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没能保密太久。讲话的一份笔录被印成小册子,发给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在所有工作场所读给共产党人听。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内,在苏维埃的工厂、办公室、大学、学校聆听该讲话的,有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该讲话也被送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企图遮掩,不让东德人民知道。但波兰领导人将它发表,副本抵达《纽约时报》,登在6月4日的头版,再从西方反馈到东德和苏联的其余民众。(923)
该讲话使共产党陷入混乱。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发生了激烈讨论,有些党员责怪领导人未能早说,其他党员批评赫鲁晓夫选了个尴尬的时机。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因担忧广大党员中的异议,发出一个秘密通告,要求当地党领导以清洗甚至监禁的方法,钳制越线的批判。(924)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925)
对许多从古拉格归来的囚犯来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说出真相。拉丽莎·莱维娜回忆道:“苏共二十大是我们内心解冻的开始。”她的母亲季娜伊达1956年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
关于她在劳改营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马劳改营,1949到1953年在波特马劳改营],母亲几乎一言不发……但苏共二十大之后,她终于开口。相互的交谈越多,我们思想的变化就越大——更持怀疑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家人从母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亲密。(926)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负“污点履历”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赫鲁晓夫的讲话传达给工人党员时,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正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上班。有人预先通气,她设法不让党干部察觉,偷偷溜进去旁听。宣读结束时,安吉丽娜变得情绪激动,失声呜咽。她回忆:
没人知道我失态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历表,甚至当选为市苏维埃代表。没人知道我父亲1937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我从没泄露给任何人。我总担心他们会查出我的秘密。我听到这个讲话时,觉得自己挣脱了这一恐惧。这就是我哭的原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从那以后,我开始倾诉过去的真相。(927)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的父亲枪决于1938年,在她看来,自己从父亲消失时就怀有的不公正之感,终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感受。她们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主要因为在兵工厂上班,担心自己的污点履历一旦暴露就会遭到解雇。有时,她们的沉默让利季娅父亲的清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利季娅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气,不但向母亲打听父亲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装厂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厂宿舍里告诉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亲那样的无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来:“小声点,小声点,你这样讲话,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但利季娅不受劝阻:“让他们来吧。我会响亮、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只是在重复赫鲁晓夫所说的。让他们听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事实。”(928)
但这样的言论仍属罕见。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1957年,奥萨镇的理发师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第一次向女儿伊拉伊达讲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生活。其时,她仍羁留在劳改营附近。她刚刚收到的平反证书,让她有勇气向伊拉伊达倾诉自己的过去。伊拉伊达回忆她们的交谈:
她告诉我,她已收到新护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狱记录全被“抹掉”了,她是无辜的,因此可以开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亲入狱是因为“嘴快”[他被人听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狱是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她还说,很多人死于劳改营——“他们像苍蝇一样一个个倒下死去”——他们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这是她所说的一切。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的被捕和劳改营生涯,再也没向伊拉伊达吐露一个字。每当女儿提出疑问,她只会说:“我有了新护照。我是清白的。”(929)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从来不提劳改营,没有告诉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时的细节。她丈夫枪决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过去,季娜伊达就会提高警惕,自我防卫。安吉丽娜回忆:
在我们家中,没人谈论母亲被捕的原因,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已是一个封闭的话题。苏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妈妈总是说“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打断对话。
据她的女儿说,季娜伊达对政治毫无兴趣,“决不允许自己牵涉其中”。她从劳改营带回的恐惧,促使她对苏维埃政权讲的一切,采取“无条件接受”的立场。她看到了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亲身体验了政权的不公,但像千百万普通苏维埃公民一样,从未“认真反思”所观察到的现实。接受苏维埃的现实是一种应对机制,帮助她活了下来。(930)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年幼时对自己的家史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来自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民,曾在列宁格勒当木匠。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达3岁时,他再一次被捕,与家人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娜杰日达就在那里度过童年,但对家人为何生活在北极圈毫不知情。父亲在1938年又一次短暂入狱(娜杰日达以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萨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达入读列宁格勒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要到母亲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达才发现父亲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监狱、劳改营、“特殊定居地”度过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连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单,在苏维埃政权崩溃之后获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达让母亲看这份名单,她起初的反应是:“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达的坚持下,母亲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也就没有义务来坦白自己的污点履历。娜杰日达解释:
我的一生,每次填写表格,在有否亲属受到镇压一栏,我总能填上“无”。我不知道父亲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毫无焦虑。如果我知道,又强迫自己撒谎,就会顾虑重重。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一直没遇上麻烦的原因。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们仍然认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万一她又转述给朋友,万一政治环境骤变,那岂不太危险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娜杰日达在63岁之前很少关注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响的其他苏维埃公民,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达回忆道:
我听说过镇压,但没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们在奔萨地区的邻村发生了大规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没来碰我们。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发现很难解释得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自成轨迹,丝毫不受影响。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远之。(931)
塔玛拉·特鲁比娜50多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母亲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为志愿工前往远东的建设工地,一去不返,销声匿迹了。1935年遇见工程师康斯坦丁时,卡帕托莉娜是个年轻的医生,受共青团的委派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镇苏城,在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劳工,在附属于古拉格的建设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远北建设托拉斯的某个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玛拉留给在彼尔姆的母亲,自己返回科雷马劳改营,继续医生的工作。她与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记,又继续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几年得以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最终她工作部门的古拉格指挥官查出她与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劳改营的医生人手紧缺,遂决定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来,卡帕托莉娜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担任医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终晋升为克格勃医疗部门的上校。她一直怀抱希望,在科雷马劳改营巡回诊病时可能会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觉得,帮助像他那样的囚犯,如她所解释的,至少还可与失去的丈夫保持间接的联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枪决。
将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同事会发现她丈夫是“人民公敌”,甚至害怕与家人谈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枪决的新信息——她视之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证据——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尽管女儿询问得越来越频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玛拉回忆:
妈妈从不提及父亲,但保留了他所有的来信[20世纪30年代的],还有几份电报,只是从不让我看。她总是把谈话引向其他话题,只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许是他的舌头。”
塔玛拉的母亲死于1992年。之后,身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舅舅,让塔玛拉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复是,父亲属于一个“托派组织”,枪决于1938年,但没提及他在劳改营的监禁。于是,如同母亲所告诉她的,她仍认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远东的志愿工,他失宠于苏维埃当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玛拉在彼尔姆为本书接受采访时,才获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看到文件,证明父亲是古拉格一名长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绝相信,坚持认为其中有错。因为在心态上,她不愿把自己视为苏维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中,她是个教师,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视自己为苏维埃机构的一员。塔玛拉承认,她也许应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亲的真相,可能会在争取前途时犹豫不决。(932)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当中,再次被捕的威胁确实存在,这足以保证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大恐怖的结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诸多严酷的惩罚手段,其无处不在的监控能力,更给敢想敢说敢做的人带来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随时可被视作反苏维埃。
伊娜·盖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电话,请她去卢比扬卡。伊娜回忆:“不用说,我开始全身发抖,脑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当时她在莫斯科大学作论文答辩,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传唤。她还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岁时父母被捕的景况。伊娜随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实验,不能马上就去。克格勃官员告诉她,将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伊娜马上疯狂地打电话给朋友,一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受到传唤,二是万一她回不了家,好让他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电话又响了,但伊娜仍拒绝去卢比扬卡。因此,该官员开始在电话上问起她与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异见分子、作家,很快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科佩列夫认识数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还在她的房子里开过朗诵会。不知何故,克格勃发现此事,也许窃听了她的电话,更可能是朗诵会中混有举报人。伊娜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中,随时准备被捕。她担心克格勃的搜查,将保存在自己公寓的异见分子的文学作品统统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诵会。伊娜没有被捕,这起事件并无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电话激起了她痛苦的回忆,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搅扰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933)
斯大林的前囚犯广泛带有这种焦虑。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担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护照,上面没有她曾在劳改营的标记,她的恐惧才开始退却。即便如此,据她女儿所说,她“一生都在担忧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玛丽亚·维特克维奇1945年被捕,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释说:“我无法摆脱恐惧。”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惧,现在[2004年]会感受到,临死那天也会感受到。即使现在,恐怕还有人在跟踪我。50年前我获得平反,我没做过任何丑事。宪法说,他们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还是害怕。我知道他们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把我再次带走。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维亚特卡劳改营度过3年,1955年获释,迄今仍会做关于劳改营的噩梦。她如有精力填写文件、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早就会尝试移居美国。她相信她的恐惧会在那里消失。(934)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935)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936)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937) 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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