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上)：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

青春期：童年期的结束

青春期的生物学变化标志着童年期的结束，这些变化包括身高和体重迅速增加、身体比例和体形的改变以及性成熟。这些剧烈的生理变化是长期复杂的成熟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甚至在婴儿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由于生理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发展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

青春期如何开始：荷尔蒙的变化

青春期开始于与性有关的荷尔蒙突增，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肾上腺机能初现，即肾上腺的成熟；几年后是性腺功能初现，即性器官的成熟和更明显的青春期变化。

最初是位于肾脏上部的肾上腺分泌的雄性激素水平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增高，主要成分是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 DHEA），这一过程发生在6～9岁间（Susman, Dorn, & Schiefelbein, 2003）。脱氢表雄酮对于耻毛、腋毛、面部毛发的出现以及身体的快速发育、皮肤油脂分泌旺盛和体味的产生都具有重要作用。儿童10岁时脱氢表雄酮的水平是其1～4岁时的10倍。一些研究发现，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回忆他们最早的性吸引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发生的（McClintock & Herdt, 1996）。

2～4年后性器官的成熟会再次激发脱氢表雄酮的突增，随后达到成人水平。在这一阶段，即性腺功能初现时期，女孩卵巢分泌的雌性激素增加，刺激女性生殖器官发育和乳房发育。而男孩睾丸制造的雄性激素也在增加，尤其是睾丸酮。这些激素可以促进男性生殖器的发育、肌肉发达和体毛生长。男孩和女孩都兼有这两种荷尔蒙，但是女孩的雌性激素水平较高，而男孩的雄性激素水平较高。对女孩来说，睾丸酮能影响其阴蒂的发育以及骨骼、阴毛和腋毛的生长。

这种荷尔蒙活动高峰开始的精确时间似乎依赖于人体内脂肪含量达到某一临界值。对老鼠和人类的研究发现，瘦素（leptin）可促使青春期发育开始，瘦素是一种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脑部蛋白，被认为与超重有关。瘦素在血液循环中的累积会刺激下丘脑对脑垂体发出信号，脑垂体转而对性腺发出信号，刺激性腺分泌更多的荷尔蒙（Chehab, Mounzih, Lu, & Lim, 1997; Clément et al., 1998; O’Rahilly, 1998; Strobel, Camoin, Ozata, & Strosberg, 1998）。科学家已经确定，位于1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GPR54对这些变化的发生至关重要（Seminara et al., 2003）。童年早期身体脂肪含量较多的女孩以及那些在5～9岁间体重增加比较明显的个体，其青春期发育往往会提前（Davison, Susman, & Birch, 2003）。

有些研究把青春期早期的情绪化——在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归因于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但是，其他影响因素，如性别、年龄、气质以及青春期开始的时间等，都可能调节甚至超过荷尔蒙的影响（Buchanan, Eccles, & Becher, 1992）。

青春期和性成熟的时间、顺序以及标志

男孩青春期的起始时间大约有一个七年的跨度，而女孩的则约有八年的跨度。这一典型的发育过程在两性中通常历时四年，女孩比男孩早三年开始。在美国，男孩进入青春期的平均年龄是10岁或11岁（Susman et al., 2003），但在9～16岁之间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开始。多数女孩开始表现出青春期变化是在9岁或10岁，但有一些早在6岁时就已经开始，而另一些则要到13岁或14岁才开始。

男孩和女孩在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包括阴毛出现、声音变得低沉、青春期快速发育和肌肉生长。随着生殖器官的成熟，女孩开始出现月经，男孩开始产生精子。尽管存在一些个体差异，但这些变化在发展顺序上比其起始时间更一致（见表11-1）。一个女孩的胸部发育和体毛生长可能同步进行；而另一个女孩则可能在胸部发育前一年左右其体毛就达到成人水平。在男孩中也存在类似的差异。下面我们来更详细地看看这些变化。

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

第一性征 （primary sex characteristics）是直接涉及生殖必需器官的生物学变化。对女性来说，这些器官包括卵巢、输卵管、子宫和阴道；男性的则包括睾丸、阴茎、阴囊、精囊和前列腺。在青春期，这些器官发育并成熟。男孩进入青春期的最初标志是睾丸和阴囊的发育，而女孩第一性征的发育没有这么明显，因为这些器官都在身体内部。

第二性征 （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s）（见表11-2）是性成熟的的生理标志，并不直接涉及性器官：例如女性饱满的乳房和男性宽阔的肩膀。其他的第二性征还包括声音和肤质的变化、肌肉发达以及阴毛、面部毛发、腋毛和体毛的出现。

女孩进入青春期的第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乳房发育。乳头变大并突起，乳晕 （乳头周围的色素区）增大，乳房最初呈现圆锥形，后来变成圆形。一些男孩在青春期也会出现暂时的胸部变大，这会让他们很苦恼；但这是正常现象，可能持续18个月之久。

青春期，个体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对男孩来说尤其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喉部发育，另一方面是因为雄性荷尔蒙的作用。皮肤变得更加粗糙和油腻。皮脂腺活动增加可能导致粉刺和黑头产生。男孩比女孩更易患痤疮，这似乎和睾丸酮水平的增加有关。

阴毛最初是直而柔软的，最后变得更粗、颜色更深且卷曲。青春期的男孩通常会因为面部和胸部的毛发而开心；女孩则常常会因为面部或乳头周围长出哪怕一点点毛发而沮丧，尽管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影响青春期开始的因素

在查阅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发展科学家发现了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存在一种长期趋势 （secular trend），跨越几代人观察到的一种变化趋势是：青春期开始的年龄以及达到成人身高和性成熟的年龄都提前了。这种趋势大约开始于100年前，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都出现了这一趋势；目前至少在美国这一趋势还在继续（Anderson, Dallal, & Must, 2003）。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健康、营养好、被精心照料的儿童可能更早成熟和长得更高大。因此，发达国家的个体比发展中国家的个体性成熟更早。造成20世纪后期美国这一长期趋势的一种重要因素可能是年轻女性中超重人数的增多（Anderson et al., 2003）。

非裔美国女孩和墨西哥裔美国女孩比美国白人女孩通常更早进入青春期。非裔美国女孩的乳房发育和阴毛生长通常始于9岁半，而墨西哥裔美国女孩是在10岁左右，美国白人女孩则要到10岁半（Wu, Mendola, & Buck, 2002）。然而，一些非裔美国女孩早在6岁时就会经历这些变化，有些白人女孩也会在7岁时就发生这些变化（Kaplowitz et al., 1999）。

一项追踪研究显示，父女关系可能是影响青春期时序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学前期，如果女孩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富有支持性，尤其是有一位挚爱的父亲，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间往往要比那些与父母关系冷淡疏远的女孩或是那些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女孩要晚（Ellis, McFadyen-Ketchum, Dodge, Pettit, & Bates, 1999）。

家庭关系会对青春期的发育产生什么影响？一种观点是信息素 （费洛蒙）在起作用，这是一种男性和女性都会释放的有气味的化学物质，用于吸引异性。脑成像研究支持了信息素的存在，男性汗水和女性尿液中的气味可以激活异性的下丘脑，这一部分脑结构主要用于控制性行为（Savic, Berglund, Gulyas, & Roland, 2001）。因为存在自然的乱伦预防机制，所以经常暴露在父亲费洛蒙中的女孩的性发育会被抑制。因此，正如上面所说，父女关系亲密的女孩进入青春期的时间较晚。与之相对的是，频繁接触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男性的费洛蒙，如继父或单身母亲的男友，则女孩的青春期发育则会加速（Ellis & Garber, 2000）。因为缺乏父爱和青春期提前都是导致性滥交和少女怀孕的危险因素，所以童年早期跟父亲住在一起和父亲的积极卷入对女孩健康的性发育非常重要（Ellis et al., 1999）。

青春期发育突进

在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中，她提到自己的生理发育时非常沮丧——鞋子变小，背心“太短，几乎盖不住肚皮”（Frank, 1958, p.71）。很显然，安妮处于青春期发育突进 （adolescent growth spurt）阶段，这一时期个体的身高和体重迅速增加，女孩一般在9岁半至14岁半之间（通常是10岁左右）开始，男孩则在10岁半至16岁之间（通常是12岁或13岁）开始。发育突进一般持续约两年，在其结束不久后个体就会达到性成熟阶段。因为女孩的发育突进通常比男孩早，所以女孩在11～13岁之间往往比同龄男孩更高、更重、也更壮。在此阶段后，男孩就会像以前一样比女孩更高大。男孩和女孩都在18岁接近最终身高。

当然，男孩和女孩的生长发育存在差异。男孩的身体整体都会变大：肩膀更宽，腿比躯干长，前臂比上臂长，身高增加。女孩骨盆变宽，有利于生育，皮下脂肪堆积，使得女孩看起来更丰满、匀称。

青春期发育突进会对骨骼和肌肉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女孩在12岁半出现肌肉生长的高峰，而男孩是在14岁半。甚至眼睛也会发育更快，导致近视增多（像安妮·弗兰克一样），12～17岁的青少年中约1/4的人受这一问题困扰（Gans, 1990）。这一时期个体的下嘴唇变得更长更厚，嘴唇和鼻子更加突出。因为每种变化都遵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因此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可能会在某一时期失调。伴随着不平衡的加速发育，结果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青少年的笨拙，像安妮·弗兰克提到的彼特那样。

这些剧烈的生理变化会产生一些心理衍生物。大多数青少年对自己外貌的关注超过其他任何方面，很多人都不喜欢镜子中自己的样子。和男孩相比，女孩对自己的外貌更不满意，这反映了文化更加重视女性的身体特征（Rosenblum & Lewis, 1999）。就像我们后面将会讨论的，这些态度可能会导致饮食问题。

性成熟的标志：产生精子和月经初潮

男孩性成熟的首要标志是产生精子。第一次射精，也叫精子初现 （spermarche），出现的平均年龄是13岁。男孩醒来发现床单上有湿乎乎的或干硬的斑点，这都是梦遗的结果。梦遗是一种无意识的射精（通常被称为一个“湿漉漉的梦 ”）。多数青春期的男孩都会梦遗，有时和有关性的梦相联系。

女孩性成熟的首要标志是月经来潮 ，这是一种子宫内膜每月脱落的现象，安妮·弗兰克将它称为“甜蜜的秘密”。第一次月经，即月经初潮 （menarche），在女性发育过程中出现的比较晚；正常时间从10岁到16岁半（参见表11-1）。与前面提到的长期趋势一致，美国女孩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从1900年以前的14岁提前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12岁半。平均来说，黑人女孩在12岁生日后不久出现首次月经，而白人女孩则要晚6个月（Anderson et al., 2003）。

遗传、生理、情绪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月经初潮的时间。女孩首次月经出现的年龄往往和母亲的很接近。高大的女孩和乳房发育较好的女孩月经初潮往往出现较早。营养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强度很大的锻炼，如某些竞技性体育运动，可能会使月经初潮延迟（Ellis & Garber, 2000; Graber, Brooks-Gunn, & Warren, 1995; Moffitt, Caspi, Belsky, & Silva, 1992; Steinberg, 1988）。一项对阿克维萨尼的莫霍克族女孩的研究发现，暴露在含铅环境中和月经初潮延迟相关，而暴露在聚氯联苯（PCB）环境中则和月经初潮提前相关（Denham et al., 2005）。

青春期开始和性成熟给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影响，依赖于青少年及其周围环境中的人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在下列情况下，早熟和晚熟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当青少年比周围的同伴发育更快或更慢时；当个体认为这种变化是无益的时；当一些压力事件正好在这一时期出现时（Petersen, 1993; Simmons, Blyth, & McKinney, 1983）。

青少年期的脑发育

青少年期的大脑是持续发展的产物。脑结构的剧烈变化涉及情绪、判断、行为组织和自我控制等方面，这一变化出现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这有助于解释青少年为什么会对情绪爆发和冒险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产生偏爱（ACT for Youth, 2002; Steinberg & Scott, 2003; 见专栏11-1）。

青少年期大脑的两个主要变化类似于胎儿期和婴儿期的变化：灰质的生长和修剪。灰质（神经元、轴突和树突）生长的第二次突进开始于青春期前不久，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性荷尔蒙激增有关。发育突进主要发生在大脑的额叶，而额叶主要负责计划、推理、判断、情绪管理和控制冲动。发育突进之后，不用的联结被修剪掉，有用的联结被加强。就像发生在生命早期的修剪一样，这一过程使大脑变得更加高效（ACT for Youth, 2002; NIMH, 2001b）。

白质的生长模式和灰质相反。白质是联结不同脑区的神经纤维，这些联结在童年早期增多并髓鞘化，它开始于额叶并向脑的后部移动。6～13岁之间，颞叶和顶叶间的联结发生惊人的生长，这些脑区负责感觉功能、言语和空间理解。在语言学习关键期的末期，白质生长陡然变慢。白质的生长过程是从前到后，而灰质的生长则沿相反方向进行，额叶直到成年早期才能完全发育成熟。正是额叶灰质的不断修剪才促进了个体认知加工的成熟。

青少年对情绪信息的加工不同于成年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青少年识别电脑屏幕上的面部表情图片时，对其脑部活动进行扫描。结果显示，青少年早期（11～13岁）的个体倾向于使用杏仁核，这是一个位于颞叶深处形似杏仁的小组织，在情绪反应和本能反应中参与较多。年龄大一些的青少年像成年人一样更多地使用额叶，额叶可以进行更准确更理智的判断。因此在青少年早期，大脑发育的不成熟性可能使得情感压倒理智，这是年轻人做出不明智选择（如酗酒、药物滥用或危险性行为）的一种可能原因（Baird et al., 1999; Yurgelon-Todd, 2002）。此外，与动机、冲动和成瘾有关的额叶皮质系统的不发达可能有助于解释青少年为什么追求兴奋和新奇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青少年无法专注于长期目标（Bjork et al., 2004; Chambers, Taylor, & Potenza, 2003）。大脑发育的不成熟性使得一些青少年无法听取在成年人看来合理又有说服力的忠告。

因为青少年期的大脑仍在发育，所以青少年可以对发育进行一些控制。“通过理清思路、理解抽象概念和控制冲动，青少年可以‘锻炼’自己的大脑，这样可以为以后的生活打好神经基础”（ACT for Youth, 2002, p.1）。

专栏11-1：实战演说

青少年是否应该被豁免死刑？

2005年3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具有争议性的决议裁定，如果谋杀案的凶手犯罪时只有17岁，那么判处死刑是违反宪法的（Mears, 2005）。之前法院曾允许对16岁或17岁的罪犯判处死刑，但更小的未成年人不允许实施死刑。新裁定废除了19个州允许对十六七岁的罪犯执行死刑的法令，这使美国的青少年犯罪政策和其他国家相一致。此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国人权公约、日内瓦公约有关战时公民保护的条款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文禁止对青少年处以死刑（Montaldo, 2005）。

反对青少年犯罪豁免死刑的人认为，判决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犯罪的性质和罪犯的成熟程度进行裁定。但是，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强调，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作为一个群体不应该采用和成年人同样的犯罪标准，因为青少年还未发育成熟。

天普大学专门研究青少年行为的心理学家劳伦斯·斯滕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律学院的伊丽莎白·斯科特（Elizabeth S. Scott）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无论是死刑还是其他量刑，对青少年都应从轻处罚，并提出三条原因：（1）青少年的决策能力存在缺陷；（2）青少年对胁迫性环境（如同伴压力）尤其敏感；（3）他们的性格或是个性还没有完全形成。

缺乏决策能力

就像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讨论的，即使青少年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很多人还不能），他们在决策时也不会总运用它。在高情绪唤起的情况下尤为如此。青少年喜欢冒险行为，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认知上的局限性或生活经验有限所致，他们很少考虑和推测未来的后果，而是更多考虑当下的回报。青少年也比成年人更易冲动；对青少年来说，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存在更多困难。

众所周知，在青少年和成人决策方面的差异中，有一些似乎有其神经学基础。负责制订长期计划、调节情绪、控制冲动以及对风险和收益进行评估的脑区在青少年期仍在发育。边缘系统在青少年期的变化可能导致青少年喜欢寻求新奇和冒险活动，也可能影响青少年高涨的情绪和对压力的易感性。前额叶皮层与制订长期计划、判断和决策有关，这些脑区可能要到青少年晚期或成年期才能成熟。斯滕伯格和斯科特认为，因为青少年的判断力还不成熟，与智力落后的成人相比，所以他们更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对同伴影响的易感性

由于青少年的不成熟性，所以他们在面临一些成人可以抗拒的压力时可能会屈服。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讨论的一样，由于青少年寻求从父母的控制中独立，所以同伴的影响会增强。年轻人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可，害怕遭到社会拒绝。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即使是在没有明显胁迫的情况下也会如此。受欢迎的同伴是青少年行为的榜样。

性格尚未形成

法院一般会根据有品德信誉的见证人提供的有关被告优良品质或良好公民行为的证据减轻处罚。斯滕伯格和斯科特提出，青少年的性格、同一性和价值观都尚未完全形成。青少年犯罪通常只代表青少年进行试验和冒险的暂时阶段，而非根深蒂固的持久性道德缺陷。就像我们将在12章讨论的一样，大多数青少年罪犯长大后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斯滕伯格和斯科特呼吁大家进行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要求（a）把决策的发展变化和脑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b）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考察决策的年龄差异。他们呼吁，在获得更多的确定结果之前，法院应站在保护青少年罪犯生命的立场上，就像最高法院目前所做的一样。

资料来源：Steinberg and Scott (2003).

我思我秀

你认为是否存在青少年应该被判处死刑的情况？如果存在，应该在几岁？还有什么因素应该在判决时加以考虑？

课外链接

如需获得更多关于斯滕伯格工作的信息，可以登录http://astro.temple.edu/～lds.该网址可以链接到斯滕伯格关于青少年心理和教养方面的一些书籍。

生理和心理健康

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主持的一项针对校园的国际调查，考察了美国和其他27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4] 12万名11岁、13岁和15岁的青少年。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认为自己健康的个体占90%（Scheidt, Overpeck, Wyatt, & Aszmann, 2000）。然而，很多年龄较小一些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报告说有频繁的健康问题，如头疼、胃疼、背痛、神经质、疲劳、孤独或情绪低落。这类报告在美国和以色列最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们生活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Scheidt et al., 2000）。

很多健康问题源于生活方式或贫穷，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根据WHO的调查结果，在工业化国家中，家境不太富裕的青少年往往报告健康状况较差，出现症状的频率较高。而家境富裕的青少年更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较为健康的饮食，身体也更有活力（Mullan & Currie, 2000）。

下面我们看几种具体的健康问题：身体健康、睡眠需求、饮食障碍、药物滥用、性传播疾病、抑郁症和青少年的死亡原因。

体育活动

个体是否进行锻炼会对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锻炼可以提高力量和耐力，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生长、控制体重、减轻焦虑和紧张，还有助于提高自信心和幸福感。如果可以坚持有规律地每天锻炼至少半小时，即使只是适量的活动也对健康有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如果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可能会增加患以下疾病的风险：超重、心脏病、癌症和Ⅱ型糖尿病（一种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日渐增多的疾病）（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0a; Hickman, Roberts, & de Matos, 2000; NCHS, 2004; Troiano, 2002）。

不幸的是，美国有1/3的高中生的体育活动量并不达标，而且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人数比例在整个高中阶段逐年上升（NCHS, 2004; 见图11-2）。现在的美国青少年比过去锻炼更少，而且也比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锻炼得要少（CDC, 2000a; Hichman et al., 2000）。6～8年级学生中，参加课外活动的约占3/4（Kleiner, Nolin, & Chapman, 2004），而高中生只有一半多一点（55%）的男生和少于1/3（30%）的女生参加课外活动（Snyder & Hoffman, 2002）。

资料来源：NCHS, 2004, Figure 14, p.34.

睡眠需求

很多青少年睡眠不足。9岁时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是10个多小时；而到了16岁时，青少年的睡眠时间降低到了不足8个小时（Hoban, 2004）。即使睡足9个小时，青少年通常还会在白天犯困，这说明他们比以前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Hoban, 2004; Iglowstein, Jenni, Molinari, & Largo, 2003）。周末“睡懒觉”并不能补偿平时的睡眠不足（Hoban, 2004; Sadeh, Raviv, & Gruber, 2000）。根据WHO的一项调查，在28个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中平均40%的人（多数是男孩）报告说每周至少有一天早上会瞌睡，还有22%的人报告说他们几乎整天都昏昏欲睡（Scheidt et al., 2000）。

晚上睡得晚，早上睡过头，这样的模式可能会造成失眠。失眠问题通常发生在童年晚期或青少年期。白天瞌睡会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Hoban, 2004）。一项对2 259名中学生的追踪研究显示，睡眠比同伴少的六年级学生更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自尊水平较低（Fredriksen, Rhodes, Reddy, & Way, 2004）。

青少年为什么会熬夜？可能是由于他们需要做家庭作业、和朋友煲电话粥、网上冲浪或者希望自己像成年人那样安排作息；同时，生理变化也是原因之一（Sadeh et al., 2000）。青少年正在经历脑的自然睡眠周期的转换，又称为昼夜时间系统 的转换。褪黑激素分泌的时间决定了大脑睡眠的时间，青春期后这种激素在夜间分泌的时间延后了（Carskadom, Acebo, Richardson, Tate, & Seifer, 1997）。所以，青少年比儿童要晚一点入睡、晚一点起床；但是大多数中学都比小学上课早。中学的时间表和学生的生物节律脱节（Hoban, 2004）。青少年在早上往往大脑最不清醒，但学习却又最为紧张。上课时间推迟或者至少将较难的课程安排在每天较晚的时候，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Crouter & Larson, 1998）。

营养和饮食障碍

和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相比，美国青少年的饮食更不健康。他们很少吃蔬菜和水果，对糖果、巧克力、软饮料和其他“垃圾”食品的摄入较多，这些食品中的胆固醇、脂肪和卡路里含量较高，营养物质含量却很低（Vereecken & Maes, 2000）。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普遍缺钙、缺锌和缺铁（Lloyd et al., 1993; Bruner, Joffe, Duggan, Casella, & Brandr, 1996）；数学成绩差和缺铁有关（Halterman, Kaczorowski, Aligne, Auinger, & Szilagyi, 2001）。

尽管营养不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遭到孤立的人群中最为普遍，不过，担心身体变胖和控制体重也会导致营养不良（Vereecken & Maes, 2000）。饮食障碍，包括肥胖症和超重，在工业化社会极为常见，这些国家的食物非常丰盛，其吸引力不亚于身材苗条（APA, 1994; Becker, Grinspoon, Klibanski, & Herzog, 1999; Makino, Tsuboi, & Dennerstein, 2004）。但是，饮食障碍在非西方国家也呈增长趋势（Makino et al., 2004）。

肥胖/超重

青少年期，女孩每天需要的能量平均为2 200卡路里，男孩约为2 800卡路里。很多青少年每天摄入的能量比消耗的多，因此会造成多余的脂肪堆积。

在1960～2002年间，12～17岁男孩的平均体重从112斤增加到127斤，女孩的平均体重从106斤增加到117斤，而身高的增加却微乎其微（Ogden, Fryar, Carroll, &Flegal, 2004）。从1980年到2002年间，美国青少年超重者所占的比例增加了3倍多，由1980年的5%上升到2002年的16%。墨西哥裔和非西班牙裔黑人青少年超重的可能性是非西班牙裔白人青少年的1.5倍（分别为23%和21%对14%）（NCHS, 2004）。

根据29 242名13岁和15岁参与研究的青少年自我报告的体重和身高，美国青少年比其他14个工业化国家^[5] 的同龄人更可能超重。美国26%～31%的青少年体重指数（BMI）位于或高于其年龄和性别的第85或第95百分位；相比而言，所有15个国家位于或高于这一区段的平均比例只有15%（Lissau et al., 2004）。一项对美国具有广泛代表性样本进行研究的结果与之相似，从1999年到2002年间，12～19岁的青少年中有近31%的人超重或存在超重的风险（Hedley et al., 2004）。

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往往比同龄人更差，他们更可能患各种功能性障碍，如入学困难、无法做家务、不能参加剧烈运动或无法个人自理（Swallen, Reither, Haas, & Meier, 2005）。这些青少年出现高胆固醇、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也会较高（NCHS, 2004）。成年后他们往往也会肥胖，面临大量生理、社交和心理风险（Gortmaker, Must, Perrin, Sobol, & Gietz, 1993）。

遗传和其他一些因素似乎使某些人更易超重或肥胖，这些因素与意志力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无关（参见第3章和第9章）。这些因素包括新陈代谢紊乱、无法识别有关饥饱的身体信号以及超出正常数量的大量脂肪细胞的堆积。但是，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州878名11～15岁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缺乏锻炼是造成男孩和女孩超重的主要危险因素（Patrick et al., 2004）。

使用行为矫正技术帮助青少年改善饮食并进行锻炼，这种减肥项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对很多青少年来说，节食可能会适得其反。在一项持续了三年的预测研究中，以9～14岁的8 203名女孩和6 769名男孩为参与者，结果发现，节食的青少年比不节食的青少年体重增加更多（Field et al., 2003）。西布曲明是成人经常用的减肥药，在使用该药物的同时结合行为矫正效果会更好。但是，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该药物对适用于青少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Berkowitz, Wadden, Tershakovec, & Cronquist, 2003）。

身体意象和饮食障碍

有时，决心不让自己超重可能会导致比超重本身更严重的问题。身体意象 （body image）指有关自己外貌的信念，开始于童年中期或更早，到青少年期会进一步增强。这些信念可能导致过分努力地控制体重（Davison & Birch, 2001; Schreiberet al., 1996; Vereecken & Maes, 2000）。与男孩相比，这种模式在女孩中更常见，并且很少和实际的体重问题有关。

由于青春期的女孩体内正常的脂肪增多，很多女孩，尤其是一些发育较早的女孩会对自己的外形很不满意，这反映出文化上强调女性生理特征的特点（Richards,Boxer, Petersen, & Albrecht, 1990; Rosenblum & Lewis, 1999; Swarr & Richards, 1996）。从青少年早期到中期，女孩会对自己的体形越来越不满；男孩由于肌肉更加发达，从而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满意（Feingold & Mazella, 1998; Rosenblum & Lewis, 1999; Swarr & Richards, 1996）。对16个国家的取样研究发现，到15岁时，一半以上的女孩会节食或认为自己应该节食。在这些国家中，美国高居榜首，47%的11岁女孩和62%的15岁女孩都担心自己会超重（Vereecken & Maes, 2000）。和白人女孩相比，非裔美国女孩一般对自己的身形更满意，很少担心自己的体重，从而更少节食（Kelly, Wall, Eisenberg, Story, & Neumark-Sztainer, 2004; Wardle et al., 2004）。一项大型的前瞻性断代研究显示，父母的态度和媒体的宣传比同伴更能影响青少年对体重的关注（Field et al., 2001）。

过分关注体重控制和身体意象可能是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征兆，这两种障碍都涉及不正常的饮食模式（Harvard Medical School, 2002b）。每年，受这些慢性障碍困扰的美国人估计有500万，遍布所有主要种族和阶层（Becker et al., 1999），大部分是青少年期的女孩和年轻女性（Andersen, 1995）。那些想在芭蕾舞、游泳比赛、长跑、花样滑冰和体操中获胜的女孩（“Eating Disorders—Part II”，1997；Skolnick, 1993）、父母离异或与单亲一起生活的女孩以及经常一个人吃饭的女孩（Martínez-González et al., 2003）比较容易出现饮食障碍。

神经性厌食症

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又称自我绝食，是一种潜在的生命威胁。厌食症患者的身体意象扭曲，虽然他们一直在节食，却仍然认为自己太胖。厌食症可能会伴随产生月经失调或停经以及体毛柔软细小等症状。据估计，西方国家有0.5%的青少年女孩和年轻女性患有厌食症；男孩和成年男性患厌食症的比例较低，但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患者通常是好学生，父母称他们为“模范孩子”。他们表现为退缩、抑郁，重复做一些完美主义的行为（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3; Martínez-González et al., 2003）。厌食症的早期警示性信号包括：坚决的秘密节食；减肥后仍不满意；实现最初期望体重后再次制订新的、更低的体重目标；过度运动；月经失调。

厌食症可归因于很多遗传和环境因素。在患者身上发现了可能导致进食信号减弱的基因变异（Vink et al., 2001）。一些研究者认为，大脑中一种关键的化学物质的缺失、下丘脑失调或脊髓液中类鸦片物质水平增高等都可能是影响因素（“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伦敦、瑞典和德国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在厌食症患者某些特定脑区的血流量减少，其中包括控制视觉方面的自我知觉和食欲的脑区（Gordon, Lask, Bryantwaugh, Christie, & Timini, 1997）。另外一些研究者把厌食症看成是一种与害怕长大或对性行为恐惧、家庭机能失常有关的心理障碍（“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 Garner, 1993）。

矛盾的是，厌食症既是故意的又是非意志的：患有该障碍的人刻意拒绝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甚至给予奖惩或惩罚时也无法阻止类似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并且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因此，今天西方社会存在的厌食症可能是对保持身材苗条的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反应，但这一因素并不充分，甚至不是必然因素（Keel & Klump, 2003）。非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相关障碍，这些文化中的自我绝食行为并非由于对体重和外貌的不正常关注所引发，而是根源于斋戒和自我禁欲的宗教传统（Keel et al., 2003）。

神经性贪食症 患有神经性贪食症 （bulimia nervosa）的人每隔一小段时间，通常是两小时或更短时间就要有规律地大量进食，然后再想办法消耗摄取的过高能量，例如采取自行催吐、严格的节食或禁食、过量运动、服用泻药、灌肠剂或利尿剂清洗肠胃。这种情况至少每周出现2次，持续3个月以上才被严格地称为贪食症（APA, 2000）。贪食症患者常常被自己的体重和体形所困扰。他们会为自己的进食习惯感到羞耻、自卑和压抑。他们的自尊通常较低，有过体重波动、节食或频繁锻炼的历史（Kendler et al., 1991）。

与之相关的暴饮暴食症 （binge eating disorder）是指患者虽然频繁地疯狂进食，但并不进行禁食、锻炼或催吐。贪食症和暴饮暴食症比厌食症更常见。约3%的女性和0.3%的男性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规律性的暴食症者，更多人会偶尔暴食（Harvard Medical School, 2002b）。厌食症和贪食症之间存在一些重叠，有些厌食症患者会有食欲过盛的时候，而有些贪食症患者体重也会大幅度降低（“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 Edwards, 1993; Kendler et al., 1991）。但是，厌食症和贪食症是两种不同的障碍。与厌食症不同，历史上关于贪食症的证据很少，而且，在非西方文化中存在贪食症的证据也很少。这可能是因为贪食症患者需要大量食物和现代化抽水马桶，否则他们很难掩饰清除过多摄取物的痕迹（Keel & Klump, 2003）。

贪食症似乎与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羟色胺的水平降低有关（“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 K. A. Smith, Fairburn, & Cowen, 1999），但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贪食症可能与重度抑郁、恐怖症和惊恐性障碍有相同的遗传根源（Keel et al., 2003）。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贪食症患者渴望食物是为了弥补他们在爱和被关注方面的缺失（“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 Humphrey, 1986）。

厌食症和贪食症的治疗及效果

治疗厌食症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吃东西增加体重。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会抗拒治疗或在门诊治疗中效果不明显，这些患者应该入院治疗，这样可以对他们进行24小时的护理。一旦他们的体重稳定，患者的日间护理就可以减少（McCallum & Bruton, 2003）。这时可以给患者服用一些促进食欲和防止呕吐的药物。行为疗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果患者进食可给予诸如允许下床离开病房之类的奖励（Beumont et al., 1993），还有改变患者扭曲的身体意象的认知疗法。一旦体重达标，就可以教给患者进行均衡适量的饮食以及管理压力的方法（McCallum & Bruton, 2003）。

贪食症也可以采用24小时或日间的行为疗法进行治疗。患者每天要记录自己的饮食模式，并学习抵制贪吃的诱惑。个体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和家庭心理治疗都有助于贪食症和厌食症的治疗，通常这些方法要在最初的行为治疗已经使症状得以控制的情况下使用。由于患者有抑郁和自杀的倾向，所以要把心理治疗和使用抗抑郁药物结合进行治疗（Becker et al., 1999; Edwards, 1993; Fluoxetine-Bulimia Collaborative Study Group, 1992; Harvard Medical School, 2002b; Hudson & Pope, 1990; Kaye, Weltzin, Hsu, & Bulik, 1991; McCallum & Bruton, 2003）。

由于青少年的自主性需要，他们可能会拒绝家庭的介入，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结构进行治疗。但是，青少年的任何治疗计划仍然需要家庭的积极参与。此外，治疗方案还必须满足青少年的发展需要，这些需要可能与成年患者的不同，同时还应提供与学校教育保持同步的机会（McCallum & Bruton, 2003）。

多达1/3的厌食症患者在达到适当的体重之前就会退出治疗（McCallum & Bruton, 2003）。贪食症患者的治疗前景更好，因为他们一般都愿意接受治疗（“Eating Disorders—Part II”，1997; Herzog et al., 1999；Keel & Mitchell, 1997）。经过六个月到五年的治疗，贪食症的平均治愈率为50%（Harvard Medical School, 2002b）。即使不再自我绝食，厌食症患者通常仍会存在长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Beaumont, Russell, & Touyz, 1993; “Eating Disorders—Part I”，1997; Sullivan, Bulik, Fear, & Pickering, 1998）。

药物使用和滥用

虽然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滥用药物，但也有少数青少年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是指对酒精或其他药物的有害使用。它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通常持续一个月以上，个体知道这种物质有害之后仍继续使用或者多次在危险情况下（如驾车时）使用（APA, 1994）。物质滥用可能导致生理的、心理的或两者皆有的物质依赖 （substance dependence，即成瘾），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药物成瘾对青少年尤其危险，因为这些药物会损害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某些脑区（Chambers et al., 2003）。

药物使用的趋势

美国8年级学生的非法药物使用率从1996年以来逐步下降，10年级和12年级学生的药物使用率自2001年也稳步下降，大大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高峰值（见图11-3）。2004年，15.2%的8年级、31.1%的10年级和38.8%的12年级学生报告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内使用过非法药物（L. D. Johnston, O’Malley, Bachman, & Schulenberg, 2004b, 2005）。

资料来源：Johnston, O'Malley, Bachman & Schulenberg, 2005.

这些结果取自一系列政府年度调查的最新数据，该调查由美国406所学校的49 474名学生组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这些调查可能低估了青少年的药物使用情况，因为调查没有涉及中途辍学的高中生，而这部分学生的药物使用率可能更高。

这一普通趋势的一个例外是吸入剂的使用在2004年又死灰复燃，尤其是在8年级的学生中。吸入剂是化学蒸汽，通常产生于一些日常家用产品，如胶水、溶剂、汽油、丁烷和气溶胶等，青少年通过吸入这些气体而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由于吸入剂价格便宜且容易获取，因此它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使用率较高。吸入剂会对听觉、大脑、骨髓、肝脏和肾脏造成损害，还可能导致缺氧、心脏衰竭和死亡。由于越来越不被同伴赞许，所以自1995年以来吸入剂的使用一直都在下降；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发生转变（L. D. Johnston et al., 2004b, 2005）。

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

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年轻人滥用药物？其中危险因素包括：（1）“困难型”气质；

（2）易冲动以及获取感官刺激的倾向（可能存在生物化学基础）；

（3）家庭影响（如遗传的对酗酒的易感性、父母使用药物或对药物持接受态度、教养行为不良或不一致、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关系混乱）；

（4）早期产生并持续的行为问题，尤其是攻击行为；

（5）学业失败，缺乏教育；

（6）被同伴排斥；

（7）与药物使用者接触；

（8）性格孤僻和判逆心强；

（9）对药物使用持赞同态度；

（10）过早接触药物使用。青少年药物使用开始得越早，使用频率可能会越高，成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Hawkins, Catalano, & Miller, 1992; Johnson, Hoffmann, & Gerstein, 1996; Masse & Tremblay, 1997; USDHHS, 1996b）。某一个体面临的危险因素越多，其滥用药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进入中学后，青少年会结交新朋友，并且对同伴压力更敏感，药物使用常常始于此时。4～6年级的学生可能开始吸烟、喝酒或使用吸入剂；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逐渐转向大麻或其他烈性毒品（National Parents’ Resource Institute for Drug Education, 1999）。下面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青少年使用最多的酒精、大麻和烟草这三种物质。这三种物质有时被称为入门毒品 （gateway drugs），因为它们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烈性”（更具成瘾性）毒品的使用。

酒精、大麻和烟草

酒精是一种烈性的、可以改变心智的药物，它可以对个体的生理、情绪和社会性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在很多国家，酒精使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Gabhainn & Francois, 2000）。15岁前开始喝酒的人，其形成酒精依赖或酗酒的可能性是21岁后开始喝酒的人的5倍多（SAMHSA, 2004a）。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青少年的酒精使用缓慢增加，但目前随着非法药物使用的减少也在降低。尽管如此，2004年仍有36.7%的8年级、58.2%的10年级和70.6%的12年级学生报告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内曾经喝过酒（L. D. Johnston et al., 2004b，2005）。

与成人相比，不管是从当时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青少年在学习和记忆方面更易受到酒精的消极影响（White, 2001）。一项研究发现，十五六岁的酗酒者停止喝酒数周后跟不酗酒的同龄人相比，仍表现出认知受损（Brown et al., 2000）。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到吸食大麻的危险性，大麻的使用率自1996年以来显着下降，但它仍是美国使用最多的非法药物之一。2004年，有11.8%的8年级、27.5%的10年级和34.3%的12年级学生承认自己在过去一年内吸过大麻（L. D. Johnston et al., 2004b，2005）。女生喝酒或吸食大麻的可性能低于男生（Freeman, 2004）。与大家的普遍观念相反，吸食大麻也可能会让人上瘾（Tanda, Pontieri, & DiChiara, 1997），而且往往会诱发使用烈性毒品（Lynskey et al., 2003）。

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青少年的吸烟问题并不很严重（Gabhainn & Francois, 2000）。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8年级和10年级学生的吸烟率下降了50%，12年级的吸烟率下降了33%。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对烟草业的负面宣传；部分原因是美国几个州对烟草公司起诉后引发的反烟运动。但2004年的研究发现，过去一个月内仍有9.2%的8年级、16%的10年级和25%的12年级学生在吸烟（L. D. Johnston et al., 2004a, 2005）。11岁开始吸烟的青少年从事危险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同龄人的2倍，例如乘坐醉酒司机驾驶的汽车，携带刀或枪上学，使用吸入剂、大麻或可卡因，企图自杀等。较早开始喝酒和吸食大麻也与多种危险行为相关（DuRant, Smith, Kreiter, & Krowchuk, 1999）。

同伴对吸烟和喝酒的影响已被广泛证实（CASA, 1996; Cleveland & Wiebe, 2003）。在6 529名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学生中，非裔美国学生和西班牙裔美国学生比美国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更可能在13岁时就开始吸烟。但是，到15岁时，经常吸烟的黑人青少年比其他三组学生要少（Ellickson, Orlando, Tucker, & Klein, 2004）。对青少年来说，影视媒体中随处可见的物质滥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影视画面的随机抽样发现，1950年吸烟镜头每小时出现10.7次；1980年到1982年降低到每小时4.9次；但2002年的吸烟画面频率又回升到了1950年的水平（Glantz, Kacirk, & McCulloch, 2004）。在全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中，每天看电视至少4～5个小时的10～15岁参与者，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开始吸烟的可能性是每天看电视少于2小时的参与者的5～6倍（Gidwani, Sobol, DeJong, Perrin, & Gortmaker, 2002）。

在一项随机控制实验中，尼古丁替代疗法结合行为技能训练的方法能有效帮助青少年戒烟。经过10周的治疗，28%的青少年可以完全不用尼古丁贴片了。半年以后，虽然只有7%的人完全戒烟，但大多数人每天的吸烟量都减到最低（Killen et al., 2004）。

抑郁症

考虑到安妮·弗兰克所处的令人绝望的处境，她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物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正常环境中，抑郁症在青少年期也会不断增多，据估计有4%～8%的年轻人患有抑郁症（NCHS, 2004）。年轻人的抑郁症不一定都表现为悲伤，但会表现为易怒、无聊或无法体验到生活的乐趣。由于患者存在自杀倾向，所以应非常关注这一问题（Brent & Birmaher, 2002）。

青少年期的女孩，尤其是早熟的女孩和成年女性比男性更易患抑郁症（Birmaher et al., 1996；Brent & Birmaher, 2002; Cicchetti & Toth, 1998; Ge, Conger, & Elder, 2001; Stice et al., 2001）。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青春期的生物变化有关，也可能与女孩的社会化方式有关（Birmager et al., 1996），还可能与她们对社会关系的压力更敏感有关（Ge et al., 2001；USDHHS, 1996b）。除性别以外，导致抑郁症的其他危险因素还有焦虑、社交恐惧、生活压力事件、慢性病（如糖尿病、癫痫）、亲子冲突、被虐待或被忽视以及父母一方有抑郁史等（Brent & Birmaher, 2002）。身体意象问题和饮食障碍也可能会加剧抑郁症状（Stice & Bearman, 2001）。

如果门诊治疗没有效果，表现出物质依赖或精神错乱以及自杀迹象的抑郁症青少年患者就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在童年期或青少年期曾患过抑郁症的人中，20%的人存在双向障碍风险。双向障碍是指抑郁患者的“低落”期和“兴奋”期交替出现，兴奋期的特点表现为精力充沛、情绪高亢、动作夸张和喜欢冒险（Brent & Birmaher, 2002）。一项对1 265名新西兰儿童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即使某些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并不足以诊断为抑郁症，但到25岁时，他们患抑郁症和出现自杀行为的风险也会较高（Fergusson, Horwood, Ridder, & Beautrais, 2005）。

SSRIs是一种抗抑郁药物（参见第10章），是最常见的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药物。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SSRIs使用的快速增多（NCHS, 2004），自杀率有所下降（Olfson, Shaffer, Marcus, & Greenberg, 2003）。短期的认知行为疗法也是有效的。这种疗法让患者学习选择一些令人愉快的活动，提高其社会技能，改变可能导致抑郁的自我挫败的思维方式（Brent & Birmaher, 2002）。一项针对439位患有严重抑郁症的青少年的随机化控制性实验发现，SSRIs中最常用的百忧解（Prozac）比认知行为疗法更有效。两种方法结合疗效能取得最好的效果（Emslie, 2004; Glass, 2004; TADS, 2004 ）。但是，随着SSRIs开始用于儿童，人们开始担心这类药物的长期安全性（NCHS, 2004）。

青少年期的死亡

并非每一位青少年的死亡都会像安妮·弗兰克的死一样被很多人记住。但是，早逝总是一种悲剧，而且（与安妮的死不同）常常是由于意外事故（Anderson & Smith, 2003），但早逝并非总是由事故引发。这一年龄的个体频繁发生车祸、枪杀和自杀现象，这反映出存在一种暴力文化，也反映出青少年的经验不足和不成熟，也常常会导致他们粗心大意，置身危险之中。

交通事故和枪击事故导致的死亡

交通事故是导致美国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占青少年死亡总数的40%。16～19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出车祸的危险高于其他年龄组，尤其是一些刚开始学会驾车的年轻人（McCartt, 2001; NCIPC, 2004）。有青少年伙伴乘坐时发生的车祸更加致命，很显然，有同伴在旁边时青少年往往会把车开得更猛（Chen, Baker, Braver, & Li, 2000）。2002年，死于车祸的15～20岁青少年中有29%是酒后驾车，并且这部分人中77%的人未系安全带（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2003）。

美国15～19岁的青少年死于枪击事故（包括凶杀、自杀和意外死亡）的现象远远超过其他工业化国家，占这一年龄段死亡总数的33%，占凶杀总数的85%以上。造成这一严峻形势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美国获得枪支相对更容易（AAP Committee on Injury and Poison Prevention, 2000）。对许多青少年来说，最容易得到枪的地方是家庭。青少年用家中藏有的枪支杀死家人或熟人的概率是用于自卫的43倍（AAP Committee on Injury and Poison Prevention, 2000）。

自杀

很容易获得枪支也是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自杀成为美国15～19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Anderson & Smith, 2005）。在2001年的所有自杀事件中，52%的青少年的自杀是使用枪支（NCIPC, 2001）。在1992年到2001年间，10～19岁的青少年总体自杀率降低了25%，其中使用枪支自杀的比例急剧下降，限制未成年人获得枪支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Lubell, Swahn, Crosby, & Kegler, 2004）。

近1/4的美国高中生报告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内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0），约9%的人报告实际尝试过自杀（NCHS, 2004）。尽管尝试自杀的年轻人多数选择服药或其他物质，但使用枪支自杀最可能成功（Borowsky, Ireland, & Resnick, 2001）。由于这一原因，尽管女孩更可能考虑或尝试自杀，但是更倾于使用枪支自杀的男孩往往比女孩更可能成功自杀，他们的自杀死亡率是女孩的5倍多（NCHS, 2004）。如果感到孤独、缺少朋友或得知某人自杀，女孩更可能产生自杀想法（Bearman & Moody, 2004）。

尽管所有民族中都会有人自杀，但美洲土着印第安男孩的自杀率是最高的，非裔美国女孩的的自杀率则最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年轻人的抑郁患病率较高，他们自杀和尝试自杀的比率也非常高（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0; Remafedi, French, Story, Resnick, & Blum, 1998）。

那些考虑过或曾经尝试过自杀的年轻人往往有情绪方面的疾病。他们往往是暴力的实施者或受害者，并存在各种学业或行为方面的校园问题。他们中有很多人在童年时受过虐待，导致他们在青少年期出现严重的关系问题。他们往往对自我评价很低，产生无助感，而且控制冲动以及承受挫折和压力的能力都较差。他们通常和父母关系疏远，在家庭以外也没什么人可以依靠。他们往往以前就曾试图自杀或者他们的朋友、家人中曾有人试图自杀过（Borowsky et al., 2001; Deykin, Alpert, & McNamara, 1985; Garland & Zigler, 1993; Johnson et al., 2002;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itizens in Education, 1986; NIMH, 1999a; Slap, Vorters, Chaudhuri, & Centor, 1989; “Suicide—Part I,” 1996; Swedo et al., 1991）。在所有的青少年自杀案件中，有一半是酒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AAP Committee on Adolescence, 2000）。可以降低自杀风险的保护因素包括加强青少年对家庭和学校的联结感、保持情绪健康以及将精力放在学习上（Borowsky et al., 2001）。

电话热线是对青少年进行自杀干预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但其有效性似乎微乎其微（Borowsky et al., 2001；Garland & Zigler, 1993）。近年来以学校为基础的筛选项目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有些研究者担心这类项目可能会“在青少年头脑中灌输进某些不良思想”，但是对纽约州2 342名高中生的随机性控制实验发现，这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Gould et al., 2005）。

但是，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会对这类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就像电话热线一样，可以证明这些项目能够降低自杀风险或促使有自杀想法的青少年寻求帮助的证据几乎为零（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2003）。事实上，在这类项目中，有一些项目夸大了青少年自杀的程度，并把自杀描述成青少年对压力的正常反应而非病理行为，这样做都是有害无益的。一些专家建议，关于自杀的项目应该去识别并治疗处于特定自杀危险中的青少年，包括那些自杀未遂者。通过各种项目减少物质滥用和暴力行为、增加获得枪支的难度、并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提高父母的教养技能，以消除自杀危险因素，这些也同样非常重要（Borowsky et al., 2001; Garland & Zigler,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