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出了什么大问题
跟此前不同,本文由我和经济学家汪丁丁合作。我前面写见闻,丁丁后面专业解读。无他,要写的这件事涉及经济学的核心,我和丁丁这样搭档最合适。将来如有合适机会,再来。
目睹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叛出师门
“我不在乎以后是不是不能再发论文,也不在乎能否获得任何经济学奖项,但这话我一定要说出来。”
这句话一般出自不得志者之口,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修辞。但当它出自保罗·罗默(Paul Romer)之口时,力量就非同凡响。
罗默不是一般人,他是当下第一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很高,而且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罗默来耶鲁演讲是早就计划中事,原定的主题是“设计城市的土地市场”,临时换了主题。现场有多火爆呢?在开始之前,就换了三次教室,一次比一次大,以便容下尽可能多的听众。我在听众席上看见了许多熟面孔,其中有一位诺奖得主,被认为有机会获得诺奖的则有好几位。
主题实在太强烈了:宏观经济学出了什么大问题?
宏观经济学30年来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这是罗默的论断。
为什么这样说?
罗默引用了学界大人物的一句话,以说明当下的宏观经济学主流离真实世界的距离有多远:
“除了剧烈通胀时以外,我不确定货币有什么用。”罗默没有指名,因为他说不想攻击个人,只想攻击这类现象。
说实话,没有经过经济学科班训练的人如我,对这个问题觉得极为突然。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货币没有用的话,耶伦说句话怎么市场那么重视呢?
周小川年初在《财新周刊》上就人民币汇率政策释放信号,为什么就稳住市场了呢?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学主流、真实商业周期经济周期学派确实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真实产出。这派的逻辑详见后面汪丁丁的专业解读。
罗默说,看到“不确定货币政策有什么用”这句话,“好像大拇指戳到自己眼睛里一样,就像是有人问你地球有没有一万年历史,你回答说证据不足一样”。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完全陷在自己的模型里难以自拔了。
在一小时的演讲中,罗默多次用了耻辱、难堪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同为宏观经济学家的感受。他认为宏观经济学陷入今天的境地,在于整个学科不再建立在真实世界证据的基础上,而全凭学科带头人的威望在支撑幻觉。
听众中的耶鲁法学院大牌教授布鲁斯·阿克曼问道:“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新鲜啊。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早就说了,科学研究没到范式切换时,对于与既有范式相左的经验发现,一般都归为异常值然后忽略掉的呀。”
罗默答道:“确实是这样,但有重要差别,科学家共同体确实时常将与当前范式不兼容的经验发现扫到墙角,但对科学理论要基于经验证据这个基本原则本身总是承认的,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家已经不承认这一点。”
说到科学,罗默说,科学是惟一无须强制却能协调千万人形成共识的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做不到,伪科学做不到,但今天的宏观经济学离科学越来越远,令他感到愤怒,所以有了开头那几句决绝之词。
这对罗默来说,并不容易,他直接批评的是卢卡斯、萨金特、普雷斯科特等人,都是诺奖得主,其中卢卡斯还是他的博士导师,这三位发展起来的理论已成为经济学显学中的显学。
我还是继续问罗默:“你的批评指向整个宏观经济学,但你举的例子主要是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你到底是对某个特定学派失望,还是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界失望?”
“我对经济学家失望,我对自己失望。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这个看法,第一次传播这篇论文,我此前就在想这些问题,在接受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决定说出来。”
如果你看懂后面汪丁丁的解说,就能明白,罗默此举正是与过往决裂,与自己决裂,与师门决裂。
最后我说:“以你的身份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在学界也许会有爆炸性反响。”
“希望如此。”罗默说。
汪丁丁:罗默批判的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学思想史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从2016年回溯十几年,不难承认,诸子百家主要为两宗:
(1)凯恩斯学派(老的和新的);
(2)芝加哥学派(老的和新的);
区分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归根结底是关于市场机制能否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换这一基本功能的信念。
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发端很早,大约可追溯至1905年。凯恩斯的微观体验浓缩地表达于“凯恩斯选美”问题,并可追溯至他1921年发表的《论概率》。凯恩斯理解的概率,是弗里德曼和萨维奇概率学说的先驱,在经济学文献里称为“主观概率”。微观行为的激励是行为主体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未来是不确定的。除非已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每一个人只能主观地判断未来事件的概率。信息的充分交换,在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下,正是自由市场的前提或归宿。凯恩斯最不信任的,也正是市场机制被假设履行的“信息充分交换”这一社会经济功能。
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都旨在降低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芝加哥学派,尤其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代表的老芝加哥学派,对市场机制的信息交换能力深信不疑,堪称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经济学演化至今,万法归一,对市场究竟信任还是不信任,得此二宗。
老芝加哥学派领袖们对市场机制的信息交换功能深信不疑,新芝加哥学派的卢卡斯,史称“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对政府借助货币手段调控经济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老芝加哥学派只承认两门课程是经济学理论:
(1)价格理论,分析万事万物的相对比价;
(2)货币理论,分析万事万物的价格水平;其余课程诸如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统统是理论的应用。
在芝加哥学派那里,没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假设市场运行合理,就是要论证市场在任何方面都“合理”,自然而然,天理人情,无为而治。有鉴于此,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政策建议表述为“黄金法则”,尽可能保持货币增长率为越可预期越好的一个常量。
不信任市场运行的合理性,凯恩斯学派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深信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政府干预迟早可弥补自由市场之先天缺陷。仅就货币政策而言,凯恩斯主义者的两位代表人物晚近撰文宣称货币当局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接受“货币政策与真实经济无关”这一观念。
现在,保罗·罗默如此激烈地发布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他是正宗芝加哥学派的毕业生,数学本科和经济学博士(导师卢卡斯)都是芝加哥大学的。
回过头来说经济增长,任何人将自己主观判断下价值较低的事物或事务重新组合为价值较高的事物或事务,就是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也就是增加了一些国民财富。基本原理是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关于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关于市场广度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命题。在斯密的阐述里,已有货币与国民财富的真实增长无关的看法。
许多代经济学家的努力后,由罗默自己参与确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成为主流理论,罗默自己解释,它只有两项核心命题:
(1)经济增长的核算公式,可表达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自然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也称为“被忽略的”(残差)。这一残差,根据不同的表达而有了其他名称,例如“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因为占据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核心位置,被罗默称为“燃素”。又因为“燃素说”已被物理科学否弃,罗默这一名称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你无法解释什么,就发明个新概念。罗默批评说,货币政策的作用摆在眼前,你不肯接受,却发明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来解释它。何必?何苦?
(2)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核算公式,单位时段内产出的商品Q与它的市场价值P的乘积即价值总量PQ,等于货币总量M与单位时段内货币流通的速率V的乘积。因此(假设V不变或缓慢变动),货币的增长直接与物价水平P的增长正相关,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无关。
水涨船高,大家一起高,所以货币无用。
在“真实”学派看来,货币与真实经济无关,而且自然要素的总量有限,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速率。物质资本是技术的固化,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主因。由加里·贝克尔推动并由罗默直接参与建构且于199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增长理论,旨在将人力资本驱动的技术进步过程引入经济增长理论。
不论如何,各派宏观理论在初期都包含了真实世界体验。罗默的批判,直接针对的是数理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滥用。例如,他批判了基于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两者均已成为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RBC和DSGE的基本思想源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卢卡斯和萨金特(借助于递归数学方法)1970年代确立的“理性预期”学派。假设每一个人对未来事件有犹如上帝一般的完备理性预期,这是芝加哥学派对凯恩斯学派关于高阶预期对市场机制信息有效性的颠覆性批评的回应。完备理性固然有利于高深数学定理在经济理论中的运用,但是,行为经济学与脑科学的现代发展清晰地否证了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设。就此而言,我完全支持罗默对自己老师的批判,并且非常理解罗默这样的“叛教者”的批判在经济学群体之内引发的广泛不满。
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它必须尊重经验。罗默批判的要点在于,滥用数学的后果是遮蔽经验。我以数学系本科和硕士的资格,大约在30年前,关于经济学,有过类似的批判。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历来不缺乏尊重经验的经济学家,晚近的,以张五常和周其仁为代表。
布尔丁的名言:数学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经济学家当然不应滥用数学方法。可是,这也是通例,当我们对真实过程缺乏体验时,我们倾向于以更抽象的模型弥补体验之不足。极而言之,世界的本质是“数”。在另一极端,世界就是表象,它没有本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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