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上)：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

一个依赖他人的新生儿，仅仅拥有有限的情感和迫切的生理需要，如何才能变成一个具有复杂情感、能理解和控制自己的儿童呢？这一阶段的许多发展问题都是以婴儿和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

获得信任

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幼崽相比，人类婴儿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婴儿期，需要依赖他人提供食物和保护，从而得以生存。他们如何确信自己的需要会被满足？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Erikson, 1950），早期的经验很关键。

在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的八阶段理论中（见第2章的表2-2），第一个阶段是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basic trust versus basic mistrust）。该阶段始于婴儿期，一直持续到婴儿18个月大。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对自己世界中的人和事发展出可信任的感觉。他们需要获得信任（让他们形成亲密关系）与不信任（能使他们保护自我）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信任处于支配地位，儿童便获得了希望这一“美德”：即认为他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愿望能够实现（Erikson, 1982）。如果不信任处于支配地位，儿童就会认为世界是不友好和不可预测的，因此很难形成亲密关系。

获得信任的关键因素是敏感、积极回应和一致性的照料。埃里克森把喂养情境看成婴儿建立信任和不信任的关键环境。婴儿期望饥饿时就能得到喂养，这能使婴儿因此把母亲视为这个世界是可信任的一个代表吗？信任使婴儿允许母亲离开视线，“因为这时母亲在婴儿心中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外部预测性”（Erikson, 1950, p: 247）。根据凯瑟琳·贝特森的故事，这种内部信任为克服将来更多的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恋的发展

依恋 （attachment）是指婴儿和照看者之间一种互惠的、持续的情感联结，双方对这种关系的质量都有贡献。对婴儿而言，依恋具有适应性的价值，确保他们的心理社会和生理需要能被满足。根据生态学理论，婴儿和父母在生物上具有先天的互相依恋的倾向，而且依恋能使婴儿更容易生存下去。

依恋模式

依恋的研究主要归功于生态学家鲍尔比（1951年），他是研究动物关系的先驱。根据他的动物研究和对伦敦心理分析诊所里心理失常儿童的观察，鲍尔比强调母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不能提供优质的替代照料者的前提下，反对母亲和婴儿分离。20世纪50年代，玛丽·安思沃斯（Mary Ainsworth）是鲍尔比的学生，她采用自然观察法以非洲阿干达的婴儿为研究对象继续研究依恋（Ainsworth, 1967）。后来安思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 （Strange Situation）法，一种基于实验室技术来评估婴儿和成人之间的依恋模式的经典范式。通常，研究中的成人为母亲（虽然其他成人也参加），婴儿的年龄在10～24个月之间。

陌生情境法由八个连续的事件组成，完成实验所需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母亲两次把婴儿留在陌生的房间里：第一次把婴儿和陌生人一起留在房间里，第二次把婴儿单独留在房间里，并且陌生人要先于母亲回来。然后母亲鼓励婴儿探索和玩耍，如果婴儿需要，就给予安慰（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实验者特别关注母亲每次回来时婴儿的反应。

安思沃斯和同事通过在陌生情境和婴儿家中观察1岁婴儿，发现了三种主要的依恋模式，分别是安全型依恋 （最常见的类型，大约60%～75%的低风险北美婴儿属于该类型）和两种焦虑或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回避型依恋 （15%～25%）、矛盾型或抗拒型依恋 （10%～15%）（Vondra & Barnett, 1999）。

当母亲离开时，安全型依恋 （secure attachment）的婴儿会哭泣或抗议，当母亲回来时就会高兴地欢迎母亲。婴儿把母亲当作安全基地，会离开母亲去探索，偶而会回到母亲身边寻求安心。他们通常愿意合作，相对较少生气。回避型依恋 （avoidant attachment）的婴儿当母亲离开时很少哭泣，当母亲回来时拒绝她们。他们往往会生气，在需要帮助时不会表达需求。他们不喜欢被单独留下来，更不喜欢被斥责。矛盾型/抗拒型依恋 （ambivalent/resistant attachment）的婴儿在母亲离开之前就会焦虑，当母亲离开时会非常烦躁。当母亲回来时，婴儿表现的很矛盾，想去和母亲接触，但同时又通过踢或扭动身体表示抗拒。抗拒型婴儿很少去探索，很难被安慰。

在研究所涉及的所有文化中，如非洲、中国和以色列文化，虽然从属于每种依恋类型的婴儿的比率不同，但上面提及的三种依恋类型均适用（True, Pisani, & Oumar, 2001; van IJzendoorn & Kroonenberg, 1988; van IJzendoorn & Sagi, 1999）。依恋行为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差异。位于肯尼亚西部的古西人用握手来表示欢迎婴儿，因此古西婴儿与父母握手就像西方婴儿与父母拥抱一样普遍（van IJzendoorn & Sagi, 1999）。

其他的研究者（Main & Solomon, 1986）确定了第四种依恋模式即无组织—无 目标型依恋 （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这种依恋模式很微妙、难以被发现。该模式已经被80余项研究所证实（van IJzendoorn, Schuengel, & BakermansKranenburg, 1999）。无组织型依恋的婴儿缺乏有组织的策略来应对陌生情境压力。相反，他们表现出矛盾、重复或混乱的行为，如向陌生人而不是母亲寻求支持。当母亲回来时，婴儿高兴地欢迎母亲，接着掉头离开，或者靠近母亲但眼睛却不看她。他们看起来很困惑或害怕，这可能是最不安全的一种依蛮类型。那些母亲不敏感、受过干扰、受过虐待或功能受损的婴儿更可能表现出这种依恋模式。婴儿的气质似乎并不是一个影响因素（Carlson, 1998; van IJzendoorn, et al., 1999）。至少10%的低风险婴儿属于无组织型依恋，在特定风险人群中这类依恋类型的比例更高，例如早产儿、患自闭症或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以及母亲是酒精或药物滥用者的儿童（Vondra & Barnett, 1999）。这种依恋模式往往相对稳定，对成年后的问题行为、特别是攻击行为来说也是一个危险因素（van IJzendoorn et al., 1999）。表6-3描述了四种依恋模式的婴儿在陌生情境中的反应表现。

如何建立依恋

安思沃斯和鲍尔比假设，根据母婴互动，婴儿形成了对母亲的期待并建立了这种“工作模型”，只要母亲继续以相同的方式行动，该模型就起作用。如果母亲的行为发生了改变，不是一两次，而是一贯地变化，婴儿就会修正原有的依恋模式，安全型依恋就会改变。

婴儿的依恋工作模型和埃里克森的基本信任概念有关。（米德和贝特森作为父母成功帮助女儿建立信任感，还反映了他们对该概念的理解）。安全型依恋反映了婴儿对照看者的一种信任感，不安全型依恋反映了一种不信任感。安全型依恋的婴儿不仅学会了信任他们的照看者，也学会了相信自己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母亲通过安慰来回应大声哭泣的婴儿，往往有助于婴儿建立安全型依恋模式（Del Carmen, Pedersen, Huffman, & Bryan, 1993）。对于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和学步期儿童来说，他们的母亲往往更加敏感，会做出积极回应（Ainsworth et al., 1978; BraungartRieker et al., 2001; 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 Isabella, 1993; NICHD Early On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1997a）。同等重要的因素还包括亲子间的互动、激励、积极的态度、温暖和接纳以及情感支持（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 Lundy, 2003）。与安思沃斯最初的发现相反，婴儿似乎会同时和父母双方建立依恋关系。一般来讲，婴儿和父亲建立的安全型依恋与和母亲建立的依恋非常类似，这一点可以从贝特森身上看到（Fox, Kimmerly, & Schafer, 1991）。

研究依恋的新方法

虽然，大量关于依恋的研究是采用陌生情境法进行的，但一些研究者怀疑其有效性。因为陌生情境虽然是陌生的，但也是人为的，例如要求母亲不要发起互动，让婴儿处于成人反复进出的影响之下，期望婴儿注意她们。陌生情境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下缺乏效度。和美国婴儿相比，日本婴儿一般很少和母亲分开。对日本婴儿的研究发现，抗拒型依恋的比例很高，这可能反映了陌生情境对日本婴儿具有极大的压力（Miyake, Chen, & Campos, 1985）。

因为依恋影响的行为范围要比陌生情境中看到的要宽泛得多，所以一些研究者开始在研究方法上弥补这种不足，这些方法能使研究者在自然环境下研究儿童。沃特斯和迪恩（Waters & Deane, 1985）的依恋Q分类测验（AQS）要求，母亲或其他的家庭观察者根据儿童的特点对一些描述性词语或句子（“经常哭”“往往很粘人”）从最典型的特征到最不典型的特征进行排序，然后把这些描述与专家对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描述原型进行比较。通过对139项研究的分析发现，观察者版本（不是父母报告版本）能对安全型依恋进行有效测量，而且与陌生情境的测量结果以及对母亲的敏感性测量呈高相关。AQS也遇到了跨文化的效度问题（van IJzendoorn, Bereijken, Bakermans-Kranenburg, & Riksen-Walraven, 2004）。在一项采用AQS的研究中，中国、哥伦比亚、德国、以色列、日本、挪威和美国的母亲分别描述自己孩子的行为更像或更不像安全型依恋行为。而且，母亲对基于安全行为的描述在文化内和文化间相似。这些结果表明，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是用母亲作为安全基地的趋势具有普遍性（Posada et al., 1995）。但是，因为AQS测量的仅仅是安全型依恋的程度，所以研究者若想辨别不安全型依恋的不同形式（回避型和矛盾型），或者想确认是否为无组织型依恋时，可能还需要采用陌生情境法（van IJzendoorn et al., 2004）。

气质的作用

气质对依恋的影响有多大？产生影响的方式又是什么？对此并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Susman-Stillman, Kalkoske, Egeland, & Waldman, 1996; Vaughn et al., 1992）。一项对6～12个月大的婴儿及其家庭进行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敏感性和婴儿的气质共同影响依恋模式（Seifer, Schiller, Sameroff, Resnick, & Riordan, 1996）。婴儿的气质不仅直接影响依恋，还会产生间接影响，如通过影响父母间接作用于依恋模式。在荷兰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van den Boom, 1989; 1994），与非急躁型的婴儿相比，15天大时被界定为急躁型的婴儿在1岁时更有可能形成非安全型依恋（通常为抗拒型）。如果急躁型婴儿的母亲接受过关于如何安抚婴儿的指导，那么婴儿1岁大时，他们会和非急躁型婴儿一样可能被评定为安全型依恋。因此，如果母亲没有能力来处理婴儿的气质问题，那么急躁的婴儿可能难以形成安全型依恋（Rothbart et al., 2000）。母婴之间的“吻合度”对于理解依恋的安全性非常关键。

陌生人焦虑和分离焦虑

索菲娅曾经是一个友善的婴儿，会向陌生人微笑并走向他们。只要有人走近，就会高兴地咕咕叫。但是在8个月大时，当有陌生人走近时，她就会避开。当父母设法把她留给临时照看者时，索菲娅就会经历陌生人焦虑 （stranger anxiety），即对不认识的人持有一种警觉，同时也会经历分离焦虑 （separation anxiety），在熟悉的照料者离开时，她会产生难过的心情。

分离焦虑和陌生人焦虑曾经被认为是婴儿情感和认知发展的里程碑，反映了婴儿对母亲的依恋。但是，近来的研究者认为，虽然陌生人焦虑和分离焦虑相对典型，但并不普遍。当一个家长离开或陌生人接近时，婴儿是否会更多哭泣取决于婴儿的气质或生活环境，而不是依恋的安全性（R. J. Davidson & Fox, 1989）。

在6个月大之前，婴儿很少对陌生人表现出消极的反应，但是到8～9个月大时，婴儿一般会做出这种反应。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婴儿的认知发展。索菲娅的陌生人焦虑涉及面孔记忆，即一种比较陌生人和母亲外表的能力。也可能是对被留给陌生人时所处的情境的记忆。如果允许索菲娅在熟悉的环境中逐渐适应陌生人，那么她的反应可能会更加积极（Lewis, 1997; Sroufe, 1997）。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章开始部分已经提到，米德和贝特森确保凯瑟琳总是在熟悉的地方与陌生的照料者见面。

与其说分离焦虑主要应归因于分离本身，还不如说归因于替补照料的质量。当替代照看者是温暖的、并积极回应婴儿的需求，在9个月大的婴儿哭泣之前先和他们玩耍，婴儿面对陌生人时就很少哭泣（Hertsgaard, Harris & Brodersen, 1992）。

照料的稳定性也很重要，雷内·史皮哲（René Spitz）对福利院中的儿童进行的研究表明，替代照料者应该尽可能和母亲对婴儿一样亲密。研究强调照料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价值，因此婴儿能够和照料者形成早期的情感联结。就像米德在南太平洋岛屿的文化中观察到的一样，只要照料的情境稳定，婴儿能和多个照料者建立情感联结。

现在看来，婴儿对陌生人的强烈恐惧和母亲离开时的强烈抗议都不是安全型依恋的信号。研究者测量依恋时应更多地考察当母亲回来时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母亲离开时婴儿哭了多久。

依恋的长期效果

正如依恋理论所提出的，依恋的安全性能影响个体的情感、社会性和认知能力（van IJzendoorn & Sagi, 1997）。婴儿对养育者的依恋越安全，他们就越容易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婴儿有一个“安全基地”，并能信任父母或照料者的回应，他们就可能有足够的自信去积极探索世界（Jacobsen & Hofmann, 1997）。在对70名15个月大的幼儿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通过陌生情境法确定这些幼儿和母亲形成了安全型依恋。结果发现，与非安全型依恋的学步期儿童相比，这些幼儿更容易适应托儿所的生活（Ahnert, Gunnar, Lamb, & Barthel, 2004）。

安全型依恋的学步期儿童比非安全型依恋的儿童拥有更大的词汇量，掌握的词类更丰富（Meins, 1998）。他们和同伴的互动更积极，也更有可能被同伴接纳（Fagot, 1997）。非安全型依恋的学步期儿童往往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情绪，如害怕、悲痛和生气，而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会体验更多的愉悦情绪（Kochanska, 2001）。

在3～5岁期间与非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相比，婴儿期是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具有更强的好奇心、能力、同理心、心理韧性、自信，并且能与其他儿童相处得更好（Arend , Gove, & Sroufe, 1979; Elicker et al., 1992；

J. L. Jacobson & Wille, 1986; Waters, Wippman, & Sroufe, 1979; Youngblade & Belsky, 1992）。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与父母、老师和同伴之间的互动更积极，并且能更有效地解决冲突（Elicker et al., 1992）。他们往往也具有更积极的自我印象（Elicker et al., 1992; Verschueren, Marcoen, & Schoefs, 1996）。

安全型依恋儿童的优点还有很多。一项对法裔加拿大儿童进行的实验室观察发现，儿童6岁时的依恋模式与他们和母亲互动的情感质量能预测这些儿童8岁时的交流技能、认知卷入和支配性动机（Moss & St-Laurent, 2001）。安全型依恋为儿童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做好了准备（Carlson, Sroufe, & Egeland, 2004）。在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期，安全型依恋的儿童（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研究是在西方文化中进行的）往往拥有最亲密和最稳定的友谊关系（Schneider, Atkinson, & Tardif, 2001; Sroufe, Carlson, & Shulman, 1993）。

相比而言，非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在学步期经常会产生抑制和消极情绪，在5岁时对其他儿童表现出敌意，在学龄期经常依赖他人（Calkins & Fox, 1992; Kochanska, 2001; Lyons-Ruth, Alpern, & Repacholi, 1993; Sroufe, Carlson et al., 1993）。混乱型依恋的婴儿在各年龄阶段的学校教育中往往伴有行为问题，在17岁时会表现出某种精神障碍（Carlson, 1998）。

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 成人依恋访谈（AAI）是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要求成人回忆和解释有关他们童年依恋的感受和经验（George, Kaplan, & Main, 1985; Main, 1995; 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使用AAI方法进行的研究发现，参与者做出清晰、连贯和一致的反应能可靠地预测他们的孩子是否为安全型依恋（van IJzendoorn, 1995）。

成人所回忆的和父母或照看者互动的早期经验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健康以及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反应方式（Adam, Gunnar, & Tanaka, 2004; Dozier, Stovall, Albus, & Bates, 2001; Pesonen, Raïkkönen, Keltikangas-Järvinen, Strandberg, & Järvenpää, 2003; Slade, Belsky, Aber, & Phelps, 1999）。一位妈妈如果能与自己的母亲形成安全型依恋，或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形成非安全型依恋，她就能准确地识别的孩子的依恋行为，并以鼓励的方式给予回应，帮助孩子形成安全型依恋（Bretherton, 1990）。受过去依恋关系主宰的母亲，在和自己的孩子互动时往往表现出生气和侵略性。不太关注其过去依恋记忆的有抑郁症状的母亲往往对自己的孩子很冷淡且回应不积极（Adam et al., 2004）。父母的依恋史也影响他们对孩子气质的感知，而这些感知会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Pesonen et al., 2003）。

母亲对孩子的心理表征在怀孕期间就开始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对自己依恋经验的记忆。在一项对206名孕妇的纵向研究中，这些研究样本来自不同的种族，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产前的心理表征能预测婴儿1岁时对母亲的依恋是否为安全型依恋（Huth-Bocks, Levendosky, Bogat, & von Eye, 2004）。

和照看者的情感交流：互相调节

婴儿也喜欢交流，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与他人进行互动（Striano, 2004）。互动会影响依恋的安全性，它取决于婴儿和照看者是否能适当地、敏感地回应对方的心理和情感状态，这一过程称为互相调节（mutual regulation）。父母通过评估自己对婴儿心理活动的认知来促进这种互惠的奖励性互动（Lundy, 2003）。婴儿在互相调节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发出行为信号来影响照看者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

当照看者精确地“读懂”婴儿的信号并做出适当的回应时，健康的互动就发生了。当婴儿达到目标时，婴儿就会表现得很高兴或至少对这种互动很感兴趣（E. Z. Tronick, 1989）。如果照看者忽略了婴儿玩耍的邀请或当婴儿发出“我不喜欢”的信号时依然在玩，那么婴儿就会感到受挫或悲伤。当婴儿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时，他们会继续发送信号来修正互动。通常，互动在调节良好和较差的状态之间来回转换，婴儿通过这种转换学会如何发送信号，如何应对最初的信号未导致舒适的情感平衡的情况。互相调节有助于婴儿学会如何“读懂”他人的行为并增强期望。即使非常小的婴儿也能感知他人表达的情绪，并据此调节自己的行为（Legerstee & Varghese, 2001; Montague & Walker-Andrews, 2001; Termine & Izard, 1988）。但是，无论是何种原因，如果母亲或陌生人一旦突然停止了人际互动，婴儿都会心烦意乱（Striano, 2004）。

“冷面”范式 （“still-face” paradigm）是一个用来测量2～9个月大的婴儿互相调节的研究程序（Tronick, Als, Adamson, Wise, & Brazelton, 1978）。母亲和婴儿先进行面对面的互动，然后进入冷面阶段，母亲突然变得面无表情、沉默且没有任何回应。几分钟后，母亲再次恢复和婴儿的正常互动（重聚阶段）。在冷面阶段，婴儿往往停止微笑并看着母亲。他们开始做鬼脸、发出声音、做手势或触摸自己、自己的衣服以及椅子，明显想安抚自己或释放由于母亲的行为而造成的情绪压力（Cohn & Tronick, 1983；

E. Z. Tronick, 1980; 1989; Weinberg & Tronick, 1996）。

在重聚阶段婴儿会如何反应？一项对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的研究发现，和冷面阶段相比，婴儿会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愉悦的表情和说话方式、目不转睛以及做出朝向母亲的身体姿势。然而，持续的悲伤和发怒的面部表情、“抱抱我”的身体姿势、疏远、充满压力的迹象（包括紧张不安和哭泣）等各种消极趋势有所增强，这些都表明由于停止互相调节而激起的消极情绪不易消除（Weinberg & Tronick, 1996）。

母亲以何种方式看待婴儿和对其做出反应，这会影响到婴儿对冷面程序做出的反应（Rosenblum, McDonough, Muzik, Miller, & Sameroff, 2002; Tarabulsy et al., 2003）。东西方文化对冷面范式的反应是相似的，不论是与母亲还是与父亲互动，孩子对冷面范式的反应也是相似的（Braungart-Rieker, Garwood, Powers & Notaro, 1998; Kisilevsky et al., 1998）。通常，如果父母对婴儿的情绪需求表现敏感并积极回应，那么在冷面阶段，婴儿能更好地安抚自己，较少表现出消极情绪，在重聚阶段也能更容易恢复情绪（Braungart-Rieke et al., 2001; Tarabulsy et al., 2003）。（专栏6-1讨论了母亲抑郁如何影响亲子间的互相调节。）

专栏6-1：知识拓展

母亲抑郁如何影响亲子间的互相调节

产后抑郁影响大约13%的新妈妈——包括美国着名女星波姬·小丝，她曾经写了一本关于产后抑郁的书。如果不及时治疗，产后抑郁可能对母婴之间的互动方式和婴儿未来的认知和情绪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Gjerdingen, 2003）。

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更不敏感，更少积极地和婴儿交流，母婴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比较消极（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1999b）。抑郁的母亲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回应婴儿的哭泣（Donovan, Leavitt, & walsh, 1998），更少评价婴儿的心理状态（Lundy， 2003）。

如果母亲抑郁，婴儿可能会放弃发送情绪信号，通过吮吸或摇摆来尽力安慰自己。如果这种防御性的反应成为习惯，那么婴儿就认为自己没有力量激发他人的反应，母亲是不可靠的，以及这个世界是不值得信任的。婴儿自己也可能会抑郁（Ashman & Dawson, 2002; Gelfand & Teti, 1995; Teti et al., 1995）。

但是，我们并不确定这类婴儿是否是由于互相调节失败而导致抑郁。他们可能遗传了抑郁特质，也可能是由于荷尔蒙或其他生物化学因素的影响导致后天患上抑郁（Lundy, Field, & Pickens, 1996）。母亲抑郁的婴儿，往往表现出非正常的大脑活动模式，类似自己母亲的模式。在出生后24小时内，他们的大脑左前额叶表现出较少的激活，该脑区专门“主管”情绪，例如高兴和愤怒。大脑右前额叶表现出更多激活，该脑区负责“取消”情绪，例如抑郁和厌恶（G. Dawson et al., 1992;1999；

T. Field,1998a; 1998c；

T. Field, Fox, Pickens, Nawrocki, & Soutollo,1995；

N.A. Jones, Field, Fox, Lundy, & Davalos, 1997）。母亲抑郁的新生儿，其压力荷尔蒙水平往往也较高（Lundy et al., 1999），在布氏新生儿行为评估量表上的得分较低、迷走神经张力（迷走神经张力与注意和学习有关）也较低（T. Field,1998a; 1998c；

N. A. Jones et al., 1998）。这些结果表明，女性在怀孕期间抑郁可能是导致新生儿的神经和行为机能受损的部分原因。

很可能是遗传因素、产前因素和环境因素相结合将母亲抑郁的婴儿推向危险的边缘。也可能是一种双向的影响在起作用：婴儿不能正常回应母亲，这会进一步加重母亲的抑郁，而母亲的不回应性又增加了婴儿抑郁的可能性（T. Field, 1995, 1998a,1998c; Lundy et al., 1999）。相比其他抑郁母亲的婴儿，一些抑郁的母亲和婴儿维持较好的互动，这些婴儿往往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这些婴儿能够唤起母亲更多的积极回应（Field, Diego, HernandezReif, Schanberg, & Kuhn, 2003）。和非抑郁成人之间的互动，例如与父亲或托儿所工作人员或护理学校老师的互动，有助于弥补抑郁母亲给婴儿造成的不良影响（T. Field, 1995, 1998a, 1998c）。

无论是婴儿还是学龄前儿童，抑郁母亲的孩子往往具有非安全型依恋（Gelfand & Teti, 1995; Teti et al., 1995）。他们缺乏探索动机，更加喜欢竞争性较低的任务（Hart, Field, del Valle, & Pelaez-Nogueras, 1998; Redding, Harmon, & Morgan, 1990）。他们可能会发育不良，在认知和语言测验上的得分较低，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T. Field, 1998a, 1998c；

T. M. Field et al., 1985; Gelfand & Teti, 1995;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1999b；

B. S. Zuckerman & Beardslee, 1987）。进入学步期，这些儿童往往难以应对挫折和紧张情绪（Cole, Barrett, & ZahnWaxler, 1992; Seiner & Gelfand, 1995）。7岁时，他们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Kim-Cohen, Moffitt, Taylor, Pawlby, & Caspi, 2005），在青少年早期可能出现暴力行为（Hay, 2003）。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Kim-Cohen et al., 2005）。

有助于改善抑郁母亲心境的技术包括听音乐、视觉想象、有氧运动、瑜伽、放松和按摩治疗（T. Field, 1995,1998a, 1998c）。按摩也可能通过影响神经活动（N. A. Jones et al., 1997）来帮助抑郁的婴儿（T. Field, 1998a,1998b; T. Field et al., 1996）。一项研究发现，诸如正性情绪测量，为母亲提供社会、教育和职业再教育，对婴儿进行日常照顾，这些都能改善母婴的互动行为。和控制组相比，这些婴儿成长较快、儿科问题较少、生化指标更正常以及发展测验成绩更高（T. Field, 1998a, 1998b）。

我思我秀

除了上面提到的，你能想出帮助抑郁母亲和抑郁的婴儿的方法吗？

课外链接

若想了解关于该主题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nimh.nih.gov/publicat/depwomenknows.cfm。这是美国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网络资源，称为“抑郁：每个女性都应该知道的内容。”或者登录http://www. nimh.nih.gov/publicat/depresfact.cfm。这是一个关于抑郁的一般性事实知识清单，也刊登在美国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网站上。

社会参照

出生后第一年的最后3个月，婴儿开始四处走动，并做出复杂的行为。这时，他们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变：具备一定的能力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针对外部事件做出交流。他们能参与情感共享，让照看者了解他们对某种情境或物体的感受，并根据所识别出的照看者的情绪做出反应。这种发展是社会参照的必要基础，社会 参照 （social referencing）是指一种寻求情感信息来指导行为的能力（Hertenstein & Campos, 2004）。婴儿通过寻求和解释他人对自己的感知，从而知道在模糊、混乱或不熟悉的情境中如何行动。当婴儿遇到一个陌生人或一件新玩具时，他们会看照看者，此时他们可能在使用社会参照。

婴儿能够使用社会参照的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婴儿在模糊情境中是否自发地注视照料者，这一点还不清楚。他们是在寻找信息，还是在寻求安慰、注意、情感共享或简单地确认照料者是否在场？后者是一种典型的依恋行为（Baldwin & Moses, 1996）。

但是，近期的研究为1岁幼儿的社会参照提供了实验证据（Moses, Baldwin, Rosicky, & Tidball, 2001）。当婴儿看到震动的玩具加速向地板或天花板飞去时，12～18月大的婴儿是否向玩具走得更近或离得更远，取决于实验者所表达的情绪反应（“哟”或“很棒”）。一项研究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会根据电视屏幕上演员的非言语情绪信号来调整他们朝向特定陌生物体的行为（Mumme & Fernald, 2003）。另一项实验中，14个月大的幼儿是否接触他们附近的塑料动物玩具，这与1个小时前他们看到成人对相同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情绪有关。如果延迟非常短暂（3分钟），11个月大的婴儿能对这种情绪线索做出反应（Hertenstein & Campos, 2004）。

社会参照以及记住此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的能力，在学步期儿童的关键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自我意识情绪（尴尬和骄傲）的增强、自我感知的发展、社会化 与内化 过程。现在，我们转向本章的其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