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在“自传体故事”《我梦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叙述了自己如何遇见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先行被捕的是父亲,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干部。接下来是母亲,被捕于1937年,判处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达劳改营。其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和作曲家只有12岁,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抚养,后来又去了第比利斯与父亲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请缨上前线。他1945年从军队复员回来,随后成为第比利斯大学的学生。他的母亲在古拉格系统内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从劳改营归来。
奥库德扎亚在该书中重温了母亲归来之夜。故事叙述者是个学生,即“一名无辜的年轻人”,与室友合住一个单间公寓。他很幸福,因为坠入了爱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伤是母亲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有“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还一直记得她温婉的笑容和柔美的声音。一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请接501次车,妈妈”。他在赴火车站的途中想象,他们的重聚将会非常快乐、简单: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饭,就我们两人。她说说她的生活,我讲讲我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的动机,我们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我俩再次团聚……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现实决然不同于想象。载运囚犯的501号专列一再误点,他午夜再去火车站时,才得知该专列已经提前抵达了一个小时。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亲,互相拥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烟。他抬头注视她的眼睛,没有看到“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没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滞,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黑的手放在膝盖上,软弱无力。她一言不发。
她不能与人对话,不明白儿子所表达的。他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询问,她回答:“我吗?”她不问儿子的经历,只喃喃自语;讲出的孤立单词,都是自己劳改营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问他是否也是从劳改营归来的,并怀疑他是举报人。她也害怕出门,儿子拉她去电影院,坐了才几分钟,电影还没开始,她就走了。(861)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几年,就足以让一个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时,亲属都认不出。伊万·乌戈列茨基赫33岁那年获释于科雷马,返回切尔登镇。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的回家经历: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妇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坐下喝茶,她开口说,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让她在丈夫回来时不要点穿。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弟弟带着干草回来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妇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谁呢?一个路过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问:“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点都认不出我。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万控制不住,呜咽起来,结束了采访。](862)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鲁扎·马蒂内利的丈夫曾是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返回莫斯科时,已成残疾人。她在劳改营中遭受了酷刑和殴打,伤痕累累。女儿艾莱娜在1960年母亲去世前,从不知道这些殴打。其时,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的伤疤和瘀青,向女儿提出询问。艾莱娜回忆:“他们说,从未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身体,甚至心脏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们问:“你母亲进过劳教营吗?”他们无法想象,身负如此重伤,母亲竟然还能存活下来。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为何如此粗鲁残忍,总说粗话,有一次发脾气竟殴打我们,乱摔家什。我曾问她,是否在劳改营遭到殴打,但她拒绝回答,只称“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之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艾莱娜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难。母亲从劳改营归来后,狂热信教,并呈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艾莱娜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有残障。弗鲁扎会对这位外孙动粗,还会打碎他的玩具,窃取他的糖果,再与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窝里。艾莱娜实在无法应付母亲的怪诞行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宁格勒。(863)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把身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想象成“善良、美丽的人,只是生活在远方”。这个形象来自她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礼物,例如那块自制的绣有动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鲁德14岁时,母亲自劳改营获释,允许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区定居。她选择弗拉基米尔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当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她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前往弗拉基米尔,途中经过莫斯科,格特鲁德与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鲁德到车站接她:
突然,一个女人走下火车,身穿羊皮衣,手提胶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味,她已在旅途中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她带回家,她叫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炉灶上烧水,帮她脱下衣服,真是臭气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还有蟑螂,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禁连连倒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只是视为外人。(864)
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43年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不得返回列宁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亚担任教师的女儿依达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学校空置的办公室。依达记得母亲的外观:
她非常消瘦,肤色暗褐,受了哈萨克斯坦烈日的暴晒,更呈现疟疾的所有症状。她一点也不像过去的自己,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母亲。她病得很重,几乎步履维艰,什么都要依靠我。
右图:埃斯菲莉,1961年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儿子在莫斯科是专搞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许可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依达嫁给了新西伯利亚的一名教师,1945年也回到列宁格勒,与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个共用公寓。埃斯菲莉为了照看依达经常生病的新生儿,搬去与女儿住在一起,但这却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为违反了国内护照条例(她没有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登记许可),被流放到东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马拉亚―维舍拉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可怕,她无法照料自己,没有工作,又受到当地居民不断地骚扰,在他们眼中,她这个“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马拉亚―维舍拉镇6个月之后,又一次被捕,这次作为“反社会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镇。她只好租用郊区最便宜的房间,没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达的每月汇款。1951年,埃斯菲莉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照看她的依达回忆:“她已经丧魂失魄。”
几乎所有的时候,她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是窃窃私语。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话,但一旦说出,她马上又会后悔。她从来不讲劳改营的经历,我尝试让她开口,弟弟也作出类似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她不敢出家门,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奔向某栋大楼入口处,躲在里面不敢现身,直到确信警察已经消失。这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个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坚强自信。她从劳改营归来后,判若两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复返。她归来后的头三年里就中风两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谁也不想见,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865)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季娜伊达·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伤痕。她获释时,女儿安吉丽娜才10岁,在安吉丽娜看来,母亲因此而变得冷漠严峻。季娜伊达不喜欢谈论过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丽娜回忆道:“很难与她相处。”
她老是沉默寡言,从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为此责怪于她,我希望她开口。也许她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她受过的罪……她总是与我们保持很大的隔阂,从不流露亲情,从不抚摸我们的头发,从不把我们搂在怀里。在她看来,当好一个母亲,就是要确保我们子女吃饱、上学、不生病——其他就没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劳改营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安吉丽娜将母亲的情感枯竭归咎于劳改营。当年,季娜伊达要求从事体力劳动,不让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闭自己成了一种生存机制,也被继续用来应付归来这一难题。这种生存本能,还表现在她的执迷性进食上,她总是随身携带面包,喜欢囤积粮食,半夜也会起来吃点东西,因为她害怕挨饿。(866)
柳芭·巴别茨卡娅1947年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因为没有定居首都的许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来寻找工作和亲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早先曾劝她回到自己身边,但此时与一名年轻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雇员)。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亚娜·洛博娃,仿佛对他施加了邪恶的影响,使他疏远了所有的亲戚,尤其是女儿奥克萨娜。在女儿看来,这种恋情无疑是背叛。柳芭在体力上已筋疲力尽,其电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荡然无存,莫斯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避而远之。奥克萨娜回忆:“人们只要认出她是戈洛夫尼亚的前妻、被枪决的巴别茨基的遗孀,就设法穿过马路,避而远之。”最终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丈夫电影导演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关系密切,当年曾涉及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举报,导致了巴别茨基的被捕。奥尔洛娃收留柳芭,建议她去找地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因为他能帮助柳芭找到工作,并获得莫斯科的居留许可。奥尔洛娃还解释“他一直都在爱你”,并马上打电话给古列维奇,将听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维奇问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说:“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们结婚吧。”多亏了他们的婚姻,柳芭获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古列维奇则因此被免职。
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870)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873)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874)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875)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876)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4] 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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