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孕妇的灾祸
费城,1963—1964年
……尽管仅仅一场风疹疫情在一年内在美国造成的先天缺陷人数,比沙利度胺自问世以来在全球造成的先天缺陷人数还要多,但是风疹病毒似乎并未像沙利度胺那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1963年10月,在普洛特金回到他在威斯塔研究所三楼的实验室时,研究所仍然是个熙熙攘攘的生物学十字路口。科普罗夫斯基将核心科研团队扩大至39人,另外还有18名研究生在实验室工作。科普罗夫斯基仍然像往常那样热情地接待络绎不绝的国际访客,这些访客分别来自赫尔辛基、苏黎世、巴黎、米兰、德黑兰,以及遥远的日本仙台。有些访客会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待上几周或几个月。普洛特金、海伦,以及他们的孩子迈克尔也定居下来,搬进宾大西边不远的一座排屋,11号大学公寓。
科普罗夫斯基正忙着支持那种毫无约束、让威斯塔研究所与众不同的科学研究。普洛特金的这位导师虽然专断,但并不在小事上拘束他的雇员,而是让他们充分发挥创造力,保护他们免受行政琐事干扰,消除他们在金钱上的担忧;在做这一切时,他令人感叹地在善良优雅与暴虐欺诈之间自如切换。
更让普洛特金惊讶的是,科普罗夫斯基知道,生活大于科学,知道艺术,历史,诗歌,音乐,以及对美人、美食、美酒的享受,和呼吸同样重要。圣诞节到来时,研究所的中庭里必定举办聚会,他会用专门购置的三角钢琴弹奏肖邦。
“我昨天在我办公桌上看到通知,说最近要安排圣诞聚会,”普洛特金在那年12月给科普罗夫斯基的备忘录中写道,“我做过军医,所以我个人建议准备一瓶氧气,以免有人喝高了。”[395]
海弗利克恰好相反,他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认真、专注地待在二楼的实验室里。海弗利克已故的同事文森特·克里斯托法洛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那是1962年,克里斯托法洛才获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将要入职威斯塔研究所,有人带着他参观。年轻的克里斯托法洛读过海弗利克1961年发表的那篇后来越来越有名的、讲实验室中正常细胞会老化的论文,知道海弗利克,所以在导览人员带他走进海弗利克的实验室时,他心里怀着一些敬畏。
克里斯托法洛在四十年后写道:“我在那里看到了伦纳德,他坐在实验室中央的办公桌前,去孵化室或无菌室的人们在他周围忙碌地来来往往。他似乎并未被这忙碌的环境打扰,正在对着录音机口述信函。我的导览戴维·克里切夫斯基打断了他,向他介绍我。他受到打扰,看上去很生气。他的这番举止表明,他希望我离开,不要再回来。不过,他还是表现出了一丝热情;他给了我一份他在1961年与保罗·穆尔黑德合作的那篇论文的副本,然后又回去口述了。”[396]
对才从伦敦回来的普洛特金而言,能够使用海弗利克的WI—38细胞意味着有机会在实验室研究风疹病毒,如果运气不错,还有机会发明风疹疫苗。他已经是用人胎细胞制备疫苗的信徒了。正是他跟着海弗利克研发和测试了海弗利克在1961年使用这种细胞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正是他与科普罗夫斯基合作,写信给世卫组织,呼吁使用人胎细胞而不是猴肾细胞来制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现在,他要研究人胎成纤维细胞能否用于发明风疹疫苗。
普洛特金知道自己想制备减毒风疹疫苗,而不是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那样的灭活疫苗。他有几个理由。
首先,他参与制备科普罗夫斯基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所以更熟悉制备活疫苗。其次,科学家逐渐明白,要杀死风疹病毒,同时又保持其引发有效免疫应答的能力,特别困难。最后,活疫苗往往可以产生更持久的免疫力。如果风疹疫苗是供儿童使用的,那么它产生的免疫力需要持续数十年:从儿童期持续到育龄。普洛特金的决定是正确的。默克公司早些时候实验过一种灭活疫苗,但在众人的关注下失败了[397]。
对一名年轻的美国医学研究人员而言,那是一个幸运的年代。政府的金库正因为战后不断增长的经济而充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学进步,国会中又兴起了一股对医学研究的热情。[398]所以,美国的主要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国家卫生研究院资金充裕,其预算从1955年的3600万美元增加到了1965年的4.36亿美元,能够给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提供越来越多的资助。开心的受资助者把这家机构戏称为“国家撒钱研究院”,生物医学界的科学家经常开玩笑说:“你起床后帮我批个资助。”
1950年代末,科普罗夫斯基从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获得了一项持续多年的慷慨资助,支持他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1960年代初,在将这项资助延期五年时,他将资金转去支持普洛特金的风疹疫苗研究了。普洛特金才从伦敦回来,就开始每年从国家卫生研究院收到13万美元,用于研究风疹病毒,尝试研发风疹疫苗——这笔钱相当于2016年的100多万美元。[399]普洛特金还找到一家特别关注残障相关项目的基金会——小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这家基金会于1946年为纪念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哥哥而成立,小约瑟夫在1944年执行秘密轰炸任务时在英格兰的萨福克上空遇难。
1964至1967年,该基金会拨给普洛特金18万美元,资助他的风疹病毒研究[400]。
普洛特金首先需要风疹病毒,还需要研究风疹病毒能否在WI—38细胞中培养。此外,他还想知道几种风疹病毒株——从分散在各地的不同的人身上采集的病毒,彼此之间可能有细微的差别——是否都适宜用WI—38培养。为了采集这些病毒,他寻求同事的帮助。
莫里斯·希勒曼,默克公司的疫苗主管,给普洛特金寄来了西点风疹病毒株,这种病毒株得名于默克公司在费城附近的大型研究所。保罗·帕克曼,最先在实验室中捕获风疹病毒的那位善良、年轻的病毒学家,给普洛特金寄来了M—33风疹病毒,这是他从新泽西州迪克斯堡一名年轻新兵的咽喉分离出来的。普洛特金还获得了另外一种病毒株,名为马歇尔风疹病毒株,这是普洛特金在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导师达吉恩给他寄来的;达吉恩把这种病毒株包装在干冰里,通过每周二和周四从伦敦直飞费城的泛美航空107号班机寄送给普洛特金。
“病毒……周四送到了。特别,特别感谢。”普洛特金在1963年11月初给达吉恩的信中写道。他在信中补充:“美国有许多风疹[疫苗]研发活动,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基于传言,而不是……出版物。据说默克公司在实验风疹疫苗,但是他们对此捂得特别紧。”[401]
默克公司在雄心勃勃的希勒曼的领导下,确实在研发一种风疹疫苗。希勒曼此前乐意将公司的西点病毒株分享给普洛特金,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团队使用另外一种病毒株——伯努瓦风疹病毒株来研发疫苗。它是1962年从费城地区一名8岁男孩的咽喉分离出来的,伯努瓦(Benoit)是男孩的姓。(Benoit按法语发音是“伯努瓦”,按美国科学家的读法是“本诺伊特”。)默克公司的科学家先后用非洲绿猴肾细胞和鸭胚细胞培养了几代伯努瓦风疹病毒,目的和制备其他活疫苗一样,是将病毒的活性降低到可以引发免疫应答,同时又不造成疾病的水平。
普洛特金还有一位对手。这位对手在生物制品标准部——美国政府的疫苗监管机构,此时不苟言笑的罗德里克·默里已经在那里当了近十年主管。生物制品标准部的保罗·帕克曼和普洛特金一样都是31岁。他才从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跳槽到生物制品标准部,在上司哈利·“汉克”·迈耶的指导下,全速研发自己的活疫苗。迈耶只比他年长几岁,个子高挑,留着有些花白的寸头,是一位有雄心和责任心的病毒学家。他1959年就到生物制品标准部了。他曾经在西非工作,在典型麻疹爆发时,帮助将一种实验性疫苗接种给数百万儿童[402]。
帕克曼和迈耶正在用非洲绿猴肾细胞,尝试弱化帕克曼从迪克斯堡士兵咽喉分离出来的风疹病毒。他们最终将研制出来的疫苗命名为HPV—77。“HPV”指“高传代病毒”(high-passage virus),“77”表示他们将病毒按次序接种给77批培养的非洲绿猴肾细胞——他们用病毒感染第一批培养细胞,等这些细胞中的病毒增殖时,从中提取液体,感染第二批培养细胞,就这样持续到第77次“传代”,即液体在不同批次的细胞中“传代”了77次[403]。
重要的是,帕克曼的新工作让他置身于美国疫苗监管的权力中心,因为在美国上市的疫苗都由生物制品标准部审批。而且,帕克曼的上司兼搭档迈耶才被任命为生物制品标准部的实验室主管,负责病毒疫苗工作。
普洛特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帕克曼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帕克曼在生物制品标准部工作,本身就具备优势,而且他还得到希勒曼的帮助,希勒曼在疫苗研制方面有多年的专业经验,背后还有一个制药巨头的资源。但是,普洛特金很顽强,他年轻而自信。他认为自己能用海弗利克更优质、携带病毒更少的细胞研制出更好的疫苗。他的当务之急是确定那些细胞能否被风疹病毒感染;如果不能,它们就无法用来研制风疹疫苗。他还想研究风疹病毒到底如何在细胞中造成损害。
所以,普洛特金与当时从巴黎来威斯塔做访问研究的安德烈·布韦和若埃勒·布韦夫妇合作,将从其他科学家那里获得的三种风疹病毒株,注入若干个装有WI—38细胞的瓶中。正如他所希望的,三种风疹病毒株都很快感染了WI—38细胞。
感染后细胞的表现不同于控制组里未感染的细胞。在控制组的瓶中,WI—38细胞按照预期开始迅速增殖。它们增殖到汇合状态,每隔三四天就需要分离到新瓶中。它们持续分裂了数月。在装满感染细胞的瓶中,细胞在分离到新瓶中一次、两次或三次后,就停止了分裂。它们在几周内完全停止了增殖。
普洛特金用显微镜观察未感染的控制组细胞,看到显微镜视场里挤满了细长的、罗盘指针状的WI—38细胞。他又去观察那些感染的细胞——几天后几乎所有细胞都被感染了——发现它们和健康的WI—38细胞一样呈纺锤状,外观也一样。风疹病毒并未让它们破裂,留下孔洞或其他明显的痕迹。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视场中的空白。受感染细胞数量很少,零零散散。风疹病毒会以某种方式摧毁它们的增殖能力。
普洛特金立即想到,这种在培养皿中对细胞分裂的抑制,是否也会发生在胎儿身上,造成他在婴儿身上看到的那种损伤。两年后,他与芬兰籍同行安蒂·瓦海里使用感染的WI—38细胞,确认他们发现了一种能抑制被风疹病毒感染的细胞进行分裂的蛋白质,并将这项发现发表在《科学》上。他们把这种蛋白质命名为“RVIMI”,即“风疹病毒诱导产生的有丝分裂抑制物”(rubella virus-induced mitotic inhibitor)[404]。
对普洛特金而言,好消息是WI—38细胞仅仅经过两三次分裂,就产生了大量新的风疹病毒粒子,是最初接种到瓶中的病毒数量的100万倍或更多。如果是以制备疫苗为目的,那么WI—38细胞只能分裂几次并不重要。在疫苗制备中,细胞的任务是产生病毒,而不是复制。
1964年8月,普洛特金和布韦夫妇向《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投稿了一篇论文,称他们发现风疹病毒会以某种方式抑制WI—38细胞的分裂,但是瓶中的WI—38细胞却会在短暂的生命中产生大量的风疹病毒。他们推断,WI—38细胞“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细胞工厂],制备风疹疫苗”。在论文结尾,他们引述了海弗利克的人二倍体细胞用于制备疫苗的优势,这些优势已经为人熟知:它们携带病毒少,染色体数目正常,没有致癌性,还能够冷冻起来,以后再解冻大量增殖。
在投稿这篇论文前,普洛特金就将好消息告诉了科普罗夫斯基。科普罗夫斯基未能参加1964年6月的威斯塔研究所董事会议。但是,威斯塔的研究理事阿特·斯特恩在那次会议上把好消息告诉了董事会。“我们成功地让风疹病毒在二倍体细胞中生长了,现在正尝试[减毒],”他告诉他们,“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可能是研制出一种疫苗。”[405]
1964年3月27日,传染疾病中心在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一份向医生通报传染疾病传播情况的重要出版物——的前半部分专门介绍了这项发现。
“全国性的风疹(德国麻疹)疫情似乎开始出现。”文章开头写道,“报告的风疹病例数量去年秋在东北部开始增加,仅仅在过去几周内我们就观察到了发病率的峰值。疫情似乎在迅速向南部和西部扩散。”
八页长的报告清晰地展示了当地受到的破坏。
“1963年马萨诸塞州风疹病例本来就很多,而今年更是去年同期的5倍。”
1964年,纽约市已经出现了近8700例风疹,“数量约为去年同期的17倍”。
在肯塔基州,风疹病例数量比1963年同期高出60%;在伊利诺伊州,这个数字则是86%。
在匹兹堡所在的阿利根尼县,3月13日当天的病例数量就超过了1963年全年。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的情况也一样。
新奥尔良市观察到,从2月17日那周开始,风疹病例显然有“大幅增加”。
只有除科罗拉多州以外的山区各州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各州,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指出,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风疹疫情历来比美国其他地区晚一年发生。(1965年,这场疫情真的扩散到了太平洋沿岸各州和山区各州。)[406]
美国部分州大约40年前开始记录疫情数据,这场风疹疫情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407]。
普洛特金在伦敦有过相关经验,所以对风疹疫情的袭来有所准备。他开始追踪研究宾大医院、费城综合医院和其他地区医院的先天性风疹婴儿,给每名受感染的婴儿制作了一张索引卡。第一张卡片标记为“R—1”。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标记卡片R—60、R—105,还有R—132。
卡片上还有备注,包括:
婴儿M。皮肤青紫。
婴儿F。先天性心脏病。
婴儿T。白内障。
婴儿-宾大医院-尸检。死于先天性心脏病[408]。
最终,普洛特金汇编出一份风疹患者——婴儿及其母亲——的清单,多达1700条。[409]他和同事还标记了在费城综合医院出生的先天性风疹婴儿。他们据此估计,1964年4月至1965年3月,费城至少有1%的黑人婴儿患有先天性风疹,这个数字是此前12个月总数的3倍以上。[410],[411]普洛特金从伦敦回来后不久,费城地区的医生都知道这名年轻的病毒学家擅长用血检结果来诊断孕妇是否患有风疹。很快人们就拥进他的实验室求助。[412]他开始在实验室旁边的办公室接待孕妇和夫妇。
最常见的情况是,风疹疑似患者由他们的医生介绍给普洛特金。有时他们也会直接和普洛特金联系。下面这封用花体写在半张白纸上的信,是附近新泽西州彭索金镇一名妇女寄给普洛特金的。
4月2日
宾夕法尼亚大学
威斯特[原文如此]实验室
亲爱的先生:
我想请问您这种情况是否危险或致命。我有个女儿怀孕3个月,得了麻疹。给宝宝造成伤害的危险大吗。怀孕还没[原文如此]4个月。请您告诉我谢谢您。[413]?
普洛特金能够提供的检测远非完美,很难给妇女她们想要的确定答案。他能够从鼻拭子或咽拭子中分离风疹病毒以确诊风疹。但是,只有在出疹的头两天取拭子,检测结果才可靠,而出疹的女性很少这么快找到他。即使她们很快找到他,以便用ECHO—11烦琐的干扰测试法来从咽拭子中分离病毒,也需要十天才能得出结果。将病毒培养更长的时间,以确定结果准确,则需要再花两三周。
他更常用的血检也并不会更快。普洛特金首先需要在急性期采集血样来检测,或者在出疹后(最好是两周内)尽快采集血样。如果孕妇去看医生,花了更多时间,那么得到准确检测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明显降低。
但是,第一次的血检并不够。普洛特金接下来还需要等两三周,再次采集血样,并再次检测患病孕妇的抗体水平。第二次检测的抗体水平更高,可以确诊这名孕妇最近感染了风疹。
从始至终,普洛特金的血检很容易用掉四周。等待结果的过程十分痛苦。有些妇女,甚至有些医生,都忍受不了。
“许多医生觉得这种拖延无法忍受。”普洛特金在那年10月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论文中写道。他让读者去看表3里的第13号患者。这位28岁的母亲已有两个孩子,在孕8周出疹,但不像典型的风疹:疹子只出在肚子上,淋巴结不肿大。
普洛特金在出疹第二天采集了血样,然后又在三周后采集了一次。普洛特金带着显然阴性的结果去找她的医生,却为时已晚。那名妇女已经堕胎了[414]。
另一种极端情况也存在:有些患者的检测结果是明确的阳性,却选择继续妊娠。第19号患者,20岁,在首次妊娠第9周出疹、发热、淋巴结肿大。普洛特金的血检结果显示,她的抗体水平在两周内提高了八倍。她选择不堕胎,论文脚注中标注原因是“宗教反对”[415]。
普洛特金自己是个言语谨慎的人,在与患者面谈时,不喜欢左右他们做任何决定。但是,在患者选择堕掉可能受到损伤的胎儿时,他心里并不反对。而且,在反对堕胎的批评者猛烈抨击人们为避免先天性风疹而堕胎时,他会很愤怒;1964年秋,《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的两封读者来信就表达了这种猛烈抨击[416]。
一位批评者是英格兰伊普斯威奇一家地区医院的病理学家,他在信中说,如果要堕掉可能失明、失聪或智障的胎儿,也应该堕掉那些可能患哮喘、糖尿病、高血压、近视或人格障碍的胎儿,那样才能在逻辑上说得通。他断定,这会让国家“最终成为没有监狱的一党制国家”[417]。
普洛特金十分气愤。他写信回击说,那位批评者“站在道德高地,却让别人去受苦”。他写道:“为什么要让一个有心脏病或失聪的孩子出生,增加一个家庭的负担?……我们没有权利出于个人的道德或宗教紧迫需要,去要求别人接受不必要的先天畸形高风险。”[418]不过《英国医学杂志》没有登出这封回信。
这并不是说普洛特金觉得所有父母都能轻易作出明显的决定。“我记得那些父母在决定是否继续妊娠时多么痛苦,”他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有些父母在来我这里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无论风险如何,他们都不想冒险。当然,有些父母——尤其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对于该怎么做很矛盾。[419]”在许多案例中,想堕胎的女性却无法堕胎。纽约大学儿科系主任索尔·克鲁格曼在1965年5月美国儿科学会的一场会议上说,纽约大学的疗病性流产委员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妇女患了风疹一两周,却没有注意到,直到发现自己没有来月经时才重视”。他指出,纽约大学的委员会“不批准这种情况下的堕胎”,尽管这名妇女有可能生下受到损伤的婴儿[420]。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产科医生罗伯特·霍尔写道,最初只有“那些坚持己见的医生的妻子”才能够因风疹而获许进行疗病性流产,而且是“在假装患精神病”的情况下才获批的[421]。
随着疫情升级,越来越多的女性获批在医院堕胎。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几乎都比较高。霍尔估计,1965年,每有九名自费患者——较富裕女性——因风疹获批堕胎,只有一名贫困的公费患者能够终止妊娠[422]。
每有一名女性成功堕胎,就有几十名孕妇担心尽管没有发热或出疹,自己的胎儿还是受到了感染。她们努力回忆,依稀记得小时候患过德国麻疹,那么现在就有了免疫力。[423]公共卫生部门让最近怀孕的妇女——通常是家中已经有了几个孩子的母亲——远离孩子,因为孩子最有可能携带风疹病毒[424]。
但是,一个养育着几个孩子的母亲怎么才能做到这点,他们却没有说清楚。
“在疫情爆发的年份,几乎所有孕妇的心里都有悲剧的幽灵出没。”研究风疹的历史学者莱斯利·J.里根写道,“没人觉得自己逃过了疫情,因而心安;或许她只是没有察觉自己得了风疹。”[425]
普洛特金与那些痛苦父母的定期会面几乎持续了1964年全年。有些时候,他乐于给她们的医生写信告知结果。
“十分感谢你来信询问[F]太太的情况,”他在1965年2月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的一位医生,“得知她的孩子完全正常,我很高兴。我也很开心,我对于她有信心继续妊娠也尽了一份力。”[426]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检测结果不确定,令人痛苦。一位怀孕患者的抗体水平在9月11至25日之间升高,但是并不明显。普洛特金在10月中旬写信给她的医生,说抗体水平“无法用于诊断,它反映的可能是近期的感染,也可能是较久远的感染。我怀疑问题在于,我们接诊这名患者时,离她开始出疹已经过去了18天”[427]。
最终,在1964和1965年横扫美国的那场风疹疫情中,估计有1250万人,也就是1/15的美国人感染。这些感染者中,超过
15.9万人出现了关节疼痛或关节炎,尤其是女性。大约2100人患上了死亡率高达20%的脑炎[428]。
6250名孕妇最终流产或死产。估计有5000名女性选择堕胎。还有2100名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
大约2万名婴儿幸存,但是患有先天性风疹综合征。这些婴儿当中,超过8000名双耳失聪,近4000名既失明又失聪,还有1800名有智力障碍。大约6600名婴儿有先天性风疹的其他症状,最常见的是心脏缺陷。通常,患先天性风疹的婴儿有多种缺陷[429]。
这些数据只是估算。它们来自1969年传染疾病中心的一份报告,报告的作者们强调,医生直到1966年才需要向当局上报风疹病例。在那之前,许多但并非所有州会收集数据,自愿传给传染疾病中心。作者们指出,他们的数据不完整,是“初步数据”。他们提醒说,数据的目标读者主要是疾病控制专家,应该“谨慎地解读”。[430]然而,这些数据成了“官方”统计,至今还发布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上以及其他地方。一位从1960年代起与风疹患者深入接触了数十年的资深风疹专家说,这些数据是基于直觉和经验的瞎猜。
1963年末,在开始研制风疹疫苗时,普洛特金决定,他使用的风疹病毒不能为方便而就近从患者咽喉捕获,就像帕克曼在迪克斯堡所做的那样。他推断,使用这种方法时,同样寄生在患者咽喉中的其他“乘客”病毒可能造成污染。相反,像海弗利克在最初尝试培养正常、洁净细胞时所做的那样,普洛特金选择了手头可能最优质的细胞来源,从中分离未受污染的风疹病毒:感染了风疹的胎儿。
1964年1月23日,普洛特金写信给宾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富兰克林·佩恩。
“亲爱的佩恩医生,正如你所知,我们一直在从贵院收集流产胎儿来做组织培养。我们的项目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正在尝试从流产胎儿中分离相关的病毒……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开展这个研究项目。”[431]
普洛特金得到了佩恩的帮助,也得到了其他地区医院妇产科的帮助。但是,最大的帮助来自那场当时正在向美国东部逼近的风疹疫情。
随着疫情扩散,普洛特金开始持续收到流产胎儿。有些胎儿是装在塑料袋里,从地区医院送过来的。有些胎儿则是他自己去取的;他将它们装在实验室的瓶中,带着它们穿过大街,从宾大医院回到研究所。他解剖并切碎胎儿的器官,将组织碎片移入培养瓶中,再将培养瓶放进孵化器,让它们生长,然后测试它们是否含有风疹病毒。测试结果对他很有利:风疹病毒感染了几乎所有的胎儿器官。
如果胎儿的母亲是普洛特金未接触过的患者,我们就不知道相关的医生是否征询过她的同意。如果胎儿的母亲是普洛特金亲自接诊的,并且她是基于普洛特金的咽拭子检测结果而选择堕胎的,普洛特金一定征询过她的同意。在至少一个案例中,普洛特金检测得出的信息对于事关的那位妇女而言肯定十分令人痛苦。
“亲爱的艾森伯格医生,”普洛特金在1964年感恩节前两天给新泽西州切里希尔的一名医生写信道,“上次你来信询问关于[F]太太胎儿的研究,我特此告知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胎儿体内发现风疹病毒……在[F]太太这个病例里,病毒可能没有传染给胎儿。”[432]
在他写信时,普洛特金已经收到并检测了31个风疹胎儿。
他发现有17个胎儿感染了风疹病毒[433]。
在31个胎儿中,第27号胎儿进入了科学史。它来自一名25岁的女性,她在末次月经后8周感染风疹病毒。16天后,她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出疹的症状。对出疹第二天采集的鼻拭子进行风疹化验,结果呈阳性。两周后,第27号胎儿的母亲接受了堕胎。
“胎儿被立即解剖。”普洛特金在那篇向科学界宣告他加入风疹疫苗竞赛的论文中写道,“对几个器官[的碎片]进行培养,成功用肺、皮肤和肾培养出细胞。发现全都……携带风疹病毒。”[434]
第27号胎儿的肾组织培养出的病毒生长得特别好——浸泡过细胞的液体中出现了大量病毒。他把这种病毒命名为RA 27/3。“RA”表示“风疹堕胎”(rubella abortus),“27”表示病毒的来源是他在1964年那场疫情中收到的第27号胎儿,选择“3”是因为肾是他从第27号胎儿采集的第三个器官。普洛特金研制疫苗时使用的就是这种病毒。
就像此前海弗利克那样,普洛特金在玻璃瓶中培养第27号胎儿的肾细胞,将它们浸在培养基中,放到95℉的孵化器里,然后在细胞覆盖第一个瓶子的底部时,将它们分离到两个瓶子里。肾细胞分离四次后,他将充满病毒的液体提取出来,注入含有海弗利克提供的WI—38细胞的新鲜培养基中[435]。
他每隔十天左右就引入一批新鲜的WI—38细胞,总共又进行了三次。从最后那批WI—38细胞培养基中,他采集了含有病毒的全部黄色液体,将它分成若干试样,把一茶匙的量装进有螺旋盖的试管中,在——76℉条件下冷冻。要等好几个月,他才会把疫苗取出来,解冻,准备首次将RA 27/3接种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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