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人、同伴和成人社会的关系
进入青少年期，年龄成为一种强力粘合剂。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同伴在一起，从而减少和家人共度的时间。但是，大多数青少年的基本价值观（就像杰基·罗宾逊的价值观一样）更接近于自己的父母（Offer & Church, 1991）。甚至当青少年把同伴作为自己的榜样、发展友谊和亲密关系时，他们也会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刚开始探索更广阔的世界时那样，眼睛看着自己的父母，把父母作为自己的“安全基地”，从那里可以尝试独立飞翔。与父母建立了牢固的支持性关系的青少年是最安全的，这些父母能够适应孩子看待自己的方式，允许并鼓励孩子争取独立，并在孩子遭遇情感压力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Allen et al., 2003; Laursen, 1996）。
青春期叛逆普遍存在吗？
十几岁一直被称为青春期叛逆 （adolescent rebellion）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情绪焦躁不安、和家人的冲突、疏远成人社会、做出鲁莽行为和排斥成人价值观。但是，对世界各地青少年进行的基于学校的研究表明，只有1/5的青少年表现出这种模式（Offer & Schoner-Reichl, 1992）。
心理学家霍尔（G. Stanley Hall）第一个提出了正式的青春期理论，青春期叛逆的观点就源于该理论。霍尔（1904/1916年）认为，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和成人期的各种迫切要求使得青少年不得不去努力适应，而他们的这些努力就迎来了一个“疾风暴雨”的时期，产生了代际冲突。弗洛伊德（1935/1953年）和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946）认为，随着指向父母的早期性驱力的觉醒，“疾风暴雨”是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对萨摩亚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屿的成人进行研究，人类学家米德（1928,1935; 参见第2章的焦点人物）指出，如果所处的文化可以提供一种循序渐进的、平静的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那么“疾风暴雨”并不是这个时期所特有的。尽管她对萨摩亚人的研究后来受到质疑（Freeman, 1983），但一项对186个非工业化国家的研究最终支持了她的观点（Schlegel & Barry, 1991）。
即使在西方社会中，彻底的叛逆现在似乎也比较少见，至少在学校就读的中产阶级青少年人群中是这样的。多数青少年都亲近自己的父母，并对父母持积极态度，对多数问题持和父母相似的观点，并非常看重父母对自己的看法（Offer et al., 1989; Offer & Church, 1991; Offer, Ostrov, Howard, & Atkinson, 1988）。
此外，适应良好的青少年显然不是一颗会在以后发生“爆炸”的“定时炸弹”，这与流行观点相悖。一项研究对67名14岁的美国郊区男孩进行了为期34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适应良好（Offer, Offer, & Ostrov, 2004）。少数问题严重的青少年往往来自离异家庭，而且这些青少年成年后家庭生活会继续不稳定，继续背离文化规范。而那些成长在完整的双亲家庭中、且家庭氛围积极向上的青少年往往能够安然度过青春期，不出现严重问题，并且在成年后拥有牢固的婚姻，生活适应良好（Offer, Kaiz, Ostrov, & Albert, 2002）。
尽管如此，对于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来说，青春期仍然是一段艰难时期。家庭冲突、抑郁和危险行为远比其他时期更常见（Arnett, 1999; Petersen et al., 1993）。消极情绪和情绪波动在青春期早期最为严重，这可能是由于与青春期相关的压力造成的。进入青春期后期，青少年的情绪会变得更加稳定（Larson, Moneta, Richards, & Wilson, 2002）。
认识到青春期可能是一段艰难时期，有助于家长和教师正确处理青少年那些让人头疼的行为。但如果成人认为青春期混乱是正常且必要的，那么他们就可能忽略少数需要特殊帮助的青少年所传递的信号。
时间安排和人际关系的变化
衡量青少年与生活中重要他人之间关系变化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他们怎样度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0～18岁的美国青少年和家人共度的时间显着减少，在他们醒着的时间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下降到14%（Larson, Richards, Moneta, Holmbeck, & Duckett, 1996）。对家庭的这种脱离并不是排斥家庭，而是青少年对发展需要做出的反应。在青少年早期，青少年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似乎需要一些独处时间以便从社会关系中走出来，恢复情绪稳定，并对同一性问题进行反思（Larson, 1997）。
在时间安排上的文化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需要、价值观和习俗（Verma & Larson, 2003）。部落和农业社会的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生活必需品，他们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远远少于先进工业化社会的青少年（Larson & Verma, 1999）。在一些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学业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压力很大，青少年的空闲时间相对较少。为了缓解压力，他们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被动娱乐，如看电视和“发呆”（Verma & Larson, 2003）。
相对来说，美国青少年的空余时间比较多，多数空余时间他们都和同伴在一起，且越来越多地和异性同伴在一起（Juster et al., 2004; Larson & Seepersad, 2003; Verma & Larson, 2003）。较年长的青少年经常会参加周末派对，有时这些派对是在朋友家里进行，没有成人的直接监督。由于缺乏适当的家长监管，这些活动可能导致物质滥用和不良行为（Larson & Seepersad, 2003）。
非裔美国青少年可能把家庭看作与外部敌意世界不同的避风港，他们和家人的关系往往比白人青少年与家人间的关系更亲密，而同伴关系则相对较弱（Giordano, Cernkovich, & DeMaris, 1993）。墨西哥裔美国男孩在青少年期往往会和父母更亲密，女孩则不会。这可能反映出墨西哥裔美国家庭结合异常紧密的特点以及这些家庭赋予传统男性角色的重要意义（Molina & Chassin, 1996）。对移民家庭的华裔美国青少年来说，适应美国社会的需要常常和传统家庭责任相冲突（Fuligni, Yip, & Tseng, 2002）。
记住这些文化差异，下面我们进一步来了解青少年与家人的关系，然后了解他们和兄弟姐妹及同伴的关系。
青少年与父母
青少年既依赖自己的父母，同时又有脱离父母的需求，这两者会使青少年不知所措。同样，他们的父母通常也很矛盾。他们希望孩子独立，却又很难彻底放手。在给孩子足够的独立性和防止由于孩子不成熟造成的过失之间，父母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些紧张状态常常会引发家庭冲突，而教养方式会影响冲突的形式和结果。和年幼儿童一样，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也会受到父母生活状况的影响，如父母的工作、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
家庭冲突
随着青少年逐步走向独立，可能会出现很多家庭冲突（Arnett, 1999）。大多数争吵都是源于一些日常事件，如家庭琐事、功课、穿着、零用钱、宵禁、约会或朋友，而不是基本价值观的冲突（Adams & Laursen, 2001；
B. K. Barber, 1994）。但是，有些小问题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如物质滥用、安全驾驶问题和性行为。频繁争吵可能会累积起来，造成家庭气氛紧张（Arnett, 1999）。
家庭不和谐的程度似乎主要受青少年的个性特点和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的影响。一项研究调查了来自美国中东部偏远地区的335个青少年的双亲家庭，研究发现，在温暖的、支持性的家庭中，亲子冲突在青少年早期到中期之间会减少；而在敌意的、强制性的或批评性的家庭氛围中，亲子冲突则会进一步恶化（Rueter & Conger, 1995）。
在青少年早期家庭冲突最频繁，但最激烈的冲突则发生在青少年中期（Laursen, Coy, & Collins, 1998）。青少年早期冲突的频繁发生可能与青少年期的压力和青少年的自主需要有关。到青少年中后期，争吵更加激烈但发生频率降低，这可能反映出随着青少年开始尝试独立而产生了一些紧张情绪。青少年晚期，家庭冲突的减少可能标志着青少年对青少年期重大变化的适应以及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对权利的平衡重新达成共识（Fuligni & Eccles, 1993; Laursen et al., 1998; Molina & Chassin, 1996; Steinberg, 1988）。
一项研究指出，和外出上大学或工作的孩子相比，青少年晚期仍和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往往对父母比较疏远，而且彼此间的互动也更为消极。但该研究的调查对象几乎都是欧裔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因而该结论的适用性有待商榷。有研究对76名中产阶级非裔美国青少年进行了为期5年的追踪。结果显示，上述研究结果适用于女孩，不适用于男孩，这可能是由于住在家里的非裔美国男孩往往会获得比女孩更多的自由。那些在青少年早期和父母关系最为亲密的青少年会在整个青少年期都保持这种亲密关系（Smetana, Metzger, & Campione-Barr, 2004）。
教养方式
随着认知的发展，父母的权威型教养似乎可以促进青少年个性的发展（Baumrind, 1991）。而过分严厉的专制型教养则可能使得青少年排斥父母，使其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同伴的支持和赞许（Fuligni & Eccles, 1993）。
权威型父母会坚持重要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但乐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并和他们一起商讨问题（Lamborn, Mounts, Steinberg, & Dornbusch, 1991）。他们会对孩子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控制，但不会控制孩子的自我意识（Steinberg & Darling, 1994）。与那些严厉地惩罚孩子的父母相比，对孩子的品行不端表现出失望的父母更能有效地激发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Krevans & Gibbs, 1996）。
权威型教养方式可以对青少年的自我意象起支持作用。对8 700名美国高中生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少年知觉到的来自父母的卷入程度越高、给予的自主权和自我空间越多，他们对自己的一般行为、心理社会的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就会越积极（Gray & Steinberg, 1999, p.584）。如果青少年认为父母试图主宰他们的心理体验，那么，他们就会比父母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时产生更多的情绪问题。那些父母坚持强制的行为准则的孩子比放任型父母的孩子更加自律，问题行为也更少。父母给予的心理自主权越多，青少年在学业和社会领域也越自信，能力也更强。他们希望自己成功，也相信自己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够做到。
家庭结构、母亲的职业和经济压力
现在，许多青少年所生活的家庭和几十年前的家庭有了很大差别。很多家庭像杰基·罗宾逊的家庭一样缺少父爱，很多父母都只是一种同居关系，还有很多母亲像杰基·罗宾逊的母亲一样需要外出工作。这些不同的家庭情况会对青少年产生哪些影响？
一项多种族研究对有单身的母亲的12～13岁儿童进行了调查，这些儿童早在6～7岁时就接受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单亲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并没有消极影响，这些儿童出现问题行为的风险也不会增加。和其他研究结果一样，该研究显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能力、家庭收入和家庭环境质量对儿童的影响最大（Ricciuti, 2004）。另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和完整家庭的同伴相比，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离异家庭的青少年在父母离异前都会表现出更多的学业问题、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Sun, 2001）。
在第10章报告过的一项大型全美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同居家庭中的青少年往往会比已婚家庭的青少年产生更多的行为和情绪问题；而且当同居父母一方不是亲生父母时，也会影响青少年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度。与年幼儿童不同，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影响独立于经济来源、父母的幸福感或教养的有效性，这说明同居本身对青少年的影响要大于对年幼儿童的影响（Brown, 2004）。
母亲外出工作对孩子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该家庭是否为单亲家庭。像玛丽·罗宾逊一样，通常单身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以解决经济问题。母亲工作对青少年的影响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如她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和精力有多少、她对孩子行踪的了解程度以及她给孩子树立了怎样的榜样（B. L. Barber & Eccles, 1992）。一项对来自低收入城市家庭的819名10～14岁青少年的追踪研究着重指出，青少年放学后所受到的照顾和监管非常重要。放学后独自在外的青少年往往会喝酒和吸毒，或者在学校胡作非为，尤其是那些以前曾有过问题行为史的青少年。但是，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监管，邻居也积极参与进来，那么青少年发生这些行为的可能性较小（Coley, Morris, & Hernandez, 2004）。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单亲家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拮据。有研究对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单身母亲进行了调查，这些母亲都是非裔美国人，来自美国中东部一个正在经历制造业大规模裁员的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失业的母亲，尤其是其中没有外部援助和支持的母亲，往往会变得抑郁；而情绪抑郁的母亲通常会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产生消极的认识，并对孩子实施严厉的惩罚。认为自己和母亲关系恶化的青少年往往也会变得抑郁，并在学校生活中出现适应困难（McLoyd, Jayaratne, Ceballo, & Borquez, 1994）。另一项研究对378个美国白人双亲家庭进行了调查，这些家庭都来自爱荷华州一个偏远的经济衰退地区，研究结果显示了和前一项研究相似的模式。父母的抑郁和婚姻冲突会使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财政冲突进一步加剧，进而增加青少年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R. C. Conger et al., 1994）。
另一方面，很多经济拮据家庭的青少年可以从累积的社会资本，即来自亲属和社区的支持中获益。有研究调查了美国某城市51个贫穷的非裔美国家庭，在这些家庭中，青少年和母亲、祖母或姨妈一起生活。调查结果显示，那些有着强大亲属网络的女性对孩子的监管更严，但同时也会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这些孩子更加独立自主，问题行为也较少（R. D. Taylor & Roberts, 1995）。
青少年与兄弟姐妹
青少年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比与父母、朋友的关系都疏远，受兄弟姐妹的影响也更小，而且在整个青少年期，他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Laursen, 1996）。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可能远远超过青少年和父母关系的变化：年幼者变得更加独立，年长者的权威性降低。随着儿童进入高中，他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逐渐变得更加平等。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的操控减少，而弟弟妹妹也不再需要那些监管。随着相对年龄差距的缩小，兄弟姐妹之间能力和独立性的差距也在减小（Brhrmester & Furman, 1990）。
兄弟姐妹中年幼者和年长者往往会对彼此关系的变化有不同的感受。随着弟弟妹妹的长大，哥哥姐姐可能会把这个全新的过分自信的弟弟妹妹看作是烦人的讨厌鬼。而弟弟妹妹则仍然会仰视自己的哥哥姐姐，就像杰基·罗宾逊对哥哥麦克一样，并通过认同和效仿哥哥姐姐来努力让自己感觉更加成熟（Burhrmester & Furman, 1990）。
青少年与同伴
正如杰基·罗宾逊所说，青少年与同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既是他们面临青少年期各种复杂变化时获得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使他们遭受父母指责的压力根源。同伴团体是青少年获得情感、同理心、理解和道德指引的来源；是他们自由实践的场所；也是他们脱离父母实现独立自主的后盾。在同伴团体中，青少年可以建立自己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对成人亲密关系的一种“演习”（Buhrmester, 1996; Gecas & Seff, 1990; Laursen, 1996）。
同伴的影响在青少年早期最大，一般在12～13岁达到顶点；到青少年中后期，随着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重新达成协议，同伴影响会逐渐降低。青少年早期对同伴的依恋并不会导致问题产生，除非这种依恋太过强烈，以至于青少年为了赢得同伴的赞许和欢迎而甘愿违背家庭规定、不想学习或放弃发展自己的才能（Fuligni et al., 2001）。
虽然在童年中期确实会有一些稍大点的团体开始出现，但童年期的多数同伴交往都是二元的或一对一的（参见第10章）。随着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的同伴社交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尽管青少年仍有一对一的友谊，但小团体变得更为重要，即由一起行动的朋友们组成的结构化的团体。第三种规模更大的团体是群体，一般在青少年后期才会出现。群体不以人际互动为基础，而是以名誉、形象或身份为基础。群体成员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系列标签，通过这些标签，青少年以社区、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或其他因素为依据划分社会地图。这三种水平的同伴团体可能会同时存在，有些成员身份可能还会重叠，团体成员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Brown & Klute, 2003）。
友谊
友谊是同伴关系中研究最广泛的一个主题。友谊的强度和重要性以及和朋友共度的时间在青少年期可能要超过一生中的其他任何阶段。总体来说，友谊通常会变得更互利、更平等、也更稳定，缺乏这些特征的友谊会失去价值或被抛弃。青少年往往会选择同性别、同民族/种族或其他方面和自己相似的人作为朋友。朋友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危险行为或问题行为方面，有朋友吸烟的青少年更可能会吸烟（Brown & Klute, 2003）。朋友间通常会有相似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绩，他们的物质使用水平尤为相似（Hamm, 2000）。但是，这些相关可能高估了朋友对危险行为的影响。引导朋友间做出相互选择的品质会推动他们沿着独立但又平行的道路发展。有研究对1 700对青少年朋友进行了为期1年的追踪，结果显示，通过控制这些选择效应后，同伴对青少年酗酒和性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
强调亲密、忠诚和分享标志着青少年的友谊开始向成人的友谊转变。青少年开始更多地依赖朋友（而不是父母）获得亲密感和支持，他们也会比年幼时更多地分享彼此的秘密（Berndt & Perry, 1990; Buhrmester, 1990, 1996; Hartup & Stevens, 1999; Laursen, 1996）。女孩间的友谊往往比男孩间的更亲密，她们会经常分享彼此的秘密（Brown & Klute, 2003）。从青少年早期到中期，青少年和同性朋友的亲密程度增加；此后，随着和异性亲密程度的增加，同性朋友间的亲密度会降低（Laursen, 1996）。
青少年日渐亲密的友谊反映出他们认知和情感的发展。现在青少年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更善于考虑他人的观点，因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朋友的想法和感受。亲密度的增加反映出青少年早期个体对自我了解的关注。对朋友的信任有助于青少年探索自己的情感、定义他们的同一性和证明他们的自我价值。友谊为青少年提供了一块安全基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在遇到问题时寻求帮助（Buhrmester, 1996）。
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与心理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相关。拥有亲密、稳定、支持性友谊的青少年一般都对自己评价较高，在校表现良好，待人友善，不会表现出敌意、焦虑或抑郁情绪（Berndt & perry, 1990; Buhrmester, 1990; Hartup & Stevens, 1999）；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往往也非常紧密（Brown & Klute, 2003）。亲密关系和适应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个体更好的适应；而适应良好又会反过来促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社交研究中被界定为被拒绝或被忽视 的青少年，从小学进入初中，再从初中进入高中的过渡尤其困难（Hatzichristou & Hopf, 1996; 参见第10章）。要避免这些青少年遭到社会拒绝 ，对他们来说，亲密的支持性友谊非常重要（Brown & Klute, 2003）。
小团体
童年期也可能存在一些小团体，但小团体是青少年早期更加突出的交际特点。作为一种扩大的朋友圈，小团体通常由同龄的、同性别和同种族的青少年构成。但是，小团体的成员往往不仅仅以个人间的相似性为基础，还会以个体的受欢迎性或社会地位为基础。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小团体，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一个小团体的成员可能稳定，也可能经常变动。在任一特定时间，青少年都可能是某一小团体中的一员 ，他（她）的所有关系几乎都在这个团体内；有些青少年与多个小团体都有联系，并帮助这些小团体相互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青少年称为联络者，也有一些青少年没有和任何公认的小团体建立联系，这些青少年称为孤立者 。孤立者可能有一些朋友，但他们和任一小团体的联系都不足以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整个青少年期，联络者和孤立者的数量都会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流动性、更松散的联系结构（Brown & Klute, 2003）。
在青少年早期，小团体成员的关系：变动很大程度上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女孩当中。地位最高的成员是公认的领导者，允许谁加入或要求谁离开所在的圈子都由她们最终决定。各个小团体本身会分出等级，地位较高的圈子是外人最想加入的，但同时也是对成员控制最严密的（Adler & Adler, 1995）。在青少年早期，这种社会控制会有所放松（Brown & Klute, 2003）。
这种小团体结构对外人来说似乎过于严格，但从“对个体从童年期进入青少年期后，其在团体中的优先权进行重新定位”的目的来说却非常有效。它直接传递了关于谁负责同伴社会系统（同伴而非成人）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明确的信息：怎样在这个系统内混下去（Brown & Klute, 2003, p.341）。小团体结构也会对那些无法成功与同伴社会系统进行协调的个体造成情绪困扰（Brown & Klute, 2003）。
群体
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西区故事》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青少年群体的力量。群体标签是对群体成员共同特点的认知指定，如社区（西区还是东区）、种族背景（波多黎各人还是意大利人）、同伴地位（势利小人还是无名之辈）、相似能力、兴趣爱好或生活方式（脑力劳动者、运动员还是瘾君子）。不同群体的青少年用来描绘自己社会背景的具体类别可能会有所不同。
群体有利于实现一些目标。它有助于青少年建立同一性，并加强他们对种族团体或社会经济团体行为规范的遵守。正如《西区故事》中表现的那样，成为某群体的一员使得个体更容易和该群体中的同伴建立联系，而更难以和群体以外的人建立联系。和小圈子一样，群体中的从属关系通常也会随着青少年期的发展而越来越松散（Brown & Klute, 2003）。
恋爱关系
恋爱关系是大多数青少年社交领域的核心。这种关系会唤起强烈的情绪，既有积极情绪也有消极情绪。恋爱关系有助于青少年亲密感和同一性的发展。但不幸的是，由于恋爱关系可能涉及性接触，因此也可能带来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有时甚至是性侵犯的风险。恋爱关系的破裂是抑郁症和自杀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Bouchey & Furman, 2003）。
进入青少年期，多数异性恋青少年开始更多地关注并和异性交往。一般他们会从以前的两性混合团体或团体约会转向一对一的恋爱关系。恋爱关系不同于异性间的友谊，其中涉及更多的激情和承诺感。同性恋或双性恋青少年由于无法建立可以分享自己性别取向的团体，所以他们在确定自己到底对哪种性别感兴趣时可能存在困难（Bouchey & Furman, 2003; Furman & Wehner, 1997）。
随着青少年的发展，恋爱关系往往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亲密（Bouchey & Furman, 2003）。这种发展可以用伴侣所扮演角色的变化来说明。恋人可以是依恋对象，在伤心时可以寻求安慰；可以是伙伴和朋友，投入亲密和情感，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和相互照顾；也可以是获得性满足的来源。恋人可能符合以上角色中的一种或几种，而某一具体角色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年龄或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Ferman & Wehner, 1997）。
在青少年早期，青少年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恋爱关系会对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产生怎样的影响（Bouchey & Furman, 2003）。他们一般较少关注或根本不关注依恋需要或支持需要，他们对性需求的关注也仅限于如何进行性行为和进行哪种性行为（Bouchey & Furman, 2003; Furman & Wehner, 1997）。
到青少年中期，多数青少年至少会有一个持续数月到一年左右的排他性的伴侣，此时选择伴侣对自己在同伴中地位的影响往往已经不太重要了（Furman & Wehner, 1997）。到16岁时，青少年和恋人的交往会超过与父母、朋友或兄弟姐妹间的交往，他们也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恋人（Bouchey & Furman, 2003）。但是，直到青少年晚期或成年早期，恋爱关系才开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情感需要，也只有相对长期的恋爱关系才可以满足这些情感需要（Furman & Wehner, 1997）。
青少年和父母、同伴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恋爱关系的质量（Bouchey & Furman, 2003）。青少年往往会根据自己以往的亲密关系来判断现在的恋情是否安全（Furman & Wehner, 1997）。父母的婚姻或恋爱关系会成为青少年的榜样。多数恋爱关系都是在同伴团体中形成的，因此，同伴团体会影响青少年对伴侣的选择以及他们关系的发展方向。青少年可能会像对待朋友，尤其是异性朋友一样对待自己的恋人（Bouchey & Furman, 2003）。
青少年问题：反社会行为和青少年犯罪
哪些因素会影响青少年是否参与暴力事件（见专栏12-2）或做出各种反社会行为？“问题行为”是怎样逐渐升级为长期犯罪的？杰基·罗宾逊通过努力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后果。决定一个少年犯长大后是否会成为惯犯的因素是什么？反社会倾向的发展进程是什么？什么样的干预最有效？为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复杂多变，具有多面性，现在还未彻底解决（Rutter, 2003）。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或生物学危险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相关主题之一。
成为罪犯：父母、同伴和社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反社会行为受多水平互动因素的影响，从微观系统影响（如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的越轨行为）到宏观系统影响（如社区结构和邻里间的社会支持）（Tolan, GormanSmith, & Henry, 2003）。这些影响因素早在童年期就开始互相交织形成一个网络。
通过对孩子的基本情感需要做出不同的反应，父母能塑造孩子的亲社会行为或反社会行为（Krevans & Gibbs, 1996; Staub, 1996）。反社会儿童的父母通常在儿童早期未对孩子的良好行为进行强化，而且他们对孩子不当行为的惩罚往往非常严厉或不一致（Coie & Dodge, 1998; Snyder, Cramer, Afrank, & Patterson, 2005）。这些父母往往认为孩子的不当行为是有意的（Snyder et al., 2005）。这样经过几年以后，父母可能根本没有深入地、积极地卷入孩子的生活（G. R. Patterson, DeBaryshe, & Ramsey, 1989）。孩子则形成反社会行为，因为当他们捣乱时会得到父母的关注或可以为所欲为。早期的这些消极模式为以后的消极同伴影响铺平了道路，而消极的同伴影响又会激发和强化反社会行为（Collins et al., 2000; B. B. Brown, Mounts, Lamborn, & Steinberg, 1993）。
专栏12-2：知识拓展
青少年暴力盛行
1999年4月20日，18岁的埃里克·哈里斯和17岁的戴伦·克勒伯德身穿黑色雨衣，携带一把步枪、一把半自动手枪、两把猎枪和30多颗自制炸弹，走进位于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科伦拜恩高中。随后一边大声狂笑和叫骂，一边向同学扫射，杀死12名同学和一名老师，然后开枪自杀。
“利特尔顿惨案”并非单一事件，但校园暴力也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普遍。在1993年到2003年间，每年约有7%～9%的高中生报告曾在学校受到武器（枪、刀或棍棒）威胁或伤害（DeVoe et al., 2004）。从1999年7月1日到2000年6月30日，有24人在学校被杀，其中16人是儿童。尽管偶发的青少年杀人案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更常见的还是强奸、抢劫和袭击等犯罪形式（Snyder, 2000）。从1992年到2002年间，发生在学校的、对12～18岁学生的暴力犯罪率下降了约一半，承认自己携带武器到学校的学生比例也降低了约一半（DeVoe et al, 2004）。
校园暴力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2004年6月，日本某小学一名11岁的女生用刀杀死了自己12岁的同学，因为之前两人在网上聊天时曾发生过争吵。这一事件仅是近年来类似案件中的一件（“校园谋杀震惊日本”，2004）。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美国青少年参与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4个工业化国家（爱尔兰、以色列、葡萄牙和瑞典）高。在这5个国家的青少年中，40%的人在过去几年曾偶尔参与打架，约11%的人曾携带过武器，还有约15%的人曾在打架中受伤（Smith-Khuri et al., 2004）。
在美国，枪械暴力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头号杀手。每年有3 500名青少年被杀，超过150 000名青少年从事暴力犯罪。美国黑人男性既是犯罪者，同时又是受害人（AAP Committee on Public Education, 2001a）。
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会参与这类破坏性行为？原因之一是青少年的大脑，尤其是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该脑区对做出判断和抑制冲动至关重要（参见第11章）。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文化“把枪战传奇化”，在美国获得枪支非常容易（Weinberger, 2001, p.2）。
青少年暴力与校园中存在帮派有紧密的联系（NCES, 2003;“Youth Violence”，2001）。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帮派能够满足他们一些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如同一性需要、交往需要和权利与控制感的需要。对于一些缺乏积极家庭关系的青少年来说，帮派就成了他们的替代家庭。帮派会促使青少年产生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感觉。针对外人的暴力可以加强帮派内部的忠诚和支持（Staub, 1996）。
青少年暴力和反社会行为根源于童年期的经历。那些在小学时攻击性较强的儿童，尤其是男孩，进入青少年期后往往会出现暴力反社会行为（Broidy et al., 2003）。如果家庭氛围是拒绝性或强制性的，或过分放纵、混乱，成长于这类家庭的儿童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而由他们挑起的来自他人的敌意又会增加他们的攻击性。这些儿童的消极自我意象会妨碍他们在学校的成绩和其他建设性兴趣的培养，他们的交往对象通常是一些会强化其反社会态度和反社会行为的同伴（Staub, 1996）。有些贫穷的、不稳定的市内社区的犯罪率很高，且社区卷入和邻里间的支持较低，生活在这些社区的男孩最有可能参与暴力行为（Tolan et al., 2003）；但科伦拜恩高中枪杀案表明，即便是郊区学校的中产阶级学生也不能避免暴力。
如果青少年曾经目击过暴力，或者成为社区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暴露于媒体暴力之中，那么这些青少年就更可能出现问题行为，如打架和破坏行为（Pearce, Jones, Schwab-Stone, & Ruchkin, 2003; Strasburger & Donnerstein, 1999）。就像前面第10章讨论过的，儿童频繁接触媒体暴力可能导致其产生攻击行为，青少年也不例外（Johnson, Cohen, Smailes, Kasen, & Brook, 2002）。宗教信仰和父母监管可以减弱暴露于暴力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Pearce et al., 2003）。
心理学家指出了一些潜在的预警信号。可能参与暴力事件的青少年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不听父母和老师的话，忽视他人的感受和权利，虐待他人，依靠暴力或威胁来解决问题，认为生活对他们不公平。他们通常在校表现不好，经常旷课或逃学，成绩落后，或休学、辍学，被人欺负，喝酒、使用吸入剂和/或毒品，过早开始性行为，加入不良帮派，打架、偷窃或破坏他人财物（APA & AAP, 1996; Resnick et al., 1997; Smith-Khuri et al., 2004;“Youth Violence”，2001）。哈里斯和克勒伯德就表现出了其中一些特点。
美国卫生总署的一次报告对一些关于青少年暴力的误区或刻板印象提出了挑战（“Youth Violence”，2001；见下表）。其中最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预防和应对暴力行为”。基于学校的、旨在通过提高社会竞争力、情绪意识和控制来预防暴力行为的计划取得了一些成效（Henrich, Brown, & Aber, 1999）。不幸的是，在数百项计划中有大约一半在严格的评估中未达标。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的一项计划针对具体的风险因素进行干预，该计划使得青少年犯罪入狱率有所降低（Thomas, Holzer, & Wall, 2002）。
我思我秀
你认为控制青少年暴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课外链接
如需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信息，可登录http://www.searchinstitute.org。该机构致力于通过提供“发展资源”，创设健康社区来“培养有爱心的有责任感的儿童和青少年”。
关于青少年暴力的五个认识误区
资料来源：基于“Youth Violence”的数据，2001。
遗传学研究已经发现，青少年对反社会同伴的选择主要受环境因素的影响（Iervolino et al., 2002）。青少年喜欢和与自己成长经历相似的同伴在一起，如相似的学习成绩、学校适应、亲社会或反社会倾向（Collins et al., 2000；
B. B. Brown, Mounts, Lamborn, & Steinberg, 1993）。往往有问题行为的儿童在校表现也较差，他们一般都不和品行端正的同学交往。不受欢迎的、成绩差的和攻击性较强的儿童彼此相互吸引、互相影响做出更出格的不当行为（G. R. 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 Hartup, 1989, 1992, 1996a; Hartup & Stevens, 1999; Masten & Coatsworth, 1998；
G. R. 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和童年期一样，反社会的青少年通常会交反社会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的接触会增加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Dishion, McCord, & Poulin, 1999; Hartup & Stevens, 1999; Vitaro, Tremblay, Kerr, Pagani, & Bukowski, 1997）。反社会青少年的谈笑方式，或者违纪后的自鸣得意和彼此间的心照不宣的点头似乎源于某种“非常规训练”（Dishion et al., 1999）。这些“问题孩子”继而导致父母无效的教养行为，这些教养行为可以预测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以及他们与脱轨同伴团体间的联系（Simons, Chao, Conger, & Elder, 2001; Tolan et al., 2003）。
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助于青少年对一些标准进行内化，这些标准可以使他们免受消极同伴的影响，并接受积极的同伴影响（Collins et al., 2000; Mounts & Steinberg, 1995）。良好的教养方式可以通过阻止孩子接触不良同伴，从而减少犯罪（Simons et al., 2001）。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如果父母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干什么，那么青少年参与犯罪行为（Laird, Pettit, Bates, & Dodge, 2003）或接触不良同伴的可能性就较小（Lloyd & Anthony, 2003）。
家庭环境也会影响个体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持续的经济贫困会剥夺家庭的社会资本，从而使得健全的教养受到破坏。贫困家庭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那些家庭持续贫困的儿童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反社会。如果一个家庭在孩子幼年时能够摆脱贫困，那么这个孩子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并不会比家境一直不错的孩子高（Macmillan, McMorris, & Kruttschnitt, 2004）。
集体效能是指社区内的社会联系强度及居民间相互监管孩子的程度，它会对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产生影响（Sampson, 1997）。将父母教养和集体效能结合起来，能有效阻止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Brody et al., 2001）。
长远展望
即便不是大多数，也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像杰基·罗宾逊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在某段时间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甚至是暴力行为。在这些青少年当中，绝大多数人成年后并没有再犯罪，而是抑制了自己“放荡不羁”的强烈欲望（Kosterman, Graham, Hawkins, Catalano, & Herrenkohl, 2001; Moffitt, 1993）。
青少年犯罪的高峰出现在15岁左右，而后随着多数青少年与其家人就其坚持独立的需要达成协议，他们的犯罪率会有所降低。但是，有些青少年没有找到积极的替代方式，这些青少年更可能终生都采取反社会的生活方式（Elliott, 1993）。早期受到反社会影响的男孩最可能一直表现出暴力行为。而早期学习成绩良好的男孩和女孩以及早期表现出亲社会发展的女孩则最不可能持续表现出暴力行为（Kosterman et al., 2001）。由于青少年的人格仍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很多发展心理学家谴责当前把少年犯由青少年法庭系统转向刑事法庭的做法，因为前者的目的是纠正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而后者则是把青少年像成人一样进行审判（Steinberg, 2000; Steinberg & Scott, 2003）。
预防和应对犯罪
因为青少年犯罪根源于童年期，所以消除各种导致犯罪的因素，预防犯罪的努力也应该从童年期开始。曾经参加过童年期干预计划的青少年，惹麻烦的可能性小于那些未参加过干预计划的同伴（Yoshikawa, 1994; Zigler, Taussig, & Black, 1992）。针对城市的高危儿童，在儿童5岁前持续至少2年的干预计划最为有效。这些计划对儿童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通过高质量的日常照料和教育发挥作用，间接影响则是根据各个家庭的需要分别提供援助和支持（Berrueta-Clement et al., 1985; Berrueta-Clement, Schweinhart, Barnett, & Weikart, 1987; Schweinhart et al., 1993; Seitz, 1990; Yoshikawa, 1994; Zigler et al., 1992）。
这些干预计划通过影响家庭和学校或托儿所之间的互动来改变布朗芬布伦纳所谓的“中观系统”。此外，这些计划还更进一步涉及“外层系统”，通过创设支持性的父母网络和教育、职业咨询来发挥作用（Yoshikawa, 1994; Zigler et al., 1992）。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这些干预计划能减少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一些早期危险因素。芝加哥亲子中心开展了一项针对芝加哥公立学校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计划，该计划会为孩子提供追踪服务，一直持续到9岁。在这些儿童20岁时对其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成就都高于较少参加早期干预的对照组儿童，而且他们犯罪的比率也低于对照组（Reynolds et al., 2001）。
儿童一旦进入青少年期，尤其是当他们生活在一些犯罪猖獗的贫困社区时，干预的重点就需要放在甄别问题青少年上面，并通过提高父母教养技能和社区社会支持来预防这些青少年加入不良团伙（Tolan et al., 2003）。放学后、周末晚上和夏天是青少年最可能闲逛并惹麻烦的时候，此时成人的监督能够减少孩子暴露于一些鼓励反社会行为的高危环境中。就像杰基·罗宾逊的经历所显示的一样，让青少年在空闲时间参加一些有建设性的活动能够获得远期收益（Larson, 1998）。通常，参加课外活动可以降低高危青少年的辍学率和犯罪入狱率（Mahoney, 2000）。
“教会青少年互相帮助”（EQUIP）是一项综合干预计划，是一种在成人指导下的日常同伴支持团体。同伴间互相帮助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如何进行道德决策，并学习一些社交技巧（Gibbs, Potter, Barriga, & Liau, 1996; Gibbs, Potter, Goldstein, & Brendtro, 1998）。对一个短期轻犯教养所的57名男性少年犯进行研究发现，和没有参加培训的控制组相比，参加过EQUIP的少年犯在服刑期间的行为有显着改善，而且他们在出狱后一年内再次犯罪的比例也低于控制组（Leeman, Gibbs, & Fuller, 1993）。
大多数青少年并不会表现出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庆幸的。对那些行为不当的青少年，我们可以，也应该给予帮助。有他人的关爱、引导和支持，青少年更能规避风险，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即将到来的成年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
生命早期正常的发展变化是显而易见又富有戏剧性的。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积极探索蹒跚学步的幼儿；儿童进入并拥抱学校和社会；青少年拥有了全新的身体和意识，为进入成年期做好了准备。
青少年期以后的发展变化并不会戛然而止。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其余章节讲到的一样，从成年早期、中期直到晚期，个体都会在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变化。
重新聚焦
回想一下本章开始部分在焦点人物中关于杰基·罗宾逊的故事：
●有什么证据表明杰基·罗宾逊可能已经通过了埃里克森所说的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的阶段？
●关于一般同一性和种族同一性，那时的罗宾逊处于哪种同一性状态？
●罗宾逊与母亲和同伴的关系是否和本章报告的研究结果一致？
●你认为罗宾逊是否表现出了青春期叛逆？
●基于本章所提供的材料，你觉得罗宾逊为什么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少年犯？
小结
探索同一性
学习指路标1： 青少年如何形成同一性？
● 青少年期的焦点是探索同一性，其中包括职业、性别和价值观等方面。埃里克森将青少年期的心理社会冲突描述为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在这一冲突中应该形成忠诚的“美德”。
● 詹姆斯·玛西亚在埃里克森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描述了4种同一性状态：同一性获得、早闭、延缓和扩散。
● 关于男女是否会遵循不同的路线来发展同一性的问题，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尽管有研究指出女孩的自尊在青少年期往往会降低，但后来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
● 种族是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经历的民族认同发展阶段似乎更接近于玛西亚的同一性状态。
性
学习指路标2： 什么决定了性取向？个体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的？
● 性取向似乎受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至少部分是由遗传决定的。
● 在不同的群体、性别或种族中，个体的同性恋认同及同性恋关系的建立过程可能存在差异。
学习指路标3： 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性行为有哪些？导致一些青少年出现危险性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 青少年性行为比过去更常见，但这些行为存在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过早开始性行为、有多个性伴侣、不使用避孕药具且缺乏正确的性知识的青少年是其中的高危人群。
● 经常使用安全套对于性活跃的青少年来说是最有效的安全措施。
● 综合的性教育计划可以推迟青少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时间，并鼓励他们使用避孕药具。而单纯的禁欲计划则收效甚微。
学习指路标4： 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发生的普遍程度如何？通常的结果是什么？
● 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性传播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性传播疾病可以通过口交和性交进行传播。女孩更可能被传染性传播疾病，却不易觉察。
● 美国的少女怀孕率和生育率有所降低。少女怀孕所生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数会再成为未婚少女妈妈。
● 少女生育孩子通常都会导致消极后果。青少年母亲及家人往往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困难，所生的孩子常常得不到较好的养育。
与家人、同伴和成人社会的关系
学习指路标5： 青春期叛逆普遍存在吗？
● 尽管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和谐，但彻底的青春期叛逆也并不常见。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青春期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过渡阶段。对于问题比较严重的少数青少年来说，青春期叛逆可以预测他们成年后的问题。
学习指路标6： 青少年与父母、兄弟姐妹及同伴的关系如何？
● 青少年和同伴在一起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但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仍然很重要。
● 青少年和父母的冲突通常在青少年早期最频繁，到青少年中期则最激烈。权威型教养方式与最积极的结果相关。
● 父母离异、单亲或母亲外出工作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经济资源、家庭环境质量以及父母对青少年行踪的监管程度等因素。同居父母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似乎比对年幼儿童的影响更大。
● 青少年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在青少年期往往会更加疏远，年幼者和年长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会变得更加平等。
● 同伴团体的影响在青少年早期最为强大。同伴团体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包括小圈子、群体和友谊。
● 友谊，尤其是女孩间的友谊，在青少年期会更亲密、更稳定和更具支持性。
● 浪漫关系可以满足多种需要，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学习指路标7： 反社会行为和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这些行为和其他的青少年期的风险？
● 长期犯罪与多种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其中包括父母不良的教养方式、学业失败、同伴影响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等。针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早期干预的计划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1] 杰基·罗宾逊的传记资料来源于Falkner（1995）、Rampersad（1997）、J. Robinson（1995）、S. Robinson（1996）和Tygiel（1983, 1997）。
[2] 译者注：非洲西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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