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5] 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894)
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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