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967) 很少人有勇气以西蒙诺夫那样的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1956年之后,生活在苏联的约有100万前劳改营狱警。那些愿意讲述自己过去的前狱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责。列夫·拉兹贡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医院遇到一个名叫尼亚佐夫的西伯利亚鞑靼人。尼亚佐夫原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转营担任警卫,监督了数千囚犯的枪决。他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个看门人的儿子,在小学里就是横行霸道的小恶棍,到十几岁成了小偷和帮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当狱警,后转到古拉格担任警卫。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比金中转营,是古拉格系统中许多“特殊营地”之一,那里的囚犯关押几天之后即遭枪决。从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转营的短暂存在时期,估计有1.5万至1.8万人枪毙于此。而尼亚佐夫参与了其中的多数,开枪之前和之后都领到了伏特加。据拉兹贡说,尼亚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他没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内疚。尼亚佐夫告诉拉兹贡,他一直睡得很好。战争期间,尼亚佐夫参加红军,打到德国,在那里参与了银行抢劫。1945年之后,尼亚佐夫负责一个军事仓库的安全,靠盗窃和诈骗变得富裕起来,结果遭到新任党领导的解雇,他因此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那里见到了拉兹贡。(968)
伊万·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是贫农的儿子,只受过4年农村教育,16岁那年参军时,即1941年,都不会读书写字。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转而执行古拉格的各项任务。从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向劳改营输送劳工的大规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来自生活的道德教训、对囚犯的阶级仇恨,来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我问你,苏维埃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强制机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两名警察来敲门,然后说:“跟我走!”仅此而已!这就是苏维埃权力!他们可以把你带走,投进监狱——无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敌人,你无法说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这些囚犯。我应相信这个命令,还是相信你呢?也许我觉得对不起你,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杀猪时,听到尖叫声,你会觉得难过吗?即使我觉得对不起,我又能帮什么忙呢?战争时期,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不得不抛弃受伤的士兵,知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劳改营看管那些带着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哭个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们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惩罚,不过,那与我无关,我有工作要做。他们说,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但妻子要为丈夫负责。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敌,那妻子又会养育出怎样的儿子?劳改营中有许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也许没这样的母亲,反而更好。那些敌人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出国旅行,总在炫耀他们的音乐、乡间别墅、精美服饰。穷人饥肠辘辘,没有油腥,过得比动物还要糟糕。那么,到底谁是人民公敌呢?我为何要为别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969)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公众媒体就古拉格管理员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许多前狱警写信给前囚犯,要求他们确认自己在劳改营时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历史记录,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贫农家庭,只完成三年的农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父亲的出征,他被迫辍学打工。父亲一去不复返。20世纪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农场工人,以此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饥荒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从1934年起,在哈萨克斯坦的古拉格劳改营行政中心的卡拉干达从事党务工作。不久,他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招募,担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内,即从1939到1944年,涉嫌强奸了众多女囚,但没有刑事调查,只有满天飞的谣言。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这些谣言似乎给尤西佩科带来了麻烦。从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写信给数百名前囚犯,包括获释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们帮写声明佐证他的良好行为。22名女子写了证词,证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过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其他狱警(据说,写证词的女子中有几个是他的强奸受害者)。1988年,《列宁变化报》(Leninskaia smena)上有关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为此,尤西佩科将那些证词转寄给全国和当地的报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党组织,还附上长篇生平介绍,旨在“澄清历史真相”。尤西佩科声称,他“一直晓得”囚犯是无辜的;“从一开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与囚犯讲话时从没趾高气扬,并尽量纾缓她们的负荷”;让她们收发超过规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风险”,去呈交提前释放的申请报告。尤西佩科写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说我同情人民公敌,那我就完蛋了。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报纸登载前囚犯的证词和自己的生平叙述,不但想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对“斯大林镇压”(开放政策时期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也是受害者。(970)
许多前古拉格官员,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相似的故事。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兼督察官帕维尔·德罗兹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马加丹的劳改营。他于1951年获释,留在马加丹充当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儿。根据帕维尔告诉儿子的故事,他这位前首席会计只是不起眼的专家,在掌管劳改营的远北建设托拉斯中,并无真正的权威。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的靠山爱德华·别尔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负责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维尔就降职为普通会计。过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维尔在赫鲁晓夫时期末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自己在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回忆录,他想以此纪念别尔津,视其为有远见的经济改革者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与远北建设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却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没有意识到,或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漠视了他主持规划部门时手下囚犯受苦受难的程度。帕维尔多次发生心肌梗塞,遵照医嘱,他放弃了撰写回忆录。过去的真相实在太困扰他了,以致他无法面对,最终死于1967年。他的儿子继续相信父亲是无可指责的官员,在远北建设托拉斯担任会计,其时的主管别尔津采纳了“相对人道和进步的方式”,父亲也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971)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它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伤受害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有关。如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过去的一部分。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情节(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园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编年表。他们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时,特别是在记忆力下降的老年时期,往往借鉴自己读到的或听闻的,来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972) 亚历山大·多尔根是美国领事馆职员,1948年因“间谍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回忆录,开篇就解说了记忆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确实记得的,其他的则是一定应该发生过的。有些情节、面孔、话语、感觉,已深深烙入我的记忆,不管隔开多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但也有些时候,我因他们不让我睡觉而变得精疲力竭,或饥火烧肠、遭受毒打、持续高烧、生病吃药,以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现在只能构想出一定应该发生的,以填补这些时期中的空白。
多尔根声称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从乘坐囚犯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劳改营采石场上班,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实在没有留下任何印象”。(973)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人们会借用他人的记忆。斯大林时代业余回忆录作者所描述的许多场景,与有关大恐怖的著名书籍极为相似,譬如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进入旋风》(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这两部书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罗斯的正式问世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它们通过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帮助促进了当年民间回忆录的繁荣。[6]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回忆录中的场景是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是作者猜测已发生的,或想象“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别人也写了类似的情节。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释记忆的借用:
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流言、传说、神话,最常见的涉及据信早在莫斯科时就被枪决的著名人物——据称,却被人在遥远的劳改营里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和细节,反复出现于这样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觉察到,他们向我口述的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回忆录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现在[1992年],讲述劳改营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忆的记录已经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倾诉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牺牲自身的记忆为代价;他们如此投入,以致他们听闻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974)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金兹伯格、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场景,见过这些作品所提及的狱警或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早在劳改营时就知道这些作家。但相关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这绝不可能。(975)
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他人的回忆录,有好几个原因。20世纪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籍,已通过地下出版物四下传阅。斯大林镇压的许多受害者,强烈认同它们的思想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所以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代替自己说话。受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让自己的记忆理清头绪。这种差距更增强他们的倾向,要以这些作家连贯、清晰的记录,来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忆。一名历史学家在采访大恐怖幸存者时观察到:
你若问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吗?”回答很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书吗?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继续问:“但你家有人被捕吗?”很可能是一个停顿:“噢,不,我家没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问:“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次会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接下来是:“噢,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伊万诺夫,住在走廊尽头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976)
这个例子显示,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忆录,不但影响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而且影响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构建起来的叙述。(977) 他们所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这些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的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金兹伯格解释,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对人类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人性闪光,既帮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对人类的信念的回应。在《进入旋风》一书中,金兹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马幼儿园的工作,照顾别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从而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在续集《旋风内》(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书中,金兹伯格从幼儿园转至医院,爱上了充当医生的劳改营囚犯;尽管有反反复复的分离,两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还保持着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获释之后,他们仍留在流放地,无法回到俄罗斯主要城市,随即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978) 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地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在这方面,伟大的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军人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颇感自豪的1945年的胜利即是一个代表。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如梅里戴尔解释的,对这些退伍军人来说,认同苏维埃战争神话是一种应对机制,能让自己承载痛苦的记忆,顽强地存活下来:
回忆当年,即战争时期,让人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渊,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坚忍接受和重视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们使用的词汇,都是务实、乐观的,别的只会勾起绝望。60年之后,他们很容易通过叙述恐怖遭遇,来吸引关注或博得同情。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价值观,那关乎他们的集体荣誉和人生原则。(97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工厂、水坝、城市,油然生起无比的自豪。这种骄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第二,也许,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在《旋风内》一书中,金兹伯格讲述了自己重返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难友们亲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灵真奇怪!我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在这冻土上建起小镇,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和泪水,融化它的冻土。然而在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荒诞无稽的骄傲……在我离去的7年当中,它长大了,变得漂亮了,我们的马加丹!简直面貌一新呀。我赞美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馆即将演出歌剧《美元公主》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980)
在诺里尔斯克,城市居民(约13万人)中的老年群体,仍强烈感受着这种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们的后代,少数是劳改营前管理员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销后,他们的家庭仍留在这块北极定居地,许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无处可去。1953年之后,工业综合企业的管理从古拉格转至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规的苏维埃统治机构(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等等),这有助于培养苏维埃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方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基于他们为诺里尔斯克感到的骄傲——以此覆盖古拉格记忆。迄今,该城仍传颂于歌曲和故事中,人们继续歌唱:
这个小城叫做诺里尔斯克,
我们在此挖掘铜和镍。
这里的人有顽强的精神,
俄国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不少书籍和电影纪念在冰霜中建起诺里尔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饰其中大多数是囚犯的事实(在这个尝尽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记忆仍潜存于大众意识的表面之下)。这个小城的骄傲与北极勘探的浪漫和开拓的精神紧密相连,体现于这样的流行观念:要想存活于诺里尔斯克的恶劣环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马逃跑。
这片严酷土地不属于他们,
这里的狂风怒号,
暴风雪肆虐,
夏天终年无缘看到。(981)
还有一个流行信念声称这座城镇的居民拥有特殊的温情和同志友爱,源于他们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经验,以及艰苦条件下共同的奋斗图存。但更重要的,这种公民骄傲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的劳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罗马什金,他在2004年仍与子孙坚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诺里尔斯克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还是囚犯时,就以真正的劳动模范出名。他为苏维埃战事作出贡献,因而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业优胜者,第9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优胜者……那个奖牌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些是[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老兵”和“苏维埃老兵”奖牌——是表彰勇敢和敬业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98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辈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在严寒中挖出的贵金属,对苏维埃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宣称爱诺里尔斯克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这个城市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似乎没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气里永久充斥着有毒的黄色烟雾,树木都无法存活)。20世纪50年代初,奥莉加·伊亚斯基娜来到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宣称:“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983) 许多城中心的建筑确实是圣彼得堡(另一个奴隶们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这位独裁者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984) 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就这些人而言,怀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苏维埃政权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他们的购买能力;通货膨胀掏空了他们的积蓄,猖獗的犯罪又让待在家中的老人担惊受怕。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寓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阶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回忆,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义者——曾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青团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厂晋升为中级工程师。该工程师仍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虽不想为独裁者辩护(已知道事实),但继续认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假设,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有罪。巴伊塔尔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那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在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985)
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的父亲是位神父,枪决于1938年,他自己当上一家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时,曾隐瞒了父亲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党,最终当上了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访中拒绝认为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自己的父亲: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986)
1937年,在维拉·米诺苏娃17岁时,她那在彼尔姆担任铁路工程师的父亲便遭到了逮捕和枪决。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高级党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访中,仍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有好几次坚决要求把录音机关掉。维拉以怀旧的心情回顾斯大林的统治时期,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维拉50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铁路办事处担任簿记员,她抱怨说,人们“如今都不想工作”,她声称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症结在于纪律。你必须将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随意回家。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规矩行事。(987)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达认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像许多在共用公寓长大的老人一样,伊拉伊达也怀念当年的集体主义。她还记得,那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与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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