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探秘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证实：人类并非最佳的理财专家。
假设你的孩子需要立即支付两万美元学费，而获得现金的唯一方法是卖掉你持有的部分股票。幸运的是，你曾投资两万美元，以每股200美元的价格购进了100股Google股票，现在这只股票已经涨至每股500美元。卖掉一半Google股票就可以付清学费。当然，你也可以将多年前花4万美元买入、现已跌至2万美元的福特股票廉价卖出。在此情况下，你能算清出售股票和支付学费后获得的净利润吗？
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掉Google股票而保留福特股票，以期挽回损失。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人们为什么要抛出正在上涨的股票，却攥着那些已在下跌的股票不放呢？究其原因，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但是，这种心理模式却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决策过程中仍能保持高度的理性。
随着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兴起，理性经济人已然绝迹。因为这些新兴经济学已经证明，人类并非纯理性生物。1979年，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论文《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由此开辟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从那以后，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强的损失厌恶心理。当收益与损失的概率是一半对一半时，大部分人会选择放弃做一件事情。如果收益能够达到损失额度的两倍，自然又另当别论。这说明，人们在遭到损失时的痛苦程度比享受快乐时的兴奋程度要高。事实上，有时前者能达到后者的两倍。
现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深入到了大脑内部。为了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科学资料，我拜访了神经科学家罗素·波达瑞克（Russell A. Poldrack）和行为经济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R. Fox）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并亲自体验了一回磁共振扫描。在实验中，实验对象注视荧屏，对屏幕上正在放映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与此同时，磁共振仪每两秒钟扫描一次他的脑部，将大脑活动捕捉成像。研究人员将这些独立的图像依次排列，修正因头部动作产生的偏差；接下来，他们将所有数据编辑在一起，对大脑尺寸和形状之间的差异进行校正。这时，研究人员就能据此建立一个统计模型，显示在脑内对任务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那片脑区中磁共振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再将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加以统计分析，研究人员就能得到一些统计图，最终转化为表明大脑活动的彩色图片。
2007年1月26日，波达瑞克、福克斯和他们的同事萨布里娜·汤姆（Sabrina M. Tom）、克里斯托弗·崔普（Christopher Trep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的论文，公布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的成果。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对一个输赢概率各占50％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结果显示，当盈利概率上升时，中脑边缘和中脑皮层多巴胺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加；当损失概率上升时，对奖励敏感区域的活动就会减弱。有意思的是，损失感和盈利感都是由相同的脑结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负责的，前者关系到决策和了解奖惩机制，后者则涉及学习、动机和奖励。因此，人们损失厌恶程度各异的决定因素是：大脑中因为损失而被关闭的区域，比大脑中因为盈利被激活的区域大多少。
上述结果可能是由神经化学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意味着我们有些人天生就是高风险爱好者，有些人则是只能承受低风险的风险规避者——这又影响了他对金融世界的预期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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