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雷布思顺便捎克拉克回家了。突然，她手机响了。
他们不得不掉转头返回牛门街，也就是爱丁堡市太平间。装货间旁边停着一辆白色货车，上面没挂任何标牌。雷布思将车紧挨着货车停下，然后领着克拉克进去了。值夜班的只有两名男子。一名40多岁的样子，脸上一副前科犯人的表情——至少雷布思这样觉得，穿着一身西装，领子处露出已褪色的蓝色纹身图案的一部分，雷布思看了好半天才勉强辨别出那图案可能是条蛇。另外一名男子很年轻，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笨笨的。
“我觉得你像是位诗人。”雷布思猜测道。
“我们都叫他拜伦勋爵。”年长一点的男子粗声粗气地说。
“我就是因为喜爱诗歌才有机会认得他的，”那名年轻的值班员告诉雷布思，“当时我在参加他昨天举办的朗诵会……”他看了一眼手表，“确切说是前天，”他纠正了一下，这就提醒雷布思当时已经过了午夜，“他当时穿着跟现在一模一样的衣服。”
“光凭长相很难断定那就是他。”克拉克插嘴道，故意唱反调。
年轻人也点头表示同意。“一模一样……头发，夹克，还有腰带……”
“他叫什么名字？”雷布思问。
“托多罗夫，亚历山大·托多罗夫。俄国人。我办公室有他写的一本书，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那应该还值几个钱。”另外一名值班员突然很感兴趣。
“你能把那本书拿来吗？”雷布思问。那个年轻人点点头，慢吞吞地朝门廊走去。雷布思仔细端详着那几排冷藏门，“他的尸体放在哪个门里面？”
“三号门。”值班员用膝关节叩了叩那扇门，门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没写名字。“我觉得拜伦勋爵说得没错——他还真有头脑。”
“他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
“几个月的样子。他真名叫克里斯·辛普森。”
克拉克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验尸什么时候能结束吗？”
“等一结束，病理医生就会回来。”
雷布思拿起一份当天的《新闻晚报》。“看这种报纸对心脏可不好，”值班员告诉他，“普雷斯利队长的乌纱帽丢了，选了名临时主教练。”
“克拉克最爱听这种消息了。”雷布思跟值班员说。他举起报纸，这样克拉克就能看到头版了。一名锡克教少年在皮尔里格公园遭到袭击，头发被剪掉了。
“幸亏不是我们这片的。”她说。三人一听到脚步声都转过身去，结果看到克里斯·辛普森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精装书。雷布思接过书，翻到封底，看到诗人不苟言笑的面孔。雷布思让克拉克也看了看，只见她耸了耸肩。
“看上去像是同一件皮夹克，”雷布思发表了看法，“不过他脖子上戴着项链之类的东西。”
“诵读会上他就戴着那个东西呢。”辛普森证实道。
“你们今晚带回来的那个人呢？”
“没戴项链——我扫了一眼。可能被小偷抢走了。”
“或许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托多罗夫在城里待多久了？”
“他是拿奖学金来这里的，好久没在俄国待着了——自称是个流浪者。”
雷布思翻看着那本书，诗集名是《阿斯塔波沃布鲁斯》，用英文写的，诗的题目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列奥尼德》以及《思想劳改营》等。“这些诗的题目都是什么意思啊？”他问辛普森。
“就是托尔斯泰去世的地方。”
另一名值班员一听咯咯笑了，“早跟你说过他一心想着托尔斯泰呢。”
雷布思把书递给克拉克，她翻到了扉页。托多罗夫在上面题了一行字，“亲爱的克里斯”“信守诺言吧，不管我做没做到”。“他这话什么意思？”她问。
“我曾说过自己想成为一名诗人。他告诉我，我能这么想已经算是一位诗人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自己虽然忠于了诗歌，却没能忠于俄国。”那个年轻人说完脸就红了。
“这本书原本放在哪里？”雷布思问道。
“苏格兰诗歌图书馆，就在修士门旁边。”
“有人和他住在一起吗？比如妻子，或者出版公司的人。”
辛普森说他不确定。“你们都知道他非常有名气。听说他都快获诺贝尔奖了。”
克拉克合上书本。“俄国领事馆应该可以帮咱们的忙。”她建议道。雷布思缓缓点点头。他们听到外面有辆车停了下来。
“总算来人了，”另一名值班员说，“最好去把实验室准备一下，拜伦勋爵。”
辛普森伸手去拿他的书，却看到克拉克朝他晃了晃那本书。
“辛普森先生，介不介意把书留给我啊？我保证不会把它放到eBay上。”
年轻的辛普森看上去有些犹豫，不过同事一劝说，他还是答应了。于是，克拉克把书塞进自己的外套口袋里。雷布思则将目光转向了外面的门，只见盖茨教授推门进来了，他的眼睛有些肿，身后跟着柯特医生——这两位病理医生经常合作，这让雷布思觉得他俩是一个团队。难以想象他们工作之余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啊，约翰。”盖茨说着，伸出手来。他的手和屋里一样冰冷。“夜越来越冷了。哦，克拉克探员也在这里啊，肯定很期待走出前辈的阴影吧。”
克拉克很受刺激，却没开口说话，毕竟在她看来辩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早就摆脱了雷布思的阴影。雷布思也微笑着和面色苍白的柯特握了个手。11个月以前，柯特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恐慌不已，因而憔悴了不少，尽管他已经彻底戒烟了。
“约翰，你好吗？”柯特问道。雷布思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应该由他来问，于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我猜是二号门，”盖茨说着，转向同事，“对不对？”
“事实上是三号，”克拉克告诉他，“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位俄国诗人。”
“不是托多罗夫吗？”柯特扬起眉毛，问道。克拉克给他看了看那本书，只见他眉毛扬得比先前更高了。
“医生，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诗歌爱好者。”雷布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这是在外交吗？”盖茨扑哧一笑，“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查看一下带毒的伞尖呢？”
“看上去他像被精神病人抢劫了，”雷布思解释道，“除非有什么毒药能让人的脸皮脱落。”
“坏死性筋膜炎就可以。”柯特咕哝着。
“化脓性链球菌也会这样，”盖茨补充说，“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包括我在内。”雷布思听出，盖茨说这句话时有些沮丧。
钝器击打——法医的判断非常准确。雷布思坐在起居室里抽着烟，连灯都懒得开。政府已经明令禁止在工作场所以及酒馆吸烟，如今正准备限制人们在家抽烟。雷布思想，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CD播放器里播放着约翰·亥特（John Hiatt）的专辑，音量调得很低，正在播放的曲子叫《举起每一块石头》（Lift Up Every Stone）。自雷布思在警局工作以来，别的什么事都没做成。但是，亥特却在用一块块石头砌墙，雷布思则躲在这面墙下偷窥周围那些黑乎乎的小东西。他想，假如歌词是一首诗的话，那位俄国诗人会如何描述自己的这一段生活呢。他们曾给俄国领事馆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连自动答录机都没有。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收工。验尸过程中西沃恩一直在打盹，惹得盖茨很是恼火。这都怨雷布思，是他让她一直待在办公室的，想激发她对悬案的兴趣。那些悬案让他很头疼，他希望它们能带给他一些温存的回忆。
雷布思把克拉克送回家，开车经过冷清的街道，到达马奇蒙特街，把车停在唯一的空车位上，这才回到自己在二层的公寓楼。当时天快亮了。起居室有一扇凸窗，那里摆着他的椅子，他曾下决心要把这里改造成卧室。沙发后面一直放着一套多余被褥，以备不时之需。他喝了一瓶威士忌——一瓶18年的高地猎场牌纯麦威士忌，上周末买的，如今瓶里只剩下一点了。香烟，酒水，再听点夜曲。这要是在以前的话，他肯定会很欣慰。但是，此时他想，等自己退休后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支撑他活下去呢？除了这些，他还有什么？
女儿在英国，和一名大学讲师同居了。
前妻搬去意大利住了。
酒馆。
他觉得自己退休后去开出租车不妥，也不该去为辩护律师做预审笔录，更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从头开始”——搬去西班牙的马贝拉、佛罗里达州，或者保加利亚。有些人则把养老金变成资产，专门给学生出租公寓——他认识一位探长就是靠这个，赚了一大笔钱。不过雷布思不屑于干那种麻烦事。他就会不停唠叨，嫌学生不是到处乱扔烟头把地毯烧个破洞，就是没及时清洗餐具等。
那就去参加体育锻炼吧？不。
他有什么爱好或消遣呢？他现在不正消遣吗？
“今晚有一丝伤感吧，约翰？”他大声问自己，然后咯咯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在为苏格兰伤感呢，在“发火奥运会”上一不留神与金牌擦肩而过。至少他没被再次扯上关系，进而沦落到最底层。他在回想一个名单——那些在打斗中有过激行为的罪犯。他们大多数都进了监狱，或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盖茨说过——“肯定有个狂暴的人。”
“或者有好几个狂暴的人。”柯特补充道。
确实，他们寻找的可能不止一名袭击者。受害人后脑勺遭到了重击，导致颅骨骨折。凶手用的可能是锤子、短棒或者棒球拍……或者任何类似的工具。雷布思猜受害人可能第一锤就没承受住。他很可能当时就被打昏了，对凶手构不成任何威胁了。那么凶手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打他的脸呢？据盖茨估计，一般的抢劫犯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只要掏空口袋就会跑掉。受害人手指上的戒指被盗了，左手腕上还有一道印迹，表明案发时他戴着手表。脖颈背后有轻微的伤痕，表明他戴的项链可能被扯断了。
“现场什么线索都没留下吗？”柯特问着，伸手去拿胸部切割刀。
雷布思摇了摇头。
假如受害人当时力争反抗……或许他按压次数太多了。或者存在种族问题，受害人的口音泄露了他的身份呢？
“受害人临死前美美地吃了一顿，”盖茨终于开口了，一边开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吃了明虾，还喝了贮陈啤酒。柯特医生，你觉得他有没有喝白兰地或者威士忌？”
“显然喝过。”
验尸继续进行着，克拉克努力保持清醒，雷布思则坐在她身旁，看着病理医生忙活着。
指关节处没发现擦伤的地方，手指甲里也没有蹭掉的皮，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害人当时进行了自我防卫。他穿的衣服也是连锁店生产的，会送到法医实验室检查。死者脸上的血迹洗掉之后，看上去和诗集上的那个人很像。雷布思在克拉克打盹时，从她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诗集，看到扉页上有一篇托多罗夫生平。他于1960年生于莫斯科日丹诺夫地区，之前当过文学讲师，曾多次获奖，还着有6本成人诗集、1本儿童诗集。
雷布思坐在窗边椅子上，绞尽脑汁地想国王马厩路附近有哪些印度餐馆。他明天会在电话簿里找找。
“不，约翰，”他自言自语，“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在通宵营业的加油站买了一份《新闻晚报》，刚好能看看头版头条。英国刑事法庭的马里恩审判案还在继续着——格雷斯蒙特酒店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人死亡，另一人幸存。锡克教少年逃离了现场，浑身伤痕累累，但是头发对他的宗教而言非常神圣。袭击者肯定很了解或者猜到了这一点。
杰克·帕兰斯丢了性命。雷布思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很清楚这个人经常在影片中扮演硬汉。雷布思又倒了一杯高地猎场纯麦威士忌，举起杯子。
“为所有的硬汉干杯。”他说着，独自一人干了。
克拉克翻到电话簿最后一页，想找找饭店。她用横线画出一半有可能的饭店，尽管几乎所有的印度饭店都有可能——爱丁堡是个小城市，去哪儿都很容易。但是，他们会从离案发现场最近的饭店开始调查，然后再考虑较远的。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上网，查找提及托多罗夫的网站，搜索结果有上千个，维基百科里还出现了他的名字。她搜到的信息有些是俄文，还有几篇短文出自美国。托多罗夫的名字出现在多所大学的教学大纲中，还有一些有关《阿斯塔波沃布鲁斯》的评论文章。看到这里，她才明白集子里的诗歌描述的都是之前的俄国作家。当然，诗中也对托多罗夫家乡当前的政治局势进行了批判——他的家乡指的并不是俄国，至少在过去10年不是。他自称自己是个流放者，这倒没错。他就开放之后的俄国所作的评论招致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愤怒和嘲笑。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我是个建设性异议人士。”他这样回答。
克拉克又喝了一大口温热的咖啡。她告诫自己，这案子你得负责。雷布思很快就要退休了，她尽量避免自己往这方面想太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几乎可以读懂彼此的心思。她知道自己会想念他，但是也知道自己得做好准备，计划好没有他的未来。哦，他们以后也可以见面，喝点东西，偶尔吃顿饭呢。她会和他分享所有闲言碎语以及趣闻。他或许还会抱怨自己没把那些悬案处理好。之前他一直想把那些案子推给她……
电视上正在播放BBC新闻24，但是静音的。她又打了几个电话，确认还没有人报道这位诗人失踪的消息。除了这个没什么可干的了。于是，她关上电视和电脑，径直走进浴室。灯泡坏了，得换个新的。她摸黑脱掉衣服，刷了牙，后来却发现自己在用热水管冲牙刷，而不是冷水管。床头灯亮着，上方垂落着一条浅粉色围巾。她拍拍枕头，蜷起腿，这样就可以把那本《阿斯塔波沃布鲁斯》放在膝盖上了。这本书只有四十几页的样子，但还是花了克里斯·辛普森10英镑。
信守诺言吧，不管我做没做到……
诗集中的第一首诗结尾处这样写道：
祖国在流血，哭泣，哭泣，流血，
他避开目光，
不愿见证这一切。
克拉克翻到扉页，发现这本诗集是托多罗夫从俄语翻译成了英语的，其间得到了“斯嘉丽·克罗威尔的帮助”。她仰坐着，翻到第二首诗。这首诗总共4节。读到第3节的时候，她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Author: bo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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