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成年中期的心理社会发展
本章提纲
焦点人物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外交官
纵观成年中期的生命历程
成年中期的变化：经典的理论取向
规范——阶段模型
时代生活事件：社会时钟
成年中期的自我：问题和主题
是否真的存在中年危机？
同一性的发展：新近的理论取向
心理幸福和积极的精神健康
成年中期的人际关系
关于社会联系的理论
人际关系、性别与生活质量
两愿关系
结婚和同居
中年离婚
男女同性恋
友谊
与长大成人的子女的关系
青春期的孩子：给父母的问题
孩子离家：空巢
养育长大成人的孩子
延长养育：“混乱的家”
与其他亲属的关系
与年迈父母的关系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祖父母时期
专栏16-1 ：世界之窗
一个没有中年期的社会
专栏16-2 ：实战演说
防止照料者倦怠
悦纳所有的经历，并将其作为提炼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原材料，此举是“成熟”的部分含义。
——霍华德·瑟曼，《沉思的心》，1953
焦点人物：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外交官
1997年1月23日，玛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1) （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生于1937年）在自己60岁生日的前4个月，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成为美国第一位出任此职的女性。这对11岁时跟随家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移居到美国逃难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
奥尔布赖特的人生历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改造自己”的真实故事（Heilbrunn，1998，p．12）。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女儿，她的童年是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度过的。少女时期她曾先后就读于丹佛的私人学校和韦尔斯利学院，并且成绩优异。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天，一位出身显赫的印刷业家族继承人——约瑟夫·米迪尔送给她一场“灰姑娘的浪漫婚礼”，不久，他们生育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13年后，她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了；同时，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
奥尔布赖特积极推动妇女运动，她在哥伦比亚求学期间的老师、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非常赞赏她的做法并且推荐她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就在卡特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卸任不到一年的时间，与她生活了23年的丈夫另结新欢，两人于1982年宣布离婚。这次离婚使她变成独立抚养3个女儿的单身母亲，也使她的人生在45岁时发生了转折，“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Blackman，1998，p．187）。她受聘于乔治敦大学的外交服务学院，成为电视谈话节目的特邀嘉宾。那个曾被同事们描述为害羞、谦卑的奥尔布赖特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信、笃定、言语简洁有力的单身女人。
奥尔布赖特于1984年和1988年先后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和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顾问。正是在支持杜卡基斯竞选的过程中，50多岁的奥尔布赖特见到了比尔·克林顿。1992年，在她离婚后的第十个年头，奥尔布赖特被即将就职总统的克林顿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四年后任美国国务卿，直到2001年克林顿离职。“我并不想结束”，她在回忆录中这样说（Albright，2003，p．3）。
时光荏苒，当她逐渐步入老年时，奥尔布赖特的生活愈发地充实和丰盈。她已婚的女儿、她的孙儿、在职业生涯中给予她诸多支持的朋友都是她强大的后援团。
进入美国国会成为她重塑人生的转折点。后来据新闻报道透露，奥尔布赖特信奉天主教，她有犹太血统，还有几个近亲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
她已故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具有犹太血统。59岁时，她带着对自己身份和家庭历史的全新理解回到故乡，当她走在布拉格的旧犹太墓园里面对着犹太教堂的墙壁，发现她祖父母的名字就在近80万纳粹主义受害者的名单中时，她驻足良久、沉默不语。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思索着父母狠心将这段历史斩断、并改信天主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逃离这场“无妄的灭顶之灾”（Blackman，1998，p．293）。
奥尔布赖特对记者说：“我对我的父母为我们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她说，“我与他们如此亲近……我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甚至，越是了解，越是骄傲”（Blood，1997，p．226）。
尽管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但是其重点与很多其他同龄的女性是相似的：为人妻和为人母；同时还要坚守一份职业；甚至会经历中年离婚和中年空巢。
奥尔布赖特最大的优势是她具有极好的适应性。她一次又一次地去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新的语言，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自己，她用实际行动来增强实力。她绝大部分的成长和改变正是发生在中年阶段。离婚促使她从过去的自己中跳脱出来：重新审视自我、了解自我。
中年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中年在人的毕生发展中占据着审视从前、展望未来的关键地位，同时也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责任。很多中年人一方面要维持家庭的和睦稳定，一方面也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和职业生涯。这些在成年中期 （约25年）积累的经验会伴随人们进入老年，并且持续影响其观点、感受和行为。
在这一章，我们将会梳理有关中年发展的理论观点、研究内容、心理问题和人生主题。然后，我们聚焦有重大影响的亲密关系和生活事件。通过考察成年中期的婚姻和离异、同性恋、友谊、与子女、父母和第三代的关系等，我们可以发现成年中期是如此的丰富充实。
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可以回答“学习指路标”中的所有问题了。为了检查你对本章“学习指路标”的掌握程度，请复习章节结尾部分的小结。“学习检查站”会贯穿整个章节并不时出现，以便检查你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学习指路标
1．发展科学家如何研究成年中期心理社会的发展？
2．经典理论是如何解读成年中期心理社会的变化的？
3．成年中期有哪些日益突出的关于自我的问题？
4．社会关系在中年人的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5．成年中期已婚的人是更加幸福还是不幸福？同居是否可以发挥与婚姻相似的作用？
6．中年离婚普遍吗？
7．成年中期的同性恋与异性恋有何差异？
8．成年中期的友谊是如何发展的？
9．伴随子女的成长，中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10．中年人如何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
11．现在的祖父母与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纵观成年中期的生命历程
发展科学家从不同视角研究中年心理发展的过程。客观方面 ，他们解析中年人的生活轨迹，如奥尔布赖特从一位怀揣政治热情的妻子和母亲转变为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女强人。但连续性的角色和关系的变化也会造成主观的 一面：人们会积极建构自我意识和生活结构。因此，思考像奥尔布赖特这样的人如何定义自己以及生活满意度非常重要（Moen＆Wethington，1999）。
在成年中期发生的这些变化并非是孤立的，需要从毕生发展的视角来解读。奥尔布赖特的中年生涯就建立在她的童年经历和青年奋斗的基础之上。但个体早期的人生发展模式不一定是后续人生的蓝图（Lachman＆James，1997）；甚至成年早期和成年晚期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Lachman，2004）。试想奥尔布赖特在40岁和60岁时的巨大差异！
此外，成年中期的生活并不是由个体独立支撑的。通过与家人、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的接触可以提升生活的乐趣。工作和个人角色是相互依存的，例如奥尔布赖特离婚后，她的职业生涯也发生改变。这些角色是在更庞大的社会发展趋势之下应运而生的，如奥尔布赖特的职业生涯转机就得益于妇女地位的提高。
年代、性别、种族、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也深深地影响着成年中期的生命历程。奥尔布赖特的经历与她的以婚姻为终身事业的母亲截然不同。她的经历也与当今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不同，当今女性在结婚生子前多数都在职场打拼。假如奥尔布赖特是位男性，而不是一名在男性主导社会中努力展示自己才能的女性，我们可以推测其期望和人生轨迹将会是怎样的。假如没有嫁入豪门，奥尔布赖特的人生同样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富裕的家境允许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时聘请管家来照顾年幼的孩子。我们会把所有这些涉及个体和外界环境的因素纳入到成年中期心理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中。
成年中期的变化：经典的理论取向
在心理学领域，中年期曾经被认为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弗洛伊德（1906/1942年）对50岁以上个体的心理发展毫不关心，因为他认为人的个性早在那之前就已经成熟而稳定了。科斯特和麦克雷（1994a）也持相同观点（我们在第14章介绍了他们提出的特质模型）。
相反，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将中年期视为一段积极变化的时期。根据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 ，个体只有到中年日趋成熟时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罗杰斯（Rogers，1961）提出：完整和谐的心理运作需要持续的、毕生的过程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经验。
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指出的，如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稳定性和变化性”之争，大量的纵向研究表明，这两方面在个体的心理发展上兼而有之（Franz，1997；Helson，1997）。问题是，中年期到底会发生何种 变化，这些变化又会以何种 方式呈现？
规范—阶段模型
荣格（Carl G.GJung）和埃里克森是规范—阶段理论的先驱，他们的理论为后来很多关于中年期的发展理论和研究提供了框架。
荣格：个性与超越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1933，1953，1969，1971）是第一个提出系统的成人发展理论的心理学家。他认为，健康的中年心理发展需要个性化 （individuation），通过平衡或整合人格中的冲突来建立真实的自我，有时这种冲突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荣格认为，直到40岁左右，个体才开始关注自我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责任，并着力在人格中发展相应的品质，从而实现自己的外部目标。女性强调表现和养育，男性则追求成就。中年人开始转而关注内在的精神自我，通过表达自己从前“否认”的自我，从而实现“对立统一”。
对于中年人来说，放弃年轻的形象并且承认死亡是两项必要且巨大的挑战。荣格（Jung，1966）认为，承认死亡是建立在对自我意义的追寻之上的。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变会令人不安：当人们质疑自己的承诺时，会有短暂的彷徨。但是拒绝转变、拒绝对自己的生活重新进行定位的人将会丧失这个心理成长的机会。
埃里克森：繁殖对停滞 与荣格视中年期为由外向内的转变的观点不同，埃里克森认为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埃里克森提出，40岁左右的中年人正迈入人生的第七个阶段：繁殖对停滞。繁殖 （generativity），正如埃里克森定义的，是一种对孕育、教养下一代过程的关注，并且希望借此来延续自己的影响。那些没有完成“繁殖”任务的个体将会变得自我放逐、自我放松或停滞不前（无意义感或轻生）。这一阶段的美德是照顾 他人：“一种个人习得的对关注 他人、产品和观点的广泛的承诺”（Erikson，1985，p．67）。
繁殖是如何产生的？根据麦克亚当斯（McAdams，2001）提出的模型：对不朽和永恒的内在追求与外部需求（表现为不断增强的期待和责任感）相结合会激发人们对下一代的持续的关注，连同埃里克森提出的“物种信念”，都会促成对繁殖的承诺和践行。
埃里克森认为，繁殖在时间上不仅限于中年，在形式上也不仅限于养育子女或孙子女，还可以通过教学或指导、生产或创造以及“自我繁殖”或自我发展来表现。它可以延伸到工作、政治、爱好、艺术和其他领域中，或者是埃里克森所谓的“维护世界”中。在《甘地的真理》一书中，埃里克森（1969年）指出，当甘地49岁时，他挣扎在“父爱和民族”之间，最终他的选择注定他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而是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伟人。
后来的理论家科池（Kotre，1984年）总结了繁殖的具体形式：生物性 （受孕和生育），亲子性 （培育和养育子女），教导性 （授人知识技能）和文化性 （传播文化价值观的规范）。科池指出，透过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繁殖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或方式得以体现：博爱 （涉及对他人的照顾和抚育）和奉献 （个体对社会的创造性、科学性或创业的贡献）。
荣格和埃里克森的追随者：范伦特和莱文森 荣格和埃里克森的想法和研究启发了范伦特（George Vaillant，1977）和莱文森（Daniel Levinson，1978）对男性（参见第14章）的纵向追踪研究。两项研究都描述了中年期的主要变化：30多岁为事业奋斗，40多岁重新评估甚至彻底重组自己的生活，50多岁变得相对平稳期。(2)
范伦特支持荣格的观点，认为中年男性会变得更加感性和善于表达。无独有偶，莱文森也证实了中年男性对成就的执着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关注。他们还发现繁殖对年轻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详细介绍这一内容。莱文森还研究了繁殖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范伦特对荣格“由外向内”的转折观也持赞同态度。他在哈佛大学抽取的很多参与者样本在40多岁时都放弃了“见习期中令其执着而草率的琐碎工作和满足自己成为世界探险家的狂热渴望”（1977，p．220）。伯尼斯·尼克顿（Bernice Neugarten，1977）认为这是一种相似的向内审查的倾向，她称为内省（interiority）。对于莱文森的参与者而言，中年期的转变已经剧烈到促发“危机感”的地步。
正如我们在第14章提到的，这些经典的研究虽然很有启发性，也做了取样和方法论证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漏洞。莱文森和范伦特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中产或上层阶级的男性中取样的，参与者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此外，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的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的文化中扮演特定角色时的经验，可能并不适用于对性别角色有不同定义或者在生活就业选择上有更大弹性的社会。研究结果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当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或者个体所在的文化环境对生命历程有不同的规范时，这些结果并不适用（见专栏16-1）。最后，这些研究专门研究异性恋者，因而结果也不适用于同性恋者。新近的对中年心理的研究更加具体和精细，对中年人格和经验的覆盖面也更加广泛。
专栏16-1 世界之窗
一个没有中年期的社会
即使在美国，中年危机的普遍性也备受争议。在非西方文化中，中年危机又是怎样的呢？有些非西方文化甚至没有清晰的中年概念。例如古西人（Gusii），这是一个在肯尼亚西南地区有着100多万人口的农村社会（Levine，1980；LeVine＆LeVine，1998）。古西人对每个阶段都有明确期望的“生命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和西方社会的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基于对生育能力的期望或表现以及对下一代的延伸能力的等级阶段。
古西社会中没有描述“青少年”“青年人”“中年人”的词语，男孩或女孩在9～11岁之间就被行“割礼”，当他/她的第一个孩子结婚时自己就成了一个“老人”。在这两个事件之间，男性处于“omomura ”阶段（肯尼亚语，“勇士”的意思），此阶段可能从25岁持续到40岁，甚至更长。对女性来说婚姻相对更重要，因此女性多了一个额外的阶段：“omosubaati ”阶段（肯尼亚语，为“年轻已婚妇女”的意思）。
生育孩子并不局限于成年早期。在其他的前工业社会里需要很多的人手去种植，而且婴儿或儿童早期的死亡率很高，因此生育能力非常重要。今天，即使婴儿比过去的存活率高了，但只要女性的生理能力允许，她们还是会持续地生育。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0个孩子。当一位妇女停经了，她的丈夫可能会娶一个更年轻的妻子并且供养另一个家庭。
在古西社会里，转变是根据生命事件来界定的。地位与这些事件直接相关：行“割礼”，结婚，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最终自己的孩子结婚，成为一个准祖父母和值得尊敬的老人。古西社会有自己的“社会时钟”——一套对不同年龄阶段按理说应该发生什么的期望。那些晚婚或根本没有结婚的人、不能生育的男性或女性、生孩子晚的人、没有儿子或只有很少的孩子的人，会受到嘲笑和排挤，这些人也因此可能从事仪式工作以扭转自己的处境。
尽管古西社会中没有可识别的中年过渡期，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在成为祖父母之前或之后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生活。对必死性和逐渐衰退的身体的觉知，特别是对女性来说，会催生出一种仪式治疗师的职业。对精神力量的探寻同样也有繁殖的目的：老人有责任在仪式上保护他们的孩子或孙辈免除死亡或疾病。许多从事仪式工作或成为巫师的老年妇女，寻求力量要么是保护他人，要么是伤害他人。这也许是为了弥补她们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其人格或经济上的不足。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英国殖民政策的浸透以及这些政策产生的后续影响，古西社会已经进行了变革。随着婴儿死亡率的减少，人口迅速增加，导致食物及其他资源的供应紧张，之前围绕着最大生育能力的“生命计划”已不再适用。年轻一代的古西人对生育限制的不断接纳表明了“更少集中在繁殖力上的成年人成熟的概念将最终成为古西文化的主导”（LeVine＆LeVine，1998；p．207）。
我思我秀
考虑到目前在古西社会里的戏剧性的变化，你认为古西人定义生命阶段的方式会改变吗？如果会，会朝着什么方向发生改变？
课外链接
想了解更多关于古西人的信息，请查看肯尼亚项目网站：http：//www.cam.ac.uk/societies/kenyap/gusii/html。
时代生活事件：社会时钟
根据第14章介绍的事件时序模型，成人人格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重要生活事件，而非年龄本身。中年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角色的转型：养育子女、成为祖父母、跳槽或转行以及退休。在早期的规范—阶段模型中，当时几代人的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但是时至今日，人们的生活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流动的生命周期”已经打破了死板的时间限制（Neugarten＆Neugarten，1987），并改写了“社会时钟”的原有定义（Josselson，2003，p．431）。
过去人们的就业模式相对稳定，基本都在65岁退休，而当今人们则频繁跳槽、经常面临裁员、退休时间不可预知。在这样的时代，中年期工作的意义对男女两性来说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曾经，女性的生活主题只是努力孕育和养育子女，生育年龄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她们生命意义的结束。如今，许多中年女性，像奥尔布赖特一样，都在职场打拼。曾经，人们的寿命比较短，中年人会感觉自己已经年老，即将面临生命的终结。如今，中年人感觉自己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有人仍忙于抚养年幼的孩子，有人则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期或长大成人，从而将重点转向照料年迈的父母。尽管中年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事件，但大多数的中年人似乎都能处理得很好（Lachman，2001，2004）。
成年中期的自我：问题和主题
“我跟20年前的自己已经截然不同了，”一位47岁的建筑师说。他的6位四五十岁的朋友也都这样认为。很多人都发现人到中年会发生人格的改变。无论是客观的外部行为还是主观的内心解读，都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和主题困扰着中年人。“中年危机”真的存在吗？中年期的认同感有怎样的发展变化？男性和女性的变化趋势是否相同？如何保持心理健康？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自我这一主题展开。
是否真的存在中年危机？
在40至45岁期间，个体会回顾并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从而产生一些性格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 （midlife crisis），人们通常认为中年危机是一段压力很大的时期。中年危机曾被定义为同一性危机；事实上，它一直被称为第二青春期。心理学家艾略特·雅克（Elliott Jacques，1967）提出了“中年危机”这一概念，他认为正是对死亡的认识引发了中年危机。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或者即使实现了却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满足感。他们知道如果想改变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莱文森（Levinson，1978，1980，1986，1996）认为，由于人们不得不与重建生活的内在需求奋力抗争，所以中年混乱不可避免。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中年危机 （Lachman，2004）。事实上，中年危机似乎很少发生（Aldwin＆Levenson，2001；Heckhausen，2001；Lachman，2004；Lachman＆Bertrand，2001）。一些中年人可能会遇到危机或混乱；但也有人会有高峰体验；还有一些人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既没有到达高峰也没有遭遇危机，也可能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或不同领域遭遇危机和产生高峰体验（Lachman，2004）。
虽然成年中期的一些事件可能会产生紧张感，但是也比成年早期的某些事件的程度轻（Chiriboga，1997；Wethington et al.，2004）。很多研究者指出，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出头这段时间，处于成年早期的年轻人在追求职业理想和处理亲密关系时会爆发“青年危机”（Lachman，2004；Robbins＆Wilner，2001）。
显而易见，中年期是个体毕生心理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之一。在这一时期，个体对人生意义、目标及生活方向的理解会发生重大变化。重大生活事件、常规的变化或一种对过往生命的全新理解都会促发这一转折。然而，在MIDUS的调查以及对心理转折点（PTP）的追踪研究中，很多受访者声称自己正是在压力情境的成功解决中获得了积极的成长（Wethington et al.，2004；见图16-1）。
图16-1 25～74岁的人报告的过去五年的转折点。
资料来源：Wethington et al.，2004，Figure 3．转折点往往涉及内省检讨和重新评估价值观及其优先次序（Helson，1997；Reid＆Willis，1999；Robinson，Rosenberg，＆Farrell，1999）。中年审查 （midlife review）是一段盘点的时间，对自我产生新的见解并促进个体在中年期进行生命的设计和轨迹的更正。伴随对生命有限的认识，中年审查可能会带来由于未能实现梦想而引发的遗憾，或对发展期限 （在诸如拥有一个孩子或弥补一段疏远的友谊或家庭关系的能力上的时间限制）有更强烈的意识（Heckhausen，2001；Heckhausen，Wrosch，＆Fleeson，2001；Wrosch＆Heckhausen，1999）。
某个转折点是否会成为危机，更多取决于个人环境和个体资源，而非年龄。根据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p．594）的观点，中年危机可能是“对不能通过身份认同来加工的经验的一种极端宽松的反应”（Whitbourne＆Connolly，1999，p．30）。高神经质的人更可能体验到中年危机（Lachman，2004）。自我韧性好 的人——对潜在压力能灵活充分地利用资源来适应的人——以及那些有掌控感的人更容易顺利度过中年危机（Heckhausen，2001；Klohnen et al.，1996；Lachman，2004；Lachman＆Firth，2004）。（表16-1概述了具有自我韧性的成年人所具有的最显着和最不显着的特征。）对于性格坚韧的人，像奥尔布赖特，即使是负面事件（如未预意到的离婚）也可以成为积极成长的跳板（Klohnen et al.，1996；Moen＆Wethington，1999）。
表16-1 具有自我韧性的成年人的特征
注：这些项目被用作判断自我弹性的标准，采用的是California Adult Q-Set。
资料来源：引自Block，1991，as reprinted in Klohnen，1996。
同一性的发展：新近的理论取向
尽管埃里克森认为建立同一性是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但是，他同时指出同一性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有些发展科学家认为，同一性形成的过程是整个成年期的核心问题（McAdams＆de St．Aubin，1992）。大多数中年人对自我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可以积极地应对变化（Lachman，200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关于同一性发展的新近理论和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年期的同一性发展。
惠特伯恩：同一性是一种过程 惠特伯恩提出的同一性过程模型 （identity process model）综合了埃里克森、玛西亚和皮亚杰的观点，将同一性视为一种“可以解释个人经验的组织架构”（Whitbourne＆Connolly，1999，p．28）。同一性是一种对自我知觉的积累，包括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两部分。感知到的个性特征（“我很敏感”或“我比较固执”）、外表特性和认知能力都会被纳入同一性模式。来自于亲密关系、工作环境、社区活动或其他经历的信息被持续不断地纳入同一性，从而证实或修改自我知觉。
就像在第2章中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的描述一样，个体通过两种方式来解释自身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同一性同化 和同一性顺应 。同一性同化 （identity assimilation）是指个体试图将新经验融入自己已有的图式中；同一性顺应 （identity accommodation）则是指个体通过调整图式以适应新的经验。同一性同化用以保持自我身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一性顺应则需要更大的改变和调整。这两种形式在绝大部分人身上是兼而有之的。面对犹太出生证明，奥尔布赖特调整自己的同一性图式，接纳了犹太身份和血统；同时也将父母尽力保护自己这一新认知同化进了自我形象中。除非压力事件迫使个体不得不面对（如媒体对奥尔布赖特犹太血统的新闻报道），人们通常会抵制顺应（如奥尔布赖特曾经一度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
个体在同化和顺应之间达到的平衡将决定其同一性风格 （identity style）：同化意味着个体更加保守，顺应则表示相对宽松。更多使用同化而非顺应的个体具有同化同一性风格 ，相反则为顺应同一性风格 。惠特伯恩认为，过度的同化或顺应都是不健康的。过多地使用同化 方式会使人缺乏变通、视野变窄、无法与时俱进并总是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的不足；过多地使用顺应 方式会使人脆弱、易动摇、经不起批评，这类人的同一性很容易被破坏。最健康的莫过于一种平衡的同一性风格 ，个体既有足够的弹性来接纳新的变化，也有一定的主见不会随波逐流（Whitbourne＆Connolly，1999，p．29）。惠特伯恩认为同一性风格与玛西亚所说的同一性状态有关系（参见第12章）。比如，实现了玛西亚所说的同一性的人拥有平衡的同一性风格，而排他的个体则很可能持同化风格。
根据惠特伯恩的观点，面对老化带来的生理、心理和情绪变化，个体的应对方式与其应对其他威胁已有同一性图式的经验时的方式相似。采用同化方式的个体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年轻的自我形象；而采用顺应方式的个体过早地认为自己已经变老，并过度关注老化和疾病的症状。只有那些采用平衡方式的个体才可能抱着开放的心态，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当面对高度紧张的事件时，同一性风格可能会发生变化，如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被年轻人取代。
惠特伯恩所描述的同一性认同的过程模型试图同时考虑自我的稳定性和变化性。然而它还需要更多纵向研究的支持（Laehman＆Bertrand，2001）。
繁殖、同一性和年龄 埃里克森将繁殖视为个体同一性形成的一个方面，“我生存的依据决定了我是谁”（1968，p．141）。有些研究也支持这一论点。一项以40岁左右的中产阶级银行女雇员（她们都是学龄儿童的母亲）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表明，那些按照玛西亚的标准获得了同一性的女性心理最健康，她们表达的繁殖感也最强，这证实了埃里克森的观点，即成功实现同一性将为完成其他任务铺平道路（DeHaan＆MacDermid，1994）。另外一项对333名密歇根大学毕业的白人女性的横断研究发现，这些参与者60多岁时的同一性认同、繁殖感和自信心有高度的正相关（Zucker，Ostrove，＆Stewart，2002）。
标准化的行为对照表、Q排序和自我报告法（见表16-2）被广泛用于测量繁殖感。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表明，尽管实现繁殖感的年龄存在个体差异，但中年人往往比青年人和老年人在繁殖感上得分高（McAdams，de St．Aubin，＆Logan，1993；Keyes＆Ryff，1998；Stewart＆Vandewater，1998）；同时女性的繁殖感比男性的更加强烈，这种性别差异到老年期会逐渐消失（Keyes＆Ryff，1998）。
表16-2 对繁殖感的自我报告测验
资料来源：Loyola Generativity Scale．Reprinted from McAdams＆de St．Aubin，1992．参加社区或政治团体的志愿者活动是一种集体繁殖感的表现。如同埃里克森的理论所预期的一样，MIDUS的研究发现，从成年早期到成年中期，个体的志愿服务热情在逐步增强，到55岁后略有下降；而到65岁会再次高涨（Hart，Southerland，＆Atkins，2003）。从中年到老年，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工作，个体要承担的责任会逐步减少，这为他们发挥集体繁殖感提供了机会（Keyes＆Ryff，1998）。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宗教信仰的成年人会比其他人更热衷于志愿者工作，这也是他们具有很强的移情能力和亲社会性的表现（Hart et al.，2003）。
这些研究都是横断研究，所以无法确定繁殖感和年龄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纵向研究可以对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Stewart＆Vandewater，1998）。范伦特（Vaillant，1993）的追踪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繁殖感的人数比例逐渐增加，40岁时只有50％，60岁时则达到了83％。一项以196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和1967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女生为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显示，尽管从成年早期开始，女性就产生对繁殖感的渴望 ，但是真正具备这种繁殖感的能力和成就则是在中年期（Stewart＆Vandewater，1998）。但是，这些结果可能存在阶级和年代的偏差，也可能掩盖了个体差异。
与“繁殖感是在中年期发展”的观点不同，有些研究者倾向于从毕生发展观 来讨论这一主题。不同阶段的繁殖感会受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期望、社会角色（职业、婚姻、父母、公民等）及其发生时间和顺序、性别、教育程度、种族/民族和年代等（McAdams，2001；Cohler，Hostetler，＆Boxer，1998）。对于同性恋者来说，繁殖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或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性恋者可能会比异性恋者更晚建立亲密关系或为人父母，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许多同性恋者转而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等其他形式来表现繁殖感（Cohler et al.，1998）。
叙事心理学：作为人生故事的同一性认同 叙事心理学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它将自我的发展视为一个不断构建自己人生故事的过程，通过戏剧性的叙事有助于理解个体的人生。事实上，一些叙事心理学家将同一性认同本身就视为内化的故事或“剧本”。人们按照剧本的要求进行自我表现（McAdams，Diamond，de St．Aubin，＆Mansfield，1997）。中年往往就是一段回顾人生故事（McAdams，1993）或打断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时期（Rosenberg et al，1999）。
叙事心理学家对长期目标是如何引导自我发展、指导个体成长这个问题饶有兴趣。这些毕生发展目标 或具有探索性 （旨在对自我和他人的成熟全面的理解）、或具有人文气息 （旨在获得幸福和快乐），抑或兼而有之。叙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成熟和快乐的人倾向于在计划中设置成长型的目标（Bauer＆McAdams，2004），并且围绕这些目标来构建自传式记忆。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更成熟，对生活也更满意，部分原因是他们更有可能从个人成长方面来解释自己的记忆（Bauer，McAdams，＆Sakaeda，2005）。
随着年轻人逐渐成熟，繁殖感成为人生故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具有繁殖感的剧本 可以让人生更加幸福和圆满。坚信“繁殖行为很重要，且人生的结果将在身后长存”是繁殖感剧本的基础（Bauer，McAdams，＆Sakaeda，2005）。
繁殖感比较强的成年人常常具有很高的责任感 （McAdams et al.，1997）。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有“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的济世情怀。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去，克服重重阻碍，并最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基本上就是那些道德领袖的人生故事（Colby＆Damon，1992；参见专栏15-2）。
性别认同 埃里克森发现，同一性与社会角色和社会承诺是紧密相连的（“我是一名父亲”“我是一位老师”“我是一个公民”）。中年期的角色和关系变化会对性别认同产生影响，但是最深刻的改变可能发生在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思考方式上（Josselson，2003）。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许多研究发现，中年男性比青年男性对感情更加开放、对亲密关系更加感兴趣，同时也更富有养育性，这些都是传统的女性特征；同时，中年女性（像奥尔布赖特）则更多地拥有了奋发、自信、成就取向等传统的男性特征（Cooper＆Gutmann，1987；Cytrynbaum et al.，1980；Helson＆Moane，1987；Huyck，1990，1999；Neugarten，1968）。荣格将这些变化视为个性化发展的一部分或一种人格的平衡。心理学家戴维·古特曼（David Gutmann，1975，1977，1985，1987）则在荣格的基础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根据古特曼的理论，传统的性别角色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母亲必须扮演照料者的角色，而父亲则承担供给的任务。一旦这种父母身份不再受束缚，出现的将不仅仅是性别的平衡，还有性别的反转——性别转换 （gender crossover）。男性可以自由地表现其先前压抑的女性化的一面，变得更加内敛和被动；而女性则变得更加强势和独立。
古特曼的研究发现，这些变化可能早在史前的农业社会就已经规范化，在这些社会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性别角色，却并不一定普遍（Franz，1997）。当今的美国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差异已经不明显。很多年轻的女性一边养育子女一边工作，同时很多男性也积极分担养育职责。这样一来，中年期的性别转换可能就不很明显了（Antonucci＆Akiyama，1997；Barnett，1997；James＆Lewkowicz，1997）。
有两项纵向研究对20岁、30岁、40岁的参与者组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追踪，其中多数参与者受过良好教育。对这两项研究的序列分析显示，人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显着的变化，而性别转换与年龄并不 相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20多岁时“男性化”特征都会增强（或者说“女性化”特征逐渐减弱），直到40多岁这种倾向才趋于稳定。尽管如此，不论年龄和年代，男性还是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特点。
米尔斯的追踪研究（参见第14章）发现，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提高了自我效能感、自信心和独立性；而男性则比女性增加了一些亲和力的特质（Helson，1997）。然而，这些变化并不算 是性别的转换（Helson，1993）。尽管米尔斯研究中的参与者在40岁左右时曾经过一段混乱期，但他们在50岁出头时对生活的评价很高（Helson＆Wink，1992）。同样的，一项对米尔斯学院近700名毕业生（年龄跨度从26岁至80岁）进行的横断研究显示，女性在50岁出头时对生活的评价最高（Mitchell＆Helson，1990）。正如荣格所说，自主性和亲密关系卷入之间的平衡在这个年龄段成为了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Helson，1993）。
幸福感的增强可能源自个体在成年中期对以往人生历程的回顾和修正，即通过追求未能完成的愿望和灵感而达到平衡的探寻（Josselson，2003）。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的追踪研究中，约2/3的女性在37～43岁之间经历过生活的重大变化。很多中年女性对自己曾经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求学或工作感到遗憾甚至后悔；其中一部分女性在将近50岁时选择做出改变，另一部分女性依然如故。做出改变的女性比未 改变的女性心理更健康，心理调适能力也更好（Stewart＆Ostrove，1998；Stewart＆Vandewater，1999）。
当然，这些研究结论在不同阶层、年代和文化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新近的年轻一代女性多数都较早开始职业生涯、推迟养育子女，以上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女性。同样，以上结论也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经济阶层的女性（Stewart＆Ostrove，1998；Stewart＆Vandewater，1999）。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职业发展置于成年早期的第一要务，她们在中年期可能会更加重视被自己忽略的亲密关系和情感需求（Josselson，2003）。
心理幸福和积极的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精神疾病。积极的 精神健康还含有心理健康的意思，心理健康又和健康的自我感觉有关（Keyes＆Shapior，2004；Ryff＆Singer，1998）。这种主观的健康感或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评估（Diener，2000），并且在中年期有所增加（Lachman，2004）。发展心理学家如何测量幸福感，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年时期的幸福感呢？
情绪 许多研究，包括MIDUS的调查，都发现在成年中期及以后消极情绪（诸如愤怒、害怕和焦虑）会逐渐减少。在MIDUS的研究中，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比男性有略多的消极情绪（Mroczek，2004）。根据MIDUS的研究结果，平均来讲，男性的积极情绪（例如快乐）在中年期会增加，但女性却会减少；随后在中年晚期，积极情绪在男女两性中都会急剧上升，特别是对男性来讲更是如此。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致发展趋势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学会了接受出现的问题（Carstensen，Pasupathi，Mayr，＆Nesselroade，2002）以及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情绪（Lachman，2004）。
MIDUS的研究发现，与老年人相比，中年人和年轻人一样，在情绪上存在更大的个体差异。对中年参与者来说，独特之处在于影响情绪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对各年龄段的成年人的情绪有一致的影响，但是其他两个因素——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只有在中年期才会产生显着的影响。已婚中年人比未婚中年人报告更多的积极情绪。教育水平的影响就更复杂了。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但只有在控制了压力这个因素时才是如此。来自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压力在中年期一般都较高，两者是中年期最大的情绪影响因素（Mroczek，2004）。
生活满意度 在全世界使用多种技术来评估主观幸福感的许多研究中，各年龄段的大部分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所有的种族）都报告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Myers，2000；Myers＆Diener，1995，1996；Walker，Skowronski，＆Thompson，2003）。对这一结论的解释之一是，与令人愉快的记忆相联系的积极情绪往往会延续下去，然而与不愉快记忆相联系的消极情绪则会消退。大部分人都有很好的情绪应对技巧（Walker et al.，2003）。无论是在特定的愉快事件还是压力事件之后，诸如结婚或离婚，人们一般都能适应，主观幸福感会返回到或接近于之前的水平（Lucas et al.，2003；Diener，2000）。
来自朋友和配偶的社会支持以及虔诚的信仰对幸福感非常重要（Csikszenmihalyi，1999；Diener，2000；Myers，2000；见第18章）。特定的人格维度——外倾性和尽责性（Mroczek＆Spiro，2005；Siegler＆Brummett，2000）以及工作和休闲生活的质量（Csikszenmihalyi，1999；Diener，2000；Myers，2000）对主观幸福感也非常重要。
即使是那些有重大疾病或残疾的人也报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中（Riis et al.，2005）。“细数个人的幸事”能够帮助个体提高生活满意度；一项对年龄为22～77岁之间、患有神经肌肉疾病的65名男性和女性进行的研究发现，那些被要求连续3周每天记录5件感激他人事件的人，相比于没有填写“感谢”表格的控制组来说，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更乐观，与他人的联结也更强（Emmons＆McCullough，2003）。
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会变化吗？一项对1927位男士（大部分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在部队服役）进行了2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逐渐上升，在65岁达到顶峰，随后又逐渐下降。然而，参与者间存在显着的个体差异（Mroczek＆Spiro，2005）。一项长达17年的追踪研究选取了3608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德国样本（第一次测试年龄在16～40岁之间），大约有1/4的人的生活满意度经历了显着的变化（Fujita＆Diener，2005）。
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MIDUS研究的中年参与者的子样本中，幸福感受到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身体健康状况、享受生活的能力、关于自我的积极情绪以及看待生活事件的某种从容感。教育水平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经济来源、健康状况、健康习惯、离婚率以及寿命方面，大学毕业的成年人比高中毕业的成年人拥有更宜人的环境。但是，无论是高教育水平者还是低教育水平者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Markus，Ryff，Curhan，＆Palmersheim，2004）。
卡罗尔·莱福：幸福感的维度 卡罗尔·莱福（Carol Ryff）及其同事（Keyes＆Ryff，1999；Ryff，1995；Ryff＆Singer，1998）借鉴其他理论家（从埃里克森到马斯洛）的观点，提出了包括6个维度的幸福感模型和相应的自我报告量表，即莱福幸福感量表（Ryff Well-Being Inventory，Ryff＆Keyes，1995）。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性、环境掌控感、生活目标 和个人成长 （见表16-3）。
表16-3 莱福量表中的幸福感维度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Keyes＆Ryff，1999，Table 1，p．163．根据莱福的观点，心理健康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自己做决定，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或塑造环境来满足自身需要。他们怀有能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目标，他们努力地去探索和发展自己。
一系列采用莱福幸福感量表所做的横断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中年期是一段有着积极精神健康的时期（Ryff＆Singer，1998）。在某些方面，中年人比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幸福感更高，但在其他方面却不然。他们比年轻人更有自主性，但是目标感稍差，也更少关注自我成长，这种未来定向的维度在成年晚期甚至会快速降低。另一方面，环境掌控感从中年期到老年期有所提高。自我接纳对所有年龄群体的成年人来说相对比较稳定。当然，由于该研究是横断研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差异是否是因为成熟、年龄增长或代际因素。总的来讲，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十分相似；但是女性有更多的积极社会关系（Ryff＆Singer，1998）。
莱福的量表作为测量心理幸福感的工具之一，被应用于MIDUS研究中的多个子群体以及来自纽约的非裔美国人和芝加哥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额外样本，总共包含1493位男性和1862位女性。这一集体研究的结果与之前报道的与年龄有关的模式一致。然而，西班牙裔美国女性和黑人女性在某些方面得分低于男性，这揭示了“在各年龄的种族/少数民族女性中的低幸福感者较多”（Ryff，Keyes，＆Hughes，2004，p．417）。
令人惊讶的是，当控制了职业和婚姻状况，甚至教育水平和感知到的歧视也被考虑在内，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还是显示了积极的幸福感 。这可能是因为，在不断迎接少数民族生活各种挑战的过程中，个体的自尊、掌控感和个人成长等因素得到了强化（Ryff et al.，2004）。
研究发现，与已经在美国生活至少两代的人相比，来自西班牙和亚洲的移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更为健康。原因何在？一项研究采用莱福的幸福感量表，参与者为312名第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移民以及242名来自芝加哥和纽约地区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结果发现，抵制同化提升了第一代移民的幸福感，特别是自主性、人际关系质量及生活目标方面。研究者提出了种族保护主义 这个词来描述这种趋势，即抵制被同化，坚持熟悉的价值观和习惯从而赋予生活意义。第二代西班牙移民觉得抵制同化较为困难，心理冲突也更多，种族保护主义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方面效果较差（Horton＆Schweder，2004）。
社会幸福感 社会幸福感 指个体自我报告的与他人、邻居和社区关系的质量，是心理健康领域研究相对较少的方面。一个研究团队（Keyes＆Shapiro，2004）在MIDUS的样本中考察了社会幸福感的五个维度：（1）社会实现 ，对一个社会有朝积极方向发展的潜能的信念；
（2）社会和谐 ，认为世界是可理解的、符合逻辑的、可预测的；
（3）社会整合 ，感觉自己是某个相互支持的团体的一分子；
（4）社会接纳 ，对他人有积极的、接纳的态度；
（5）社会贡献 ，相信一个人总有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幸福感，但仍有少数人的社会幸福感水平很低。25～74岁的成年人中近40％的在至少三个维度中的得分排在前1/3，但也有16％的人在任何维度上都不属于得分最高的1/3，有10％的人在至少三个维度中处在得分最低的1/3人群中。总体而言，社会幸福感在职业地位较高的男性、已婚或从未结过婚的人群中最高；在职业地位较低的女性和曾经结过婚的人群中最低。
繁殖感，心理调适和幸福感的一个因素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繁殖感是“心理成熟和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McAdams，2001，p．425）。埃里克森认为，由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中年期特定的角色和挑战需要个体做出繁殖性的回应，因此繁殖感作为这个时期心理调适的定义性特征而出现。研究逐渐支持和扩展了埃里克森的观点。
在范伦特（Vaillant，1989）的哈佛校友样本里，通过测量参与者对在工作中他人的责任、对福利机构的贡献以及他们孩子的成就，发现调适最好的男性在50岁时最有繁殖感（Soldz＆Vaillant，1998）。一项正在进行的纵向研究以雷德克里夫学院的1964级学生为参与者，采用Q分类法进行测量，发现那些在43岁获得繁殖感的女性，在10年后报告她们作为女儿和母亲的跨代角色中有更大的投入，在照料年迈父母时感到的压力也更少（Peterson，2002）。
繁殖感可以从对多重角色的投入中获得，如家庭的主管、组织和团体的领导（Staudinger＆Bluck，2001）。这种投入在中年期（McAdam，2001）以及后来的生活中（Sheldon＆Kasser，2001；Vandewater，Ostrove，＆Stewart，1997）都一直与幸福感和满意度相联系，也许是通过感受到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来实现的。然而，因为这些发现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能肯定繁殖感就能产生幸福感，也有可能是那些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更愿意繁殖和传承（McAdams，2001）。
成年中期的人际关系
如今，很难归纳人际关系在成年中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年期覆盖了个体发展的25年，也因为这个时期拥有比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复杂多样的生活路径（Brown，Bulanda，＆Lee，2005）。一个45岁的人也许已经拥有幸福的婚姻，正在养育孩子；但是另一个同龄人也许正在考虑结婚，正在同居或者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正处在离婚的边缘。一位60岁的人也许拥有很大的朋友、亲人或同事的交往圈子，而另外一位也许没有活着的亲人，而且只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年人来说，与他人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早期相比也许起着不同的作用。
关于社会联系的理论
根据社会护航理论 （social convoy theory），人们在毕生发展中总是被社会护航队 包围着：亲密朋友和不同亲近程度的亲人们组成的圈子，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获得帮助、幸福以及社会支持；同时我们也向他们提供照顾、关心及支持（Antonucci＆Akiyama，1997；Kahn＆Antonucci，1980）。个体的特点（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年龄、教育以及婚姻状况）及其所处的环境特点（角色期待、生活事件、经济压力、日常困难、需求以及资源）共同影响这个护航队（或者说支持网络）的规模及构成，影响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数量和类型，以及从这种支持中所获得的满意度。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和幸福（Antonucci，Akiyama，＆Merline，2001）。
尽管护航队通常会表现出长期的稳定性，但是它们的构成会不断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同兄弟姐妹的联结更重要；而在另外的时间里和朋友的联结更重要（Paul，1997）。工业化国家的中年人通常拥有最大的护航队，因为他们更可能结婚、生子、父母健在，更可能参加工作，除非他们早早就退休了（Antonucci et al.，2001）。女性的护航队，特别是圈子中心的部分，比男性的更大（Antonucci＆Akiyama，1997）。
劳拉·卡斯腾森（Laura Carstensen，1991，1995，1996；Carstensen，Isaacowitz，＆Charles，1999）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social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们如何选择与谁共度时光的生命全程观。根据卡斯腾森的观点，社会互动有三个主要目的：（1）它是信息的一个来源；（2）帮助人们发展和维持自我概念；（3）它是愉悦、舒适或情绪幸福的来源。在婴儿期，第三个目的，即对情绪支持的需求是首要的。从儿童期一直到成年初期，信息收集是主要的。由于年轻人试图了解社会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所以陌生人可能成为他们信息的最佳来源。到了中年期，尽管信息收集同样重要（Fung，Carstensen，＆Lang，2001），但最初社会联结的情绪调节功能开始变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中年人越来越多地寻找那些能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人（见图16-2）。检验该理论的研究发现，相比年轻人，中年人及老年人在选择假设的社会同伴时更强调情绪喜好（Carstensen et al.，1999）。
图16-2 在生命全程中社会联系的动机是如何变化的。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婴儿寻求社会联结主要为了情绪上的舒适，青少年及成年早期的个体对向他人寻求信息更感兴趣。从成年中期开始，情绪需求不断上涨。
资料来源：摘自Carstensen，Gross，＆Fung，1997。
人际关系、性别与生活质量
对于大部分中年人来说，人际关系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Markus et al.，2004）。它们可能成为健康和满意度的主要来源，但也可能导致出现压力需求（Lachman，2004），这些需求在女性身上更为严重。当困难或不幸出现在她们的伴侣、孩子、父母、朋友或同事身上时，责任感及对他人的关心可能有损于女性的幸福感。这种“间接体验到的压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年女性对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更加敏感，以及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对自己的婚姻更不满意（Antonucci＆Akiyama，1997；Thomas，1997）。
在研究中年期的社会关系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关系的作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亲密关系在中年期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将首先探讨中年人与配偶、同居者、同性恋伙伴以及朋友的关系；接着探讨他们与逐渐成熟的孩子的关系；然后是他们与正在衰老的父母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与孙子女的关系。
两愿关系
结婚、同居、同性恋结合以及朋友关系都是典型的同辈的两个人相互选择的结果，这些关系在成年中期是如何发展的？
结婚和同居
尽管很多人都预言婚姻机构会倒闭，但是在美国的中年人样本（MIDUS）中，40～59岁的人中有95％的已经至少结婚一次（Marks，Bumpass，＆Jun，2004）。尽管自1960年以后，中年期的同居现象大量增加（Brown，Bulanda，＆Lee，2005），约5％的人同居，但这一比例也仅仅是年轻人的一半（Marks et al.，2004）。但是，随着婴儿潮这代人年龄的不断增加，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Brown et al.，2005）。
婚姻状态和幸福 对成年初期的人来说，婚姻会带来很多好处：社会支持、对有助于提升健康的行为的鼓励、更大的社会经济来源（Gallo，Troxel，Matthews，＆Kuller，2003）、财富的累积（Wilmoth＆Koso，2002）以及更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况（Brown，Bulanda，＆Lee，2005）。在MIDUS样本中，男性和女性从婚姻中获得的幸福感等量。但与单身的年轻男性相比，单身中年男性的情绪更差，他们更焦虑、悲伤或焦躁不安，繁殖感也更低。离婚后现在未同居的男性和女性相比于那些仍享受第一段婚姻的人，报告出了更多的消极情绪。然而，体验过非传统角色的中年期女性（离婚、再婚或同居）比更年轻的有相似经历的女性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也就是说，生活经验成为了这些女性的财富（Marks et al.，2004）。
对一个494人的样本（大部分是年龄在42～50岁之间的白人女性）进行的长达13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与没有结婚或同居的女性相比，那些拥有高度满意的婚姻或同居关系的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然而，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关系不满意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不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抵消潜在的益处（Gallo et al.，2003）。
婚姻满意度 现在，中年人的婚姻与以前大相径庭。以前，人的期望寿命更短，一对夫妇一起生活25年、30年或40年已很少见。婚姻结束最普遍的模式是一方死亡，另一方再婚。人们有很多孩子，并且子女在结婚之前一直生活在家里。中年夫妇空巢的情况不常见。在今天，更多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但那些没有离婚的夫妇在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后通常还能一起生活20年或更久。
一段长久婚姻的质量会发生哪些变化？有研究者（Orbuch et al.，1996）对两项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弄清婚姻满意度的模式。这两项调查分别进行于1986年和1987～1988年（Orbuch et al.，1996），共涉及8929名处于第一段婚姻中的参与者。研究者发现了一个U型模式。在婚姻最初的20～24年里，随着结婚时间的增加个体满意度降低；接下来婚姻满意度与婚姻时长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积极，在结婚长达35～44年之间，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比婚姻的最初四年还高。
U型曲线的最低点，基本上是在成年早期，这时许多夫妇都要应付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同时还要忙于事业。当孩子成年后，个体婚姻的满意度通常会提高，许多人这时都准备或已经退休，一生财富的积蓄也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Orbuch et al.，1996）。但同时，这些改变也可能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Antonucci et al.，2001）。
婚姻满意度受双方心理状态的影响。一项对774对夫妇进行的研究发现，一方的焦虑水平，尤其是抑郁水平，能够预测其对婚姻的满意度；一方的抑郁也会对另一方的婚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在不良婚姻恶化到不可挽回之前，检查夫妻双方的心理是否健康非常重要。迅速满足伴侣的心理需求也许可以阻止一段婚姻的破裂（Whisman，Uebelacker，＆Weinstock，2004）。
同居和心理健康 同居者能否获得同已婚者一样的回报？尽管对中年人和老年人同居的研究很少，但有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不”！至少对男性来说是这样。即使控制了可能的影响变量，如身体健康、社会支持以及经济来源，但在18598名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同居的男性（而非同居的女性）比已婚对照组更可能抑郁。实际上，同居的男性与没有伴侣的男性一样易患抑郁，如丧偶、离异、分居或未婚男性。这也许是因为男女两性看待彼此关系的方式不同：女性和男性一样，想要一个亲密伴侣；但女性希望在没有正式婚姻要求的潜在责任和义务（也许是必须照顾一个体弱的丈夫）的情况下享受这种伴侣关系。同样，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男性就需要或期望妻子能给予传统意义上的照顾，也会担心不能得到这样的照顾（Brown et al.，2005）。
中年离婚
相对来说，成年中期离婚的现象虽然越来越多，但并不常见（Aldwin＆Levenson，2001）。大多数离婚都发生在婚姻的最初10年（Clarke，1995；Bramlett＆Mosher，2002）。因此，中年人也许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稳定，而此时离婚对他们来说可能造成精神创伤，就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曾对年龄在40～79岁的581名男性和566名女性进行了调查，这些人在他们40岁、50岁、60岁时至少已离婚一次。大多数人认为离婚所带来的情绪上的毁灭性打击虽然不及配偶去世，但也比失业严重，几乎堪比重大疾病所带来的冲击。中年离婚对女性的打击更为严重，就像奥尔布赖特（Montenegro，2004）。实际上，在任何年龄段离婚，女性受到的消极影响都多于男性（Marks＆Lambert，1998）。
经过长期经营的婚姻比时间较短的婚姻更不易破裂，因为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夫妻建构了婚姻资本 （marital capital），婚姻带来的经济和情绪上的获益变得很难割舍（Becker，1991；Jones，Tepperman，＆Wilson，1995）。上过大学的夫妻在结婚10年后离婚的危险性较低，这也许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夫妇往往积累了更多的婚姻资产，如果离婚就会在经济上失去太多（Hiedemann et al.，1998）。中年离婚后没有再婚者比再婚者经济安全感更低，女性尤其如此（Wilmoth＆Koso，2002），因而他们必须去工作，也许有的人之前从未工作过（Huyck，1999）。根据AARP的调查结果，经济安全的丧失是人们在四十几岁时的主要担忧（就像奥尔布赖特一样），离婚时他们需要确定自己能否维持生活。然而，对五十几岁的人来说中年离婚最为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更担心自己能否再婚；同时相比更年老的人，他们会更担心自己的未来（Montenegro，2004）。
中年人为什么会离婚？AARP调查对象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伴侣虐待——言语的、身体的或情感的。其他一些提到较多的理由还有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不同、出轨、酗酒、吸毒或仅仅是因为不再相爱了（见图16-3）。
图16-3 在中年及以后自我报告的离婚的原因。
资料来源：Montenegro，2004，Figure 4．大多数中年离婚者最后还会再婚，就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平均来讲，AARP调查的对象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期望同其他的45岁以上人群一样高，而高于同年龄段的单身群体。75％的人认为结束上一段婚姻是正确的决定。大约有32％的人也已经再婚，其中6％的人同他们的原配偶复婚。他们对未来的展望也比那些没有再婚者更好（Montenegro，2004）。
然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压力仍然存在。大约一半（49％）的AARP被调查者报告自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女性，有28％的人报告正经受着抑郁的折磨。这一比例与同龄的单身群体类似（Montenegro，2004）。从积极的方面看，离婚的压力也可能促进个人的成长，就像奥尔布赖特（Aldwin＆Levenson，2001；Helson＆Roberts，1994）。
由于中年离婚越来越普遍，也许像奥尔布赖特因离婚所产生的违背期望的感觉也会减小（Marks＆Lambert，1998；Norton＆Moorman，1987）。这种改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经济越来越独立（Hiedemann et al.，1998）。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婴儿潮这代人现在正是五十几岁。相比于前辈，他们中的许多人结婚更晚，抚养的孩子更少，离婚的比例预计也会上升（Hiedemann et al.，1998；Uhlenberg，Cooney，＆Boyd，1990）。随着人们在抚养孩子长大后仍能健康生活的预期年限越来越长，结束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然后再婚也变成了越来越实际而且颇具吸引力的一种选择（Hiedemann et al.，1998）。
事实上，离婚对于中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比年轻人更小 。这个结果来自一项长达五年的追踪研究，该研究抽取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6948名年轻人和中年人样本。研究者采用了莱福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以及其他一些测量幸福感的指标。尽管中年人再婚的可能性低于年轻人，但他们在面对分居或离婚时都表现出了比年轻人更强的适应能力（Marks＆Lambert，1998）。
男女同性恋
目前正处在成年中期的同性恋男女，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同性恋曾被认为是精神疾病，他们被迫与更大的团体分开，甚至彼此之间也隔离。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前卫的一代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机会。(3)
许多同性恋者直到成年也未“暴露”，何时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会影响到他们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些中年同性恋者也许已经开始了开放性的交往，并建立了同性恋伴侣关系；但是仍然有许多同性恋者还在处理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是配偶）的冲突，或者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
由于同性恋总是伴随着私密性和耻辱感，因此对同性恋的研究容易出现取样偏差。仅有的少数关于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大部分也是聚焦于美国城市中的白人，这些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都高于居民平均水平。关于女同性恋者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也是聚焦于白人、专业人士以及中上阶层。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超过25％的中年女同性恋者即使有亲密关系，也仍独自生活（Bradford＆Ryan，1991）。这种现象部分受出生年代影响，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女同性恋者不像许多更年轻的女同性恋者，与同性恋伙伴公开同居会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那些直到中年才承认自己性取向的男同性恋者，通常经历了更长时间来寻求解决一系列问题，如身份认同、被贴上罪恶的标签、保密、异性恋婚姻以及与两方亲密关系（同性和异性）的冲突。相反，那些在早年就已经识别并接受自己性取向的人，通常已在同性恋团体里克服了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年龄的障碍。一些人移居到有大的同性恋团体的城市，在这里他们更容易寻求和建立亲密关系。
用于稳固一段异性婚姻的原则和方法大部分也适用于同性恋关系。如果家人和朋友都知道了自己是同性恋，并且两个人找到了支持同性恋的环境，那么这种同性恋关系往往会更牢固（Haas＆Stafford，1998）。向父母坦白自己的同性恋倾向通常并非易事，但这样做未必会对同性恋关系造成坏的影响（LaSala，1998）。如果家人和朋友承认和支持这种关系，那么这段关系的质量会变得更好（R．B．Smith＆Brown，1997）。
同性恋夫妇往往比异性恋夫妇更注重平等；但他们也同异性恋夫妇一样，很难平衡事业和婚姻的关系。对男同性恋者来说，其中一方对事业关注较少会比较好；但是如果双方都注重婚姻关系则是最幸福的。
友谊
如同卡斯腾森的理论所指出的，中年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缩小，但却更亲密。朋友关系仍然存在，而且如同对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是个体情绪支持和幸福的强大来源，特别是对女性来说（Adams＆Allan，1998；Antonucci et al.，2001）。友谊通常是在工作和育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他一些则是由于邻里之间或在志愿组织里的接触而建立的（Antonucci et al.，2001；Hartup＆Stevens，1999）。
中年期的友谊往往会为个体提供很多帮助，特别是在危急时刻，比如离婚、年老的父母出了问题，成年人会向朋友寻求情绪支持、实际的指导、安慰、陪伴和倾诉（Antonucci＆Akiyama，1997；Hartup＆Stevens，1999；Suitor＆Pillemer，1993）。朋友之间出现冲突常常是由于在价值观、信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双方通常能够在维护彼此尊严的情况下“坦言”这些冲突（Hartup＆Stevens，1999）。
友谊的重要性因时而异。一项对155名大多来自中下层的白人男性和女性开展的追踪研究发现，朋友关系对女性的幸福在中年初期更为重要，而对男性来说则是中年后期更为重要（Paul，1997）。
友谊对同性恋者来说通常有特殊的重要性，与亲人相比，女同性恋者更可能从女同性恋朋友、爱人甚至是旧情人那里获得情感支持。男同性恋者同样也依赖朋友圈子，他们积极建立和维持朋友关系。朋友关系网能够使他们与年轻人保持团结和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中年异性恋者来说往往通过家庭来获得。朋友因为艾滋病去世对男同性恋团体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创伤（Kimmel＆Sang，1995）。
与长大成人的子女的关系
为人父母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放手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在父母中年时达到顶点（Marks et al.，2004）。伴随着当今延迟结婚生育的趋势，一些中年人——在MIDUS的研究中大约有3％的男性和7％的女性（Marks et al.，2004）——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找一个好的日托机构、学前项目、观看星期六早上的卡通节目。但是，大多数父母在中年早期必须处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与不久后即将离开父母的子女共同生活。一旦孩子们成年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原先两代人的家庭在人数上和联结上就会加倍。正是这些中年父母，通常是女性，成为了家庭的“家族维系者”，维持着大家庭各种分支的联结（Putney＆Bengtson，2001）。
青春期的孩子：给父母的问题
青春期和中年期是一生中最易出现情绪危机的两个时期，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类人，即中年期的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偏偏常住在同一屋檐下。中年人在处理自己特有的焦虑时，还需要每天应付无论是身体、情绪还是社会性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孩子。
“青春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混乱和叛逆”（参见第12章），尽管许多研究都驳斥了这种刻板印象，但青春期子女对父母权威的反抗也是必要的。对父母来说，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受正在成熟的孩子本来的样子，而不是父母希望他们应该怎样。
来自不同领域的理论家都将青春期描述为一段使父母质疑、重估、降低幸福感的时期。然而，这种现象不是必然的。MIDUS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没有孩子的人，父母会有更多的心理压力，但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繁殖感，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Marks et al.，2004）。
一项问卷调查以129个双亲家庭为调查对象，其中大部分是白人家庭，且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这些家庭最大的孩子在10～15岁，研究发现了非常复杂的性别差异。对一些父母来说，特别是有儿子的、从事专业工作的白领男士，孩子在青春期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幸福感以及自豪感。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子女在青春期的常规变化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相混合的情绪，对有青春期女孩的母亲来说尤为如此；此时的母女关系既亲密又充满冲突。母子关系中敏感且易受伤的是母亲，尤其当她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照顾家庭和孩子而无暇工作赚钱时（Silverberg，1996）。一项对191个孩子处于青春期的家庭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为了补偿母子、父女关系中的接纳和温情问题，父母往往会增加自己在工作上的情感投入，尤其是父亲则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Fortner，Crouter，＆McHale，2004）。
孩子离家：空巢
关于空巢 （empty nest）的普遍观点通常认为，在最年幼的孩子离家后，父母会出现适应困难，特别是对母亲来说。但有研究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尽管确实有些在养育孩子方面投入过多精力的女性会难以适应空巢，但更多女性发现空巢后自己获得了解放，就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Antonucci et al.，2001；Antonucci＆Akiyama，1997；Barnett，1985；Chiriboga，1997；Helson，1997；Mitchell＆Helson，1990）。现在，长大后的孩子又回到空巢家庭可能会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压力（Thomas，1997）。
空巢对婚姻的影响取决于婚姻的质量和时长。对一段美满的婚姻来说，孩子长大后离开家可能会给夫妇两人带来第二次蜜月（Robinson＆Blanton，1993）。而对于一段不稳定的婚姻，如果夫妻是为了孩子才勉强一起生活，那么他们现在就没有理由来维系这段婚姻了。
对一些女性来说，空巢可能让她们摆脱了古特曼所谓的“父母慢性疾病”（Cooper＆Gutmann，1987，p．347）。如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母亲既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同时也会为自己的成年孩子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对于那些依赖于父母角色而获得身份认同的夫妇，或者那些之前迫于父母责任而将婚姻问题抛在一边，现在却不得不面对的夫妇来说，空巢对于他们来说会变得更为艰难（Antonucci et al.，2001）。
空巢并不是父母生涯结束的标志，它是进入新阶段的过渡期：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关系。
养育长大成人的孩子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埃利奥特·罗斯福说，在一次国宴上，母亲埃莉诺（Eleanor）坐在他的旁边，她俯身在他的耳边说悄悄话，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几岁了。后来有个朋友问埃利奥特，母亲向他说了什么，他回答说：“她要我把豌豆吃了”。
即使积极的养育时期已经结束，孩子们也已离开家并生活得很好，但父母仍然是父母。成年子女的父母在中年期的角色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代人发展出新的态度和行为。在MIDUS的调查中，有超过54％的中年女性和38％的中年男性正处在这个阶段（Marks et al.，2004）。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当年轻人成家立业时，中年父母给予孩子的支持通常会大于他们从孩子那获得的（Antonucci et al.，2001）。一些父母很难将子女当作成年人；但同时许多年轻人也很难接受父母对他们的持续照顾。在一种温暖的支持性家庭环境中，这样的冲突可以通过敞开心扉的交流得到解决（Putney＆Bengtson，2001）。
大多数年轻人和父母都相处融洽，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但是，并非所有的跨代家庭都符合一种模式。据估计，大约有25％的跨代家庭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情感上都紧密相连 ，他们经常联系、相互帮忙和支持；另外25％的家庭是合群的 ，但成员间的联系和帮助较少；约有16％的家庭是应尽责任 的关系，成员间有较多的互动，但情感联结较少；17％的家庭在地理位置和情感上都是疏远的 ；另一类是那种“远而近 ”的关系（占16％），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仍能保持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能重新建立起联系和交换。成年后的孩子往往跟母亲走得更近（Bengtson，2001；Silverstein＆Bengtson，1997）。
延长养育：“混乱的家”
如果一个家庭应该空巢的时候子女却没有离家或离家后又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成年子女离开家的时间推迟到30岁或更晚（Mouw，2005）。另外，随着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男性，重新返回父母的家庭中，有时候不止一次，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家庭，旋转门症候群 （revolving door syndrome，也称为回旋镖现象 ）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Aquilino，1996；Putney＆Bengston，2001）。
2000年，美国25～34岁的年轻人中有10.5％居住在原生家庭中，大部分是单身的、离婚的、分居的以及结束了同居关系的人。当年轻人正开始在社会立足或正在处理经济、婚姻以及其他困难问题时，原生家庭是他们方便的、可获得支持的、并且容易得到的“天堂”（Aquilino，1996；Putney＆Bengston，2001）。
延长养育子女如果与父母的正常期望相抵触，就可能会导致两代人的关系紧张（Putney＆Bengston，2001）。随着孩子从青春期步入成年初期，父母一般都期望他们会独立，孩子们自己也会这么期望。孩子的独立也是父母成功的标志。事件时序模型认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推迟离开家的时间或又返回原生家庭，都可能导致关系紧张（Antonucci et al.，2001；Aquilino，1996）。因此，就像我们在第14章中提到的，如果年轻人有工作并且居住在离父母较远的地方，那么父母和成年孩子之间的相处情况是最好的（Belsky，Jaffss，Caspi，Moffitt，＆Silva，2003）。当成年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时，如果父母看到孩子越来越独立，比如考入了大学，亲子关系就会比较融洽（Antonucci et al.，2001；Aquilino，1996）。
但是，现在这种父母和孩子一起居住的非正常现象变得少了，特别是对有多个子女的父母来说。现在的观点认为，空巢过渡期是一种长期的分离过程，而不是突然的离开，通常这个时期都会持续数年（Aquilino，1996；Putney＆Bengston，2001）。有研究者对1365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调查，该样本大部分都是白人，而且是中年结婚并且有成人子女的住户，这些住户中接近28％的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年子女居住在家里。调查结果表明，延长养育未必是一种破坏性的经历，成年子女的存在似乎对父母的婚姻幸福感、婚姻冲突量或夫妇单独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影响。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可以被看成是家庭稳固的表现，是父母对年轻的成年子女预期外的帮助（Ward＆Spitze，2004）。
与其他亲属的关系
在成年早期，除非有特殊需要，通常情况下个体与原生家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时工作、配偶或伴侣以及孩子会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在中年期，这些最早的亲属联结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变得重要；照顾和支持年老父母的责任落在了中年子女肩上。此外，一种新的关系通常会在这一时期开始，即当上祖父母。
与年迈父母的关系
尽管发展缓慢，但成年中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许多中年人会比之前更为客观地看待父母，认为父母既有力量但又需要帮助。这期间还可能发生其他一些事情：某一天，中年人发现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变老了，需要子女的照顾了（Troll＆Fingerman，1996）。
联系和相互帮助 基于频繁的联系和相互帮助，大部分中年人与父母的关系都很温暖和亲近（Antonucci＆Akiyama，1997；Bengtson，2001）。女儿和年迈母亲的关系尤其亲近（Bengston，2001；Willson，Shuey，＆Elder，2003）。
就多数而言，父母还是会继续向子女提供帮助，特别是在危急时刻（Bengston，2001）。虽然有些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生活独立；但是也有些老年人还是需要成年子女帮助做决定，可能在日常事务和经济上依赖于子女。有时也会出现角色转换，如父亲或母亲成了子女照顾的对象，特别是在配偶去世后（Antonucci et al.，2001）。在MIDUS的研究中，年龄在40～59岁之间的中年人中有20％的父母一方去世，且健在一方身体不太好，健在方通常是母亲（Marks et al.，2004）。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一些发展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即子女成熟期 （filial maturity），这时的中年子女“学会接受和满足父母的依赖需求”（Marcoen，1995，p．125）。这种常规发展被看成是孝顺危机 （filial crisis）的良好结果：在这种危机中，成年人学会在双向关系中实现对父母的爱和责任与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大部分中年人都愿意承担对父母的责任（Antonucci et al.，2001）。
然而，在成年中后期，家庭关系会变得复杂。由于长寿越来越普遍，只有有限的情感和经济资源的夫妇可能在满足自己需求（可能还有他们孩子的需求）的同时，还需要分配一部分资源给年迈的父母。在一项对艾奥瓦州农民家庭老年人的后续研究中（该研究开始于1989年，参见第1章的专栏1-1），研究者访谈了738名中年子女，这些参与者来自于420个家庭，其中大部分双亲健在且联系紧密。研究显示，超过25％的成年子女和年迈的父母或公婆存在矛盾，近8％的矛盾很深。以下几种关系尤其容易产生矛盾：和公婆或岳父母的关系、女性和母亲或婆婆的关系、与身体不好的父母、公婆或岳父母的关系、女儿服侍父母的关系以及幼年不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Willson rt al.，2003）。
矛盾会因为处理竞争的关系而浮现出来。一项在全美范围内对3622对已婚夫妇（这些夫妇至少父母一方健在）的调查显示，为年迈父母提供帮助存在交换现象，并且依赖于家庭血缘关系。大部分夫妇会提供时间或金钱，但只提供其中一种。只有很少的人会都提供两种帮助。夫妻双方一般更倾向于响应妻子父母的需求，这可能是因为妻子与父母的关系更亲近。相比白人夫妇，非裔美国夫妇及西班牙裔夫妇更可能始终都为双方的父母提供各方面的帮助（Shuey＆Hardy，2003）。
成为年迈父母的照顾者 几代人通常在父母身体都很健康且精力旺盛的时候相处得最好。当老人身体变弱，特别是当他们智力衰退或人格改变时，照顾他们的负担就可能导致子女与父母关系紧张（Antonucci et al.，2001；Marcoen，1995）。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有更大的风险患上慢性病和残疾，发达国家尤为如此；同时家庭人数比以前变得少了，也意味着很少有兄弟姐妹来分担照顾父母的责任（Kinsella＆Velkoff，2001）。大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都不愿意去费用很高的疗养院（见第18章），而是在家或与子女同住接受长期的照料（Sarkisian＆Gerstel，2004）。
在世界范围内，照顾他人似乎是典型的女性职能（Kinsella＆Velkoff，2001）。如果父亲去世或离异，当母亲不能自理时，女儿可能就会承担照顾者的角色（Antonucci et al.，2001；Schulz＆Martire，2004）。也许是因为母女关系的亲密性，母亲也更愿意接受女儿的照顾（Lee et al.，1993），而且女儿也更愿意满足父母的需要。另一个能够解释照顾他人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尽管如前文提到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男性和女性的工资以及工作类型仍存在差异。如果妻子比丈夫赚钱少，或其工作可以暂时搁置，那么妻子就更可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来照顾老人。如果没有工作，儿子也会承担照料父母的工作（Sarkisian＆Gerstel，2004），但是他们很少会向父母提供基本的个人照顾（Marks，1996；Matthews，1995）。
照料带来的紧张关系 照料他人可能会带给自身压力（Schulz＆Martire，2004）。许多照料者都觉得这项任务是一种身体、情绪和经济上的负担，尤其是当他们有全职工作，经济来源有限或缺少支持和帮助时（Lund，1993a；Schulz＆Martire，2004）。对有工作的女性来说，再承担额外的照顾者的角色是困难的（Marks，1996），但是如果减少工作时间或辞去工作以承担照料的义务，又会增加经济压力（Schulz＆Martire，2004）。（灵活安排工作和家庭的日程以及请病假都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在年迈的父母需要照料时，可能恰逢中年子女正准备退休的时候，这时中年子女再支付照顾体弱老人的额外花销就会存在困难；同时可能中年子女自己也存在健康问题（Kinsella＆Velkoff，2001）。
照顾一位有生理缺陷的老人很困难，要照顾一位痴呆老人更是难上加难。痴呆老人除了丧失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外，可能还有大小便失禁、多疑、焦虑不安或抑郁；受幻觉影响还可能梦游，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威胁，需要持续不断的监护（Biegel，1995；Schulz＆Martire，2003）。每天花数小时和一个精神错乱的老人在一起，而这个人甚至可能都认不出你是谁，这会令人非常痛苦且无助（Climo＆Stewart，2003），两人的关系可能因此恶化。有时照料者在压力下会出现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问题（Schulz＆Martire，2004；Vitaliano，Zhang，＆Scanlan，2003）。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承担照料者的角色，因此，女性的幸福也就更可能受损（Climo＆Stewart，2003）。有时由于持续高负荷的照料工作带来的压力太大，会出现照料者辱骂、忽视，甚至是抛弃需要照顾的老人的现象（见第18章）。
这类压力的后果可能是出现照料者倦怠（caregiver burnout），即照顾年老亲人的成年人出现身体、心理及情绪上的枯竭（Barnhart，1992）。（专栏16-2讨论了能够防止照料者倦怠的基本策略。）有时必须做其他一些安排，例如照顾老人制度化，援助生活或在兄弟姐妹间进行责任分配等（Shuey＆Hardy，2003）。
情绪压力不仅源于照料工作本身，也源于平衡照料老人与中年期其他责任之间的关系（Antonucci et al.，2001；Climo＆Stewart，2003）。年迈的父母需要依赖于子女时，可能恰是中年子女努力养活自己的孩子（如果养育期延长，则是正在抚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些“中年的一代”有时被称为夹心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这些相互竞争的需求和有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能会把“夹心一代”榨干。
一些研究对“夹心”问题的范围提出了挑战（Kinsella＆Velkoff，2001；Putney＆Bengtson，2001）。在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的研究都发现，只有相对较少的中年人在照料老人、处理工作和养育孩子之间出现夹心状态（Hagestad，2000；Marks，1998；Penning，1998；Rosenthal，Martin-Andrew，＆Matthews，1996）。成年的孩子一般在他们需要照料年迈的老人之前就离开了家。
一些家庭的照料者回顾时会把照料老人的经历视为一件独特的有意义的事情（Climo＆Stewart，2003）。尽管角色冲突看起来具有压倒性，但一些中年人能够在多重角色间处理得很好。如同态度一样，环境也会对任务的完成产生很大影响（Bengtson，2001）。在雷德克里夫的女性研究中，那些在中年早期就已获得了繁殖感的女性，当需要照顾年老的父母时感觉到的负担会更少（Peterson，2002）。如果照料者深深地爱着体弱多病的父母，关心家庭的延续性，将照料工作看成是一种挑战，拥有合适的个人、家庭和社区资源来应对这项挑战，那么照料工作就能成为个人成长的机会；这些成长体现在能力、同情心、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方面（Bengtson，2001；Climo＆Stewart，2003；Bengtson，Rosenthal，＆Burton，1996；Biegel，1995；Lund，1993a）。
专栏16-2 中期实战演说
防止照料者倦怠
即使是最耐心、最有爱心的照料者在满足老年人看起来无止境的需求这样长期的压力下也可能会受挫、焦虑、甚至愤怒。通常家人或朋友都没有意识到照料者有权利感到失望、受挫和被利用。照料者除了承担亲人的残疾或疾病这样的压力外，还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生活（J．Evans，1994）。
社区支持项目可以减少照料工作给照料者带来的压力和负担，防止他们倦怠，延长对被照顾者的制度化需求。支持服务包括做饭和做家务，运输和护送服务，成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可以在照料者外出工作或办理个人事务时提供监督活动。老年临托中心 （通过暂住在护士或家庭健康助手那里来替代监督护理）会让固定的照料者腾出一些时间，几个小时、一天、一个周末或一周。暂时住在疗养院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在一个辅导、支持和自我帮助的团队里，照料者可以分享问题、获得团体资源的信息，也可以提高技能。
尽管对这些方法的效果存在争议，但一些研究者指出，一些项目确实能提高照料者的动力，减少他们的压力（Gallagher-Thompson，1995）。在一项追踪研究中，有合适的团体支持的照料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成长。一些人变得更具移情能力、关怀他人、善解人意、耐心、富有同情心；对他们照料的人更加亲近，对自己的健康也更加珍视。一些人对履行照料责任感到很高兴。一些人已经“学会了更加珍惜生命，学会了一天慢慢来，不用着急。”少数人还学会了“笑对情景和事件”（Lund，1993a）。
最近，随机控制的实验聚焦在有更广泛基础的干预上，它的目标不仅有照料者，还有病人，并且提供个人或家庭的辅导、个案管理、技能培训、环境调整以及行为管理策略。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诸如此类的多种服务和支持相结合能够显着降低照料者的负担，提高他们的技能、满意度和幸福感——甚至还能改善病人的症状（Schulz＆Martire，2004）。
行为训练和精神疗法能够帮助照料者处理病人的困难行为和他们自己的消沉倾向（Gallagher-Thompson，1995）。一项由芝加哥大学开展的行为训练项目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效果，这个项目帮助病人学会进行一些自我保健，变得更加随和、更少出现恶语中伤的行为。照料者也学会了一些技术，诸如后效契约（“如果你这样做，后果将会是……”）、建立所需行为的模式、复述和给予反馈等。
“照料者权利法案”（Caregiver’s Bill of Right，Home，1985）能帮助照料者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提醒他们自己的需要也很重要：
照料者权利法案
我有权利：
- 照顾我自己。这不是自私的行为，它可以帮助我有能力更好地照顾我的亲人。
- 即使亲人反对，也可以向其他人求助。我意识到我自己只有有限的忍耐力和力量。
- 就像我要照顾的人身体健康时一样，我要维持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自己的生活”不包括我要照顾的人。我知道我要为这个人做每一件力所能及事情，但是我也有权利为自己做一些事情。
- 偶尔生气、沮丧以及表达其他一些消极的感受。
- 拒绝任何亲人通过内疚、生气或抑郁来操控我（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的意图。
- 接受我所爱的人为我所做的一切关心、爱、原谅和接纳，只要我也这样对他们。
- 为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骄傲，为满足亲人需要的勇气鼓掌。
- 保护自己的个性以及为自己生活的权利。它可以在亲人不再需要我的照顾时帮助我继续生活下去。
- 在美国，从身体和心理上帮助有缺陷的老人取得了很大进步，那么我们也可以期望并且要求在帮助和支持照料者方面也能有同样的进步。
- （将你自己想要的权利声明加在这张清单上，每天读给自己听）。
我们还能做什么来减少照料者的负担呢？
课外链接
更多关于给予照料者缓解和支持的信息，请登录http：//www.helpguide.org/elder/respite.htm或登录http：//www.acponline.org/public/h_care/6-respit.htm。这是一篇来自美国医师学院和美国内部医学学会名为“获得‘临托中心’照顾或在家的额外帮助”的文章。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在一些横断研究中，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呈现出一种沙漏形状，联系最多的时间在两个端点——儿童期和成年中后期，而联系最少的是在成年中期养育孩子的几年里。在成家立业后，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又会重新建立起来（Bedford，1995；Cicirelli，1995；Putney＆Bengtson，2001）。
与兄弟姐妹一直保持联系对中年期个体的心理幸福感非常重要（Antonucci et al.，2001），尽管这种重要性相比于其他关系（例如朋友关系）来说会随着时间变化而降低或升高。兄弟姐妹的关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似乎存在不同的作用。对女性来说，对兄弟姐妹积极的感情与良好的自我概念相关；而对男性来说则促进其有更高的斗志。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与兄弟姐妹联系越多，产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越小（Paul，1997）。
照顾年迈父母能够使兄弟姐妹走得更近，但相互之间也可能产生怨恨和冲突（Antonucci et al.，2001；Bedford，1995；Bengtson et al.，1996）。在分担照顾任务（Lerner，Somers，Reid，Chiriboga，＆Tierney，1991）；Strawbridge＆Wallhagen，1991）或分配遗产方面可能会意见不统一，特别是在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本不融洽的情况下。
在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且夫妻两人都工作的讨论组中，17个小组中有16个小组的63位成年人都出现了因兄弟姐妹之间分担照顾责任不均出现的问题。一些参与者因照料任务的分工不公平而感到苦恼，要求兄弟姐妹分担更多；但是如果兄弟姐妹不同意，他们就会更加烦恼。其他一些参与者则采用认知策略让分配看起来 更趋公平，如承担了更多责任的女性参与者可能通过告诉自己“照料他人本来就是女人的活”，从而减少其兄弟的责任。一些参与者试图举出一些原因来证明某个兄弟姐妹承担最多责任合情合理：谁住的离父母最近，谁的工作时间最少或家庭责任最少，谁的个性特点最适合来照顾他人（Ingersoll-Dayton，Neal，Ha，＆Hammer，2003）。
祖父母时期
祖父母时期往往在主要的养育活动（养育自己的孩子）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根据一项对1500位属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祖父母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在美国，成年人平均在48岁成为祖父母（Davies＆Williams，2002）。随着当今寿命的延长，许多成年人会有数十年的时间为人祖父母，看着自己的孙子女长大成人（Reitzes＆Mutran，2004）。
如今的祖父母与过去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现在，美国一对祖父母平均有6个孙子女（Davies＆Williams，2002），而在20世纪初，一对祖父母会有12～15个孙子女（Szinovacz，1998；Uhlenberg，1988）。随着中年离婚事件越来越多，约有20％的祖父母是离异或分居的（Davies＆Williams，2002），许多孩子都有继祖父母。年幼孩子的祖父母一般都还在工作，因此照看孩子的时间可能更少。另一方面，提前退休的趋势可以为祖父母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孙子女。有的祖父母的父母还在世，他们需要在照顾父母和孙子女之间进行平衡。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祖父母都为孙子女提供部分或主要的照看（Kinsella＆Velkoff，2001；Szinovacz，1998）。
祖父母角色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或亚洲，大家庭占主导，而且祖父母在养育孩子以及做家庭决定方面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泰国的某些城市和中国台湾地区，50岁以上的人口约有40％的家中有未成年的孙辈，而在有10岁以下孙子女的人中大约一半的人——通常来说都是祖母——会承担照料孩子的工作（Kinsella＆Velkoff，2001）。
在美国，大家庭在少数民族中很常见，但是占主导的还是核心家庭。孩子长大成人后通常都会离开家，根据自己的爱好、理想和工作去建立新的、自主的核心家庭。尽管在AARP的调查中68％的祖父母每周或两周都会至少见一次孙子女，但是仍然有45％的人由于住得太远而不能经常看见自己的孙子女（Davies＆Williams，2002）。但是距离并不一定会影响祖父母与孙子女关系的质量（Kivett，1991，1993，1996）。许多中年或老年的男性和女性都将祖父母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角色之一（Reitzes＆Mutran，2002）。
通常祖母都和孙子女保持联系，她们是家庭关系的维护者。一般而言，祖母和孙子女（特别是孙女）的关系比祖父与孙子女间的关系更亲近和温暖，情感联系更多，与孙子女见面也更多（Putney＆Bengtson，2001）。那些与孙子女联系频繁、对祖父母角色持积极态度以及有高自尊的祖父母，对自己的祖父母角色更为满意（Reitzes＆Mutran，2004）。
在AARP样本中，祖父母与孙子女一起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吃晚餐、看电视、购物以及给他们讲故事；他们有超过一半的锻炼或休闲时间都是和孙子女一起度过的。超过一半的人会为孙子女的教育投资，大约45％的人报告他们会支付孙子女的生活费，约15％的人会在孩子的父母外出工作时帮忙照顾孩子（Davies＆Williams，2002）。事实上，在美国，祖父母是照顾孩子的第一人选，有21％的学前儿童以及15％的学龄儿童在父母工作时都和祖父母待在一起（Smith，2002）。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Kinsella＆Velkoff，2001）。
随着孙子女慢慢长大，与祖父母之间的联系会逐渐减少，但是感情会增加。祖父母越年轻，这种联系的减少就会越迅速，因为他们身体更健康、更有钱，生活也更忙碌（Silverstein＆Long，1998）。
离婚或再婚后的祖父母 离婚或再婚现象增多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祖父母和孙子女的关系处于濒危或紧张状态中。离婚后往往是母亲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外祖父母就会与孙子女联系更多，关系也更紧密，而爷爷奶奶与孙子女的联系则会变少、变弱（Cherlin＆Furstenberg，1986；Myers＆Perrin，1993）。如果一位离婚的母亲再婚，通常她从父母那得到的支持会减少，但是孩子和外祖父母的联系不会减少。然而对于爷爷奶奶来说，新的婚姻会增加爷爷奶奶被取代的可能性，或者父亲会带着孩子搬离原来的住所，这使得爷爷奶奶和孙子女的联系变得更为困难（Cherlin＆Furstenberg，1986）。
因为孙子女与祖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所以美国各州都给予祖父母（在一些州中还包括曾祖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人）这样的权利：如果法官觉得这样做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话，那么在父母离婚或其中一方去世后，祖父母有权利去探望自己的孙子女。然而，少数州的法院已经废除了这条法律，一些立法机关还限制祖父母探望的权利。2000年的6月最高法院废除了华盛顿的“祖父母法”，理由是该法规过多地侵犯了孩子父母的权利（Greenhouse，2002a）。
通常，父母中的任何一方再婚都会产生新的祖父母和孙子女。继祖父母可能会觉得要与新的孙子女培养融洽的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与年龄较大或那些并不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成年孙子女（Cherlin＆Furstenberg，1986；Longino＆Earle，1996；Myers＆Perrin，1993）。
随着中年期离婚现象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面对祖父母离婚所带来的影响。一项对爱荷华州农村老年人的追踪研究发现，离婚后的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关系往往会变糟，这通常是因为离婚后祖父母和孙子女住得较远，同时他们与成年子女的联结也会减弱。这种现象对爷爷奶奶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好的祖父母—父母关系可以弥补这种潜在的消极影响（King，2003）。
抚养孙子女 许多祖父母都是孙子女的唯一或主要的照料者。在发展中国家，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农村的父母到城里打工而无法照看孩子。这种“跨代”家庭存在于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艾滋病使得许多孩子成为孤儿，祖父母就承担起了父母的角色（Kinsella＆Velkoff，2001）。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充当起孩子“默认的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由于少女怀孕、吸毒、生病、离婚或死亡而无法照顾孩子（Allen et al.，2000）。2001年，大约有240万祖父母在抚养孙子女（U.S．Census Bureau，2002）。有9％的非裔美国孩子都居住在祖父母家里，西班牙裔的孩子占5％，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孩子占4％（Fields，2003）。许多祖父母照料者都是离异或丧偶的，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生活（Hudnall，2001），其中一些甚至经济拮据（Casper＆Bryson，1998）。2000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非裔美国祖母照料者中，有80％的人没有接收到公共援助（Minkler＆Fuller-Thomson，2005）。
对于中年人或老年人来说，计划外的代理父母的责任是一种对身体、情绪和经济的透支。也许他们不得不辞职，搁置退休计划，大量减少娱乐休闲和社会生活，从而导致健康受损。大多数祖父母在精力、耐心和忍耐力方面不如从前，有些也跟不上目前的教育和社会发展趋势（Hudnall，2001）。
许多祖父母承担起养育孙子女的责任是因为他们爱这些孩子，不希望孩子被陌生人收养。然而，年龄差距可能成为障碍，两代人都会觉得被自己的传统角色欺骗了。同时，祖父母常常不得不处理两种情绪：一种是内疚感，来源于成年子女无法抚养自己的孩子；另一种是对自己成年孩子的怨恨感。对一些夫妇来说，抚养孩子所带来的压力会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如果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都恢复了正常的抚养孩子的角色，对祖父母来说，要将孙子女还给其父母会感到很难过（Crowley，1993；Larsen，1990-1991）。
那些仅提供亲属抚养 （kinship care）却没有成为孩子的养父母、也没有监护权的祖父母，他们没有合法地位，所拥有的权利不比无偿保姆多。他们也会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从送孩子上学到获得孩子的学习成绩记录，再到为孩子购买医疗保险。即使祖父母有孩子的监护权，孙子女也不在户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范围内。如同有工作的父母一样，有工作的祖父母也需要经济实惠的儿童保健以及对家庭有利的工作政策，例如有照顾生病孩子的事假。1993年颁布的联邦家庭与医疗休假法就已经将养育孙子女的祖父母包含在内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点。
重新聚焦
回顾在本章开始部分关于焦点人物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故事：
- 奥尔布赖特在中年期的生活历程如何体现了本章中讨论到的观点？
- 本章中讨论到的每一种理论如何描述和解释奥尔布赖特中年期所经历的变化？
- 荣格、古特曼或米尔斯的追踪研究中描述到的性别认同的变化，在奥尔布赖特身上有表现吗？
- 你认为奥尔布赖特在莱福的六维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会如何？
- 我们讨论到的在中年期不断变化的哪些关系可以应用到奥尔布赖特身上？
祖父母可以成为指导的来源、玩伴、与过去的链接以及家庭连续性的标志。他们自己投身到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中，以此来表达对繁殖和对超越死亡的渴望。那些没有成为祖父母的男性或女性可能会通过收养孙子女或是在学校、医院做志愿服务来满足自己繁殖的需要。成年人通过发展出一种埃里克森所谓的照顾的“美德”，来为自己进入成人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做好准备，这一主题我们会在第八编进行探讨。
小结
纵观成年中期的生命历程
学习指路标1： 发展科学家如何研究成年中期的心理社会发展？
- 发展科学家看待中年心理社会发展时既是客观的（在发展轨迹或路径上），也是主观的（人们的自我感觉以及他们积极构建自己生活的方式）。
- 变化和连续性一定会出现在整个生命历程中。
成年中期的变化：经典的理论取向
学习指路标2： 经典理论如何解读成年中期心理社会的变化？
- 尽管一些理论学家认为人格本质上是在成年中期形成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成年中期的发展既有其变化的一面也有其稳定性。变化既可以是成熟的过程（常规的）也可以是非常规的。
-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诸如马斯洛和罗杰斯，将中年看成是一种发生积极变化的机会。
- 荣格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成年中期会表现出之前被压抑的人格。两个必要的任务包括放弃年轻的形象以及承认死亡的必然性。
- 埃里克森的第七个发展阶段是繁殖对停滞。繁殖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表达：养育子女和孙子女、教书或做导师、生产或创造、自我发展以及“维护世界”。这个时期的美德就是照顾 。
- 范伦特和莱文森发现了中年生活中在生活方式或人格上的主要变化或危机。
- 现今生活圈子更大的流动性部分反驳了“社会时钟”的假设。
成年中期的自我：问题和主题
学习指路标3： 成年中期有哪些日益突出的关于自我的问题？
- 成年中期的关键心理社会问题和主题涉及中年危机、同一性认同的发展（包括性别认同）以及心理幸福感。
- 研究并不支持存在一种常规的中年危机，理解为存在一种转变更为准确；这个转变往往涉及中年审查现象，这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上的转折点。
- 根据惠特伯恩的模型，同一性认同的发展是一种人们不断根据经验和他人反馈来确认和调整自我概念的过程。同一性风格可以预测对老龄化冲击的适应性。
- 繁殖感是同一性发展的一个方面。目前关于繁殖感的研究发现在中年期最为普遍，但是并非人人都如此。繁殖感会受到社会角色、社会期望以及个人特点的影响。
- 斜事心理学将同一性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构建生命故事的连续过程。
- 研究发现，在成年中期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的倾向越来越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代际效应，也可能是因为所使用工具的类型不同。研究总体上都不支持古特曼提出的性别转换概念。
- 基于莱福的六维量表的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成年中期是一段积极的心理健康的时期；尽管它会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 关于社会幸福感有限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幸福感在成年中期很高；但是在大量的少数民族人群中却很低。婚姻和SES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 成年中期的繁殖感与心理幸福感相关。卷入多重角色可以获得繁殖感，但并不是所有角色都起着同等的重要作用。
- 许多研究都表明，对女性来说五十几岁甚至是六十几岁可能是女性的鼎盛时期。
成年中期的人际关系
学习指路标4： 社会关系在中年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什么作用？
- 关于人际关系不断变化的重要性有两种理论，分别是卡恩和安托露丝提出的社会护航理论，卡斯腾森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根据这两种理论，社会情绪支持在中年及其他时期的社会互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 中年期的人际关系对个体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都很重要，但也能出现压力需求。
学习指路标5： 成年中期已婚的人是更加幸福还是不幸福？同居是否可以发挥与婚姻相似的作用？
- 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养育孩子的一段时间里婚姻满意度有所降低；而在孩子成年离开家后夫妻间又出现了关系的好转。
- 中年同居可能对男性的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对女性却没有。
- 成年中期离婚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也在不断增加。离婚可能产生很大压力，可以改变生活。婚姻资本对中年离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 在成年中期离婚可能比在成年初期离婚对幸福感的威胁更少。
- 由于许多同性恋者都延迟“暴露”，所以他们经常在中年时才开始建立亲密关系。
- 男女同性恋夫妇比异性恋夫妇更注重关系平等，但是同样面临着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
- 相比年轻人，中年人往往在朋友关系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少；但他们确实也需要朋友的情感支持以及实际的指导。
- 友谊对同性恋者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与长大成人的子女的关系
学习指路标9： 伴随子女的成长，中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 孩子处于青春期的父母会失去对孩子生活的控制，一些父母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另一些则不然。
- “空巢”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是一种解放；但是对那些身份认同是基于父母角色的夫妇或那些现在必须面对之前被掩盖的婚姻问题的夫妇来说，却是充满压力的。
- 中年父母一般仍会参与到成年子女的生活中，总体来讲，大部分人与子女的相处是愉快的。这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冲突：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希望父母能把他们当作成年人看待，但是父母仍然经常照顾他们。
- 现在，更多的成年子女推迟了离开父母家庭的时间，或者又重新返回到父母的家里，有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家庭。如果父母看到成年子女正在走向独立，适应就会更容易。
与其他亲属的关系
学习指路标10： 中年人是如何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的？
- 中年人与父母的关系通常都具有很强的情感联结。两代人通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相互提供帮助和获得支持。但援助通常是父母给予子女。
- 随着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年迈的父母都需要依靠中年子女来照顾。接受这种依赖需求是子女成熟的标志，这也可能是孝顺危机的结果。
- 在成年中期照料年迈父母的可能性会增加，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 照料工作可能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也能带来满意感。社区支持项目能够防止照料者倦怠。
- 尽管与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在成年中期比更早或更晚的时候要少，但是大部分中年兄弟姐妹仍然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个体幸福感有重要作用。
- 大部分美国成年人在成年中期成为祖父母，平均有6个孙子女。
- 尽管与过去相比，现在美国大多数的祖父母参与孙子女的生活减少（通常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分离），但是他们仍能对孙子女产生重要影响。
- 祖母比祖父在“家族维系”上更重要。
- 成年子女或祖父母自身离婚或再婚能够影响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关系。
- 越来越多的祖父母都在养育那些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养育孙子女可能产生身体、情绪和经济上的紧张。
(1) 关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生平的资料来源于Albright（2003），Blackman（1998）和Blood（1997）。
(2) 在莱文森的研究中，对50岁的描述只是预计和推测。
(3) 除非另有说明，此讨论基于Kimmel＆Sang，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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