在对日战争期间，我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骚乱。[11]
为什么沙皇和他手下的军队指挥官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察觉不到不断蔓延的酗酒骚乱呢？或许他们只是选择不去承认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已。更有可能的是，帝国领导人只是从未发现这个问题而已。
“在俄国，大臣们根本无权说出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大臣曾这样向一群外国权贵承认道。因为所有俄国官僚能够得到的职位、权力和薪资都取决于沙皇的仁慈，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少动力向沙皇传递坏消息，或者发表不同意见使集体陷入困境。[12]
或许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档案室里都有着大量相反的证据，沙皇尼古拉收到的却只有关于禁酒所带来的好处的漂亮报告；这些报告来自陆军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助理财政大臣瓦西里·古尔科和财政大臣巴克等人。[13]大量的报告都声称沙皇的禁酒令“受到了他的官方代表和俄国上流人士的普遍支持”。[14]除去如此漂亮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沙皇那些心存感激的臣民写给沙皇的大量信件和请愿书，它们请求沙皇将这项暂时的举措转变为一项永久的禁酒法令。[15]
虽然尼古拉倾向于禁酒，但他也不能简单地下令永久禁酒，因为俄国政府所有收入里接近三分之一的份额来自伏特加酒垄断制度。因此，在1914年8月的时候，尼古拉委派他最为信任和最有经验的大臣们前去研究禁酒的可行性，寻找可替代伏特加酒收入的方案——考虑到正处战时，这真的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国家审计官彼得·卡里托诺夫（Pyotr Kharitonov），主要成员有财政大臣巴克、沙皇颇为信任的前帝国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还有农业大臣、交通大臣和商业大臣，以及研究国家财政的著名教授和专家；他们一起很快起草了一份通过所得税、运输税、烟草税、纺织品税、政府债券以及外国贷款的混合组合来填补财政上巨大漏洞的计划。[16]
事后看来，这份报告既可笑，又可悲，还很可怕。罗曼诺夫皇朝最高层的官员和皇家领袖都是在赌博，盲目地相信禁酒令会莫名其妙地释放俄国社会长期受到抑制的经济实力，况且这时候数以百万计的俄国最具生产力的人已经放下了镰刀，出发去往前线了。财政大臣巴克将整个帝国的稳定押注在一个奇迹上——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奇迹。1914年8月底，巴克私底下向支持禁酒的沙皇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证实了尼古拉想要听到的东西：伏特加酒给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非常轻微，而借助少数轻而易举的改革就可以解决因为禁酒令而导致的收入损失难题。[17]
沙皇最为信任的大臣们大概已经解决了收入的问题，而俄罗斯帝国上下还有海外的禁酒倡导者又称颂着禁酒给征兵工作所带来的好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沙皇颁布他最为仁慈的法令——永久地禁止酗酒这一长期以来一直折磨着他最亲爱臣民的恶习。奥列格王子的不幸逝世为沙皇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给禁酒令赋予更大的象征意义；但这一法令依旧是一个基于错误信息甚至糟糕计算的决定。[18]
从禁酒令到革命
最终，全面战争所带来的压力还是让沙皇政权不堪重负：军队征调了1500万名男性，扰乱了工业和农业生产，而此时整个国家对工业和农业产品的需求前所未有。俄国脆弱的铁路基础设施在战争的高压下瘫痪了，这让俄国人无法将食物和燃料运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正面临物料匮乏危机的城市。军队士气低落，前线的一系列败仗导致了逃兵浪潮，而这只能加剧对无能的沙皇和他的政权的普遍敌对情绪。尼古拉所采取的行动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对前线战事的笨拙指导以及对关键职位的频繁调动使得政府管理愈加多变动荡且效率低下。
1917年2月，纷纷罢工的工人联合饿着肚子的市民一起在首都彼得格勒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挫败情绪进一步发酵。被征调来镇压暴动群众的驻防部队拒绝朝自己的同胞开枪，并且选择反抗并加入示威群众的队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杜马议员勇敢地反抗沙皇的命令，紧急召开会议成立了所谓的临时政府。首都的工人汲取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创建了另一个独立的代表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the Petrograd Soviet），或者说委员会——来代表这座城市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士兵。尼古拉乘坐火车从前线赶回来试图重新夺回沦陷的首都，但火车却在半路被罢工的铁路工人和哗变的士兵堵住了。沙皇被告知，他手下的军队指挥官已经不再支持他了；他局促不安地宣布退位（讽刺的是，他是坐在火车上的豪华车厢里退位的），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19]
除去简单地了解俄罗斯帝国是如何踏上毁灭之路外，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俄国普遍的社会革命，尤其是什么导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20]人们就俄罗斯帝国政权覆灭的原因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聚焦在与战争压力相关的近因上；另一个则归咎于俄国专制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正是这一缺陷和矛盾使得整个体制的崩溃几乎是无法避免的。[21]
引人注目的是，伏特加政治在两方的说法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本书的很多内容都凸显了使用伏特加酒作为专制国家制度工具所带来的基本困局。然而没有一项历史研究清楚地分析了伏特加政治在曾经强大的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人们意识到就连在最常被提及的帝国覆灭的近因——社会大众和体制内外都不满沙皇制度，国家经济在战时的通货膨胀中崩溃，而俄国的基础设施也在全面战争的压力下瘫痪——中也到处是伏特加政治的影子时，这种持续忽略伏特加政治影响的做法甚至更加令人困惑。
酒精蒸馏和人民的不满
即使是在现代的独裁政体中，要想准确地衡量一个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也是很困难的。如果回到过去，想要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缺少现代的民意调查手段，想要弄清楚禁酒令到底是人心所向还是疏远民意自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自从加冕时在霍登卡广场上发生的灾难开始，人们一直认为尼古拉二世对他臣民的苦难漠不关心，也有人认为尼古拉命令他的人民完全戒除酒瘾的做法不会受到欢迎和支持。“没有证据显示俄国的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禁酒令、沙皇或者说还有早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酒仍然在他们的社交生活、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历史学家凯特·特兰斯切尔（Kate Transchel）指出，“习俗和传统的影响确保人们会想尽办法躲避禁酒令的限制。”[22]
虽然大臣们吹捧各种请求延续禁酒令的公开信和妇女请愿书，并引述那些长期酗酒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在健康和性情上所展现的极大改善[23]，但实际的记录却是……模糊不清的。同时代的人指出，“俄国人是无法忍受强制戒酒的”；强制戒酒不仅增加了人们对帝国领导层的不满，还导致人们开始饮用危险的私酿酒和含有酒精的烈酒替代品，诸如古龙水、鞋油、工业喷漆和清漆。在禁酒令颁布的短短几个月内，“滴酒不沾的”俄国就被全国性的酒精中毒浪潮所淹没。[24]
由于前线接连不断的惨败不断削弱着俄国的国力并让国家蒙受屈辱，战争期间爱国人士对沙皇的支持不断减少；而与此同时，禁酒令也并没有帮助提升沙皇的支持率。国外的观察家都叹息沙皇的禁酒政策“并没有提升他的支持率”。[25]许多俄国人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种黑暗的不祥预感。1914年末一位被调查的俄国人是这么解释的：“我们是被迫戒酒的，而那个时候即使没有禁酒令，每一个好人也都是无法好好享受生活的。”“因此人民的生活发生这样的变化不仅是因为戒酒，还因为人们都预计着某些糟糕棘手而难以预料的事情将会发生。”[26]
令人清醒的战争事实使社会大众产生了对沙皇的不信任；许多人将政府限令——无论其动机是多么“善意”——看作独裁者试图进一步控制臣属农民的可憎做法，而富有的贵族则获得允许可以自由地恣意妄为。在禁酒令刚刚实行的最初几个月内，那些上流贵族常去的餐馆仍然被允许继续供应酒，而底层阶级常去的酒馆和酒类商店则被彻底关闭；这一事实只能进一步强化人们心中的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很明显，为沙皇的糟糕决定而付出最大牺牲的是社会大众，而不是精英阶层。如此普遍的看法使得历史学家得以明确地认为禁酒令导致了沙皇支持率的下降，以及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激进化。[27]
战壕里的伏特加酒
虽然人们针对沙皇及其政权那酝酿已久的不满情绪为革命提供了背景，但学者们却指出前线持续不断的败仗是一个更加直接的导火线。在这里，伏特加酒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据说，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深知酒是敌人的传统“弱点”，并将酒作为一种珍贵的反俄武器纳入军队装备中。为了重创俄国军队并阻挠他们前行的步伐，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刻意在战壕里留下一瓶瓶伏特加酒，并在靠近战场的房子里堆满烈酒，以怂恿敌军士兵酗酒，违抗军令。[28]
关于俄国士兵在战壕里生活的现存记录到处都有酒精的影子。士兵们遍地搜寻酒瓶，不仅是为了促进彼此之间的战友情谊，也是为了应对现代阵地战中那种非人的痛苦。德米特里·奥斯金（Dmitry Oskin）在他的著作《一个士兵的笔记》（Notes of a Soldier）中描写了俄国士兵是如何集中攻击那些随身携带数瓶朗姆酒的奥地利士兵的。奥斯金甚至承认，他还因为喝醉后跌跌撞撞走出战壕寻找更多的朗姆酒而受重伤。[29]
在双方彼此敌对期间，假期和偶尔的休息时间使双方得以建立战场上的“兄弟情谊”——数月来拼命厮杀的对战部队开始放松地相互往来。在如此短暂的停火时期，俄国军队的敌人会大方地给他们发放烈酒。烈酒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前线的俄国兵团都可以偶尔创建自己兵团的烈酒仓库。[30]而随着俄国军队蒙受一场又一场的溃败，军队的纪律性和士气也逐渐被侵蚀殆尽。
随着士气不断衰减，俄国士兵大批地逃离战场。德国人悄悄地深入俄国的腹地，而时钟也滴答作响，时间越来越接近1917年这具有决定性的一年了。前线部队中的军官徒劳地努力维持部队的纪律性，摧毁了所有靠近前线的酒类仓库，但已无济于事了。[31]等到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军官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应征兵的控制，他们当中很多人积极地劫掠酒类商店、酒窖，还有富人的住所。社会学家德米特里·施拉潘托克（Dmitry Shlapentokh）记述了驻扎在奥廖尔附近的俄国军队第五排（Russian Fifth Platoon）：在那里，2000名士兵洗劫了当地一个贵族的酒库，在洗劫的过程中他们还破坏了各种意大利名画、古董、钢琴和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当酒窖里的酒被喝完后，这群人又围住了当地的蒸馏厂，他们在饮尽存酒后又一把火将蒸馏厂烧成了灰烬。被派去镇压这场暴乱的部队却违背了命令，反而加入他们的狂欢中。[32]
在莫斯科，警察努力镇压着喝醉了的暴民；这些暴民点火烧毁了每个带着德国名字的商店，而且还洗劫了那些闲置的酒类商店。正如一个英国人在日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当酒类商店被洗劫的时候，警察会前来关掉这些商店并且将其查封。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将很多醉得不省人事的暴乱者关在了里面，而当战争结束，人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像浸在白兰地酒里面的樱桃了！”[33]
雪上加霜的是，沙皇的禁酒令还可能会削弱俄国的战时工业。除去可以被作为饮料外，酒精也在火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生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对战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俄国政府就已经储备了充足的酒精用于工业生产，但到了1916年的时候，蒸馏厂的关闭进一步扰乱了俄国早已饱受压力的国防工业的生产。[34]
毫无疑问，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彻底崩溃和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再也无法忽略伏特加酒所扮演的角色了，因为正是伏特加酒推动了俄国的分裂混乱，而人们一直认为正是这种分裂混乱注定了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35]
再见了，基于酗酒的财政预算！
“自古以来，任何发动战争的国家必定会陷入资金匮乏的难题中，”帝国杜马的预算和财政委员会的官方调查员安德烈·申加廖夫（Andrei Shingarev）曾在1915年的一份关于沙皇禁酒令对国家财政影响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但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会在参战的时候宣布放弃其主要的收入来源。”[36]
确实，沙皇的伏特加酒垄断制度平均每年能给帝国财政带来4亿卢布的收入，或者说占据国家财政所有收入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份额。这一项关键的资金来源几乎在尼古拉给他亲爱的康斯坦丁叔叔发出那封致命的禁酒电报之后就立刻枯萎了。即使是加上财政大臣巴克迅速拼凑起来的补充税款、政府债券和贷款，仅在1914年下半年，政府收入仍然减少了超过5亿卢布，而在此后的每年，政府收入都会减少9亿卢布——而就在此时，俄国还无意中卷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当中。[37]
处于战时的国家不会公然放弃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有充分理由的。战争的代价是很高昂的，而无法负担战争开支的国家通常都会有很不幸的结局。虽然政府之外的人都发了疯似的提出警告，但俄国还是无法避免这一宿命。“政府高额的负债加剧了战时的通货膨胀，”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而通货膨胀又使得社会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最终颠覆了沙皇政府。”[38]
因此，似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调查员的申加廖夫声称俄国将会是第一个抛弃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与其说是在敲响警钟，警告一场显而易见的金融危机即将席卷这个国家，还不如说是在自吹自擂。事实上，他在报告中称“政府抛弃来自烈性酒的税收收入并停止其销售的做法，将会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给俄国人民带来最大的收益”。[39]虽然事后想来很难理解，但申加廖夫并不是唯一一个灾难性地错误预估了国家财政的人。俄国、欧洲和北美的禁酒倡导者也和他一样对各自国家的财政有着盲目乐观的预估；他们相信人类天生的勤勉精神一旦挣脱了酒精的枷锁后，就会奇迹般地爆发出来。根据这一逻辑，靠经济活动的整体发展来弥补任何伏特加酒收入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40]不幸的是，对于全世界的禁酒主义者——以及对于俄国的命运——而言，备受期待的由禁酒令带来的生产力爆发从未到来。财政的漏洞因为战争的巨额开支而进一步恶化，变得越来越大。
试图填补这一漏洞的帝国政府只是简单地印制更多的卢布，完全没有考虑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恶果。“假设我们真的失去了8亿卢布收入，将会怎么样呢？”帝国大臣会议主席伊万·戈列梅金（Ivan Goremykin）轻蔑地问道，“我们应该印制更多的纸币，这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41]就连身陷困境的财政大臣巴克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失控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后果：巴克在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1917年度财政预算估算（此时的背景是战争的开支不断飞涨，社会不满情绪不断深化，而卢布也愈加不值钱）的时候，预测政府收入将会出现令人震惊的增长，“使得我们可以增加在教会、教育、公众健康、农业、贸易与工业、邮政电报服务，以及铁路建设上的支出，从而满足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实际需求”。[42]自己的国家及其经济都处于崩溃之际，身为俄国财政大臣的巴克这么说，显得他似乎是生活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
俄国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一直都被认为是导致沙皇（在1917年3月的革命中）被废黜，他的继任者——临时政府——在那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被推翻的主要原因。[43]然而，禁酒令给帝国财政带来的破坏并不仅仅只是突然失去酒类销售收入。旧式的伏特加酒垄断制度是一个垄断零售和分销的制度——这样的一个折中安排不仅使国家财政得以从酒类销售中获取巨额的收入（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操控酒类的零售价格），而且也使得获益颇丰的酒精饮料生产落入了贵族蒸馏商和酿酒商手中，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独享生产酒的权利。[44]禁酒令不仅给帝国政府留下了大量还未售出的酒类库存，还给那些有着极大政治影响力的贵族蒸馏商人留下了大规模再也无法合法销售的酒类存货，这夺走了他们当中很多人主要的财富来源——而他们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作为现有的长期合同的一部分，很多蒸馏商已经缴付了未来销售酒类的税款。如果那些酒无法售出，酒类生产商就要求收回他们的钱，而这甚至将从政府国库中夺走更多的卢布。[45]
有通过提前支付税款而成为财政部实际债权人的蒸馏商，也就有像上文提及的彼得·帕夫洛维奇·布霍夫这样拖欠财政部税款而成为债务人的人。因为禁酒令的出台，布霍夫和许多像他这样拖欠财政部巨额债款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偿还债务的收入来源了。虽然财政部后来允许债务人重新与其协商合同，但在短期内，财政部却因为急需那些资金而陷入困境，甚至导致财政漏洞进一步扩大。[46]
与此同时，执行禁酒令的代价急剧增加。想一下在芝加哥禁酒那些年黑帮老大阿尔·卡彭（Al Capone）对这座城市的残忍统治：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俄国的禁酒令也导致了私酒酿造和酒类走私活动的猖獗，但实际上，这些非法活动的蔓延也是经历好多年才到了这步田地。[47]财政部档案馆里的一堆信件和电报所讲述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到了1915年的前几个月，财政大臣巴克已经深陷于蜂拥而至的报告中，这些报告描述了非法活动的猛增情况：从俄国的远东地区传来警钟，警告来自临近中国东北地区的“秘密交易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来自北方针叶林地区的报告也显示“秘密的酿酒活动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正在不断发展中”。而与此同时，俄国各地区的备忘录也记录了地下酿酒活动所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增长。光是在1914年的下半年，农业部就查获了大约1825家非法蒸馏厂，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消费税部门发现了5707例非法蒸馏活动。[48]这所有的一切都凸显了当局出台强力措施以巩固俄国禁酒状态的必要性。
随后在军队层面也出现了负面影响。不管四处劫掠的是征兵骚乱中的那些肆意抢劫的应征兵，还是那些洗劫商店、蒸馏厂和私人住所的逃兵，帝国政府都应该为其下属军官和应征兵的破坏行为负责；而贵族阶层则要求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鉴于贵族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诉求往往都能够被满足。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军队指挥官捣毁了那些靠近前线的酒类仓库、酒类商店和生产工厂，以防止这些地方的酒会教唆士兵违抗军令。贵族酒类生产商给财政部提交了一份关于他们所损失的库存酒的账单，这或许是历史上关于“谁破坏，谁埋单”原则的最典型例子了。随着俄国军队不断地从前线迅速后撤，强制摧毁酒类的区域也稳定地朝东蔓延穿过人口密集的俄国西部疆域——预计的赔偿金额即使没有数千万卢布，也应该上涨到数百万卢布了。[49]
因此，禁酒令远不只是简单地使帝国财政部在俄国身处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之中时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而且也通过让财政部为政府所摧毁的酒类埋单而使其慢慢被榨干。可以预见，这二者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禁酒令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进而恶化了战时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加剧了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最终导致了整个政权的覆灭。伏特加政治或许不是单枪匹马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倒台，但毫无疑问，它加速了这一进程。
酒和基础设施的瘫痪
人们所说的导致革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随着全面战争在俄国领土上的爆发，基础设施也陷入了瘫痪。俄国频遭诟病的寒冷冬天阻挠着人们的出行和运输，而春天融化的冰雪和雨水也不断将这个国家的那些天然土路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沼泽，这使得人们愈加依赖俄国本就薄弱的铁路网络来供应战争所需物资，以及维系来自俄国农村省份的粮食谷物与俄国城市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传统交换模式。事实证明，俄国的铁路不堪重负，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故障：为前线军队供应的物资严重不足，而且还导致谷物无法从乡村地区运输到城市里，造成粮食短缺，甚至是饥荒。[50]当然，酒不可能也导致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有可能吗？
事实证明，许多有创业精神的贵族蒸馏商人并不满足于让他们的投资——库存酒——葬送在四处游荡的游民手上，或者更糟的是：坐视不管，等待战争结束。沙皇的禁酒令禁止蒸馏商人在国内销售他们的货物，但并没有阻止他们将酒售往国外市场。有些蒸馏商人甚至获得了帝国政府关于在外国开启新市场的保证以补偿禁酒令在国内给他们带来的损失。[51]许多人脉很广的俄国贵族签署了协议，将他们的酒运往俄国的主要盟国法国。唯一的问题是在前线：从北边的里加湾（the Gulf of Riga）到南边的多瑙河入海口（后来是从彼得格勒郊区到顿河的入海口），交战区域和贸易禁运中断了欧洲东西部之间所有的商业运输活动，而协约国的战舰则切断了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海域所有的海上商业运输。
身处战争中的蒸馏商计划将他们大量的库存酒装上铁路货车——长期以来一直供应不足的铁路货车——从靠近前线、饱受战火威胁的领土（彼得格勒、维尔纽斯、波尔塔瓦和库班地区），首先运往远离战争、更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往北运往位于白海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从那里通过长途海运抵达法国市场。[52]法国观察家评论道，通过这种方式，“数额巨大的酒出口到了法国”。[53]1915年，俄国第一次与奥匈帝国在加利西亚交战并取得了胜利；受到这一短暂胜利的鼓励，在明斯克召开了土豆种植者和酒类生产商的集会，人们得意地指出这些新近“被解放”的领土按照法律严格来说并不在禁酒法令的管辖范围之内。随后，“俄国政府的代表承诺将会为俄国酒类产业和贸易转移至加利西亚铺平道路”，而“在集会上，人们就决定立刻采取必要措施，将大量的俄国酒出口到加利西亚”。[54]
这就是俄国那重压之下的铁路基础设施为何装满了一车又一车伏特加酒，而不是为前线供应充足的士兵，或者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补给。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地区（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东部）的蒸馏商还计划将他们的存货装上匮乏的铁路车厢，经过一段4349英里的行程，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去到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从那里经由海路去往日本和中国沿海的各个市场。[55]在全国上下都处于煎熬中，全面战争已然爆发的情况下，如此不计任何代价挽救酒的收入的计划违背了所有理性的思考和理解，而且只会加剧基础设施的瘫痪。
最后，取缔伏特加酒贸易的做法扰乱了传统的城乡贸易周期：俄国的农民通常会用过剩的农产品交换工业制成品，而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伏特加酒。但随着伏特加酒被判违法而其他的商品则因为战争而短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刺激乡村的人与城市里的人进行交易，而农民要么把谷物囤积起来，要么自己将其蒸馏成酒（私酿酒），要么将其出售给少数自1916年起一直都在经营的私人蒸馏厂。这些蒸馏厂商希望战争可以很快结束，然后他们就可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56]据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所说，随后，“农民无法将他们过剩的产品售出，这当然是主要城镇里出现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而粮食短缺则引发了1917年推翻沙皇政府的城市暴动”。[57]
沙皇尼古拉传记的作者谢尔盖·奥尔登伯格（Sergei Oldenburg）在回顾往事后，总结了通过独裁法令执行禁酒令这一匪夷所思、史无前例的决策：
在战争开始的几天里，最棘手的国内问题似乎通过简单的措施就可以解决。因此，沙皇抓住机会贯彻了一项大胆的改革措施；在过去几年里，这项改革在陛下心里一直都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禁止酒精饮料的销售……只有战时的环境可以搅乱所有正常的对财政预算因素的考虑，使得沙皇有可能采取这项等同于抛弃这个国家最大收入来源的措施。在1914年前，从未有一个国家在与酗酒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采取过如此激进的措施。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几乎闻所未闻。[58]
不用说，可悲的是尼古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重大决定将会通过无数不同的方式加速他的统治的垮台。沙皇的禁酒令加剧了粮食短缺的危机，进一步压迫着交通系统，并且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禁酒令点燃了早已炽热的革命火种——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对沙皇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对于被迫“戒掉”很多情况下他们赖以寻求慰藉的东西，工人阶级并不心存感激。[59]
关于哪一项因素——社会的不满情绪、军队的反常行为、经济和财政问题，或者基础设施的崩溃——是导致俄罗斯帝国终结的最重要因素，历史学家或许永远无法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伏特加政治——在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社会里，烈酒无处不在，却被突然禁止——加速了延续数世纪的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确实，当时聪明的观察家也是这样指出的——他们直截了当地总结道：“革命的主要促成因素是1914年对烈性酒的销售禁令。”[60]
[1] 基于档案馆材料：f. 6996（Ministerstvo Finansov Vremennogo Pravitel’stva），op. 1，d. 345，l.28，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skoi Federatsii（GARF）（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Moscow。
[2] 关于巴克的权威记述的重印版参见Ernest Barron Gordon，Russian Prohibition（Westerville，Ohio：American Issue，1916），第11页；William Johnson，The Liquor Problem in Russia（Westerville，Ohio：American Issue，1915），第213页，这一记述在英美的戒酒杂志上也随处可见。
[3] John Newton，Alcohol and the War：The Example of Russia（London：Richard J. James，1915），第5页。
[4]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914-1917，共2卷（London：Hutchinson & Co.，1921），第1卷，第39页。
[5] Peter L. Bark，“Memoirs”，Sir Peter Bark Papers，Leeds Russian Archive，Special Collections，Leeds University Library（n/d），第九章，第21页。
[6] Letter from General Alexei Andreevich Polivanov to William E. Johnson，1915年9月26日，William E. “Pussyfoot” Johnson papers，Special Collections #180，New York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Cooperstown。
[7] GARF，f. 102，（Departament politsii，4-oe deloproizvodstvo），op. 1914，d. 138，“Obezporyadkakh zapisnykh nishnikh chinov prizvannykh na voinu”，l.24-120。类似的参见V. L. Telitsyn，“Pervaya mirovaya i pervach” in Veselie Rusi，XX vek：Gradus noveishei rossiiskoi istorii ot “p’yanogo byudzheta” do “sukhogo zakona”，由Vladislav B. Aksenov编辑（Moscow：Probel-2000，2007），第122～127页。
[8] GARF，f. 102，op. 1914，d. 138，l.35-38.
[9] GARF，f. 102，op. 1914，d. 138，l.100-105。约书亚·桑博恩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f. 1292，op. 1，d. 1729文件里也找到了类似的报道；转引自Joshua A. Sanborn，Drafting the Russian Nation：Military Conscription，Total War，and Mass Politics，1905-1925（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3），第31页。
[10] Joshua A. Sanborn，“The Mobilization of 1914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Russian Nation：A Reexamination”，Slavic Review，第59卷第2期（2000），第277页。
[11] GARF，f. 102，op. 1914，d. 138，l.116.
[12] 转引自Marc Ferro，Nicholas II：Last of the Ts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第71页。
[13] Sanborn，Drafting the Russian Nation，第30～32页，第214页；Vladimir I. Gurko，Features and Figures of the Past：Government and Opinion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II，由Laura Matveev翻译（Palo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第537页。
[14] Francis B. Reeves，Russia Then and Now：1892-1917（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17），第110页。
[15] GARF，f. 579，op. 1，d. 2598，l.1；GARF，f. 579，op. 1，d. 2549，l.1-2。另外参见Stephen P. Frank，Crime，Cultural Conflict，and Justice in Rural Russia，1856-191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第296页；A. S. Rappoport，Home Life in Russia（New York：Macmillan，1913），第94页。
[16] Bark，“Memoirs”，第十章，第1～2页，第8～16页；Sergei G. Belyaev，P. L. Bark I finansovaya politika Rossii，1914-1917 gg.（St. Petersburg：Izdatel’stvo S.-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2002），第162～164页。另外参见Alexander M. Michels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Russian Public Finance during the War，由Alexander M. Michelson，Paul Apostol和Michael Bernatzky编辑（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第146～152页。
[17] Bark，“Memoirs”，第十章，第16页，第21～22页。
[18] 可参见the report of A. Shingarev of the Finance Ministry on “War，Temperance and Finances” in GARF，f. 579，op. 1，d. 2547，l.1。
[19] Mikhail P. Ironshnikov，Lyudmila A. Protsai，and Yuri B. Shelayev，The Sunset of the Romanov Dynasty（Moscow：Terra，1992），第192页；Bernard Pares，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New York：Alfred A. Knopf，1939），第459～471页；Tsuyoshi Hasegawa，The February Revolution：Petrograd，1917（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1），第503～507页。
[20] 关于革命的大量理论文献参见Jack Goldstone，“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第4卷（2001）；Eric Selbin，“Revolution in the Real World：Bringing Agency Back In” in Theorizing Revolutions，由John Foran编辑（London：Routledge，1997）；Theda Skocpol，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以及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1] 可参见Arthur Mendel，“On Interpreting the Fate of Imperial Russia” in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由Theofanis George Stavrou编辑（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9）；Mark von Hagen，“The Russian Empire” in After Empire：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由Karen Barkey和Mark von Hagen编辑（Boulder，Colo.：Westview，1997）。
[22] Kate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Working-Class Drinking，Temperance，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895-1932（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第70页。
[23] GARF，f. 601，（Imperator Nikolai II），op. 1，d. 991，l.1-2.关于媒体对禁酒令的大量支持参见Gordon，Russian Prohibition，第41页；Robert Hercod，La prohibition de l’alcool en Russie（Westerville，Ohio：American Issue，1919），第5页。
[24] D. N. Voronov，O samogone（Moscow，1929），第6页；转引自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70页。关于私酿酒、酒精替代物和酒精中毒参见GARF，f. 1779，op. 1，d. 716，l. 1b，41；Andrei M. Anfimov，Rossiiskaia derevnia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1914-fevral’ 1917 G.（Moscow：Izdatel’stvo sotsial’no-ekonomicheskoi literatury，1962），第243页；V. Bekhterev，“Russia without Vodka” in The Soul of Russia，由Winifred Stephens编辑（London：Macmillan，1916），第273页；Ol’ga A. Chagadaeva，“‘Sukhoi zakon’ v rossiiskoi imperii v gody pervoid mirovoi voiny（po materialam Moskvy i Petrograda）” in Alkogol’ v Rossii：Materialy vtoroi mezhdunarodnoi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Ivanovo，28-29 oktyabrya 2011），由Nikolai V. Dem’yanenko编辑（Ivanovo：Filial RGGU vg. Ivanovo，2011），第83～84页；David Christian，“Prohibition in Russia 1914-1925”，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第9卷第2期（1995），第102页；Mikhail Friedman，“The Drink Question in Russia” in Russia：Its Trade and Commerce，由Arthur Raffalovich编辑（London：P. S. King & Son，1918），第439页，第47页；Hasegawa，February Revolution，第201页。
[25] Doreen Stanford，Siberian Odyssey（New York：E. P. Dutton，1964），第31页。
[26] J. Y. Simpson，The Self-Discovery of Russia（London：Constable & Co.，1916），第84页。
[27] Dmitry Shlapentokh，“Drunkenness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ulture：The Case of Russian Revolu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第14卷第8期（1994），第38页。另外参见Dmitry Shlapentokh，“Drunkenness and Anarchy in Russia：A Case of Political Culture”，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第18卷第4页（1991），第477页。
[28] Shlapentokh，“Drunkenness and Anarchy in Russia”，第483页。讽刺的是，1758年，在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中，据说俄罗斯军队在饮用了大量酒后输掉了一场战斗，这导致大约2万名士兵被抓。Boris Segal，Russian Drinking：Use and Abuse of Alcohol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ew Brunswick，N.J.：Rutgers Center of Alcohol Studies，1987），第75页。
[29] Dmitri P. Os’kin，Zapiski soldata（Moscow：Federatsiya，1929），第274～276页。另外参见Karen Petrone，The Great War in Russian Mem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1），第101页。更多可参见“Soldatskie pis’ma v gody mirovoi voiny，s predisloviem O. Chaadaevoi”，Krasnyi arkhiv，第4～5卷，第65～66期（1934），第118～163页。
[30] Emile Vandervelde，Three Aspect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18），第131～132页。
[31] GARF，f. 1779，op. 1，d. 705，l. 5；GARF，f. 1779，op. 2，d. 299，l.1-7；GARF，f. 6996 （Ministerstvo Finansov Vremennogo Pravitelistva，1917），op. 1，d. 293，l.5，6，17，28，33-38；GARF，f. 6996，op. 1，d. 296，l.17；GARF，f. 6996，op. 1，d. 299，l.5；GARF，f. 6996，op. 1，d. 300，l.1-244.
[32] Shlapentokh，“Drunkenness and Anarchy in Russia”，第482页。
[33] The Russian Diary of an Englishman：Petrograd，1915-1917（New York：Robert M. McBride & Co.，1919），第15页。
[34] W. Arthur McKee，“Taming the Green Serpent：Alcoholism，Autocracy，and Russian Society，1881-1914”（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7），第534页。
[35] Allan Wildman，“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Army”，Soviet Studies，第22卷第1期（1970）。
[36] GARF，f. 579（Milyukov，Pavel Nikolaevich），op. 1，d. 2547（Tezisy k dokladu A. I. Shingareva “Voina，trezvost’ i finansy”），l.1；英语译本参见Michael T. Florinsky，The End of the Russian Empire（New York：Collier Books，1961），第44页。
[37] W. Arthur McKee，“Sukhoi zakon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Prichiny，kontseptsiya i posled-stviya vvedeniya sukhogo zakona v Rossii：1914-1917 gg.” in Rossiya i pervaya mirovaya voina（Materialy mezhdunarodnogo nauchnogo kollokviuma）（St. Petersburg：Izdatel’stvo ‘Dmitrii Bulanin’，1999），第149页；M. Bogolepoff，“Public Finance” in Russia：Its Trade and Commerce，由Arthur Raffalovich编辑（London：P. S. King & Son，1918），第346页；Olga Crisp，Studi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1914（New York：Barnes & Noble，1976），第27页；Alexis Raffalovich，“Some Effects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ic Life of Russia”，Economic Journal，第27卷第105期（1917）。关于收入的减少参见Alexander M. Michels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Russian Public Finance during the War，由Alexander M. Michelson，Paul Apostol和Michael Bernatzky编辑（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第45页；R. W. Davies，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Budgetary Syst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第65页。
[38] Transchel，Under the Influence，第72页。关于当时的警告参见Sergei N. Prokopovich，Voina i narodnoe khozyaistvo，第2版（Moscow：Tipografiya N. A. Sazonovoi，1918），第115页。
[39] GARF，f. 579 （Milyukov，Pavel Nikolaevich），op. 1，d. 2547 （Tezisy k dokladu A. I. Shingareva “Voina，trezvost’ i finansy”），1.1.
[40] 可参见Boris Bakhmeteff，“War and Finance in Russi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75期（1918），第192～198页。关于巴克（和维特）公开宣称轻视禁酒令对财政的影响，参见Marr Murray，Drink and the War from the Patriotic Point of View（London：Chapman & Hall，1915），第16～17页；Newton，Alcohol and the War，第10～11页；Arthur Sherwell，The Russian Vodka Monopoly（London：S. King & Son，1915），第7页。关于在所有证据相左的前提下仍然继续相信帝国财政的偿付能力，参见Peter L. Bark，“Doklad P. L. Barka Nikolayu II o rospisi dokhodov i raskhodov na 1917 god，s predisloviem B. A. Romanova”，Krasnyi arkhiv，第26卷第4期（1926）；Bogolepoff，“Public Finance”，第348页；Friedman，“The Drink Question in Russia”，第449页；Stephen Graham，Russia in 1916（New York：Macmillan，1917），第120～125页；D. N. Voronov，Zhizn’ derevni v dni trezvosti（St. Petersburg：Gosudarstvennaya tipografiya，1916）。有些人提及了所谓的核算效应是财政问题的根源；在这一效应下，战争开支的记录是独立于正常的运营预算的。“Finansovoe polozhenie Rossii pered oktyabr’skoi revolutsiei，s predisloviem B. A. Romanova”，Krasnyi arkhiv，第25卷第6期（1927），第4～5页。
[41] 转引自Vladimir N. Kokovtsov，Out of My Past：The Memoirs of Count Kokovtsov，由Laura Matveev翻译（Palo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第473页。
[42] Bark，“Memoirs”，第十章，第29～30页。
[43] Aleksandr P. Pogrebinskii，Ocherki istorii finanasov dorevolyutsionnoi Rossii（XIX-XX vv.）（Moscow：Gosfinizdat，1954），第126～128页。
[44] Michels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第35页。
[45] 可参见GARF，f. 1779，op. 1，d. 705，l.5。
[46] 关于布霍夫的案子请参见GARF，f. 6996，op. 1，d. 345，l.8，28。关于来自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托木斯克和其他省的案子参见GARF，f. 6996，op. 1，d. 345，l.9-21 and 39-46。
[47] Anton M. Bol’shakov，Derevnya，1917-1927（Moscow：Rabotnik prosveshcheniya，1927），第338页。
[48] GARF，f. 6996，op. 1，d. 346，l.5-397，特别是51-52；Christian，“Prohibition in Russia 1914-1925”，第107页。
[49] GARF，f. 1779，op. 1，d. 705，l.5；GARF，f. 1779，op. 2，d. 299，l.1-7；GARF，f. 6996（Ministerstvo Finansov Vremennogo Pravitelistva，1917），op. 1，d. 293，l.5，6，17，28，33-38；GARF，f. 6996，op. 1，d. 296，l.17；GARF，f. 6996，op. 1，d. 299，l.2-376；GARF，f. 6996，op. 1，d. 300，l.1-245；GARF f. 6996，op. 1，d. 340，l.1-4；GARF，f. 6996，op. 1，d. 342，l.1-8.
[50] 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New York：Viking，1996），第307页；Patricia Herlihy，The Alcoholic Empire：Vodka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第142～144页；Kimitaka Matsuzato，“Inter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Collapse of Tsarism：The Real Reason for the Food Crisis in Russia after the Autumn of 1916” in Emerging Democrac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由Mary Schaeffer Conroy编辑（Niwot：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1998），第244页。
[51] “The Distressed Condition of the Russian Alcohol Industry”，Pure Products，第11卷第6期（1915），第279页。
[52] GARF，f. 1779，op. 1，d. 706，l.1-16；GARF，f. 6996，op. 1，d. 343，l.14，27，46；GARF，f. 6996，op. 1，d. 344，l.1-8.
[53] Graham，Russia in 1916，第130页。
[54] “The Distressed Condition of the Russian Alcohol Industry”，第279页。人们是否实现了这些计划令人怀疑，因为1915年夏天，俄罗斯人被赶出了加利西亚。但这证明了贵族蒸馏商们计划在禁酒令期间销售酒精，而政府也愿意协助他们。
[55] GARF，f. 6996，op. 1，d. 343，l.50，69-71，87.
[56] Arkadii L. Sidorov，Ekonomicheskoe polozhenie Rossii nakanune velikoi oktyabr’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utsii：Dokumenty i materialy，共3卷。（Moscow：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1967），第3卷，第131页。关于持续的私人蒸馏活动参见Alexis Antsiferov et al.，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0），第164页。关于农民与蒸馏商之间的传统贸易参见 Francis Palmer，Russian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01），第86～88页。
[57] Christian，“Prohibition in Russia 1914-1925”，第113页。
[58] Sergei S. Ol’denburg，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Nikolaya II，共2卷（Munich：Izdanie obshchestva rasprostraneniya russkoi natsional’noi I patrioticheskoi literaturoi，1949），第2卷，第154～155页。同样的，可参见Comptroller Kharitonov’s declarations in Johnson，Liquor Problem in Russia，第211页。
[59] Rappoport，Home Life in Russia，第94页。
[60] John Hodgson，With Denikin’s Armies（London：Temple Bar Publishing Co.，1932），第79页；转引自Herlihy，Alcoholic Empire，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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