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索尼娅·拉斯金娜经过长时间的延误,终于在1955年11月,从沃尔库塔劳改营归来。拉斯金一家去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劳改营探望她的热尼娅,其他人在过去5年中都没有与她照过一次面。最终,索尼娅的火车到站。她从乘客人群中浮现,走出自己的车厢,看起来非常疲惫,面黄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台上,恳求父母原谅她给家人带来的不幸。
像许多从斯大林劳改营归来的人一样,索尼娅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伤痛而满怀内疚。她在沃尔库塔时为了寄钱回家,宁愿自己饿肚子,因此骨瘦如柴。归来后,她只想为家人而活。她已44岁,没有丈夫或孩子,愿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谢回忆:“她愿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寻药物,或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她对家人的奉献几乎是宗教性的,充满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84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继承了沙皇死后释放囚犯的俄罗斯传统。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相当于古拉格总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还适用于经济罪囚犯、带小孩的妇女、青少年及已达退休年龄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苏维埃检察院逐个审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尤其是像索尼娅那样的案件,其“反苏维埃阴谋”的定罪当初曾牵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鲁晓夫)。到1955年4月底,苏维埃检察院审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诉(还不到自1953年3月以来所收到上诉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关囚犯获释。(843)
这些决定既无规律,又没有理由。例如,索尼娅卷入的斯大林工厂案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据说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前主管所罗门·米霍埃尔斯策划的。但米霍埃尔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获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苏维埃报刊中,他经常被称赞为忠心耿耿的爱国人士。但同年11月,总检察长通知索尼娅,找不到复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劳改营一名囚犯——当初也因斯大林工厂案件被捕,收到一个类似的答复,他对此愤慨不已。答复信上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对案件进行复查。”按理他要签字,再把它寄回,以确认当事人已收到答复。他向难友抱怨,“这完全没逻辑”,如果米霍埃尔斯是无辜的,为何自己却是有罪的。一名难友回答:“现在先签字——他们稍后会再给你一个逻辑。”(844)
释放囚犯该走多远,苏维埃领导阶层的内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就提出“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万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权的政治局集体领导中,贝利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在内务部和国安部。他与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同处理国家事务。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坚决反对贝利亚,一开始就在尼古拉·布尔加宁(新任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对贝利亚的计划抱有疑虑。该计划除了要废除古拉格系统,还要在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东德这些新近附属的领地上放松苏维埃政策。1953年春天,贝利亚要求东德领导阶层推动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产党强硬派,在付诸实施时拖泥带水,导致了东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苏维埃坦克的镇压。贝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甚至马林科夫的指责。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就擒,策划者是赫鲁晓夫和苏维埃首都的高级军官。他被囚在莫斯科军区总参谋部的地下掩体中,接受秘密审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枪决(甚至有可能在审判之前已被打死)。政变一举没有法律依据,对贝利亚的指控极其模糊(他所做的都获得了集体领导的赞同),对他的判决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已在党内公布。但没有一位领导人反对政变,或质疑它的合法性。他们养成了斯大林的服从党的领导的传统习惯,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识到顶层的权力变更,便迅速调整自己的原则。政变后的赫鲁晓夫变得信心倍增。西蒙诺夫回忆起公布枪决贝利亚的12月24日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对“抓获”贝利亚“称心满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叙述中,你能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本人在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发起了策划,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领导人显得更加具有眼光、才华、活力,更为果断”,其他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就范。(845)
尽管马林科夫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式首脑,但在领导集体的内部,赫鲁晓夫的权力日益增长。政变与政策无关,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曾支持贝利亚的计划,此时据为己有,从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该名词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一直出现,却从来没有当真。他要苏维埃检察官审查自1921年以来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别是列宁格勒案件。他的对手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担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宁格勒案件时期与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数名国安部官员被捕,显然对马林科夫构成威胁。赫鲁晓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马林科夫的证据,暂时还秘而不宣——他仍需集体领导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开始起而争夺党的领导权,先让马林科夫承担列宁格勒案件的“道义责任”,再让他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降尊纡贵,改任电站部部长。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赫鲁晓夫自己也深陷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再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逮捕了至少有25万人。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就会限制检察官的复查,斯大林工厂案件就属此列。由于赫鲁晓夫当初的牵涉,有关囚犯的上诉就遇上了长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对他不利的证据。1954年6月,索尼娅·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诉将在8月获得答复;到了8月,又被告知,还要等到9月。9月后来变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获悉,将在3月底完成复查,但案件的最后审定是在1955年9月。(846)
像其他党领导一样,赫鲁晓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释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吓坏了。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酿成滔天大洪水,将无法控制,反把我们都淹没了。”担任政治局委员30多年的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检察院的官员也很不情愿承认当初起诉政治犯时的错误,更不用说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曾捏造证据。1954年,为两方面的利益服务,苏维埃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削减了三分之二,更延长了程序上的耽搁。(847)
拉斯金一家是幸运的家庭之一。他们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节奏,等到索尼娅从劳改营归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索尼娅应邀回到斯大林工厂担任旧职,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和力争(与苏维埃官员的),终于收到平反证书,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恢复她的公民权利,发给她少量金钱,作为她在劳改营荒废5年的补偿。索尼娅在莫斯科郊区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像拉斯金一家住过的其他场所一样,供各式亲属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广场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进行,公寓里总是挤满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视同家庭一员。阿列克谢在索尼娅归来时已经16岁,他回忆起拉斯金家中的气氛:
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场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缪尔·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规矩是:走进我家大门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家庭成员式的欢迎。有一次,我想测试一下。连续几个周日,我从大街上带回各种各样的女孩,但没人说一个字,包括道德观念上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这是塞缪尔的规矩。(848)
亲属从劳改营归来,使许多家庭更加亲近。数年的分离使人们更珍惜天伦之乐,甚至是曾经只为政治而活的布尔什维克。露丝·邦纳在1937年被捕之前,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抚养兴趣索然,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她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写信给十几岁的女儿艾莱娜,敦促她努力学习,但措辞相当冷漠,譬如“帮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团员”。她所关心的是请求米高扬(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产国际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坚持“他一直忠于党”。露丝获释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宁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宁格勒向南135公里的卢加城。她在艾莱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诗人的帮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协会少先队营地的女舍监工作。艾莱娜曾在战争年代充任军队护士,现已返回列宁格勒,在医学院攻读儿科。她与几位女友(包括依达·斯拉温娜)合住一个房间;冬季少先队营地关闭时,露丝会来探望。起初,她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艾莱娜在回忆录中追忆:“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们战后的欢乐,也不赞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她有丈夫的死、监狱、劳改营,我有自己的损失,还有当初看来是决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敞开心怀,而且我也不愿意。妈妈仍把我当做她离家时的14岁小女孩,我为此而感到恼怒。她的询问简直让我发狂:“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
采访中,艾莱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时承认:“我经常希望母亲离我远远的,但又不能把她赶走。不过,我可以退学,逃去别处,自己谋生,只要能躲开她。”艾莱娜的女儿塔尼娅1950年出生后,露丝的关注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艾莱娜回忆:“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关注点——她外孙女的成长——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从那一刻起,露丝不再对政治有真正的兴趣。她在1954年获得平反,搬回列宁格勒,后又重新入党,但再也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艾莱娜认为,她保留党籍“主要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外孙”。[1] 艾莱娜回忆:“只有孙辈[塔尼娅和她弟弟阿列克谢]才是重要的,她为他们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光辉,真叫人吃惊。”露丝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母亲的价值,即艾莱娜心爱的外祖母巴塔尼娅,当初负责照顾外孙女,以便露丝自己投身于党的工作。艾莱娜·邦纳反思母亲性格的骤变,回忆起了1987年12月露丝的葬礼:
我从橱柜拿出台布来布置守灵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块彩色刺绣的厚台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块粉红色的!现在,经过无数次洗涤,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妈妈那漂亮、精细的缝纫针脚,反以明亮的粉红映入眼帘。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为党干部的母亲,曾经反对资产阶级,信奉最高纲领主义,在叶戈尔卡或我的面前从不允许自己使用甜言蜜语,竟然摇身一变,帮我缝补台布,缝制衣服,打扮塔尼娅,成为“狂热”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她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849)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很少人作出像瓦伦丁·穆拉夫斯基那样重大的牺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工程师家庭,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之后,瓦伦丁、妹妹狄娜和母亲1937年都流放去了乌兹别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宁格勒。战争时期,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切尔克斯克城,沦入德军之手,被送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工厂做工。1945年,狄娜在纽伦堡附近的工厂做事,获得美军的解放。她与一名美国军官结婚,移民去了美国。瓦伦丁则返回列宁格勒,与母亲团聚。战争的经历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制度以及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国的经历又使他得出结论,生活在西方会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审讯。国安部要他去说服妹妹回到苏联,却遭到瓦伦丁的拒绝。他因此被控以“反苏维埃宣传”,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母亲于1948年被捕,缘于与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瓦伦丁于1950年获释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纳帕——靠近克拉斯诺达尔城,与一名姨妈同住。他找到水泥厂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苏维埃海军,分配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19岁女孩,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伦丁从海军退伍,决定搬去母亲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并带上了妻子和女儿。瓦伦丁放弃了在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军的表现突出,退伍时有很漂亮的评语。但良心告诉他,应该帮助自己的母亲。她已61岁,身体虚弱,更因多年的劳改营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伦丁回顾自己的决定,将之归因于从小学得的做人原则:
母亲老是告诉我要讲道德,要诚实,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别是赫尔岑。我们年轻时,她曾朗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听……我结婚时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母亲羁困于劳改营的事实,只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她……别无选择,帮她是我的道德职责。
瓦伦丁决定跟随流放的母亲,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响。那些贵族妇女,在1825年12月起义失败后,追随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认,他的决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意味,故意躲避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对非正义的愤愤不平。(850)
瓦伦丁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体农庄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司机。苏维埃政府当时正投资于新技术,作为“处女地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出大片干旱草原,改为种植小麦的农田,开初乐观,最终却贻害无穷。1954年推出该运动时,瓦伦丁所在的集体农庄是先锋之一,不少于19万公顷的牧场成了犁刀下的试验品。瓦伦丁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条件原始的营房中,位于一个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长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为她带去衣服和食物。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和草原上的艰苦生活,给瓦伦丁与妻子的关系,增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1956年离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瓦伦丁既要照看3岁的女儿,又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同年,母亲从劳改营获释。瓦伦丁把她带回列宁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间,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地铁工地上充当劳工。1957年,母亲去世,8年的劳改营生活把她给毁了。两年后,妻子归来与瓦伦丁重聚,又生了两个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伦丁全靠自己带大3个孩子。(851)
玛丽安娜·福尔瑟与家人的团聚是最不寻常的。1942年,她才4岁,病得厉害。祖母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给戈尔登施泰因夫妇,自己带了玛丽安娜的哥哥格奥尔基,前去伊尔库茨克谋生。战争之后,格奥尔基回到列宁格勒母亲的娘家,由于失去了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所有联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确姓名,他无法找到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随戈尔登施泰因夫妇长大,一直把他们当做生身父母,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几岁时,事情开始发生了骤变。
1949年,玛丽安娜第一次怀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时,少先队营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弃儿,遂勾起了她对自己幼年的痛苦回忆。她对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哥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反叛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严明纪律,愈加珍惜这些遥远的记忆,并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绘出一幅近乎神话的图景。玛丽安娜还记得曾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家医院,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哥哥:
我当时16岁——那是1954年。我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医学院,在信封上写收信人是:第一年级,第一组,按字母顺序的第一位女学生。我告诉这位女孩:小时候,我曾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还有个哥哥;知道这一切的应该还有一位女医生,能否麻烦找到她?你信不信,这个女孩还真的找到了她!这位女医生告诉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奥尔基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她还通过熟人发现,我哥哥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物理。这位女孩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因此极其兴奋,马上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所有学院,要求他们帮助寻找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学生,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住过。原来,他是在理工学院学习,回信给我,还附上了照片。(852)
1954年的夏天,格奥尔基来到第比利斯,与玛丽安娜共度3个月。他还记得,他们的重聚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妹妹的嫉妒。他回忆:“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她却被送给了陌生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好人,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的女儿,从没将真相告诉她,部分原因是保护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会离家出走。据格奥尔基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他父亲一边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又不同于母亲一边列宁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玛丽安娜在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度过一星期。他们让她看了所有亲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照片,但没告诉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劳改营,只搪塞说他们死于战争。玛丽安娜回顾这一次探访,认为杰美恩一家和戈尔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对她隐瞒真相。这确有可能。[2] 哥哥格奥尔基很清楚父母的命运,也对她隐瞒。玛丽安娜尝试解释哥哥的沉默:“对他来说,真相只会添加麻烦。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获成功。”他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学生,后来当上了教授。(853)
玛丽安娜就读于第比利斯的轻工业学院,后来在格鲁吉亚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实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请,出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父亲的画展,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玛丽安娜在严格的共产党家庭长大,一直以为父亲是死于战场的士兵,到此时年近50岁,方才获悉父亲原是被枪决的“人民公敌”。这无疑是极大的震撼,使她睁开眼睛,直面苏联的迫害历史。她曾怀抱天真的想法,因为自己家庭没受影响,向来漠不关心。她讲述道:“我觉得对不起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们,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会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实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犯罪嫌疑,为何没有调查?为何法庭不能正常运作?我开始质疑苏维埃制度。以前长大时[在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抚养下],对此都是全盘认同的……我渐渐明白,即使从3岁起就与亲生父母分开,我还是承继了他们的价值观。(854)
斯大林去世后的岁月,除了囚犯的归来,还见证了数万儿童走出孤儿院和儿童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长大,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
1953年,16岁的尼古拉·科瓦奇离开孤儿院时,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他记不得自己1岁时就被枪决于劳改营的父母,也没有被送去不同孤儿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经验发生于哈萨克斯坦,他被共青团派去参与“处女地运动”的第一次收获(为了1954年的收获,共青团共招募了30多万志愿者)。拖拉机大队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带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把尼古拉当成家中的平等成员。尼古拉回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3个孩子比我小,都爱我。我与他们一起玩游戏,也爱他们。”尼古拉与他们在一起整整住了18个月,直到1957年参军。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观察这个家庭的运作和各式关系的相处,这个经验非常有用。后来,我读到的心理学家称,小孩子长大会像自己的家人。我还是孩子时,没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运,遇上这些了不起的人。我结了婚[1962年],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经历,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它让我懂得尊重和相爱——他们总是互相帮助,总是为对方考虑——我之前从没见过,在孤儿院肯定是看不到的。(855)
父亲1946年来孤儿院领她出去时,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对他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于1935年,其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父亲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和流放地整整度过10年,她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已死于劳改营,又没有其他家人,叶丽萨维塔别无选择,只好跟随父亲去阿拉木图城,他在那里担任地质学家。他们住在地下室,整个住所由好几个家庭合用。她虽还是一个少年,却承担了所有家务。父亲沉默寡言,难以相处,已经受了劳改营岁月太多的伤害。对叶丽萨维塔来说,与他沟通,把他当做父亲,实在太难了,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过男性(孤儿院的所有员工都是女子)。像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家长一样,叶丽萨维塔的父亲对她管得很严,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就不准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间发生频繁的冲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叶丽萨维塔记得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拒绝吃面包,我们都很固执。”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也从来不谈孤儿院的生活。所以,虽在一起生活,却形同陌路。1953年,叶丽萨维塔搬至列宁格勒,申请了内务部的工作。父亲曾作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她竟一无所知。他发现女儿的申请后,立即赶来列宁格勒,将自己的污点履历,告诉她未来可能的雇主。他担心,她可能会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惩罚。应父亲的要求,内务部同意不把他的污点履历告诉叶丽萨维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856)
与父母分离的子女,很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父母的形象,往往与重逢后的现实情形大相径庭。
父亲亚历山大·萨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当时的加林娜·施泰因8岁。[3] 加林娜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为列宁格勒经济学教授的父亲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之后,母亲也遭供职的图书馆解雇。她切断与丈夫的一切牵连,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战争期间,加林娜与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开始燃起对父亲的渴望。她回忆: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前线的爸爸”,或是战斗英雄,或英勇牺牲。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职业。我不知道他长得如何,因为妈妈已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亲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宁格勒围城之战。她放弃了找到父亲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机遇把她重新引上寻父之路的正轨。其时,加林娜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生物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排队,突然听到有学生提及萨加茨卡娅的名字。原来,那个学生在谈论本校一位马列主义课讲师,加林娜因此去演讲厅的门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走出演讲厅。我很紧张,一再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问:“有没有可能,您是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的亲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说:“你是加林娜吗?”原来,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857)
加林娜的父亲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被判10年劳改,1948年获释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写信给他,回邮地址用的是列宁格勒中央邮局的信箱。她解释:“我不想让母亲担忧。”
我每天都去邮局,查看有无父亲的回信。我从秋季[1947年]开始,到了冬天仍旧没有答复。最终,我在1948年4月决定再上一次邮局,如果还是没有,就想作罢。结果非常幸运,全亏了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在柜台上递给我4个厚厚的信封,纸质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个信封里有一封长信,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
第一封回信充满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诺里尔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时寄出3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加丽娅!
你的信让我充满喜悦……我一生中最大悲剧之一,就是与我心爱的孩子分隔得这么久。你写道:“我的信,毫无疑问,会是一个惊奇。但我希望,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愉快的惊奇。”我的回答:第一,惊奇——确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简直是一大欢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词造句中,即“无论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设我在写你这样的信,也会使用同样的措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迹,使我不觉莞尔……相信我,加丽娅,你已找到你的父亲。我失去你这么多年,但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间断。(858)
加林娜通过信件与父亲开启了一段热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书本上读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胆的科学家、无畏的探险者,以及像父亲那样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还从没遇见这样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亲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来信炽热、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阅读、他近年来的观念转变。加林娜爱上了这个文字中的人物。她回忆:“对这些年来一直向往的父亲,我在心目中构建出了一个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种人:我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他总会耐心聆听,给我建议,等等。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现在看来,像他一样,我终究还是情感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对我来说,在信件中表达情感,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得多。(859)
1956年,亚历山大来列宁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对面的交往却令人失望:无法重建他们在通信中培植起来的心心相连。亚历山大刚刚从诺里尔斯克的流放地获释,又得到党内的平反,忙于重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认为,他太投入党的工作,以致无法与她沟通。她回忆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他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怎会变成这样一个懒妇。”他为何有如此想法?因为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没有兴趣,因为我没读他推荐的政治文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却须臾不可离开。
1956年,亚历山大搬到了列宁的诞生地,即伏尔加河旁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为各种期刊撰写相关的文章。加林娜回忆:“父亲痛恨斯大林,却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仍继续相信,无捷径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苏维埃历史还是正确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却成了与女儿沟通的障碍。加林娜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辩论。“与一位信徒争论,能有什么结果?他的见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却成了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1958年,加林娜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探望父亲,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询问彼此工作的套话,两人几乎无话可谈。出于义务,加林娜继续给父亲写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但她承认:
真的没什么可说,再也不愿向他打开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就像政治报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党员大会,就是他曾读过的书籍,没有一星半点的个人色彩。我已失去梦想中的父亲。(860)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