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
中美之间情绪如此高涨,以至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发表这一章。他们说,我们处在某种形式的战争之中,你写任何赞美中国的东西都会疏远美国读者,而对中国的批评则会激怒中国人,而且媒体曲解你说的一切,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也许会这样,但我不能闭口不言,因为中美关系太重要了,任何像我这样熟悉两国的人都不能不提及此事。不就此诚实地发言将有损我的自尊。
我不害怕批评,而是欢迎批评。我在这里分享的只是我学习过程中最新的一页。我的学习过程是,通过直接经验和研究来学习,把学到的东西写下来,再给聪明的人审阅和批评,以对其进行“压力测试”,探讨我们的分歧,以进一步完善它,如此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离开人世。尽管这份研究反映了我近40年来以这种方式研究中国的成果,但它仍是不完整的,其对错之处还有待确证。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这份成果供你使用或者批评。
本章集中探讨中国和中国历史,下一章的主题是中美关系。 我希望在本章提供对以下问题的更好的理解:中国人从何而来?在中国历史经验的观照下,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和他们自己?尽管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运行方式的专家,但我相信,我与中国直接打交道的许多经验、我的历史与经济研究以及美国与全球视角,让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独特的认识。在阅读之后,你可以自行判断本章内容的正确与否。
我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人先天固有的期望,即家庭和社会之间应当如何相处;领导者应如何领导,追随者应如何追随。它们是经过中国几千年许多统治王朝的兴衰、儒家哲学以及其他信仰的发展而形成的。我反复看到这些典型的中国价值观和操作方式的体现 ,例如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和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经济和领导力方面的做法。他们都将儒家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中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过去几年里,作为我研究大国及其货币兴衰的一部分,我还研究了中国历史,以帮助我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深受历史影响的中国决策者的想法。我研究的起始点是600年,唐朝建立前夕。[1]尽管对直接接触的人和事物,我对自己的印象有相当大的把握,但对我没有直接接触过的人和事物,我当然就没有这么大的把握了。我对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看法,是基于收集的事实、从对话和书本中收集的专家想法,以及推测。我能说的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研究团队的努力,以及我与世界上一些最博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实践者的广泛沟通,我对我的结论有高度的信心。
自我1984年首次去中国以来,我结识了许多中国人,从底层百姓到高层领导,与他们亲密接触。正如我直接经历了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一样,我也直接经历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我相信,我对中国和美国的视角都有很好的体察。我呼吁,假如你没有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你就应该破除你可能有的任何关于旧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成见,也别管那些有偏见的人常向你描述的那类图景,因为那都是错的。我建议你把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与曾和中国人共事过很长时间的人交流。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广泛的媒体扭曲以及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诚,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不同观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可怕病症。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我不会依据是否符合美国、中国或我个人的信念,就在一个问题上选边站队。我很务实,像医生一样对待问题,依赖逻辑和因果关系,并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在分享我的认识时,我只恳求你保持耐心和头脑开放。
在本书开头探讨18个决定因素时,我列出了我认为对一个国家的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其中,我强调8种实力指标:教育、竞争力、创新/技术、贸易、经济产出、军事、金融中心地位和储备货币地位。我通过这些因素判断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我还试图像中国人一样,通过中国人的视角理解中国的情况。
我们重温一下上页这张图,它显示了世界领先国家的相对地位,衡量指标是8种不同的实力。 在考察1500年以来各大国的兴衰时,我逐一考察了这些指标。现在,我将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中国,简要介绍其悠久的历史,同时以更细致的方式深入介绍其亮点。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崛起,下图显示了从1800年到现在中国实力的8项指标。
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周期是从崛起开始,然后进入漫长的衰落,但中国过去200年的周期是在漫长的衰落之后出现快速崛起。虽然顺序是相反的,但周期的驱动力是一样的。8种实力指标中有7种在1940—1950年跌至最低点。在那之后,大多数指标,尤其是经济竞争力、教育和军事实力,逐渐提高,直到198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贸易开始腾飞。那是在邓小平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这并不是巧合。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到2008年左右,债务增长与十分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换言之,经济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取得了极快的改善。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大规模实施一揽子计划以刺激经济,因此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2012年起,中国政府大幅改善了中国的债务和经济管理,延续创新与技术的发展,加强了教育和军事,并与美国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竞争。 现在,中国在贸易、经济产出、创新与技术方面和美国不相上下,都是领先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大且迅速崛起的军事和教育大国。中国是金融领域的新兴大国,但在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地位上落后。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详细探讨这一切,但为了理解中国的现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中国漫长的历史。
简要介绍中国的漫长历史
任何想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人,都需要了解基本的中国历史,其间反复出现的许多规律,以及中国决策者通过研究这些规律所获得的永恒普适的原则。即使对中国历史形成基本了解也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中国历史绵延约5 000年,浩如烟海,相当复杂,激发了很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解读,所以我确信正确认识没有单一的来源,更确信我不是这来源。但其中仍然有很多有识之士都赞同的东西,而且很多中外学者和实践者与我分享了宝贵的见解。努力汇总这些认识,对我而言是很有价值也很引人入胜的工作。尽管我不能保证我的看法是最好的,但我能保证,我与世界上一些最有见地的人深入交流过这些看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朝,夏朝持续约400年,被认为给亚洲带来了青铜时代。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年—前479年,他的哲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直到今天。秦朝在公元前221年左右统一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的大部分地理区域,随后是统治了中国400多年的汉朝,汉朝开创了至今仍在使用的治理体系。唐朝在618年兴起。
下图把各大国图中相同的总体实力衡量指标应用于中国,覆盖了600年至今1 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只有在大约1840—1950年是显著的例外,当时中国陷入急剧衰落。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再次崛起,起初缓慢,后来很迅速。现在中国仅次于美国,并有望超越美国。
在这段时间里统治中国的大多数朝代文化昌盛,国力强大。(我只在图中列出最突出的朝代,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但要详尽地讲述这些故事,这一章的篇幅远远不够。
• 唐朝(618—907年)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帝制中国的鼎盛时期。 唐朝是在长期分裂和内战之后建立的,战争的结局是历时短暂的隋朝重新统一中国,隋朝之后就是唐朝。建立唐朝的是父子两代强人领袖,其中儿子、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尤其著名。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而且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体系,制定了高效的政策,带来了高质量的教育、卓越的技术发展、国际贸易和多样化的思想。唐太宗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型领袖,他巩固了政权,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并实现了良好过渡,使这个王朝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仍然强大。唐朝的大繁荣持续了约150年,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唐朝控制了中亚宝贵的贸易路线。但到8世纪末,唐朝由于常见原因走向衰落:治理质量下降,经济和价值观差距造成的分裂导致中央政府衰弱腐败(加上内部冲突因素导致了一系列起义),财务状况恶化,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
• 接着是北宋和南宋(960—1279年),在此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经济体。 唐朝的衰落导致了10世纪的内战和分裂。在这场冲突中,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宋太祖是一个典型的强力革命型领袖,他需要并且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作为军事领袖,他成功掌握了皇权,然后实施了广泛的改革:(a)将之前争夺权力的不同派系团结在一起;(b)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军事和文官管理体系;(c)扩大了教育,增强了治理质量(特别是通过改革科举制度)。在宋太祖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在教育和任人唯贤方面的这些投资,使宋朝走上了一条典型的良好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科学技术进步。[2]但在几代人之后,1100年左右,宋朝因领导乏力、财政问题和其他常见原因而衰落,因此在外部力量面前变得不堪一击。12—13世纪,宋朝首先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然后在被称为南宋的复苏时期之后,被蒙古领袖忽必烈征服。
• 忽必烈建立了历时相对短暂的元朝(1271—1368年)。 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忽必烈治国有方,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王朝创始人:他鼓励教育,统一国家,相对于其他许多蒙古领导人,他以任人唯贤和开放的治理风格脱颖而出。在忽必烈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在长期冲突后得到加强。同时,元朝发动了代价高昂的征服战争。忽必烈统治后期,腐败加剧,因未能制定一个稳定的继承制度,他死后频繁爆发内战和危机。这样的腐败和不稳定助长了起义,导致不到100年后元朝灭亡。
• 明朝(1368—1644年)统治时期帝国大体上繁荣和平。明朝由洪武皇帝建立,他出身贫寒,后来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将领,攻占北京,推翻了蒙古统治者。他在长达14年、导致约3万人被处决的清除异己行动中巩固了权力。 在成功反抗不受欢迎的元朝后,明朝早期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唯才是举的社会,有良好的教育和文明的行为,促进了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扩大了与欧洲的贸易(因为中国商品质量极佳),这带来了大量白银,并将国家的精力从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向了工业。然而,明朝未能很好地管理货币和财政政策,未能维持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未能充分应对一系列危机,使中国暴露于危机之中,不堪一击。雪上加霜的是,小冰期导致了农业灾难和饥荒。最终,战争、饥荒、生态灾难,加上僵化无能的政府,造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导致持续近300年的明朝在1644年灭亡。
• 清朝(1616—1911年)是邻近的满族利用明朝的不稳定和起义挑战明朝后夺取政权的。 起义的高潮是起义者攻占北京,明朝末代皇帝自杀。 然后在清朝统治时期,周期又开始了。中国实现了其最大的领土扩张,统治着全世界逾1/3的人口,而三位长久在位的皇帝实行的改革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3]接着欧洲列强到来了。在本书前文中,我们看到欧洲列强在探险时代如何利用其军事力量,与拥有丰富资源但军事实力较弱的外国人进行贸易,并剥削对方。这就是19世纪初发生的事情,中国所说的“百年屈辱”由此开始。欧洲人提出要进行贸易,但中国人不想要他们提供的任何东西。这导致英国人把鸦片带进中国,让中国人上瘾,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贸易。随后在19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战争(最著名的是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的衰落。中国想阻止自身衰落,但失败了,出现了大规模的内部冲突和起义(最著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冲突和起义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灭亡。
这段历史提供的教训至今依然得到当今中国领导人的重视,而且让我很入迷,特别是在历史模式的背景中。
典型的王朝循环是如何发生的
典型的中国主要王朝像典型的帝国一样,持续时间约为250年,可能多150年或少150年,大体上遵循着相同的兴衰模式。[4]读者可以看到第5章中描述的内部秩序周期反复上演。周期的过程如下: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接下来……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如果行之有效,就会……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进而出现……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从而导致……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之后……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 然后再回到……
• ……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整个周期循环往复。
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这个周期。 典型的周期始于强有力的领导人掌控大局,实施建立一个大国所需的改进。 和大多数其他帝国一样,最初的争夺控制权战争胜利之后, 接下来争取大多数人团结一致通常是很难的 (常常是通过冲突来建立领导权力)。这之后通常是一段和平时期,因为没有实体想要挑战主导力量(第一阶段)。
接着新统治者把精力转向建立帝国。要想成功,帝国 国民需要聪明而有决心,并能相互合作。它还需要 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实现这些要素需要建立一些系统来培养出具有 良好教育和自律能力 的人。 要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最重要的职位,就需要进行唯才是举的选拔。在中国的各个朝代,科举经常起到这个作用,新朝代实施教育改革的情况也很普遍。 这还需要 一个有效的资源分配系统 (第二阶段)。
在和平与崛起时期,帝国通常在经济上运转良好,财政状况得到改善。虽然由于前帝国的债务已经被清除,帝国建立时通常财政资源有限、债务水平较低,但在有些情况下,它拥有一些资产,这些资产是在赢得前一场战争后获得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关键的变量是土地所有权分配和土地税——通常新王朝的建立会削弱或推翻前朝的“腐败精英”,极大地改善国家可获得的资源。有了这些资源,王朝就得以获利并扩张。王朝建立相互强化的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例如,拥有强大的技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助于王朝,因为技术可以用于经济和军事,强大的军事能保护国家的商业利益(如保护贸易路线),这也能增强王朝的经济实力。在王朝鼎盛时期,朝廷运转良好,资源和人力得到有效利用,先前的投资产生新的收益。王朝经济强大,自给自足,百姓安居乐业,在学术、艺术、贸易、建筑和伟大文明的其他要素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第三阶段)。
帝国衰落的原因通常是让帝国强大的力量减弱,敌对力量出现。领导力削弱,经常导致腐败,而且/或者允许其他人腐败。[5]此外,王朝通常会过度扩张,并经常负债累累,这会导致债务问题,通常是通过大量印钞来解决,而这又会导致货币贬值。王朝的民众也变得如同一盘散沙,失去团结一致的目标和良好合作的能力。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生产力削弱和政治冲突。某种形式的自然灾害,往往是干旱或洪水,也会增加王朝面临的问题。同一段时间里这些事件发生得越多,王朝灭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朝的衰落本身伴随着起义的升级和之后的血腥内战(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最终一个强有力的新领导人出现,赢得冲突,建立一个新王朝,开始另一轮周期(又回到第一阶段)。
不同王朝的衰落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国家的衰落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主题。 1. 在王朝发展过程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财政问题是衰落的关键驱动因素。 通常王朝初创时,随着旧王朝精英的集中财产被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持有更为平等,这有助于防止社会冲突和改善财政状况(因为与广泛存在的小地主相比,精英往往更有能力避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集中于越来越少的家庭,这些家庭可以避税(通过贿赂、利用官方影响力和寻找其他方法来隐匿财富以躲避税收),这又使他们能进一步积累财富。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冲突的产生,同时国家税基的削弱使国家变弱,更容易受到危机冲击。
2. 货币问题是帝国衰落的常见原因。 在宋朝、元朝和明朝,政府努力维持充足的金属货币供应,并诉诸印钞,特别是在战争和天灾人祸时期。征税方面的问题使政府更有动力印钞。这导致高通胀或恶性通胀,使情况变得更糟。
3. 治理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往往在每个朝代的早期上升,然后在朝代发展过程中下降。 在宋朝、明朝和清朝后期,多年的公共工程投资不足,使中国易受饥荒和洪水的影响。虽然很难对几十个皇帝进行概括,但具有远见卓识的王朝开创者(如拥抱科技的宋朝和元朝开创者)之后的统治者通常更僵化和保守(如清朝统治者),过于关注帝国财富和奢侈品(如北宋的末代统治者)和/或不怎么支持对外贸易(如明朝统治者)。
4. 内部冲突通常源于经济差异和经济不景气(最典型的诱因是农业问题、高债务、管理不善和自然灾害,有时是与外部力量的冲突)。 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造成巨大破坏力的气候突变往往伴随着王朝的灭亡。典型的下行螺旋是:(1)技术和投资(包括新项目和维护)不足,使基础设施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2)发生灾害(在中国通常是干旱和主要河流的洪水),破坏作物产量,在某些情况下会摧毁社会,因为作物产量下降会导致食物短缺甚至饥荒;
(3)灾难引发国内民众起义。这一过程在宋、元、明、清朝的衰落中起了重要作用。
5. 糟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最严重的起义 ,起义原因是百姓反抗精英的过度行为(如宋朝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和清朝的白莲教起义)。与此相反,大多数人的良好境况带来的国内稳定是较为繁荣时期的一个关键特征。
6. 由于孤立以及强调士胜于农工商和军事实力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这导致中国被更强大的“野蛮人”打败,或者落后于对方,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列强。 中国的自然地理和地质也对朝代的兴衰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地形多变,气候多样。例如,北方地势平坦,更冷、更干燥,而南方多山,更温暖、更潮湿,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作物产量往往不一致。尽管如此,由于多样化和各区域的协调,统一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然而,这些条件加上清洁水、农田和沿海海洋渔业的短缺,使中国在历史上很容易出现粮食短缺。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经常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甚至在今天也进口大量粮食。 中国还缺乏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 ,如石油、一些矿产和一些食品。 中国还有空气污染,给民众健康和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尽管中国正在迅速改善这些条件。
这些事件促使 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吸取教训,并针对这些 不断发生或导致不可接受后果的 自然和政治灾难建立防范措施。 换言之,这些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教训,相信我,所有这些教训都在影响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无论他们是在做长远规划,还是在处理手头的事务。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看看典型的大周期模式可以追溯到多么久远的历史,因为中国历史既悠久又有大量的文献记载。我还很有兴趣看看,17—19世纪,东方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交流变得更密切时发生了什么,以及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和西方的大周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我研究了这么多国家的历史,最重要的收获也许是看到因果关系的大模式的能力。将我的视角转向长期,感觉就像在谷歌地图里缩小视野一样,因为这让我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轮廓,以及相同的故事如何由于基本相同的原因重复上演。我也明白自己需要了解如此浩瀚的历史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那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后者更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只有300年或400年(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开始于欧洲人的殖民),他们不是很有兴趣从中吸取教训。
不管他们是否感兴趣,300年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是很久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太短了。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会发生颠覆美国体制的革命或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革命与战争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并研究了革命与战争之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模式。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
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我还发现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有哲学意识(他们确实在读哲学)。例如,我曾与一位中国决策者会面,那时他刚会见过特朗普总统,并忧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他解释了他在会见之前如何准备,我觉得这种态度可能与特朗普总统持有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很有才能,睿智、谦逊、平易近人。他解释说,在会见特朗普之前,他担忧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牙还牙的冲突升级会变得失控,导致战争。他回顾历史,认为战争具有很大的伤害性,而如果此时再发生一场战争,将会比上一场战争伤害更大。他阅读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通过阅读他意识到,只需尽力而为,让结果顺其自然。我跟他讲了“宁静祷文”[6]的力量。我回家后再次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发现不好读。我当时很钦佩他,很重视他的观点,现在依然如此。
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分享一位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风险的看法。我与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中国民众进行过许多交流,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借这个例子,我想帮助读者通过我的视角了解他们,并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待问题。
中国历史和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法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比美国历史及其犹太教—基督教—欧洲哲学根源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要大得多。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毛泽东把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通读数遍,这部编年史有20卷,记录了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960年这约1 400年、共约16个朝代的中国历史,他还通读了几遍篇幅更长的《二十四史》,以及许多其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和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他还以哲学的方式写作和言说,写诗,研习书法。如果你对毛泽东的想法感兴趣,或者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思维方式感兴趣,我建议你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当然还有“红宝书”,那是一本涉及许多主题的语录。[7]
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
中国的第一阶段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生的,当时革命发生,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力和机构得到巩固。第二阶段是在不威胁世界领头大国(即美国)的前提下,积累财富、力量和凝聚力,这是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到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下发生的。第三阶段是要继续巩固这些成就,推动中国前进,以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在习近平及其继任者领导下发生。 最终目标是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左右,并让经济增长的好处得到广泛分享。[8]近期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规定在近期规划里,例如《中国制造2025》[9]、习近平制定的新的“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常规的五年规划。[10]
中国领导人不仅努力实施规划,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来评估规划的表现,而且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 我不是说这个过程是完美的,因为它确实不完美;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导致分歧的政治及其他挑战,包括就政策选择展开一些激烈的争论,因为他们有分歧。我说的是,中国人拥有更长远的、基于历史的视角和规划视野,并把这落实到短期规划和操作方式中去,通过这一方式,他们极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巧合的是,我自己探寻历史规律和处理战术决策的做法,对我看待事物和做事情的方式有类似的影响,例如,在我现在看来,过去500年是较近的历史,而看待问题时最合适的时间跨度似乎应是100多年,通过这样的视角所观察到的规律很有效地帮助我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并让我知道应怎么准备才能应对未来几周、几个月、几年里的挑战。
中国的教训及其运行方式
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延伸。关于事物如何运转,如何最有效地应对现实,人们应该如何相处,政治决策应该如何做出,经济体系应该如何运转,这些都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得以阐明。西方世界的主导哲学是犹太教—基督教、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个人通常从这些哲学中选择,形成适合于自己的组合。中国的主导哲学曾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在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加入这个系列。皇帝通常以自己的喜好做选择,将其付诸实施,并不断学习和适应。如果皇帝选的组合行之有效,王朝就会延续和昌盛(用他们的话说这是得了“天命”),否则王朝就会崩溃,被另一个王朝取代。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这一过程就开始了,而且只要有人必须决定如何集体做事情,这一过程就会延续。
虽然我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就充分介绍这些哲学,但我试着介绍一下:
• 儒家寻求实现和谐,确保人们知道在等级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好这些角色 ,从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等)开始,扩展到统治者和臣民。每个人都尊重和服从上级,上级既仁慈,同时又规定严格的行为标准。期待所有人都善良、诚实、公正。儒家强调和谐、广泛的教育和任人唯贤。
• 法家主张由专制领导人快速征服和统一“天下”。 法家认为世界是一个无情厮杀、你死我活的丛林,人们必须严格服从皇帝的中央政府,政府不必对民众太过仁慈。
• 道家认为,与自然规律和谐相处最为重要。 道家认为自然是由对立(即阴阳)组成的,和谐来自妥善地平衡对立。
在20世纪早期毛泽东及其继任者崇尚马克思主义之前,儒家和宋明理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通常会加入一些法家思想。在探讨20世纪时,我将简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古代中国的制度都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不同文化的探索研究者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核心差异是,美国人最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人则最看重家庭和集体。 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他解释说,中文中“国家”这个词包含两个字——国和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因此,中国人更加谦逊、尊重他人、循规蹈矩,而美国人则更加傲慢、平等、厌恶规则。我注意到中国人对提问和学习更感兴趣,而美国人对畅谈他们的想法更感兴趣。
至于治理结构(即在中央政府的等级制中谁向谁汇报,以及如何延伸下达到与区域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之中),这种方式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经历了许多朝代,变得非常成熟,对此我不予赘述,否则会太偏离主题。
与其他曾征服和占领他国的大国不同,中国占领遥远国家的情况相对少见。 中国基本是一个大平原,周围是广阔的自然边界(山脉和海洋),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平原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在这些边界之内,它所经历的大多数战争是为了争夺对中国内部的控制,主要是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不过有时是外来入侵者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 传统的中国军事哲学认为,赢得战争的理想方式不是打仗,而是悄悄发展自己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 它还主张广泛运用心理战来影响对手的行为。[11] 不过,历朝历代中国内部也发生过许多暴力战争。中国在境外的为数不多的战争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相对实力和打开贸易机会。
学者认为,中国不愿意在国外扩张的原因是,中国疆域已经很大,控制起来很费力;中国人更愿意保持文化的纯洁性,而这最好是通过孤立来实现。 传统上在与其他帝国打交道时,中国人更喜欢运用类似于之前提到的哲学所主张的方式,即双方知道自己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行动。 如果中国更强(通常是这样),较弱的国家就会向中国纳贡,包括送礼和给予其他好处,作为回报,它们通常会获得对和平的保证、对它们权威的认可以及贸易机会。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通常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中国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运行。[12]
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史
就中国的货币、信贷和经济而言,相关历史十分悠久和复杂。尽管如此,中国经历过我在前面讨论货币和信贷大周期时描述过的各种货币/信贷/经济体系和周期。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货币是金属货币(在国内主要是铜币,也有一些银币),这种情况在北宋发明纸币后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中期人民币的出现。国际上使用的主要货币是白银,不过有时也使用黄金。
了解这些不同体系对中国尤为重要,这些体系频繁转换,在不同时期促成繁荣或毁灭取决于管理者如何管理体系。中国经历过几个周期:(1)从硬通货过渡到以硬通货为后盾的纸币(从第一类过渡到第二类);
(2)对货币的信任不断提升,直到没有后盾的纸币流通(从第二类过渡到第三类);
(3)过度印钞和信心丧失造成纸币崩溃,导致恢复硬通货(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
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货币体系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是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因为是金币、银币和铜币),我称之为第一类货币体系。第二是货币与有内在价值的资产(通常以纸币的形式,可以以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挂钩,我称之为第二类货币体系。在第三类货币体系(或称法定货币体系)中,货币不与任何东西挂钩。下图以极简的方式显示了自唐朝以来中国是如何在这几种货币体系间转换的。事实上,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货币,有时是来自外国的硬币和元宝(例如16世纪晚期的西班牙银币)。但 这张图大体能反映实际情况,我想用它来展示中国曾有过全套的各种货币体系,其运转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基本相同,最重要的特征是这样的周期:债务问题导致放弃硬通货,进而引发通胀或恶性通胀,最终又导致恢复使用硬通货。
唐朝初期,货币主要是铜币(即硬通货)。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事实证明硬通货的供应是有限的——中国快速发展,而铜的供应增速相对不及,因而无法提供足够多的货币。此外,每枚铜币的价值都很低,所以商人要进行贸易,可能必须随身携带成千上万枚铜币,这是不现实的。这些压力导致了最早形式的非金属、类似货币工具的发明。“飞钱”最初本质上是银行的票据(类似于支票),但商人将其当作货币进行流通。最终,唐朝政府开始监督其发行和使用。[14]尽管如此,日常货币交易仍然以铜币为主。
真正的纸币(即作为法定货币广泛使用的纸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稍晚一些。宋朝时,政府接管了造币业,造出第一种以商品为后盾的纸币。纸币很快被接受,其后盾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法定货币体系的早期版本就这样出现了。但与债券类似,这种纸币也有到期日。
宋朝不仅发明了法定货币,而且是最早滥发纸币并导致纸币贬值的朝代。到12世纪中期,由于外部战争和内部起义,宋朝的财政需求非常高。作为帝国衰落时期的典型表现,为避免社会不满加剧,宋朝不想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而是通过发行法定货币来填补赤字。最初赤字货币化是可控的:最早的法定货币会子,从1160年开始少量发行,并以接近面值的价格交易了30多年。但宋朝政府很快就放开发行,使会子的流通量增加了两倍多。由于内部和外部冲突持续令帝国国库紧张,货币供应量在1209—1231年又几乎增加了两倍。结果,从1195年到13世纪30年代,这种纸币的市场价值(以铸币计算)下降了超过90%。
同样的模式又重复了几次。元朝迫于金属货币的局限性,创造了一种新的纸币(马可·波罗对此惊叹不已),但随着过度印钞,货币最终崩溃。明朝早期也迫于金属货币的局限性,创造了纸币,为建设新国家提供资金,但接着过度印钞,最终导致货币崩溃。这些都是有趣的事,我在这里就不详谈了。
明朝初期法定货币失败后,中国放弃了纸币的尝试,直到20世纪。而从14世纪中期到1933年左右,中国有不同类型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币。虽然银币本身有一些溢价,但白银的内在价值构成了其价值的绝大部分。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大程度上直到1933年,中国都不铸币,金属货币的来源最初是西班牙,再是墨西哥,然后是北美。1933年,中国选择创造本国金属货币,并开始流通。两年后,中国政府为了从一种不能印制的货币转为能够印制的货币,决定用法定货币取代金元。二战期间及接着发生的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过度印钞,法定货币经历了日益严重的恶性通胀。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人民币开始使用,直到今天。
就中国的总体经济而言,经济体系最初主要是农业和封建经济,然后经历了各种制造业时期,如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并发展了与外国人交易的各种做法(最重要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这造就了一个富有的商人阶层,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富人财富被剥夺的周期循环。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智慧、勤劳的社会,无数的科技发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私人企业也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出现,造成一系列周期,周期期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直到政府以各种方式征收和重新分配财富。中国也经历过第3章中描述的那种债务周期,其发生的原因与第3章中描述的相同。这些大债务周期中有以下时期:稳定时期,债务并不过度增长;泡沫时期,债务过度增长;危机时期,没有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通胀(有时是恶性通胀)时期,政府印钞以缓解债务危机。
值得指出的有趣之处是,尽管最强大的帝国通常拥有全球储备货币,但中国最强大的王朝没有全球储备货币。
原因如下。
• 在频繁的大洋航行出现之前,并没有全球储备货币这样的东西(贸易规模有限,通常以贵金属交易),而且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很广阔的帝国(即“世界性大国”),世界很大一部分国家都想与之进行交易,并将其发行的票据作为财富储存手段。中国从未建立堪与欧洲相比的金融中心,而且中国的商业化程度低得多。尽管宋朝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领先(成立第一家股票公司并使用纸币),但到17世纪,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远远落后于欧洲。文化上,中国统治者并不重视商业,所以中国的商业法律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较低。由于商业发展程度较低和更趋向孤立主义的政策,中国通常在创新方面落后于欧洲,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这一点。
• 此外,中国对私人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时强时弱,唐朝和宋朝较强,明朝和清朝则更为敌视,那时全球贸易帝国刚刚建立。因此,社会和法律结构不太有利于资本积累/投资(例如公司法远不如欧洲发达,中国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此外,国家总体上不大愿意也不大有能力投资于战略性产业或推动创新。儒家思想也许是原因之一,因为商人的地位比士农工低,这种观念在明清时期因更保守的儒家派别得势而有所强化。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内乱和战争期间,债务急剧增长,这引发一个典型的周期,政府承诺提供的资金远远超出其能力。这造成广泛的违约,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导致金属本位被放弃,金属货币和私人拥有白银的权利被取缔。如前所述, 货币被用于:(1)国内交易,政府垄断了国内交易(因而交易可以用法定货币甚至假币进行);
(2)国际交易,在国际交易中货币必须具有真实价值,否则不会被接受。衡量一种货币是否具有真实价值的标准是,它是不是被积极使用,是不是在国际和国内以同样的汇率进行交易。当资本管制阻止一种国内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时,这种货币更容易贬值。按照定义,储备货币不受这样的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原则: ● 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远离这种货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两种货币:一种是法定的纸币,用于国内交易;另一种是黄金,用于国际支付。法定纸币被大量发行,频繁贬值。在二战和内战的混乱过后,1948年12月,最早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发行,当时的发行量被控制在有限水平上,以结束恶性通胀。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1962年第三套发行。1955—1971年,人民币汇率固定为1美元兑2.46元。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又一轮高通胀。原因包括:1971年货币相对于黄金的全球性贬值,全球通胀压力,中国逐渐取消价格控制,宽松信贷,国有企业支出缺乏控制。2005年,人民币结束与美元挂钩。
下图显示了中国自1750年以来的通胀率,包括恶性通胀时期。早期通胀相对稳定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使用金属(银和铜)作为货币,这些货币以重量计价。清朝灭亡后,各省宣布独立,发行了自己的银钱和铜钱,这些货币也以重量计价。因此即使在这个可怕的时期,也没有出现异常高的通胀。
下面的几张图显示了1920年以来以美元和黄金计算的中国货币的价值,以及这段时期的通胀率和增长率。如图所示,中国货币有两个主要的贬值时期,一个是1948年制定新汇率时,另一个是从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贬值,目的是支持出口商和管理经常账户赤字[15],这导致了很高的通胀率。如图所示,以1978年左右为分界点,之前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但不稳定,之后增长快且稳定得多,直到最近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短暂下降。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有强烈的储蓄愿望和适度的风险意识,这本能地驱使他们把财富储存于安全的流动性资产(如现金存款)和有形资产(如房地产和一些黄金),但一些投资者在风险较高的资产方面经验有限,如股票和高风险债券,所以他们在这些领域可能还幼稚,不过他们学得很快。但就中国政策制定者对货币、信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如何重组坏账的理解而言,我发现他们有着深刻而永恒的视角,犹如他们对自己历史的洞见。
从1800年到现在
我想先简单概述180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然后略深入地考察毛泽东时代,再更深入地考察邓小平时代(1978—1997年)和从习近平上任(2012年)到今天的时代。接着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中美关系。
1800—1949年的衰落时期
中国1800年之后开始衰落,原因包括:(a)最后一个中国的朝代(清朝)变得衰败孱弱;(b)英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变得强大,这导致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日益在经济上控制中国;(c)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及印钞导致货币价值崩溃,致使中国金融和货币体系崩溃;(d)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内起义和内战。这场严重的大周期性衰落从184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间,所有的主要实力因彼此牵动、相互影响而急剧衰落。 1945年二战的结束导致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被遣返(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除外),接着中国发生了内战,即一场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以决定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 这场漫长衰落是典型大周期的一个典型案例。接着出现了一场同样典型的大周期性上升:新领导人掌控大局,巩固权力,开始建立基本构架,并由后代人继承,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如之前几章所述,19世纪早期是英国在全球崛起和扩张的时期,这使崛起的英国与中国产生更多联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想从中国获得茶叶、丝绸和瓷器,因为这些货物回销英国非常有利可图。然而,英国人没有中国人想要与之交易的东西,所以不得不为这些货物支付白银,当时白银是全球性货币。当英国人花光白银时,他们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卖鸦片换得白银,用白银来买中国货物。这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1842年,技术更先进的英国海军击败了中国人。这使英国得以强行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向英国商人开放一系列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条约里,中国又向其他列强开放港口)。这又最终导致中国把大片北部领土割让给俄国和日本,并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大举向外国人借钱来对付国内叛乱。赔款,尤其是《辛丑条约》的赔款,也造成了巨额债务。《辛丑条约》约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做抵押。清政府财政资源枯竭,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面临许多次起义,它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而花光了积蓄。 被称为“百年屈辱”的这场相互强化并自我强化的衰落的原因包括:(1)没有强有力的领导;(2)没有健全的财政;(3)发生了破坏生产力、耗费金钱、牺牲人命的内部起义;(4)外国入侵,耗资及人员死亡巨大,面临巨额赔款;(5)经历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段时期对塑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通过帝国主义(即通过控制和剥削各国,就像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追求利润,这剥削了工人,养肥了贪婪的精英。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与我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大为不同。资本主义向我以及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提供了大量机会。我成长时所处的美国是一方充满机会的热土,人们可以在此学习,做贡献,得到公正和不设上限的回报。这段通过他人的视角看问题的经历再次提醒我,极度头脑开放和深思熟虑的意见分歧,对探寻真相是多么重要。这促使我学了一点儿马克思主义,以便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及其他人觉得这种哲学有道理。在那之前我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明显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是一种威胁,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
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自行考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我以为它是一套失灵的资源分配体系,理论上资源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由于缺乏创新和效率的激励机制,所以不能生产多少东西。我原来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提出了一些好的理论和一些不好的理论,他可能会认为这些不好的理论没有经过他所支持的进化体系的充分检验和完善。现在我不禁想知道,作为一个非常务实、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马克思将会如何诊断共产主义的挫折,会如何根据诊断结果来修正自己的想法。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是指对立面如何相互作用而引起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以机械的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 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面”的“矛盾”来创造变化,由此带来“斗争”,“斗争”的解决意味着进步的发生。马克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一切事物上。体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冲突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许多此类冲突中的一个。
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尽管我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但辩证唯物主义过程和我发现并在《原则》一书中阐述的过程相像:与冲突做斗争,思考冲突,写下我从中得到的原则,然后改进原则,并以一种永不停歇的进化方式反复这么做,我称这种方式为“循环”。换言之,我认为,而且看上去马克思也认为,从冲突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和进化是最佳做法。
我还认为资本主义(一套有激励性的制度,奖励最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人,而且拥有资本市场,做出好的资本配置决定的人会受到奖励,做出不好决定的人会受到惩罚)将带来:(a)长期更高的生产力(因此总蛋糕会变大);(b)巨大的财富差距;(c)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它会过度扩张,然后崩溃。当发生资本市场/经济崩溃,同时出现巨大的财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时,某种形式的革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革命可能会以和谐和有成效的方式结束,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巨大的冲突和破坏。因此,到目前为止,马克思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我们的选择和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也许大相径庭。如果你问我:(a)相对于社会主义带来的结果,我是否更愿意接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结果?(b)我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道路比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道路更符合逻辑?那么我对这两个问题都会回答“是”。另一方面,如果你问我:(a)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都需要改革,以把蛋糕更有效地做大,同时把蛋糕分得更合理?(b)马克思看待事物演变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路是否和我的“五步流程”大体相似,都是良性进化的最佳途径?那么我对这两个问题也都会回答“是”(在这里我就不细谈这两种思路的具体差异了)。同时,就贫富差距而言,我们都认为这一直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可能威胁到所有制度。我还认为冲突带来斗争,努力解决斗争会带来进步。我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帝国兴衰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历史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这些驱动因素就是本书前文讨论过的三大周期:债务和货币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1930—1945年,所有主要国家的周期都处于衰退/冲突阶段,这导致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与战争。但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衰落的力量不断加大,致使新的国内与世界秩序又出现了。具体而言,外部战争在1945年结束,外国军队离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接着中国发生内战,直至1949年结束,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内秩序出现。想想毛泽东在1900—1949年这段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作为,由此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所知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没有任何根基,传统的法家则有根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如今正在中国发展,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论述,提出了建立国家的两步流程,第一步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只有党员才能投票)建立工人先锋队,这最终将带来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经济平等,普遍繁荣。 毛泽东喜欢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路: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演进过程,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1986年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邓小平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16] 也许真会这样,也许不会。时间会揭晓答案。 在我看来,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市场经济正在赢得这场竞争。没人可以反驳,过去40年里中国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做法,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成果。
下一部分我将非常扼要地概述从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然后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在这段时期里的每个不同发展阶段。
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尽管有些过于简化,但我们可以把自1949年至今的中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 1949—1976年。 2. 1978—2008年。 3. 2008年至今。 每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弧线前进,不断巩固之前的成就。简言之,事件的发生情况如下。
• 1949—1976年,毛泽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中国的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基石,领导中国,直到1976年去世。 当时中国遵循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并实行严格的管控。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带来了第二阶段。
•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直到他1997年去世。 在这一阶段,中国转向更有集体色彩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入并发展了市场经济,经济实力大增,并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强大,而又没有显得威胁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当时中美关系被视为共生关系,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人,供其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中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邓小平去世后,中国政府延续了这些政策方向,所以中国继续以基本健全的方式变富变强,也没有威胁到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围绕财富的社会紧张加剧,民众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的怨愤加剧,同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通过举债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增多。
• 习近平2012年上任,他领导的是一个更富更强的国家,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应对负债,治理腐败,与美国的冲突加剧。 习近平加快了经济改革,直面挑战,在努力遏制债务增长的同时,大力改革经济,支持打造世界领先的技术,并采取了日益全球化的立场。他还更积极地缩小中国的教育和收入差距,保护环境,提高治理能力。随着中国力量增长,中国的目标(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变得更加明确,尤其是在特朗普(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竞选政纲是阻止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到中国)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增多。对美国而言,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
现在我们来更深入地看一下。
第一阶段:奠基阶段(1949—1976年)
1949年,共产党赢得了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巩固了政权。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周恩来任总理。在国内,新政府迅速修复了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将银行系统国有化,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之下。为了降低通胀,央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还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把大地主拥有的农地重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农民。无论是否工作,人们都得到一份基本收入,没有基于绩效的薪酬。这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和福利提供给所有人的保护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没有创造什么动力。
国际上,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但不久新政府就被卷入战争。如上一章所述,1945年,新的世界秩序将世界分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此外还有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第三个阵营。当时许多不结盟国家刚刚摆脱殖民地状态,主要是日趋衰落的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中国显然处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里。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展开合作并相互提供军事支援。
二战结束时朝鲜处于分裂状态,以“三八线”为界,苏联人控制着北部,美国人控制着南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最初中国没有参战,因为他们专注于本国面临的挑战,不想卷入战争。美国与联合国联合派兵参战,战火烧到朝鲜境内,而朝鲜与中国接壤。中国人将此视为威胁,尤其是在美国将领麦克阿瑟明确表示会攻击中国之后。尽管苏联人和中国人订有彼此支援的条约,但斯大林不愿和美国打仗,所以他没有向中国提供预期的军事支持。尽管面对的美国强大得多,其拥有中国没有的核武器,但准备不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参战了,并把美军和联合国军推回到先前确定的边界。这是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场重大挑战。中国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经济保持着6%左右的较高的年均增长率,年均通胀率仅为1%~2%,累积的外汇储备达40亿美元左右。这代表着一定的进步,但中国依然贫困。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很多波动。 具体而言如下。
• 1952—1957年,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达到1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到9%,农业产量年增长率达到4%。中国政府兴建了工业设施,从苏联进口了大量设备。政府还改革了农业,建立合作社,通过农民集体劳动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段时期的生产效益很高。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批评斯大林及其政策,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这导致中苏领导人公开相互批评,自此苏联支持减少。
• 1960年左右,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撤走了经济援助。
• 1958—1960年,旨在使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运动(“大跃进”)却导致经济管理混乱,加上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经济援助的减少,中国经济萎缩,并导致约1 000多万人死于饥荒。据估计这段时期工业产量总体下降。
• 1963—1966年,经济复苏并攀升到新高点。但接着发生了“文革”。
“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这样严重的错误损害了教育,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形势开始稳定下来。1969年,中国和苏联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
1971年是中国发生大变化的一年。1971年,中国正受到苏联威胁,当时苏联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东段与中国有4 000多千米的边界线,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边界威胁。美国撤离越南后,1975年苏联与越南结盟并运送部队和武器进入越南,越南与中国南部约有1 300多千米的陆地边界线。毛泽东的一个地缘政治原则是确认主要敌人,削弱敌人的盟友,吸引其远离主要敌人。毛泽东确认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并认识到苏联正在与美国争斗,尽管还没有变成热战,但有这个可能。这促使他做出接近美国的战略行动。亨利·基辛格引述中国官员的话说:“美帝国主义者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获胜,因为这将使苏联人建立起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帝国更强大的大帝国。”
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以消除苏联的威胁,并希望这能强化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 因为在1971年很明显的是,中美建立关系对两国都有利,所以两国都提出了建立关系的建议。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接着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国合法席位。 尼克松访华期间,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了一份协议(《上海公报》),美国在协议中宣布,美国“承认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尽管存在这些保证,但台湾问题始终是最令双方紧张的问题。
在这些和解与缓和行动之后,中美关系、贸易及其他交流都开始了。
接着,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 1976—1978年发生了一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改革派(希望经济现代化和对外开放)之间的斗争。改革派获胜,1978年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
第二阶段:通过改革开放赢得实力,同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1978—2008年)
1978年,时年74岁的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他最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是对内改革,即利用市场来帮助配置资源和激励民众;“开放”的意思是对外开放,即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来学习和进步,并进行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当时中国仍很贫困,人均年收入不到200美元。如果希望中国保持弱势的强大外部国家不破坏这些措施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将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关键是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使之有利于外部大国,而不是威胁它们。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邓小平很早就编制了一项70年规划:(a)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b)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c)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他明确表示,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在做出这一重大转变的同时,没有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如前所述,他并不认为这两种体制在根本上对立,而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两种体制,认为它们是两个可以调和的对立面,调和能带来进步,经过漫长的历程抵达共产主义理想状态。
1982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新内容。新宪法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进一步落实和明确,鼓励“实事求是”。 这些改革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推进,增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并向其他国家学习,通过这些途径让中国变富、变强。 收复在“百年屈辱”中被割让的领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目标。 1984年,在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中英同意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并实行“一国两制”)。1986年,中国与葡萄牙达成协议,规定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
1984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我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邀请首次访问中国,该公司是当时唯一的“窗口企业”(意思是仅有的被允许和外部世界自由打交道的企业),他们邀请我帮助他们理解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该公司是根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的,由年迈的中国“资本家”荣毅仁管理,荣毅仁曾将家族企业交由公私合营。
当时的中国十分贫困落后,但我很快发现中国人聪明且有教养。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和我去过的大多数其他欠发达国家不同。那些国家的贫困者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纪,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其体制缺乏激励性,人们普遍无法接触外部世界。例如,我把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都视之为奇妙的装置。当时所有企业(包括小饭馆)都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努力工作得不到任何经济激励。人们对房屋等各种财产没有私人所有权,也接触不到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和产品。
因为在我看来很明显,封闭是中国贫困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去掉这道屏障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自然会赶上发达国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当时很容易设想这种改变的发生。我记得自己当时站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巧克力大厦”的第十层发表演讲。我指着窗外的胡同(贫困社区)告诉听众,不久后这些胡同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将取而代之。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你不了解中国。”而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经济套利的力量,对外开放将释放这一力量。
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机,而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其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中国人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根据邓小平的思路规划和落实改革,独特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发挥了支持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频繁听到人们表达的目标是“打破铁饭碗”,即不提供使人消极怠工的保障就业和保障性基本福利,以更具激励性的薪酬取而代之。全球化对此也有很大帮助,世界希望接纳中国。
邓小平是一个好学之人,他指示手下的决策者像他一样借鉴外国经验。他非常重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我记得与中国外经贸部工作人员在北京吃饭,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新加坡机场运营的许多细节(例如旅客从行李提取处取行李需要等多久),新加坡是如何取得这样了不起的成就的,中国将如何实施这些做法。多年后我有幸在我家招待李光耀,席上还有另一些尊贵的客人。我们请他评价当时和历史上的领导人。我们渴望知道他的观点,因为他认识过去50年里的大多数领导人,他自己也是伟大领导人之一。他毫不迟疑地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聪明睿智、头脑开放、极其务实,为中国的10多亿人带来了伟大的发展成就。
1987年,邓小平正式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那之后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市场经济。多年来,我也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1989年,我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朋友王莉(她当时负责债券交易)介绍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受命创立一个组织(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简称SEEC),以在新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在富有远见的经济改革家和历史学家王岐山的要求下,7家公司任命他们创立这个组织。
当时的中国依然贫困,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一个脏兮兮的酒店里。但他们拥有最重要的东西:创造伟大变化的明确使命、品行良好的聪明人士、有利于快速学习的开放头脑和实现目标的坚定决心。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项工作,而是改善国家的崇高使命。我很荣幸能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目睹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努力建立中国的金融市场,使之跻身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行列。
1989年那场风波后,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大幅恶化,但中国并没有因这件事而停止改革。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给予中国巨大帮助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开始的(全球化时代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而实质上终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攀升。2001年,全球80%的国家的对美贸易额超过对华贸易额。现在全球约70%国家的对华贸易额超过对美贸易额。
在这段全球化时期,中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人以极低的成本生产消费品,同时借钱给美国,以便其购买中国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极有利的“先买后付”交易。中国人也乐见这种交易,因为他们能借此积累美元外汇储备。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平均收入只有美国人1/40的中国人会借钱给美国人,因为通常来讲是富人而不是穷人会借钱给别人。这也让我想到,美国人为了支撑自己的过度消费是多么愿意借债,而中国人是多么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想积累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权,会如何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1992年,中国“三角债危机”出现。这些债务和经济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多年来向低效、盈利能力低的大型国有企业放贷,中央政府为此提供隐性担保。朱镕基领导了重组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努力。这个过程引起了很大争议,损害了许多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该政策的执行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以及高层的支持。中国实施了一些国际上最好的做法(例如用“坏账银行”来吸纳、出售和逐步减少坏账),并根据自身环境对其有所调整。1998年,朱镕基成为总理,并在这一职位上继续积极推动改革,促进经济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率,直到2003年退休。朱镕基的许多前助手如今都是中国的高级经济政策制定者。
1995年,我让11岁的儿子麦修去中国,与朋友顾女士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并在当时条件不太好的史家胡同小学上学。 麦修从三岁起就多次随我前往中国,并跟顾女士熟络起来。麦修不会说汉语,所以他必须通过融入中国的环境来学习,他这样做了。尽管这个学校条件不太好(例如11月中旬才开始供暖,所以学生上课时都穿着棉袄),但该校的老师很聪明,很有爱心,为孩子们提供优质、全面的教育,包括思想品德教育。虽然麦修得不到他曾习惯的一些舒适条件(例如他无法每天洗热水澡,因为他居住的老居民楼一周仅有两天供应热水),但他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很多关爱,比在我们的富裕社区上学发展得更好。他与老师和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这些情感至今犹存。这段经历促使他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中国孤儿,他曾经营该基金会12年。大约那个时候,我也 聘请了一个中国团队,将美国机构资金投资于中国企业。这件事我干了几年,但因发现很难兼顾这家公司和在美国的桥水,我就没有继续。
李登辉在被提名参加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不久,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访问。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说,为阻止台湾独立,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开战。1996年3月,正面临竞选连任的比尔·克林顿总统派遣两艘航母进入台湾海峡。接着中美双方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调动和威胁。最终,台湾没有举行公投,中国也未实际采取军事行动,台海危机解除。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大规模增强了在这一地区行动的军事能力。我指出这一点是想表达两点:(a)台湾统一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b)25年前的形势是多么危险,而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现在。 简言之,我很担心发生又一次台海危机。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90%的中国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到他去世时这个数字削减了一半多。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到1997年他去世,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多,平均通胀率约为8%。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加到近1 500亿美元(考虑通胀因素根据当前美元价值调整后,外汇储备增加逾2 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与年进口额的比率从1978年的60%发展到1998年的逾125%(1998年外汇储备与外债利息的比率是近800%)。
中国后来的改革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不过进展多于挫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负责这项工作的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一场很成功的债务与企业重组,具体措施包括出售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发展出口业并积累外汇储备,打击腐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及市场机制。这些以及其他改革措施都是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我很荣幸地在基层密切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改革,如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尽管这些当时很重大的事在今天已显得不太重要,但这些都是显著的成绩。在此过程中我也见到过腐败和行为恶劣的情况,并近距离目睹了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持续斗争,这些斗争带来了进一步的改革。
作为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直到崛起大国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威胁到领先大国。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贸易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被广泛接受的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平等和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2)邓小平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随着中国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它先向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然后又提供了更先进的商品,并在此过程中变富。其他崛起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世界经济得到发展,因为最贫困国家的增速最快,而最富有国家的增速较慢,所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困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缩小。这些条件几乎使所有人的情况改善,尤其是全球精英。中国崛起为一个几乎可与美国相媲美的大国,新增财富和新技术的大部分是由中美两国创造的。15—20世纪全球最强大国家的主要出现地欧洲相对变弱,日本和俄罗斯变成了次要大国。所有其他国家都处在边缘。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所进步,只是尚没有一个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
第三阶段:中美冲突日益凸显,全球化走向终结(2008年至今)
与典型情况一样,由债务增长支撑的繁荣时期引发了债务泡沫,造成贫富悬殊。 2008年,美国的泡沫破裂(像1929年那样),全球经济萎缩,冲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像1929—1932年那样)。利率降至零(像1931年那样),但宽松力度仍然不足,于是,2008年后,各国央行大量印钞,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像1934年那样)。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2009年开始,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像1933—1936年那样)。这使“富人”(金融资产持有者)比“穷人”(没有金融资产的人)更受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类似于1933—1938年)。“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作被外国人和移民抢走的人,开始反抗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像典型情况一样,经济不景气伴随着贫富悬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泛起(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此时,崛起大国对领先大国构成的威胁变得愈加明显。 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中国)与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当时中国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特别是美国政府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债务。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没有告知这些债务的中国持有者其是否会为这些债务提供担保。我与这些债务的中国主要持有者们进行了交谈,戴维·麦考密克(现任桥水基金首席执行官,时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和亨利·保尔森(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也与他们谈过。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中国持有者以斟酌与合作的态度面对美国造成的这一两难处境。他们平静,善解人意,乐于合作。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一致决定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携手刺激经济。这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债务,由央行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来提供资金。 这些政策导致2009—2012年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逐渐成为世界大国
2012年,习近平上任,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 按照传统流程,政治局委员、部长、副部长和部内高级官员依次选出。接着第一轮计划出炉。大家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通过清除腐败来增进法治,通过加强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强化经济。他们举行了多次集思广益的会议,我有幸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持不同观点的人各抒己见、精诚合作,他们的坦率、开放、友好和智慧使这些讨论颇有成效。
自那时起,我就仔细研究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状况,与高层经济决策者多次对话,讨论以下问题:过度债务增长、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和管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美贸易争端等。我总是设法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思考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会怎么做。我坦率地和他们分享我的观察,就像一个医生与同事讨论病例一样,这也与我在本书中与你们分享的方式大体相同。[17]你们也许已经知道,我认为一切事物都像机器一样运行,具有永恒普适的因果关系。一些中国决策者也这样认为,所以我们几乎总是得出相似的结论。
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政策,旨在开放市场和经济,管控债务增长,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支持创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希望领先世界的产业),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由高度完善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发展未来科技和工业潜能,扩大经济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体和地区,控制污染和环境退化。 但许多人对此仍持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原因如下:(a)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政府收紧了其他管制措施;(b)中小企业得到的一些支持(如信贷可得性)不如国有大企业(主要原因是技术性挑战,而不是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愿下降);(c)政府自上而下地指导经济,银行和企业有时发放不符合经济效益却有社会效益的贷款(政府希望做对国家整体最好的事);(d)政府扶持企业来实现宏观目标;(e)外国公司在华不能享有与中国公司相同的待遇;(f)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通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管控经济。这一切通常不受国外资本主义者的欢迎。
当然,许多美国人对这些政策持批评态度。虽然我在此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些政策的优劣,但我想说, 各国领导人应当妥善管控和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以使“国家”(政府影响和控制经济)与“市场”(自由市场控制经济和资本市场)之间取得最佳平衡,而且我们也应当尝试理解他们的做法背后的思维。 例如,中国决策者表示,他们(a)希望减少政府在资源定价和配置方面的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刺激创业,同时(b)加强指导宏观经济,监管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求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最佳利益。换言之,他们希望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结合。想必有些人会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不习惯于看到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走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密切观察,没有与决策者沟通以理解其所处的环境和视角。 所以他们看不到在看似巨大的不一致中存在的一致性(即马克思和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辩证法”)。 要理解他们的视角和所处的环境,我建议,不要用刻板印象来看待他们的做法(例如,简单地说这是“共产党员”的做法),而是接受另一个视角:他们在努力而且将继续努力兼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提升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方式,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无论是否喜欢这种视角,他们获得的结果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所以我们不应期望中国人放弃这种视角,接受美国或西方视角。相反,我们应当研究这种视角,以寻求获益,就像中国研究和借鉴西方一样。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两种做法的竞争,需要理解这两种做法,以更好地进行这场竞争博弈。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变得日益积极,而美国变得更具对抗性。具体而言,2012年至今,中国实力不断增强,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也更公开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例如,在《中国制造2025》中,中国公开计划,要主导一些美国目前控制的产业)。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一点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
一些美国人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认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与美国展开不公平竞争。特朗普利用了这些人的情绪,并培育了一种新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并不只是特朗普这样。对更为温和的决策者来说,中国的实力也已成为一种挑衅。以前两国互惠互利的关系,已变成激烈竞争。 由于这一切,认为中国是威胁/敌人的看法出现了,全球化发生了逆转,各种“战争”加剧,从贸易和经济战扩展到技术和地缘政治战,最近又扩展到资本战。与可能出现的糟糕情况相比,这些“战争”仍相对温和,但应当受到密切关注。最终,一个国家被承认的实际力量,将变得与实际存在的力量相一致。实际存在的力量反映在各项指标和其他事实里,我正在观察这些指标和事实,从中寻找启发。
中国在国内持续增长,并在境外扩大投资和商业活动。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中亚,从中国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始,通过中亚一直延伸到欧洲,并通过阿拉伯半岛和南亚进入地中海和非洲,已投资和将要投资的金额是巨大的。 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削弱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就中国的国内政治而言,共产党的领导更为稳固。本文写作时,巨大的政治变革、管控的加强和财富的更广泛分配,都正在发生。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艰难的阶段,世界形势也更具挑战性,在这种时候,团结和领导层的连续性尤为重要,今后几年更是如此。如前所述, ● 在大危机时期,更强有力的领导方式往往更受欢迎。
接着,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以及各国大规模印钞,创造货币与信贷,同时美国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冲突(最明显的是与种族不公有关的抗议活动,以及一场非常有争议的总统选举)。这就是不久前的情况。
回顾过去40年,中国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些转变给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力大于其他任何事件。 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转变为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这场进步主要发生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当时领先的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和合作也蓬勃发展。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债务泡沫破裂,当时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倾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更具对抗性,这也是大周期演进的典型特征。
下表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人均经济产出增长了25倍,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从96%降到不足1%,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了10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80%。我可以不停地列举下去,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 以2017年美元计算,经购买力平价调整。
** 世界银行只有1981年之后的贫困数据。
尽管反映中国崛起的指标大体上能说明问题,但这些指标并不精确,因为每项实力都无法精确衡量。以教育为例,尽管我们列举的教育指数以相当快的速度上升,但这并不足以完全反映中国的相对进步,因为这一指标由平均教育水平和总教育水平组成。下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表所示,尽管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显著低于美国,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数明显超过美国。中国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总数约为美国的3倍。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平均质量并不高,尤其是在本科一年级。例如,在近期的一项排名中,只有两所中国大学跻身全球顶尖50所大学(清华大学,排第29位;北京大学,排第49位),而美国有30所。中国在单项的平均水平方面不如美国,但在总数上超过美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较低,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这体现在许多统计数据上。例如,虽然美国的全球总军力更强,但中国似乎在东海与南海地区有更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因为保密的关系,关于两国的军事实力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总之,当今时代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快速的进步,基本生活条件迅速改善,塑造强大国家的种种要素明显攀升。从各方面看,中国现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对两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1] 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完整报告可以在economicprinciples.org网站上找到。
[2] 宋朝的诸多发明包括活字印刷术、航海指南针和纸币。
[3] 在18世纪,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升至30%,人口增长了一倍多。
[4] 需要澄清的是,大多数朝代是短暂的小朝代或区域性朝代,在中国动荡时期迅速兴衰。不同资料给出的朝代总数不同,因为一个政体是构成一个小朝代或区域性朝代,还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行政形态,是不清楚的。主要朝代中大约有9个统一了中国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9个中的5个处在我们的案例研究关注的时期——自600年至今(唐、宋、元、明、清),4个处在之前的800年间(秦、汉、晋、隋)。
[5] 通常,“坏”皇帝怠于朝政,容忍甚至参与腐败,同时忽视公共投资需求。其中一些意识形态更为僵化,其判断力及其高级顾问的判断力都很差,沉迷于通过自身职位获得的奢侈品。大多数朝代的末代皇帝往往是在王朝已经衰弱之后出现的,通常对朝政控制力有限,甚至参与有限(如幼年皇帝)。
[6] “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区别。”
[7]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为我推荐这些书,帮助我了解中国政治。
[8] 因为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四倍,所以只要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达到美国的两倍。我目前看不到任何阻碍中国和美国实现人均收入相当的因素,如果人均收入相当,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四倍。
[9]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让中国在大多数领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制药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具备世界领先水平。
[10] 2021年3月,中国发布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11] 如果你没有读过《孙子兵法》,那么我建议你读一下,以领悟我所说的东西。
[12] 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其优秀著作《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这样描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国对外关系的分等级与同心圆结构所包括的其他民族与国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区域。首先是中华区域,包括最近和文化最相似的附属国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古代曾在中华帝国之内,以及琉球群岛,有时还短时间地包括日本。其次是内亚区域,包括内亚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纳贡部落和国家,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不属于中国人,而且处在中国文化区的外面或者边缘上,尽管他们有时会逼近长城边境线。最后是外夷区域,通常由‘外夷’组成,陆海距离更远,包括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的其他国家以及欧洲,中国把这些国家的贸易视为纳贡。”
[13] 我与朱嘉明教授合作制作了这张图。
[14] 这些票据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早期的票据以可变单位计价,但最终政府发行的票据以固定单位计价。政府机构发行这些票据(称为交子和会子)以换取作为现金的金属货币。
[15] 1985—1986年和1993年的两次贬值都是在一段时期的贸易开放和经济特区扩张之后发生的。这些开放措施创造了巨大的外汇需求和进口需求,以建设生产能力,但还要等待几年之后,这些经济特区的出口才会大幅提高。这样的不匹配导致中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多。
[16]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
[17] 我从不问令他们感觉尴尬的问题,那种若回答就会要么泄露保密信息,要么不得不拒绝回答的问题。我只是想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像一个医生帮助病人一样,与其他医生一起讨论病例,找出在当前情况下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法。
[18] 表中数据为约数,部分数据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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