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政治和信念
费城,1967—1968年
只要拨款和研究合同由政府直接控制,遵守政府规定的无声压力就会存在……因此……科学不能对政治感染和权力腐蚀免疫。
1967年11月,参会者在国家卫生研究院辩论,而这时普洛特金发现自己缺少两样东西:时间和钱。前者他能够通过少睡觉来控制,而当时他已经每晚只睡六小时了。后者也在变成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在过去几年里很慷慨地资助了普洛特金,但是这项拨款在1967年11月30日即将到期。来自小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的稳定资助也将结束。这家基金会总共提供了18万美元资助,普洛特金在1967年收到了其中最后一笔钱款,6100美元。[578]“我们没有制药公司的支持,预算很紧张。”眼见资金逐渐用尽,普洛特金写信给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负责人本杰明·克拉克[579]。
普洛特金确知,他的竞争者——默克等资金雄厚的制药公司,以及在生物制品标准部工作、拥有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源的帕克曼和迈耶——资金状况要好得多。现在,这种差异可能让他落败。
1967年初秋,普洛特金寻找新的资助来源,他申请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专门用于研制风疹疫苗的一项资金。这项资金由国会批准,因为从政者充分意识到了1965年那场严重风疹造成的损失。在普洛特金看来,国会拨发的100万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720万美元)足以资助好几个疫苗选手。
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疫苗研发部管理着这笔支持风疹疫苗研制的资金,负责督促新风疹疫苗早日问世。
1967年夏,普洛特金全力以赴,写了一份极有水平的申请。为了写这份申请,他从在巴黎和列宁格勒给儿童注射RA 27/3疫苗的合作者那里收集数据,将他自己在圣文森特儿童之家和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试验结果制成表格,甚至还去国家卫生研究院请约翰·塞弗对申请材料草稿给出意见。约翰·塞弗是资深的风疹专家,是疫苗研发委员会很有影响力的委员,这个委员会负责给疫苗研发部的决策者提供建议,说明哪些项目值得资助。普洛特金要申请6万美元,这能够支持他再进行一年研究工作。
普洛特金花了不少时间,给疫苗研发部单独写了一封信,建议该部用一部分风疹疫苗资助资金就他的疫苗与HPV—77疫苗开展头对头试验,后者是生物制品标准部的帕克曼和迈耶以非洲绿猴肾细胞传代培养数十代研制出来的。通过这样的对比,能够看清哪种疫苗产生的免疫应答更好,哪种疫苗其病毒寄居于鼻腔和咽喉的可能性更小,而寄居于鼻腔和咽喉会使病毒有可能从接种者传播给未接种者。
1967年11月21日——巧合的是,这正是马尔堡病毒在德国最终分离出来的第二天——科学家厄尔·贝克,疫苗研发部的一名管理人员,给普洛特金写了信。疫苗研发部及其顾问委员会仔细地考虑了他的申请。回复是“不行”[580]。
“你知道,”贝克写道,“这个项目中已经有了几种可用的风疹疫苗株。”普洛特金得到了这样的解释。科普罗夫斯基随后也来信了,引述了疫苗研发部主任丹尼尔·马拉利的更长回复。他对帕克曼和迈耶的HPV—77疫苗充满热情,同时解释说疫苗研发部没有资金来支持每一个疫苗选手[581]。
不过,贝克在给普洛特金的信中还是表示,普洛特金提议就RA 27/3疫苗和HPV—77疫苗开展头对头试验是个“好”主意。要开展这项对比试验,普洛特金需要向疫苗研发部提供RA 27/3疫苗的完整生产方案,包括他在实验室里和他以活体动物进行的所有安全性测试的记录。以活体动物进行的安全性测试,需要包括给活猴的脑注射疫苗病毒,观察几周,看疫苗是否引发神经系统症状,之后处死猴子,在显微镜下研究它们的脑。当然,他需要获得“新药试验豁免”——应当由生物制品标准部独立审批的许可。按说,普洛特金应该已经申请了“新药试验豁免”。
普洛特金没有以猴子做过测试。他也没有向生物制品标准部那位爱抽雪茄的、胖乎乎的乔·奥马利申请“新药试验豁免”。
最终拯救普洛特金的是业界,具体来说是费城的史克法公司。普洛特金那年秋天始终在和这家公司通信,他甚至开车从斯库尔基尔高速路去这家公司在上梅利昂区的实验室,与鲍勃·费洛托会面。鲍勃·费洛托是个有时候脾气暴躁的西西里人,负责公司的微生物研究工作。他看中了普洛特金疫苗的潜力[582]。
12月1日,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那笔资助用完的第二天,普洛特金收到了这家公司汇来的1万美元。[583]这笔钱(相当于2016年的7.2万美元)尽管只是暂时的,也算得上及时雨。普洛特金希望这家公司能够提供更多资助。
1967年,在普洛特金费力寻找资金的同时,他在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推进更多试验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难。1966年夏天和秋天在那里进行了首次试验后,普洛特金给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管理者本杰明·克拉克写信,感谢他的“出色配合”,询问能否在第二年初再开始一次试验[584]。
“我很抱歉,但是必须告诉你,医院的护理部门坚决反对继续进行风疹疫苗试验。”克拉克回信道,没有给他更多解释[585]。
但是,到了1967年1月,护士们的态度稍微缓和了——或者说被要求缓和了——于是普洛特金很快又开启了另一次试验。
1967年夏,普洛特金提议在秋天继续进行试验时,护士们又表示反对。
在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中,护理部主任洛伊丝·科利小姐——一位高个子、机敏、负责的女性——指出,医院正在进行人员培训,在改造一侧翼楼、新开放两个区域。“不可能再为新的威斯塔项目提供人员。”她写信给克拉克说。而且,普洛特金在信中表达的观点,即新试验“不会让护理人员做转移患者以外的工作,表明他根本不了解护理工作,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586]。
“等到9月,她或许就不会这么抗拒这个项目了,”克拉克写信给普洛特金说,“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太指望项目能够继续开展。”[587]
普洛特金需要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儿童来做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试验。为了获得生产量级的疫苗,制药公司需要将他的病毒以WI—38细胞传代更多次。他已经自己开始这项工作了,制备出第26、第27和第30代的RA 27/3疫苗。他需要对它们进行人体测试。
1967年7月,普洛特金写信给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护理部主任科利,承诺下次带一名技术员来负责收集咽拭子和抽血,“因为您显然觉得帮助我们占用了大量的护理时间”。他向她保证,在试验区域(一号楼二层的一侧)工作的护理人员,一旦确认拥有了风疹抗体,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在试验区域和其他区域活动,也就是说,他不会征用他们,耽误他们平时的工作。如果必要的话,他可能会让年纪较大的女性——他指的是那些年龄大得无法怀孕的女性——在不检测抗体水平的情况下,也在疫苗试验区域工作[588]。
科利默许了,随后试验继续进行,并获得了大有希望的结果。
普洛特金始终是一个固执的人。1968年1月5日,他收到一封兆头不祥的信,而这种性格给他带来了好处。罗德里克·默里在信中要求他先用猴子做安全性测试,先让数量比现有的大得多,即商业生产所需数量的疫苗通过全套的实验室和动物安全性测试,这样之后,普洛特金才可以将疫苗寄去州外做人体试验。[589]实际上,默里是在要求普洛特金对多于其总产量,更是远多于其手头现有数量的疫苗进行安全性测试。
“对威斯塔研究所来说,准备能够满足默里要求的大量[疫苗]所需的费用极高。”普洛特金立刻写信给他的长期合作者西奥多·英戈尔斯。英戈尔斯那时已经离开宾大,去了马萨诸塞州弗雷明翰的流行病研究中心。普洛特金希望能够把RA 27/3疫苗寄给他,请他在那里做测试。普洛特金写道,耽搁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最终会让他的这种基于人细胞的疫苗在争取批准的竞赛中被淘汰[590]。
“我相信你能够明白,这直接让我们陷入了困境,”普洛特金写信给威斯塔研究所的律师兼董事会成员罗伯特·德克特,“疫苗研发委员会已经声明,如果生物制品标准部批准,他们就会测试我们的材料。如果生物制品标准部不批准,疫苗研发委员会就不需要行动。”[591]
他对德克特解释说,默里这是在禁止大型制药公司以外的任何人研制疫苗。
与此同时,普洛特金在生物制品标准部的对手——帕克曼和迈耶已经加入了疫苗竞赛,二人于1966年9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报告说他们在阿肯色州儿童城成功给智障儿童接种了以非洲绿猴肾细胞制备的HPV—77疫苗[592]。
生物制品标准部的另外两名科学家露丝·基尔希斯坦和霍普·霍普斯,都是其中第一篇论文的合作者;霍普斯此后仍然深入参与风疹疫苗研究工作。
迈耶和帕克曼已经匆忙地扩展了他们的HPV—77疫苗试验,将病毒寄给了几个合作团队,这些团队立即以更多寄身福利机构的智障儿童为对象进行了试验。1967年10月,在马尔堡的危机开始出现时,迈耶和帕克曼将这些新试验的总结报告投稿给了《美国儿童疾病期刊》,次年6月得以发表。这篇论文报告说,他们的疫苗使159名接种者中的152名成功产生了抗体,占比96%。而且,与接种者近距离共同生活的145名接触者无一感染病毒[593]。
在马尔堡疫情爆发前,帕克曼和迈耶的HPV—77疫苗已经开始广受称赞,支持者立即将这种疫苗称为“第一种有效的”疫苗。[594]德国发生的事件并没有浇灭这种热情。1961年,帕克曼在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与同事们分离出了风疹病毒,他因为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得到了应得的称赞。帕克曼和迈耶这个二人组,还在1967年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另外四位同事一道研发出一种重要的血检方法,让为出疹而担忧的孕妇能够在几小时内,而不是几天或几周后,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风疹,他们因此又一次得到了应得的称赞。这种新的检测方法让研究人员能够迅速检测出数百份血样是否存在风疹抗体,因而加速了疫苗研究[595]。
因为发明了这种血检方法并研发了HPV—77疫苗,帕克曼和迈耶得到了美国儿科学会3000美元的现金奖励。美国青年商会将帕克曼选为1967年度美国十大杰出青年。[596]颁奖典礼上宣读了林登·约翰逊总统致帕克曼的一封信。“能够直接、显着地促进人类福祉、挽救宝贵的生命,并为世界带来新希望的人并不多。”总统在信中写道,“我谨代表所有期待世界更加健康的人们,向你致以祝贺和祝福。”[597]
当帕克曼和迈耶沉浸在赞誉当中时,飞利浦·罗克珊公司——位于密苏里州圣约瑟夫,是飞利浦电子与制药公司的子公司——的主管注意到帕克曼和迈耶的HPV—77疫苗得到的所有关注。似乎很显然,这种由生物制品标准部红砖墙内两位光环绕身的年轻科学家研制的疫苗,注定会被那位重要人物——罗德里克·默里看好。
因此,在阿肯色州儿童城研究的首批结果于1966年发表时,飞利浦·罗克珊公司的科学家请帕克曼和迈耶寄一些HPV—77病毒过去。他们又以取自3至6月龄幼犬的肾细胞将病毒传代培养了11次。这家密苏里州的公司将自己的风疹疫苗称为HPV—77/DK—11,表示以狗肾细胞额外传代了11次。[598]之后,公司的科学家也开始测试他们的疫苗,与那场将在1970年到来的瘟疫争分夺秒。
在位于西点的默克公司,努力进取的莫里斯·希勒曼经过1965和1966年的辛勤工作,研发出伯努瓦风疹病毒株的几种剂型——这种病毒株是1962年从那位伯努瓦姓的8岁费城男孩的咽喉捕获的。希勒曼和他的团队以非洲绿猴肾细胞将伯努瓦风疹病毒传代了不同次数,然后又以鸭胚细胞传代了不同次数。和普洛特金一样,希勒曼也在尝试寻找平衡点,让活病毒减毒,但又不至于毒性太弱,也就是说让病毒能够在体内产生足够的风疹抗体,但又不会引发完全型的疾病。
到1966年夏,希勒曼的团队已经制备出几种不同的伯努瓦疫苗,它们的区别在于以非洲绿猴肾细胞和鸭胚细胞传代的次数不同。默克公司的研究人员以实验室的培养细胞、小鼠和猴子对不同剂型进行了安全性测试,并且将它们注射给了费城及附近的智障儿童。其中一种伯努瓦疫苗剂型——B型显得尤其有前景。它产生了水平可观的抗体,并且接种者没有患上风疹。
希勒曼觉得自己正在接近目标。
在一场全面展开的疫苗竞赛中,希勒曼最不可能退缩。实际上,作为制药公司的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制备出自己的疫苗选手,并确保它能够最先跑过终点线。在职业生涯中,希勒曼将研制出商业成功程度空前绝后的疫苗。但是,在风疹疫苗方面,他在竞争中退缩过两次。这两次,让他屈服的都是女性。
第一位女性是玛丽·拉斯克,广告巨头阿尔伯特·拉斯克的遗孀。1966年初,她65岁,从事政治活动已经三十年。她于1930年代末投身公共生活,在美国节育联盟(后更名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任干事。但是,她的强烈兴趣很快就转到医学研究上。1942年,她和丈夫建立了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十年后阿尔伯特去世。基金会设立的医学研究奖很快成为美国最具声望的奖项。直至今日,拉斯克奖的获奖者经常会继而获得诺贝尔奖。
玛丽·拉斯克学艺术史出身,一辈子从未拿过试管,也没有培养过细胞。但是,她是一位对美国医学研究界有着巨大影响的慈善家——她经常能够游说并说服美国政府和业界的高层。她坚信,帕克曼和迈耶的HPV—77疫苗很快就会在风疹疫苗竞赛中获胜,仅凭帕克曼和迈耶在生物制品标准部29号楼里罗德里克·默里的楼上工作这一个原因就足够。1966年的一天,希勒曼和他的上司,即默克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马克斯·蒂什勒与拉斯克会面,地点是她在西中央公园的优雅公寓[599]。
希勒曼在2004年对作家保罗·奥菲特解释说,拉斯克请他们俩来,是要把她仔细考虑过的观点告诉他们:默克公司的疫苗加入竞争,只会让生物制品标准部放慢批准任何风疹疫苗。
不管怎样,他们觉得谁的疫苗会获得批准,是他们的疫苗,还是生物制品标准部内部研制的?拉斯克直言不讳,她见过最近那场风疹爆发的后果,心里特别难受。目标是在下次疫情爆发、造成更大灾难前,让一种疫苗尽快得到批准。希勒曼有些怀疑。他告诉拉斯克,他不相信HPV—77疫苗会得到批准,“因为[帕克曼和迈耶]没有研制疫苗。它只是一个该死的实验”[600]。
拉斯克没有被说服。她让希勒曼回去考虑一下。他不用思考太久。拉斯克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如果她想让希勒曼不好过,她完全办得到。希勒曼勉强地告诉拉斯克,他要从帕克曼和迈耶那里拿些HPV—77疫苗,亲自接种给儿童,验证他的想法。他接种了约20名儿童,却被副作用吓到了。“天啊,真是太糟糕了。毒药,毒药,毒药。”他回忆道。[601]显然,这次试验的结果并未发表。
因此,1966年底或1967年初,希勒曼进一步减毒了HPV—77。他不是以非洲绿猴肾细胞对病毒进行更多次传代,而是以鸭胚细胞将它连续培养了5代。希勒曼喜欢用鸭做实验宿主。他不久后写道,与大多数动物不同,鸭“显然没有传染性疾病和[肿瘤]”。[602]希勒曼将这种调整过的疫苗命名为HPV—77/DE 5,表示疫苗病毒以非洲绿猴肾细胞传代培养过77次,后又以鸭胚传代过5次。
1967年6月,希勒曼在福利机构的8名智障儿童身上测试了这种与拉斯克谈话后制备的新疫苗。它产生的抗体水平只有默克公司最优的伯努瓦剂型——B型的1/5。[603]但是,受试者的数量很小,这种差异可能只是出于偶然。如果要做决定,他就需要更大的受试者数量,而且这些受试者需要来自真实的情境:一个满是母亲、儿童和孕妇的情境,一个疫苗病毒传播起来非常明显的情境。
1967年9月和10月,希勒曼在爱尔兰人聚居的费城郊区哈弗敦——斯普林菲尔德测试了这种新的鸭胚疫苗。“我给你说,那天真不容易,因为我特别担心传染性。”希勒曼在2004年回忆道。[604]他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参与试验的孕妇产下的婴儿有任何形式的畸形,自己就会丢掉工作。因为本来就存在与风疹无关的出生缺陷率,所以他假定即使疫苗病毒并未传播且使孕妇患上风疹,婴儿畸形发生的概率也大约为1/300。
他与团队给269名5岁以下的婴幼儿注射了疫苗。几乎所有人都产生了风疹抗体。研究人员还追踪研究了这些接种儿童的无免疫力、未接种疫苗的同胞。262名同胞都未感染。重要的是,接种儿童的母亲当中有34名无免疫力,她们也都未感染。
但是,新的HPV—77鸭胚疫苗对儿童仍然表现平平:它产生的抗体水平只有默克公司伯努瓦B型疫苗的1/3[605]。
希勒曼要作出决定。这个决定不好做。他在论文中写道,默克公司的疫苗更好,但是改进过的帕克曼和迈耶的疫苗也能产生“足量”抗体,不会传染给接触者,也没有让接种者患上风疹。[606]两种疫苗之间的差异或许并未大到足以去争辩。但是,现在换跑道不是小事。抛开其他烧钱的麻烦事不说,默克公司还要在园区里建棚养鸭。[607]希勒曼进退两难,一边有确凿的数据表明默克公司的伯努瓦B型疫苗更好,一边又有玛丽·拉斯克的政治力量和坚定意愿施加压力。希勒曼还记得她说过的话:“你们觉得生物制品标准部会批准谁的疫苗?”[608]
希勒曼放弃了默克公司的伯努瓦疫苗。拉斯克获得了胜利。大制药公司将自己的资源汇入了帕克曼和迈耶的HPV—77疫苗,这些资源在生物制品标准部的红砖墙内以非洲绿猴肾细胞研制、而后由默克公司以鸭胚细胞又传代培养了几代。如果希勒曼取得成功,这种疫苗本该在通过人体试验后尽快注射给数百万美国人。
自从海弗利克开始劝说人们使用实验室里培养的人胎细胞,说它是制备病毒疫苗的洁净、安全、正常、不致癌的微型工厂,已经过去了六年。欧洲的病毒学家和疫苗生产者差不多六年前就接受了它们。自从X太太堕胎,海弗利克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用她胎儿的肺组织制备出800安瓿的典范人二倍体细胞株——WI—38细胞,已经过去了五年多。自从1964至1965年那场风疹疫情扰乱了上千万美国人的生活,自从普洛特金从那场悲剧中获得了一样好处——以WI—38细胞制备的风疹疫苗,已经过去了三年。但是,仍然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的疫苗或其他任何以WI—38细胞制备的疫苗能够在美国上市。如果需要罗德里克·默里批准,这种疫苗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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