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衰落
世界越来越危险，还是越来越安全？
2011年7月22日，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32岁挪威人在奥斯陆引爆了一枚炸弹，继而又在于特岛上向参加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开火。袭击共造成77人死亡，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惨剧。
在1651年的着作《利维坦》（Leviathan ）中，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了一个着名论断：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施法治，这样的暴行就会成为家常便饭。难道不是这样吗？“9·11”事件、奥斯威辛事件、卢旺达事件、科伦拜枪击案、胡德堡枪击案，这些不都是明证吗？我们时有耳闻的谋杀、强奸、虐待儿童事件，不都是这个观点的注解吗？还有人能一本正经地宣称暴力正在减少吗？事实上，这的确可能，也真有人这么做了——而且他们还有数据。
前不久，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就在832页的巨着《人性中善的天使：为什么暴力正在变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中，整理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如果我们总是过多关注单个事件，就会忽略长期趋势。布雷维克及其同类之所以能登上新闻头条，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了。
不过，事情并不是向来如此。以谋杀为例。利用英格兰旧日的法庭卷宗和县志，学者们计算出英格兰的谋杀率“以十倍、五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急剧下降。比如，在14世纪的牛津，每年每10万人中就发生110桩谋杀案，而在20世纪中叶的伦敦，每年每10万人中的谋杀案连1桩都不到了。”同样的规律在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及北欧的史料中都有体现。如果把时间进一步拉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在一次访谈中，平克告诉我：“纵观历史，所有类型的暴力致死事件都在下降。在国家出现之前，这类事件在每年每10万人中的发生率是500起左右；到中世纪是50起左右；再到今天，全球的平均数字是6～8起，欧洲大部分地区更是连1起都不到。”那么，和这些欧洲国家相比，带枪的美国人，还有美国那高居不下的凶杀率（目前是每年每10万人5起），又算怎么回事呢？根据平克的计算，2005年，死于国内凶杀和两场海外战争的美国人，加起来只占总死亡人数的0.8％。
说到战争，如果以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史前人类可要比国家出现后的人类残暴多了。平克告诉我：“平均而言，非国家社会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占到总人口的15％左右，而今天，战争死亡人数只占万分之几。”按照他的计算，即便是在杀人如麻的20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4,000万人也只占到60亿总人口的0.7％。即便算上和战争相关的致死因素，比如疾病、饥荒和种族屠杀，总死亡人数达到1.8亿，也只是全球人数的3％左右。
为什么暴力文化会“衰落”？霍布斯认为，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督能遏制人性中的“恶魔”，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过去几个世纪里还发生了一场由下而上的文明化运动。平克解释说：“有一个趋势在11、12世纪发端，并在17、18世纪趋于成熟。在这段时间里，欧洲人越来越懂得抑制自己的冲动，预料自身行为的长期后果，并开始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以往那种倾向复仇的荣誉文化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倾向情绪控制的尊严文化。文化的仲裁者向贵族阶层发出明确的指示，树立了新的行为典范，让他们得以与恶人和粗人拉开距离。这些典范接着又融入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进程中，最终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
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过一个令人难忘的说法，叫做“一万个善举”，它指的是人群中每发生一次敌对事件的同时发生的善行数目。和恶行相比，这些善行从不见诸报端，但正是它们体现了我们的第二天性，正是它们将我们黏合在了一起。借用林肯的滔滔雄辩，“这片广阔土地上每一颗跳动的心和每一个家庭”都通过“记忆的神秘琴弦”，被人性中善的天使再次拨响（摘自林肯1861年就职演说）。（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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