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彼尔姆。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奈莉、安吉丽娜、斯拉瓦——搬入苏维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与季娜伊达的母亲、弟弟托利亚、弟媳妇以及弟弟的两个幼儿,挤在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间。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睡一张单人床,托利亚和妻子带着女婴睡另一张床,外祖母和托利亚的另一个孩子同睡。当时10岁的安吉丽娜回忆:“我们挤在一起,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知道如何熬过来的。”布舒耶夫一家从劳改营回来时,所有财产仅够装一个口袋。当时12岁的奈莉回忆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亲常说:‘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铺的一天。’”她们居住的社区一派败落,自战争爆发以来从没任何修缮,水电全无,房顶坍塌,污水处理系统失效,到处可见害虫。
彼尔姆远离战场,未遭轰炸,但像后方许多城市一样,因大量撤入者给住房、食品、燃料带来极大压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区没有汽车,只有工厂附近有几辆卡车跑动。城市的木道、长凳、围栏及绝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消失,变成了柴火。(71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1] 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2] ),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720)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西蒙诺夫1947年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维埃代表,收到数百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诉信,很典型的一封信来自1946年转业的一名党员军官。他一家6口,包括3个幼童和年迈的母亲,住在卡卢加城一间没有暖气的地下室,屋顶漏水,墙壁渗水。1941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蜗居于此。他申请新的住所足足花了两年,却面对苏维埃当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诺夫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了将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诺。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721)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之中。1945和1946年的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有1亿人营养不良。从1946到1948年,确有饥荒发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譬如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722) 消费品的生产在战争中基本停顿,工业生产全部面向军需。尽管宣传机构允诺将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战的现实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苏维埃工业的主要优先仍是钢铁、能源和军备。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别是像彼尔姆一样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褴褛,脚登破破烂烂的鞋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国家保险机构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粮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设法让奈莉也去上班,当一名办公室的信差。这意味着她们可拿到第二张配给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仅能吃上面包、汤和土豆,但买不起肥皂。国营商店里根本没有肥皂,只能去农村买,全是农民非法制造和销售的。家里3个孩子只有一双鞋,轮流穿了去上学。季娜伊达的工资不够为孩子买衣服,只好去市场买碎布来自己缝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门。安吉丽娜回忆,姨妈有一次邀请她们上剧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尴尬的羞涩。
我们去不了剧院,太羞愧了。我脚上是一双花边帆布凉鞋,四季不换,仅花了3个卢布;身上是妈妈1946年为我做的棉布连衣裙,但买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质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货。(723)
1945年9月,党中央专门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国防工厂的一系列罢工和示威——当时有许多此类的工人抗议运动。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损害了工人的尊严。对于鄂木斯克174号工厂1.2万名工人的罢工,委员会是这样汇报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亚麻布。1945年,每个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双鞋。1944年,450名儿童因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无法上学。今年,处于这种窘态的儿童上升至1300人。许多工人衣衫褴褛,无法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工人的家里没有餐具、厨具、勺、杯、碗、凳子、脸盆、足够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粮会有长时间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几乎都领不到肥皂、盐或煤油。(724)
人们因战时经验而壮胆,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725)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赢得胜利,就会看到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受到了摧毁,变得贫穷,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对金山银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胜利将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战胜一切。
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经过了战争洗礼,抛弃旧日的恐惧,交谈得更加自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学生会议场所、咖啡馆、啤酒厅,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在战争中初尝的自由,谈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层圈子中,变化也被认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资深将军在私人电话交谈中告诉另一位:“千真万确,大家都在公开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到处都可听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在1946年的窃听录音。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当时相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将返回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726)
反斯大林的意见很少公开发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种族和职业的团体,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团结起来,有时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对政权抱有敌意。列宁格勒战时的围城经验,培植了该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强烈情绪。在他们的眼中,这既是公民独立的标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宫的象征。这种异议巧妙地体现于围城的传说、献给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以及俚语、笑话、轶事之中。
玛丽安娜·戈登1945年从撤退地车里雅宾斯克回到列宁格勒,其时17岁。她的父亲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他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又是一名活跃的神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狱。这次回来,玛丽安娜注意到,父亲在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时已变得更加开放。她回忆起父亲1945年的一次评论,如果是在战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机响着,父亲躺在床上看书,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维坦出场,唱起一首当时无处不在的歌曲《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爸爸说:“玛丽安娜,掐死这个汉斯·萨克斯!”[3] 他只是要我关掉收音机,但我仍大吃一惊。到那时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胜利缔造者的解释。尽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话却加深了我的怀疑。(727)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瓦伦蒂娜·亚历山德罗娃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进了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学中的价值冲突:
我们追随那个时代的精神,肯定是爱国者,我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赢得战争。我们把自己当做青年近卫军,并以此名义成立了一个俱乐部。[4] 但我们反对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腐败——某女孩学习不好,但得到好成绩,因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师的女儿,诸如此类。我们不喜欢的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强制我们参加党史讲座;教师让我们在练习簿封面上写下各自的共青团员证号;对我们的宣传努力缺乏诚意。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们避而远之,在理工学院内自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讨论各种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听到谈话内容,我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之间的危险谈话,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在我们圈子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团体的标志。有人喝了几杯后会变得非常大胆,讽刺地提出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团。(728)
这样的非正式学生团体有很多,大多数只是讨论小组,鼓励大家既阅读官方批准的书籍,又作出独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团体,信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新生,来对抗他们看到的“野心家”对共青团的主宰,通常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视。这些团体很小,只有很少的学生成员,所表达的意见却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赞同。譬如,在车里雅宾斯克城,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一个学生小组,他们出版自己的年鉴,登载神秘诗歌和政论文章,呼吁在共青团内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态度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生们都感到共青团高高在上,未能满足他们对外国文学、性问题和哲学的兴趣。(729)
1945年,艾莱娜·舒瓦洛娃与母亲从疏散地返回列宁格勒,开始上大学。20世纪30年代,由于父亲与他身在德国的母亲仍有书信来往,全家流放到沃罗涅日城。艾莱娜的父母于1939年离婚,在流放中长大的耻辱已给艾莱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话,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并“在心中抗拒苏维埃制度”。母亲是专绘斯大林肖像的艺术家,家里没外人时,常对斯大林作为一国之父进行嘲讽,更加深了艾莱娜心中的抗拒。她从小由母亲带大,要“相信上帝,始终讲真话”,感到自己越来越疏远于大学环境,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她来说,开放和直率成了她坚持自己个性的代名词。她与两个最值得信赖而且均有污点履历的朋友,自组一个讨论小组。她回忆:“我们的初衷是相互之间必须完全坦诚,我们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吸引新成员,只想发展‘自己类型’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但该小组半途而废,因为艾莱娜将之透露给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员,吓了一跳,劝她赶快停止。他还透露了一个家庭秘密,以劝阻她的计划:艾莱娜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处罚,不只是因为与德国居民通信,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730)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两年前被捕、遭枪决,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随大学疏散至萨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柳德米拉回忆一个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几个人站在楼梯上交谈。有人说:“苏共十九大的召开,为何遇上这么长的延迟?这肯定违反了党的规章制度!”苏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过5年[苏共十九大的最后召开是在1952年]。在我们眼中,这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从1917到1925年,规定是每年一次;从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这位女孩说:“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这就够了!”对我来说,她作为一个“人”已不复存在。[5]学习小组开始阅读课堂教材之外的文学作品,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也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
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731)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苏维埃必须做好准备)。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提倡改革。(732) 内务人民委员会获得加强,在1946年3月改组为两个独立机构:一个是内务部,以后专管国内安全和古拉格系统;另一个是国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专管反间谍和外国情报的工作。因为政权的敌人其实是“外国间谍”,国安部的任务也延伸到国内监控。战后几年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几万人被捕——被控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733)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敌对的权力中心,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威构成了挑战。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军队高级领导人,他们因1945年的胜利而享有巨大声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帅更成为改革派的寄托。[6] 国安部开始监听高级指挥官的电话交谈,专为朱可夫建立了一个档案,因为他的声望气势已达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国的苏维埃占领区的军事长官,在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揽下了苏维埃胜利的主要功劳。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惭,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审讯。会上,有政治局委员谴责他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波拿巴式的威胁(但除了一名将领,其余的都为他说了好话)。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职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后来又被送去乌拉尔,担任一个卑微官职(原本可以更糟,因为有谣言称,朱可夫试图发动反斯大林的军事政变)。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苏维埃的报刊,更被剔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苏维埃历史,而斯大林成了胜利的唯一指挥者。其他普受欢迎的军事英雄,一一难逃类似的命运:前参谋长安东诺夫元帅,外放去了外高加索军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龙诺夫、瓦图丁等人,被删出官方的战争记录;从1946到1948年,还有数名高级指挥官,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遭到处决或监禁。(734)
斯大林还把矛头指向列宁格勒的党领导。这座城市亟想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以19世纪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垒。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脏病时,政治局成员中的列宁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们曾被广泛认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样,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英俊潇洒。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战时经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7] 试图让苏维埃工业的重建更趋合理化。当年,为振兴遭受内战破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曾立下汗马功劳。库兹涅佐夫是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他的声誉鹊起主要归功于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的军事业绩。这是他在列宁格勒普受欢迎的主因,却成了不断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前去检查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党书记处的主管,又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死敌。马林科夫的借口是调查区党委操纵选举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宁格勒的权力基础,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博物馆”。该馆的展品把围城的历史,当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体行为,基本上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结果,博物馆关闭,负责人被捕,珍贵的个人文件和回忆录全遭销毁,仿佛是在抹去该城的独立、英勇的印记。1949年8月,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几位特立独行的列宁格勒官员,包括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全都被捕,遭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从英国间谍到花天酒地)。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枪决。
与战后政治压制配对的是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警告,国际形势的紧张不会减缓;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巨大的建筑项目来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的目标定得如此离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须成为劳动模范。苏维埃的宣传连哄带骗,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时间的牺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诺,辛勤工作将获得廉价消费品的奖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相信如此的允诺。少数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买到,也价格奇贵,无疑在降低实际的工资收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政府在1947年推出货币改革,10卢布旧币只能交换1卢布新币,从而大大消减了农民的消费力。战争期间,对小额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积累了一定储蓄,然而遇上这次货币改革,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735)
在战后的苏维埃经济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厨房内阁”的命令,强制劳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可供国家开发的无偿劳动力得到了快速增长。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来的劳动大军,还有200万德国战俘、100万其他轴心国家战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矿、建筑,其中怀有技能的,偶尔也会受雇于苏维埃工业部门。在有些工厂,德军战俘在生产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拘留营干脆就建在工厂之内,管理人员更试图阻止战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释放了很多人,但从1945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主要依靠对“民族主义者”的大肆搜捕(乌克兰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的领土被红军夺回,却从没真正融入苏维埃的政权体系。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拥有67个综合企业、1万个单独劳改营和1700个殖民营,到1949年共雇用240万名劳工(战前是170万)。就总体而言,从1945到1948年,估计苏维埃工业劳动力的16%—18%是强征的劳工。他们主要在寒冷和边远的地区开采贵金属,当地的自由劳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强制劳役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所提出的)。奴役劳动也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型建设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战后的信心和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贝加尔至阿穆尔的铁路、北极铁路、莫斯科地铁的延伸,以及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那些年,7栋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大厦(“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铺张的“苏维埃帝国”风格在首都地区耸立起来,莫斯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736)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50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到1953年,内务部在劳改营雇用25万狱警,古拉格的维持费用两倍于古拉格劳工所创造的收入。内务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对强制劳工的划算与否深表怀疑,甚至在酝酿对策,或废除古拉格某些部门,或将囚犯转换成另一类平民。这些想法获得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最终仍没得到认真地讨论,因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统的坚定支持者。(737)
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是战后古拉格经济和民用经济相融的良好榜样。从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数增长3倍,从10万升至将近30万。大多数新来者,不是从“过滤营”(通过审讯,筛选出“与敌合作者”)挑出的、来自欧洲和前纳粹占领区的苏维埃战俘,就是从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围捕而来、权作“民族主义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时,自由劳工的人数也有稳步增长。如果加上获释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领薪囚犯,在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1949年的总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劳工。最后,还有一大批作为志愿者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自愿前来团聚的囚犯家人。(738)
列夫·内托1925年出生于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家庭,他们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亲是拉脱维亚步枪队成员,在帮助列宁夺取政权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成为外交部官员,给儿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参加红军,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游击队,被派去德军防线后的爱沙尼亚作战。1944年,列夫被敌人抓获,囚禁在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地区,后来被送去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1945年4月,全体战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从队列中逃脱,获得美军的解救。列夫在美军营地中待了两个月,虽受到不必返苏的劝说,仍在1945年5月回到苏联。其时,他20岁,很想上大学,但一走进苏维埃边境,先被送去过滤营,接着被送进红军。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夺回的乌克兰西部充当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4月,他在罗夫诺城被捕,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战争期间向德军出卖游击队,并威胁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签署了认罪书,被判处25年劳役,外加5年在诺里尔斯克流放。(739)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红军逮捕,被送去诺里尔斯克。4年前,即17岁那年,玛丽亚与父母还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小镇红村时,沦为德军的俘虏。她被带去爱沙尼亚,在一所野战医院充任护士,然后去了柏林,成为纳粹高官的家仆。德军多次想征募她为间谍,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殴打——但她的伤疤不足以打动苏维埃的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她去诺里尔斯克10年。(740)
斯大林对苏维埃经济的战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诺里尔斯克的贵金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刺激诺里尔斯克的劳工,劳改营管理部门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积分和货币奖励。到1952年,对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囚犯来说,现金工资已成为规范,每人平均每月赚取225卢布,约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诺里尔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费”的。许多志愿工赚取特别(“北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古拉格系统之外所能赚到的。(741) 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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