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全真道

中国风水发源于何时，似乎已难以确证。因为，风水作为实用性方技，伴随着中国上古以来人们对营建宫城，选择葬地，安置宅居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和完善。而文献中关于风水术及其人物事迹的记述，则要远远晚于风水实务活动。因此，我们说风水的发展史，更多的是从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之后追溯起，从风水书籍和风水人物的事迹中找寻和勾画其流变轨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历代官修的大型史志类和子集类文献，对于风水典籍的记述，本身也不能完全反映那一时代的风水学说和实践原貌，更不用说全貌了。这是因为，尽管风水术远在商周时代就有专门的官员掌持，历朝历代国师、大学问家莫有不了解和精通的，但文献伪托、讹传、杂烩较多，真正能梳理出有准确道统传承关系的较少。最典型的如现存最早的风水开源之作《葬经》，据称是晋代风水名家郭璞的作品，实际上却应是唐宋前后经后人辑汇而成。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影响我们对风水发展简史的粗线条的勾勒。

第一节 秦汉：堪舆初兴

风水与诸如相面、命理一类的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一样，远可追溯到商周先民，到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到汉末魏晋时期基本成形。这一时期关于八卦、阴阳、五行、干支、纳甲、五色、四灵、八方、地脉、三条四列地理大势、天象等的基本学说得到了发展和弘扬，到了一个集大成的阶段。当时，占星、占候、相地、卜宅活动已经非常普遍和兴盛，学说和门派众多。对此，《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比如，《史记·蒙恬列传》中首次记载了地脉的概念，为后世龙脉、地气之说之肇端。《史记·淮阴侯传》中记载了相面术的故事。《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当时众多风水门派各行其是的现象：“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这里已经出现了后世对风水专称的“堪舆”两字。但在汉代，堪舆一词还不专指风水勘验活动，其外延和内涵都要比现在更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堪舆的解释：“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是天地之道的统称。

汉代，在风水的具体应用方法中，“图宅术”是最有名的一种，而与风水定方位相关的整合了星宿等内容的工具六壬式盘，则成为后世罗盘的肇始。该盘由上下两盘构成。天盘为圆形，地盘为方形，象征天圆地方。天盘正中标北斗七星，外圈是二十八星宿名，内圈是一到十二月的月将。地盘内层是八干四维，第二层是十二地支，第三层也即最外层也标有二十八星宿名，但是与天盘二十八星宿名位置错开的。

关于图宅术，我们可以从一些汉代时人的著述中窥见一二。如，王充《论衡·诘术》篇记述说：“《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又说，“《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火也；征火，北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宜有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从王充为批驳图宅术而引证的情况看，汉代的图宅术，以定向论宅宜否，而依据是五行生克原理及“五音姓利”之说，即按照宫、商、角、征、羽五音，分布于五个方位；宅主的姓按其五声，看其五行属性；再按五行生克原理，看适合的坐与向。如，唐姓属征音，而征五行属火，按五行生克原理，木生火，火克金，而木在东方，金在西方，所以，姓唐的家主住宅的门应当向东，不宜向西。

目前汉代的风水典籍均已散佚，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还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如在其目录中术数的“五行类”和“形法类”分别列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据考证，这两本书均是讲“风水方位之说”的。其中，《堪舆金匮》属五行类，至于《宫宅地形》，据推测可能是一本论述城郭都邑及房舍选址规划的风水之作。《汉书·艺文志》中很清楚地说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可见，汉代营建宫殿和一般百姓的房舍，都讲求对形法大势的考察，形法不仅相地，而且也相人、相物、相畜等，是一门综合技艺。

从汉代留存下来的非风水专著，如前文引证的《史记》《论衡》《汉书·艺文志》《淮南子》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汉代相地、相面、择日、镇府、葬地、太岁禁忌等的兴起或萌芽。

第二节 魏晋：见容于正统

魏晋时期是中国风水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成形期，不仅有了比较系统的关于风水理论的总结，而且涌现了像管辂、郭璞等一批在相地、卜葬、占断等方面广有盛名的名家，并且他们的传奇故事记入了《晋史》等正史中。可见，风水在魏晋时期成为士大夫广博学问的一部分且为正统道学和皇室宫廷所接受。

管辂是三国时魏国人，当时著名的术士，精通易理、占相之法，并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相地理论（后世到晚唐时期有人伪托其名，著有《管氏地理指蒙》一书），《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有《管辂传》记载他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兽”理论评断阴宅吉凶以及卜断星象人事的事迹。比如，有一次他经过魏时名将毋丘俭墓地时，情不自禁“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

较管辂稍晚一些的郭璞，在当时的名声比管氏还要了得。《晋书·郭璞传》《南史》《世说》《浙江通志》等史籍记载了他许多卜占相地的传奇性故事。比如，郭璞曾为其母亲选择一处墓地，离水只有百步来远。时人都认为水源如此之近，会淹侵墓地，非常不吉。但郭胸有成竹，预言水会退去。后来果然沙土毕现，墓地四周几十里都变成了桑田，大家纷纷称奇。又如，《世说·术解篇》记述到，晋明帝很想知道葬坟是怎么一回事，听说郭璞正在给人看坟，于是悄悄而往，问坟主为什么要葬到龙角上，这样的葬法是要惹来灭族之祸的。坟主回答，郭璞来看过说这是葬在龙耳上，不出三年将招引天子。明帝赶忙问：“是葬后可出天子吗?” 主人回答：“非出天子，但能引天子来问。”再如《浙江通志》记载说，郭璞曾为温州城选址。初始郭本想在江北选址，但取土称后，发现土质地较轻，于是过江登上西北一座山峰（此山后来被称为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于是就确定了该处为城址。后世相土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称土”一说，可见历史流传之久远。郭氏还有其他许多风水传奇，也正因为如此，他当之无愧地被尊为风水祖师爷。虽然郭氏大名鼎鼎，但其风水方面的著作却没有传世。后来影响巨大的《葬经》以郭璞名义行世，仍很说明其在后人中的地位与影响。

《葬经》作为中国风水开源性典籍，尽管是唐宋时期的作品，但其中不少表述都源于汉、魏晋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凸现了葬法风水的核心是“乘生气”；入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遗体能受荫而感应给后人；《葬经》提出了风水的“定义”，成为后世引用概率最高的一句话：“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有所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经》还对风水的“形势说”做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表述，即形要依势，势来形止，方能入葬；《葬经》对我们熟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也做了经典的表述，为后世所遵从。

魏晋时期风水理论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道、佛、儒的融合，特别是道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体系，把易经、卜卦、清修视为其内容，这与风水追求理想环境、美地大地的思想颇为合拍。历代道家都有关于风水学的研习传统。如《道藏》《道藏举要》等道家典籍中，不少是风水类书籍。至于佛、儒，也理同一致，他们共同推动了风水之学的成熟并上升为文人为学问道的一个佐资。

第三节 隋唐 ：脉络清晰的师承道统

中国风水发展到唐宋，正式迈入了成熟期，标志是风水理论的成熟和脉络清晰的师承道统的形成。一大批风水经典名作出现并广为传播，影响了其后千年的风水学说和致用于世的面貌。

隋唐时期，风水书籍已大量涌现，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几十种，《隋书·经籍志三》中就记载了13种风水书，如《五姓墓图》《五音相墓书》等，由此也可以看出，隋唐之初，风水理论和流派还处于演化蜕变的前夜，还受五音姓利理论的影响，这一影响直到宋代还有遗韵。此时形法派、理气派的分野及理论还没有确立。唐中后期到宋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理论上臻于成熟和完善的典籍大量出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就列出了15种风水书，其中，就有著名的《葬经》等。而到了宋代，《宋史·艺文志》中更记录了多达51种风水书。

唐代时，正史有传或提及的风水大师有几十人，如李淳风、袁天罡、一行禅师、丘延翰等人，而世传风水祖师爷级的人物是杨筠松。杨在正史中虽无传，但其人在风水流派的创建和传承中却有着始祖的地位。

杨筠松，名益，字叔茂，自称救贫先生，为唐僖宗时朝人。虽唐史无传，但是《宋史·艺文志》却有提及，称其为杨救贫。据考证，杨氏为唐窦州人（今广东信宜县），在唐僖宗时被封为国师，官拜金紫光禄大夫，专职司管灵台地理之事。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杨氏从宫中获得秘籍禁术逃到赣州宁都怀德乡（在今江西）。他在赣州将所习之术传给了同里人廖三，廖又传给其子，复传给其婿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再传给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检使永锡。杨氏由此创立了风水的峦头派，也叫形法派，主要强调的是山（龙）脉的形势，龙、砂、水、穴都以形势为主要评断依据，而不以方位为宗的。后世以其名的作品有《撼龙经》《疑龙经》《天玉经》《青囊奥语》《青囊序》《都天宝照经》等。纪晓岚任总纂官的《四库全书提要》中对此也没能厘清。倒是清代人丁芮朴在《风水祛惑》中分析认为，只有“三龙经”即《撼龙经》《疑龙经》《天玉经》是杨氏的真正的作品，其他都是伪托。

《撼龙经》是杨氏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他在此书中将天下大势以天地之骨骼、人之背脊项梁为比喻，描绘了华夏神州大地整体的山脉走势，提出了峦头派的评价理论体系，并具体分析了九种形态的山脉走势与落脉立穴的要领。《撼龙经》在辨析龙脉时，特别提出了星峰对应的理论，不仅要看星辰下照对应的情形，还要辨析山龙的精气神。同时，不仅高处以星峰论龙，低处也有真龙，即要平地两旁寻水势，“两水夹处是真龙”。在理论构建上，《撼龙经》将中国自古上应北斗七星，外加天皇、紫微两星共九星的观念，完整地借用到风水形势的分析中，将山脉形势分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分别描述了九星的典型形态和吉凶对应，为后世形势派（峦头派）的风水理论奠定了评价术语体系。

在唐代，还有一部风水典籍在风水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这就是《宅经》（又叫《黄帝宅经》）。它被清代著名的大学士纪晓岚称为是“在术数之中犹最近古者”。据考证，原本《宅经》并没有伪称黄帝之名，是后世方技术士为了便于传播才托借了黄帝的名义，其成书的年代大致在唐代早期。《宅经》是现存最古老的阳宅风水书，它提出了系统的阳宅风水吉凶评断的评价体系，比如，提出“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理论；以阴阳交合理论将阳宅按辰南、戌北划出一条分界线而分为阳宅和阴宅两种；提出了四种论宅善恶吉凶的评断指标——以阴阳是否和合论吉凶，以宅形格局大小论吉凶，提出了著名的五实五虚说，以旺衰择日禁忌论吉凶，以及以修建房屋的先后次序和内在结构形制论吉凶，等等。《宅经》还按二十四路方位，分阴宅和阳宅两类详细解说了各个方位建筑高低、大小规制的要求。

唐代形法派著名作品还有卜应天的《雪心赋》等。《雪心赋》以赋的形式，详论山水气脉之法，龙虎砂穴等审度之道，颇有心得。全篇约分十八节，分论山水本源、气脉分合、五星转换、水法、龙脉行度、龙穴真假、龙虎、葬法、克择、仙迹祖坟、后龙、水口、高山平地罗城、砂水不拘方位、龙身贵气、形穴、通论山水、阳宅，最后一节为补论，可谓面面俱到，剥研究里，深入本心，而又文辞优美，被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试可评价为“词理明快，便后学之观览，引人渐入佳境。”尽管此篇未见收录进《唐书·艺文志》及后世诸官修志书中，但却为历代风水学家特别是形法派所尊崇，被誉为是中国风水学中的名篇巨制。

第四节 宋元：登上名士案头

宋代，风水的流脉传承更为勃兴。随着宋代理气之风的兴起，风水两大派别形法派和理气派也基本脉络分明，各有所钟，两大派别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风水大师。曾文迪、谢子逸等人承继了杨筠松的形法派传统，而王、赖文俊等人，以方位、八卦、星象理气为核心，善用罗盘，由此成为了理气派的鼻祖，赖更著有《催官篇》，名重一时。

赖文俊，字太素，处州人。曾经在福建建阳作官，偏好风水相地之术，以致弃官周游天下，自号布衣子，时人又称其赖布衣。赖氏是风水理气派即福建派的重要鼻祖之一，对理气八卦方位罗盘等的理论和应用建树颇多。纪晓岚总撰《四库全书》收录了赖布衣《催官篇》二卷，并加以评述，认为：该书分龙、穴、砂、水四篇，各论催官之道，“龙以二十四山分阴阳，以震、庚、亥为三吉，巽、辛、艮、丙、兑、丁为六秀，而著其变换受穴吉凶之应。穴仍以龙为主，而受气有挨左挨右之异。砂、水几篇尤以方位为断。”关于风水方位分“三吉六秀”的说法，并以此为主要理论核心加以详细阐述，在传世风水理论典籍中，《催官篇》是最早的。

在“论穴”一节中，虽然它仍以龙为主，但加入了方位的吉凶判断，同时又有关于接受生气挨左、挨右的理论。由于强调八卦及其方位的作用，以及五行生克制化，并加以演绎，所以，纪晓岚认为，其说多有“悬解”。比如，寅甲方（即在东方）两个方位的山势容易出疯子和跛足的人，其根据是，因为东方是震卦，属木，木气重而生风,而且，又跟天上二十八星宿同属东方的尾星和箕星对应，而这两个星宿也喜欢风；震卦在人体上对应属脚，脚部受风过多容易生病，由此推论多出病跛之人。同样的道理，“丙方上应星马，故有蚕丝之祥。丁方上应寿星，故多寿考之兆。兑龙辰水，辰有金杀，兑为口舌，为毁折，故主阙唇露齿。又辰酉逢合，土塞金声，故主重舌含糊。”显然，这种推论有主观机械主义的痕迹，有不少虚妄的成分。尽管如此，其理论又符合阴阳八卦五行理论，因此，连纪晓岚也不得不承认说“而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能言之成理。”

除《催官篇》外，宋代留存下来的重要风水著作还有《茔原总录》。该书是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任司天监保章正官职的杨惟德撰写并呈送宋真宗的关于葬法的专著。内容庞杂丰富，记载了包括五音姓利、择日禁忌、镇符、遁甲、贯鱼等各种方法。

至宋代，风水登上了文人墨客的案头，为当时名士所看重。就连朱熹这样的大儒，也对风水颇有研究，在《朱子全书》中就有“卜居”“山陵议状”等条目。他虽然反对当时还颇有市场的五音姓利法，但并不反对择葬，《山陵议状》中有不少对风水葬地的记述。朱子四十岁时，其母去世，朱熹还在福建建阳为其母选择了一块上好墓地，第二年才将母亲入葬并与早逝的父亲遗骨合葬一处。据后人分析，朱子为其母祝氏选择的墓地，“龙自高山脱脉，穿田起为平冈，又逶迤数节为湖田，双脉合而为穴，穴据湖水，本身前起高阜，为太阴文星之案。外洋暗拱，左右映带，得水藏风之美地也。文公子朱在、孙朱皆官侍郎，科第不替。”

到了元代，因朝代和文化更迭，被认为是风水文化的一个低潮期，其实不然。尽管文人记载和研究留存较少，但民间对风水的看重始终没有削弱，甚至在皇帝的高级幕僚中，风水营建也成为重要的观念，这种观念并对元朝皇帝也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朝定都北京城时，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影响。北京城的营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完全按易经八卦的原理布局，而在选址上，则突出显示了风水关于上应天星、大势开合、层层拱卫的帝王格局。

第五节 明清：集前代之大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风水学说与实践活动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集大成的一个时期，留传下来的风水名著蔚为大观，而风水大师级人物也彪炳列阵。譬如，帮助朱元璋成就霸业的大谋士刘伯温就非常精通风水，著有《披肝露胆》《堪舆漫兴》《地学心传》《佐玄直指》《青囊天机奥语序》等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由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为廖的后裔）等人选定，成为其后明十三陵的肇始。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风水之学同样也是一门显示自己博学多识的显学。如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就根据风水原理自选墓地，被当地人称为“仙虾八斗”。清代著名的人士魏源在主张面向西方学西夷之长技的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风水信奉者。他在江苏作官时，在镇江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不惜千里迢迢、费事费力将在湖南已安葬多年的父母的遗骸迁葬过去。而在明清的文人笔记小说、杂记乃至《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中，都能找到风水师和风水活动的事例。

明清时代的风水著述有几个特点：一是汇辑、注释前人的风水名作而集大成，如徐继善、徐继述兄弟辑著的《地理人子须知》三十九卷，参考入列前人风水书籍百余种；二是分论风水流派的著作，如专论形势派（峦头派）和理气派的专著；三是细分某一类型和风水应用方面的著述，如关于水龙的有蒋平阶（蒋大鸿）《水龙经》，专论阳宅的《八宅明镜》《阳宅十书》，专论山法的叶九升《山法大全》，专论罗盘应用的王道亨《罗经透解》，等等。

明清代的著名风水大师与名著作者有幕讲僧、徐继善、徐继述、缪希雍、董遇元、徐之谟（徐试可）、王肯堂、蒋大鸿、赵九峰、叶九升等。

徐继善、徐继述是孪生兄弟，是宋太师忠愍公裔、理学家秋谷的八世孙。两兄弟年少时父亲早丧，家道中落，为葬父而研习风水形法之学，而后一发不可收，游历了燕、齐、吴、越、楚、闽等地，多方遍访名师多达数十人，以三、四十年阅历经验著成《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后称《地理人子须知》）一书，一时名倾朝野，当时的士大夫多雅好其书。该著按乾、坎至兑八卦顺序分册，详述龙、砂、水、穴诸法，可谓详备深入。

缪希雍是明代常熟人，著有名篇《葬经翼》。他是名重一时的名医，《明史》在记叙《李时珍传》中特地提到，“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缪氏行医之余对风水学理情有独钟，并将中医之道应用其中，把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流程移植到寻龙捉脉点穴上，进一步强化了风水学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同时，也体现了风水与其他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同一源流的事实。《葬经翼》用十二个篇章，分论原势、察形、怪穴、穴病、峡论、分龙、四兽砂水、明堂、余气、水口、望气、葬旨。就《葬经翼》整体而言，虽也论气，但偏形势更多。实际上，自明以后，理气派中也谈形势，形法峦头派也论辨气八卦之法。《葬经翼》可看作是两派融合的一个佐证。

蒋大鸿是一个对风水理论和应用均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蒋为明代晚期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左右（一说为1616年），少年时曾追随名士陈子龙，后到福建追随明唐王朱聿键，任御史。1646年福建被清兵所破，服毒殉国。他除了纂述、辑注了大量风水经典作品如《地理辨正》《平砂玉尺辨伪》《归厚录》《阳宅指南》《水龙经》外，还改造了繁琐的罗盘，将原有地盘、人盘、天盘合一的三合盘，改造成只保留地盘的三元盘（又被后人称为蒋盘），极大地便利了罗盘的应用。他还是风水理气派之三元玄空派的宗师，所传弟子甚众。

《水龙经》为蒋大鸿所辑注，是明代专论水龙的代表作。其一大特点是对平原地带无山、无城可傍情况下如何正确看待和应用水龙的理论阐述，高度概括了平洋之地，将水系视为山龙的原理移植法。该书每卷前都有总论或统论，先予以理论概述，后再附有精细的图示说明，可谓图文对应，各得其宜。

其他清代形法派中颇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赵九峰的《地理五诀》、叶九升的《山法大全》等。

《八宅明镜》是明清时代流传和应用最广的一部阳宅风水典籍，该书为明代箬冠道人编著。箬冠道人姓名和生卒年月均不详，从该书序中推断此书著者为明末清初之人。书中提出了全新且自成体系的东四命、西四命，对应东四宅、西四宅（故称八宅），并配以三元法、大游年法、翻卦的一整套完整理论，是理气风水八宅派的代表作。

《阳宅十书》内容广泛而显得有些庞杂。该书分十个篇章，分别介绍了阳宅风水理论和实际应用中的问题，既有阳宅理论如福元法、大游年法、东四宅西四宅法，以及卦例、星命、择日、镇符等的具体介绍，又涉及到阳宅营建元素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突出优点是以图示形式，重点介绍了宅内形和宅外形的各种吉凶情况，可谓一目了然。

清代，阳宅风水大盛，有关这一方面的书籍也是多不胜举，除上述两书外，还有《阳宅三要》《阳宅爱众篇》《相宅经纂》《阳宅会心集》《阴阳二宅全书》《鲁班经》等。

据考证，风水理念和风水术最晚在唐代就已经走出国门，传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并在之后对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到清，风水术因传教士来华逐渐传入西方主流社会乃至学术界。“风水”一词与“中国功夫”等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英国两院院士李约瑟曾说，不了解风水，就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问题凸显的今天，中国的风水思想和理论体系更是重新得到了西方学界的重视。中国的风水正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

第六节 风水，从西方又回到东方

改革开放之后，风水与其他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以及科学思想，逐步开始打破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坚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勃兴，绝大多数原先被禁锢的思想和研究禁区都已经解脱了束缚的枷锁。但风水的命运却颇坎坷。我当年师从北大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景观设计、规划和东方文化生态（风水学）研究专家于希贤先生，从先生处得到一本国外著名学者尹弘基关于风水的著述，因当时政策环境原因不得出版，只好半途辍译。近十年，由于现实的需求，特别是在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地产开发、城镇保护与建设中，出现了大量因不重视地方文脉继承和天、地、人相协调的思想、行为，导致规划、设计、建设与保护等方面的败笔，引起了历史文化、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建筑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呼吁，有关的研究和著述多了起来，这一被动的情况才有所改观。

1986年，一位外国学者的到来，为中国风水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大门，同时，也复苏了大陆学界对风水研究的意识。他即是上文提到的“国外著名的风水研究学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高级讲师尹弘基博士。尹弘基是韩国人，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大师索尔（C.O.Sauer）和民俗社会学系的Wolfram Eberbard教授，1976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韩国堪舆研究》（古代风水也称堪舆），并在国际知名的杂志发表多篇研究风水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尹弘基于1986年通过北大于希贤先生的推荐，到中国研究考察，以此求证他的一个论断：风水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选址。

这时，国内学界开始把“风水”一词作为文献检索的主题词，发现到中国的传教士、国外的学者对传播、研究中国风水思想，早有历史，并成果卓著。

中国风水思想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代早期传入朝鲜半岛的。在韩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有关风水内容的记载，最有名的是关于李太祖和汉阳（汉城）的风水故事。高丽时代（公元918年~1392年），朝鲜定都松岳（即今日的开城）。李成桂（李太祖）推翻高丽政权后，创建李朝（公元1392年~1910年），时有僧人建议定都汉阳（即汉城，今首尔），认为汉阳地理环境完全符合风水的理想模式。李太祖最终采纳了僧人的建议，迁都汉阳。

风水传入日本的时间，通常认为也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由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带入日本的。也有学者认为，风水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的。日本学者渡边欣雄认为，风水在东亚传播，“邻邦诸国以韩国为开始”。风水传入日本后，最初影响了城镇和庙宇的营建、布局，之后迅速流行于其他建筑以及庶民生活之中。在日本，风水更多地被称为“家相”。日本平安时代前半期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年~898年），藤原佐世编著的《日本见在书目录》，在“五行家类”中，收录了来自中国的《青乌子》《黄帝龙首经》等几部风水典籍。到江户时代开始出版日本作者的著述，最著名的如松蒲东机的《家相大全》、益蒲银鹤的《相家》等。近现代，日本最早的风水研究书籍是村山智顺德的《朝鲜的风水》，涉古镇明1991年在日刊《人文地理》43卷上发表《风水地理学说对李朝邑集落的影响》，将朝鲜半岛李氏朝鲜时代331个现存的村落进行分类研究，划分出7种选址类型。结论是，其中70%村落选址在“背山临水”、“藏风得水”的地带，符合典型的风水格局。其他较有影响的著述还有渡边欣雄的《风水思想与东亚》，三蒲国雄、毛纲毅旷合著的《风水与城市形象》，冈本著《配合阳宅学的间隔设计》等。1989年日本还成立了全国风水研究者会议，目的是统筹有关的风水研究，协调相关领域研究，收集世界上相关研究信息，创立“东方压倒西方”理论等。

在东南亚诸国，风水的思想也深深浸染在商界、民间乃至政界人士中，成为一种趋吉避凶、追求环境吉祥美好的民俗文化。

在新加坡，风水被广为重视。位于新加坡特罗·布兰奇东道边的观音堂庙，就是一处将中式寺庙营建与风水要求完美结合的典型的胜地。该庙始建于1886年，正面面海，前可收低地之阳气，后三面环山，呈“坐山望海之势”。新加坡另一著名的宗教建筑玉皇殿，内有一石碑，记述了选址过程：“爰思作庙，卜基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岳峙，绕绿送青，胜地也。”这种做法，与中国方志中记述地方、家族选址、营建之事是一样的。今天，新加坡的许多宾馆、建筑都按照当地或外请的风水师意见设计或调整改造。据称，新加坡著名的海德饭店，就多次延请著名的风水师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酒店接待处进行改造。

在马来西亚港口城市槟城，有一座中式寺庙极乐寺，就是按照中国的风水模式选址的，“其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极乐寺所在的小山有仙鹤飞升之感。”此外，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布鲁梅塔和马来西亚联合工业公司等，均是按风水模式设计的，其目的是使该地区的建筑风格、景观、环境，能达到协调、平衡的效果。

至于西方对中国风水的研究、介绍，可以追溯到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公元1552年~1610年）来华。1582年他被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教，对推介、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在《中国传教史》一书中，记述了中国风水师的活动：“地理师根据山陵、河流、地理位置来预知吉凶。看风水，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新奇的。风水师认为风水能决定一家人的健康、财运、功名成就，及一地祸福。”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记述了关于中国风水的见闻，并对风水的哲学背景作了评论，“根据中国人的理论，整个物质世界——人、动物以及混合体——都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中国儒教学说“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个连续体（corpus contin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及四元素（指西方传统观念中承袭自古希腊的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其后，19世纪随着传教士更多地来到中国内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涌现了如德国传教士艾德（公元1838年~1908年）所撰《风水——中国自然科学的萌芽》（1873年香港出版），以及英国传教士伊特尔（Ernest J. Eitel）所著《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1883年伦敦出版）等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著。他们力图用西方的科学思想，反观中国风水的合理元素，打开了理解并模式化风水科学与哲学（文化）内核的新路子。

艾德在其书中写道：“什么是风水？这个问题总是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当人们买块地，建一座房子，推倒一座墙，或升一根旗杆，住在通商口岸的居民遇到数不清的困难……当香港政府开建道路，也就是著名的通向幸福谷的索道，当地宗族陷入了可怕的恐罹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的龙脉。当许多参与道路修建的工程师死于香港热病时，许多外国人因为瘴气而不得不舍弃建于幸福谷的住房时，中国人胜利地宣称，这部分是风水的公正判决。”

伊特尔在书中则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他在分析中国风水理论的自然哲学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从“理”、“数”、“气”、“形”四个层面，把风水归结为“自然的法则”（The Laws of Nature）、“自然的数值比”(The Numerical Proportions of Nature)、“自然的气息”(The Breath of Nature)、“自然的外形”(The Forms and Outlines of Nature)四个命题构成的体系。他经过研究分析认识到，中国人的风水观里，世界万物是相互作用的，人也不能超乎其外，他生存中的任何活动都要吻合于自然，因而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下生活，建筑活动要利于自然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风水认为，环境的平衡又不是静止不变的，在通盘考虑周围环境的前提下，仍可以人为改造环境，使之与人类共同达到新的平衡。他剥离了风水的迷信外衣，认为，风水这一古老的中国自然科学，有着有机整体的自然观，物质世界不是处于万物彼此无关的静止结构中，而是“呼吸着的生命机体”，包括人在内的各个环节，是相互作用的。可以说，伊特尔的研究，提升了风水的科学理性，在当时乃至今天，其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现当代研究中国风水的大科学家当推中国古代科技史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李约瑟博士。他关于风水的定义“风水是调节人与宇宙和谐之气场的一种方术”为国内学者所推崇。他指出，风水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布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到说明。”

1984年，托德夫妇出版了《生态学设计基础》一书，其中专列一节“风水世界观”，引述1982年《纽约太阳村会议》上，孙保罗（Paul Sun）的报告，其论述说：“风水世界观源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它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协调的方法，以便使居住者及其子孙能在其聚居处拥有平实的生活……风水确实含有深邃的智慧，使之完全成了对大自然谦卑、恭顺行为的指南。风水作为一种世界观，对一个稳定的文化提供并指示了一个普遍原则的解释。”据于希贤等学者的统计，截至1989年，现代国外关于风水的研究文献，韩文的有120种，日文有220种，中文有150种，欧美有250种。其中，以欧美的研究最多，且内容的科学水平更高。

在美国，中国风水思想最初是由华工于19世纪带去的。而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社会、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风水在美国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商界、政界开始流传普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看风水”在美国开始兴盛一时。许多地方，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往往取决于风水好坏。因此，房地产公司在购买地皮或建筑办公楼时，常需要高薪聘请懂风水的高人预看风水。一些社会名流、富商、政要、歌星、影星等，在购买宅院时，也常常要先请风水师看后再作决断。据报道，里根卸任后，他当年在电影圈内的一些好友，集体凑钱为他买下一栋住宅楼，就是请了香港的一位著名风水师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