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美关系和战争
本 章讨论美国和中国目前的地位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在不少领域都是竞争对手,两国在这些领域都处于“冲突”或“战争”之中,所以我将研究两国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现状只是老式经典冲突的新版本而已(例如传统技术战中的新技术、传统军事战中的新武器等),所以,我们将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件作为背景,并应用我们从这些案例中总结出的永恒普适原则。 我将研究人们可能会考虑的各种可能性,但不会预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在下一章即本书末尾的“未来”一章中做一些预测。在本章中,除了叙述事实,我还会分享一些观点(也就是我的一些不确定的推测)。
本章主要探讨中美关系,但事实上,宏观投资者和全球决策者进行的博弈就像多维国际象棋,需要每个玩家考虑许多个位置,以及同样在进行这场博弈的一系列关键玩家(即国家)可能的布子,因为每个玩家都有很多考虑(经济、政治、军事考虑等),它们必须权衡这些因素才能把棋下好。目前这场多维棋局中的其他相关博弈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各国都有许多考虑和因素,这些考虑和因素将决定它们的行动。从我的棋局,即全球宏观投资来看,只有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我才能做出明智决定。我知道这很复杂。我也知道,各国决策者所面临的较之我要更为复杂,而且我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不像决策者的那么高。所以我不应该傲慢地认为自己比决策者更了解当前局势,能够提供最佳应对方法。出于这些原因,我将谦逊地分享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保证全部正确。我会极其坦诚地解释自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争斗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美国和中国的现状
在我看来,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历了多个成功周期相互强化的时期。这些成功周期引发了过度行为,导致一些领域出现疲弱。在同样的力量作用下,中国经历了大衰退周期,陷入困境,这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迎来当前相互强化的上行周期。因此,基于所有常见的原因,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在命运和大债务周期的作用下,美国目前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债务水平过高,政府需要快速举借新债,但无法通过硬通货来支付,而不得不进行债务货币化,通过印钞为政府赤字融资。这是长期债务周期后期阶段的典型情况。讽刺但也符合常规的是,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是成功周期导致了过度行为。例如, 正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元才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可以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过度借债。而过度借债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欠债,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钱。其他国家也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它们持有一个重债国的债务,而这个重债国还在快速增加债务,将债务货币化,向债权国支付的实际利率明显低于零。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典型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希望大量积蓄世界储备货币,便大量借钱给美国,而美国需要大量借钱。这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大债权国—大债务国的尴尬关系中,而同时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各种争斗。
命运和财富周期运行机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美国通过激励引导和资源投入取得了巨大进步,获取了巨额财富,最终出现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正在引发冲突,威胁国内秩序,也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大所必需的生产力。 正当美国崛起时,中国面临典型的财政崩溃,债务和资金缺陷、国内冲突以及与外国冲突,致使它进入大周期的财政崩溃。 正是这些极端恶劣的处境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最终建立激励机制,采用市场方式。这些举措使中国取得长足进展,获得大量财富,也造成了令人日益担忧的贫富悬殊。
同样,命运和全球权力周期机制现在已将美国置于不利地位。举个例子,因二战中美军赢得了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只得做出选择,要么“保卫”台湾(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台湾的地理位置,也拼不出它的名字),要么撤退。目前,美国只能二选一:要么捍卫自身地位和现行世界秩序,要么撤退让位。正是由于这种命运和全球权力周期,现在美国在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捍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不划算。
●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尤其关注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周期,并简要回顾了过去1 400年里的中华帝国史,再回到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从宏观角度分析目前局势,找出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详尽研究目前的态势,同时把握大势。近距离观察时,许多事件(如华为、美国制裁香港、领事馆关闭、战舰调动、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政治争斗、社会冲突等)回想起来似乎不大,但现在显得大得多。这些事件每天像雪片般飞来,哪怕解析其中的一件事都需要整章篇幅,所以我不会在此赘述,只是简要讨论主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 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其存在,研究历史案例,了解其实际演变过程,以便思考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妥善的处理方式。
目前,上述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的演变过程时,我们需要考察和试图理解各自的战略目标。 例如,他们是想要加快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加快冲突对美国最有利,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因而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还是想要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若没有战争自己会过得更好)?为避免这些冲突升级失控,对两国决策者都很重要的是,需要搞清哪些“红线”和“绊线”是冲突严重性改变的信号。
现在我们从历史教训及其提供的原则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些战争。
贸易/经济战
就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以从礼貌的纠纷演变成致命的冲突,这取决于双方想走到何种地步。 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尚未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目前有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典型举措,这是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出现的情况(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双方已经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达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这份协议得到了初步执行。我们看到,这场“谈判”是对彼此实力的考验,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战争都将以实力较量的方式展开。大的问题是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较量实力。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有三点经济方面的主要批评。 1. 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主义政策和做法 ,以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通过不公平操作来保护本国产业。
2. 中国为本国产业提供大量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 ,最突出的是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 ,据认为一些窃取行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不在政府直接管控之下。
总的来说,美国对上述情况的回应是,试图改变中国人的做法(如要求中国向美国人开放市场)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中国人关闭美国市场)。美国人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良行为(如窃取知识产权),否则,在公共关系方面就需要付出过高代价。在寻求支持者时,所有决策者都想显得像正义之师的领袖,率军打击做坏事的邪恶敌军。因此,双方都指责对方在做坏事,却不披露自己的类似行为。
● 在平安无事时,很容易保持高尚道德。但当冲突激化时,就更容易为以前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把以前被称为不道德的做法说成是道德的)。 随着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对当下的行为给予理想化的描述(有利于国内公共关系)和为了获取胜利而采取的实用做法之间就会出现分裂。这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希望选民相信“我们是善人,他们是恶人”。这是赢得民众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愿意为此而杀人或牺牲。假如一位务实的领导人说,除了人们加于自身的道德法则外,“战争中没有法律”,“我们必须像对方一样不择手段,不然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自缚其手地傻傻作战”,尽管这是真实情况,但这很难激发民众的热情。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最好的贸易协定,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事态改善的可能性,我们不会看到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条约或关税做出任何改变。 无论其最终采取什么做法,都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大周期命运的应对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命运正在展开过程之中。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两党都认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这也许是两党唯一的共识。多么强硬,以什么方式表现这种强硬,中国将对这种强硬做出何种反应,目前都不清楚。
这场战争将会如何恶化?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 第6章中阐述的二战前夕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对中美关系现状有所启示,因为地理态势和所涉问题是相似的。例如,如果美国切断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术和/或其他必要的进口,那么这将是清晰明显的战争升级信号。同样,中国升级战争的方式是,切断通用汽车(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高于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业务,或者切断美国进口稀土,稀土是生产许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引擎和国防系统所必需的。我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我想明确一点: 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出于这些原因, 两国,尤其是中国,开始进一步转向国内生产和“脱钩”。[1]正如习近平所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2]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获取了这一能力。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应该会看到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技术战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是朝阳产业。 中国的科技业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也变得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 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 比如,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落后。以下数据粗略地反映了这一点: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4倍。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集团)和非企业机构(如政府)的技术发展,而中国这些机构的规模大于美国。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已是全球第七大和第八大科技公司,仅次于美国最大的一些科技股“FAAMG”(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中国目前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领先。例如,中国拥有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一些方面领先。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也有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目前位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美国。可能中国还在秘密开发一些技术,甚至情报最灵通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也不了解。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技术和(受益于这些技术的)决策质量。因为大数据+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计算=卓越决策。 中国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高于美国(而且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还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中国投入这些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在资金投入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正在向中国技术开发者提供几乎上不封顶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从事科技工作的STEM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是美国的8倍。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落后),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大型创新中心,其大多在顶级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美国仍然具有竞争力,但其相对优势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加速提高。请记住,37年前的中国人还对我送给他们的手持计算器惊叹不已,想想看他们37年后会怎样。
为了抵抗这些技术威胁,美国不时做出回应,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在美国经营,削弱中国公司的国际业务,通过制裁阻止中国公司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这可能损害中国公司的生存能力。 美国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因为担心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或者是对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报复。具体原因值得讨论,但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提高。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摧毁对其构成威胁的中国科技公司。有趣的是,虽然美国正在切断获取知识产权的途径,但在不久前,美国在这方面的实力更强,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中国已经开始以同样的做法对待美国,这将带来越来越大的伤害,因为中国知识产权正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
至于窃取技术,虽然这通常被视为一个大威胁[3] ,但不足以解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 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国家违法,那么人们期望看到犯罪行为被依法起诉,借助技术隐藏的间谍设备的证据被公之于众。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证据。中国科技公司受到攻击,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担忧其竞争力不断提升,也许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决策者不会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可能承认美国科技的竞争力在下滑,也不可能公开反对让美国人投入自由竞争,一直以来美国人接受的观念就是,竞争是公正的,也是创造最佳结果的最好途径。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盗窃知识产权就一直存在,而且向来难以防范。如前所述,英国对荷兰、美国对英国都有过这种行为。“偷窃”意味着违法。当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决策者并不总是披露决策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不是暗示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动机不良,我无法做出判断。我只是说,真正的原因可能与官方的陈述不完全一致。长期以来,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存在,政府用其保护本国公司回避外国竞争。华为的技术无疑具有威胁性,因为它在一些方面比美国的技术更好。我们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再比较一下美国同类公司。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不在美国竞争。这与亚马逊和其他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不能在中国自由竞争的原因大致相同。总之, 两国科技正在脱钩,这是中美在更大范围内脱钩的一个方面,这将对5年后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技术战将会如何恶化?
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 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举动是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尤其是因为该公司位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为大陆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并受美国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很多这些技术的进口,而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要小得多。 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地缘政治战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主权问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问题。除此之外是一些具有战略经济重要性的区域,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
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遭受“百年屈辱”和外国“蛮夷”入侵的历史让中国直到今天都有强烈的要求:在本国境内拥有绝对主权,收回被掠夺的中国领土(例如台湾和香港),绝不再虚弱到被外国列强摆布的地步。中国渴望拥有主权和保持独特行事方式(即文化),因此拒绝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些中国人私下表示,中国没有对美国应该如何对待其境内国民指手画脚。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倾向于文化上的传教,即把自己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道德和行为准则强加于人,而且这一倾向从十字军东征之前就已经形成,发展了上千年。
在中国人看来,主权风险和传教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组合,可能使中国无法遵循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取得最大的发展。中国人认为,他们必须拥有主权,并能根据本国的国情,以自己认为的最好方式处理事物,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还表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想在有机会的时候推翻中国政府(即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不能容忍的。[4]这些是最大的生存威胁,我相信中国人会不惜一切来挫败这些威胁,所以美国要想避免一场热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需要保持谨慎。我相信,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中国希望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施加影响,避免热战。
台湾问题可能是最危险的主权问题。 许多中国人认为,当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时,美国一点儿也不像是要促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拥有了对抗美国的实力,才能期待美国在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能明智地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而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和统一。据我了解,中国已经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强军力,但发出“相互保证毁灭”的威慑依然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如果“台海危机”再次出现,那么我会非常担心。 美国会为台湾而出击吗?这一点不能确定。如果美国不出击,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衰落,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及其他地方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些损失。例如在英国的案例中,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越表现出支持台湾的姿态,输掉战争或撤退会造成的耻辱就越大。这令人担忧,因为美国一直在做要支持台湾的大戏,而命运似乎很快就会带来一场直接冲突。如果美国真的出战,那么我相信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战争在美国将是极不受欢迎的,而且美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因此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希望对战争及其破坏性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的发生,就像对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一样。
同时,经过讨论, 我相信中国绝不希望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希望强行控制其他国家(其希望尽其所能保持自己的面貌并影响本地区的国家)。 我知道中国人意识到了一场热战有多可怕,他们担心重蹈一战的覆辙,无意间陷入战争。如果可能选择合作关系,他们就会更希望建立合作关系。我怀疑他们会乐意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但中国人仍然有自己的“红线”(即能够做出妥协的限度,一旦越过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更具挑战性的日子还在前头。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说:“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5]
至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地区至关重要,这主要基于邻近性(它们最关心距离自己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能否获取必需资源(例如,它们最关心能否持续获取重要矿产和关键技术),以及出口市场(相对次要)。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区域首先是中国领土内的区域,其次是与中国接壤的区域(如东海和南海)和处于关键供应通道的地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关键进口品的供应国,再次是能够成为合作伙伴的、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国家。
近年来,中国明显扩大了在这些具有战略重要性国家的活动,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这对地缘政治关系有巨大影响。这些活动具有经济效益,包括对目标国增加投资(例如发放贷款、购买资产、建设道路和体育馆等基础设施),而美国正在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投入。这场经济全球化的波及面极广,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相关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竞争对手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是与美国结盟更好,还是向中国靠拢更好?那些与中美距离最近的国家,最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与世界各地的一些领导人交谈时,我反复听到这样的说法:经济和军事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他们几乎都表示,如果基于经济做出选择,他们就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对他们的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更重要;而如果基于军事支持做出选择,美国就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军事保护。大多数人怀疑美国会这么做,亚太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则质疑,美国能否打赢。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好处很多。就在不久前,美国还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美国只要表达一下意愿,大多数国家就会奉行;那时,与美国竞争的国家只有苏联(事后看来苏联逊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一些非美国经济对手的发展中国家。 过去几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减弱。 在多边组织中的影响力也是如此,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法院。这些组织大多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时由美国建立的。随着美国从这些组织中逐渐退出,这些组织趋弱,而中国目前在其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逐步脱钩,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中国结盟,哪些国家与美国结盟。 除了财力和军事实力,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即如何利用软实力)也将影响这些联盟的组建。风格和价值观会起作用。 这些联盟的未来格局值得关注,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自身实力较弱但组成更强大的联盟击垮。
最值得关注的也许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有趣关系。自1945年世界新秩序开始以来,在中国、苏联/俄罗斯、美国三国中间,一直是其中的两国结盟,以削弱或压倒另一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中国从俄罗斯获得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中国为俄罗斯提供融资)。此外,由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强大,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通过观察这些国家在一些问题(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美国)上是站在美国还是中国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国家联盟的格局。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两国当然还存在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和机遇。比如美国两党在争夺政府控制权,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导人的变动,这将导致政策变化。 这些变化虽然近乎不可预测,但无论谁掌权,都将面临现存的挑战,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周期所呈现出来的挑战。因为所有领导人(以及参与这些演化周期的所有其他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在这些周期的不同阶段上任和卸任,他们(和我们)都会遇到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其他政要在过往周期的相同阶段上任和卸任,因此,研究这些人在类似阶段遇到的情况及其应对方式,并借助逻辑,我们就能大致想象出可能性的范围。
资本战
历史表明,冲突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资金/资本的获取可能被切断。这可能是由于(a)对手的行动和/或(b)自伤其身的有害行为(如负债过多和让货币贬值)导致资本提供者不想提供资本。 在第6章,我回顾了资本战的经典举措。其中一些举措正在被使用,而且可能会以更强力的方式被使用,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这些举措。
资本战的目标是切断敌人的资本,因为没有资金就等于没有实力。
这些情况发生的程度与冲突的严重程度相对应。现在人们所说的和采用的“制裁”分为多种形式,主要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制裁。每个类别下又有许多版本和实施方式。我不会详细探讨各种版本和对象,以免离题太远。
我们需要了解的要点有:
• 美国最大的力量源于它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给予美国巨大的购买力,因为这使美国能(a)为世界印钞并让其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b)控制谁能得到这些货币。
• 美国现在面临着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风险。
美元依然是主导性的世界储备货币,在贸易、全球资本交易和储备方面,美元的使用量远超其他货币。历史和逻辑表明,就像世界最常用语言被取代很慢一样,最常用的储备货币被取代也很慢,原因是一样的:已经采用它的人太多,它已经嵌入体系。各国央行持有的储备货币的现有头寸如下表所示。
基于2019年的数据。
因为美元是世界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的主导货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能够为世界印钞,并对其敌人实施制裁。美国现在拥有一个制裁武器库,这是美国使用最多的武器库。 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 000项制裁。通过这样的力量,美国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资金,并能通过阻止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与敌国打交道,切断敌国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这些制裁绝非完美,也不能面面俱到,但总体上是有效的。
美国正面临失去其在储备货币方面的主导性地位的风险,原因如下。
• 由于各国实行的一系列规定储备货币持有规模的标准,外国人投资组合(如央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规模过大。[6]
• 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货币,因此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量债务货币化,美国债券就可能需求不足,而同时持有这些债券的经济动机缺乏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而实际收益率为负。
• 作为交换媒介或财富储存手段,持有债券在战时的吸引力低于在和平时期,所以如果出现战争倾向,债券(即得到法定货币的承诺)和法定货币将可能相对于其他资产贬值。 目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假如各种战争加剧,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
• 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一个风险,但并非无法管控,因为(截至2021年5月)未偿美国国债有约28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只相当于其4%左右。然而,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能用在它们身上,所以美国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使美元资产的其他持有者认为它们持有美债资产的风险上升了,这将使对这些资产的需求减少。 目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似乎即将成为一个问题。
•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元是在各国之间自由兑换的,所以,假如美国在未来控制美元流动和/或为追求本国利益而实行违反世界利益的货币政策,那将降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目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假如外汇管制成为一种可能性,这就将成为一个问题,而外汇管制是周期下一阶段的典型情况。
• 受美国制裁伤害的国家正在想方设法绕过制裁或削弱美国实施制裁的能力。 例如,目前正遭受美国制裁并很可能在未来受到更多美国制裁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现在都在发展替代性支付体系,并在这方面相互合作。中国央行已经创造了一种数字货币,这将降低中国受到美国制裁的风险。
目前并没有好的货币替代品,原因如下。
• 美元(占央行储备的51%) 的基本面正在走弱,具体情况在第11章有所描述,此处不重复。
• 欧元(20%) 是一种结构薄弱的法定货币,欧元国家规模较小,缺乏协调性,财政薄弱,由一个高度分散的货币联盟勉强维系在一起。因为欧盟在财政、经济和军事上充其量只是一个次等强权,所以购买欧元以及以欧元计价的债务(欧洲央行可以自由发行欧元),并不是一件诱人的事。
• 黄金(12%) 是一种硬通货,人们持有黄金是因为它长久以来表现最好,而且相对于人们持有的其他资产特别是法定货币,是一种有效的分散手段。虽然1971年之前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但现在黄金是一种相对无用的资产,因为并没有大规模的黄金国际贸易和黄金资本交易,黄金也不被用来平衡外部账户。而且以目前的价格计算,黄金市场规模过小,无法在财富中占据很高的份额。从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资产(即信贷资产)转向黄金,只有在抛弃该体系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这将导致黄金价格暴涨。
• 日元(6%) 是一种法定货币,这种货币也并不在国际上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并遭遇许多同美元一样的问题,比如有太多债务,这些债务正在快速增长,并被货币化,因此债务利率没有吸引力。同时,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全球经济大国,而且不是军事强国。
• 英镑(5%) 是一种过时的法定货币,其基本面相对较弱,而英国在衡量一国经济/地缘政治实力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相对较弱。
• 人民币(2%) 是唯一因基本面而被选择为储备货币的法定货币。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占世界贸易、世界资本流动和世界GDP的份额都与美国大致相当。[7]中国已经设法使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和相对于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不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没有发行大量债券并将其货币化。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会使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些购买必须用人民币进行。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是,中国的国内债务相对较多,这些债务需要重组,人民币不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中国的清算系统还不发达,而且中国不允许人民币自由流入和流出。
所以目前并没有可以和美元竞争的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 ●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事情将会变化。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一场资本战,那么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没有为削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而对其展开攻击,而且/或者中国没有伤害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做出会降低市场吸引力的政策转变),那么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可能会快速发展,与美国市场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要由美国决策者来决定,即他们是打算通过变得更加强势来打断这一演化路径,还是将接受这场演化。后者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 中国伤害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的能力较弱,中国最好的举措是增强人民币。
如在对历史周期的研究中所阐释的,战争通常会随着周期的发展而强化。随着周期的发展,比较历史案例与当代的类似案例(如比较二战前美国和日本采取的行动与现在美国和中国采取的行动),应当是有所帮助的。
军事战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有机会和军事专家交谈,进行一些相关研究,我在此分享我所得到的。同意与否,请自行判断。
● 无法想象下一场大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有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具破坏性。 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以来,各国一直在秘密研制大量的武器,在各种战争形式中打击对手的创造力和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都在以往战争中体现了出来。战争的种类比人们想象的更多,而且在每一种战争中,武器系统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核战争固然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也听说生物战、网络战、化学战、太空战及其他战争同样可怕。许多战争形式还未经测试,因此它们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确知的是, 整体而言,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考验对方的极限。目前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比美国强大,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战败,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更强大,因而可能会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中“获胜”。 但更大规模的战争太过复杂,因而难以想象,因为有大量未知因素,包括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行动,以及存在着哪些秘密军事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的唯一共识是,这样一场战争将会超乎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快的速度显著提高。如果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速度在未来继续超过美国,那么未来的提高速度将会更快。 一些人预测,中国可能在5~10年内取得广泛的军事优势。对此我不能确定。 就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而言,台海、东海、南海和朝鲜是最热门的地区,印度和越南次之 (原因此处不赘述)。
假如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热战,它将包括之前提到的所有类型的战争,以及更多类型的战争,以最激烈的方式展开,因为在生死之战中,双方都将倾尽全力,自古以来其他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也会远多于二战;由于战争科技的进步,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远多于一战。
代理人战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关注,因为代理人战争能非常有效地削弱一个世界领先大国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就战争的时机而言,我牢记着这样的原则: ● 当国家出现严重的内部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合适时机。 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因持续的内战而分裂和疲惫时,日本采取了入侵中国的行动。
● 历史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软弱的情况,同时又存在大规模内部冲突时,敌人发动进攻的风险就应该被视为有所提高。 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如果战争发生的话,那么较晚发生有利于中国(5~10年后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强大和自给自足),而较早发生则有利于美国。
下文补充讲述两种类型的战争:文化战以及自我交战的战争。文化战将影响双方会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包括双方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东西。自我交战的战争将决定我们的效率,并且会在一些重要方面影响我们的实力强弱,这些方面我们在第1章中探讨过。
文化战
●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最重视什么,他们对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看法,决定了在应对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冲突时,他们彼此将如何对待。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战斗,为之牺牲,所以我们要想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分歧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和社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决策,奉行高标准的文明举止,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机会和回报的广泛分配。相反,美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国家,要求高水平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赞赏革命性的思考和行为,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质量而尊敬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每个国家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泾渭分明,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持有的很多信念来说通常并不是很重要,也不是所有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这些差异,正因如此,很多美国人在中国过得很舒服,反之亦然。而且这些差异并不普遍。例如,新加坡的华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中国人,拥有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体系。但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所有事情,在发生巨大冲突的时期,这些差异是决定性差异,决定了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理解和体谅对方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觉得最好的事。
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它们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实践(例如,两国类似的经济自由带来了类似的愿望、产品和结果)使两国环境和民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似,但两国做法上的差异依然显著。这些差异反映在各自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方式上,以及两国人民的互动方式上,特别是从领导人到决策者的层面上。 这些文化差异有些很小,有些则很重要,以至很多人愿意为之战斗牺牲。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国规定未成年人能玩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每天能玩多少个小时的游戏,而美国并不管这些事,因为这被认为是由父母个人决定的。两种做法的好坏也许见仁见智。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人较易接受政府确定的方向,美国的文化则使美国人愿意就要做什么与政府展开对抗。同样,因为文化倾向不同,所以当被告知面对新冠病毒必须戴口罩时,美国人和中国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中国人听从指导而美国人不听从,又会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包括发病人数、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受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对待问题的差异影响,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很多东西会做出不同反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最终使得两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有很多不同。
尽管这些对待问题的不同文化思路各有利弊,在此我不深入探讨,但我想表达的是, 美国和中国的决定性文化差异都是根深蒂固的。 鉴于中国出色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背后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国人不会放弃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一样,中国人也不会放弃中国的。试图迫使中国人及其制度变得更像美国,在他们看来将意味着放弃最根本的信念,而为了保护这些信念,他们不惜战斗至死。为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就像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样,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我们应当接受这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方面,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有才能、明智的领导人挑选领导人,比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让大众挑选领导人要好。很多中国人认为,大众会一时兴起地选择领导人,不是根据自身利益,而是根据候选人为了赢得支持会给他们什么来做决定。同时,中国人认为,就像柏拉图认为的和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在情况非常差的时期,随着人们围绕不同的政策方向展开争斗,而不是支持坚强能干的领导人,民主国家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人还认为,他们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跨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任期,只占沿长期发展弧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8]中国人认为,集体利益至上,也对国家最好。中国的治理制度更类似于大公司的典型治理制度,尤其是跨代公司,所以他们不明白,美国人及其他西方人为什么难以顺着这个思路理解中国制度的合理性,难以和他们一样看到民主决策程序面临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想探讨这些决策体系的相对优越性。 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理由,并想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对方的视角看问题。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明白我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是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有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还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他们认为的不可妥协的东西争斗到底?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国存在历史差异,以及历史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经济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经典左派的观点是支持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穷人、支持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经典右派的观点是支持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支持系统中的获胜者、支持极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而且所有社会里都存在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派或者右派都是不对的。美国人的偏好在其短得多的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历史更长,我们就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历史更长的欧洲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革命性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不断演化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在两个国家发生,所以可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当涉及经济体系时,似乎并没有太多植根于深层文化偏好的明显区别。与经济体系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而美国人强烈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哪一种做法最有效并将最终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讨论,希望是不带偏见的讨论,但我将指出,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 ● 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挑战——在这个人类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愿意为拥有和表达观点(包括政治观点)的权利战斗牺牲。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对权威的尊重,这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个人及其所属组织的相对权力、让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的行为所负的责任。
这样一次文化冲突发生在2019年10月,当时的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达对香港暴徒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这条推文,并解释说,他的观点不代表休斯敦火箭队的观点,也不代表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观点。接着,莫雷受到了中美双方的批评:美国媒体、政治家和民众批评他不挺身捍卫言论自由;中方则停播比赛,将相关产品下架。
这次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是,美国人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不能因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而中国人却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必须得到惩罚,个人所属的组织应当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对人和人如何相处,中国和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差异,所以以后还会发生比这严重得多的事,造成更严重的冲突。其中一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但一些最重要的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需要认识和接受的要点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非对方所希望的。 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可能彼此不喜欢对方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那么对此应当怎么办?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互斗,将各自的意愿强加给对方,还是他们同意不干涉彼此的行为?在我看来,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去做他们坚信不好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不合适的、几乎不可能的。 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中国对美国施压的能力,将取决于两国的相对实力。
虽然我只是探讨了中美战争问题,分享了我所知道的东西,这只是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战争比一对一的冲突复杂得多。这些战争就像多维象棋,因为其涉及许多方面,牵涉许多国家。例如,当我考虑中美关系时,我必须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考虑在许多重要层面上的多边关系,例如与亚洲、欧洲和中东所有重要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等等。换言之,为了思考中美关系,我必须思考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为此我又必须思考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关系,再加上其他类似的关系。没有一台好的计算机和大量数据的帮助,就不可能跟踪更不可能理解事态的发展状况。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且坦率地说,当我和世界领导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对这盘多维棋局中其他人的真实想法知之甚少,这让我震惊。
爆发不必要战争的风险
如我在第6章中解释的,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 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斗,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尽管美国为台湾地区而战似乎是不符合逻辑的,但如果中国统一台湾地区而美国不插手的话,这就会被视为美国地位以及对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巨大损失。此外,这样的失败会使领导人在本国民众眼里显得软弱,从而使其失去继续掌权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当冲突迅速发生时,误解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都会引发强烈的动力,致使战争不断升级,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在美国和中国都占据了上风,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例如,在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创纪录的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3%的人认为美国应当让中国改善人权,50%的人认为美国应当让中国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负责”。尽管我手边并没有反映中国人对美态度的民调数字,但许多人告诉我,中国人对美态度在恶化。也许不久之后,这些人就会要求将冲突升级。
最终,对两国领导人和民众来说,明智之举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制度和能力的竞争之中。 两国都不可避免地会实行它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体制,美国在实力方面略微领先,但其实力在缩减,而且美国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尽管历史表明,人数多寡很重要,但其他因素(例如第2章中列出的18个决定因素)更为重要,所以即使是人口少的帝国,如果治国有方,那么也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强大,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
自我交战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由于决定各国强弱的因素很明确,以及这些优势和劣势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各国的现状。我在第1章和第2章中陈述了这些因素,并用18项指标来衡量它们。这里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章《未来》里,我将展示大多数国家的指标,并探讨其中的主要指标,以预测未来。
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打造伟大帝国所需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能为成功提供必需要素, 这包括……
……强大的教育。 我这里说的强大的教育不仅指教导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性格坚强、有礼貌、强烈的职业道德, 这通常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这能带来公民素质的上升,反映为如下因素……
……腐败少,高度尊重规则,如法治。 ……人们能融洽合作,对如何相处有共识,并团结在这一共识之下, 也很重要。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性格、文明行为素质并融洽合作时,就会出现……
……良好的资源分配制度, 以下因素能显著完善这一制度……
……开放接纳全球最好的思想, 这是让一个国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这将让它获得……
……全球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 这能带来高于开支的收入,这将让它获得……
……强有力的收入增长, 这将让它获得……
……更多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研发。 这将让它获得……
……快速提高的生产力 (每小时经济产出的价值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将使财富增多,生产能力增强。在一国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后,它将能大量发明……
……新技术。 新技术既有商业价值也有军事价值。随着该国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它自然会获得……
……世界贸易中显著且不断上升的份额。 这要求它拥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 以保护本国贸易路线,并影响对其重要的域外国家。在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它发展出……
……被广泛使用的坚挺货币、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 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其货币 自然被当作首选的全球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被广泛使用,从而 成为储备货币 ,因此开始建立……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吸引和分配资本,在全球扩展贸易。
凡是利于这些因素提升的东西都是好的,相反则是不好的。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国家的国民扪心自问,他们共同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这些指标上升。我还希望他们能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 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不同族裔群体等)之间的斗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国家的处境,如果发现处境不佳,那么做出改变,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当年丘吉尔对英国人说的:“努力赢取胜利!”
[1] 尽管形势需要脱钩,但脱钩将很困难,并将导致效率显著降低。中国为增强自给自足能力而实施的主要计划是“双循环”。一位见识广博的人士将“双循环”描述为一种分割式的脱钩,而不是全面脱钩,在我看来这是有道理的。
[2]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3] 在2019年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的一项调查中,1/5的北美公司声称其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窃取。
[4] 人们普遍认为,“政权更迭”是美国管控世界秩序的常用手段。
[5] 这一陈述是在谈及台湾统一问题时做出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9年1月1日第1版。
[6] 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比例很大,这与以下因素有关:(a)国际投资者为平衡其投资而持有的资产配置百分比,(b)为满足贸易和资本流动融资需求而持有的储备货币的适当规模,(c)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现在比例过大,有两点原因: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意味着人们高估美元的安全性;美元借款规模过大。现在大多数负责不同市场资产持有比例的决策者不倾向于配合更多的待售美国债券来提高持有比例,事实上,他们正在考虑减少所持美国国债的比例。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那么美联储将需要加大购买力度。
[7] 该数据经购买力平价调整。
[8] 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选择的代表自己的领导人,以及由此反映的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认知,似乎在不断发生随意的变化,这导致美国的政策和发展方向缺乏连续性,应对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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