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写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察觉到，在俄国封建专制政体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使用伏特加酒来压迫和剥削贫困大众，和后来社会主义革命者反资本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让人不禁想问：如果伏特加酒真的曾是俄罗斯帝国剥削社会的手段，那么卡尔·马克思或者他的俄国追随者们对这个话题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他们确实说了。事实上，正如人们在讨论封建制度时很难撇开马克思主义一样，讨论共产主义和俄国“黄金时代”的反沙皇主义作品也一样很难撇开伏特加酒这一腐败的专制制度本身的明显象征。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及他的合著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开头这样写道。^[1]马克思主义主张，就最基本形式而言，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就是富人（资产阶级）与穷人（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前者剥削利用着后者。在封建社会——贵族的经济力量和法律权力来源于对农民的压迫——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关系延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地主和工厂主这些资本家的财富都是通过压榨农民和一线工人的血汗得来的。随着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多数人的无产阶级推翻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将可以摆脱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使他们被富有的资产阶级踩在脚底下的制度。

这样压迫工人阶级的制度有很多。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就连宗教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马克思说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人民也有其他的麻醉剂，而酒精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饮酒是对工人阶级的诅咒。”这句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提倡戒酒者共同的战斗口号，他们也都宣扬戒酒是治愈贫困的良药。其他人采取的态度更像是在开玩笑，反而支持1893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宣言：“劳动是对酒鬼阶层的诅咒。”^[3]

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过多谈及俄国。他为什么要谈到俄国呢？在他所处的时代，欧洲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受到工业革命及其固有的压迫和剥削的影响。最好还是关注那些资本主义及其弊端更为猖獗的地方如英国、法国，以及马克思的祖国德国。这些地方爆发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然而，马克思确实认为酒精是镇压人民的一种手段。“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这样写道，“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4]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叙述。他的第一手研究结果清楚地描述了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腐臭的工人住所及糟糕的工作条件，包括城市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疾病横行、城市衰败和道德败坏。工人们“饮酒过度是在意料之中的”，恩格斯这样解释道：

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收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酗酒者的各种粗野的表现。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钱花光了，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行为在英国工人中间蔓延的情形，谁就会确信阿什利勋爵的断言，他说，这个阶级每年花在喝酒上的钱大约2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可怕地摧毁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破坏一切家庭关系，那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想象的。^[5]

毫无意外，恩格斯将醉鬼们的贫困状态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一剥削制度毫不关心普通工人的思想教化和幸福状况。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也都强调了资产阶级国家对生产方式的垄断——在这本书中，我所讨论的则是对伏特加酒生产方式的垄断——有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6]所以，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就俄国的情况展开论述，但是18世纪许多 俄国知识分子在读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批判时，他们觉得这就是在描述整个沙皇体制。

事实上，所有反对绝对君主制的政治派系——从盼望民主代议制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到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吸收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批判谴责。作为沙皇体制的反对者，他们也遭受了俄国保守专制制度震怒之下所做出的严厉打击。为了躲过政府的审查和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okhrana）的怀疑，各派系的批评家都不得不将他们的反专制信息深藏在自己的作品中。为何我们仍然关注着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那本以一起双重谋杀为主题的经典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呢？部分原因在于这本书所讲述的远远不止一起双重谋杀。文学作者可以借助作品不畏权势地直言真理，而当权者却不一定看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革命分子——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到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都从事着小说创作与文学批评写作。“厚厚的”文学期刊刊登着社会评论和小说，成为宣传革命主义思想的重要渠道。确实，赫尔岑创办的《警钟》是第一份在俄国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期刊；《共产党宣言》一经发表，便在帝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引发了讨论热潮。^[7]

正当文学作品掩饰着对沙皇体制的批判的时候，对下层阶级的酗酒现象的强调以及对伏特加酒管理机构腐败问题的揭露，则构成了对整个专制制度的正面攻击。毫无意外，伏特加政治成了俄国文学“巨著”的一个流行主题。

1847年，亲西方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移居国外，从此再没有回去过。自我流放到伦敦的赫尔岑成为第一个独立的俄裔政治出版商，变得非常有影响力。赫尔岑深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而一切的政治镇压都来源于沙皇政府；他呼吁一场真正的民主社会革命。赫尔岑创办的《警钟》被秘密运回俄国并私下广泛传阅；这份期刊强烈抨击了整个沙皇体制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征收伏特加酒税的官僚机构的腐败问题。^[8]

如我在第八章里指出的，正是因为1858～1859年《警钟》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所带来的腐败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取消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才成了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虽然此时距离《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才过去短短几年，但这些对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的谴责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通过容许和授权税务外包员的不当行为，政府也是在自觉地剥削着人民——与税务外包员还有其他一起参与这种罪行的人分享剥削的战利品。”^[9]

需要澄清的是：不仅这个体制滋生了腐败问题，而且这个国家还积极地促成了本国人民的贫穷、嗜酒和落后状态。“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警钟》上的一篇揭露文章总结道，“与人民的损失相比，财政部的收益少得可怜；所有的人都会厌恶地问道——所有这一切是否值得我们玷污自己的良心和道义？”^[10]即使是在如此猛烈的抨击促使中世纪式的税务外包制度被废除之后，政治派系各异的作家们仍继续借着伏特加酒的名义呼吁改革专制制度……甚至是推翻它。

有史以来最好的，也是最糟的小说

如果说俄罗斯人真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政治层面的暗示，那么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是哪位呢？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令人意外的是，上述几位都不是。最具影响力的可以说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本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书，阅读过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这样评价道，“现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作品——或许《汤姆叔叔的小屋》除外——可以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创造历史的力量等层面上与《怎么办？》相媲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煽动了最终造就俄国革命的民众情绪，在这一点上它远胜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1]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博学的革命者，他最先创造了“越糟越好”（the worse，the better）这句话——处于艰难困苦和极度贫困中的农民的境况越糟糕，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就越明朗。例如，在谈及农奴问题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倡解放农奴的同时不给予他们土地，这样将使农民处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而国家也将在顷刻间陷入危机。^[12]

就像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自己主编的那份影响深远的刊物《现代人》（Sovremennik）抨击着沙皇独裁体制；后来这份刊物在俄国的知识界被广泛传阅。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在安全的伦敦进行写作，而是在俄国的首都继续他的工作。在这里，对沙皇当局而言，他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涉嫌参与颠覆国家的活动而被逮捕，被判单独监禁，并被扔进了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中部的孤岛监狱，即著名的彼得保罗要塞。监狱管理层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求得到纸和笔以创作小说的要求看起来没有什么危害，于是便同意了。四个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怎么办？》便完稿了。^[13]

或许“越糟越好”所体现的不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哲学，还有他的文学成就，因为这本书饱受严厉的批评——既缺乏主要情节也没有什么动人之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都仿佛一潭死水。有人称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小说。就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里既没有天才之作，也没有艺术美感，而只有“真话”。^[14]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多年后读完此书，也形容这本书在艺术层面上是一部失败之作。“多么不中用的一代人啊，这样一本书就可以满足他们的审美观了，”赫尔岑这样写道，“这本书的想法很美好，就连书中的情境也是——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圣彼得堡资产阶级的神学院学生的荒唐想法而已。”^[15]

表面上，《怎么办？》是关于一群年轻人踉踉跄跄的人生故事：富有同情心的薇拉·帕夫洛夫娜（Vera Pavlovna）反抗着与一个有权有势男人的包办婚姻，转而和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德米特里·罗普霍夫（Dmitry Lopukhov）私奔了。他们一摆脱传统俄国家庭的父权系“暴政”，就坚持着男女之间严格的平等关系。后来，薇拉爱上了罗普霍夫最好的朋友吉尔沙洛夫（Kirsanov）。忠于自己平等原则的罗普霍夫并没有反对，甚至假装自杀以让薇拉可以嫁给吉尔沙洛夫，后来薇拉和吉尔沙洛夫两人一起创建了一个缝纫工场；同时薇拉又秘密爱恋着甚至更加奇怪的禁欲主义者、革命分子拉赫美托夫。这就是结局。就这样了。

监狱里的审查官员——明显是不怎么聪明的读者——匆匆翻阅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廉价的爱情故事，便认为这本书是可以出版的；于是他将这本书交给了《现代人》的临时编辑。这名编辑随后就在乘坐出租车穿过首都的过程中丢失了手稿。惊慌失措的他在圣彼得堡的报纸上刊登启事，恳求捡到的人归还手稿。后来发生的是独裁官僚行事笨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最典型案例：正是人人厌恶的沙皇警察发现了这份手稿，并且将这部俄国历史上最具颠覆作用的反政府小说手稿物归原主。^[16]

1863年，《怎么办？》的第一期连载刊登在《现代人》上，这本书一发表便取得轰动性的成功。一位革命主义追捧者声称，“人类历史上只有三位伟人：耶稣、保罗（St. Paul）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奠基人——曾问道：“谁没有将这部名著一读再读呢？”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自学了俄语，就是为了读一读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作品。^[17]这确实是很高的赞扬。

“那些农民即使失去其他所有财物也会将这本书牢牢绑在自己的束腰上衣里，这本书已经成了如此受欢迎的书。”一位文学史学家这样解释道。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对如此糟糕的一本书竟能如此受欢迎的事实诧异不已。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并不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慕者阅读作品的品位很糟糕，而是他们并不关心作品本身。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思维方式，而薇拉·帕夫洛夫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们带来的正是思维方式。”^[18]

这部小说能够通过审查，唯一的原因就是书中的颠覆性思想被深藏在字里行间，而那些非常愿意破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隐藏信息的密码的读者则迫切地吸纳着这些思想。薇拉·帕夫洛夫娜和两任丈夫之间的“理性”关系——以及对女性接受教育的鼓动——都被解读为女权主义对传统秩序的抨击。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频繁提及酒精在旧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做法则强化了这种抨击。

坦率地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及俄国人酗酒问题的篇幅要比我在这本书中所用的篇幅少得多——这说明了一些东西。在开篇的时候，警察在将一件神秘的枪击案线索拼凑起来的过程中，首先做出的猜测就是酗酒谋杀，或者酗酒自杀——酒精顺理成章地成了任何暴力罪行中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后来，许多代表着“旧时”传统秩序的人物终究无法接纳像薇拉这样进步且坚定的女性，只是简单地将她视为酒鬼。^[19]

奇怪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批评家很少注意到，这整个故事都浸透着伏特加酒的气味。从薇拉·帕夫洛夫娜儿时家中橱柜上的伏特加酒瓶，再到帕夫洛夫娜父母长期的酗酒习惯，作者每次提及酒精，都是对旧秩序衰退的简单表述。“当我喝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相信我说的任何东西。”薇拉母亲结结巴巴地说道，暴露了她的真实本性。“你没听到吗？一个字都不要相信！”^[20]而她那位“粗野的”父亲则为他的访客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酒，甚至还称赞伏特加酒是治病良药。当然，薇拉的父亲并不只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他还“习惯借钱给别人，让他们典当自己的私人财产”，就像那些令人鄙视的酒馆老板一样。^[21]

小说中所有的英雄人物都将酗酒当作为接下来的革命所做的苦行准备。而当谈到罗普霍夫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很少有这样一个禁欲如此之久的人”，不仅戒除了酒精，还有性滥交。早年的罗普霍夫是一个酒鬼，即使“穷得没钱喝茶，没钱买鞋子”，他也要喝酒。而在这里，问题显然也归咎于体制。“罗普霍夫开始饮酒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贫困状态并对此感到绝望，”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写道，“仅此而已。”^[22]

“在我的那个时代，我们经常喝很多酒，”罗普霍夫自己这样回应着盛情招待自己的主人，“我会喝足够的酒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当我运气不佳又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就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但现在，我有足够多的事情去做，钱也够花了，我就不需要酒精了。不喝酒，我也感觉足够快乐了。”^[23]在诸如这样的谦逊对话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了他在酒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在1858～1859年的《现代人》期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剖析伏特加酒贸易的文章，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L.潘克拉特夫（L. Pankratev）之名进行写作——这是他在就经济议题进行创作时一个众所周知的笔名。他大声宣称，只有当农民负担得起食物、衣服和适当住所的开支时，农民受酒瓶奴役的状态才会终结。过时的税务外包制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尖锐批评的重点。“税务外包制度衍生出了人生的所有苦难，贫困潦倒和道德败坏等问题已经控制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了；而贫困和堕落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茫然无知、道德衰败，以及无法理解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是何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就不是闪烁其词的人。他猛烈抨击道：“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最大弊病；只有消除了这一弊端，我们才能繁荣富强。”^[24]

曾经，作为一个聪慧的观察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这个如今大家已耳熟能详的观点：政府利用伏特加酒那巨大的盈利能力，不仅诱使人民堕落，还牺牲了俄国丰富多样的啤酒酿造业和葡萄酒酿造业。废除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不仅有利于改善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提高道德水平，而且有助于俄国农业、葡萄酒酿造业和啤酒酿造业的发展。^[25]

车尔尼雪夫斯基谴责每一个参与伏特加酒贸易管理的人。税务外包商？更像是一个野蛮的车臣军阀：残忍地袭击掠夺着俄国人民。酒馆主人？“就连最伟大的美国主持人P. T.巴纳姆（P.T.Barnum）也无法在引诱宾客方面的才能上与酒馆主人相媲美”——而你一旦走进酒馆，酒馆老板会夺走你所有的东西。^[26]

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就连“最愚蠢无知的人”也知道，这整个体制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正常的道德关系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确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许已经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概括了俄国的伏特加政治。

对于政府而言，谋利不是最终目的，谋利只不过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例如增强本国国力以对抗外国强权，给国家带来辉煌与荣耀，巩固本国臭名昭著的政治体制，以及通过发展公共机构来维系法律和行政体制。国家对金钱的需求源自并且从属于这些目标。但是就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国家利益必然超越了简单的财政状况：在实际运行中，总会存在另一面，更偏向道德的一面；而这一面则有利于实现国家荣誉、国民的道德福祉，以及公正和公平。从本质上来说，税务外包制度与所有的这些因素完全是格格不入的。税务外包制度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可以服务于财政目的；这个制度存在的唯一目的和唯一的关注点就是金钱、金钱、金钱。^[27]

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对比各国情况，强调了俄国的饮酒问题。他表示，欧洲其他地方的医生都不需要应对豪饮期的挑战。在此期间，人们会接连几天大量地饮酒，这源自传统莫斯科人的饮酒文化（参见第七章）。豪饮期常常导致酒精中毒。^[28]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欧洲与此最接近的行为是马修神父时期爱尔兰人的过度饮酒：在外来统治者不列颠人的腐败体制下，爱尔兰人惨遭剥削，一贫如洗。然而，一旦“无知肮脏、好吃懒做的帕特里克”摆脱了不列颠人所施加的枷锁，移民到纽约后，他就会发现一个公平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里，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财不会再被懒散的地主们抢走。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短短几年内，帕特里克就重新变成了一个勤奋工作、滴酒不沾、勤俭节约的人了。这证明只有通过改善社会环境，以及废除政府那残暴专横的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俄国这个国家才能繁荣兴旺。^[29]

或许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描述有点偏离主题。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在使用伏特加酒来突出俄国专制制度的缺陷。重新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本糟糕的《怎么办？》中：安娜斯塔西娅·鲍里索夫娜（Anastasia Borisovna）描述了她是如何在善良的吉尔沙洛夫的帮助下，从一个酗酒的放荡女子“重生”为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者。

我舒展四肢躺在他的沙发上，说：“努，你的葡萄酒放哪儿了？”“不，”他说，“我是不会给你葡萄酒的；但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喝茶。”“掺点威士忌酒。”我说。“不，不掺威士忌酒。”我开始做起各种愚蠢的事情，到了彻底无耻的程度。他坐下来并看着我；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感兴趣的样子，我的表现对他来说是很无礼的。如今，你可以看到像薇拉·帕夫洛夫娜这样的年轻人；从那时开始，年轻人的道德意识一直在不断提升，但她这样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确实很罕见。^[30]

老一代俄国人喝起酒来稀里糊涂，烂醉如泥；而理想的新一代人见识广，饮酒有度。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以防例外，安娜斯塔西娅继续讲述着那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是如何诊断她的病情的。

“你不能再喝酒了；你的身体（胸肺部位）非常虚弱。”

“我们怎么可以不喝酒呢？”安娜斯塔西娅问道，“我们离不开酒啊。”

“那么你就得放弃你现在的生活。”吉尔沙洛夫这样嘱咐道。

“我为什么要放弃现在的生活呢？这样的日子过得多开心啊。”

“不，”吉尔沙洛夫回答道，“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快乐可言。”^[31]

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显然引用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传奇故事——正如第七章所描述的那样。据称，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为民众选择基督教的东正教派而不是宣扬禁酒的伊斯兰教的时候宣称：“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不喝酒我们活不下去。”^[32]不然的话为什么安娜斯塔西娅在回答关于她个人饮酒习惯的问题时，两次用的都是复数人称“我们”呢？与这一著名的古训形成对照的是，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不只是安娜斯塔西娅必须放弃酒鬼式生活方式——整个俄罗斯民族也必须放弃。

因此，当谈及伏特加政治的时候，如果说对于不那么浮夸的问题，《怎么办？》真的有一个对应答案的话，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无疑是在提议：废除伏特加酒税务外包制度是唯一可以将俄国人民从酗酒和腐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办法。当然，这样做所要求的正是推翻俄国专制政体的整个封建主义结构。

然后想一想，可怜的帝国主义审查官竟然看漏了所有这些暗含的东西！

公开揭露伏特加政治的真实面目，如此令人难堪的举动可以——也确实——使你因为涉嫌煽动叛乱这样一个含糊的罪名而被关进监狱里。1864年，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单独监禁两年后——这两年里，政府当局寻求对他不利的有罪证据，却徒劳无功——一个秘密的立法机构裁判所终于以“有推翻现存秩序的犯罪意图”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定罪并判褫夺他的公民权。^[33]在寒冷的天气里，大雨倾盆而下，车尔尼雪夫斯基双膝跪倒在地，行刑人在他的头上将一把木剑折成两段，象征着他失去公民的身份。在那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戴上脚镣，流放到西伯利亚。25年后，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崩溃状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获准回到家乡萨拉托夫，度过余生。在沙皇专制制度手上殉难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被俄罗斯知识界供奉为一个真正的圣人。然而，或许最讽刺的是，那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偏偏在所有选择中选择了一首流行的祝酒歌，以表达对他的赞扬：

让我们举杯致敬这样一位作者

《怎么办？》的作者

致敬他书中的英雄和理想。^[34]

解读经典作品

虽然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算为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有点夸张，但是自《怎么办？》出版后，许多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借助酗酒问题来猛烈抨击专制制度本身。

想一想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同在一个时代却被更多人记住的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这两位作家都属于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圈子，但他们政治观点的差异却很大。1862年春，一群有抱负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一波革命，骚动、纵火和暴力行为出现在首都的各个地方。警察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且控告他是这场革命运动意识形态上的罪魁祸首。但是，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面临政府当局指控的几天前，他才与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怒是因为他发现了一本呼吁“血腥无情的革命运动”的小册子。在他们的会面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停止如此“可恶之事”。对交谈感到很满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写道，他“从未遇到过一个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善良、更热情的人”。与此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为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而且自己愿意说任何话以安抚他。^[35]

不论是为人还是作品，这两个人的看法从未一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所写的几乎篇篇文章都是在讽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张。^[36]然而，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专家都争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和反无政府的象征主义是否直接驳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开明的理性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但他们两人都将伏特加酒作为俄国衰败的专制体制的象征。

在此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作品《罪与罚》为例。这本书写于1865年，即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处以假死刑和流放一年后。《罪与罚》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以“替天行道”之名，用斧头杀害了年老执拗的当铺老板娘，但最终陷入良知的煎熬之中。这本书告诉我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几乎算不上一个酒鬼，但是当他萌生了谋杀老妇人的念头时，他“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并蹒跚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酒馆；他和酒馆里的人喝了几轮啤酒以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下。就在那里，他遇到了毫无希望、不可救药的醉汉马尔梅拉多夫（Marmeladov）。酗酒成性的马尔梅拉多夫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卖淫赚钱。^[37]

确实，正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酗酒问题“就像一根红丝线般贯穿全书”。马尔梅拉多夫只是书中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酒鬼。不管是在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驾马扬鞭梦想背景的农村地区，还是在圣彼得堡那肮脏昏暗的城市大道，到处都挤满了酒鬼，男女老少都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常常会被错当成一个酒鬼，而他也常常在酒馆里会见朋友；酒馆里的这些朋友会让他“像猪一般豪饮”。与此相反，对于勤恳的警方调查员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Porfiry Petrovich），作者则会特别注意指出他滴酒不沾。就连这个故事里最正面的男性角色拉祖米辛（Razumikhin）（在俄语中，这个名字意味着清醒的理智）也是一个酗酒的人：在迎接朋友的家人时，他喝到路都走不稳；就连在照顾生病的朋友拉斯柯尔尼科夫时，他还一瓶瓶地灌着酒。为了重复一个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拉祖米辛是如何“为事实感到极其焦虑……在喝醉的时候，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吐露他被警方当作这场谋杀的嫌疑人”。^[38]

俄国社会受大规模酗酒现象的困扰，人们在“厚厚的期刊”上持续地就酒精、贫穷和疾病这些议题辩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酗酒行为的影射，就像《怎么办？》中的一样，也是无可厚非的。赫尔岑主编的《警钟》、车尔尼雪夫斯基主编的《现代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当代》（Vremya）就各种各样的提议进行讨论：这些讨论都是关于如何解决酒精问题，研究国家参与酒贸易是否合适，以及将国家的经济实力建立于人民的堕落之上是否合乎道德。^[39]

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把注意力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阴郁写作风格下对谋杀和人类心理的阐述，但大多数人或许会惊讶于这并不是作者创作《罪与罚》的最初意图——这本书最初的书名也不是《罪与罚》。随着自己的赌债不断累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6月给一位叫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Andrei Krayevsky）的编辑写信，向他推荐这部作品并且要求他提前支付3000卢布的稿费。他在信中写道：“我这部小说的名字是《醉鬼们》（The Drunkards），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当前的醉酒问题。这本书不仅将考察这一问题，也将说明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家庭的影响，对孩子们成长的影响，等等。”^[40]很明显，这个创作理念并没有说服编辑，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讲述马尔梅拉多夫和他家人的悲剧，将《醉鬼们》改为《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里还保存着《醉鬼们》的部分早期手稿，包括以下这段听起来像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风格的对话：

—我们喝酒是因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

—你在说谎！

—是因为道德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因为道德已经不存在了……

—道德不存在是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事可以做了。^[41]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那么他也曾私下吐露道：“饮用含酒精的饮料不仅使人们变得残忍凶恶、麻木不仁，还扰乱他们的思绪，让他们沉浸在阴暗思想中，削弱所有积极宣传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削弱了他们的意志力，从总体上灭绝掉任何人性。”^[42]细读《罪与罚》你会很清楚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斥责酒精阻碍着俄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理解《罪与罚》的——包括伟大的托尔斯泰，他写下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作品。托尔斯泰为《罪与罚》所倾倒，认为它更多是一个鼓励戒酒的寓言故事，而不只是一本心理恐怖小说。托尔斯泰指责道，正是酒精蒙蔽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判断力并导致他用短柄斧实施了那起残忍的谋杀。“保持最清晰的思绪对于正确解决出现的问题尤为重要，”托尔斯泰这样写道，“而饮下一杯酒或者点燃一支烟就足以削弱应对措施的效果，阻碍问题的解决，盖住良心的呼声，并且导致问题的解决过程逐渐倾向于一个人的低级动物本质，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那样。”^[43]

托尔斯泰1890年发表了一篇《为什么人们要麻木自己？》（Why Do Men Stupefy Themselves？）的著名文章。在文章中，托尔斯泰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来说明人类都有着肉体和精神的存在，而人们转向酒精和药物来扼杀自己更高层次的精神性。托尔斯泰断言道，人们喝酒的全部目的就是蒙蔽自己的良心，让自己不断冒出强奸、谋杀和抢劫的念头。^[44]就像在他之前的作家们一样，托尔斯泰也是一位勇于揭露社会和政治弊端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而且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伏特加酒是最大的社会政治弊端。托尔斯泰在国际上的名声地位使得他在应对政治审查官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灵活空间；托尔斯泰开始创作杂文随笔。这种非小说的文体简明易懂，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在不掩盖自己主张的前提下表达观点。

虽然托尔斯泰承认他厌恶“和臭虫一样散发着恶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那些危险的激进主义思想，但1886年托尔斯泰在创作他最著名的一篇政治论文时，他给那篇文章取了一个听上去很熟悉的标题：《怎么办？》。即使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个人性格和政治观点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但是两人都同样地谴责沙皇领导下的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秩序，这些社会制度和秩序通过压榨底层人民而让统治阶层获取更多利益。^[45]

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了城市工人作为饱受压制的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处境，但托尔斯泰却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农民“摆脱了”农奴的身份，但是他们仍然承受着当地地主、政府、乡村公社，以及最重要的伏特加酒的压迫。“请注意，伴随着入秋，俄国各地的乡村开始流动着大量的财富，”托尔斯泰这样开始写道，接着农民就需要缴纳税款、租金，招人，紧接着又是来自伏特加酒、婚姻、宴会、商贩和其他各种圈套的诱惑了。因此，无论如何，这些财富，虽然形式各异，最终都进入了陌生人的口袋里。这些财富首先来到了地方城镇政府的手上，然后从它们那里又汇总到了首都。村民被迫处理着这所有的一切，仅是为了他们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和他们所受到的诱惑；而在所有这一切都瓜分了他的产品后，他就只得过着贫困的生活，必须跟随着他的财富流动（去到城市里）。^[46]

可是一旦去到了城市里，农民又迎来了罪恶和酒精的诱惑，使得即使是饮酒最有节制的人也屈从于酗酒的诱惑，陷入贫困潦倒和个人堕落中。

“我们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背后的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工人生产创造的）产品都是为服务资产阶级政府和富有阶层而生产创造的。资产阶级最狡诈的发明的最直接目的，要么是伤害人民——就像大炮、鱼雷、单独监禁牢房、精神控制机构、电报等——要么……就是腐蚀人们的心智，引诱他们花光最后一分钱，也就是他们最后的劳动力。例如，最突出的就是伏特加酒、烈酒、啤酒、鸦片和烟草。^[47]

托尔斯泰不遗余力地强调伏特加酒是如何同时成为农民贫困状态和专制政府财富的根源的。

托尔斯泰伯爵内心服务普通民众的热情，也体现在他外在的行动上。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吃穿不愁，托尔斯泰却选择拿起简陋的长柄镰刀，穿上朴素大衣，亲手耕种田地，就像多年来农民耕地那样。托尔斯泰像农民一样盲目地通过自身精神上的焦虑和疑虑追寻救赎。“是理性帮助他们承受着现存的重负吗？”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亨利·特罗亚（Henry Troyat）问道。不——帮助他们的是他们对基督教的无条件信仰。“农民从最简陋的盲目信仰中汲取勇气，仿佛置身于有着褪色的镀金圆顶的乡村小教堂里，教宗在教导他们一样。上帝的教导，就像伏特加酒，应该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48]

托尔斯泰模仿着农民的点点滴滴，除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的精神斗争。为此，在1887年，托尔斯泰建立了他自己的戒酒协会：反酗酒联盟（Soglasie Protiv P’yanstva）；联盟的支持者不仅承诺滴酒不沾，而且承诺公开宣传酒精的危害。就像之前的草根戒酒运动一样，沙皇独裁政府也拒绝正式承认反酗酒联盟这个组织的存在。

托尔斯泰的戒酒不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主张，也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主张：他指责俄国东正教和沙皇政府之间的联系阻碍了人民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取得任何发展进步。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托尔斯泰坚称——是基于博爱，而不是教条主义。他从这一信念中发展出了和平主义的思想，鼓舞了从圣雄甘地到马丁·路德·金等世界领导人。国家是发动战争的唯一手段，因此这也迫使托尔斯泰在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立场。1901年，东正教会因为托尔斯泰犯下如此亵渎神明的罪行而正式开除了他的教籍。^[49]

虽然遭到了教会和政府的一致排斥，托尔斯泰的权威地位却不断提升。当时的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俄国有两位沙皇，分别是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50]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理念（Christian-anarchist philosophy）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信徒；托尔斯泰也在禁酒节欲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教会。“醉酒，”他这样写道，“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都是一种罪恶，这种自我放弃的做法使得人们无法再与其他罪恶行为做斗争；喝得醉醺醺的人是无法与惰性、私欲、淫乱和权欲做斗争的。因此，为了与其他的罪恶行为做斗争，人们必须首先摆脱酗酒的罪恶。”^[51]

我们如果无法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会反对饮酒，就无法理解托尔斯泰这个人：托尔斯泰反对酗酒的思想不仅是他宗教信仰的基石，也是他敢于大胆抗争俄国专制政体的原因。1896年11月，托尔斯泰愤然拒绝了当时很有权势的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见面的请求。托尔斯泰反而给维特——这个俄国新近重新确立的伏特加酒垄断制度的创造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争辩道：“人们所经受的主要灾祸和生活中的骚乱都源于政府的行为…… 政府不仅纵容而且鼓励着生产和分销酒精这种有毒的邪恶之物，酒精的销售收入竟然占据了国家预算高达三分之一的份额。在我看来，如果政府真的竭尽全力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那么它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禁止这一摧毁着数以百万计人民身心健康的毒品。”^[52]

现在，似乎我们已经兜了一圈，回到了原地。虽然托尔斯泰深深厌恶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所倡导的激进主义思想，但他们通过伏特加酒批判专制制度的做法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然而，不同于其他批判政府的人所面临的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下场，托尔斯泰在政府里——甚至还有皇室里——有许多信徒；这些信徒欣然接受了这位老人的智慧，并恳求他去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帮忙拯救俄国”。作为对这些请求的回应，托尔斯泰以尽可能不加修饰的措辞直接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信中称沙皇领导下的政府和酒精垄断制度不断地压榨着俄国底层人民；我们不应该允许专制政府和人民的幸福进步之间的对立矛盾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现有的政府结构和附属其上的东正教会除非利用暴力手段，否则无法维持下去的原因。”托尔斯泰在信的末尾这样指出。^[53]

托尔斯泰从来都没有收到过来自沙皇的回信，但在他那位于图拉市郊外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Yasnaya Polyana estate）外面，秘密警察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虽然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同样谴责着专制政体和酒精问题，但是当局不可能将盛名在外的托尔斯泰也流放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陷入崩溃状态——使得他只能穿着破旧的农民外衣，像个苦行僧和饱受拷打的圣人一样，在村子里游荡。^[54]

走进人民当中

托尔斯泰并不是唯一一个留意到了俄国农民已经成为专制政府、资本主义和伏特加酒的牺牲品的人。就在这位伯爵去到乡村开始一场终身的精神之旅时，其他城市知识分子开始时不时地走进“底层人民”当中——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希望可以鼓舞人民起来反抗，推翻沙皇的统治。

这些后来成为革命主义者的人当中，许多人都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那些固执的戒酒革命英雄的启发，而不是受到托尔斯泰那种和平主义和服务他人的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抛弃了酒精、性爱和世俗的享乐，不是因为这些会干扰他们追求精神启蒙（据托尔斯泰所说），而是因为这些会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业。许多所谓的平民主义者离开了他们在城市里舒服的住所，去到乡村地区——不是为了像托尔斯泰那样向普通的农民学习，而是为了战胜自身的无知和愚钝，正是这些特质带来了他们所经受的压迫和苦难。平民主义者认为：农民需要的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伟人”来领导他们的起义。这场运动最终遭到了帝国主义当局的破坏，最后以彻底的失败结束。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努力去获得农村贫困人群的支持，但这种努力却是徒劳的。当他们去到乡村地区的时候，这些平民主义者就开始面对着专制政体所设下的障碍：一群无可救药地深陷于迷信思想和伏特加酒困境中的人。^[55]

延续通过文学作品发表政治评论的传统，另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伊凡·屠格涅夫也基于这个主题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处女地》（Virgin Soil，1877年）。屠格涅夫描述了这些初到农村的平民主义者所面临的现实：

那是一个周六晚上，街道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但是，酒馆里却挤满了人。他们都能听到嘶哑的喊声，酒鬼的歌声，夹杂着手风琴的刺耳声……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农民踉踉跄跄地走出酒馆：他身上穿着的衬衫和马甲都是敞开的，腰带也松了，头上戴着的冬帽帽顶已经垂到了背部，就像一个背包一样。走出酒馆后的他抱着一棵树，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而双手则四处摸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不然就是某个瘦弱无力的工厂工人，帽子歪歪斜斜，双脚赤裸在外——他的鞋子作为抵押品被扣在酒馆里了——他蹒跚着走了几步后就会停下来，挠挠自己的脖子，然后突然惊叫一声，又沿着原来的路线走了回去。

“正是这东西不断夺走俄国农民的生命，”屠格涅夫书中的英雄马尔凯洛夫绝望地承认道，“伏特加酒。”随着他们经过一家家酒馆，马尔凯洛夫的马车夫忧郁地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借酒消愁。”^[56]

就像车尼尔雪夫斯基暗示酒精是旧秩序所带来的最主要的悲剧，屠格涅夫笔下的民粹主义者也同样通过散文的形式分析了俄国的现状。

沉睡。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自己出生的地方了，可是我发现那里丝毫未变。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氛围，每个人都仿佛没有思想一般，房屋都没有屋顶，墙壁也早已破烂不堪；所见遍是肮脏污秽、卑劣行为，还有贫困痛苦的生活。奴隶们看上去要么粗野无礼，要么阴郁烦恼，这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农民正陷在死一般的沉睡中；在收获季节聚集，他们一起在田里辛勤劳作——这时他们沉睡着；那些捶打着将谷物脱粒的人，也是在沉睡；打人者和被打者，都是在沉睡。只有酒馆是唯一清醒着的，一直睁着它的眼睛。而它五指紧握着一罐白兰地酒，头朝着北极的方向，双脚立在高加索地区之上，陷入永恒的沉眠中——俄国，一个神圣的国家！^[57]

屠格涅夫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场“到群众中去”运动的追随者；屠格涅夫将这些社会主义者描绘为离开水的鱼，尤其是那些农村酒馆里的社会主义者。“我走进了六家酒馆，”平民主义者的主要领袖阿列克谢·涅日丹诺夫（Alexei Nezhdanov）抱怨道，“我受不了那像毒品一样的伏特加酒！我们的农民怎么能那样喝下这些伏特加酒呢？真是难以想象！如果为了让自己返璞归真必须饮用伏特加酒的话，那么不需要，谢谢！”屠格涅夫强调着这些革命分子所遇到的文化冲突，并总结道：“对于一个禁欲主义者而言，让自己体验真实的生活是一件多么艰苦的工作啊！”^[58]

从许多方面来说，故事在革命分子涅日丹诺夫在酒馆里喝得烂醉如泥并喧嚣吵闹起来的时候终于迎来了高潮。他提到了农民的“沉睡”，并鼓动他们发起暴动。

“大家好！”涅日丹诺夫大叫道，“你们都睡着了吗？赶紧起来！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打倒税收，让我们打倒地主！”^[59]

讽刺的是，农民一开始误以为涅日丹诺夫的话是酒后的胡言乱语。然而，随着他的话越来越受欢迎，一位魁梧的农民对此感到赞同并邀请他进到酒馆里；在酒馆里——毫无意外的是——事情开始偏离了计划的方向。为了证明自己对那位农民伙伴的忠诚，这位无足轻重的煽动者接受了好客的农民给他敬上的一轮又一轮的伏特加酒。

呸！他带着走投无路的决心将其饮下，仿佛他正在朝着一座炮台或一排刺刀前进。可是，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击打着他的背和双腿，将他击倒的这个东西还灼烧着他的喉咙和胸膛，还有胃部，使得泪水涌上他的双眼——一种带着恶心反胃的眩晕感传遍了他整个身体，他几乎无法抑制这种感觉。他尽可能大声地喊着涌上大脑的第一样东西，以减轻这种可怕的感觉……

一个声音再次响起：“喝吧！”于是涅日丹诺夫又喝了一口这令人作呕的毒药。就好像有一把铁钩正在他身体内部撕扯他的内脏，他开始晕头转向起来；眼前开始出现旋转着的绿色圆圈，耳朵则听到一阵回响——一阵轰鸣声。好可怕——第三杯！有没有可能他已经喝下第三杯了呢？他仿佛看到一朵朵红玫瑰朝他飞来；他的头发发尖都沾满了灰尘，脖子则晒得黑黑的，喉咙因为饮酒而变得千疮百孔。一双汗毛很密的手抓住了他。“来吧，完成你的演讲！”几个粗野的人嚷叫道。“来，说吧！前天有一个陌生人，就像你一样，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呢。继续说吧！你这个四条腿的混蛋！”

涅日丹诺夫感觉脚下的土地开始摇晃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好像是另外某个人在说话一样。他有没有可能已经死了？^[60]

当然，他并没有死。如果不是他那位头脑更清晰的伙伴保罗把涅日丹诺夫从发狂的人群中带走的话，这位天真的平民主义者很可能就死了。在保罗拖着这个喝醉了的革命分子的过程中，农民们都纷纷催促涅日丹诺夫发表意见；通过这一场景，我们最能体会到屠格涅夫对于平民主义者的鄙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奴隶主和雇主，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的话，那样当然很完美，”屠格涅夫回应道，“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政府法令规定这个世界应该这样。”^[61]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样，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唾弃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但他自始至终都和俄国所有伟大作家使用着同一种语言——伏特加酒的语言。

乌里扬诺夫兄弟

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认为，让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本精辟的糟糕小说出版，是沙皇政府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62]这种说法和现实情况相差无几：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俄国年轻知识分子越来越焦躁不安，而大学也培养出大量的革命分子。相比之下，这些革命分子使得那些平民主义者看上去就像业余选手一样。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启发下成立的最“臭名昭著”的组织“人民的意志”（People’s Will 或Narodnaya volya）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这个由大概500名激进革命分子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试图“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革命宣传”取代原来的“用思想理念来进行革命宣传”——在这个过程中，该集团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改革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摧毁沙皇制度，否则人民是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的；而摧毁沙皇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暗杀政府要员、皇室成员以及沙皇本人。^[63]

1881年3月某个寒冷的星期天，在圣彼得堡，“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受“人民的意志”组织的暗杀。那个星期天，就像以往每个星期天一样，沙皇的车队行驶在格里博耶多夫运河［the Griboedov Canel，字面意思是吃蘑菇的人（mushroomeater）］河边；此时一个革命分子朝沙皇乘坐的防弹马车扔了一颗炸弹，沙皇手下的一个哥萨克裔卫兵当场死亡，还有不少附近的平民受伤。走出马车查看伤亡情况的亚历山大二世就成了第二个革命分子的囊中之物。第二个革命分子投的炸弹炸死了沙皇和刺客。人们在这条街道的中间建造了宏伟的基督复活大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r on the Split Blood），以示纪念，沙皇正是在这个地方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这次暗杀事件催生了警方的严厉打击活动、国内活跃的间谍活动，以及激进学生组织的渗透活动。因为革命组织的公开集会可能会让参与者遭受牢狱之灾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所以激进的学生就举办看似无害的宴会——充满了音乐、跳舞，还有免费的伏特加酒——以掩护 他们的密谋。在一种现在已经屡见不鲜的模式中，纵酒狂欢的人为客人们递上了“足够分量的烈酒，以放松他们的警惕性”：有时候，隐藏着的同伙会暴露自己，作为引诱警察出洞的诱饵。^[64]

“恐怖主义”组织“人民的意志”就是这样一个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下成立的极端组织。它的领导人是圣彼得堡大学生物学专业的一个年轻学生，名字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Aleksandr Ilyich Ulyanov），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哥哥。弗拉基米尔后来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化名——列宁。受启发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的亚历山大放弃了他对蜘蛛蟹的研究，转而学习如何制作炸弹。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年长的乌里扬诺夫和一个更大团体的武装战友因为计划投掷炸弹袭击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而被捕；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刚刚在基督复活大教堂悼念完他那位惨遭杀害的父亲，正骑马走在涅夫斯基大道上。虽然激进分子竭尽全力，但秘密警察渗透进了该组织并且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可以逮捕所有的人。

虽然所有的阴谋者都被判处了死刑，但沙皇还是赦免了大多数人，五个人除外：其中一个人鼓吹着恐怖主义措施的有效性，他这一行为无意中向政府当局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还有三个扔炸弹的人，最后一个是乌里扬诺夫——这群人主要的理论家和炸弹制作者。乌里扬诺夫直到死也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1887年5月，这位21岁的革命分子在施吕瑟尔堡（Schlüsselburg）沙皇的岛上监狱里被吊死在绞刑架上——执行绞刑的还是他如此坚决反对的专制政体。^[65]

兄弟赴难的消息更加坚定了年轻的乌里扬诺夫进行革命的决心，当时他只有17岁。年轻的列宁以无可比拟的活力继承了哥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而他最开始做的就是拿起哥哥留下的《怎么办？》的复印本。后来，列宁回忆起鼓舞自己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使我哥哥着了迷，也使我着了迷。他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显著。你什么时候读的《怎么办？》……在我大概14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读这本书。那时候读这本书没什么用，读得很浅。然后，在我哥哥被处决后，我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于是我开始真正用心去读这本书。我坐在桌前读这本书，不是一连好几天，而是一连好几周。直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这本书的深意……这本书可以提供足以支撑整整一辈子的动力。如果不是天才般的作品，怎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呢？^[66]

列宁充满感情地收藏了若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并且经常创作文章来赞扬他。后来，他写下一篇宣言，呼吁成立一个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先锋政党以借助所有必要措施来推动革命。他给这篇宣言起了一个现在耳熟能详的标题：《怎么办？》。^[67]

当然，列宁并没有以荒谬的方式去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那些英雄，例如谜一般的拉赫美托夫，他睡觉时以空床板为垫，并以革命的名义拒绝饮酒和女人。^[68]列宁在公众政治上的激进态度与他在私人生活上的谦虚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在参与圣彼得堡地下集团的密谋活动期间、忍受西伯利亚的恶劣环境期间，还是流亡欧洲时继续创作期间，列宁和他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只是偶尔饮用葡萄酒或啤酒，而且从未过量饮酒。对于他们二人而言，饮用伏特加酒是绝对禁止的，这倒不是伏特加酒的味道问题，而是作为他们革命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援引马克思的著名箴言这样写道。而他接下来所写的话则会让托尔斯泰感到骄傲：“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69]

尽管宗教或许是人民群众的麻醉剂，但正如美国讽刺大师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或者，更可能是他的撰稿人之一）提醒我们的一样，“伏特加酒……是人民群众的伏特加酒”。^[70]

列宁肯定会衷心同意这种说法——虽然我们很难确定这种老掉牙的措辞是否可以让这位通常毫无幽默感的革命家会心一笑；人们一提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冷淡认真的作风。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甚至在她和列宁初次见面之前，就有人告诉过她，列宁只读“严肃的”书籍，并且他一生中从未看过一本小说、一本漫画。在他们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很惊讶地发现上述说法都是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而且他还重读了很多遍，他一般都很喜欢那些他所熟悉的经典小说。”^[71]

当然，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小说。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经典著作的每一部都传达了批评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评论。那么，列宁在个人戒酒和政治观念，至少是在对伏特加政治的见解上，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十分相似，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奇怪的吗？

与这些伟大作家一样，列宁也常常抨击沙皇政府体制诱使贫苦的俄国人民堕落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人民群众的寿命还常常因为酗酒和家庭暴力而缩短。1899年，列宁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完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篇学术性批判评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这篇评论里有一整段都是在阐述蒸馏技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巩固当地地主和贵族地位的重要性。^[72]列宁特别指责政府对酒精贸易的垄断机制是“俄国所谓的‘国家经济’的各种治理办法，即一小撮地主、官吏和各种寄生虫有组织地掠夺和不断地、明目张胆地抢劫人民财产的各种方法”。^[73]

列宁对于酒精在沙皇的国策里所扮演角色的大致看法遍布在像《火花》（Iskra）、《红星》（Zvezda）和《真理报》这样的革命报刊上。例如，从1901年起，列宁开始公开批评伏特加酒税——一种间接税，因而也是一种递减税——是“一种最不公正的税收形式”，简直就相当于对穷人征税一样。^[74]在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领导下，沙俄帝国重新恢复对伏特加酒的垄断销售；作为对此做法的回应，列宁认为此举在增加贵族剥削者财富的同时，也“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工人注定要陷在永恒的束缚之中”。^[75]

“卖酒这一行根本同爱国无关。”列宁在1901年的《工人曙光报》（Zarya）上这样批评道。这也许是他对“臭名昭著的”帝国酒精垄断制度最为尖锐的批判评论：

我国官方和半官方报纸，真是希望它带来说不完的好处，既希望增加国库收入，又希望提高产品质量，还希望减少酗酒现象！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收入没有增加，酒价反而涨了，预算也混乱了，整个业务的财政结果也不能精确地算出来了；产品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政府也未必能使公众特别佩服它不久前在一切报纸上关于新“官酒”“试味”成功的报道。酗酒现象没有减少，黑市烧酒店的数目反而增加了，警察从这些地方得来的收入增加了，居民反对开设的小酒店开设起来了，街上酗酒的现象更加厉害了，而主要的是，建立拥有数百万资本的新的官营事业，建立新的官僚大军，给官吏们为非作歹、欺世盗名、公开偷盗大开了新的方便之门！那些逢迎拍马、勾心斗角、掠夺成性、浪费的墨水如汪洋大海、浪费的纸张如重重高山的官吏，像一大群蝗虫似地袭来了……它想把多少捞些油水这个意图合法化。这种意图已经遍及全省，并且在官吏专权和公众无权发言的情况下，由于专横和掠夺的进一步加深，还势必威胁全国。^[76]

列宁常常是在流放期间写下谴责评论，而这些谴责评论则贯穿着整个沙皇政权末期。1908年，帝国主义政府有效地将每桶伏特加酒的价格增加了42戈比，这带来了国家财政急需的1.85亿卢布的额外收入；列宁斥责这种行为是专制政体下“掠夺性经济”的最重要“案例”。^[77]

列宁还谴责政府把酒作为控制社会的一项工具。例如，作为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这场革命通常被认为是1917年革命的预演——沙皇尼古拉二世做出了让步，成立了代议制议会，出台了代议制宪法，以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权力。革命起义活动集中在圣彼得堡地区，但帝国各地都有革命暴动发生。政府不得不从圣彼得堡召唤军队以镇压莫斯科的叛乱，因为帝国政府也承认，在多达1.5万人的莫斯科驻军中，或许只有三分之一的士兵是“靠得住的”。列宁向那些倾向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人描述了当局是如何用金钱贿赂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并“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列宁宣称，“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78]

除了发表诸如此类充满革命性的辩论文章和理论性的经济评论，列宁——非常像他的偶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通过描述沙皇体制下的日常生活来传达他关于革命斗争的信息。在如下一个案例中，列宁讲述了下诺夫哥罗德农民提莫菲·沃兹杜霍夫（Timofei Vozdukhov）被谋杀一案的审判。帽子都没有的沃兹杜霍夫曾经遭到逮捕，还向州长控诉自己遭到当地警方的虐待和袭击。州长下属的警长判断他“喝了点酒，但是没有喝醉”，并将其移交回警方，而警方则将性格温和、没有喝醉的沃兹杜霍夫送进了醉汉拘留所。在醉汉拘留所，（据目击者的证词称）沃兹杜霍夫被活活打死——讽刺的是——凶手正是三个警察，他们自三天前即“复活节周开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警局里喝酒”。为了“给这个农民一个教训”，这些喝得醉醺醺的警察打得他的脸和身体都血流不止，还打断了他十根肋骨；之后才将温顺地表示悔改的沃兹杜霍夫拉拽到医务室，在那里，沃兹杜霍夫很快就因为脑出血而去世。列宁通过文字重述了法庭的闹剧，以突出帝国警察每天的暴戾作风和专制政体司法系统的漏洞；正是这一司法系统使得这些警察在接受轻微的象征性惩罚后就得以逃脱。^[79]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列宁在此对酒精问题、腐败问题和残忍暴行予以详细描绘，而这些正是整个专制体系的明显化身。当然，除去列宁表现出的创造力，光是他那直截了当的语言就使他作为文学批评家中的一员赢得了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凭借过于考究的《怎么办？》获得的一样多的称赞……也就是说，没有一丝委婉之词。

在谈及如何处理伏特加酒问题时，列宁的态度是果断坚决的。就像19世纪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批评沙皇独裁政体的人一样，列宁赞同酒精是俄国社会所遭受苦难的根源——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精英都使用这种寄生虫式的工具来镇压、控制并剥削贫苦的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阶级不需要会遮蔽他们双耳或激怒他们的酗酒行为，”列宁宣称，“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清醒的大脑，清醒的大脑，还是清醒的大脑。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教育要求完全清除过去资本主义的残留问题，特别是像酗酒这样危险的残留问题。”^[80]

事实证明，关于如何看待伏特加政治，列宁的主张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借助酒精公然反对俄国专制政体的暴行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特有手段。酗酒问题和堕落现象在俄罗斯帝国无处不在这一事实，以及在政府利益的影响下这些现象到底被助长到何种程度，对于各个政治阶层派别的明智观察者而言都是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任何一个感受到专制政体阻碍着人民进步的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敢亲自举起斧头砍下沙皇脑袋的人，都很快指出，将俄国政府的兴旺发达建立在其人民的痛苦之上是一种不合适的矛盾做法。

[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8），第9页。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8），第11页。关于宗教参见Karl Marx，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131页。

[3] 另外参见Joseph R. Gusfield，“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61卷第3期（1955），第225页。我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段话出自卡尔·马克思本人。Frank Harris，Oscar Wilde：His Life and Confessions，vol. 1（New York：Brentano’s Publishers，1916），第166页。

[4] Karl Marx，Capital，vol. 3：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New York：Penguin Classics，1991），第927页。

[5] Friedrich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1892），第127～129页。

[6] David Christian，“Accumulation and Accumulators：The Metaphor Marx Muffled”，Science and Society，第54卷第2期（1990），以及，Living Water：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Clarendon，1990），第37页。

[7] 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New York：Viking，1996），第129页；Franz Mehring，Karl Marx：The Story of His Life（London：Routledge，2003），第407页；M. Grigoryan，“N. G. Chernyshevsky’s World Outlook” in N. G. Chernyshevsky：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3），第9页。

[8] Figes，A People’s Tragedy，第135页。

[9] “Koe chto ob otkupakh，Kolokol list 10，1 marta 1858 g.” in Kolokol：Gazeta A. I. Gertsena i N.P. Ogareva（Moscow：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1962），第79页。

[10] “Koe chto ob otkupakh，Kolokol list 10，1 marta 1858 g.” in Kolokol：Gazeta A. I. Gertsena i N.P. Ogareva（Moscow：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1962），第79页；Baron August Freiherr Haxthausen，The Russian Empire：Its People，Institutions，and Resources，由Robert Faire翻译，共2卷（London：Chapman & Hall，1856），第2卷，第174～175页；Geoffrey 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1552-191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105～106页。关于“强制式高压统治”的治国政策参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0），第87～91页。

[11] 或许聪明的读者会同意这种说法。Joseph Frank，Through the Russian Prism：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第187页。另参见Andrew M. Drozd，Chernyshevskii’s “What Is to Be Done？”：A Reevaluation（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1），第13页。

[12] Figes，A People’s Tragedy，第129页。

[13]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Verso，1983），第215～216页。

[14] Robert H. Stacy，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4），第55页。

[15] Drozd，Chernyshevskii’s “What Is to Be Done？”：A Reevaluation，第13页。

[16] Joseph Frank，Dostoevsky：The Stir of Liberation，1860-186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第285页；Frank，Through the Russian Prism，第188～189页。

[17] Georgii V. Plekhanov，Izbran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ia，共5卷（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58），第4卷，第159～160页；Marx，Capital，第19页；William F. Woehrlin，Chernyshevskii：The Man and the Journali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第216页。

[18] “Sombre Monsters—or，How to Blow up a Country”，Nicky’s What（Russian history blog），2010年5月10日，http：//nickyswhat.wordpress.com/2010/05/10/sombre-monsters-or-how-to-blow-up-a-country（2011年3月17日访问）。

[19] Nikolai G. Chernyshevskii，A Vital Question；or，What Is to Be Done？由Nathan Haskell Dole 与S. S. Skidelsky 翻译（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 Co.，1886），第2～3页，第139页。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交替援引着来自不同世纪的译本，以给出我觉得对当代的读者而言是最精确和最容易理解的一种解释。

[20] Nikolai G. Chernyshevskii，What Is to Be Done？由Michael R. Katz翻译（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第52、64页。

[21] Chernyshevskii，What Is to Be Done？第12页，第115～116页，第118页（1886年版）。

[22] Chernyshevskii，What Is to Be Done？第93页（1993年版）。

[23] Chernyshevskii，What Is to Be Done？第116页（1886年版）。

[24] Nikolai G.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Sovremennik，1858）” in Izbrannye ekonomichesie proizvedeniya，tom 1（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48），第668页；最初版本是假名L. 潘克拉特夫（L. Pankrat’ev）署名的，“Otkupnaya sistema”，Sovremennik，第10期（1858）。另参见Marc Lee Schulkin，“The Politics of Temperance：Nicholas II’s Campaign against Alcohol Abuse”（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5），第28页。关于潘克拉特夫参见T. I. Pecherskaya，“Avtor v strukture syuzhetnogo povestvovaniya（“Povesti v povesti” N. G. Chernyshevskogo）”，Raznochintsy shestidesyatykh godov XIX veka。Fenomen samosoznaniya v aspekte filologicheskoi germenevtiki，2004年1月28日，http：//rassvet.websib.ru/text.htm？no=15&id=11（2011年5月11日访问）。

[25]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82页。

[26]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70、679页。

[27]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71～672页。

[28]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78页。另参见第7章，第46条注释。

[29]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85～687页。

[30] Chernyshevskii，What Is to Be Done？第212页（1886年版）。

[31] Nikolai G. Chernyshevskii，Chto delat’？Iz rasskazov o novykh lyudyakh（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48），第242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对“grud’”一词的引用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可以译为“胸部”或“肺部”。在小说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至少有六次写道，酒鬼（或者改造后的酒鬼）都有（或者曾经有过）胸肺部的不明疾病。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像在他在Sovremennik关于税务外包制度的揭露文章的第一句那样提到肺结核病——这一19世纪欧洲文学作品中女主角常见的疾病，他反而重复地提及胸肺部的结核病和溃疡病，并提出“实际上，我们的胸肺部都有着非常严重的溃疡病”。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第667页。

[32] 参见第七章，第8条注释。

[33] Edvard Radzinsky，Alexander II：The Last Great Tsar，由Antonina W. Bouis翻译（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5），第161～162页；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第216页；Michael Burleigh，Earthly Powers：The Clash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New York：HarperCollins，2007），第280～281页。

[34] Radzinsky，Alexander II，第162页。

[35] Kenneth Lantz，The Dostoyevsky Encyclopedia（Westport，Conn.：Greenwood，2004），第58页；Peter Sekirin，“Literary Journals and‘Innocent’Novels：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The Dostoyevsky Archive：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Novelist from Contemporaries’ Memoirs and Rare Periodicals，由Peter Sekirin编辑（Jefferson，N. C.：McFarland & Co.，1997），第145页；Frank，Dostoevsky，第155页；Walter G. Moss，Russia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II，Tolstoy and Dostoevsky（London：Anthem，2002），第80页。

[36] Lantz，Dostoyevsky Encyclopedia，第58页。

[37] 确实，这本书一开始的几十页展现了一篇对于酗酒问题的真实结论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当铺老板、酒馆老板和他们的酗酒顾客都明显地互相关联着。Fyodor Dostoevsky，Crime and Punishment，由Jessie Coulson翻译，George Gibian编辑，第3版（New York：W. W. Norton，1989），第6～23页。

[38] Donald Fanger，Dostoevsky and Romantic Realism：A Study of Dostoevsky in Relation to Balzac，Dickens，and Gogol（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第184～185页；Robin Feuer Miller，Dostoevsky’s Unfinished Journe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第55～56页。

[39] 唐纳德·范格尔清楚地指出了关于酒精问题的讨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杰作有着重要影响，Dostoevsky and Romantic Realism，第184～185页。另参见Leonid P. Grossman，“Gorod i lyudi Prestupleniya i nakazaniya” in Prestupleniya i nakazaniya，由Fyodor Dostoevsky编辑（Moscow：Goslitizdat，1935），第23页。

[40] 1865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作为附录被重印在《罪与罚》，第476页。

[41] Miller，Dostoevsky’s Unfinished Journey，第55页。

[42] 转引自Patricia Herlihy，The Alcoholic Empire：Vodka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第7～8页。

[43] 重印在Dostoevsky，Crime and Punishment，第487～488页。另外参见Miller，Dostoevsky’s Unfinished Journey，第57页。

[44] 参见Herlihy，Alcoholic Empire，第113～114页。

[45] 公平地说，托尔斯泰的《怎么办？》（tak chto zhe nam delat’？）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关于托尔斯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比较参见Hugh McLean，In Quest of Tolstoy（Brighton，Mass.：Academic Studies，2008），第110页；Andrew Baruch Wachtel，Plays of Expectations：Intertextual Relations in Russian Twentieth-Century Dram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第25页，第10条注释。关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写作参见György Lukács，“Tolsto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sm” in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Balzac，Stendhal，Zola，Tolstoy，Gorki，and Others（London：Merlin，1972），第126～205页。关于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政府参见Fedor Stepun，“The Religious Tragedy of Tolstoy”，Russian Review，第19卷第2期（1960），第157～158页。讽刺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扞卫着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反驳着那些说托尔斯泰对紧急的社会问题轻描淡写的指控。Adam B. Ulam，The Bolsheviks（New York：Macmillan，1965），第58页。

[46] Leo Tolstoy，What Is to Be Done？and “Life”（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 Co.，1899），第60页（接着延续到第64页）。

[47] 托尔斯泰争论着政府和资产阶级是如何密谋发明“鱼雷和各种设备，以用于垄断酒精贸易和私人目的”；他抱怨道，“但我们的纺车，农妇们的织布机，村里的犁，短柄斧，链枷，耙子，轭具和水桶仍和留里克王朝统治时期一样”，那还是9世纪的时候。Leo Tolstoy，What Then Must We Do？由Aylmer Maude翻译（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第295～296页。

[48] Henri Troyat，Tolstoy（New York：Doubleday，1967），第378页。另外参见Stepun，“Religious Tragedy of Tolstoy”，第162页。

[49] Stepun，“Religious Tragedy of Tolstoy”，第164页；Anna A. Tavis，“Autho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olstoy and Joyce” in Leo Tolstoy，由Harold Bloom编辑（Broomall，Pa.：Chelsea House，2003），第67页。

[50] Tavis，“Autho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olstoy and Joyce”，第66页。

[51] 转引自Herlihy，Alcoholic Empire，第111-112页。

[52] Leo Tolstoy，“Letter to A. M. Kuzminskii，November 13-15，1896” in Polnoe sobranie socheneni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1954），第69卷，第205～206页；转引自Herlihy，Alcoholic Empire，第15页。

[53] Troyat，Tolstoy，第567页。

[54] William Nickell，The Death of Tolstoy：Russia on the Eve，Astapovo Station，191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第75页。

[55] Jan Kucharzewski，The Origins of Modern Russia（New York：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1948），第162页；Julio Alvarez del Vayo，The March of Socialism（London：Cape，1974），第114页。

[56] Ivan S. Turgenev，Virgin Soil，由T. S. Perry翻译（New York：Henry Holt & Co.，1877），第70～71页。更新版本参见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lassics版本（由Constance Garnett翻译），2000年，第84页。有些人将其翻译为“白兰地酒”，其他人则翻译为“饮料”。

[57] Turgenev，Virgin Soil，第240页。

[58]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1877年译本（Turgenev，Virgin Soil，第232～233页），用“伏特加酒”替换“白兰地酒”，因为这样的翻译是与后来的译本一致的，参见Turgenev，Virgin Soil，第266页（2000年版）。

[59] Turgenev，Virgin Soil，第252页。

[60] Turgenev，Virgin Soil，第254～255页。

[61] Turgenev，Virgin Soil，第254～255页。

[62] Figes，A People’s Tragedy，第130页。

[63] Sue Mahan and Pamala L. Griset，Terrorism in Perspective，第2版。（Thousand Oaks，Calif.：Sage，2009），第40～41页。

[64] Philip Pomer，Lenin’s Brother：The Origin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New York：W. W. Norton，2010），第127～128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革命者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使用走私的伏特加酒来贿赂和灌醉监狱看守这一现象的蔓延范围。Helen Rappaport，Conspirator：Lenin in Exile（New York：Basic Books，2010），第195页，第75～76页。

[65] 参见Pomer，Lenin’s Brother；Adam B. Ulam，Prophets and Conspirator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8），第392～393页；Peter Julicher，Renegades，Rebels and Rogues under the Tsars（Jefferson，N.C.：MacFarland & Co.，2003），第222～223页。

[66] Burleigh，Earthly Powers，第280页；Michael R. Katz and William G. Wagner，“Introduction：Chernyshevsky，What Is to Be Done？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in What Is to Be Done？由Nikolai G. Chernyshevskii 编辑（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第32页；转引自N. Valentinov，“Chernyshevskii i Lenin”，Novyi zhurnal，第27期（1951），第193～194页。

[67] Vladimir I. Lenin，“What Is to Be Done？” in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New York：Bantam Books，1966）。另参见Lars T. Lih，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In Context（Leiden：E. J. Brill，2006）。关于列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参见Vladimir I.Lenin，“‘The Peasant Reform’and the Proletarian-Peasant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Works，vol.17：December 1910-April 1912（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3），第122～124页；Valentinov，“Chernyshevskii i Lenin”。

[68] 拉赫梅托夫甚至竟然曾众所周知地睡在钉床上，以更好地忍受政府施加的折磨。Drozd，Chernyshevskii’s “What Is to Be Done？”：A Reevaluation，第113～140页。

[69] Vladimir I. Lenin，“Socialism and Religion” in Collected Works，vol.10：November 1905-June 1906（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2），第83～84页。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Novoya Zhizn’第28期，1905年12月3日。关于列宁个人的饮酒习惯参见Rappaport，Conspirator，第195页，第75～76页；Robert Hatch McNeal，Bride of the Revolution：Krupskaya and Leni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2），第76页。另参见James D. Young，Socialism since 1889：A Biographical History（London：Pinter，1988），第102页。关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两人以有节制的饮酒习惯接待更有节制的斯大林参见Robert Service，Stalin：A B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88～89页。

[70] Stephen Colbert，“The Red Lending Menace”，The Colbert Report，2008年10月7日，http//www.colbertnation.com/the-colbert-reportvideos/187342/october-07-2008/the-red-lending-menace（2012年3月2日访问）。

[71] Nadezhda Krupskaya，Reminiscences of Lenin，由Bernard Isaacs翻译（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0），第40页。

[72] Vladimir I. Lenin，“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in Collected Works，vol. 3：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60），第290～291页。这篇文章最初出现在Vladimir I. Lenin，Razvitie kapitalizma v Rossii（St. Petersburg：Tipolitografiya A. Leiferta，1899）。关于列宁在酒精问题和家庭暴力上的看法参见Christopher Read，Lenin：A Revolutionary Life（New York：Routledge，2005），第38页。

[73] “Liquor Monopoly” in Bol’shaia sovetsakaia entsiklopediia，由A. M. Prokhorov编辑（New York：MacMillan，Inc.，1974），第248页；引自Vladimir I. Lenin，“Duma i utverzhdenie byudzheta” 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tom 15：Fevral’-iyun’ 1907（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61）；最初版本参见Nashe ekho，第2期，1907年3月27日。

[74] Vladimir I. Lenin，“To the Rural Poor” in Collected Works，vol. 6：January 1902-August 1903（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1），第400～401页；最初版本见Vladimir I. Lenin，K derevenskoi bednote：Ob’yasnenie dlya krest’yan，chego khotyat sotsial’demokraty（Geneva：Tipografiya ligi russkoi revolyutsionnoi sotsial’demokratii，1903）。

[75] Vladimir I. Lenin，“The Serf-Owners at Work” in Collected Works，vol. 5：May 1901-February 190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1），第95页；最初版本出现在Iskra，第8期，1901年9月10日。

[76] Vladimir I. Lenin，“Casual Notes” in Collected Works，vol. 4：1898-April 190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2），第407～408页；最初版本出现在Zarya，第1期，1901年4月1日。

[77] Pravda，1913年3月15日；Vladimir I. Lenin，“Spare Cash” in Collected Works，vol. 18：April 1912-March 1913（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63），第601～602页。

[78] Vladimir I. Lenin，“Lessons of the Moscow Uprising” in Collected Works，vol. 11：June 1906-January 1907（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2），第174页；最初的版本出现在Proletary，第2期，1906年8月29日。

[79] Vladimir I. Lenin，“Beat—But Not to Death！” in Collected Works，vol. 4：1898-April 190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0）；最初版本的“Bei，no ne do smerti”，出版于Zarya，创刊号，1901年4月。另外参见Lih，Lenin Rediscovered，第206页。

[80] Ivan V. Strel’chuk，Alkogolizm i bor’ba s nim（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54），第13页。另参见Clara Zetkin，“My Recollections of Lenin” in On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由Vladimir I.Lenin编辑（London：Pluto，2003），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