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684)
对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来说,那种从属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685)
复苏的责任感随处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尤其是从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权的基础因德军的入侵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当时担任军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将那几年视作“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
就在我们的眼前——受命运摆布的个人,面对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为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我可以证明:1941和1942年众多的情形和决定,其实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我们仍是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但在那些年头,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阿达·列韦多娃在医疗机构度过战争年代。在她看来,这种自发的去斯大林化体现在一种权力移交上——从刻板地控制医院的共产党官员,转到医生和护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实例,当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等不及当局的授权。我们顾不得正式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动,或作出即时的调整。”(686)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战争援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学家的对话。该科学家说,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然后向惊愕的朋友们解释: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与政府贴得很近,超过了我们人生的其他任何时候。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而是我们自己想做。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所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援手。
据曾是沙场老将的康德拉季耶夫说,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时不断受到指挥官的虐待和鄙视,一旦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即变成了他自己的将军:
没人可以指挥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时也是一样,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否则,德军就会突破进来……你觉得,仿佛俄罗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没有你,一切可能变得不同。平时在我们社会中,什么都不取决于个人。但在战争中就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胜利。(687)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和党。对他们来说,新兴的自由无疑是对制度的一大冲击。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1941年,他从中学直接上了战场: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688)
朱莉娅·奈曼写下《1941》一诗,其时的氛围已预示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的第一年)的价值观变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战……
数不清的挫折、失败、消耗!
然而,那年的战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闪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闪耀!
遁词一一坠落,恰似纷纷剥落的石膏,
泄露无遗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实效;
透过灯火管制和迷彩伪装
我们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马脚。
我们曾用来测量的暧昧标尺——
表格、问卷、资历、级别、倚老卖老——
都被唾弃,我们现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标尺是信念和勇骁。
我们曾经历和目睹这一切,
记忆犹新,神圣照旧,仍然记牢
监视哨、屋顶、防空气球,
当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乱嚣,
穿上迷彩服装的建筑物,
空袭的交响乐和解除警报的信号——
到最后,显得货真价实的却是
我们公民的骄傲,纯粹闪亮的骄傲。(689)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690) 《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战争带来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诗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亲爱的约瑟夫·斯大林!
时至今日你已丢弃塔林!
我们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将失去列宁格勒城!(691)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他们被迫不顾政治后果,径自采取行动,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战争的“真正恐怖”攫夺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潜在恐怖,反而变得不那么张牙舞爪,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的交谈中,一名犹太科学家忆起战争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间睡觉……半夜里,契卡的人来把我叫醒,我却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门,把我吵醒,而我却一点也不怕。如果发生在30年代,我早就吓得半死。如果发生在战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会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不怕,那是我们历史上的独特时期。(692)
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自由感来自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敌”的子女。他们如愿意或胜任在战时急需的领域中工作,污点履历不再是一大障碍,与战前没法比。虽然没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务实的官员通常会对申请人的社会背景视而不见。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家庭。父亲两年后作为“德国间谍”被捕并遭枪决;母亲获刑5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叶夫根尼娅只得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与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准成为学校的借读生。她的老师们赏识她的潜质,刻意予以保护。1944年夏季的一天,叶夫根尼娅经过莫斯科大学,看到一张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报该校的物理系。她从来都不喜欢物理,也不特别擅长,但很清楚,这是她进入苏联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良机。在姨妈的鼓励下,她决定试试。叶夫根尼娅回忆:
我仅16岁,在申请表格[一定要填写的]中并没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写父亲已死……我想,他们还是会收我的,因为想学物理的人太少了,而当时,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学家。(693)
战争年代向安东尼娜·戈洛温娜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她就是那位掩饰自己出身的“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尽管高中成绩完全符合医学院的要求,仍被拒绝。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会出身。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的梦想,因为列宁格勒已陷入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该校一名学生曾是她的老同学,建议她去试试,因为该校需要医生,已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很快成为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教授们全力支持她,为她的社会出身保密。她回顾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1月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以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借出图书、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1945年,这14名学生总算变得合法,领到护照,正式注册。儿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务实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们向列宁格勒党委提出请求,坚称列宁格勒急需这些学生。对安东尼娜来说,正式注册大大加强了她的自信,减轻了她在战前感到的恐惧,让她认真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及带给她家人的影响。(694)
政权在宗教领域的让步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从1943到1948年(到那时,最重要的让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宽了对教会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现了急剧的复苏。数百座教堂重新开放,上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礼、受洗、葬礼都有显著的复兴。
伊万·布拉金的家庭与教会有密切联系,他亲戚中有几个神父,妻子拉丽莎也是神父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他们作为“富农”遭到剥夺,流放去了克拉斯诺卡姆斯克,这些家庭关系都被加以严密地遮掩。伊万和拉丽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将圣像藏在箱底,门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则挂上了斯大林肖像。为了避嫌,他们鼓励子女加入少先队和参加反宗教活动。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受洗。该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启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丽莎从箱底拿出她最珍贵的圣像,挂在房间一角,一半有窗帘的遮掩。她进出房间时,都要在圣像面前画十字。女儿维拉回忆:
渐渐地,我们开始庆祝宗教节日,妈妈告诉我们个中的道理。她会准备一份特别的菜肴,这在战争期间并不容易。她总是说:“我们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忏悔节。如果没有,那就是大斋期。”我们庆祝圣诞节、主显节、圣母领报节、复活节及三位一体节。(695)
战争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兴许是新的言论自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要是在以前,这种做法绝对不可想象。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维拉·皮罗茨科娃回忆1942年回到家乡普斯科夫:“每个人都在公开讨论政治,没有任何恐惧。”她记录了一对姐妹之间的争论:姐姐22岁,前线军官的妻子;妹妹17岁,“激烈的反共人士”。当姐姐否认劳改营的存在时,妹妹一脸蔑视:“你竟不知道?全国老百姓都晓得,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军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很好。”另一个场合中,妹妹批评姐姐对失业的视而不见,尽管几个亲属在战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会不知道呢?除非你结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们穷人了。”维拉评论,那位姐夫战前与大家一起住时,没人敢如此讲话,都担心他的举报。(696)
购买食品的排队长龙是政治讨论和抱怨的温床。愤怒和挫折让大家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勇敢说出(所以排队长龙中总是有潜伏的举报人和警察)。一组举报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队,他们在1942年4月的汇报中说:“商店用品卖光后,能听到公开的反苏议论。”买煤油的队列中,有一名老汉这么说:“到处都是党员寄生虫,都是混蛋!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工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于绞刑的脖子。”其中一个女人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烂摊子。”莫斯科另一排队中的举报人,汇报了下列对话:
德罗宁[士兵]: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1929年前的一样,岂不更好。集体农庄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什么?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其实只是奴隶。像李可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的人,想为我们做点好事,却被他们撤了。为我们着想的人,还会有吗?
卡列林[木匠]: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人衣衫褴褛,虱子满身。德国人确实到了我们的村庄,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们却看到他们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们都在挨饿,但共产党人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697)
舌头有了明显的放松。罗扎·诺沃塞尔茨娃回忆起1942年与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刚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从没质疑过苏维埃政权。她相信父母是无辜的,但也准备接受“人民公敌”确实存在,以及清洗“异己分子”的必需,这是她1938年的想法。对这位鞋匠的造访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观,他在修鞋时大骂苏维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惨都归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对罗扎这样的陌生人,却以这种方式交流,显然不考虑其中的危险。他的坦率——她以前从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索这些事”。(698)
军人之间也是批评和辩论的重要舞台。前线士兵组成的互信的战友团体,是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一位老军人回忆:“我们大骂领导,为何没有飞机?为何炮弹不够?混乱的起因在哪儿?”另一位老军人记得,士兵不怕讲出心里话:“他们很少顾忌……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尔·拉扎列夫从前线回来,待在古比雪夫医院:
像其他士兵一样,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讲什么。我谈起军队中我认为是丑闻的事,医院里的医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头”。我很惊讶,像其他士兵一样,已为苏维埃国家拼死拼活了,应该有发言的权利……我经常听到来自农村的士兵抱怨他们的集体农庄,声称赢得战争后,有必要将之废除。言论自由已达如此地步,发表意见已成家常便饭。(6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很多人对此变化发表过见解。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41年日记中指出:“战争开始之后,人们互相变得亲近,为祖国的担忧团结了每个人。”他还认为,战争中兴起的民族精神已经抹掉了阶级的分化。他在1942年写道:“我现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见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民’不单是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单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而是我们大家的内在。”其他人通过工作场所中新的团队精神,来感受这个战时的民族大团结。阿达·列韦多娃在列宁格勒医疗机构的同事之间发现了新的“亲密”,打破了旧的职业等级制度:
医疗机构变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担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为了我们的机构、病人和同事。这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幸存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战争结束后,它仍与我们同在。
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声称,战争使他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关系:
在前线,能很快发现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战争就像一个测验,所测试的不只是膂力,还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顷刻之间就会显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凭直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清他人的真实面目——要是在和平时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难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净化。前几年,“谎言的不人道”扼杀了所有的政治讨论,现在则受到猛烈的冲洗。拉扎列夫评论道:“战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使我们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现实。”(700)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维埃大军开进欧洲,士兵见证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反思变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苏维埃已集结600万军队,超过东线德军数量的两倍。1944年6月,盟军发动对法国北部的侵入。与此同时,红军击溃白俄罗斯前线的德军主力,7月3日夺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达普鲁士边境;乌克兰前线的苏维埃军队,席卷波兰东部,直扑华沙;在南部战线,德军很快崩溃,红军横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4年9月抵达南斯拉夫。苏维埃的进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乌克兰方面军已深入到西里西亚;朱可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达奥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的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他们对将要发现的毫无心理准备。西蒙诺夫观察到:“欧洲和我们苏联在生活水准上的对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冲击。它改变了数百万军人的看法。”士兵们看到,普通百姓住着更好的房子;尽管有战争和红军抢劫,商店里依然货物充沛;他们在赶去德国的途中看到的私人农庄,即使处于荒芜之中,仍远远胜过苏维埃集体农庄。任何宣传都无法让他们漠视亲眼目睹的证据。
与西方的碰撞,帮助塑造了士兵们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农民士兵们相信,随着战争结束,集体农庄将被一扫而光。军队里流传许多此类的传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对部队的承诺。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无数次地重复此事。这些期望传遍整个农村,导致了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一系列罢工。其他士兵还谈到重新开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废除党支部。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记得与军车司机的一席讨论,他是一名“西伯利亚小伙子”,时间在1944年1月。该司机说:“我们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变化和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没有挂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记中记下:“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惊讶。人民强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随处可以听到,唯一听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圈子。”(701)
军官站在这项军队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前列,公开批评苏维埃制度,期望改变。1945年,一名中尉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次会议上,考虑一系列改革”。他去过纳粹在波兰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看到德国独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苏联也结束任意的逮捕和监禁。他说,苏联有它自己的迈丹尼克集中营。他还要求撤销集体农庄,因为手下士兵告诉他,那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士兵要他向主席传达其他的不满。(702)
很自然,党领导对心怀改革主张的军人回国不无忧虑。对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来说,它与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仑战争有明显的比照。其时,归国的军官人员把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带回沙俄,随即激发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强烈呼吁,要坚决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战争之后,我们的士兵看到法国的生活,拿来与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当时,法国的影响是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看到了反沙皇独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许东普鲁士的庄园优于集体农庄,这种印象可能导致落后人士得出结论:庄园经济胜过社会主义经济。但这是一个倒退,因此,必须对此展开无情的斗争。(703)
西方思想对党员的影响引起了特别的担忧。1945年,苏联党员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军人。党领导假设,他们的复员,势必将危险的政治改革思想传染给平民组织。
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民众中传播,尤其是在关心政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英美的结盟,让苏维埃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苏维埃城市此时已充斥着好莱坞电影、西方书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国进口货。数百万人见识了真正的西方生活——兴许不如好莱坞所标榜的,但远远超越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宣传中的惨淡。餐馆和商铺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现,或许在暗示可能恢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局面。这一切均在推高人们的期望: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容易,将对西方更加开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传专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战争结束后,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愉快……与西方将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每个人都可阅读自己喜爱的,将有学生交流,苏维埃公民到国外旅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不再担心审查(也许是党领导批准的,故意提供这样的诱惑,以维持人们的斗志,直到战争结束)。西蒙诺夫回忆:“大部分知识分子赞成自由化,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感到乐观。”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化意味着与政府开展有关改革的“对话”。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的心目中,公民责任包括为政治任务服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的效用……我们感到,如果承担了公民使命,就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需要有一个解释,让我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当然不希望政府随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执行人。
甚至经济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讨论主题。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者,其主管伊万·利哈乔夫提倡在工业经济中引进国内市场,让地方掌握较多的财政自由,通过高工资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率——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批评计划制度,提出在战后重返市场,以刺激生产。(704)
人们在这开放气氛中变得理直气壮,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质疑起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价值观。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在战前是个少年斯大林主义者,她记得让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体事件。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她作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与一群大学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战壕,晚上就睡在战壕中。其中一人对客观条件不满,向领导提出抱怨,结果遭到了惩罚、欺负、共青团会议上的举报,最终被捕入狱。对埃尔加来说,这种迫害是一大觉醒。她父亲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权关于“人民公敌”的宣传,以为他一定做了错事。如今,她亲眼看到有人无缘无故被捕。她加入一组学生,抗议对朋友的逮捕,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团,不再参加它的会议。新看法也影响了她对共用公寓的态度。整个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她都在那里住:
这是一个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间很少争吵。但有一个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间,老是与酒鬼丈夫吵,还会遇上家庭暴力。后来,她加入共产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们的房间,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实上,我曾当面告诉她,并不赞同党的做法。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705)
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自从父母被捕以来,一直在共用公寓独自生活。内务人民委员会传召她去总部,逼迫她参与对一名退休沙皇军官的举报,使她猛然觉醒。那位退休军官为了取暖,喜欢待在图书馆帮着做些琐事。由于马克斯娜的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讯员转而把矛头指向她,说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是在同病相怜”。这种侮辱激起了马克斯娜心中无比的愤慨,既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也出于捍卫无助军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却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气得撕心裂肺,对他说,没人证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他讲这种话,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说出口!只是年轻气盛才让我这么勇敢!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似乎想揍我。毫无疑问,他已习惯于打人。我站起来,抓住自己的板凳准备自卫。如果没有那条板凳,他一定会动手的,他慢慢冷静下来,在桌旁坐下,询问我的证件。
几天后,马克斯娜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她离开列宁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马克斯娜回忆:“列宁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离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为何要走?我只有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内],让他们来抓我好了,我才不会离开。”第二天,马克斯娜得到了资深图书管理员柳博芙·鲁比娜的帮助。她是一名勇敢的党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保护了许多列宁格勒居民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吓。鲁比娜认识马克斯娜的继父——原区委书记——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犹恐怖中失去更多亲人)。马克斯娜回忆,她直言不讳,“批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时毫不顾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动物’”。鲁比娜在自己办公室里为马克斯娜设立了简易床铺,让图书馆人员别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很可能使鲁比娜入狱。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马克斯娜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马克斯娜回忆:“她照顾我,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对马克斯娜来说,她们在办公室里的交谈仿佛是政治教育课,让她与父母的价值观重新连接起来,而父母从未如此畅所欲言过:
鲁比娜是个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坚强,满心共产主义理想,热衷于为大家伸张正义。她对我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诉我,集体化是可怕的错误,毁了国家。她谈到,白海运河和其他建设项目全靠囚犯建成……她还谈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说我父母都是无辜的。我不理解的东西,她会逐一解释。有时她会谈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不会向人透露一个字。她对我说的都是心里话。(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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