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上)：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

把自己看作男性或女性、认识自己的性取向、接纳自己的性冲动以及建立浪漫关系和性依恋，这些都是获得性别认同 的部分内容。性别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意识到性别，这对个体的自我意象和人际关系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一过程受生理作用的驱动，但其表达却部分地受到文化的影响。

研究性表达非常困难。愿意回答有关性问题的人往往在性方面比较活跃，所持的性态度也比较自由开放，因此不能代表整个人群。此外，在性方面，人们说的和做的常常自相矛盾，而且也没有办法证实他们话的真伪性。当调查对象是青少年时问题会更多。首先，我们通常须征得家长的同意，而同意的家长可能并不多。研究方法也非常重要：一项研究显示，当采用计算机自我监控的方法进行调查时，青少年期的男孩能够更开放地报告某些类别的性行为（C. F. Turner et al., 1998）。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无法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全人类中去，但我们从参加调查的群体中还是可以看出性习俗的趋势。

20世纪，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在性态度和性行为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化，由此带来了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和其他一些过去不被赞同的性行为更广泛的接受。随着互联网的出现，通过在线聊天室或单身约会网站，在网络上认识不久的人发生偶尔的性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手机、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使得孤独的青少年很容易就可以和陌生人进行联系，避开了成人的监督。所有这些变化都引发了人们对危险性行为越来越多的担忧。另一方面，艾滋病蔓延又使得很多青少年杜绝了承诺关系以外的性行为或者进行“较安全的”性行为。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尽管个体的性取向 （sexual orientation）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出现，但性取向成为紧迫问题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期：个体将会一贯地受到异性吸引（异性恋），还是被同性吸引（同性恋），或者是被两性吸引（双性恋）？

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文化中异性恋几乎都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某些文化中，如南太平洋地区的美拉尼西亚岛屿，同性恋很常见（King, 1996）；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非如此。一项对美国38 000位7～12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约88%的人说自己是异性恋，只有1%的人说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约11%的人不太确定自己的性取向，其中大多数是低年级的学生（Remafedi, Resnick, Blum, & Harris, 1992）。但是，社会污名可能使这些自我报告产生偏差，从而低估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流行程度。

性取向形成的原因和标志

大多数研究都将焦点放在对同性恋做出解释上面。尽管同性恋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数十年的研究发现，同性恋取向与情绪问题、社会问题之间并不存在关联——那些明显因为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方式造成的问题除外，如抑郁倾向（APA, undated；

C. J. Patterson, 1992, 1995a, 1995b）。这些研究结果促使精神科医生于1973年不再把同性恋界定为精神障碍。

很多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有过一次以上的同性性体验，通常是在15岁以前。但孤立的体验甚至同性吸引或幻想都不能决定性取向。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受遗传影响（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两性的性取向都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Bailey, Dunne, & Martin, 2000; Kendler et al., 2000）。首次对男性性取向的全基因组扫描已经发现了7号、8号和10号染色体上的三段DNA似乎可以决定男性是否为同性恋（Mustanski et al., 2005）；但是，由于该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的特征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其中必定包含了非遗传因素。此外，各种原因的不同组合可能作用于不同的个体，这可能造成个体在首次出现同性吸引的时间上存在差异（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

一项对前瞻性研究和回溯性研究的综述显示，如果儿童的行为不符合其性别角色特征，尤其是那些表现出强烈女性特征的男孩，成年后往往会发展成为同性恋（Bailey & Zucker, 1995）。对男孩来说，性唤起可能是他们学习自身性取向的主要途径。女孩则可能不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一项对两性性唤起的研究发现，异性恋男性在观看女—女性行为影片时有更高的性唤起，不论在主观上还是生理上；而同性恋男性在观看男—男性行为影片时有更高的性唤起。与之相比，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女性，她们在观看女—女或男—男性行为影片时往往都会有强烈的性唤起。这说明在性取向和性唤起的关系上，两性间存在差异（Chivers, Rieger, Latty, & Bailey, 2004）。

一位研究者曾报告，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的下丘脑（调节性行为的脑结构）的大小存在差别，但是还不确定这种差异是在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产生的（LeVay, 1991）。一项对信息素（用于吸引异性的气味，参见第11章）的脑成像研究显示，男性汗液的气味可以激活女性和同性恋男性的下丘脑；而男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下丘脑都受女性尿液气味的影响（Savic, Berglund, & Lindström, 2005）。同样，目前我们还不确定男同性恋脑部的这种不同是导致同性恋发生的原因还是同性恋产生的结果。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认同及行为

尽管现在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比过去高，但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的青少年仍常常感到自己被孤立，处于一种不友善的环境中。他们可能受到歧视甚至遭遇暴力。即使面对自己的父母，因为害怕受到强烈反对或导致和家人的关系破裂，他们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性取向（Hillier, 2002；

C. J. Patterson, 1995b）。因此，和异性恋者相比，性取向少数派在承认和表达自己的性取向上更加保守，所遵循的时间表也更加不确定（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

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认同的形成并不是沿着单一模式进行的。性别、种族、个体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城市或农村）都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由于缺乏社会许可的方式去探索自己的性特征，很多同性恋青少年都会产生同一性混乱（Sieving, Oliphant, & Blum, 2002）。不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一些青少年会尝试拥有两性性伴侣，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会压力做出的一种反应。很多同性恋和双性恋青少年都有很认真的异性恋爱关系（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

一个关于同性恋性别认同形成的模型提出了以下发展顺序：（1）意识到同性吸引（8～11岁开始）；

（2）发生同性性行为（12～15岁）；

（3）以同性恋自居（15～18岁）；

（4）对他人公开（17～19岁）；

（5）建立同性的恋爱关系（18～20岁）。但是该模型可能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很多男同性恋者觉得现在比过去可以更自由地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对女性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来说，她们性取向的形成与男同性恋相比可能更缓慢，弹性也更大，且更多地与情感和环境因素相联系。对少数民族来说，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可能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或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由此引发个体的内部冲突和家庭冲突（Diamond, 1998, 2000; 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 Dubé & Savin-Williams, 1999）。男同性恋者可能会追求排他的同性性关系；而女同性恋者，尤其是在青少年早期，则会和同性伴侣保持热烈但无性的朋友关系。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只和陌生人表现出同性性行为，而和异性建立恋爱关系。他们也可能延迟同性性行为出现的时间，直到觉得自己的性取向非常稳定时才表现出来（Diamond & Savin-Williams, 2003）。

有研究者用访谈和问卷方法对139位16～26岁的男性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白人、非裔、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研究想探究的是成为一名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约一半参与者认为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其中多数人已经和同性建立了性关系和恋爱关系。拉丁裔青少年比其他几组参与者更早意识到同性吸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有严格性别角色的文化中，所以不符合男性规范的男孩会更早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Dubé & Savin-Williams, 1999）。

性行为

两性开始首次性行为的时间在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马里^[2] 的女性报告自己在17岁时首次性交的比例（72%）是泰国女性（7%）和菲律宾女性（6%）的10倍还多。同样的差异也存在男性中。尽管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是男性比女性更早发生性行为，但在马里和加纳*，更早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多于男性（Singh, Wulf, Samara, & Cuca, 2000）。

总体来看，现在的美国青少年比他们的上一辈更早发生首次性行为（Sieving, Oliphant, & Blum, 2002）。美国女孩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是17岁，只比男孩晚一年（Singh et al., 2000）。发生过性关系的学生比例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9年级时为34.4%，到12年级增加到60.5%（Brener et al., 2002）。非裔和拉丁裔美国青少年往往会比白人青少年更早发生性行为（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Hoff, Green, & Davis,2003）。在过去，十几岁的男孩比女孩更可能发生性行为，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2002年，在15～19岁的青少年中，46%的男孩和47%的女孩报告已经有过性行为。他们给出的还未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这一行为有悖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或道德规范，其次是不想怀孕（Abma, Martinez, Mosher, & Dawson, 2004）。

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研究中，亚裔美国参与者报告的首次同性性行为发生的时间比其他种族的参与者晚大约三年。这种延迟发生性行为的模式同样存在于亚裔美国异性恋个体中，这可能反映了强烈的文化压力，因为亚洲文化要求个体婚后或成年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然后生育后代，这样孩子才能够拥有姓氏（Dubé & Savin-Williams, 1999）。

性行为风险

关于青少年的性行为主要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感染性传播疾病（STDs），另一个是怀孕问题（对异性恋来说）。一项由凯撒家庭基金会发起的具有全美代表性的调查显示，在15～17岁的青少年中，90%的个体都“非常”或“有点”担心这些危险（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Hoff, Green, & Davis, 2003）。

一些青少年过早开始性行为，并且有多个性伴侣。他们经常不使用避孕药物或工具，缺乏足够的性知识或有一些错误的性知识，这些青少年存在的风险最大（Abma et al., 1997）。1991年到2001年间，有4个或4个以上性伙伴的高中生比例下降了24%，但仍有14.2%的学生拥有4个以上的性伙伴（Brener et al., 2002）。其他一些风险因素包括居住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社区、物质滥用、反社会行为和与不良同伴为伍。父母的监管可以降低这些风险（Baumer & South, 2001; Capaldi, Stoolmiller, Clark, & Owen, 2002）。那些能够调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青少年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小（Raffaelli & Crockett, 2003）。

为什么一些青少年很早就开始发生性行为？这一现象存在多种原因，如过早进入青春发育期、贫困、在校表现差、缺乏学业和职业目标、有遭受性虐待或父母忽略的历史、处于很早开始性经历的文化或家庭中（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1999）。缺乏父爱，尤其是年幼时缺乏父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Ellis et al., 2003）。母子关系亲密的青少年比其他同伴更可能推迟发生性行为。其母亲反对性行为的青少年也会较晚发生性行为（Jaccard & Dittus, 2000; Sieving, McNeely, & Blum, 2000）。

个体知觉到的同伴团体规范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青少年常常迫于压力参与一些自己不愿意参与的活动。在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15～17岁的青少年有近1/3报告说自己是迫于压力发生了性行为，男孩尤其如此。63%的15～17岁青少年和53%的13～14岁青少年都同意“等一等再有性行为是个好主意，但却没有人真正这样去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t al., 2003）。

由于对性行为的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美国青少年中有过性交行为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尤其是在15～17岁的青少年中，其中男孩的比例从1995年的55%降到了2002年的46%，女孩的比例从1995年的38%降到了2002年的30%（Abma et al., 2002）。但是一些非性交形式的生殖器性行为却很常见，如口交、肛交和手淫等。很多青少年并不把这些行为看作“性行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性行为的替代物或前性行为，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是禁欲行为（Remez, 2000）。凯撒家庭基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5～17岁的青少年中超过1/3的人进行过口交（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t al., 2003）。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担忧，因为很多青少年不知道，口交和肛交同样存在性传播疾病的风险（Remez, 2000）。

对女孩来说还存在一种特殊的风险，即性暴力或性虐待。10%的女孩报告说自己的首次性交并非出于自愿（Abma et al., 2004）。在一个具有全美代表性的高中女生样本中，近10%的参与者报告说自己曾成为约会暴力的受害者（Wang, 2003）。

避孕用品的使用

从1990年以来，青少年使用避孕用品的现象有所增加（Abma et al., 2004），但使用避孕用品的青少年并非每次都会使用（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t al., 2003）。一项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约75%的女孩和82%的男孩说自己在第一次性交时使用了某种形式的避孕方法，约83%的女孩和91%的男孩说自己在最近一次性交时采取了避孕措施。女孩首次性交时年龄越大越可能采取避孕保护措施（Abma et al., 2004）。那些第一次恋爱、推迟性交、在性交前会讨论避孕问题或使用不止一种避孕方法的青少年，更可能在整个恋爱过程中都一直使用避孕药具（Manlove, Ryan, & Franzetta, 2003）。

对进行性行为的青少年来说，最安全的措施是使用安全套，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性传播疾病，还可以防止怀孕。近年来安全套的使用情况有所增加（见图12-1），口服避孕药和一些新的激素类避孕法、注射避孕法或综合避孕法的使用也都有所增加（Abma et al., 2004）。尽管如此，一项调查显示，仍然只有57.9%的高中生报告在最近的一次性交时使用了安全套（Brener te al., 2002）。没有 证据显示，有关使用安全套的教育和安全套的易得性会导致性行为的增加（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1; Blake et al., 2003）。

资料来源：Graphic from The New York , March 17, 2004, page 36. Copyright © 2004 The New York Time Graphic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一项全美调查显示，从政府投资的计划生育诊所获得避孕药具的未成年少女，大多数都报告说父母知道他们的性行为。但是，如果法律规定父母必须知情，这些少女中20%的人可能不会采取避孕措施或者使用一些落后的、风险较大的避孕方法（Jones, Purcell, Singh, & Finer, 2005）。

青少年从哪里获取性知识？

青少年主要从朋友、父母、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和媒体那里获取性知识（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t al., 2003）。可以和年长的兄弟姐妹或父母谈论有关性话题的青少年，更可能对安全性行为持积极态度（Kowal & Pike, 2004）。

从1998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资的性教育项目强调在婚前禁欲才是最好的或唯一的选择，如今这一选择越来越普遍（Devaney, Johnson, Maynard, & Trenholm, 2002）。调查显示，那些在鼓励禁欲的同时也讨论如何预防性传播疾病和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的计划使得青少年出现首次性行为的时间延迟，并且使用避孕药具的可能性有所增加（AAP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and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1）。

尽管并没有研究显示禁欲可以延迟性行为出现的时间，但是一些校区却提倡把禁欲作为唯一的选择（AAP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and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1; Satcher, 2001）。此外，禁欲计划并没有都对禁欲的含义做了清晰的界定，禁欲是否包括口交和其他非性交形式的行为并不明确（Remez, 2000）。“守贞契约”的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且签订契约的青少年一旦违反契约，则更可能不使用避孕药具，他们使用避孕药具的比例比那些未签订契约的青少年少1/3（Bearman & Bruckner, 2001）。尽管80%以上的青少年报告自己曾接受过正式的性教育，知道如何对性说不，但只有2/3的青少年知道如何防止怀孕。在18～19岁的青少年中，只有50%的女孩和33%的男孩报告自己在18岁生日之前曾和父母讨论过避孕问题（Abma et al., 2004）。

不幸的是，很多青少年的“性教育”大多是从媒体中获得的，而媒体所呈现的是一种对性行为的歪曲观点，这种观点把性行为和乐趣、兴奋、竞争、危险或暴力相联系，却很少宣传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带来的危险。有研究表明，媒体影响和较早开始性行为之间存在相关（Peterson, Moore, & Furstenberg, 1991; Strasburger & Donnerstein, 1999）。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考察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体对青少年的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影响（Escobar-Chavez et al., 2005）。

性传播疾病（STDs）

性传播疾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STDs）指通过性接触传染的疾病。表12-4总结了一些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包括这些疾病的原因、常见症状、治疗方法和后果。

在美国，约1/4的性传播疾病新发患者是15～19岁的青少年（CDC, 2000c）。性传播疾病在青少年中泛滥的首要原因是过早开始性行为，因为过早开始性行为的青少年同时有多个高危性伙伴，并且不使用安全套或不能经常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更高；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往往更可能和比自己年龄大的性伙伴发生性关系。青少年期的女孩最可能被传染性传播疾病却没有觉察（AGI, 1999a）。

据估计，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是人类乳头瘤病毒（HPV），这种病毒有时会造成生殖器长疣。青少年中常见的另一种性传播疾病是寄生虫感染的滴虫病（Weinstock et al., 2004）。

生殖器单纯疱疹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慢性、反复发作的高传染性疾病，常伴有疼痛。对于一些存在免疫系统缺陷的人群或母亲在分娩时疾病爆发的新生儿来说，该病都是致命的。目前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抗病毒药物阿昔洛韦可以防止该病剧烈爆发。在过去的30年中，生殖器疱疹的患病率显着增加。B型肝炎尽管2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预防疫苗，但现在仍是一种重要的性传播疾病（Weinstock et al., 2004）。

最常见的可治愈的性传播疾病是衣原体感染和淋病。这两种疾病如果没有被发现，也未进行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女性盆腔炎，这是一种严重的腹腔感染。据报道，40%的衣原体病例为15～19岁的青少年；在十几岁的青少年中，有超过10%的女孩和20%的男孩感染该病毒（CDC, 2000c）。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可导致艾滋病，这种病毒通过体液（主要是血液和精液）传播，通常由共用毒品静脉注射针头或与感染HIV的伴侣性交传染。HIV侵袭人体免疫系统，导致人体对大量致命疾病失去抵抗力。艾滋病的症状包括极度疲劳、发烧、淋巴结肿大、体重减轻、腹泻和夜间盗汗，它的潜伏斯从6个月到10年，甚至更长。美国携带HIV或患有艾滋病的人群中超过1/4是在十几岁时感染的（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t al., 2003）。

虽然目前艾滋病还是不治之症，但各种相关的致命感染可以通过抗病毒疗法（包括蛋白酶抑制剂）逐渐得以治疗（Palella et al., 1998; Weinstock et al., 2004）。很多感染HIV的人也可以健康地生活数年，因为艾滋病在发展到出现严重的长期并发症之前不会表现出症状，所以早期检测非常重要。除定期以学校为基础的检查和治疗外，还有一些项目倡导节制或推迟性行为、负责任的决策和为性活跃者提供安全套，这两者相结合可能对控制性传播疾病的蔓延具有一定作用（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1994; AGI, 1994; Cohen, Nsuami, Martin, & Farley, 1999; Rotheram-Borus & Futterman, 2000）。

专栏12-1：世界之窗

预防少女怀孕

虽然，美国少女的怀孕率和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显着下降，但仍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几倍，而有些国家的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和美国一样或更早（Darroch, Singh, Frost, & the Study Team, 2001）。与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等国相比，近年来，美国的少女生育率是这些国家的5倍，是日本的12倍（Ventura, Mathews, & Hamilton, 2001）。22%的美国女孩在20岁之前就生育过孩子，而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5%，加拿大为11%，法国为6%，瑞典仅为4%（Darroch, Singh, Frost, & the Study Team, 2001）。

资料来源：Graphic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 March 17, 2004, page 36. Copyright ©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Graphic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为什么美国的少女生育率如此高？针对这一问题，专家尚无统一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包括诸如对未婚母亲的歧视程度、媒体对性的颂扬、对性行为和生孩子是成人才该做的事缺乏清晰的认识、童年期遭受性虐待以及父母和孩子沟通失败等。和欧洲少女的经历相比，研究者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如美国女孩更可能拥有多个性伴侣，并且更可能不使用避孕药具（Darroch et al., 2001）。

和美国相比，欧洲的工业化国家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普及全面的性教育。不仅鼓励青少年推迟开始性行为的时间，同时也把促进性活跃的青少年使用避孕药具作为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性知识教育、学习相关技能、做负责任的性决定以及如何与伴侣沟通。这些项目还提供多种信息，如少女怀孕的风险和后果、避孕方法和从哪里获得医疗和避孕帮助等（AAP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and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1; AGI, 1994; Kirby, 1997；

I. C. Stewart, 1994）。针对男孩的性计划强调，推迟做父亲的时间是明智的，但事情一旦发生则必须承担责任（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在美国，提供性教育以及性教育计划的内容属于政治问题。尽管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批评家却声称，基于社区和学校的性教育导致了更多或更早的性行为（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1;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Eisen & Zellman, 1987; Satcher, 2001）。

在欧洲一些国家，预防怀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供生殖健康服务。英国、法国和瑞典的青少年可以免费获得避孕药具，一定程度上，荷兰的青少年也可以很容易获取。随着生育控制教育、免费获得避孕药具和根据个人意愿自由堕胎等措施的实施，瑞典青少年的生育率降低了5倍（Bracher & Santow, 1999）。首次性行为时就使用了避孕药具的美国青少年，20岁前生孩子的可能性确实较小（Abma et al., 2004）。

少女怀孕的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其中包括鼓励青少年推迟或禁止性行为的计划和政策，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很多青少年确实已经开始了性行为，他们需要有关怀孕和性传染病预防方面的教育和信息（AGI, 1996b）。最后，我们需要关注使青少年及其家庭处于危险中的基本因素：减少贫困、学业失败、行为问题和家庭问题，同时扩大就业、技能培训和家庭生活教育（AGI, 1994;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Kirby, 1997）。针对学前儿童和小学生的综合早期干预计划可以减少少女怀孕现象（Lonczak et al., 2002; Hawkins et al., 1999; Schweinhart, Barnes, & Weikart, 1993）。

由于有远大抱负的少女怀孕的可能性更小，所以激发青少年实现和提高自尊的计划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开始于1978年的“青少年扩大服务计划”（Teen Outreach Program, TOP）帮助青少年进行决策、解决感情问题以及处理与同伴和成人的关系。这一计划还包括一些社区服务。通过鼓励学生选择一种志愿活动，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在参加青少年扩大服务计划的1 600名学生和1 600名控制组学生中，青少年扩大服务计划参与者怀孕或辍学的风险是后者的一半，而他们学业失败的机率也只有后者的60%（Allen & Philliber, 2001）。这一结果说明，少女怀孕和学业失败并非是相互独立的问题，而是青少年更大发展蓝图中的一部分。

儿童保护基金会

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反对危险性行为最具说服力的劝说就是：怀孕会毁掉你的整个人生。面对同龄人的劝告，女孩子会做出更好的回应。

我思我秀

假如由你来设计一项基于学校或社区的性教育计划，你会涉及哪些内容？你赞成还是反对给青少年提供避孕药具？

课外链接

如需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信息，可以登录http://www.plannedparenthood.org/TEENISSUES/BCCHOICES/BCCHOICES.HTML.该网址的名称是“青少年生育控制选择”，属于计划生育网站。也可登录http://www.teenpregnancy.org，这是美国预防少女怀孕运动的网址。

青少年怀孕和分娩

过早发生性关系和有多个性伴侣的现象一直在减少，避孕药具的使用也在增加，因而美国少女怀孕和生育率显着降低。2003年，美国15～19岁女孩的生育率为4.17%，比1991年下降了1/3，达到近60多年来的最低值。少女怀孕率几乎以同样的速度下降，从1990年到2000年间降低了27%，达到8.45%，是1976年以来所报道的最低值（Martin et al., 2005）。未婚少女生育占总的少女生育的81%，自1994年以来，未婚少女的生育率也有所降低，尤其是在年幼的少女中（Hamilton, Martin, & Sutton, 2004; Martin et al., 2003）。17岁以下的少女生育绝大多数（88%）是由于意外怀孕所致（Abma et al., 2004）。

怀孕的女孩中半数以上（据估计为56%）会生下孩子，而且多数人打算自己抚养孩子。一些女孩会选择流产（15%）或堕胎（29%）。一小部分女孩会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1999; Adler, Ozer, & Tschann, 2003; AGI, 1994, 1999a;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Martin et al., 2005; Ventura, Abma, Mosher, & Henshaw, 2004）。

虽然在所有人群中，青少年的分娩有所减少，但黑人青少年的生育率降低的最多。尽管如此，黑人女孩和西班牙裔女孩生育的可能性仍大于白人女孩、美国印第安女孩和亚裔美国女孩。而且美国少女怀孕和分娩的可能性高于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少女（Martin et al., 2005; 见图12-2和专栏12-1）。很多女孩都缺乏性经验（AGI, 1994;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Ventura, Mathews, & Curtin, 1999）。很多早孕女孩缺少父爱（Ellis et al., 2003）。在加利福尼亚初级保健诊所的9 159名女性中，青少年期怀孕的少女可能在童年时遭受过身体暴力、精神虐待或性虐待，并且（或者）经历过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暴力、物质滥用以及有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或有过犯罪行为等（Hillis et al., 2004）。

少女怀孕的结局通常都很悲惨。很多早孕母亲的生活贫困，受教育水平也不高，一些人还吸毒。很多人饮食不当，体重过轻，产前检查不够或根本没有。她们的孩子可能早产或体形过小，发生晚期胎死、新生儿死亡或婴儿死亡的风险很高；此外，这些孩子出现健康和学业问题、遭受虐待和忽视或出现发育障碍等问题的风险也较高，这些发育障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期（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1999; 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and Committee on Early Childhood, Adoption, and Dependent Care, 2001; AGI, 1999a;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8, 2004; Menacker et al., 2004）。

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女所生的孩子同样也存在风险。对134 000名白人女性（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调查显示，和20～24岁的女性相比，13～19岁的女性更易生出体重过轻的婴儿，甚至即使这些母亲已婚、受过良好教育、做了充分的产前检查。很显然，产前检查并非总能克服一个自身仍在发育的女孩却怀孕生产所固有的生物劣势，因为母亲的身体会和发育中的胎儿争夺一些必要营养物质（Fraser et al., 1995）。

青少年未婚母亲及其家庭还可能遭遇经济困难。儿童抚养法的执行情况良莠不齐，法院强制要求的补助往往不能实现，而且很多年轻父亲也无力支付抚养费用（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1999）。以前，很多青少年母亲可以寻求公共援助，但在1996年美国联邦福利改革法出台后，这类援助受到严格限制。现在，18岁以下的未婚父母只有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且仍在上学才符合援助条件。

青少年母亲可能会中途辍学，并可能会多次怀孕。她们和自己的伴侣可能由于不够成熟、缺乏技能和社会支持而无法成为好的父母。继而他们的孩子也可能辍学、抑郁、触犯法律或成为青少年父母（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and Committee on Early Childhood, Adoption, and Dependent Care, 2001; CDF, 2004）。但是，这些后果可以避免。有研究对巴尔的摩的400多名青少年母亲进行为期20年的追踪。结果显示，她们的子女中2/3的女孩并没有成为青少年母亲，而且多数人能够读完高中（Furstenberg, Levine, & Brooks-Gunn,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