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细胞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1—1975年
我坚信自己没做错。以我的性格,我绝对不会让人相信我会偷东西。
1970年代,生物学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医学科学家作为无私的、领薪水的公务员的日子一去不返,生物学将走上商业化之路。从1980年开始,新的法律和法院裁决允许生物学家通过他们的发明获得大笔收益。这些变化模糊了商业和生物学之间曾经神圣的界限,到1980年代初,一些生物学家已经因此富有。海弗利克像一位过于心急的客人,他会发现自己来得有些太早了。
1971年2月,海弗利克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条道路他于1968年就已经踏上了,当时他将WI—38细胞打包装进自家的轿车,穿过美国,从威斯塔研究所来到斯坦福大学。就像最终将人们引至不利境地的许多道路一样,海弗利克的道路也是由许多重要但不显眼的选择,而不是由一个重大的戏剧性抉择时刻铺就的。然而,对海弗利克这样名声越来越大的人来说,这条道路通往一个近乎无法想象的地方。
那年2月,海弗利克在帕洛阿尔托的大西部储蓄和贷款协会开户。他将这个账户命名为“细胞培养基金”。在来到斯坦福大学的前三年,直到此时开户,海弗利克都将收取的WI—38细胞制备和寄送费用存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账户上。(他后来告诉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他放弃使用斯坦福的账户是因为它不计利息。)[771]不过,给研究细胞老化的科学家寄送WI—38细胞例外。相关的寄送费用由国家卫生研究院依据1969年与他签订的合同支付,这份合同仍然有效,所以他不收钱。
海弗利克说,在带着世界上大多数最年轻的WI—38细胞离开威斯塔研究所时,他本打算请合适的律师来确定细胞的归属权[772]。
他认为细胞的归属权存在争议。然而,1962年那份最初的合同委托他制备WI—38细胞,并约定在合同终止时,即1968年,根据合同研发出的相关材料归政府所有。即使海弗利克注意到了这个规定,他也选择了无视它[773]。
还有,1968年1月在威斯塔研究所那场会议上形成的行动计划规定,几乎所有的安瓿都要转交给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由保藏中心代国家卫生研究院保管。好吧,海弗利克确实参加了那场会议,但是他心里是不情愿去的[774]。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从1971年2月至1974年3月,海弗利克往大西部储蓄和贷款协会的细胞培养基金账户上存入了从非细胞老化领域的科学家那里收到的13349.84美元。[775]从1972年开始,他还提高了收费。他说,这次涨价参照的是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的收费标准。[776]非营利性的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是美国顶级的细胞库,它的收费水平可以视为一项标准。但是,海弗利克不断地涨价;到1974年8月,他针对学术界科学家的收费涨到了每份细胞35美元,几乎是保藏中心收费的2倍,而针对商业公司的收费则是250美元,是保藏中心收费标准的8倍多[777]。
1974年3月12日,他关闭了资金额超过1.3万美元的细胞培养基金。一周后,3月19日,他在加利福尼亚注册成立细胞联合公司,他本人及妻子露丝是仅有的股东。[778]海弗利克以公司的名义在大西部储蓄和贷款协会开立了企业账户,从1974年4月开始,将收到的WI—38制备和寄送费用存到这个账户里。他说这些钱他分文未花,还说他只是在等待机会,请律师来解决这些钱的归属,解决WI—38细胞的归属。
但是,海弗利克没有抽出时间来请律师;他太忙了。1974年夏,他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六年,成为一名重要的教职工。他在1961年与穆尔黑德合作发表的那篇描述海弗利克极限的论文,平均每年被其他科学家引用60次——与大多数论文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海弗利克的影响力也在相应地增大。位于医学微生物学系教学楼后面停车场上的实验室里一片繁忙的景象。他指导研究生、技术员和博士后,经常出差,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几个资助项目和合同的主要研究人员,这些项目和合同在1968至1975年给斯坦福带来了200万美元资金(大约相当于2016年的1000万美元)。在他家中,最小的孩子安妮差不多9岁了,最大的乔尔正准备到斯坦福大学读书。
1974年夏末,在繁忙的日程之中,海弗利克收到了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份邀请。由于学界对细胞老化研究兴趣激增,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筹建国家老化研究所。海弗利克是否考虑接受面谈,去担任所长?
今天,雄心勃勃的生物学家经常与企业合作,将他们的发明商业化。他们与风投资本家来往密切,并作为企业的科学顾问发表意见。他们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备受羡慕,而非嘲笑。
他们任职的大学也赞许他们,竭尽所能帮助他们实现商业化。
因此,我们现在很难明白,海弗利克在1974年创立公司是多么激进、多么离经叛道。当时,科学家们将生物学看作目的本身;他们追求的是知识,或许还有荣耀,并不将生物学视为商业活动。至少从1923年以来情况就是如此。那一年,加拿大人弗雷德里克·班廷和查尔斯·贝斯特将他们的发明,第一种“生物科技”产品,即提取自动物的胰岛素,出售给多伦多大学理事会,以便让胰岛素投入生产,供给需要它的人,而他们每人从这项专利权转让中获得的收益是一美元。[779]1955年,知名广播记者爱德华·R.默罗问世界上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专利权属于谁时,它的发明人乔纳斯·索尔克作出了着名的回答:“没有什么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780]
1953年,《科学》刊出了弗雷德里克·J.哈米特的一封来信,真诚的作者描写了这种道德标准,描写了对生物学家的期待。他说,“真正的”科学家
并不完全关注工作时长、薪水、荣誉或财富。对他们而言,一份薪水如果能够提供体面而不炫耀的生活就足够了。真正的科学家不会想要更多,因为财富会让他无法专心从事挚爱的工作[781]。
在海弗利克创立细胞联合公司时,这种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这并没有阻止他。
海弗利克说,他创立公司并不是为了投机挣钱,而仅仅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注册公司可以让他为那笔不断增多的资金少缴一些税。[782](他注册公司时手里有13350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65000美元还要多。)[783]但是,创立公司后不久,海弗利克就表现得像一位企业家了。他曾在1962年给位于伦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寄去100瓶最年轻的WI—38细胞,现在他要求这家机构的人未经他允许不得分发WI—38细胞。[784]另外,多年以来,都是商界和学界的科学家在需要WI—38细胞时来找他,而现在他却开始去工业界寻找买主。对于这些公司,他摒弃了仅收取细胞制备和寄送费用的做法。他开始光明正大地卖细胞,公司成立后十四个月收入就达到了47543.38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209000美元)[785]。
1974年6月,他写信给法国的梅里厄研究所,这家机构正在使用WI—38细胞生产普洛特金的RA 27/3风疹疫苗。他宣布“最近决定,使用WI—38细胞从事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机构必须签订供应协议”。海弗利克还补充说,他不希望WI—38细胞的定价令人望而却步,所以请梅里厄研究所看看什么价格合适[786]。
当年8月,他用印着细胞联合公司抬头的信纸,写信给萨格勒布的免疫学研究院的院长德拉戈·伊基克。德拉戈·伊基克少言寡语但富有决心,他推动了南斯拉夫在1968年成为首个批准WI—38细胞疫苗——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国家。海弗利克现在告诉他,将以每份1500美元的价格供应年轻的原代WI—38细胞。“我们目前正在向几家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商供应群体倍增数为9或10的原代WI—38细胞。”他在信中写道[787]。
后来他给南斯拉夫的这家机构寄去了两份原代细胞,收到了3000美元[788]。
他联系了位于纽约的辉瑞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基于WI—38细胞的脊髓灰质炎疫苗Diplovax,问他们是否想购买大量WI—38细胞。辉瑞回复说不感兴趣,这或许是因为莱德利实验室正将他们排挤出美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市场。[789]但是,另一家美国疫苗生产商十分感兴趣。海弗利克说,1974年7月中旬或之后不久,默克公司的疫苗主管希勒曼给他打来电话。
希勒曼对获得充足的年轻WI—38细胞供应怀着强烈的兴趣,因为九个月前多萝西·霍斯特曼最终说服这个倔强的蒙大拿州人,放弃默克公司的HPV—77鸭胚疫苗,转而支持普洛特金以WI—38细胞制备的RA 27/3疫苗。海弗利克记得,希勒曼在电话中告诉他,默克公司的律师唐纳德·S.布鲁克斯已经确定了海弗利克拥有WI—38细胞。海弗利克说,除此之外,希勒曼还告诉他,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合作研究的副院长利昂·雅各布斯已经向默克公司确认海弗利克拥有那些细胞。(雅各布斯强烈否认说过这话。[790]后来,默克公司告诉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在海弗利克——而非默克公司——证实他拥有那些细胞,并且证实他的说法获得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认可前,他们不会推进与海弗利克的合同。)[791]现在,希勒曼想购买海弗利克能够提供的最年轻的WI—38细胞。
海弗利克印象很深刻。“我不用告诉你[希勒曼的信息]多有说服力,”他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是在和业界巨人对话。这个人不想拿他的副总裁职位来冒险,也不想败坏默克公司的名声。这些都至关重要。所以,他肯定没有骗我。
[默克公司的]这位律师是否解释错了,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他有可能犯错吗?当然。但是,我根据我得到的信息行动了。”[792]
1974年10月23日,海弗利克与默克公司签订了合同。在这份合同中,他宣称细胞联合公司已经取得了全部几百瓶年轻WI—38细胞的所有权——它们是海弗利克从威斯塔研究所地下室带出来的,并且他之前对这些细胞拥有完全权利和所有权[793]。
合同中写道,海弗利克作为细胞联合公司的总裁,同意将100支群体倍增数为9的WI—38细胞安瓿、50支群体倍增数为10的安瓿交付默克公司。每支安瓿里都有数百万个可以再倍增几十次的细胞。默克公司可以每次解冻、增殖一瓶,那样直到希勒曼的玄孙入土,它们都用不完。实际上,这份合同确保了默克公司拥有无穷无尽的WI—38细胞供应。
根据这份合同,默克公司同意向细胞联合公司支付费用,倍增数为9的细胞每瓶5000美元,倍增数为10的细胞每瓶2500美元。海弗利克还给予默克公司权利,可以优先再购买100瓶年轻细胞。一开始,这份合同可以带来62.5万美元。充分执行后,它将价值100万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480万美元。
从1974年春开始,海弗利克向多家公司出售WI—38细胞。
这种做法越界了,会让他以后很难为自己辩解。如果他只是继续向生物学家提供细胞,仅收取制备和寄送费用,那么即使他对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68年作出的决定——这些年轻的WI—38细胞应由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管,他人不得再解冻和分发——嗤之以鼻,他或许还可以说自己只不过是一名负责任的保管人。他后来给自己辩护的论据都是真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1968年几乎立即就知道他把细胞带去了斯坦福,但是没有追着他取回细胞;他在向科学家,包括向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寄送细胞时公开收取费用多年,而国家卫生研究院完全没有吱声;他在向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项目专员唐纳德·墨菲——他负责监督执行那项让海弗利克给细胞老化研究人员免费提供细胞的合同——提交的进程报告中,汇报了他在“合同之外”分发WI—38细胞的事情[794]。
但是,他在十四个月内通过细胞联合公司出售WI—38细胞,从多家公司共收取超过4.7万美元,还和默克公司签订了价值可高达100万美元的惊人合同。与这些事情一起看,他的那些论据就无法减轻公众损害。通过出售细胞积累起一笔钱,还与默克公司签订合同,这些事实公开后,他的问题成了政治的、个人的灾难。
讽刺的是,就在海弗利克通过创立细胞联合公司反抗生物学家的行为准则时,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离海弗利克几百码远的医学系,有人正准备申请首批极为重要的生物技术专利——它们将创造出一些非常富有的学术科学家。在那里,热忱的39岁医学副教授斯坦利·科恩承受着尼尔斯·赖默斯施加的压力。尼尔斯·赖默斯是斯坦福大学才成立不久的技术授权办公室的主任,很有远见。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政府对医学研究的资助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惊人增长后放缓,斯坦福大学也像其他大学一样,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结果是,在尝试将其科学家的发明商业化方面,斯坦福大学不再那么消极了。赖默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工程专业,有电子工业方面的经验,他是斯坦福大学作出这项努力的证明。
1974年春,赖默斯迫切说服科恩提交一项专利申请。科恩是一篇发表于1973年11月的重要论文的第一作者。[795]他对这篇论文很自豪,因为它推出了一项可用性很强、几乎所有实验室都能使用的新技术,而这显然会为生物学作出巨大贡献。科恩与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将来自不同生物源的基因剪接到环状的、称作质粒的细菌DNA中。细菌被插入质粒后,能够合成由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很快,这项发明被称为重组DNA技术,它将开创生物技术工业,带来人胰岛素、心脏病患者所需的消栓药之类的产品。
但是,科恩没有想过为这项基因剪接技术申请专利。然而,在这篇令人激动的论文发表六个月后,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化主管赖默斯就知道了它,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新闻主管鲍勃·拜尔斯给他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796]专利申请的窗口期即将结束;必须在1974年11月之前,也就是在科恩公开发表这项发现后一年内提交申请。
赖默斯回忆说,科恩是一个很难动员的人。赖默斯首次接触他时,他说自己对为这项新技术申请专利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发明应该在学术界广泛传播,不应该受商业限制。赖默斯回忆说,他辩称专利保护可以吸引想获得这项技术授权、以其研制某些药物的公司,而如果没有专利保护,这些药物可能无法研制出来,比如说青霉素,由于缺乏专利保护,它的商业化生产耽搁了十一年。听了这话,既是医生又是科学家的科恩才默许了。[797]最终,他及时提交了专利申请。
科恩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典型。[798]人们不把生物学视作商业投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对想这样做的同行抱持怀疑态度。1976年,科恩在这项革命性发现中的平等合作者就是吃过一番苦头才明白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学家赫伯特·博耶是那篇重组DNA论文的核心作者。他与年轻的风投资本家罗伯特·斯旺森合作,两人以1000美元创建了基因泰克公司,开发他参与发明的那项基因剪接技术。赫伯特·博耶因此遭到了学术界同行的强烈批评。
博耶后来回忆说:“他们那样攻击我,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名罪犯。”[799]
海弗利克的许多同事在得知他的做法后,也有同样的反应。“在当时的环境里,你靠政府的支持做研究,研究成果就是公版的。伦纳德出售细胞的事情爆出来后,许多人都很惊讶。”克里斯托法洛说。[800]他是海弗利克在威斯塔研究所的同事,科普罗夫斯基曾经派他去斯坦福从海弗利克那里取回细胞。
然而,海弗利克丝毫不觉得自己像罪犯。他仍旧认为自己是在为同行提供宝贵的服务——确实如此——也为企业,而换取的显然是WI—38细胞的合理市场价值。如果WI—38细胞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关心盈利的疫苗公司不会为了那些小瓶子支付他数万美元。
但是,博耶和海弗利克的业务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博耶是专利的发明人之一;与WI—38细胞不同,科恩和博耶的基因剪接技术可以申请专利,因为它是方法,而不是生物。另外,科恩和博耶已经将他们作为发明人的权利转让给了各自的大学,大学将是任何所得专利的拥有者。他们个人最后会得到多少份额的专利使用费由他们的大学决定,而这是符合斯坦福大学专利使用费分配政策的光明正大的收入。与之相反,海弗利克是在销售无专利的WI—38细胞,而这些细胞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依据合同付钱请他研制的,合同还明确规定,合同终止时细胞应转交给政府。他更像种马场雇来的养马人——收取客户的钱来培育一匹世界级赛马的种马。培育出这匹珍贵的种马后,养马人却带着种马搬到国家的另一边,开始将种马的后代出售给富有的赛马主人,辩称这匹珍贵种马的所有权不清晰,他将保存销售收入,直到律师厘清所有权问题。
1974年10月17日,海弗利克受国家卫生研究院邀请,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度过了一天,参加了一系列关于新成立的国家老化研究所所长职位的初步讨论。他听了副所长罗纳德·拉蒙-哈弗斯的介绍,这位医生戴着角质黑框眼镜,长着双下巴,患有关节炎;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与职员交谈;然后一边吃自带午餐,一边与新所长遴选委员会长谈[801]。
海弗利克后来坚称,那天与拉蒙-哈弗斯谈话时他提起了WI—38细胞所有权的问题,要求拉蒙-哈弗斯请律师来确权[802]。
拉蒙-哈弗斯也同样强烈地坚称,海弗利克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803]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可以推测,海弗利克当时并未坦陈他将细胞卖给多家公司,后来国家卫生研究院最高层是近乎偶然才得知此事的。
1975年5月15日,周四,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中层唐纳德·墨菲正在位于新泽西州卡姆登的细胞存储机构科里尔医学研究所开会,他曾与海弗利克签订那份给老化研究人员提供WI—38细胞的合同,正在监督其执行。他得知了一些烦心的消息[804]。
墨菲曾在海军服役,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海洋生物学家。他在夏威夷长大,于1967年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做资助项目管理。海弗利克喜欢他,觉得他既是同行,也是朋友。国家卫生研究院计划在7月1日宣布国家老化研究所成立,墨菲一直在与海弗利克联系,告知他研究所雇员招聘的最新情况,说自己担心关键职位人选在所长——应该就是海弗利克——履职前就确定下来[805]。
现在,在卡姆登的会议上,有人告诉墨菲,海弗利克正在向企业出售WI—38细胞,价格是年轻的细胞每瓶5000美元、较老的细胞每瓶2500美元。墨菲很震惊。他联系到一家企业,得知他们最近才以2500美元每瓶的价格购买了几瓶较老的细胞[806]。
随后,墨菲给海弗利克打了电话,确认他听说的事情属实,即海弗利克在通过细胞联合公司出售那些细胞。墨菲马上匆匆安排了一场电话会议,参会者有托马斯·马龙,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机构外研究的副主任,还有拉蒙-哈弗斯,他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空缺的几个月里,担任代理院长。这件事非常紧急,因为第二天,即5月16日周五,原定要对海弗利克进行最后一轮面谈,聘请他担任国家老化研究所所长[807]。
第二天,最先与海弗利克会面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即将上任的院长唐纳德·弗雷德里克森。他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老兵了,曾是心脏研究所的所长,现在正要结束在医学研究所的一年所长任期,去执掌国家卫生研究院。因此,海弗利克与弗雷德里克森在医学研究所的所在地,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宏伟的国家科学院大楼会面,之后弗雷德里克森驾车带海弗利克去十一英里外位于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海弗利克记得,在路上弗雷德里克森转头对他说:“我听说你有麻烦了。”[808]
弗雷德里克森送他到国家卫生研究院,他在那里继续参加了一轮有其他高层参加的面试。其中一名面试官是在前一天下午匆忙安排进来的。那周五午餐之前,代理院长拉蒙-哈弗斯与海弗利克会面。拉蒙-哈弗斯在一年后回忆,他当时告诉海弗利克工作要约很有把握,“只要能解决好可能由出售WI—38细胞引发的利益冲突”[809]。
拉蒙-哈弗斯已经决定让谁去调查海弗利克与WI—38细胞有关的活动。这个人不是学习知识产权法出身的律师,而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内部审计部门的主任詹姆斯·W.施赖弗。这个部门叫管理调查与审查部,负责中立地评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管理实践,发现并纠正项目拨款滥用与利益冲突。在这方面,管理调查与审查部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合作密切[810]。
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63年聘请施赖弗负责新成立的审计部门。[811]施赖弗1999年去世,他出生于华盛顿州卡莱尔,这座小镇位于奥林匹克半岛,它太小了,甚至今天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它。他1939年从俄勒冈大学获得商业管理学士学位,1945年进入美国政府工作,在多个内部审计岗位上工作过,职位不断升高。在入职国家卫生研究院前,他刚为美国陆军审计局和美国农业部工作过,职责包括调查食物券欺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卫生研究院里的举报人都去找施赖弗,遇到棘手问题的主任、主管们也会去找他。(1971年,在罗德里克·默里和生物制品标准部受到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责难时,时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罗伯特·马斯顿就让施赖弗去调查。[812])
在存档的内部报纸《国家卫生研究院纪事报》上,偶尔有几张严肃的照片,施赖弗看上去正在全心工作。他长着一张方脸和双下巴,在1980年退休时已一头白发。《纽约时报》后来在报道中说他“因为正直公正而广受尊敬”。[813]1972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上级机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给他颁发了杰出服务奖,“赞赏他高度的职业水准和领导能力”。理查德·杜加斯曾做过施赖弗的下属,并且与他一同飞往加利福尼亚调查海弗利克,他回忆说施赖弗是“那种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是领导的人”[814]。
1976年,时任《科学》期刊记者的尼古拉斯·韦德采访施赖弗。韦德回忆说,施赖弗是“特别典型的会计。像一位祖父,很慢很耐心,但是特别坚定……他把这件事归为会计问题。那些[WI—38]小瓶是珍贵资产,他要负责搞清楚它们的情况”[815]。
1968年夏,海弗利克的实验室技术员主管——高个子、讨人喜欢的南希·普雷贝尔决定跟着老板离开费城去斯坦福,她告别了自己的那一点生活,包括她才丧偶不久的父亲和她所有的朋友。但是,尽管在地理上跨越了这么远,尽管她和老板那年夏天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实验室,她还是很快明白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对她而言,海弗利克的实验室仍然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
她的工作很重要。她在为宏大的事业做贡献,而且这些事业还越来越大:海弗利克博士富有进取心,一直乐于多带一名研究生,多申请一个资助项目,多出差去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她和老板的工作关系也特别好。他为人得体,尽管话不多,但是交流顺畅。他很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期望,甚至记录来电留言的正确方式也说得明明白白。他生气时从不吼叫。他会指明问题出在哪儿,并说清楚该如何解决才能避免再出问题。她觉得海弗利克向来表里如一;她无法想象他会欺骗别人[816]。
因此,1975年5月底,当海弗利克向她和其他员工解释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会来实验室调查合同管理的相关事项时,普雷贝尔并不担心。项目专员唐纳德·墨菲会与调查人员一起来。普雷贝尔和其他工作人员要全面配合,回答调查人员的所有问题,提供他们需要的任何材料。
第一次见到施赖弗时,普雷贝尔觉得他像企业的办公人员。他穿着西装,个子很高,走路说话都是那种做派。与他同来的两位同事也穿着西装。37岁的理查德·杜加斯脾气随和,高中时是足球运动员,自称“居家男人”,他在家乡罗德岛上的普罗维登斯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66年被施赖弗聘用。克里斯·柯廷50岁出头,秃头,身材修长,衣冠楚楚,他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学学过两年会计,透着一股冷幽默,但是对工作很焦虑——他担心自己工作失误会造成损失,会影响别人的声誉。施赖弗在农业部工作时是柯廷的上级,后来将他聘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817]。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施赖弗、杜加斯和柯廷与海弗利克长谈,检查了海弗利克的实验室。次月,他们回到海弗利克的实验室,又待了三天,搜查冷柜,清点安瓿的数量,认真审查细胞联合公司的发票和银行对账单。[818]施赖弗还问询了海弗利克的技术员,在后者看来他的问题无穷无尽。它们让普雷贝尔感到担心,原因有两个。首先,它们体现了对实验室运作方式和细胞培养的不了解。例如,施赖弗发现几支WI—38细胞安瓿平放在液氮冷柜底部,而不是插在那些长长的、笨重的冻存杆里。(冻存杆是一根长而直的金属杆,上面有多个用来卡住安瓿的槽。)
安瓿平放在冷柜底部的原因很简单。在从液氮冷柜中取出安瓿时,它们偶尔会掉到冷柜底部。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要取出安瓿,技术员必须戴上焊工那样的面罩,以防安瓿炸裂,还要戴上灰色的大绝缘手套,然后迎着扑面而来的液氮蒸气望向冷柜里面,用镊子从冻存杆上取下安瓿。这项操作并不简单,所以在安瓿偶尔掉落时,最方便的做法就是让它留在底部,重新取一支。掉落的安瓿可以在未来抽干冷柜里的液氮时取回。现在,冷柜里的液氮抽干了,施赖弗看到了底部散落的安瓿。普雷贝尔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施赖弗问道:
“这些是故意藏起来的吗?”[819]
随着调查推进,施赖弗的问题越发带着敌对的意味。普雷贝尔觉得,他是在寻找一样他还没找到的东西,而且他越来越相信普雷贝尔和实验室的其他工作人员把这样东西藏起来了。
“他想像律师那样给我们施压,让我们说出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他越来越懊恼,”普雷贝尔回忆道,“他似乎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普雷贝尔推测,施赖弗到实验室来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WI—38安瓿的数目是清清楚楚的,他能够追溯到每一支安瓿。然而,他却发现海弗利克的账目并不清晰,他没有办法追溯,最后只能咬牙切齿,懊恼不已。
普雷贝尔回忆说,施赖弗曾告诉她,如果他的团队得不到他们此行想要得到的信息,参议院可能会来调查,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去华盛顿作证。普雷贝尔没被吓倒。她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
她还觉得施赖弗打扰了大家;他在实验室里随意走动,拿起各种东西,问这问那。工作人员没法制订计划,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打断,还担心无菌环境遭到破坏,都变得沮丧了。最后,普雷贝尔要求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项目专员墨菲私下见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棕榈大道附近的假日酒店大厅里相见。(普雷贝尔还清晰地记得那里的环境,因为大厅外面就是酒店游泳池,在她和墨菲谈话时,一个男人游完晨泳,赤身裸体地走出来。)她拜托墨菲请施赖弗收敛一些。情况有所好转。然后,就像他们突然到来那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突然又走了。
1975年5月末首次接受施赖弗谈话后,海弗利克坐上飞机,去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伊丽莎白女王酒店,参加组织培养协会的第26届年会。他随身带着两支安瓿,瓶里装着培养的WI—38细胞,这是一些群体倍增数为10的年轻细胞。在蒙特利尔,他将这两支安瓿交给了多伦多康诺特实验室有限公司的人员,这家公司是加拿大的主要疫苗生产商。他们最近从威斯塔研究所获得了普洛特金风疹疫苗的授权,要确保拥有生产疫苗所需的WI—38细胞。[820]康诺特公司同意向海弗利克支付5000美元,购买这两份细胞[821]。
政府的调查人员正在他的实验室里搜查,海弗利克却仍然在出售细胞,这证明他要么天真,要么固执——要么是他对这家公司有一种责任感;至少有一个可能是,会议之前几周他就确定了要出售细胞给这家公司,那时施赖弗的调查还未开始。
无论动机是什么,海弗利克都没有从康诺特公司那里收到5000美元,而那两份细胞则是他最后一次以细胞联合公司的名义送出的细胞。几个月后,加拿大的公司问他为什么没有发来账单,他回答说没有时间[822]。
就在海弗利克在蒙特利尔送出细胞的当天,他给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代理院长拉蒙-哈弗斯打了电话,说他放弃应聘国家老化研究所的所长职位。[823]海弗利克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但是还不知道麻烦有多大。
根据施赖弗的记录,海弗利克在1975年第一次与他面谈时说,他希望那次调查能够在不与斯坦福大学工作人员讨论的情况下解决。施赖弗说这应该能做到。[824]但是,在咨询过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层后,他改变了主意[825]。
1974年6月17日,施赖弗与克莱顿·里奇见面,后者是斯坦福大学负责医学事务的副校长、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在场的还有约翰·J.施瓦茨,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是副校长助理和医学事务顾问。施赖弗向两人介绍了他所知的海弗利克有关WI—38细胞的活动,随后他们把海弗利克叫到里奇的办公室。施赖弗的会议记录表明,海弗利克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了细胞联合公司与默克公司的那份合同[826]。
但是,海弗利克对这次见面的回忆却是:他走进门,里奇坐在办公桌后面,施瓦茨坐在旁边。施瓦茨先开口,他对海弗利克说:“你最好找个律师。”[827]
施赖弗、杜加斯和柯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出差了几次,追踪、访谈海弗利克的商业客户,以及WI—38细胞的其他主要接收者。柯廷和杜加斯造访了多伦多的康诺特公司和辉瑞公司在纽约的总部。施赖弗去了萨格勒布的免疫学研究院,还去伦敦访问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还访问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前疫苗监管人、当时在世卫组织工作的珀金斯。他到威斯塔研究所与科普罗夫斯基面谈过。此外,他还给默克公司的律师唐纳德·布鲁克斯打了电话;据海弗利克说,布鲁克斯确认过海弗利克拥有WI—38细胞。布鲁克斯告诉施赖弗,默克公司是在海弗利克证实自己拥有那些细胞,证实国家卫生研究院认同他的说法之后,才与他签订那份大额合同的[828]。
不出差的时候施赖弗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专注研究海弗利克的案子。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一号楼,他花好几个小时与高层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合作研究的副院长——60岁的利昂·雅各布斯。
雅各布斯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以弓形虫致盲方面的研究而知名。过去四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1960年代,雅各布斯担任生物制品标准部的科学主任,这或许是海弗利克的不幸。雅各布斯很可能对海弗利克1972年在美国参议院谴责生物制品标准部一事耿耿于怀——尤其是海弗利克说生物制品标准部的科学研究“处于领导不力的次要地位”,认为这种领导不力的状态限制了部门里有能力的生物学家的潜力,还建议允许部门里的科学家跳槽到更好的地方,“让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829]。
无论雅各布斯最初对海弗利克的态度有没有受到海弗利克在参议院发表的羞辱性证词的影响,随着施赖弗的调查继续进行,他都对海弗利克产生了敌意。
1975年夏,雅各布斯负责国家卫生研究院内部的一个委员会,调查并监督WI—38细胞当时的使用情况。默克公司称,一年前正是雅各布斯告诉默克公司海弗利克拥有那批年轻的WI—38细胞[830]。
雅各布斯对施赖弗坚称他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仅仅在1974年7月默克公司一位名为弗里茨·米勒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时,证实过美国政府和威斯塔研究所之间没有相关合同能够让威斯塔拥有那些细胞的专利权——如果确实存在专利的话。专利并不存在,他也向默克公司说明了这点。[831]后来,雅各布斯打电话给默克公司的布鲁克斯,还写了一份通话备忘录:
“布鲁克斯先生告知我,默克公司与海弗利克博士的交易严格基于海弗利克博士的陈述,而非基于与我或其他人电话交谈所得的信息。”[832]
布鲁克斯没有向雅各布斯提供全部信息。1974年7月,弗里茨·米勒与雅各布斯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之后写了一份题为“WI—38人二倍体细胞”的备忘录,并且复印给了莫里斯、布鲁克斯和默克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其中一部分写道:
“有一个问题,海弗利克博士是否有权出售那些细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利昂·雅各布斯博士检索了法律顾问的记录后,在1974年7月11日通过电话告诉我,国家卫生研究院不知道有相关的专利……因此,雅各布斯博士认为海弗利克博士可以出售那些细胞。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继续推进,向海弗利克博士报价。”[833]
1975年夏,施赖弗还咨询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法律顾问——37岁的理查德·J.赖斯伯格。赖斯伯格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逐渐升职。赖斯伯格查阅了国家卫生研究院1962年与海弗利克签订的合同,海弗利克就是依据它研发WI—38细胞的。合同规定,合同终止时,承包方同意将其根据合同研发的所有材料转让给政府。他查看了1968年1月那场确定细胞处置安排的会议的纪要。他还读了会后国家卫生研究院寄给威斯塔研究所的那封信——信中确认了细胞将于1968年3月1日移交给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并重申了国家卫生研究院拥有细胞。因此,他推断海弗利克带去斯坦福的WI—38细胞安瓿属于国家卫生研究院[834]。
1975年7月,在施赖弗和两名副手首次造访海弗利克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后不到两个月,赖斯伯格联系了司法部的刑事部门。该部的律师花了一个月时间审查事实,最后拒绝开启刑事调查。[835]他们告诉国家卫生研究院,通过民事诉讼,研究院更有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收回年轻的WI—38细胞和海弗利克收取的钱;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68到1975年消极地默许海弗利克拥有那些细胞,所以刑事诉讼很难获胜[836]。
1975年8月,接受施赖弗调查两个多月后,海弗利克、露丝和长女、次女去了以色列;海弗利克在那里参加一场学术会议。途中他很痛苦。回到家,他接到了施赖弗的副手杜加斯打来的电话。杜加斯告知他,从8月19日开始,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将从他的实验室取走WI—38细胞安瓿[837]。
在接下来的八天,那些工作人员——他们此前打了一圈电话,要寻找一家航空公司,愿意让他们带着那些形似炸弹的液氮罐登机(美联航不愿意,环球航空答应了他们)——带走了海弗利克剩下的全部低传代WI—38细胞安瓿,交给附近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838]细胞最终抵达了七年前海弗利克离开威斯塔研究所时,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想将它们送去的地方。
移交后不久,保藏中心细胞培养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香农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保藏中心的主任迪克·多诺维克。香农报告说,联邦科学家已经将103瓶年轻的WI—38细胞送到保藏中心。
这103支安瓿中,46支是第9代细胞,57支是最年轻的第8代细胞。海弗利克1968年从威斯塔研究所带去斯坦福的375瓶第8代WI—38细胞,现在只剩下这57瓶了。香农补充道,送到保藏中心后,有2支第8代安瓿炸裂了。他写道,其他细胞“都恰当地清点过,插入冻存杆,保存在一个单独的液氮冷柜里(品牌MVE,型号VPS 3500)”。他补充道,它们保管在“日常监视下”[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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