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会发展的基础
尽管婴儿有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从出生起，每个婴儿都表现出不同的人格：这是一种由不同的情绪、气质、思想和行为所构成的混合体，使每个人独一无二（Eisenberg, Fabes, Guthrie, & Reiser, 2000）。某个婴儿经常兴高采烈，另一个却很容易焦躁不安；某个学步儿喜欢跟别人一起玩，另一个却喜欢一个人独自玩。这些情感、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反映了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也能影响儿童与人他交往和适应世界的方式。从婴儿期开始，人格发展与社会关系相互影响（见表6-1），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心理社会发展 。
首先，我们探讨情绪，它是人格建构的基石；然后，介绍气质或性情；最后，谈谈婴儿在家庭中最早的社会经验。
情绪
情绪 （emotions），例如悲伤、愉悦和恐惧，是对经验的主观反应，并伴随着生理和行为变化（Sroufe, 1997）。[1] 例如，恐惧时心跳会加速，通常还会伴有自我保护行为。个体在某种特定情绪的发生频率上、在可能引发情绪的事件类型上、在生理反应（比如心率变化）以及行为反应方面存在个体差异。一个儿童很容易生气，但另一个却不这样。文化能影响个体对情境的感受以及表达情绪的方式。例如，某些强调社会和谐的亚洲文化并不鼓励表达愤怒情绪，但比较强调羞耻感。相反，美国文化则强调自我表达、自信和自尊（Cole, Bruschi, & Tamang, 2002）。
情绪的发展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复杂的情绪由简单的情绪发展而来。个体的典型情绪反应模式的发展始于婴儿期，它是人格的基本元素。然而，随着婴儿的年龄不断增长，一些情绪反应会随之变化。3个月大的婴儿面对陌生人的脸会微笑，当8个月大时，他会对此表现出警惕，产生陌生人焦虑 。对于情绪有多少种、何时产生以及如何定义和测量，不同的研究者持不同的意见。
情绪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例如，一个在情绪上被忽视的新生儿——缺少拥抱、爱抚或交谈——会表现出非器质性的发育不良 ，即使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其身高和体重也不增加。当被送到医院并给予情感支持时，这个婴儿的发育状况就会改善。生气、恐惧，尤其是羞耻、内疚和同情之类的情绪会激发道德行为（BenZe’ev, 1997; Eisenberg, 2000; Eisenberg, Guthrie et al., 1999; Kochanska, 1997a）。
情绪出现的早期信号
当不高兴时，新生儿会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们会大哭、挥舞手臂、踢腿以及挺直身体。相对而言，辨别他们什么时候高兴比较困难。在1个月大时，当听到人的声音或者被抱起时，婴儿会变得安静。当拉着他们的手打拍子唱儿歌时，他们会微笑。随着时间的流逝，婴儿会对成人做出更多的反应——微笑、咕咕叫、伸开手臂，最终走向他们。
婴儿情绪的早期信号和线索是发展的重要指标。当婴儿想要或者需要某个东西时，他们会哭；当他们感觉到友善时，他们会微笑或大笑；当他们发出的信息获得了回应时，他们的联结感就会随之增加；当他们意识到哭声可以带来帮助和舒适，微笑和大笑能换回相同的反应时，他们对世界的掌控感也会随之增加。他们会更积极地调节自己的唤醒状态和情绪生活。
哭 哭是婴儿最有力的工具，有时也是唯一的工具，婴儿能够通过哭表达其需求。研究者已经区分了四种哭的模式（Wolff, 1969）：基本的饥饿哭（有节奏的哭，并不总是和饥饿有关）、生气哭 （有节奏的哭的变式，过量的空气被迫通过声带）、痛哭 （突然开始大声哭，没有呻吟前奏，有时会屏住呼吸）和挫折哭 （两三次持续很久的哭，没有持续很久的憋气）（Wood & Gustafson, 2001）。
一些父母担心抱起哭泣的孩子会惯坏他们。一项研究发现，在6个月大时，父母对婴儿做出延迟反应能减轻其不安，这可能是由于婴儿学会了自己去处理小烦恼（Hubbard & van IJzendoorn, 1991）。但是，如果父母等到痛苦的哭泣逐步升级为愤怒的尖叫声才做出回应，那么这时就很难安抚婴儿了。如果这种模式重复多次，将会干扰婴儿调整或管理自己情绪状态能力的发展（R. A. Thompson, 1991）。从理论上讲，最具发展性的正确方法是凯瑟琳·贝特森的父母所采取的：为了避免 婴儿产生不必要的悲伤，尽量安抚他们。
微笑和大笑
出生后不久，婴儿就会微笑，此时的微笑是自发的，这是皮下神经系统活动的结果。这种自发性的微笑经常出现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见第5章）。在出生后前3个月中，随着大脑皮层不断发育成熟，婴儿很少再出现这种自发性的微笑（Sroufe, 1997）。
最早的唤起性 微笑是由温和的感觉引起的，例如轻摇或抚摸婴儿的皮肤。出生后第二周，吃饱后的婴儿会发出昏昏欲睡的微笑。到第三周，当婴儿觉醒并注意到照料者在点头和发出声音时，就会开始笑。大约1个月大时，婴儿的微笑会更频繁并更具社会性。在出生后第二个月，随着视觉认知的发展，婴儿对视觉刺激（例如熟悉的面孔）的微笑会增多（Sroufe, 1997; Wolff, 1963）。
大约4个月大时，当亲吻婴儿腹部或挠痒痒时，婴儿就会大声笑。随着婴儿逐渐长大，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愉快的交流中。在母亲发出奇怪的声音或将毛巾盖在其脸上时，6个月大的婴儿会以咯咯笑的方式回应；10个月大的婴儿会大笑着试图把掉下的毛巾放回到妈妈脸上。这种变化反映了认知的发展：通过对未预料的事情发笑，表明婴儿知道他的期望是什么。通过转动桌子，婴儿意识到他们能使一些事情发生。大笑也有助于婴儿释放压力，例如对危险性物体的恐惧（Sroufe, 1997）。
情绪何时出现
鉴别婴儿的情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婴儿不能说出自己的感受。卡罗尔·伊泽德（Carroll Izard）和同事对婴儿的面部表情进行录像，并把其归纳为高兴、悲伤、兴趣、恐惧，以及较低程度的生气、惊讶和厌恶（Izard, Huebner, Resser, McGinness, & Dougherty, 1980）。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婴儿的真正感受，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确实非常类似于成人在经历这些情绪时的表情。
面部表情并不是婴儿情绪的唯一指标，也可能不是最佳指标。动作、肢体语言和心理社会变化也是重要的指标。当婴儿恐惧时，他不一定表现出“恐惧的表情”；婴儿也可能通过移开视线或心跳加速来表现恐惧。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指标研究特定情绪发生的时间，所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另外，这些情绪出现的时间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Sroufe, 1997）。
基本情绪
根据情绪发展模型（Lewis, 1997, 见图6-1），出生后不久的婴儿就能表现出满足、兴趣和厌恶的迹象，这些情绪具有弥散性和反射性，主要是对感觉刺激或内部加工过程的一种生理反应。在接下来的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些早期的情绪状态分化为真正的情绪：高兴、惊讶、悲伤、厌恶、忍耐、生气和恐惧，这些是婴儿对有意义事件的反应。正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些基本情绪的出现与神经系统成熟的“生物钟”相关。
*注：有两种尴尬类型，较早的尴尬形式不涉及对行为的评价，只是对自己成为注意目标的一种反应；第二种尴尬是评价性尴尬，在3岁时出现，是羞愧的一种温和形式（资料来源：摘自Lewis, 1997,图l，p.l20）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wis, 1997, Figure 1, p. 120. Adapted from Lewis, M. （1997）"The Development of Self. Comments on the Paper of Neisser." In S.G. Snodgrass and R.L. Thompson （eds.）, "The Self Across Psychology: Self-Recognition, Self-Awareness, and the Self-Concep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Vol. 818. Copyright © 1997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涉及自我的情绪 自我意识情绪 （self-conscious emotions），例如尴尬、同理心和嫉妒，只有在婴儿获得自我意识后才出现。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是指一种对自己作为可识别的、不同于周围世界的个体的认知性的理解。自我意识在婴儿15～24个月大时出现。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当婴儿拥有心理表征，即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和事的表征时，自我意识就出现了。在儿童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注意的焦点、意识到他人的“自我”感受或希望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事物之前，自我意识是必要的。大约3岁时，儿童已经获得了自我意识，并掌握大量关于社会可接受的标准、规则和目标的知识。这时，儿童就能根据社会要求来评价自己的思想、计划、愿望和行为，他们才能表达出诸如骄傲、内疚和羞愧等自我评价性情绪 （self-evaluative emotions）（Lewis, 1995, 1997, 1998）。
虽然，内疚和羞愧都是对错误行为的反应，但它们是不同的。没有达到行为标准的儿童可能感到内疚（即遗憾），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感到缺乏自我价值；当他们感到羞愧时，就会感到缺乏自我价值。他们关注的是坏行为 本身，而不是坏的自我 。内疚的儿童会试图去弥补，例如试图把自己碰到桌子下面打碎的盘子粘在一起。羞愧的儿童更可能试图隐藏自己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Eisenberg, 2000）。
同理心：感受他人的感受 同理心 （empathy）是一种“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以及在特殊的情境下感受到或打算感受到他人感受的能力。幼儿在2岁时表现出同理心，像内疚一样，同理心也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Eisenberg, 2000; Eisenberg & Fabes, 1998）。当学步期儿童能够逐渐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时，他们就能像是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一样对他人的痛苦做出反应（Hoffman, 1998）。同理心不同于同情，同情仅仅涉及对他人困境的悲伤或关心。同理心和同情都可能导致亲社会行为，例如归还玩具（见第9章）。
同理心依赖于社会认知，社会认知 （social cognition）是指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并调整自身情感和意图的一种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 （egocentrism，即不能理解他人的观点）延缓了这种能力的发展，直到童年中期的具体运算阶段。但其他的研究发现，社会认知出现的非常早，以至于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潜能”，就像学习语言的能力一样（Lillard & Curenton, 1999, p.52）。
脑发育和情绪发展
出生后的脑发育与情绪改变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情绪经验不仅受脑发育的影响，而且也能对脑结构产生持久的影响（Mlot, 1998; Sroufe, 1997）。新生儿只有弥散性的意识，很容易受到声音、光和其他的感觉唤醒源的过度刺激。随着中枢神经系统结构的不断发展，感觉通路髓鞘化，婴儿的反应变得更加专注和缓和。
脑组织有四种主要的变化，基本上与情绪进程的变化相对应（Schore, 1994; Sroufe, 1997; 参见图4-6）。出生后的3个月内，随着大脑皮层 开始发挥作用，婴儿在游戏中经历了认知体验，基本情绪的分化随之开始。快速眼动睡眠和反射行为，包括自发性的新生儿微笑便消失。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婴儿9～10个月大时，这时前额叶 开始和大脑边缘系统 交互作用，大脑边缘系统是情绪反应的中心。同时，边缘系统中的结构，如海马 ，变得更大和更加成人化。额叶和海马、边缘系统（加工感觉信息）之间的连接促进了认知和情绪半球之间的联系。随着这些连接变得更密集和精细，婴儿能够同时体验和解释情绪。认知和回忆、客体永久性以及其他的认知发展促使过去和当前事件以及未来期望之间的联合变得更具可能性。当一个球滚到沙发下时，这个年龄段的婴儿可能会心烦意乱，而当重新取回球时，他又会微笑。陌生人恐惧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
第三个变化发生在出生后第二年，这时婴儿获得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情绪，并且更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活动。这些变化与更强的身体移动性和探索性行为相一致，这可能和额叶的髓鞘化有关。
第四个变化发生在幼儿3岁时，此时，自主神经系统中的荷尔蒙变化与评价性情绪的出现相一致。这些情绪的发展，例如羞愧，可能是一种转变，从受交感神经系统 支配（为个体行动做准备的自主神经系统部分）转向受成熟的副交感神经系统 （涉及排泄和性兴奋的自主神经系统部分）支配。
神经系统方面的因素也能解释气质上的差异性（Mlot, 1998），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一主题。
气质
气质 （temperament），有时也被界定为个体的特征，是指以生物为基础的、对人和情境的态度和反应方式。气质被描述为一种行为方式：不是个体做什么，而是他们打算怎么做（Thomas & Chess, 1977）。例如，两个儿童都能自己穿衣服，拥有同样的动机，但其中一个可能比另一个做事更快，更愿意穿新衣服，当猫跳到床上时更少分心。一些研究者把气质界定得更加广泛。儿童不可能在所有情境中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气质反映的不仅是儿童的行为方式和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也反映了他们调节自己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的方式（Rothbart, Ahadi, & Evans, 2000）。
气质包含情绪成分，但又不同于情绪，例如，害怕、兴奋和厌倦等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气质相对而言更一致且持久。气质的个体差异源于个体的基本生理结构，它是构成发展中的人格的核心部分。
研究气质的模式：纽约纵向研究
纽约纵向研究（NYLS）是关于气质先驱的研究，研究者对133名婴儿进行追踪直到他们成人。研究者考察了婴儿积极主动的程度，吃饭、睡觉和排便习惯的规律性，接受陌生人和新情境的准备性，对常规改变的适应性，对噪音、亮光和其他感觉刺激的敏感性，反应的强度，情绪是否愉快、高兴和友好，在坚持任务时是否容易分心（A. Thomas, Chess, & Birch, 1968）。从出生时婴儿就在所有这些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约2/3的儿童可以归为三类气质模式（见表6-2）。40%的儿童属于“容易型” 儿童 （“easy” children）：情绪通常很愉悦，生物功能具有节律、能接受新体验。这与玛格丽特·米德描述的凯瑟琳婴儿时的特征一致。10%的儿童是“困难型”儿童 （“difficult” children）：易怒、经常不高兴、生物功能缺乏节律、情绪表达激烈。15%的儿童是“慢热型”儿童 （“slow-to-warm-up” children）：他们温和，但对陌生人和情境适应较慢（A. Thomas & Chess, 1977, 1984）。
许多儿童（NYLS样本中的35%）不能归为以上三种类型的任何一种。有的婴儿的饮食和睡眠比较规律，但害怕陌生人；有的婴儿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比较高兴，但并不总是这样；还有些婴儿可能对新食物适应比较慢，但对陌生照料者适应很快（A. Thomas & Chess, 1984）；有的婴儿可能笑得更激烈，但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沮丧感；有的婴儿排泄比较有规律，但睡眠没有规律（Rothbart et al., 2000）。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
如何测量气质？
许多研究者发现NYLS采用的访谈程序过于复杂，计分程序过于麻烦，于是，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短小的调查问卷。洛斯巴特婴儿行为问卷（IBQ）采用父母自陈报告的方式（Gartstein & Rothbart, 2003; Rothbart et al., 2000），关注婴儿气质发展的几个维度，这与NYLS研究中的维度相同，即活动水平、积极情绪（微笑和大笑）、恐惧、挫折、可安抚性和毅力（把分心和注意广度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高兴的强度、感觉敏度和注意转移。父母根据孩子近期的具体事件和行为给婴儿评估等级（例如，问“在过去的一周里，当给婴儿一个玩具时，婴儿微笑或大笑的频率？”而不是泛泛地问“婴儿对陌生事件反应积极吗？”）。
尽管父母评估是最常用的测量儿童气质的方法，但它存在信度问题。双生子研究发现，父母在给孩子进行气质评分时，往往会将其与家中另一个孩子进行比较，例如，与更积极的兄弟姐妹相比，父母把孩子归类为不积极（Saudino, 2003a）。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自陈测量工具都存在这种趋势（Hwang & Rothart, 2003）。另外，这种测量方法也存在研究者观察偏见（Seifer, 2003）。父母在日常的各种情境中观察自己的孩子，而实验室观察者仅在特殊的标准化情境中观察儿童的反应。因此，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更为精确地描述气质会如何影响儿童的发展（Rothbart & Hwang, 2002; Saudino ,2003a, 2003b）。
气质的稳定性
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具有遗传性（Braungart, Plomin, DeFries, & Fulker, 1992; Emde et al., 1992; Schmitz et al., 1996；
A. Thomas & Chess, 1977, 1984），并且相对稳定。新生儿在睡眠、紧张和活动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一直持续下去（Korner, 1996; Korner et al., 1985）。采用婴儿行为问卷法进行的研究发现，婴儿的气质与他们7岁时的人格存在强相关（Rothbart et al., 2000, 2001）。其他研究者使用类似于NYLS中的气质类型，结果发现，儿童3岁时的气质能预测其18～21岁时的人格（Caspi, 2000; Caspi & Silva, 1995; Newman, Caspi, Moffitt, & Silva, 1997）。
这并不意味着气质在出生时就完全定型了。随着各种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出现，气质得到了新发展（Rothbart et al., 2000），并且受父母态度和对待他们方式的影响（Belsky, Fish, & Isabella, 1999; J. V. Lerner & Galambos, 1985）。正如玛格丽特·米德观察到的，气质受教养方式的影响，而教养方式又受文化的影响。与美国的婴儿相比，马来西亚的婴儿往往适应性较差，对新体验更谨慎，对刺激的反应更迅速，这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父母不经常让婴儿处于那些要求具备很强适应能力的情境中，而是鼓励婴儿敏锐的感知意识，例如对于换尿布的需求（Banks, 1989）。
气质和调节：“吻合度”
根据NYLS的结果，健康调整的关键是吻合度 （goodness of fit）——儿童气质与环境要求和约束条件之间的匹配。如果期望一个非常活跃的儿童安静地坐很长时间，如果把一个慢热型的儿童不断地推向陌生情境，如果把一个固执的儿童不断地带离吸引他的东西，那么麻烦将会出现。
父母对孩子的回应可能反映了他们认为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孩子的行为。一项家庭观察研究发现，和其他父母相比，认为对自己12个月大的孩子缺乏控制的父母，更可能和婴儿进行直接的互动——督促、提醒、限制、质疑和纠正孩子，而且有这种感觉和行为方式的母亲更可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困难型”的。在较大儿童的父母身上也发现了这一模式（Guzell & Vernon-Feagans, 2004）。
当父母认识到，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儿童并不是出于任性、懒惰、愚蠢或顽皮，而主要是因为天生的气质时，他们可能更少感到内疚、焦虑、敌视或失去控制，更少变得严厉或不耐烦。他们能预期儿童的反应并帮助他们适应，例如，通过提早警告儿童来制止某一活动，或者像米德和贝特森所做的那样，逐渐让儿童介入一种陌生情境。
害羞和大胆：生物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述，气质具有一定的生物基础，在一项对400名婴儿的追踪研究中，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和同事研究了气质的一个特征：对陌生人的排斥或害羞 ，它是指儿童与其他陌生儿童交往以及接近陌生事物和情境时的大胆或谨慎程度。当要求解决问题或学习新信息时，最害羞的儿童（占样本的15%）与那些大胆的儿童相比，心率更高，但变化更少，并且瞳孔扩张得更大。最大胆的儿童（约占10%～15%）往往精力充沛，易冲动，并且伴随较慢的心率（Arcus & Kagan, 1995）。
4个月大的高反应性婴儿，即表现出更多动作和活动以及更多痛苦的婴儿，在面对陌生刺激时更容易焦虑或哭泣。在14～21个月大时，这些幼儿更有可能表现出抑制模式。高度抑制或非抑制婴儿能在一定程度上把相应模式维持到童年期或青少年期（Kagan, 1997; Kagan, & Snidman, 1991a, 1991b）。即使生理差异依然存在，但这两类儿童的行为差异往往在青少年早期就会消除（ Woodward et al., 2001）。
这些研究发现再次说明，经验能延缓或强化早期的倾向。有害怕和害羞倾向的男孩，如果父母能最大程度地接受孩子的这类反应，那么他们更可能在3岁时依然如此。如果父母鼓励孩子在陌生情境中探索，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较少的抑制（Park, Belsky, Putnam, & Crnic, 1997）。
文化可以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在西方国家，如加拿大，害羞的儿童往往被视为能力较弱或不成熟。在中国，社会价值观赞同害羞或抑制。一项针对中国和加拿大2岁儿童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加拿大抑制型儿童的母亲，往往对孩子表现出惩罚性或过度保护，而中国害羞型儿童的母亲则是温和的、易接受的。与加拿大的儿童相比，中国的学步期儿童更加抑制。但是，因为这是一项相关研究，我们并不知道儿童的气质和母亲的态度孰因孰果，也许它们是双向影响的（Chen et al., 1998）。
最早的社会经验：家庭中的婴儿
在世界范围内，婴儿的养育方式和互动模式差异非常大，这主要取决于不同文化对婴儿本质和需求的看法。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人们认为婴儿是祖先或神灵以人的形式来到人间，因此必须用最庄严和尊敬的方式来对待。西非的本族（Beng）人认为婴儿能理解所有语言，而密克罗尼西亚的伊法路克（Ifaluk）人则认为婴儿完全不能理解语言，因此成年人不和婴儿进行交流（DeLoache & Gottlieb, 2000）。
在某些社会，像玛格丽特·米德在南太平洋发现的，婴儿有多个照料者。在非洲中部的艾菲（Efe）人中，在特定时间内一般由五个或更多的人来照料婴儿，通常除母亲之外，其他妇女也会给婴儿哺乳（Tronick, Morelli, & Ivey, 1992）。在肯尼亚西部的古西族人中，由于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父母随时都把婴儿带在身边，当婴儿哭泣时，照看者立即做出回应并及时哺乳（ LeVine, 1974, 1989, 1994）。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洲中部阿卡族（Aka）的猎人中，他们经常结成小规模、紧密团结的群体四处走动，以保证能广泛共享、合作和避免危险。但是，同一地区的恩甘杜族（Ngandu）的农民往往住得比较分散，且长期住在同一个地方，因此，他们会把婴儿单独留在家中，让婴儿自己玩耍，任由他们哭泣、微笑、喊叫或吵闹（Hewlett, Lamb, Shannon, Leyendecker, & Scholmerich, 1998）。
需要谨记的一点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成人与婴儿互动模式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带着这种谨慎态度，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父母的角色：他们如何照料孩子和如何与孩子玩耍，他们的影响如何塑造男孩和女孩的人格差异。在本章后续部分，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婴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在第10章，我们将考察非传统家庭的影响，例如单亲家庭和同性恋家庭。
母亲的角色
在由哈里·哈洛（Harry Haolow）和同事所开展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中，在出生6～12个小时后，恒河猴就从母亲身边被带到实验室里饲养。把婴儿猴放进笼子里，笼子里有两种“替代母猴”：一种是由铁丝网编制的圆柱体“母猴”，它可以提供奶水，一种是穿着厚绒毛衣服的“母猴”。一部分婴儿猴和铁丝网“母猴”在一起，并由其携带的奶瓶喂养。另一部分婴儿猴和穿着温暖的绒毛衣服的“替代母猴”在一起。当允许这些婴儿猴和两种“母猴”自由地待在一起时，即使是喝由铁丝网“母猴”提供奶水的婴儿猴也喜欢和穿有毛绒衣服的“母猴”待在一起，并且时间更长。在一个陌生的房间中，与和铁丝网“母猴”待在一起的婴儿猴相比，那些和穿绒毛衣服的“母猴”待在一起的婴儿猴表现出更自然的探索兴趣。
显而易见，猴子也喜欢有温暖感的“替代母亲”。分开一年后，由穿厚绒毛衣服的“母猴”喂养的婴儿猴仍旧渴望去拥抱自己的“替代母亲”；而由铁丝网“母猴”喂养的婴儿猴对自己的“替代母亲”依旧不感兴趣（Harlow & Zimmerman, 1959）。最终，两群婴儿猴都未能正常发育成长（Harlow & Harlow, 1962），也都不能养育自己的后代（Suomi & Harlow, 1972）。
这不足为奇，“假”母亲不能像现实中的母亲一样给婴儿的积极发展提供适当的刺激和机会。这些实验表明，喂养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哺育还包括身体接触的舒适感和亲密感，以及一种对依恋这种内部需要的满足，至少对实验中的婴儿猴来说是这样的。
人类婴儿如果想要正常长大，他们的需要也必须得以满足。在后续部分我们将讨论婴儿期获得的相互依恋，及其对心理社会和认知发展的长远影响，同时也将考察能在母婴之间进行非言语交流的情绪信号。
父亲的角色
父亲的角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1998），在不同的文化下有不同的意义。该角色能被生父之外的其他人取代或共享，例如在博茨瓦纳（这里年轻的妈妈们在其伴侣40岁之前仍然待在童年时的家里），母亲的兄弟们可替代孩子父亲的角色；在越南，祖父可承担父亲的角色（Engle & Breaux, 1998; Richardson, 1995; Townsend, 1997）。和其他文化相比，某些社会中的父亲更多地卷入婴幼儿的生活——经济上、情绪上和时间上。在世界各地，父亲的意义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改变（Engle & Breaux, 1998）。
在中国的传统中，父亲主要负责提供经济支持或惩罚，母亲主要承担养育职责（Jankowiak, 1992）。父亲通常是严厉的和冷漠的，孩子们尊敬和害怕父亲。父子间的互动虽然较多，但只有在母亲外出时，父亲才提供照料责任。在当代中国，由于城市化和母亲就业扩大等原因，上述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父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正开始寻求和孩子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与儿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这种变化，导致父母都更多地卷入到孩子的生活中（Engle & Breaux, 1998）。
和中国人相比，在非洲中部的阿卡人社会中，父母都要提供养育和经济支持。事实上，与其他任何社会中的父亲相比，阿卡族的父亲为婴儿提供了更多的直接照料（Hewlett, 1992, p. 169）。在阿卡人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需要合作来完成生存任务和其他活动（Hewlett, 1992）。因此，照料儿童是父亲全部家庭角色的一部分。
在不同国家或文化中，父子间的互动方式也会不同。在美国，父亲与孩子玩耍的特点是高度的身体参与，这是美国文化的普遍特点；瑞典和德国的父亲们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和婴儿玩耍（Lamb, Frodi, Frodi, & Hwang, 1982; Parke, Grossman, & Tinsley, 1981）。非洲阿卡族的父亲（Hewlett, 1987）和印度新德里的父亲往往采用温和的方式和幼儿玩耍（Roopnarine, Hooper, Ahmeduzzaman, & Pollack, 1993; Roopnarine, Talokder, Jain, Josh, & Srivastav, 1992）。这种跨文化差异表明，追逐打闹方式的玩耍并不是受男性的生物机能决定的，而是受文化影响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更多的母亲开始外出工作，并且“父育”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父亲参与照料、并与孩子玩耍的现象急剧增加（Cabrera et al., 2000; Casper, 1997; Pleck, 1997）。从婴儿期开始，父亲就经常和孩子进行积极的互动，这直接与儿童的幸福感以及生理、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相关联（Cabrera et al., 2000; Kelley, Smith, Green, Berndt, & Rogers, 1998; Shannon, Tamis-LeMonda, London, & Cabrera, 2002）。然而，在美国2001年出生的10 221个儿童的全美代表性样本中，9个月大的婴儿中有20%的人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13%的人从未见过父亲。贫困儿童、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更有可能缺乏父爱（NECES, 2005）。
父母如何塑造性别差异
身为男性还是女性，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其肢体动作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工作、游戏和穿着打扮，它也影响着人们如何反思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他们。所有这些特点，甚至更多特点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性别 （gender）：即男性或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的样本中，男婴和女婴之间可测量到的差异非常少。男婴通常较高、体重较重、略微强壮。但就像我们在第4章提及的，从概念上来讲， 男婴在生理方面更脆弱。女婴对压力反应性低，更可能生存下去（Davis & Emory, 1995; Keenan & Shaw, 1997）。男婴和女婴都对触觉敏感，而且长牙、坐立和行走开始的时间大致相同（Maccoby, 1980）。他们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发展其他的动作技能。
但是，美国的父母往往认为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比他们实际存在的更大。一项对11个月大开始爬行的婴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与女儿相比，母亲对儿子能成功爬下陡峭和狭窄的斜坡有更高的期望。然而，当在斜坡上进行测试时，男孩和女孩表现出相同的成绩（Mondschein, Adolph, & Tamis-LeMonda, 2000）。
男孩和女孩最早的行为差异出现在1～2岁之间，主要表现在选择玩具和同性玩伴的偏好等方面（Campbell, Shirley, Heywood, & Crook, 2000; Serbin et al., 2001; Turner & Gervai, 1995）。2～3岁时，男孩和女孩往往说更多与自己性别有关的词语，例如“拖拉机”对“项链”（Stennes, Burch, Sen, & Bauer, 2005）。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人格塑造开始的非常早。在提升性别原型（gender-typing）的过程中，父亲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儿童通过这一过程来学习自己的文化所认可的适宜的性别行为（Bronstein, 1988）。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内，父亲比母亲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差异更大（M. E. Snow, Jacklin, & Maccoby, 1983）。在2岁时，父亲与儿子比与女儿交流得更多，在一起的时间更多（Lamb, 1981）。母亲与女儿比与儿子交流得更多，给女儿的支持更多（Leaper, Anderson, & Sanders, 1998）。这一年龄的女孩往往比男孩更善谈（Leaper & Smith, 2004）。在学步期，父亲和儿子玩比较粗野式的游戏，但对女儿更加关心（ Kelley et al., 1998）。
我们将在第8章更深入地讨论性别原型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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