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旧社会精英来说，如何将家中的传统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变得尤其复杂。想在新社会取得成功，便不能坚持自己的老习惯，而要适应苏维埃的新形势。为了维持新旧之间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过双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内部移民”），悄悄保留旧信念，可能还要欺瞒在苏维埃模式中长大的孩子。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虽在暗中保留旧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苏维埃的新形势。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兹卡精神病医院担任神父。拉斯普京抵达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治疗皇储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曾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闺蜜。1917年后，彼得和长子在医院担任搬运工；曾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团指挥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在内战中战死；长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秘书；小女儿玛丽亚放弃音乐会钢琴家的生涯，担任卢加地区集体农庄的稽查员，玛丽亚的丈夫原是歌手，现在普里阿兹卡医院当清洁工。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家都住在医院后面的办公室，从不抱怨自己的极度贫困，只是静静度日，认真执行新政权布置的各项任务——只有一样例外：每天晚上，他们从秘密藏匿之处取出圣像，点亮许愿灯，以便祈祷；他们上教堂，庆祝复活节，始终保留圣诞树，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诞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遗存”而遭禁止。玛丽亚和丈夫要女儿塔蒂亚娜在项链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让别人看到。塔蒂亚娜回忆：“我从小学会相信上帝，同时又要适应苏维埃的学校和生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彼得仍向宁愿以基督教仪式埋葬亲属的人——苏维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数——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务。[11] 塔蒂亚娜解释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宁格勒坟场，帮助操持圣礼，赚一点小费。”(109)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帕维尔·维滕贝格是苏维埃地质界的领军人，在开发科雷马和瓦伊加奇岛的古拉格——强制劳改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帕维尔的父亲原籍在里加，因参与1862至1864年反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释放后，他任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电报局。帕维尔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萨、里加和德国的蒂宾根求学，1908年来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轻、严肃的理工博士。他与正在圣彼得堡学医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结婚，岳丈是铁路工程师，也是自己的远亲。这对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兰湾的奥尔戈诺高级度假区，买了一套宽大而舒适的木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维罗尼卡生于1912年，瓦伦蒂娜生于1915年，叶夫根尼娅生于1922年，家人之间非常亲近。叶夫根尼娅回忆，帕维尔作为一名父亲，既“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大家在奥尔戈诺度假区享受“音乐、绘画、阅读的夜晚”，非常幸福，还有夏日闲逸的散步，以及从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准备的简餐。维滕贝格家经常有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访客，例如著名的童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夏天。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契诃夫式的生活始终存在。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学得的医术在邻近的拉赫塔小镇设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帕维尔在1917年当选为拉赫塔镇理事会的主席，他组建学校，向穷苦劳动者的子女传授技术。叶夫根尼娅回忆：“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没在写作，就在筹划极地委员会的探索，或为地质博物馆组稿。他总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维尔全力以赴投入极地考察和地质事业，虽处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极地勘探者在苏维埃的书籍和电影中是英雄。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学预算，对北极区的潜在矿产做了地质调查。帕维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欢迎苏维埃政权的关注，让他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中追求科学成果。1927年帕维尔写道：“过去10年是极地勘探的英雄时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110) 过后不久，他就离开奥尔戈诺度假区，前往科雷马勘探金矿。
以同样方式适应苏维埃政权的另一对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父母。西蒙诺夫本人是《耳语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属于1917年的孩子。母亲亚历山德拉是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后裔，那个负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列昂尼德像许多贵族一样，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商。亚历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从斯莫尔尼学院毕业，也是“旧秩序”女子，其贵族态度经常与苏维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颇有气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确行为”的旧观念，还将之传给儿子——而他一生的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权中取得高级职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们彬彬有礼——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坚持原则。她的孙子回忆，她简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诲他人如何立身处世时，永远不厌其烦”。(111)
19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年龄几乎两倍于自己的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时任总参谋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诞生。[12] 米哈伊尔是军事防御工事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参战，升为第五军的少将和第四军团的参谋长，却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亚历山德拉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兰从事一些秘密使命，无法与苏俄的家人接触；或许加入了波兰军队，或许加入了俄国内战中波兰盟友的白军。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罗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将军，肯定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对自己丈夫的活动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儿子隐瞒，无疑是为了提供保护。1921年，米哈伊尔从波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恳求她把儿子带去华沙同住，他已成为波兰公民。亚历山德拉一直犹豫不决，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尔已经病重。但到最后，她爱国之心太甚，以致离不开俄罗斯。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虽然逃往国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亲属，但母亲对俄国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无法理解，怎么能背井离乡作别俄罗斯。”(112)
亚历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队伍，在新苏维埃政府中从事打字员、会计、翻译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时正是红色恐怖的高潮，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推翻旧精英的运动。像奥博连斯基那样的“遗民”，即败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悉数充公。他们被编入劳动大军，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监禁，在反白军的内战中成为“人质”。在好几个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亚历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梁赞——位于苏维埃首都的东南面，相隔200公里。他们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队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炮兵团一直以梁赞军区为基地。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在内战中逃离饥饿的城市，走向粮食供应地。(113)
梁赞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镇，约有4万居民。其主要机构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军校，为内战中的红军培养军官。教职员工中的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受伤（三次受到毒气攻击），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红军，成为一名指挥官。1921年，亚历山德拉与伊万尼谢夫结婚。对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女儿来说，这无疑是下嫁，亚历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铁路工的儿子。亚历山德拉自己时运不济，在丈夫的军人作风中，她觅得了自己贵族原则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务的理想精神。在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获得了一些慰藉。(114)
性情温和善良的亚历山大却是一名完美的“军人”——准时、认真、有序、严于律己。康斯坦丁回忆，他治家就像治军一样：
我家就在军官兵营，四周都是军人，军事方式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骤。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列队行进的军人。母亲和其他军官的妻子，一起参与军队的各式委员会。如有客人来访，谈话内容总与军队有关。晚上，继父制订军事演习计划，我有时陪在旁边相助。家中的纪律很严，纯粹军事化。一切都按照计划，下的命令刻不容缓。你不能迟到，也不可拒绝，必须学会闭嘴。即使最小的谎言，也会受到严厉地斥责。母亲和父亲遵循自己的服务伦理，在家里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我从六七岁起，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除尘、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炉、外出领取牛奶面包。(115)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十三岁时我就懂得：
说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争辩只是徒劳。
我知道责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谓牺牲。
我知道勇气的潜能，
对怯懦就要不依不饶！
——《父亲》，1956年(116)
西蒙诺夫崇敬继父（“我从没看到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从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从亚历山大的身上继承了责任和服从的军队准则，从母亲和她的贵族背景中获得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读的书籍中充满了苏维埃的军事崇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原则。他深深着迷于俄国内战的传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Chapaev，1925年）。这是每一个小学生必读的“苏维埃经典”。少年时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军人，他的笔记本上涂满了他自己想长成的士兵形象。(117) 西蒙诺夫很早便意识到，自己需要融入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认为自己长大后不只是军人，而要当上为他人负责的军官。同时，他强烈的公共责任和服从意识，又要求他服从上司。如他自己写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诚实”和“尽责”——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他拥护斯大林政权的根源。他成长时期的人际关系大都涉及权威人士，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成人相处，并善于赢得成人的认可。在学校里，他没有密友，也从没弄清友谊中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同伴的忠诚。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显的另一倾向，即努力赢取上级的欢心。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诗作中的主题却仍是同志间的友爱（这是他渴求的领域）。西蒙诺夫既聪明又早熟，阅读广泛，学习努力，他加入各式俱乐部，参与戏剧演出，是一名少先队员。除了涂鸦，他的笔记本还显示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花费很长时间来绘制地图和图表，像官员一样列出步骤来筹划自己的任务。(118)
西蒙诺夫在世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认为，他的父母已接受苏维埃政权。他不记得父母有任何议论，或不赞成政府，或后悔没在1917年后移居国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留下为苏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即使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苏维埃化”，但有责任把康斯坦丁培养成“苏维埃”孩子。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亚历山德拉以政治忠诚的外表，掩饰了她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毕竟，新政权给她家人带来了灾难。亚历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尔科夫省的省长，留下则会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兄妹再也没有见上面。其余家人——亚历山德拉、母亲、三个姐妹，都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赞。内战结束后，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娅和达丽娅，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亲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着回到彼得格勒。亚历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赞，尽力适应苏维埃环境。（她在1944年写信给儿子说：“我出生于另一个世界。在生命的头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我洗刷、烹饪、奔波采购、整天工作。”）她除了传承贵族的价值观，也努力保存宗教习俗。她带儿子上教堂，直到儿子长到12岁（他在后来写给姨妈的信件中，继续在东正教节日以宗教用语向她们问好）。她还告诉他，他的贵族出身太危险，如果想取得进步，必须加以掩饰。(119) 新经济政策有相对宽松的气氛，但大革命所释放的阶级斗争只是暂告停顿。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旧精英的压力持续增加，威胁着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家。
1927年，母亲将西蒙诺夫带去克列缅丘格城附近的农村，与继父的亲属同住。“热尼娅姑姑”与其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将军，很久以前因腿伤而从沙皇军队退伍，几近瘫痪，全得依赖年轻的妻子。老将军是自由派，心地善良，开朗乐观，对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欢与他做伴，因为他有趣，善讲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树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时，房门已被陌生人打开。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抄家寻找反革命活动的罪证，试图对老将军实施拘捕。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回忆此事：
我进去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正在掀起床垫四下搜寻，而老人还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张凳子对我说：“坐下，小男孩，等在一边。”他的态度说不上是粗鲁，更近于专横。我明白，必须坐下，听从他的命令……两名制服男子在执行搜索，但没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气，咒骂他们，威胁要去控告他们的非法行径。在我看来，热尼娅姑姑还比较镇静，只是担心丈夫的心脏病发作，一直在劝慰他冷静下来，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继续搜索，依次翻阅每本书，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绣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墙，下身瘫在床上，咒骂不停……最终搜索完了，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显得克制，没有诅咒或训斥，因为面对的是一名瘫痪老人……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该情节的有趣之处在于西蒙诺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国家镇压的非法行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来声称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将之视作一种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类似心态面对其他亲属的遭捕，包括他的继父和三位姨妈。他视之为“必要”的行为，更加以合理化——应该是弄错了，因为亲戚们肯定是无辜的；但国家必须铲除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点上又无可厚非。(120)
1928年，西蒙诺夫随父母迁居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大城市萨拉托夫，因为亚历山大在当地军校担任教官。全家仍住军营，占用相邻的两间屋，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厨房。西蒙诺夫开始上中学，到1929年14岁时决定放弃中学。他不愿完成父母为他规划的学院教育计划，改上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工厂技校（FZU）。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西蒙诺夫急于为自己创造“无产阶级”身份，好摆脱自己的社会出身，以免在苏维埃社会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厂技校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学院，挤满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拒绝上大学（此时优先招募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人），转向工厂或技校，以取得“无产者”资格，为将来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础。西蒙诺夫将母亲的成分登记为“职员”，其他旧精英的许多孩子也隐瞒社会出身，或选择性使用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技校和学院的录取。其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工业革命中，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生成一种全新的专业身份，让自己从社会阶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维埃工业化的贡献。西蒙诺夫拒绝父母为自己选择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很重要。这标志着他已抛弃了自己降生时进入的旧文明，转身采纳“苏维埃”新身份。
西蒙诺夫白天在技校中学车床，晚上去萨拉托夫军火厂当学徒。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工业上的真正才能”，只是为了“虚荣”而坚持到底。他写信给住在列宁格勒的姨妈索尼娅，虽然年仅十几岁，却展示了他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苏维埃事业的满腔热情：
[1929年]
亲爱的索尼娅姨妈！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的问候，望见谅。我从来没有如此忙过。我参加了4个俱乐部：担任其中两个的管理委员和另一个（青年自然学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会主义者]竞赛小组、阅读小组、学校的编辑委员会、化学队[以应付毒气攻击]的成员。我又是互助运动的教练、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技校行政部门汇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不同意见]和“工人援助国际学会”的义工。此刻，我正在帮助校管理委员会下属小组组织反宗教的宣传，还在负责班级的管理委员会。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学校内组织一个象棋俱乐部。我想，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况。(121)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