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心理学
在积极心理学运动中，乐观主义如何战胜了现实主义？
从本性来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总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便事情一团糟时，也相信自己能够搞定。但有时候，我也会被乐观主义误导。我曾两次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与汽车相撞，重重地摔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这完全是因为曾上百次畅通无阻顺利转过这个街口拐角处的我乐观地相信汽车根本不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作家纳奇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将这种冲击力强、不可预知、极为罕见的事件称为“黑天鹅”（black swans）。如果时间足够，任何上升斜线都有陡然下滑的时候。
对调查记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来说，把自行车事故比作黑天鹅最恰当不过了。作为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她认为美国所发生的“黑天鹅”正是积极思考运动（positive-thinking movement）的结果。在她那本引人入胜、论述详尽的着作《光明面》（Bright-Sided ）中，她指出积极心理学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太平时期，那个时候经济繁荣、房价飞涨，热衷积极思考的巨头们抓住商机大肆捞金，理论心理学家则举着科学术语的幌子要求参与实践。
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着有《积极思考的力量》）、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着有《思考致富》）以及鼓吹“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当代“爱钱牧师”（pastorpreneurs）弗雷德里克·艾克伦考特（Frederick Eikerenkoetter，人称“尊敬的艾克”）、罗伯特·舒勒（Robert H. Schuller）和乔尔·奥斯廷（Joel Osteen）都算得上是积极思考的先驱者。他们说的话大都浅显而又费解、缺乏数据支持、充斥着奇闻轶事。但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令人尊敬的实验心理学家身上，例如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他几乎是凭借着个人的力量在学术界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中心（the 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网站将这一运动介绍为“对于能够使个人和团体蓬勃发展的力量和美德的科学研究”。埃伦赖希系统地解构并驳斥了积极心理学以及它所鼓吹的有益健康的效果。她认为积极心理学缺乏科学性，不仅证据空洞，统计显着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较差，即便有少量可能有利的发现，也通常被证明是不可重现的，或者与后来的研究矛盾。而且其中提到的相关性（例如幸福与健康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埃伦赖希指出，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对积极思考的信仰已经到了中毒的地步，不过她可以提供解药。
看一下塞利格曼的“幸福公式”（happiness equation）（物理学妒忌生活了！）：H＝S＋C＋V［幸福（Happiness）＝你设定的界限（your Set range）＋生活的境况（the Circumstances of your life）＋自发控制的因素（the factors under your Voluntary control）］。埃伦赖希认为，“如果你打算把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必须对H，V，S，C使用相同的测量单位”。她在采访中对塞利格曼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怒容满面，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是‘β权重’（beta weights），应该回家用谷歌搜索一下”。她的确这样做了，并发现“‘β权重’是回归方程（regression equation）中的预报因子系数，用于寻找变量间的统计相关性。但塞利格曼提出的是像E＝mc2 一样的普通方程，不是极度简化的回归分析，因此他不免会被问到一些最直接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H就是几个变量的简单相加，而没有更复杂的联系，例如它可能还包含像C×V之类的二级运算？”我们不知道，因此，这一公式也只不过是数学化的口号。
积极思考难道不比消极思考更好吗？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理当如此。但除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外，还有现实主义。埃伦赖希总结说，“人类智慧的进步在于：人类长期以来都力求以客观或者通用易懂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不为自己的主观情绪所左右。我们所谓的启蒙（enlightenment），以及对它坚持不懈的探索，其实就是一个逐渐明朗的理解过程：世界的展现过程有它自己内在的因果、概率、机遇等运算法则，人类情感并不在其考虑之列。”
情绪当然重要，但怀疑论的第一原则是不要愚弄自己。情绪——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有太多战胜理智的可能。可是，无论人们的感受如何，现实终究还是会击败幻想。（翻译 徐蔚）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