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成年早期的心理社会发展
本章提纲
焦点人物
英格丽·褒曼——“声名狼藉”的演员
人格发展：四种观点
标准化阶段模型
事件时序模型
特质模型：科斯特和麦克雷的五因素模型
类型学模型
人格发展的整合取向
成年期的变化之路
影响成人发展之路的因素
与父母的关系是否会影响成年期的适应？
亲密关系的基础
友谊
爱情
性行为
非婚与已婚的生活方式
单身生活
同性恋
同居生活
婚姻生活
为人父母
为人父母是一种发展性经历
双职工夫妻如何应对生活
当婚姻结束
离婚
再婚和继父母身份
专栏14-1：知识拓展
婚姻是否会成为一种即将消逝的制度？
专栏14-2：实战演说
伴侣暴力
每一个成年人都需要温暖的庇护，所需的方式可能与孩子们的类似，抑或是迥异。
——埃里克·弗洛姆（1900～1980），《健全社会》，1955
焦点人物：英格丽·褒曼——“声名狼藉”的演员(1)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15～1982），世界上最杰出的舞台与荧幕演员之一。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数她在《卡萨布兰卡》中扮演的角色了。她曾经以《煤气灯下》《真假公主》《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奥斯卡奖，以《秋天奏鸣曲》获得纽约影评人协会奖，以《螺丝钉的翻转》获得艾美奖。1981年，即逝世前一年，她在息影后再度登台，在《一个叫戈尔达的女人》中饰演以色列首相戈尔达并竞逐艾美奖。
褒曼的私人生活也像她参演的电影情节一样充满戏剧性。正如她的一部电影作品《声名狼藉》（Notorious，又名《美人计》），这个标题概括了她1949年陡然转变的公众形象。此前她一直以健康纯洁的典范形象示人；然而让人吃惊的是，1949年，她竟然为了意大利电影导演罗塞里尼背弃了丈夫和10岁的女儿。而且，她还为这个有妇之夫怀有身孕，这一丑闻举世哗然。
自从11岁那年在瑞典的首次演出之后，褒曼就迷上了表演。她高挑、含蓄、害羞，逐渐在舞台上活跃起来。18岁那年，她为了能出演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毅然离开了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学院，因此激怒了她的导师，并警告她电影会毁了她的天赋。
22岁那年，褒曼与彼德·林德斯春医生结婚。他是一个英俊而有成就的牙医，大她8岁，之后又成为了一名杰出的脑外科医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褒曼接受了制片人大卫·希尔茨尼克的邀请，前往好莱坞参与《寒夜情挑》的拍摄。23岁时，她移居好莱坞，之后她的丈夫和襁褓中的女儿皮娅也到那里与她一起生活。
褒曼的影视生涯总是被家庭琐事时不时打断。“如普通人一样，我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建立家庭，相夫教子，这对于任何一个女人的生活来说应该都足够了。”她曾在某次隐退期间这样写道，“但是，我仍然认为每一天都在丧失之中度过，好像只有一半的我是活着的。”（Bergman＆Burgess，1980，p．110）
褒曼开始发现，这个总是帮助自己并替她作决定的丈夫，是一个过分保护、控制欲强、挑剔且嫉妒心强的人。夫妻俩长期分居：她在电影工作室里工作着或在旅途中，而她丈夫则在医院上着班。
同时，褒曼开始不满于工作室安排的电影戏分。当看到罗塞里尼的获奖作品《无防备都市》时，褒曼被电影的力量、现实的残酷，以及罗塞里尼追求艺术自由的勇气所震惊，她毅然写信给他，主动提出要去意大利与他合作。合作的作品即《火山边缘之恋》，影片的结局在她目前看来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未实现的婚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爱上他，也没有打算到意大利就一去不返，”她向林德斯春道歉时写道，“但是我又能怎样做？我能改变什么呢？”
33岁时，已成为票房冠军的褒曼被逐出好莱坞。她与罗塞里尼的丑闻成为当时的国际头条。1950年褒曼产下私生子罗贝蒂诺；她匆匆离婚，又与罗塞里尼结婚（他是个有家室的人，并未终止原先的婚姻）。她在1952年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但是始终难以见到自己的大女儿皮娅。因为女儿站在自己父亲一边，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拒绝见自己饱受罪恶感折磨的母亲。所有这些无一不成为当时的国际头条。
这段不被祝福的褒曼—罗塞里尼之恋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们一起合作的影片都不叫座，最终，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为了避免更大的争端，使两人都能继续各自的生活，褒曼将孩子交给罗塞里尼抚养。1958年，褒曼在自己43岁那年开始了第三段婚姻，与瑞典藉戏剧制作人拉斯结了婚。而她的演艺事业此时也开始复苏，并与大女儿和好。这段婚姻持续了16年，但由于工作关系，夫妻俩长期分离，最终不得不以平和的方式结束婚姻关系。但直到褒曼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英格丽·褒曼的故事富有戏剧性。它向我们揭示了文化变迁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当今，同居、婚外性行为、离婚和私生子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当初人们对于褒曼和罗塞里尼的丑闻如此激愤，现在看来就有点大惊小怪了。但与当时仍然相似的是，在成年早期个人的抉择为之后的人生奠定了基本框架。褒曼的结婚与离婚，她所生育和所爱的孩子们，她对事业的热切追求，她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中的痛苦挣扎，同样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生活事件和问题。
褒曼是否会随着成熟和经历而发生改变？表面上，她似乎在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同样的循环，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婚姻的处理方式上，她看来更加冷静、现实，而且更加有主动权。不过她基本的生活取向还是保持不变的：无论发生什么，她都做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人们的身体停止生长的时候，个体的人格是否也会随之停下来，或是它还会持续贯穿人的一生发展下去？成长的方式和亲密关系是如何在近几十年之中发生变化的？在这一章，我们将探索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考察对个人和社会生活起奠基作用的那些选择：所采取的性生活方式；结婚、同居或保持单身；是否要生育孩子；发展和保持友谊。
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可以回答“学习指路标”中的所有问题了。为了检查你对本章“学习指路标”的掌握程度，请复习章节结尾部分的小结。“学习检查站”会贯穿整个章节并不时出现，以便检查你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学习指路标
1．人格在成人期是否会改变？如果会，它是怎样变化的？
2．在近几十年里成人的发展方式有何变化，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转变？
3．亲密关系是如何通过友谊、爱情和性来表达的？
4．为什么有一些人保持单身？
5．同性恋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6．如何解释越来越多的同居现象，它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7．成年人从婚姻中获得了什么？婚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模式之下？为什么有些婚姻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
8．大部分成年人在何时会为人父母？父母身份又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婚姻？
9．双职工夫妻如何划分各自的责任，如何处理角色冲突？
10．离婚率因何升高？成年人如何适应离婚、再婚以及继父母身份？
人格发展：四种观点
人格的稳定性或变化性部分取决于我们研究和测量它的方式。对成人心理社会发展研究的四种经典方法包括：标准化阶段模型、事件时序模型、特质模型和类型学模型 。
像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发展一样，标准化阶段模型 （normative-stage models）描绘了贯穿成人生命全程的年龄相关的发展。标准化阶段的研究发现了成人人格中主要的、可预测的变化。而事件时序模型 （timing-of-events models）则认为，随年龄而发生的变化不如那些期望发生的和意外发生的事情以及重要生活事件的发生等因素所引起的变化大。
特质模型 （trait models）集中于精神、情绪、气质和行为层面的特质，比如高兴和易怒。大多数基于特质的研究发现，成年人的人格在成人初显期有显着变化，之后即使变化也很缓慢。类型学模型 （typological models）区分的是更为宽泛的人格类型或风格，这些类型或风格代表了人格特质是如何在个体内部进行组织的。这些模型都趋向于寻找到人格中大量的稳定性。
人格发展的这4种研究取向（见表14-1）对成年人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关注发展中的不同方面，往往使用的也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发展阶段模型是建立在深度访谈和传记材料的基础之上的，然而特质理论的研究者则主要依靠人格测验和问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理论的研究者们常常得出难以融合甚至不可比较的研究结果。
表14-1 4种人格发展的观点
标准化阶段模型
标准化阶段模型 认为，成年人的人格发展遵循与年龄相关的心理社会性变化的基本顺序。这些变化是常规 的，适用于大多数人，并且按时期或阶段相继出现。有时会以情绪危机为突出的特点，而这种危机正是为进一步的人格发展奠定基础。
埃里克森：亲密对孤独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的第六阶段——亲密对孤独，是成年早期的主要问题。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年轻人不能对他人做出深刻的个人承诺，他们就可能会变得过分孤僻或自恋。然而，他们确实也需要一点独处空间来自我反省。当年轻人处理亲密关系、竞争感、距离感等冲突需求时，他们会发展出一种伦理观，埃里克森将之视为成人的标志。亲密关系要求牺牲和承诺。有些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已建立强烈的自我感，他们已准备好将自己的自我同一性与另一个人相结合。
这个阶段解决了冲突就会发展出爱的“美德”，即伴侣之间的相互奉献，他们选择共同生活，孕育孩子，并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按照埃里克森的说法，情侣的决定若未能实现自然生育的迫切要求，会导致严重的发展问题。他的理论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因为他在健康发展的理想蓝图中没有包括以下人群：单身者、独身主义者、同性恋者、未生育者等，此外他还把自我同一性建立后男性发展亲密关系的模式作为了一种标准（参见第12章）。然而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埃里克森是在20世纪中叶建立和发展起自己的理论的，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差异。
埃里克森的后继者：范伦特和莱文森 埃里克森的人格毕生发展思想启发了乔治·范伦特（George Vaillant）和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的一些经典研究。1938年，范伦特进行了一项拨款研究，挑选了268名18岁的独立自信并且情绪和生理都健康的哈佛本科生作为参与者。追踪到参与者中年时，范伦特（Vaillant，1977）发现了一种典型的发展模式。20岁时，许多男性还是事事由父母做主的。在20多岁时，有时要到30多岁时，他们才能自立、结婚、养育孩子并建立更深厚的友谊。他们努力工作并为家庭作出贡献，几乎不去质疑自己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伴侣或合适的工作。
莱文森（Levinson，1978，1980，1986）及其耶鲁大学的同事们，通过对40名35～45岁男性进行深度访谈和人格测验，依据不断演变的生活结构 （life structure）提出了新的人格发展理论。生活结构就是“在特定时期个人生活的潜在模式或脚本”（1986，p．6）。按照莱文森的说法，成年人大约在20～25岁这段重合的时期里形成自己的生活结构。各时期有着各自的起始和积累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将成为下一个生活结构的基础。各个时期和阶段之间存在过渡期。人们在过渡期会再次评估和考虑重建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根据莱文森的说法，近一半的成年期处于过渡期，而其中可能也潜伏着危机。
莱文森认为，在进入成年早期的阶段（从17岁到33岁），男性就建立了自己的首次临时生活结构。他们会离开父母，也许上大学或服兵役，在情感和经济上实现独立。他们会选择一份职业或结婚，并且形成自己未来的梦想 。在30岁的过渡期，他们会重新评价自己所进入的生活结构。然后在成年早期的巅峰时期安定下来并设定好目标（比如成为一名教授，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及实现目标的时间（比如40岁）。他们在家庭、事业和社区中过安定的生活。他们对这一阶段问题的处理方式将会影响到他们向成年中期的过渡（参见第16章）。
关于女性的标准化阶段研究 在一项对45名女性的对比研究中，莱文森（Levinson，1996）发现，女性所经历的时期、阶段和过渡期与男性相同。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对于两性角色界定的区别，女性在形成其生活结构的过程中可能要面临不同的心理和环境限制，而且她们的过渡期更长。
有一项关于140名女性的纵向研究，参与者是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密尔斯女子大学的1958级和1960级的学生。研究者发现了常规的人格发展变化的证据。成人早期人格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女性特质（由同情和怜悯与弱小感、自我批评、缺乏信心与进取心等合并而成）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7～43岁之间，女性变得更加自律，更能承担义务，更独立自主，更自信且应对问题更加游刃有余（Helson＆Moane，1987）。
评价标准化阶段模型 在拨款研究和莱文森早期的工作中，参与者大多或全都是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白人中上阶层男性小样本。同样，莱文森后来的研究涉及在1935～1945年间出生的女性小样本，赫尔森研究中的密尔斯大学的学生也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这些参与者的发展都受到当时社会事件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会对之前和之后的群体产生影响。这些参与者的发展还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的影响。
范伦特和莱文森研究中的男性参与者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当他们开始工作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期。莱文森和赫尔森的女性参与者正处在女性角色巨变的时期，这种变化是由女权运动、经济趋势、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的模式变化等带来的。如今年轻人的发展方式更加多元化，女性角色的选择也更普遍地得到社会认可。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今成年男女的发展很可能与上述研究中的参与者不同。此外，关于发展阶段研究的结果未必能直接运用于其他文化之下。某些文化背景下人的毕生发展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模式（见第16章专栏16-1，关于肯尼亚西南部盖斯族人的生命阶段的讨论。）
然而，标准化阶段的研究有非常持久的影响力。心理学家在埃里克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成功适应人生各阶段所须完成的发展性任务 （developmental tasks）（Rosiman，Masten，Coatsworth，＆Tellegen，2004）。成年早期的发展任务众多，包括离开童年生活的家庭外出求学、工作或服兵役；建立新的更亲密的友谊或恋爱关系；形成自我效能感和完成个性化 过程——一种自我独立和自我依赖感（Arnett，2000，2004；Scharf，Mayseless，＆Kivenson-Baron，2004）。这一阶段的其他发展任务在第13章已经讨论过，包括完成学业、进入职场并实现经济独立。
或许标准化阶段模型的点睛之处在于提出成年人仍处于持续的发展之中。无论人们是否以该模型的特定方式发展，该模型都对那种认为青少年期之后人格就不再发生重要变化的观点发起了挑战。
事件时序模型
事件时序模型 没有将人格发展当成是年龄的函数，而是认为人格的发展过程有赖于人们生活中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该理认受到了钮加藤（Bernice Neugarten）和其他研究者（Neugarten，Moore，＆Lowe，1965；Neugarten＆Neugarten，1987）的支持。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常规生活事件 （normative life events）（也称为同龄人常规事件）是指人生某一阶段的典型事件——诸如结婚、为人父母、成为祖父母和退休等。当事件在预期的时间点出现就是正常的；而早于或晚于正常发生的时间则是异常的。这些事件若“按时”出现就是常规的；若发生时机不合时宜则被认为是非常规的。该模型认为，人们通常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时刻表”与“社会时钟” （social clock），即社会大众对于生活事件发生的适宜时机的常模或预期。
如果生活事件准时发生，那么人格就会发展顺利，否则就可能会招致压力。压力可能来自一件预料之外的事件（如失业），也可能来自于某事件不合时宜的发生（比如35岁丧偶或者50岁强制退休），或者是由于预期的事件没有发生（如未婚或无法生育）。人格差异会影响人们对生活事件所作的反应，甚至可能会影响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坚强的人可能会比那些过度焦虑的人提早经历成人过渡期和一些任务、生活事件，因为焦虑者可能会推迟建立亲密关系，推迟作职业选择。
典型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存在文化和代际差异。例如，自1970年起，美国成年人首婚的平均年龄就开始呈上升之势；另一方面，首次生育的年龄也呈现延迟之势。因此，对于某个年代的人来说符合常规的时刻表可能并不适用于下一代。
自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对于年龄的知觉不再敏感。当今人们越来越能够接受各种“奇闻趣事”：有人40岁才为人父母，也有人40岁就当上了祖父母；有人50岁退休，也有人75岁还在上班；有人60岁穿牛仔裤；也有人30岁就当了大学校长，等等。这种年龄常模范围的拓展破坏了生活事件发生时间的可预测性，而这恰是事件时序模型的理论基础。
事件时序模型强调了个体生命的全程发展观，并且挑战了统一模式下与年龄相关的发展变化观，它为我们理解成人的人格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它的实用性可能也会受到文化和历史的限制，只适用于行为常模稳定且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历史背景。
特质模型：科斯特和麦克雷的五因素模型
特质模型寻找的是人格特质的变化或稳定性。科斯特（Paul．T．Costa）和麦克雷（Robert R．McCrae）建立并验证了一个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见图14-1），该模型由五组相关联的特质因素或维度构成，即所谓的“大五”人格。它们分别是（1）神经质 （N ），（2）外倾性 （E ），（3）开放性 （O ），（4）宜人性 （A ）和（5）尽责性 （C ）。从津巴布韦到秘鲁，在30多种文化背景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都发现了同样的五因素，因此看来其具有普遍性。然而它们在每一种文化中可能并非同样重要，而且在某些文化中可能还存在另外的因素（McCrae，2002）。
图14-1 科斯特和麦克雷的五因素模型。每一个因素或人格的某个领域，都代表了一组相关的特质或方面。N＝神经质；E＝外倾性；O＝开放性；A＝宜人性；C＝尽责性。
资料来源：改编自Costa＆McCrae，1980．神经质 是由6个代表情绪不稳定性的特质所组成的特质群。这6种特质分别是：焦虑、敌对、抑郁、自我意识、冲动、易感性。外倾性 也包含了6个方面：热情、合群、自信、活动性、寻求刺激、积极情绪。我们推测英格丽·褒曼在神经质和外倾性的某些方面有很高的得分，而其他方面则得分较低。
开放性 高的人往往乐于尝试新事物、接受新观点。英格丽·褒曼在这一方面可能会得分高。
尽责性 高的人往往是成功者：他们尽职尽责，有条不紊，恪守本分，深谋远虑，遵纪守法。宜人性高的人通常值得信赖、为人坦率、乐于助人、温顺服从、谦虚正派，并且易摇摆。其中有些特质在年轻的英格丽·褒曼身上有明显的体现，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特征逐渐弱化。
五因素模型的持续性与变化 以来自各年龄段的美国男女为参与者，通过横断、纵向和时间序列分析，科斯特和麦克雷在数项大样本研究中发现，人格的五个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持续性（Costa＆McCrae，1980，1988，1994a，1994b；Costa et al.，1986；McCrae＆Costa，1984；McCrae，Costa，＆Busch，1986）。具体来说，“大五”人格的遗传率似乎高达40％～66％（Bouchard，1994）。“大五”中至少“宜人性”这个因素在童年期就能确定。一项由194位芬兰中部的参与者参与的纵向研究发现，参与者8岁时老师与同龄人对其攻击性、顺从性和自我控制的报告结果，能够预测他们36岁时的宜人性程度（Laursen，Pulkkinen，＆Adams，2002）。
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确实揭示了从青春期到30岁之间，这五种因素都存在着明显的变化，但之后变化趋缓。宜人性和尽责性在成年期普遍升高；而神经质、外倾性和开放性则下降（McCrae et al.，2000）。这些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成熟的表现。在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韩国、爱沙尼亚、俄罗斯、日本、西班牙、英国、土耳其和捷克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McCrae，2002）。
性别差异似乎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可能暗示人格五因素有其生理基础。女性在神经质、宜人性以及外倾性和开放性的某些方面（即热情温暖和对审美经验的开放）通常比男性得分更高。而男性通常在外倾性和开放性（即自信和观点的开放性）上有更高的得分。在尽责性上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McCrae，2002）。
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选取了25～65岁的有代表性的成人样本，发现“大五”人格（特别是神经质）与个体的主观健康感和主观幸福感相关（Staudinger，Fleeson，＆Baltes，1999）。尽责性与对长寿有益的健康行为相关（Bogg＆Roberts，2004；参见第18章中的专栏18-1）。不同的“大五”特质也与婚姻满意度（Gattis，Berus，Simpson，＆Christensen，2004）、亲子关系（Kochanska，Friesenborg，Lange，＆Martel，2004）和人格障碍相关。高神经质得分者更有可能遭遇焦虑和抑郁的困扰；外倾性得分低的人更容易得社交恐惧症和广场恐怖症（即对开放式空间的恐惧）（Bienvenu，Nestadt，Samuels，Costa＆Eaton，2001）。
评价五因素模型 这一研究工作为人格的持续性发展，尤其是个体30岁以后人格的稳定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但五因素模型也遭到了批评。情境主义理论指出，经验性因素，如社会角色、生活事件、社会环境等对人格也有影响。巴尔特斯的毕生发展观（参见第1章）认为，人格在毕生都显示出相当大的可塑性。
一项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研究有132515名年龄为21～60岁的参与者参与。这些参与者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志愿者，他们在互联网上进行人格测验，以验证五因素模型和情境主义方法（Srivastava，John，Gosling，＆Potter，2003）。虽然每个“大五”人格特质的变化方向 与科斯特和麦克雷当年的研究结果类似，但并未发现30岁后人格变化显着减缓。相反，该研究发现，在青年期和中年期人格特质仍在逐渐发生系统性变化，而且，不同特质的发展过程也不尽相同。尽责性在成人初显期表现出最大的变化性，此时正是成人开始步入并建立忠贞恋爱关系的时期。然而，宜人性的最大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这时大部分成人都开始养育子女。
然而，这些变化的因果方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是成熟的变化促使人们去寻找符合他们成熟人格的社会角色，还是成人自觉做出改变以迎合他们新角色的需要？抑或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参与者是980位同年出生于新西兰达尼丁的个体，他们18岁时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在成人初显期时的工作经验；而工作经验同样也反过来对他们26岁时测得的人格有些微影响。例如，在青少年时期就善于社交且亲和力好的人往往在他们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就获得晋升；反过来，那些地位高、工作满意度高的人往往也会变得更喜欢交际、更友善亲和（Robert，Caspi，＆Moffitt，2003）。这项研究说明，成人期的人格可能比之前人格特质研究所发现的更复杂、更有可塑性。
其他对五因素模型的批评来自方法学。布莱克（Jack Block，1995a，1995b）指出，由于五因素模型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参与者的主观评价，除非辅以其他的测量方法，否则它在效度上可能有所欠缺。因素的选择及各因素包含的特质都是主观决定的，可能没有穷举；其他研究者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因素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区分相关特质（比如，“大五”模型中热情温暖是外倾性的一个方面，那么是否将它划分到宜人性中更为合适呢？）。最后，人格不仅仅是一系列特质的集合。一个仅从个体差异角度进行特质分组的模型，难以向人们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框架，从而理解个体人格内部运行的机制。
类型学模型
布莱克（Block，1971）是类型学研究的先驱。人格类型的研究通常把人格视为功能性的整体，目的是补充和拓展人格特质研究。
采用不同的研究技术进行独立研究，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基本的人格类型：较强的高自我韧性、过分约束和自控性弱 。三种不同类型的个体在自我韧性 （ego-resiliency，即压力之下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约束 （ego-control，或self-control即自我控制）上有所不同。自我韧性 强的人适应性强：自信、独立、能言善辨、注意力集中、乐于助人、喜欢合作并且关注任务解决。过分约束 的人害羞、安静、焦虑、依赖他人；他们倾向于独自思考，回避冲突；他们最容易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自控性 弱的人活跃、精力充沛、冲动、顽固并且注意力很容易分散。这些人格类型或相似的人格类型普遍存在于两性群体、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群体以及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Caspi，1998；Hart，Hofmann，Edelstein，＆Keller，1997；Pulkkinen，1996；Robins，John，Caspi，Moffitt，＆Stouthamer-Loeber，1996；van Lieshout，Haselager，Riksen-Walraven，＆van Aken，1995）。
在新西兰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对1024名3岁儿童进行了这三种类型的观察者人格类型评价，评价结果可以预测参与者19岁时的人格特质（Caspi＆Silva，1995）。当然，对态度与行为的连续性趋势的研究发现，虽然态度与行为具有连续性，但不能说明人格不会变化；我们也不能据此判断某些人的生活存在适应问题。自控性弱的儿童如果生活在合适的环境中，其能量和自发性会成为生活适应的添加剂，那么他们很可能在成年早期发展得更好一些。过分自我约束的年轻人，像年轻时的英格丽·褒曼，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这种温顺的依赖性是有价值的，这或许有助于他们走出这种自我限制的桎梏。
在童年期确认的人格类型可以预测他们的发展曲线或长期的行为模式，但一些事件的发生仍然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毕生发展过程（Caspi，1998）。一些年轻人因为参军可能进入“暂停期”，这会促使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生活的方向。存在适应问题的年轻人找一个支持自己的配偶结婚可能成为其人生的转机，会带给他们更乐观更积极的结果。
人格发展的整合取向
支持人格稳定性或变化性的研究者们习惯于为各自的立场辩护，但显然人格发展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化性。为了整合不同的人格发展研究取向，科斯特和麦克雷提出了六个有内在关联的要素：基本倾向、外在影响因素、特征适应、自我概念、客观传记和动力过程， 这六个要素“构成了大部分人格理论的原始素材”（1994a，p．23）。
基本倾向 不仅包括人格特质，还包括身体健康、外貌、性别、性取向、智力水平和艺术能力。这些倾向或遗传或后天习得，它们与外在的 （环境的）影响因素 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些特征适应 ：社会角色、态度、兴趣、技能、活动、习惯和信念。比如，爱好音乐（一种基本倾向）与常常接触乐器（一种外在影响因素）结合产生了音乐技能（一种特征适应）。适应性的产生可能是为了应对新的责任和需求、创伤性事件或重大的文化变迁（像女权运动），但基本倾向相对稳定，能影响个体适应的方式（Caspi，1998；Clausen，1993；Costa＆McCrae，1994a）。
基本倾向和特征适应有助于形成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与客观传记 （即个体的实际生活）仅部分相似。因此，如果一名女性认为自己比客观所表现的音乐能力更强，那么她的行为会受到自我形象的影响。动力过程 将其他5个要素联系起来。其中一种过程就是学习，它能使个体适应外在的影响因素（如进行某种乐器的演奏）（Costa＆McCrae，1994a）。
不同的理论家对这六个要素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特质模型关注基本倾向，而基本倾向是最不易变化的。类型学模型力图确认某些个性适应，如心理韧性。标准化阶段模型和事件时序模型强调客观传记所反映出的普遍或特殊的动力过程（Costa＆McCrae，1994a）。
成年期的变化之路
如果说一些经典的成人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似乎过时了，尤其是标准化阶段模型和事件时序模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人的发展之路比以前更加多样化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年轻人的发展顺序通常是：完成学业，离开家，找到一份工作，结婚生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有1/4的成年人遵循上述发展顺序（Mouw，2005）。
当代年轻人的成年早期为18岁到25岁甚至更晚，这是他们正式接纳成人角色和责任前的试验期。年轻人可能会找到一份工作，租一间公寓过着单身生活。一对年轻夫妻也可能会在他们能够自立或完成学业前或失业后与父母住在一起。传统的发展任务，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或建立长期的稳定恋爱关系可能会推迟到30岁或更晚（Roisman，Masten，Coatsworth，＆Tellegen，2004）。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成人之路的这些变化？
影响成人发展之路的因素
个体的发展受到诸如性别、学业能力、早期对教育的态度、青少年晚期的期望和社会等级的影响（Mouw，2005；Osgood et al.，2005）。年轻男性倾向于比女性更早地离开家，但结婚更晚。年轻女性比男性更早地结束学业，但是更可能重返校园继续学习（Mouw，2005）。
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延长了自己的教育年限，推迟了为人父母的时间（Osgood et al.，2005），而这些通常是未来成功和当前幸福的关键。一项纵向研究自1975年起逐年追踪了全美有代表性的高中生样本，结果发现，幸福感得分最高的是那些未婚未育、进入大学学习并离家居住的年轻人（Schulenberg et al.，2005）。
一个研究小组（Sanderfur et al.，2005）分析了两代人的纵向研究数据：一组是1964年出生的成年人，参加研究时28岁；另一组是1974年出生的成年人，参加研究时26岁。结果发现，父母教育水平高以及就读过私立高中的年轻白人，往往比同龄人更可能获得大学学位，并且延迟建立家庭的时间。来自双亲家庭的女性或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为单身母亲的可能性较小。
在美国的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中，年轻成人的发展之路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十分相似，但华裔美国家庭与之不同。一项对纽约各种族和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有3424位18～32岁的参与者参加，结果发现：46％的华裔年轻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受教育水平仅为高中及以下，但他们都接受了大学教育；而这种情况在其他种族群体中的比例仅占8％～19％。华裔年轻人与父母一起居住的时间更长，支持他们的成人更多，并且共同分享父母时间的兄弟姐妹也更少。他们致力于学业，从而推迟全职工作和承担家庭责任的时间。相反，那些教育水平低、较早活跃于社会的年轻人往往更早离开家，获得父母的支持更少，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并且更早生育。过早为人父母明显地限制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Mollenkopf，Waters，Holdaway，＆Kasinitz，2005）。
与父母的关系是否会影响成年期的适应？
年轻人成功应对离家自立这一发展任务说明，他们发展出了与父母保持亲密但又相对独立关系的能力（Scharf et al.，2004）。当年轻人离开家时，他们必须顺利完成始于青春期的自立过程，重新界定与父母的关系（Lambeth＆Hallett，2002；Mitchell，Wister，＆Burch，1989）。如果年轻人不能很好地解决与父母的冲突，那么他们与朋友、同事和伴侣相处时也会出现相似的冲突（Lambeth＆Hallett，2002）。
一项针对新西兰900多个家庭的纵向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积极的亲子关系能够预测他们26岁时更温暖更少冲突的亲子关系（Belsky，Jaffee，Hsieh，＆Silva，2001）。但是，控制了青少年早期亲子关系的质量后，研究者发现在参与者26岁时，如果他们已婚但还没有孩子、正从事富有成效的活动（如在校学习、工作或操持家务），并且不住在童年时的家里，此时亲子关系更好。这意味着年轻人进入了一个常规发展阶段，直到其他成人角色都发展好以后他们才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一时期，父母与年轻成年子女的关系是最好的（Belsky，Jaffee，Caspi，Moffitt，＆Silva，2003）。
婴儿期的亲子相处经验会影响成年期的适应。以色列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都要服兵役，这是他们常规的离家过渡期。在一项研究（Scharf et al.，2004）中，研究者访谈了88名高中高年级的以色列男孩，在军事训练一年以后再次对他们进行访谈，三年后他们服完兵役时第三次进行访谈。在最初的评估中，研究者使用的是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George，Kaplan，＆Main，1985；Main，1995；Main，Kaplan，＆Cassidy，1985；参见第6章）。这是一种半结构化访谈，要求成人回忆并描述与自己童年期依恋有关的经验和感受。
采用AAI研究工具，研究者发现，被评定为安全——自主型 的人能够连贯地讨论和评价自己早期的依恋经验，他们往往能更好地服军役，退役后与朋友、恋人、父母的关系也更好；而那些否认或难以回忆早期依恋经验的人在这些方便较差。根据参与者及其父母的报告，独立的年轻人能更好地利用服兵役发展成熟。因此，早期的亲子关系可能为个体适应成人期的发展任务奠定了根基（Scharf et al.，2004）。
亲密关系的基础
埃里克森将亲密关系的发展看做成年早期的关键任务。形成强烈、稳定、亲密和互相体贴关系的需求是人类行为的有力动机。自我表露 是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即“向他人披露自己的重要信息”（Collins＆Miller，1994，p．457）。人们通过相互自我表露、响应彼此的需要，以及相互尊重和接纳来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Harvey＆Omarzu，1997；Reis＆Patrick，1996）。
建立亲密关系需要一些技能，如自我意识、同理心、情感交流能力、冲突解决能力和承担许诺的能力。另外，潜在的性关系还需要有性决策能力。在年轻人决定是否结婚、建立非婚的或同性的伴侣关系以及是否要孩子时，这些能力非常重要（Lambeth＆Hallett，2002）。
下面我们将详细地讨成年早期亲密关系的三种形式：友谊、爱情和性行为。
友谊
成年早期和中期的友谊往往以工作和养育子女活动为中心，分享信任和建议（Hartup＆Stevens，1999）。一些友谊非常亲密并且具有支持作用；另一些则以频繁的冲突为特点。一些朋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另一些则基于某一种共同的兴趣。一些友谊持续一生；另一些友谊则非常短暂（Hartup＆Stevens，1999）。有些“最好的友谊”比情侣或配偶关系还要稳定。
年轻的单身个体比那些已婚者或年轻父母更需要朋友，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Carbery＆Buhrmester，1998）。朋友的数量以及和朋友相处的时间一般从中年期开始会下降。不过，对年轻人来说，友谊仍非常重要。有朋友的人更可能拥有幸福感。拥有朋友会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也更易交到朋友（Hartup＆Stevens，1999；Myers，2000）。
女性通常比男性拥有更亲密的友谊，其与女伴的友谊比与男性的友谊更加满意。男性朋友之间更可能共享信息和活动，而非秘密（Rosenbluth＆Steil，1995）；女性朋友之间更可能谈论婚姻问题，更能接受朋友的建议和支持（Helms，Crouter，＆McHale，2003）。
爱情
大多数人喜欢爱情故事，包括自己的故事。根据斯滕伯格（Sternberg，1995；1998b）的双向爱情理论（duplex theory of love），爱情发展本身就充满故事。情侣们就是爱情故事的创作者，他们创作的故事内容反映了他们的人格特点和爱情观。
爱情，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瘾，一种强烈的、渴望的和执着的依恋；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梦幻，一个人（往往是女性）期盼着被“穿着闪耀盔甲而来的骑士”（通常是男性）所拯救。还有一些人将爱情看做一种成王败寇的游戏或战争。爱情也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有虐待者和受害者；也可能是一个神秘的侦探故事，其中一方总是试图监视对方。爱情还可能是一个旅行的故事，一个民主的故事（双方关系平等），抑或是一座需要精心照料的花园。尽管有些爱情故事（包括以上所提到的一些）本身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喜欢相似类型的爱情故事的人还是容易彼此吸引，并且对于彼此间的关系更加满意（Sternberg，Hojjat，＆Barnes，2001）。
爱情故事一旦开始就很难改变，因为这会涉及到双方对彼此关系再解释和重组织（Sternberg，1995）。当一些与原有关系相冲突的事情发生时，比如婚外情，人们也会拒绝改变他们的爱情模式。作为替代行为，他们宁可去解释新信息来迎合原有的关系（“她压力太大了；我相信她一定会醒悟过来的”）。借用皮亚杰的术语，人们宁愿把新信息同化 到已存在的爱情故事中，也不愿让爱情故事去顺应 新信息。
将爱情看做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人们如何选择和组合这些“情节”要素。根据斯滕伯格的另一个亚理论——爱情三元亚理论 （triangular subtheory of love），爱情有三个成分或元素：亲密、激情和承诺。亲密 是情感成分，包括自我表露，这会带来彼此关心、温暖和信任。激情 是动机成分，能将性渴望转换为生理唤醒的内在驱力。承诺 是认知成分，是作出去爱并且与至爱相守的决定。这些元素决定了人们所感受到的爱情模式（见表14-2）。三角形在大小（人们彼此有多爱）和平衡度（三元素各自所占的比重）上各不相同。按照斯滕伯格的理论，当恋爱双方的爱情三角彼此匹配良好时，他们往往感觉最幸福（Sternberg，in press）。
表14-2 爱情的模式
资料来源：Based on Sternberg，1986．在过去的200年中，西方社会和某些非西方社会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Goleman，1992）。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比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更能接受浪漫的爱情。例如，在中国，浪漫爱情可能会遭人侧目。中国人习惯根据社会角色和关系来自我定位，并且将自我放任的感情看做削弱社会网络结构的行为（Beall＆Sternberg，1995）。
“反向吸引”的说法虽然并没有被研究证实，但成人也不一定会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伴侣。一项研究中的180对情侣接受了“大五”人格特质和正向表达 （温暖、富于情感、为对方付出以及亲社会行为）的测验。婚姻幸福的情侣只在宜人性上有较弱的匹配性，在其他人格维度上均无匹配。而怨偶们表现出来的相关更弱，不论是在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这些研究表明，人格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与伴侣选择或婚姻幸福没有太大的关系（Gattis et al.，2004）。另一方面，西雅图纵向研究——一项关于成年人智力的大型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在智力功能上存在显着的相似性。
性行为
通常，男女的性行为是不同的；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大量研究支持该观点。对多数以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为参与者的研究综述（Peplau，2003）发现，撇开性取向，男女性欲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性渴望。男性的性活动往往更频繁，而且他们更可能较早较频繁地进行手淫 。第二，男性追求的是生理上的快感，而女性则倾向与亲密、忠诚的伴侣发生性行为。第三，男性比女性在性活动中有更强的主动性与进攻性。第四，女性比男性在性活动上表现出更多的可塑性。女性对性的态度和观念更多受文化、社会和情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上大学等。女性的性活动频率比男性的变化更大，而且她们的性认同更易受外界的影响（Peplau，2003）。
一项主要针对性态度与性行为的全美调查研究发现，美国人对性活动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大约30％的美国人持传统的或者以繁殖为目的 的态度，即认为性活动只有在婚姻范围内以繁衍下一代为目的才是被允许的。另外25％的人（男性多于女性）对性抱有娱乐性 的观点，认为任何感觉良好且不伤害他人的性行为都是可以的。还有大约45％的人对性持有关联性 的观点，认为性应该与爱情或爱慕之情相伴，但不一定是在婚姻范围之内（Laumann＆Michael，2000）。这三种观点构成了美国社会讨论性行为对错时的主要争论点。
对于婚前性行为，尽管男性比女性更倾向采取认可的态度（Peplau，2003），但是男性和女性都并不像人们有时所想的那样关系混杂。18岁以后的性伴侣个数的中数是：女性有2个，而男性有6个。约30％的成年人由于认识到艾滋病的危险性，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他们拥有更少的性伴侣，更谨慎地选择对象，使用避孕套或者避免进行性接触（Feinleib＆Michael，2000；Laumann，Gagnon，Michael，＆Michaels，1994；Michael，Gagnon，Laumann，＆Kolata，1994）。
在美国许多大学中，被熟悉的人强奸是个大问题（Leambeth＆Hallett，2002）。大学里的女生成为强奸行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约比总人口中的女性多3倍（Gidycz，Hanson，＆Layman，1995）。预防强奸行为发生的措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一项研究中，大学中的部分男生参加了一小时之久的会议，目的是获取关于强奸的准确信息，打破强奸神话。这部分男生比控制组对受害者表现出更多同情，并且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强奸行为（Pinzone-Glover，Gidycz，＆Jacobs，1998）。
在美国，对同性恋的消极态度逐渐减少，这在年轻人当中尤为明显（Smith，2003）。然而，根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2000年），仍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同性恋行为是违背伦理的。在另一项调查（美国人价值观调查，1999年）中，1/3的参与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表现，这与美国心理学会（1997年，2000年）所持的立场完全相反。这种对同性恋行为的社会污名会对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很大影响。研究已经发现，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群体更易患焦虑、抑郁和其他精神障碍（Cochran，2001）。
年轻男女越来越不赞同婚外性行为（Smith，2005）。事实上，尽管当今美国社会也许不如英格丽·褒曼那个年代那样公开而强烈地反对婚外性行为，但相比同性恋性行为，婚外性行为仍会遭到更大的反对（如今约94％的人会反对婚外情）。对同性恋的明显不认可，对婚外性行为更加强烈的反对以及对婚前性行为的不赞许，在一些欧洲国家也是类似的，如英国、爱尔兰、德国、瑞典、波兰，只是程度不同。除了爱尔兰受天主教的影响大以外（Scott，1998），美国比其他国家都持有更保守的态度。1965年至1975年间，荷兰人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有开放的趋势，与美国大致相同；但之后变得更加保守（Kraaykamp，2002）。在中国，尽管法律明令禁止婚外性行为，但人们的性观念以及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也明显变得自由化了（Gardiner＆Kosmitzki，2005）。
非婚与已婚的生活方式
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可接受的生活方式准则比20世纪前半叶更有弹性。当今人们往往更晚结婚，更多的人非婚生子，也有更多的人婚姻失败。人们或保持单身，或与异性或同性伴侣一起生活，或离婚，或再婚，或成为单亲父母，或选择做丁克族。人们的选择随着成年期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美国，由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40％下降至2003年的23％，而一个人独居的家庭比例由17％上升至26％。尽管如此，仍有72％的人在30出头时已婚，而65岁前曾结过婚的人则占到96％（Fields，2004）。一些各自独立且工作地点相距较远的已婚夫妇过着“两头跑”的婚姻生活，有时也称为“异地共居”。这样的婚姻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比如泰国（Adams，2004）。
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家进行了代表性的调查（Fussell＆Gauthier，2005），比较了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女性：一组是到20世纪70年代时为20来岁的年轻人；另一组是到20世纪80年代时为20来岁的年轻人。研究发现，除美国外，在其他国家的两个群体对比中，25岁后离家独立生活但并未建立家庭的女性在第二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到35岁时，第二组群体中除了3％～10％的女性以外，其余女性都已结婚生子。
研究发现了明显的国家间差异。在高度保守的意大利，尽管家庭几乎不受政府扶持，但两代群体中都有60％的人20岁时仍然住在家中；而其他国家这个年龄的女性大多都离家单住了。在瑞典，同居现象非常普遍。同居就像婚姻一样被认可与接受，而且无论婚否，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福利待遇。但是在瑞典，婚前同居生子的女性比例在第二组群体中有所降低，而且第二组群体中的女性有越来越多的人干脆选择不结婚。加拿大、德国和美国的女性比意大利与瑞典的女性更可能成为单亲母亲；且在美国和加拿大第二群体中单亲母亲的比例较第一组更高。尽管如此，在加拿大、德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中，仍然有超过半数的年轻女性继续沿着传统的结婚、为人母的路线发展（Fussell＆Gauthier，2005）。
在本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婚姻和非婚两种生活模式。下一部分我们会谈谈为人父母的问题。
单身生活
如上所述，美国社会中未婚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升高。2003年，在20～24岁的年轻人中，大约75％的女性和85％的男性都未结婚，而1970年的同龄中的未婚比例仅为36％和55％，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到2003年，甚至30～34岁的群体中仍有23％的女性和33％的男性未婚（Fields，2004）。
在美国非裔女性中，这种趋势尤其明显，35％的人到30几岁时仍单身（Teachman，Tedrow，＆Crowder，2000）。一项研究以洛杉矶的黑人、白人和拉丁裔女性为参与者（Tucker，Mitchell＆Kernan，1998），结果发现，这三组女性都觉得难以寻找到拥有相似教育和社会背景的男性。但是非裔女性不同于其他两个群体，在她们40岁时，并不觉得单身是棘手的问题。或许，正如事件时序模型所预测的一样，这可能因为她们认为在其种族群体中单身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1062名美国大学女生进行访谈发现，83％的人希望结婚，并且63％的人希望自己能在大学期间遇到未来的丈夫。然而，过去的求爱和约会的社会模式已消失殁尽，在锁定一个目标前年轻人几乎没有机会对各种关系进行探索以判断是否合适。如今大学中社会场景的特征如下：随意“勾搭”伙伴（纯属身体上的接触），一群人“出游”或者是快速移动的承诺关系，包括一起吃、睡和学习（Glenn＆Marquardt，2001）。
一些年轻成人保持单身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另一些人则是主动选择单身。如今，更多的女性能养活自己，并且不结婚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减小了。一些人想自由行走全国或周游世界去探险和寻求刺激，或追求职业生涯，或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他们不希望自己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因而选择单身。有人单身是为了享受性自由；有人觉得单身的生活方式很刺激；有人只是喜欢一个人独处；也有人延迟或逃避婚姻是因为害怕最终会以离婚收场。推迟结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年轻人越早步入婚姻，婚姻关系就越有可能破裂。
同性恋
在美国，不足3％的男性和1.5％的女性自称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5％的男性和4％的女性报告在成年期至少有一个同性伴侣。男女同性恋者在大城市里更加普遍，男性为9％，女性为5％（Laumann et al.，1994；Laumann＆Michael，2000；Michael et al.，1994）。然而，性认同不一定等同于性取向。在一项研究中，80名参与者中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人女性，其中超过1/4的人自我报告放弃同性或双性认同，并且减少同性行为已有五年多了；但她们所感兴趣的人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Diamond，2003）。
在某些社会中，人们更能容忍、接受或支持同性恋，长期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很常见（Gardiner＆Kosmitzki，2005）。在美国，调查发现40％～60％的男同性恋和45％～80％的女同性恋是浪漫的恋爱关系，其中8％～28％的同性恋者一起生活超过10年（Kurdek，2004）。影响同性爱长期满意度的因素与异性爱非常相似（Patterson，1995b）。
一项纵向研究的参与者为80对男同性恋和53对女同性恋同居伴侣，均无孩子；对照组是80对结婚生子的异性恋夫妻。结果发现同性恋关系与异性恋关系一样健康（Kurdek，2004）。（调查者选择对比无子女的同性恋伴侣和有子女的异性恋伴侣，因为这是两种类型的关系中最常见的家庭结构。）能够预测伴侣之间关系质量和稳定性的因素有心理调适、人格特质、对伴侣之间平等性的认识、解决冲突的方式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等。这些因素对同性恋和异性恋夫妻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同性恋伴侣除了社会支持这个因素以外，在其他所有上述的方面都和异性恋夫妻发展得一样好，甚至更好。然而，同性恋伴侣比异性恋夫妻的关系更容易瓦解，部分原因可能是缺少法律保障或者没有孩子来维系两人的关系。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于2001年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比利时在2003年、西班牙和加拿大在2005年也纷纷效仿荷兰的做法。到2005年2月，已有16个欧洲国家(2) 认可了这种特别的民事结合或同性伴侣身份（Associated Press，2005；Knox，2004）。在民事结合中，这些伴侣可以享有如下权利：彼此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计划，申请联合的税收返还，休丧亲假和异性婚姻中所拥有的其他利益。
在美国，同性恋者全力争取法律对他们这种结合的认可，以及承认他们领养孩子和自己抚养孩子的权利。他们还要求社会终止在雇佣、住房、婚姻服务等方面对他们的歧视。
根据2004年3月《今日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调查结果，美国18～20岁的成人中有近一半的支持同性婚姻；但在65岁以上的成人中只有19％的人赞成同性婚姻（Knox，2004）。美国佛蒙特州是第一个于2000年承认同性恋民事结合的州。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缅因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追随其后，制定了家庭伴侣关系法，给予同性伴侣有限的婚姻权利。然而，民事结合或家庭伴侣关系法并没有向同性伴侣提供异性婚姻所享有的联邦政府给予的权益。
2003年11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宣布本州允许同性婚姻（Peterson，2005）。到2005年5月，近5400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情侣在该州结为夫妻（Bellafante，2005）。不能想象，如果州立法改进意见中禁止同性婚姻的提议被采纳，这种婚姻状况将会变成什么样。同时，在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和华盛顿的低一级法院，有关的申诉要求仍悬而未决（Peterson，2005）。
到目前为止，同性婚姻的反对者尚未能通过国家法令修改案去明令禁止同性婚姻，但是国会和38个州已立法明确只有异性才可以结婚。此外，有18个州的代表都投票同意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其中至少有8个州也反对同性民事结合（Kranish，2004；Peterson，2005）。其他17个州或确定了投票时间，或悬而未决是否要进行投票来反对同性婚姻。2005年，内布拉斯加州联邦行政区的一家法院驳回了一项法律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禁止承认任何形式的同性关系（Citizens for Equal Protection et al．v．Bruning＆Johanns，2005）。
一项针对同性恋伴侣是否愿意加入民事结合的研究结果显示，民事结合的女同性恋者比未加入其中的女同性恋者性取向更加开放；而民事结合中的男同性恋者比未加入其中的男同性恋者对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更加亲近些。无论是否加入民事结合，同性恋伴侣们在传统劳动分工上都不像异性夫妇那样明显（Solomon，Rothblum，＆Balsam，2004）。
同居生活
同居 （cohabitation）是指有性关系的未婚情侣一起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目前越来越普遍。近几十年，同居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成人初显期年轻人探索尝试婚姻生活的心态和推迟婚龄的趋势。
同居类型：各国对比 对14个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家的调查发现，各国女性在45岁前(3) 至少与他人同居一次的比例差异很大：从法国的83％到波兰的5％。在上述所有国家中，绝大部分同居女性从未结婚（Heuveline＆Timberlake，2004；参见图14-2）。
图14-2 所选的西方国家中，按之前的婚姻状况女性45岁之前至少有一次成人同居经历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Heuveline＆Timberlake，2004.数据是欧洲各国联盟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收集的。
注：以上国家按照预计同居的百分比降序排列，依单身消耗生活表来估算。
一位英国人口统计学家（Kiernan，2002）指出，不同类型的同居反映了人们对同居接受度的几个连续阶段。阶段1，同居被认为是一种边缘的或“前卫”的现象，如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阶段2，同居是婚姻的一种检测基础，如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阶段3，同居成为婚姻的可替代选项，如在法国；阶段4，同居几乎等同于婚姻，如在瑞典和丹麦。在视同居与婚姻几乎等价或作为婚姻替代品的国家相比于先同居后结婚的国家，前者的同居关系维持的时间更长（Heuvline＆Timberlake，2004）。
两愿的或非正式的结合 几乎与婚姻无异（如阶段4），这已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瑞典和丹麦。在这些国家，同居情侣与已婚夫妻享有同样的合法权益（Popenoe＆Whitehead，1999；Seltzer，2000）。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这种双方自愿的结合取代婚姻早已被人们所接受（Seltzer，2000）。从2000年开始，加拿大的同居情侣们就已获得与结婚夫妻相似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进入前面提到的阶段3（Cherlin，2004；Le Bourais＆Lapierre-Adamcyk，2004）。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未婚同居的情侣通常打算结婚并确实会结婚（阶段2），这类同居时间相对较短（Heuveline＆Fimbertake，2004）。在英国和美国，婚前同居已经导致了晚婚的趋势（Ford，2002）。
美国的同居现象 根据上面的分析，美国处于阶段2向阶段3的过渡期。因为同居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婚姻过渡的方式（Cherlin，2004）。在美国，同居显然已经被广为认同了。2003年，4600万美国家庭中超过4％的家庭是由同居情侣组成的，是1960年的10倍多（Fields，2004；Seltzer，2004），其中41％的家庭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Fields，2004）。同居现象在年轻人中更加普遍。据估计，目前25～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中25％的人处于同居状态。而曾经 同居过的比例更大，1995年20～44岁的女性有45％的人曾同居过（Bumpass＆Lu，2000）。在美国，所有种族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中均出现了同居现象增加的情况，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更有可能同居（Fields，2004；Seltzer，2004）。
超过一半的美国已婚夫妇在结婚之前先住在一起，正如英格丽·褒曼和罗伯托·罗塞里尼；大约一半的同居情侣最终结婚，尽管这一比例正逐年下降（Seltzer，2000，2004）。因为当同居现象逐渐为人们接受，同居情侣不结婚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减小了。而且，尽管美国家庭法赋予同居者比结婚者更少的合法权益，但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尤其是出于对同居情侣抚养孩子的考虑（Cherlin，2004；Seltzer，2004）。
与婚姻关系相比，同居关系往往满意度较低，也不稳定（Binstock＆Thrnton，2003；Bramlett＆Mosher，2002；Heuveline＆Timberlake，2004；Seltzer，2000，2004）。美国大约一半的同居生活会在一年之内以结婚终结，只有10％的同居生活能持续5年（Seltzer，2004）。
一些研究表明，与婚后才住在一起的夫妇相比，同居后结婚的夫妻往往更不幸福，离婚的可能性也更大（Bramlett＆Mosher，2002；Dush，Cohan，＆Amato，2003；Popenoe＆Whitehead，1999；Seltzer，2000）。然而，在一项具有全美代表性的横断研究中，参与者为6577名15～45岁女性，结果发现，那些只与自己未来的丈夫 同居或有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更高的离婚风险（Teachman，2003b）。一项对136对情侣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订婚后同居者比订婚前同居者更不易在婚前婚后发生有问题的关系（Kline et al.，2004）。同居期间未怀孕的情侣关系更稳定，但是那些怀孕的情侣则更可能在婚后分手（Manning，2004）。
婚前同居者更高的离婚率反映出选择同居或不同居这两类人的特点。同居者倾向于对家庭生活持非传统的态度，与大部分不同居者相比，同居者选择与自己在年龄、种族和以前的婚姻状况相似的伴侣的可能性更小。他们更可能经历父母离异，有继子女，童年经历非传统的家庭生活或频繁多变的生活，而且对离婚持自由散漫的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预测不稳定的婚姻（Cohan＆Kleinbaum，2002；Fields＆Casper，2001；D．R．Hall＆Zhao，1995；Popenoe＆Whitehead，1999；Seltzer，2000；Teachman，2003a）。然而，也许这些观点在同居现象还不太被人们所接受的几十年前更准确。
婚姻生活
不同国家的婚姻风俗各不相同。但是，历史上和世界上婚姻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点说明它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一夫一妻制 ——与一个伴侣结婚——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基本婚姻模式。一夫多妻制 ——一位男性同时与多个女性的婚姻——这在大部分伊斯兰教国家、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是很普遍的。在一妻多夫制 的社会，妇女一般握有经济大权，一名女性可能有多位丈夫（Gardiner＆Kosmitzki，2005；Kottak，1994）。
婚姻的益处 在大多数社会中，婚姻制度被视为保证有序养育子女的最佳方式。它承认在一个消费和工作单元中的劳动分工。理想地说，它提供了亲密、承诺、友谊、爱慕、性满足、陪伴和情感成长的机会，以及自尊和同一性的新来源（Gardiner＆Kosmitzki，2005；Myers，2000）。某些东方哲学传统认为，男女两性的和谐结合对精神实现和物种生存都必不可少（Gardiner＆Kosmitzki，2005）。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婚姻的重大益处，比如性表达、亲密和经济安全，如今都不再受结婚的限制。确实，随着男女在家务劳动分工上的变化，以及同居、离婚、婚外生子和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增加，研究者（Cherlin，2004）发现了婚姻的去制度化趋势，虽然它曾一度促使婚姻普遍化，其意义也普遍被人们所理解，但这种社会规范正逐渐减弱（见专栏14-1）。
专栏14-1 知识拓展
婚姻是否会成为一种即将消逝的制度？
有人说，婚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尽管它的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尽相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J．Cherlin，2004）的研究，如今，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婚姻的意义和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逃避婚姻”（Oropesa＆Landale，2004）。
50年前，在英格丽·褒曼的婚外情引起众怒的那个年代，婚姻具有社会认可的生育、抚养孩子和产生家庭经济、进行社会活动的功能。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婚姻的焦点从孩子转到成人身上，婚姻作为“一种夫妻关系”和“一种父母伙伴关系”之间的关联开始减弱（Whitehead＆popenoe，2003）。正如切尔林所解释的：婚姻已经去制度化了，其界定已婚人士的社会规范或期望已经弱化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角色变化的时代，对于如何对待彼此、如何对待孩子（如果有的话）和外面的世界，夫妻双方不再能够理所当然地达成共识。
至少有4种因素对婚姻制度的瓦解起了作用：（1）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引起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变化；
（2）非婚生子现象大量增加；
（3）同居现象的接受度不断提高；
（4）同性婚姻的出现。切尔林指出，在20世纪婚姻制度发生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伴侣婚姻 ”的出现，强调的是浪漫的爱情。相比从前，伴侣之间的满意度变成了衡量婚姻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方式。然而，基本的婚姻角色大多还是保持不变。正如英格丽·褒曼发现，婚姻仍是社会可接受的拥有性关系和养育孩子的唯一方式。供养家庭，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就可以让人获得满足感。
第二次重大转折是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伴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和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伴侣婚姻向个体化婚姻 转变，强调的是个体的自我表达和满足感。这一转型期的3大主题及其特点是：自我发展（而非自我牺牲）、灵活可变的性别角色和开放的沟通。婚姻的质量开始由个体的满意度而非人们对婚姻角色的完美诠释来评判。
当选择成倍地增加，通往成人之路更加多样化，婚姻“正如一种文化理想失去了势力范围”（Cherlin，2004，p．852）。现在人们比以前更晚结婚，并且当婚姻不能再满足他们的需要时，更容易离婚。越来越多的女性推迟了生育的时间，婚外孕子也比褒曼那个年代更为人们所接受。的确，许多年轻人将结婚生子看做彼此分离的两件事情。同性婚姻虽是有争议的，但却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
个体发展的中心焦点变为对亲密感的要求——从任何制度化的框架下脱离出来的一种纯粹、自由自在的亲密感。一项对20～29岁的年轻人的调查发现，94％的单身者同意“当你结婚，你首先希望你的配偶是你的精神伴侣”，而79％的人不同意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孩子（Whitehead＆Popenoe，2003）。
既然婚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选择结婚？结婚的主要获益可能是切尔林所指出的“强制信任 ”。婚姻是一种公开的承诺，并且做出这样承诺的伴侣可以更加信赖他们的婚姻。然而，由于人们对离婚接受度的提高，以及同居者也开始获得那些优先保留给婚姻伴侣的法律权利，则婚姻与同居之间的“强制信任”差别正在缩减。
如今，相比其实际意义，婚姻更多地拥有一种象征意义。切尔林说：“婚姻从一种和谐一致的缔造者变成了一种名声的制造者”——成人个体生活的顶点（2004，p．855）。婚姻通常是一件高度个体化的事件，夫妇俩而非他们的家庭成员介入其中经营，并且代表对他们自我发展新阶段的认可。
一些研究者在追求心灵伴侣式的婚姻中看到了缺陷。对婚姻亲密感不切实际的期待可能会带来冲突和不满，尤其是当工作的需求与养育孩子冲突时。离婚和追求一个新的心灵伴侣可能会提供一种暂时轻松的机会，但却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法。孩子的需要与成人的需要相比，被置于了一个次要地位（Whitehead＆Popenoe，2003）。
正如我们在第10章里讨论的，现在大部分研究一致认为：稳定、健康的婚姻对于孩子是有益的。一些研究者指出，这样的婚姻对于成人也是最好的（Whitehead＆Popenoe，2003）。如果是这样的话，婚姻制度可能会进一步演化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同时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资料来源： 除非另有说明，专栏中的材料引自Cherlin（2004）。
我思我秀
你能想象一下未来的婚姻会发展变化成什么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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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登录http：//marriage.rutgers.edu，以获得更多有关这一专题的信息。这是美国婚姻调查项目的主页。它是由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波普诺和杰出的家庭问题作家巴巴拉·怀特海德共同指导的。美国婚姻调查项目的目的是让大众了解那些影响婚姻成功和孩子幸福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
步入婚姻 纵观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种文化，选择伴侣最普遍的方式是通过安排的：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有时订婚礼在童年就进行了。新娘和新郎在结婚前可能都从未谋面。只有在现代社会，基于爱情的自由选择伴侣才成为社会常态（Broude，1994；Ingoldsby，1995）。
工业化社会通常的“婚龄”已经变得越来越晚了。50年前，大部分人在20岁出头或20岁之前就结婚了，正如英格丽·褒曼一样。今天，包括褒曼的祖籍瑞典在内，许多国家出现晚婚的趋势，因为年轻人花更多时间去追求教育和职业目标或是去发展其他关系。2003年，美国男性首婚的平均年龄是27岁，女性为25岁，比20世纪70年代推迟了近4年（Fields，2004；Kreider，2005；见图14-3）。在英格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平均的首婚年龄更大：男性29岁或30岁，女性为27岁（van Dyk，2005）。在加拿大，自1961年至今，女性首婚的年龄从23岁推迟到26岁；而男性从26岁推迟到28岁（van Dyk，2005；Wu，1999）。
图14-3 15岁和15岁以上男女首婚的年龄中值：美国，1970～2003年。
资料来源：Fields，2004，Figure 5．婚姻生活的过渡会带来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性机能、生活起居、权利和责任、依恋和忠诚等方面。在其他任务上，夫妻双方需要重新界定自己与原先家庭的关系，平衡亲密与自主的关系，并建立令人满意的性关系。
婚后性生活 美国人的性行为显然不像大众传媒所宣扬得那么频繁，而且，已婚者的性行为尽管不如同居者频繁，但比单身者要多。有研究随机抽取了3432名18～59岁的男女进行访谈，发现只有约1/3的人一周至少有2次性生活，其中包括40％的已婚夫妇（Laumann et al.，1994；Laumann＆Michael，2000；Michael et al.，1994）。然而，已婚夫妇比单身或同居情侣更多地报告从性行为中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Waite＆Joyner，2000）。
我们很难了解婚外性活动的普遍性，因为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确保报告的真实性；但调查结果仍表明，实际的性活动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要少得多。2002年，约3％的已婚夫妇报告他们有非配偶的性伴侣，有18％的人报告在他们婚姻生活期间发生过婚外性关系。当前的婚外性活动在年轻人中最为普遍，而且丈夫发生婚外关系的可能性是妻子的2倍多（4.3％对1.9％）（T．W．Smith，2003）。
婚姻满意度 一般来说，已婚者会比未婚者更幸福，尽管那些婚姻不幸 者比未婚或离婚者更不快乐（Myers，2000）。与未婚或者离婚的人相比，已婚并维持婚姻状态的人更富裕，女性尤为如此（Hirschl，Altobelli，＆Rank，2003；Wilmoth＆Koso，2002）。但是，我们不能断言婚姻可以带来 财富，也可能是善于创造财富的人更可能结婚并保持婚姻状态（Hirschl et al.，2003）。同样，婚姻能否带来幸福感也是个未知数，已婚人士中更大的幸福快乐感可能反映出快乐的人们更可能结婚（Lucas，Clark，Georgellis，＆Diener，2003）。
总的来说，当前的婚姻幸福感与20年前的几乎一样，离婚率也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现在的夫妻一起做事的时间减少了。这些结论来自两项针对已婚个体的全美调查，分别于1980年和2000年进行。经济资源增加、平等决策、非传统的性别态度和对婚姻常规模式的支持等因素会对婚姻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但婚前同居、婚外情、妻子外出工作和更长的工作时间等则会产生负面影响。丈夫更多地分担家务会降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但会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度（Amato，Johnson，Booth，＆Rogers，2003）。一项对197对以色列夫妇的研究发现，配偶任何一方出现的情绪不稳定性和消极性都会成为婚姻不幸福的重要预测指标（Lavee＆Ben-Ari，2004）。
影响婚姻成败的因素 婚姻结果能否在夫妻结为连理之前进行预测？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100对夫妇进行了为期13年的追踪，参与者大部分是欧裔美国夫妇，从他们未婚时开始追踪。像婚前收入、教育水平、是否婚前同居或是否有婚前性行为，以及他们在结婚前认识或约会多长时间等等，这些因素都对婚姻成功与否没有影响。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伴侣对这段关系的幸福感、对彼此的敏感性、理解彼此感受的准确性，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处理冲突的技巧等（Clements，Stanley，＆Markman，2004）。
结婚年龄也是婚姻能否长久的另一个主要预测因素。十几岁就结婚的青少年离婚率很高；二十几岁结婚的人更可能获得婚姻成功。与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伴侣相比，大学研究生和家庭收入高的伴侣离婚率更低（Bramlett＆Mosher，2001，2002）。相比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个体，那些高度依赖宗教信仰的人更不可能轻易离婚（Bramlett＆Mosher，2002）。
有研究以130名平均婚龄为8年的离婚女性为参与者，让她们回顾自己失败的婚姻，结果发现，她们所提到的离婚原因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不相容性和缺乏感情支持。对更近些年的离婚情况的研究发现，离婚者为更年轻的女性，原因包括缺乏职业支持。位列第三的原因是配偶虐待，这意味着家庭暴力可能比大家通常认为的更为频繁（Dolan＆Hoffman，1998；见专栏14-2）。
专栏14-2 实战演说
伴侣暴力
伴侣暴力， 或称家庭暴力 ，是指在身体、性或心理上对配偶、前配偶或暂时伴侣实施的虐待。在美国，大约9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女性，通常是年轻、贫穷、没上过学的和单身、离婚或分手的女性。据估计，大约每5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曾被伴侣或配偶在身体上攻击过。大约40％的家庭攻击会造成伤害，而10％的会严重到需要治疗。然而，家庭暴力的实际程度如何还很难确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害者常常感到羞耻或害怕而不说。在一项研究中，只有8％的受虐女性曾告诉过医生自己被虐待，而告诉其他人的还不到一半（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b）。
人们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家庭暴力。一种是情境性伴侣暴力 ，即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引发的身体对抗。这种类型的暴力可能是由伴侣一方首先发起的，并且不太可能升级为很严重的情况。另一种更严重的类型是亲密恐怖主义 ，即男性经常使用情感虐待、强迫有时甚至是威胁和暴力去获得或执行权力或控制女性伴侣。这种类型的伴侣虐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演愈烈，但其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是潜在的寻求控制的动机（DeMaris，Benson，Fox，Hill，＆Van Wyk，2003；Leone，Johnson，Cohan＆Lloyd，2004）。与情境暴力相比，亲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可能经历身体上的伤害、工作时间的丧失、健康状况差和心理压力（Leone et al.，2004）。
亲密恐怖主义可能是一种表征男性身份的方式。对过去有家庭暴力行为的22名男性的访谈与其日志的研究表明，这类男性往往有情感表达障碍。如果关系变得紧张或感到心理上受到威胁，他们可能会失去控制并将他们抑制的情感发泄在伴侣身上。一些男性将他们的暴力行为解释成是由他们的妻子或伴侣激起的（Umberson，Anderson，Willliams，＆Chen，2003）。
如果情侣们在一起的时间还相对较短，而且都是初婚且年龄较小，或频繁出现敌意性的争吵，那么他们更可能处于任何一种伴侣暴力风险之中。任何带来关系紧张的事情都可能会提高这种风险，例如，伴侣一方或双方是吸毒者或仅有一方有工作（尤其是如果女性有工作）（DeMaris et al.，2003）。
情感虐待的发生可能会伴随肢体上的暴力行为。一项对25876位加拿大男性和女性的研究发现，12％的已婚或同居夫妇经历过伴侣暴力或者情感虐待，或两者皆有。大约8％的未遭到肢体暴力侵害的女性（遭受过暴力侵害的女性中超过一半）表示经历过情感控制虐待，比如社会孤立、羞辱和家庭经济控制等等。当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状态和收入高于其伴侣时，往往会发生情感虐待。这样的行为可能是男人过分强调其主导地位的方式（Kaukinen，2004）。
为什么女性还要跟虐待自己的男性在一起呢？一些人受虐时会自我责备，总是受到奚落、批评、威胁、惩罚和心理操纵，使她们的自信心遭到破坏，并且被自我怀疑所压倒。一些人更加关心保住家庭而非保护自己。女性常常感到自己受困于一段虐待的关系中。伴侣将她们与家人朋友隔离开，这些女性可能在经济上依赖伴侣，同时缺乏社会支持。一些人害怕离开——很现实的害怕，因为一些虐待妻子的丈夫会追捕、骚扰和抽打，甚至杀害想要离开的妻子（Fawcett，Heise，Isita-Espejel，＆Pick，1999；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b；Walker，1999）。如果她们像许多其他女性一样，接受了社会救济，并且用掉了她们的资格时间，那么她们很可能会失去未来的福利。为了改善这一问题，美国一些州在条款中放弃救济时间限制的要求，以保护伴侣暴力的受害者（Leone et al.，2004）。
家庭暴力的后果可能会扩展到伴侣以外。据估计，每年都有将近200万～300万的美国儿童目睹家庭暴力（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b）。一项对118份研究的分析表明，和没有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相比，近2/3目击了家庭暴力的孩子出现更大的适应问题（Kizmann，Gaylord，Holt，＆Kenny，2003）。目睹了父母打架争斗的孩子，往往会在成年时也卷入家庭暴力（Ehrensaft et al.，2003）或去虐待自己的孩子。然而，暴力的恶性循环并非不可避免。大部分接触到家庭暴力的孩子或被虐待的孩子，长大以后并没有变得有暴力倾向或爱虐待别人（Heyman＆Slep，2002）。
1994年，美国反暴力妇女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被采纳。它规定了强制性的法律保护，并提供保护基金、国家家庭暴力热线，以及训练有素的法官、法庭人员和从事家庭暴力相关工作的年轻人。加拿大也有相似的项目来帮助那些受虐的女性。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同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保护妇女和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而努力。在英国和巴西，警察会特别受训去处理这种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帮助女性以更能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报告（Walker，1999）。救助者需要给那些经济依赖于丈夫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医护人员需要对女性的可疑伤处进行询问，并告诉她们与有虐待倾向的伴侣待在一起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威胁（Kaukinen，2004）。
长远来看，消除伴侣虐待的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改变男人的社会化模式，这样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就不再是界定男人意义的一个必要部分”，以及“在社会各级水平上调和男权与女权之间的平衡”（Walker，1999，pp．25，26）。社区标准也可能会产生差异。在高集体效能 的社区，邻里的凝聚力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都比较强，因而亲密关系的伴侣暴力和自杀率往往也比较低，女性更可能披露自己的问题并寻求社会支持（Browning，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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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对于伴侣暴力可以或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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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登录http：//www.ncadv.org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一专题的信息。这是全美联合反家庭暴力研究项目网站的网址，其中有关于该问题的信息、社区反馈、寻求帮助、公共政策和其他资源。
人们描述自己婚姻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婚姻是否成功。在一项全美抽样的纵向研究中，2034名55岁及以下的已婚人士被问及“你的婚姻是靠什么支撑下去的”。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婚姻建立在非物质奖励 的基础之上，如爱、尊重、信任、交流、相容性和对彼此的承诺；而有些人则认为自己之所以不结束这段婚姻是因为有障碍 存在，如孩子、宗教信仰、经济互依性和对于婚姻制度的承诺等等。前者更可能在婚姻中获得幸福，并维持婚姻达14年以上（Previti＆Amato，2003）。
婚姻冲突和婚姻失败中潜藏的一个微妙因素可能是男性和女性对婚姻的期待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强调婚姻中彼此情感表达的重要性（Lavee＆Ben-Air，2004）。如果丈夫在争吵中还嘴或逃避他们的角色责任，妻子往往会延长讨论问题的时间，并产生怨恨；另一方面，如果妻子仅仅是获得补偿，丈夫通常会比较满意（Fincham，Beach＆Davila，2004）。
为人父母
当今的家庭已经与从前的大家庭不同了。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大家庭是必要的，因为孩子要分担家务并在以后照顾年迈的父母。那时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只有多生孩子才有可能确保其中一些长大成人。如今，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多和饥饿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限制家庭规模并且进一步使孩子独立出去非常必要。在工业化社会，大家庭不再是一种经济资产，除家庭规模外，目前家庭组成、结构和劳动分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大部分母亲都在家做事或外出上班，虽然目前只是少数父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但数量在逐渐增多。更多的单身和同居女性，生育或领养孩子并抚养他们（Teachman et al.，2000），这些女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Musick，2002）。数百万孩子和他们的同性恋父母或继父母一起生活（参见第10章）。
如今，人们不仅更少生育孩子，而且生育时间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成年早期的时光用于接受教育和确立职业（英格丽·褒曼像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女性一样，在23岁时就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今天的美国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是25.1岁，创历史新高（Martin et al.，2003）。随着生育医疗技术的提高，在将近40岁甚至四五十岁时才生育孩子的女性明显增多。自1990年起，30岁以下女性的生育率有少量下降（Martin et al.，2003；Martin et al.，2005）。
不同种族的首次生育年龄存在显着差异。日裔美国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美国印地安母亲则为21.8岁（Martin et al.，2003；参见图14-4）。美国的生育率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更高，例如日本和英国（Martin，Hamilton，Ventura，Menacker，＆Park，2002），这些国家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大约是29岁（Van Dyk，2005）。
图14-4 根据种族和西班牙血统，母亲生头胎孩子的平均年龄：美国，2002年。
资料来源：Martin et al.，2003，Figure 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是未婚女性占美国生育率的34％（接近或高于加拿大、英国和北欧）（Cherlin，2004；Martin et al.，2003；Keirnan，2002）；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已婚夫妇却一直没有生育孩子。美国有孩子的家庭比例已从1970年的45％降到如今的32％（Fields，2003）。人口老龄化和晚婚晚育或许可以解释这些数据，但是一些夫妇无疑是选择了不生孩子。许多夫妻将婚姻主要看成是增进彼此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不再只是为了生育和抚养孩子（Popenoe＆Whitehead，2003；参见专栏14-1）。养育孩子会加重经济负担，并难以协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这可能也会吓退一些想要孩子的夫妻。2000年，估计一个中等收入的双亲双子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花销为165630美元（Lino，2001）。更好的儿童照料和其他支持服务可能有助于夫妇遵从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要不要孩子的决定。
为人父母是一种发展性经历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标志着夫妻生活进入了重要的过渡期。完全依赖他人的新生命将改变夫妻及其家庭成员的关系。随着婴儿的成长，父母也在发展。
男女在父母身份中的卷入程度 男性和女性常常对为人父母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伴随着兴奋，他们可能会感觉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承担这种责任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一项全美性样本的纵性研究对1933名还没有孩子的美国成人的调查发现，即将为人父母对已婚女性的影响比对已婚男性更大。与无子女的已婚女性相比，已婚母亲更多地抱怨家务和婚姻冲突，但她们抑郁的可能却更小。与未婚且无孩子的成人相比，未婚但已做父母的成人报告出更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更多的抑郁（Momaguchi＆Mikie，2003）。
在褒曼去好莱坞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彼德·林德斯春决定照顾年幼的女儿，这在当时是非常不易的，但现在看来很平常了。2003年，有157000位美国已婚父亲不出去工作而留在家中照顾15岁以下的孩子（Fields，2004）。如今的父亲们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照顾孩子并做家务。尽管如此，大多数父亲仍没有母亲照顾家庭多（Coley，2001；Olmsted＆Weikart，1994）。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庭仍然被认为是以女性为主导的（Adams，2004）。周末时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于母亲，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父亲陪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Yeung，Sandberg，DavisKean，＆Hofferth，2001）。
两项对2817名18岁以上美国成年人的全国调查显示，近半数的父母觉得自己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工作时间较长的父亲对这种感觉尤其强烈（Milkie，Mattingly，Nomaguchi，Bianchi，＆Robinson，2004）。
除了直接照顾孩子外，父亲身份还可能会改变男性生活的其他方面。在19～55岁的男性中，与没有孩子的男性相比，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的父亲参与外界的社会活动更少；但参与学校相关的活动、宗教组织以及社区服务机构组织的活动则更多。卷入程度最高的父亲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Eggebeen＆knoester，2001）。
父母身份如何影响婚姻满意度 在抚养孩子的前几年里，婚姻满意度通常会下降。对146份研究报告进行分析，调查对象包括近48000名男性和女性，发现为人父母者比没孩子的人报告了更低的婚姻满意度；并且孩子越多，为人父母者对于婚姻的满意度就越低。抚养婴儿的母亲与没孩子的女性间的差异最为惊人：没有孩子的女性62％的人报告了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而已为人母者这一比例仅为38％。这可能是由于抚养婴儿对母亲自由的限制和对适应一种新角色的需要所致（Twenge，Campbell，＆Foster，2003）。
在第一次当父母的以色列年轻人中，认为自己是照顾、养育和保护者角色的父亲比其他父亲更少体验到婚姻满意度下降，而且对父亲身份更适应。那些与孩子接触更少、更多地由妻子照顾孩子的父亲，倾向于对婚姻产生更多的不满意。那些认为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并且无法适应母亲身份的女性对婚姻最不满意（Levy-Shiff，1994）。
双职工夫妻如何应对生活
现在，美国大部分有子女的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2003年，71％的已婚母亲和96％的已婚父亲在抚养孩子的前几年至少部分时间中都有工作（Fields，2004）。
双职工家庭有不同的组成形式（Barnett＆Hyde，2001）。在大部分这样的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占主导地位：男人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女人作为第二提供者；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Gauthier＆Furstenberg，2005）。2003年，妻子的平均收入占了家庭收入的35％，与1973年仅占26％形成鲜明对照；并且25％有工作的妻子比丈夫挣钱更多（（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5）。在一些家庭中，夫妻均拥有较高职位的工作并且收入也较高。在另一些家庭中，一人或夫妻两人是“缩减工作一族”，即缩短工作时间、拒绝加班或拒绝需要过多出差的工作，以此增加家庭相处时间并减少工作压力（Barnett＆Hyde，2001；Becker＆Moen，1999；Crouter＆Manke，1994）。有的夫妻面临这样的权衡：优先考虑谁的工作，这取决于职业机会和家庭责任的转变。妻子往往更可能去做那些“缩减的工作”，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刚生完孩子的前几年（Becker＆Moen，1999；Gauthier＆Furstenberg，2005）。而非裔美国夫妇比欧裔美国夫妇更倾向于男女平等（Dillaway＆Broman，2001）。
双职工生活方式的利与弊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将工作和家庭角色结合起来通常对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并且能加强夫妻间的关系（Barnett＆Hyde，2001）。为家庭收入做贡献使女性更加独立，并且赋予她们更大的经济权力，这样还能减轻男人养家的压力。此外还有一些无形利益：夫妻关系更平等，女性自尊水平更高以及父子关系更亲密（Gilbert，1994）。
然而，多重角色的益处取决于多种因素：夫妻各自要承担多少种角色，每种角色所需要的时间，夫妻双方从各自角色中所能获得的成功或满意度，以及夫妻两人对性别角色所持有的传统或非传统的态度（Barnett＆Hyde，2001；Voydanoff，2004）。都有工作的夫妻可能会面临一系列问题：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的要求、家庭与工作的冲突、配偶之间的竞争状态以及难以满足孩子需要的焦虑感和内疚感。尤其对全职女性来说，有孩子时，家庭需求是最多的（Milkie＆Peltola，1999；Warren＆Johnson，1995）；而当个体努力奠定自己的职场地位或争取晋升的时候，职业对个体的需求也是最多的。成年早期来自这两方面的需求冲突时有发生。
一项研究要求在3天时间里，让长子还在幼儿园上学的82对夫妻在下班后和休息时间，分别完成一份调查问卷。男性和女性在工作节奏以及心境上的日常波动，会在下班后他们与配偶的互动中反映出来，这表明因工作紧张引起的情绪唤醒会影响婚姻关系（Schulz，Cowan，Cowan，＆Brennan，2004）。
家庭事务的分工以及对婚姻的影响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女性即便全职工作，也对照料孩子和家庭事务负有主要责任（Gardiner＆Kosmitzki，2005）。然而，双职工夫妇分配家务的方式和决策产生的心理效应是不一样的。
在瑞典，经济相对独立的女性所做的家务会少一些，尽管她还是比丈夫做得多。在美国，女性并没有普遍地成为主要的养家糊口者。一般每周她们比男人在家务事上多花10～13个小时（Evertsson＆Nermo，2004）。比起全职家庭主妇的丈夫，双职工家庭的男人倾向于做更多的家务，照顾孩子也更多（Almeida，Maggs，＆Galambos，1993；Demo，1991；Parke＆Buriel，1998），并且当学校放假时更多地负责监护较大孩子的各种活动（Crouter，Helms-Erikson，Updegraff，＆McHale，1999；Crouter＆McHale，1993）。夫妻两人都为照顾孩子和做家务牺牲了休闲时间（Gauthier＆Furstenberg，2005）。
双职工的生活方式对婚姻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丈夫和妻子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不平等的分工并不一定视为不平等；对不公平的感知 可能是婚姻不稳定的最大影响因素（Grote，Clark，＆Moore，2004）。配偶认为的公平感可能取决于妻子的经济贡献，她认为自己是共同的经济提供者或仅仅只是丈夫的收入补充，她的工作对她和丈夫的意义以及重要性（Gilbert，1994）。无论实际的劳动分配如何，能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一起享受和谐、相互照顾和全心投入家庭生活的夫妻，比其他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更高（Gilbert，1994）。
当婚姻结束
20世纪50年代，由乔治·阿克塞尔罗德主演的《七年之痒》是一部非常流行的电影。电影标题如今看来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在美国，离婚平均在结婚7～8年之后（Kreider，2005）。离婚更多地导致再婚并建立重组家庭，新家庭中有前一段婚姻中一方或双方各自亲生或收养的孩子。高离婚率表明，要实现结婚的初衷是多么困难。但是高再婚率也表明，人们在契而不舍地追求幸福，正如英格丽·褒曼一样。
离婚
2002年，美国的离婚率在15岁以上的已婚女性中为1.8％。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离婚率的高峰时期，尽管此后逐渐降低，但这一离婚率约是1960年的2倍。近年来离婚率的下降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较迟的首婚年龄，这两者都与婚姻稳定性有关联（Popenoe＆Whitehead，2004）。当今，仍然有20％的美国成年人离婚（Kreider，2005）。十几岁的青少年、高中辍学学生和非宗教信仰者的离婚率相对较高（Popenoe＆Whitehea，2004）。黑人女性的离婚率仍然高于白人女性（Sweeney＆Phillips，2004）。离婚率在其他的国家也不断激增，阿根廷的离婚率在1960年到2000年间增加了8倍，自1978年起中国的离婚率增加了5倍，自1970年起澳大利亚的离婚率增加了3倍（Adams，2004）。
离婚率为什么如此之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离婚率显着增长，其原因是更自由的离婚法规的通过所致。该法规规定，离婚无需追究伴侣一方的过错。无过错离婚法规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社会发展导致更多的离婚需求（Nakonezny，Shull，＆Rodgers，1995）。这些发展包括：人们认为婚姻是一种彼此牺牲的结合的认知弱化，家庭作为生育单元的传统功能丧失，性生活不满意，广为传播的独立自主、自由选择和浪漫爱情的价值观，不断增加的社会和经济可变性以及更多女性获得有偿工作（Adams，2004）。
在美国，女性的收入越高，她就越不可能勉强维持不幸的婚姻；如今的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提出离婚的要求。根据随机电话调查的1704位已婚人士，当夫妇双方的经济地位基本平等，并且他们对彼此的经济义务相对较小时，配偶一方 提出离婚的可能性最大（Rogers，2004）。许多受困于婚姻中的夫妻并不会“为了孩子”而继续待在一起，他们认为让孩子不断接触父母的矛盾冲突会给其带来更大的伤害。无子女夫妻越来越多，他们更容易回到单身状态（Eisenberg，1995）。
离异孕育了更多的离婚。那些父母离过婚的成年人更可能认为自己的婚姻也不会长久（Glenn＆Marquardt，2001），而且会比那些父母未离婚的成年人更可能离婚（Shulman，Scharf，Lumer，＆Maurer，2001）。离婚已经变成一件可预测的事，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起步婚姻”（starter marriages）的概念，即第一次结婚并且没有生孩子，结束这样的婚姻就像一个人从最初的房子离开一样（Amato＆Booth，1997）。
离婚的调适 离婚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种过程 ，“是一系列潜在的压力经历在肉体分离之前业已开始，之后还将持续”（Morrison＆Cherlin，1995，p．801）。即使婚姻不幸福，离婚也是痛苦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关于孩子在离婚后的调适在第10章讨论过）。
离婚通常会降低个体长期的幸福感，尤其对被动离婚的一方或没有再婚的一方来说更是如此。其原因可能包括亲子关系的解体，与前一任伴侣的不和，经济困难，情感支持的缺失以及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家等（Amato，2000）。特别是对男性，离婚会带来身体或精神或两方面的负面影响（Wu＆Hart，2002）。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会在离婚或分手之后生活于贫困之中（Kreider＆Fields，2002）。许多人不得不面对与前任配偶持续的抗争，如前任配偶可能不履行对孩子的责任等（Kitson＆Morgan，1990）。婚姻幸福的人或者觉得自己婚姻幸福的人离婚后会有更多消极反应，而且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Lucas et al.，2003）。另一方面，当婚姻冲突严重时，它的终结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Amato，2000）。
调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前任配偶的情感分离。与前任配偶争吵或还未找到新伴侣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悲伤。在离婚期间和离婚之后，比较活跃的社会生活方式将对离婚者有所帮助（Amato，2000；Thabes，1997；Tschann，Johnston＆Wallerstein，1989）。
再婚和继父母身份
散文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再婚是希望超越经历的胜利！”高离婚率并不是人们不想结婚的标志。相反，它通常反映出人们对幸福 婚姻的渴望，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信念：离婚就像一场手术——会带来痛苦和创伤，但它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从世界范围来看，再婚率是很高的，并且还在不断攀升（Adams，2004）。在美国，1/3以上的婚姻中新人双方都是再婚者。2001年，55％的25岁以上离异男性和44％的同龄组离异女性都再婚了（Kreider，2005）。那些从第一段婚姻中分手后再婚的人中有一半又在3～4年之内再次经历离婚和再婚（Kreider＆Fields，2002；Kreider，2005）。再婚比第一段婚姻更可能以离婚的方式结束（Adams，2004；Parke＆Buriel，1998）。
重组家庭不仅是由再婚所形成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是由同居关系所形成。大约1/4的美国重组家庭和一半的加拿大重组家庭是由同居关系组成的（Cherlin，2004）。对成人和孩子来说，适应重组家庭都有压力（Adams，2004；参见第10章）。近年来重组家庭数量增加，让整个社会始料未及。将两个家庭单元重新结合，每个家庭都会带来它的习惯和关系网，这样的再婚家庭必须创建自己的适应方式（Hines，1997）。
越是新近重组的婚姻，前夫或前妻带来的孩子越大，继父母就越难当。尤其是女性，抚养继子女似乎比抚养亲生孩子更加困难，这可能是因为女性陪孩子的时间通常比男性多（MacDonald＆DeMaris，1996）。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重组家庭像其他任何关爱所有成员的家庭一样，可以提供温暖、养育的氛围。研究者（Papernow，1993）发现，适应重组家庭存在几个阶段。首先，成年人期待能够顺利、快速地适应，而孩子则幻想着继父母哪天会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会回到身边。其次，随着冲突的发展，每个父母都会维护自己的亲生孩子。最终，成年人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联盟来满足所有孩子的需要。继父母会获得重要成人的角色，并且家庭会变成一个统一的整合单元。
重新聚焦
回想本章开始部分在人物聚焦中关于英格丽·褒曼的故事：
- 标准化阶段论者、事件时序论者、特质论者以及类型学论者将分别如何描述褒曼的人格发展？
- 褒曼的三段婚姻解释了斯滕伯格的爱情模式中的哪一种？
- 自英格丽·褒曼那个年代之后，人们对于婚外性行为、同居、婚外生子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影响婚姻成功或失败的因素中，哪些适用于褒曼的婚姻，哪些不适用？
- 为什么英格丽·褒曼难以平衡她的职业与婚姻和母亲的角色？
- 褒曼的故事支持更自由宽松还是更严格的离婚法律？
成年早期与朋友、爱人、配偶或孩子形成的稳定联结往往贯穿人的一生，并且影响着中年或成年晚期的发展。人们在自己较成熟的岁月里所经历的变化也影响着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参阅第7编和第8编的内容。
小结
人格发展：4种观点
学习指路标1： 人格在成人期是否会改变？如果会，它是怎样变化的？
- 4种成人发展观分别是标准化阶段模型、事件时序模型、特质模型以及类型学模型。
- 标准化阶段模型认为，在连续的时间里，与年龄相关的社会情感变化是以危机的出现为标志的。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成人早期的主要问题是亲密对孤独。
- 钮加藤所支持的事件时序模型，认为成人心理发展受常规生活事件的发生及其时机的影响。然而随着社会对年龄的感受不再那么敏感，“社会时钟”的意义也淡化了。
- 科斯特和麦克雷的五因素理论是围绕着5组相关的特质来组织的：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尽责性和宜人性。许多研究发现，人们30岁之后在这些特质方面的变化相对较小。
- 以布莱克为代表的类型学模型，其研究确认出人格类型在自我韧性和自我约束上是不同的。这些类型从童年期到成人期似乎一直保持不变。
- 最近，人们试图将这些关于成人人格发展的各种观点取向整合起来。
成年期的变化之路
学习指路标2： 在几十年里，成人的发展方式有何变化？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转变？
- 成人初显期，从18岁到二十几岁中期甚至晚期，往往是在形成稳定的成人角色和责任之前的一段体验期。这样，传统的发展任务如找到稳定的工作和发展长期的恋爱关系，可能在当今被推迟到30岁或更迟。
- 个体成长发展之路可能受到性别、学业能力、早期学习态度、对青少年晚期的预期和社会阶段的影响。
- 越来越多的成人初显期的成人延长了教育时间，并推迟了为人父母的时间。
- 对于处在成人初显期的成人来说，衡量其成功处理离家后的发展任务的指标是能够与父母保持亲密而自主的关系。
- 婴儿期的依恋体验可以影响成人期的适应。
亲密关系的基础
学习指路标3： 什么是亲密关系？它是如何通过友谊、爱情和性表现出来的？
- 年轻人从与同龄人和情侣的关系中寻求感情和身体的亲密感。自我表露和归属感是亲密关系的重要方面。
- 亲密关系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相关联。
- 大部分年轻人交了许多朋友，但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有限。女性的友谊往往比男性的更加亲密。
- 根据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爱情有3个方面：亲密、激情和承诺。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可以组成8种不同类型的爱情关系。
- 男性和女性在性的需求和渴望方面是不一样的。
- 在美国，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已变得宽松了；但是男女间的关系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混乱。尽管对同性恋的反对已经有所减弱，但仍然比较强烈；人们对于婚外性行为的反对更加强烈。
非婚与已婚的生活方式
学习指路标4： 为什么一些人保持单身？
-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结婚或不结婚。这种趋势在非裔美国女性中尤为突出。
- 保持单身的理由包括职业机会、旅行、性和生活方式自由、自我实现的渴望、女性更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满足、结婚的社会压力下降、害怕离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以及缺少约会的机会或可选的伴侣。
- 男、女同性恋都会形成长久稳定的性和爱情关系。
- 促使同性恋与异性恋中长期满意度的因素是相似的。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认可的规范，同性恋者发现他们也很难定义彼此的关系。
- 在美国，男、女同性恋者正在争取那些异性恋结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
- 随着成人初显期这个新阶段的出现以及结婚年龄的延迟，同居现象不断增加，并且在一些国家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 同居可以算是一种“试婚”，一种除结婚之外的选择；在一些地方几乎与结婚无异。
- 在美国，同居关系往往不如婚姻关系稳定。
- 婚姻（在各种形式中）是普遍的，并且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经济、情感、性、社会和生育抚养孩子的需要。
- 配偶选择的标准与结婚年龄在不同的文化中各不相同。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比前几代人更晚结婚。
- 婚姻中性关系的频率随着年龄增长和新鲜感的丧失而下降。与过去相比，现在人们似乎更少有婚外性关系了。
- 婚姻的成功可能依赖于伴侣对彼此关系的幸福感，对彼此的敏感性，对彼此感觉的确定性，以及沟通交流和处理冲突的技巧。结婚的年龄是婚姻是否能持久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灵活弹性、相容性、情感支持和男女不同的期待，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为人父母
学习指路标8： 大部分成年人在何时会为人父母？父母身份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婚姻的？
- 家庭模式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在西方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女性生较少的孩子，并往往较晚才生育；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生孩子。
- 父亲比母亲在抚养孩子方面参与较少；但是一些父亲与母亲平等地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还有一些父亲则是主要的照料者。
- 婚姻满意度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年内明显下降。对婚姻的预期和家务的分工可能导致婚姻恶化或改善。
- 双职工家庭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处理工作和家务需要的模式。这些生活方式各有利弊。
- 在许多案例中，双职工家庭生活的负担大部分都沉重地压在女性身上。一种不公的劳动分工是否会导致婚姻的不幸，可能主要取决于配偶双方如何认识各自的角色。
当婚姻结束
学习指路标10： 离婚率因何升高？成年人如何适应离婚、再婚和继父母身份？
- 离婚率升高的原因有：女性拥有更大的经济独立性、父母不愿让孩子接触到父母的冲突，以及更大的离婚“可预测性”。
- 调适离婚生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调适可能取决于离婚的处理方式、人们对于自己和前任配偶的感觉、与前任配偶的情感分离、社会支持以及个体资源等。
- 大部分离婚的人们在几年之内会再婚；但是再婚婚姻往往比第一次婚姻更加不稳定。
- 重组的家庭可能会经历几个调适阶段。女性的继母角色往往比男性的继父角色更难当。
(1) 关于英格丽·褒曼的传记信息来源于Bergman＆Burgess（1980）和Spoto（1997）。
(2) 丹麦、挪威、瑞典、卢森堡、冰岛、匈牙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葡萄牙、瑞士、芬兰、克罗地亚、波兰、英国、苏格兰，在写作本书时，捷克也正在考虑是否承认该民事结合。
(3) 德国是36岁，匈牙利是37岁，瑞典是38岁，捷克和美国是40岁，斯洛文尼亚是41岁，意大利和瑞士是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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