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全真道

中国人有将一切学问归于哲学儒学等“道”学的传统。对几千年生生不息的风水也不例外。道统、学统的思想非但没有伤害风水的理论建构，反而为其上千年的繁衍兴旺提供了理论源泉。可以说，风水是中国文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最紧密的一门应用型学科。它不仅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最高端的智慧，体现了士大夫文化的人生理想追求，而且，也集中反映和汲取了民俗文化的精髓。其理论渊源和实践探求，不仅为帝王将相所秉承，许多理论进化直接源自国师、大儒，而且，还作为官方形象，以官方文书形式出现，历朝历代朝廷均设有专人专职执掌风水之事。因此，在都城营建、寝陵选址等等方面，古人留下了许多经典篇章，至今为世人所传诵，成为今天重要的非物质和物质相结合的文化遗产。

那么，中国的风水，其主要理论渊源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哪些关系呢？或者说，中国风水的主要思想来源、风水令人信服的主要哲学根由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四大方面：一是关于气论，二是“天人合一”与“三才和谐”理念，三是大地生命活体与有机循环思想，四是儒家人伦有情观念。至于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等，既与哲学思想相关，又是风水评价系统的具体应用工具，笔者将其归入了风水术数及其技术应用的层面，单列一章予以介绍。

第一节 气是风水吉凶评断的核心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古代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风水理论的建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气直接关涉风水的形成与吉凶价值评断，是风水理论的核心思想。

我们先来看“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如何表述的。王复昆在《风水理论的传统哲学框架》一文中，对此做了概要的梳理。

在物质层面上，古人对“气”的字意层面的认识应当说与今人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就是指水汽、云气、气味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做了这样的释义：“气，云气也”，又说，“云，山川气也”。汉代郑玄为儒家经典做的注释中也做类似的理解，如郑玄注《礼记·祭义》：“气，谓嘘吸出入者也。”《大戴礼·四代》中说：“食为味，味为气。”这些词义与今天我们将气作为“气体”以及人呼吸吐纳这一物理现象的定义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哲学美学层面，气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内涵，被作为万物起源、构成、运动的重要元素与形态看待，是阴阳之气、生气、元气。如《老子》的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王充《论衡·自然》有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冠子·泰录》说，“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何休《公羊传解诂》中云，“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气”又与“理”融合，并称为“理气”。朱熹《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中对理与气的关系做了分析表述，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并认为理在气先，乃“先天地生”之道。而另一著名的理学家王庭相在《慎言·五行》中则认为“理载于气”，“气，物之原也；理，气之具也；器，气之成也”。尽管两人看法各殊，但对于气是天地本原之一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更为独特的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气还上升到人生观、价值观、文艺美学的范畴中，成为一个应用最普遍，却又最深奥多解的意象。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有一句引用率极高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认为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德，无是，馁也。”又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气并引入了伦理学的范畴，气扩展到志气、骨气、义气、勇气、意气、血气、风气等等人的精神状态和品格修养的各个方面。气作为养身之道，被赋予了精神修养和志向追求的意义。《荀子》有“治气、养心”说：“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就是说，要治气养心，最直接的是遵循礼法的途径，最关键的是求得良师，最神妙的是专一其爱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所谓志气、心气，气节、气概，气量、气质等等之谓，被当作励志语言广泛使用，一般百姓大众也耳熟能详。

进一步地，气成为一个美学的载体与标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全面移植到文艺理论中，作为支撑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内在精神品位的脊柱。曹丕《典论》更是直接说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论述道：“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将文气和作家的气质、志气与风骨联系起来，认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认为，诗经的精神风骨第一，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志气的缘故，是志气的表现。所以他提出作文章要善于“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强调的是要有一种不得不抒发的情感寄托，只有“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说的都是要有“文气”。到明代方孝孺在《与舒君书》中提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总之，“气”对后世中国文学艺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关于气的哲学意义的阐述，直接成为风水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与支柱。我们可以来看看历代风水经典著述中是如何解释和发挥“气”的概念与意象的。

《葬经》用了相当篇幅讲述“气”在风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表现，如何凭辨识生气、地气、吉气而选找风水好的吉地、上地。比如说，“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地贵平夷，土贵有支。支之所起，气随而始。支之所终，气随以钟。”“《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水随而比。势顺形动，回复始终，法葬其中，永吉无凶。”

从上述所论，可以看到风水中“气”的意象涉及到：阴阳之气，生气，地气，作为水体之母的气，外气成形之气，生气凝结成骨之气（葬则反气入骨，以荫护后人），势来形止之全气等等。阴阳之气是万物由来的根本，是阴阳交媾和合的结果。没有阴阳交感就不可能产生生气，所以在风水上特别注重阴阳平衡，力戒孤阴独阳的情形，或者阴阳失调的情况。

“地气”概念既源于生气，又直接来自于大地山川之气的地理环境基础，是风水堪舆的核心对象，踏勘风水，就是要寻找地气、感知地气、辨识地气。如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的山林，或土深林茂之地，土沃水缠之处，隐隐有鲜润、清香的气息。这样的地方，地气很好，风水自然上佳。

从《葬经》之后的历代风水代表作，都离不开对气的论述，并各有发挥。

《青囊海角经》：“山水者，阴阳之气也……动静之道，山水而已，合而言之，总名曰气；分而言之，曰龙、曰穴、曰砂、曰水。有龙无水则阴盛阳枯而气无以资，有水无龙则阳盛阴衰而气无以生。”这里，气有两层意思：既是山（属性阴）、水(属性阳)交合产生的结果，因而需要山、水互相配合、平衡，不能有山无水，或有水无山；又有气外化为龙、穴、砂、水等外在固态形态的涵义。

《青乌先生葬经》：“地有佳气，随土所生；山有吉气，因方而止。气之聚者，以土沃而佳；山之美者，以气止而吉。”这里，突出的是地气、湿润空气的意思。草木茂盛、土质上好，产生的地气和一个地域的空气显得清新，生气、吉气充备，焉有风水不好之理？

《管氏地理指蒙》：“形者神气之舍，神者形气之主。形气非神，块然一物；神非形气，茫然无归。”“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塞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逾高其气逾厚，水逾深其气逾大。土薄则气微，水浅则气弱。”“势远形深者，气之府也……势促形散者，气之衰也。”这一段引文，引出气的涵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讲气与形、神之间的关系，形、神需要兼备，而形是气的载体，神是气的主宰；二是山、水之气的不同，山是实气、水是虚气，山与水同样要相辅相成，方能造就好的风水；三是讲龙脉绵远、地形深广，气自然就深厚，而龙脉短促、地貌散乱，则气就容易衰落。

《地理人子须知》：“凡干龙大地，龙气长盛，结穴已完，山势难止，必有余气之山，或去数里，或去数十里，其去又多融结小穴，随其力量，皆有发越……”“世人不识大地，多被余气山所混，彼无真见，必于尽处结穴，方为龙尽气钟。”这里讲了风水中的一个术语，“余气”，它是指龙脉之气在融结成形（穴）后，还有一些剩余的气脉继续旁衍一程，或数里或数十里不等，形成穴场附近低矮的小地形。至于“乘生气”，作者认为，要有水导引和界止，而聚结还需要靠四周护砂围护拱卫，不使风吹散，下葬时，生气反气入骨，荫福子孙，从而体现生气生生不息的奇妙之道。

关于风水中的“气”，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到明末清初，由于对磁场效应、潮汐与月球关系等观察的进步，对气的认识开始逐渐有了与现代“场”的概念相接近的意涵。徐苏斌对风水心理场研究，引证了明末清初揭暄、游艺两人研究潮汐现象时，绘制的《两月对摄潮汐图》中，用虚线描绘的“气”在月、水相互作用中所起到的介质作用，其图示非常接近电磁场的表示方法。

明代著名的王廷相在研究磁力现象时，也有类似的表述：“气以虚通，类同则感，譬之磁石引针，隔关潜达”（《雅述》下）。这些说法，使古老的风水似乎与西方现代科学对以太、心理场等的现代表述有了嫁接的基础，为风水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性的可能。但笔者以为，这只能是现代意义的图解，而不是本原意义的风水。风水的气，主要是指源于土地（环境）的地气、生气，所以背离这一本意的科学附会，可以说都是非科学的、反历史的，这种态度和所谓现代化的努力并不可取。

第二节 一个和字贯穿风水

将天、地、人、神作为一个统一体，追求四者的和谐，是自古以来中国思想独具特色之处，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对人类社会最突出的贡献。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说法。《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天道》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运》言：“一盛一衰，文武经纶。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被称为“三才”。王符《潜夫论》“本训第三十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可见，一个“和”字，囊括了天地万象，其主体则是人。人要顺应天地之道，顺乎天理；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人的自我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那么，如何体现天、地、人的和谐呢？

第一是顺应天地大道的自然规律，不能违逆而自行其是。《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之道。”就是说，人不能违逆四季轮回的规律，违背就会生病惹出灾祸，顺从的话就会百病不生。

第二是依据天地之道，来规划制定人伦社会的规则纲纪，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中国人自古推崇“上以仰观天文，下以俯察地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周易·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周易·系辞下》又说：“古者庖牺（笔者注——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天也好，察地也好，都是要使人事顺应天地之道，以类万物之情，以象人伦之规。“法天象地”、“天纵圣哲”、“替天行道”、“天理良心”、“天诛地灭”等等成语，就生动体现了“天”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功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体现了中国人将天、地（人）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宇宙价值观、生灵观、伦理观与生态观。例如，《老子》即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晋代著名的风水大师管辂在《管氏地理指蒙》中也阐发了类似的观点：“人与天地并列为三，非天地无以见生成，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又说：“寻龙择术，天道必赖于人成”。稍后成书于唐代的《黄帝宅经》更进一步发挥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

进一步，是将人与天完全对应，天有的规制人也相应地具备，达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境界。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大骨节等等。这一思想，也反映在易经八卦中，为后世所不断演进。如八卦象征着天地间万物构成的八种基本形态：乾卦为天，坤卦为地，震卦为雷，巽卦为风，坎卦为水，离卦为火，艮卦为山，兑卦为泽。而相应地，人的四肢五官也与八卦对应：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早在西周就已萌芽，先秦诸子著作中已经多有论述，只是比较零散。到了东汉，大儒董仲舒在其名著《春秋繁露》一书中才加以系统化，认为天是万物之祖，具有人格意志、喜怒哀乐，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观念与概念。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成语则是到了宋代由张载首先使用的：“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遣人”（《正蒙·乾称》）。此后，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被风水学特别是理气派所发挥，不断走向追求天星精气、元运、卦气与方位吉凶等的层面。

第三是法天象地，效法天道规划营建地上的物事。上应天星、法天象地的观念，既可以看作是上述天人合一、天人顺应思想的自然延续与反映，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在规划、营建中的独立发挥、发展。其思想表述始于战国时期的伍子胥，他以法天象地的思想规划了今天的苏州城。

总之，将天道、地理、人伦及其相互作用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自古以来所有风水思想源流的源头。不管其中流派变化如何，风水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始终将天道、地道、人道的三者和谐统一作为其理论核心，由此也确立了中国风水的理论境界。

第三节 大地的有机循环决定风水兴衰

中国人自古以来头脑里对宇宙的看法，有一个非常突出、可取的地方，就是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有生命征候的活体，大地与人一样，都有经络、穴位。这一思想根源于阴阳两分、阴阳化生的观念。《易经》对此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生生之谓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等等，贯穿的都是生命、生气、生动、生机的意思。既然是生命体，就需要新陈代谢，就会有生命周期的兴衰轮回。这样的见解，到老子、庄子的时代已经非常发达了。比如，《老子·道德经下》五十二章有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里，以母子关系来比喻万物化生的道理。同是《老子·道德经下》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怎么理解呢？它说的是万物循环运动的道理——循环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功用。天下万物由“有”生成，而“有”则又是由“无”产生的。

《管子·水地》第三十九中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也。故曰：水，具材也。”又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并具体描述了人怀胎于羊水中，经历十月成形出生，便眼能看、耳能听、心能想，所以水聚积于玉中而表现出九种品德（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同样是将人等生命体的精、血、筋脉等之义来比喻大地山川。

中国当代著名的风水理论研究大家、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先生将“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循环观”作为中国古代建筑风水的基础理论体系，给予了高度重视。据他的研究概括，中国古代对于大自然的有机循环现象的认识，很早就有了观察和记载。到了明清更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明代的杨慎（公元1488~1559年），作为一位科举状元，对水汽循环原理却有深入的观察和阐述：“余谓，水由气而生，亦由气而减，今以气嘘物则得水，又以气吹水则干，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指出了水汽的蒸发作用，揭示了水与水汽的关系。而到了明末清初，更是出现了《日火下降，气上升图》（见载于《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一书）。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说法，认为此图“对太阳辐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作了形象化的生动表示，它说明了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说明水气上升，成云致雨，流湿地表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这种对自然有机活体及其循环现象的认识，全面反映在天与地，天与人，天、地、人、生之间的关系上。除了将天的运行规律与人事相对应外，就是把自然与人文都纳入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代谢系统。中国人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即是此观念的典型佐证。那么，这一思想对风水理论又产生了哪些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呢？

首先，风水学上明确了天运、地运与人运之间的关系，并将之作为核心内容来评断风水吉凶。正如《灵城精义》开宗明义点津所说的：“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天气动于上，而人为应之；人为动于下，而天气从之。”特别是到了宋明以后，风水理气宗兴盛，元运说大行天下。所谓大运、小运，以及处于旺气、生气、退气、死气的哪个阶段，尽管已经高度抽象化了，但可以视为天气、天运，地气、地运，人运、人为之气的一种自然移植，是上述有机循环观的自然反映。

其次，风水学中也较早地认识到水汽产生及上升、下降等运动的现象，并将之与风水“界水”、周密、关栏、不使风吹等要求和格局追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典型的莫过于《葬经》中的表述：“夫阴阳之气，噫而为气，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这里就说到了阴阳之气的升降运动，以及了解地气、水汽关系，对寻找“全气”之地，点准真穴的重要性。

再次，将大地如人体（经络）的思想引进风水理论之中，丰富和发展了风水的哲学辩证观。例如《宅经》中就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

《撼龙经》在描述中国风水的地理大势格局时这样表述：“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分肢擘脉纵横去，气血勾连逢水住。大为都邑帝王州，小为郡县君公侯。其次偏方小镇市，亦有富贵居其中。”将山脉、河流比喻为膀胱、大肠，通过气血相互勾连。

《青囊海角经》中也有类似的比喻：“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

宋代理气派人物蔡元定的代表作《发微论》“浮沉”篇中将地理察大地经络与医家号人体之脉相对应：“大抵地理家察脉与医家察脉无异。善医者察脉之阴阳两用药，善地理者察脉之沉浮而立穴，其理一也。”

风水中生死的概念极为普遍。《灵城精义》卷上：“龙穴有阴阳，砂水亦有阴阳；龙穴有生死，砂水亦有生死。”而旺相休囚死，也同样是表示事物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此外，风水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如龙脉的祖宗山、父母山，以及落脉结穴的“胎息”说，都直接借用人的父母、生育、怀胎等概念。《地理人子须知》专有一节“论龙父母胎息孕育”说得晓畅明白：“经曰：‘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是以认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卜氏云：‘问祖寻宗，岂可半途而止？’又云：‘胎息孕育，神变化于无穷。’是皆言龙之有祖宗、父母、胎息、孕育，然后始成穴也。”并对什么是胎、息、孕、育作了进一步解释，就是少祖山起伏延绵而来，在玄武山后的一节山星是父母山：“父母之下，落脉处，为胎；如禀受父母之血脉为胎也。其下束气处，为息；如母之怀胎养息也。再起星面，玄武顶为孕；如胎之男女，有头面形体也。融结穴处，为育；如子之成，出胎而育也。”

第四节 主客有序 朝迎有情

儒家学说重视的是人伦纲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位序。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遵其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万物才能得以孕育发达。具体到每个人，自然也必须首先明白自己的位置，各自承担分内的职责，不越位、不错位，正如《中庸》中所说的，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其次，做到“亲亲”、“孝弟”。《论语·学而第一》中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凡是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犯上作乱的几乎没有。君子专心“务本”，即做好本职本位的事，为人入世之道就掌握了。可见，孝悌是为人之仁的根本。孟子等历代诸圣贤大儒又都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义思想。例如，《孟子·离娄上》就阐述说，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做到孝顺、侍奉、顺从父母、兄长，并坚持不懈，善于调适，就达到了仁义智礼，还有乐。而真的做到了“亲其亲，长其长”，就是亲近父母，尊敬长辈，则天下太平。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正如上文所反复提到的，有一种将天、地、万物视作生命体的观念，所以有“地老天荒”的比喻，有毛主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不朽诗篇。既然是生命体，就必然表现出拟人化的一面，有着如人一样的情感活动，喜怒哀乐。所以，天地之情、万物之情，与人的感情之间也是相通的。中国自古以来源自《诗经》《楚辞》的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应用的比兴手法，往往象征天地万物人事，都是灌注了人的情感，沟通了天地之间的情意的。晋代著名文士陆机写有文论名篇《文赋》，其中就有：“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名句。

儒家关于孝悌、亲亲的仁义思想以及万物与人相感应的情义思想，自然也深刻地影响风水的理论建构，成为后世风水吉凶评断体系的重要指标。这一点具体而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客说，即风水穴是主，而四周拱卫的四象砂、水等是客、是仆，客要尊主，而不能犯主、冲主；二是有情说，即穴位与四周的砂、水构成的关系是和谐、有情的，砂要环抱，水要眷顾，一派顾盼有情、情意相洽的格局，如果犯主、无情，风水就是大凶。正如《灵城精义》卷上所说“认龙之气以势，认穴之气以情”。

首提主客说的是现存最古老的风水典籍《葬经》。《葬经》提出“天光发新，朝海拱辰。龙虎抱卫，主客相迎。四势朝明，五害不亲”的主张，要求主客有别、主客分明，像众星拱月一样，各有尊卑主次。如果主次不分，就不可能有好风水。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四象驯服：“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伏。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这里进一步生动地描述了墓穴四周卫护的四神砂要求：穴后玄武山形要低垂缓落，好像要接受入葬一般，如果不垂头就是拒绝受尸；穴场前的朱雀要舞动像迎接穴场，如果没有生气，姿态僵硬，就是背主；左边的青龙砂龙身也要温顺蜿蜒，龙尾龙头都要低伏，如果高昂起来，表明其嫉妒主人；右边的白虎砂更要驯服，如果作蹲踞状，表明有衔尸之心。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上述儒家的亲亲、中和、孝悌学说的直接反映。

明代风水名篇《葬经翼》的作者，一代名医缪希雍，更是将中医的经络学说和人情对应于风水研究中，广有心得。比如，他认为，穴场四周的砂山、水系要“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于穴有情，于主不欺，斯尽拱卫之道矣”。有情的表现，除环抱外，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不欺主，不逼压穴位，也不斜走反窜。不逼压，即指靠近穴位的四围砂山不能过高、过近，如迫在眼前、压在胸前。我们常常听说某大厦比隔壁某大楼高过一头，大楼风水始终不好的说法，就是风水上“不逼压”观念的一种反映。有情与否还与向、背有关。“面来必有情而长，背则无情而短”。正面相向表示是有情且长久的，而背对则是无情且短暂的。这种说法跟生活中背对着人说话显得无礼无情的道理完全一样。

与有情相关的一个关键词是“朝迎”，要求砂、水要朝揖、迎护穴场。宋代风水理气派代表作《催官篇》中，与朝迎相关的词汇俯拾即是，如“四神八将俱朝迎，紫绶金章在前列”，“水朝局备家资实”，“龙行起伏向阳朝”，“砂朝水揖外孙贵，半子廊庙为官清”，“催官之水唯三阳，水朝砂秀官爵强”，“水朝砂秀登科早”，“正面特朝方为美”等等。总之，朝迎体现的也是主从尊卑关系的要求。

人伦纲纪的观念还突出反映在阳宅风水原理中，典型的是对阳宅内形和外形的吉凶评断。例如，在阳宅外形吉凶评断上，特别忌讳被道路、屋脊、桥梁等冲射；在外形高低关系上，要求前低后高，而不能前高后低，如清代的名著《阳宅十书》就罗列出各种吉或凶的情况，比如：

“凡宅，前低后高，世出英豪。前高后低，长幼昏迷。”

“凡宅，或水路桥梁四面交冲者，使子孙怯弱，主不吉利。”

“凡宅，门前不许人家屋箭来射，主出子孙忤逆不孝。”

“大树当门，主招天瘟。墙头冲门，常被人论。交路夹门，人口不存。众路相冲，家无老翁。门被水射，家散人哑。神社对门，常病时瘟。”

这些不吉的情形其实深层面反映的是对主人的冒犯、忤逆，所以风水当趋避。

至于宅内形吉凶评断，主要表现在对建造房屋的先后次序有讲究：“造屋从来有次第，先内及外起自堂。若还造门堂不造，屋未成时要分张。堂屋终须不结果，少年寡妇受惶。若还造厅堂不造，客胜主人招官防。中堂无主失中馈，钱财耗散有祸殃。先造两廊不造堂，儿孙争斗不可当。”（《阳宅十书》）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么两句话：“客胜主人招官防”，“中堂无主失中馈”，讲的都是要有中心，要尊重主人。

梳理总结《阳宅十书》中所列举的48类宅内形风水吉凶的不同情状，可以发现，都体现了一种周正、端严、主次相宜等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观。凡形状不端正、不圆满的，奇形怪状的，犄角冲射的，正房堂屋与两旁前后小屋比例失调、高低失据的，均为不吉利的风水。可以说，中国风水学说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及其美学观在社会生活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