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塞缪尔·拉斯金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热尼娅·拉斯金娜结婚。自1936年以来,他们就是文学院的同学,其恋情开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时,西蒙诺夫与另一位同学纳塔利娅·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学生界的波希米亚圈子中,民事婚姻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热尼娅说,西蒙诺夫以一首浪漫诗(即《五页》,最初却是为纳塔利娅写的)开始对她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年轻诗人,都会回收利用自己的旧情诗,以发动新的征服。就西蒙诺夫当时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坠入爱河,在性经验上颇为青涩。(600)
热尼娅小巧玲珑——几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诺夫的显然还有她的精神素养。她慷慨,耐心,对朋友掏心掏肺,几乎与每一个人都能处得稔熟(继承于父亲的罕见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响他人。热尼娅是文学院的学生会秘书。1937年文学院清洗会议中,西蒙诺夫曾举报多尔马托夫斯基,她却勇敢地站出来为两名外国学生辩解——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保护自己——她觉得,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教职员不公的批评。(601) 西蒙诺夫吸引热尼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定。但她一旦爱上他,一生不变。毫无疑问,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潇洒、他的诗人天赋、他的聪明才智、他的阳刚之气,以及他鹤立鸡群的领导才能。
婚礼之后8个月,即1939年8月,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出世。经过艰难的分娩,热尼娅和阿列克谢一起留在医院隔离病房好几天。西蒙诺夫给热尼娅写信:“我的小宝贝,我非常爱你。我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跟医生谈过,他说一切都很好,小宝宝会慢慢康复。请写信告诉我,你最喜欢我们儿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开始写一首新诗。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写……我亲爱的,多想听到你的声音,多想看到你无疑是面黄肌瘦的小脸……请问一下,我可否给你送来犹太牛肝酱。(602)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诺夫接受了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项任务。《英勇红军报》(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报道日本控制的满洲与苏联的冲突。他从苏维埃军队集结之地蒙古写信给热尼娅,随信还送上新诗《照片》: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即便没有,只要牵记,仍可见面。
到第四天,乌拉尔已抛离得很远,
乌拉尔呀,我不愿让好奇的邻居窥见。(603)
哈勒欣河战役(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以来,一直在酝酿的边界战争的大决战。斯大林一直在担忧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帝国野心。蒙古在名义上是中国一部分,但从1921年以来,一直处于苏维埃的影响之下。蒙古和日占区之间一旦因边界争议而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锐部队:5.7万步兵、集结的炮兵部队、500辆坦克、苏维埃空军的最好飞机,全部听从红军后起之秀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苏维埃军队把关东军从日本坚持的边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国认定的边界诺门罕,即向东挺进了16公里。日本惊讶于密集的红军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签订停火协定。苏维埃声称获得了巨大胜利,似乎证实了红军的战无不胜——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诺夫凭亲身经验体察到,苏方的损失远远大于政府所承认的(红军声称死伤共9000人,但实际人数却高达2.4万人,其中7000人阵亡),(604) 凄惨可怕的景象纷至沓来。西蒙诺夫对军事新闻的审查感到沮丧,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提供较为真实的画面。《坦克》一诗讲述一排苏军士兵,在来之不易的战斗胜利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毁的坦克,在诗人眼中,成了他们英勇牺牲的丰碑。西蒙诺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该诗的发表。他曾是作家协会领导,还在1937年训斥过西蒙诺夫的“反苏”言论。他告诫西蒙诺夫,应该提供对战争的乐观瞻望,来积极配合自己肩负的宣传任务。为此,斯塔夫斯基建议他在结尾处,以一辆全新的坦克来替换已遭摧毁的。(605)
与日占区的边界冲突,更加强了斯大林对腹背受敌的恐惧,担心同时卷入反轴心国的两场战争。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没受到英国或法国的激烈反对。这两个国家仍在安抚希特勒,在斯大林看来,这无疑是在鼓励纳粹和日本向苏联发起侵略。尽管法国和英国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以联手抵抗纳粹对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向斯大林显示,西方列强并不真诚行事。整个1939年的春天,英国和法国以波兰不愿让苏维埃军队越界作为借口,拖延与苏维埃的谈判。他们只希望苏联能在外交上阻止纳粹,但还不愿与苏联签署军事协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向苏维埃政府暗送秋波,因为如要发动计划中的入侵波兰,苏联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提出,把东欧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让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两国。他相信,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苏联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特别是在那么多苏军驻在满洲的时刻。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说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长远规划。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协定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让苏联武装自己,也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创建起有效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在两大势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国家——的交战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这些国家在漫长冲突中相互耗尽,反有可能激起当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诉共产国际:“如果他们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们并不反对[战争]。”(606)
德国获得了苏维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不久,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将东欧分为德区和苏区的秘密协议,红军进入波兰东部。苏联进占波兰之后,又开始向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施压,要求它们接受领土变更和苏联军事基地的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决定妥协,签署了《国防互助条约》,让苏联红军占领他们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伴随入侵的苏维埃军队,实施了相应的逮捕和处决:1.5万波兰战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至少有100万“反苏维埃分子”被逐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却不愿俯首臣服,拒绝了苏维埃越境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维埃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由于有先前在满洲、波兰、波罗的海的胜利,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对芬兰的战争却一再败北。苏维埃军队没做冬季战斗的准备,又无法攻破芬兰的坚强防御。4个月内,12.6万苏军阵亡,近30万苏军受伤。后援大军最终突破芬兰防线,迫使芬兰人求和。(607)
对于西蒙诺夫乃至世界各地众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冲击。反法西斯斗争是共产主义团队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我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后,我们当中刚满18岁的人——始终生活在将与德国开战的等待之中。对我们来说,那场战争开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内战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太年轻,错过了激发他们英雄梦想的俄国内战;另一原因是,他们热切地相信,西班牙内战只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终极大战的揭幕,大战的高潮将是苏维埃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西蒙诺夫回忆:“在哈勒欣河,这场大战不再是虚拟的,不再是我们预料中的未来事件,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西蒙诺夫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护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西蒙诺夫回忆:“他们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608)
这种内在冲突显现于西蒙诺夫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第一个重要剧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写于1940年秋天,其时他刚从哈勒欣河返回。该剧讲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轻红军军官,名叫谢尔盖,曾是共青团积极分子,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俄罗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参战。《我城一少年》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主义,似乎在唤起观众对纳粹德国的敌意。但西蒙诺夫回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这些情绪变得不便明确表述出来。1941年3月,该剧在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只是让演员在朗读有反德含意的台词时赋予更多情感,以表达他们对该条约的反感。(609)
该剧还引出另一冲突,比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朋友,即诗人米哈伊尔·卢科宁(1918—1976年),曾参与对芬兰的战争。卢科宁只比西蒙诺夫小3岁,却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苏维埃诗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身上没有旧文化的印记,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西蒙诺夫的同辈,却躲不开这样的标签。西蒙诺夫将卢科宁理想化了:这位年轻诗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工作,1937年加入文学院,体现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西蒙诺夫一直以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诺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给剧作家阿希诺戈诺夫过目,后者喜欢此剧,但认为它的主人公应有一个姓。西蒙诺夫一时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诺戈诺夫便问,假如能有选择,西蒙诺夫希望给自己取什么姓。也许阿希诺戈诺夫看出,西蒙诺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自己本想拥有的全部素质。西蒙诺夫没有片刻的犹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卢科宁。基于此,他便以“卢科宁”命名他剧本中的主人公。但卢科宁本人并不高兴:“如果我写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剧本,把他叫做西蒙诺夫,你会作何感想?”(610)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个人偏好,那是特意为瓦伦蒂娜·谢罗娃写的。她是苏维埃银幕和舞台的明星,西蒙诺夫为她神魂颠倒,无可救药。他第一次看到瓦伦蒂娜,是在列宁共青团剧院的演出当中。其时,他从哈勒欣河回来不久,虽然已婚,知道很难赢得她的芳心,但还是向该剧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图接近瓦伦蒂娜。戏中,女主角是瓦伦蒂娜的再现——不是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诺夫希望她应该展现的形象(信赖他人、有爱心、有耐心、宽容)。剧中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科宁,也是西蒙诺夫希望自己应该展现的形象(比现实中的自己更阳刚、更勇敢、更苏维埃化)。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频频出现于他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瓦伦蒂娜年轻、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妇和电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击的秘史。她父亲瓦西里·波洛维克是水利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1930年,当时瓦伦蒂娜13岁,瓦西里在工业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进劳改营,之后于1935年获释,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处8年,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所有这一切,都得到瓦伦蒂娜母亲的精心掩盖。她是莫斯科卡梅尔尼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瓦伦蒂娜在那里度过童年,扮演过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亲将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的姓“波洛维克”,改成俄罗斯的姓“波洛维科娃”,设法抹去所有乌克兰的痕迹。瓦伦蒂娜从小长大,否认父亲的所有信息(以后几年中,她还声称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59年(他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气与他见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动。(611)
瓦伦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团,很快迷住了该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他偏爱年轻女演员是尽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很容易遂愿。科萨尔耶夫极力推动这位年轻漂亮门生的事业,自己却在共青团领导人的大清洗中落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来被枪决)。斯大林指责他们未能在共青团内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萨尔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中趋前与他碰杯,并在他耳边低语:“叛徒!我要杀了你!”守护神的被捕,使瓦伦蒂娜陷入严重困境,当初因科萨尔耶夫而被抛弃的前男友,妒火中烧,趁机举报她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戏剧工作者联盟的清洗会议,自作解释,并回答父亲被捕一事,为了避免被逐,还必须发表背弃声明。(612)
到最后,搭救瓦伦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她与他相遇于科萨尔耶夫安排的宴会。在苏维埃的英雄神殿中,飞行员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苏联军事实力和进展的尤其是空军,激发许多年轻男子加入军队的也是飞机的魅力。谢罗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罗斯”外貌和完美的无产阶级出身,变成了极富宣传效应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是传奇性的,遇到瓦伦蒂娜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飞行员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宫的喜爱。第一次见面后的第10天,他们即举行了婚礼,搬进新近腾出的豪华公寓——原属叶戈罗夫元帅,因牵连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而被捕。他们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派对和酒会。但灾难降临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阿纳托利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发生事故的细节不甚清楚,只知道谢罗夫和他的战友波利纳·奥西佩科在恶劣天气中低空飞行。两名飞行员获得国家级荣誉,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旁。4个月后,即1939年9月,瓦伦蒂娜产下阿纳托利的儿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她作为军事英雄的遗孀,深受苏维埃领导人的保护,有助于她在电影界的崛起。她第一个重要角色,即卖座电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专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寿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特地向两个著名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和瓦莱里·契卡洛夫)的遗孀敬酒,她们当时都坐在边远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请瓦伦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与他碰杯。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致洒了酒。据瓦伦蒂娜说,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静地说:“别担心,不要紧。镇静点,谢罗娃同志,我们会支持你的。”(613)
到1940年夏天,西蒙诺夫爱上瓦伦蒂娜,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子,也不想鼓励西蒙诺夫这个也有同龄幼儿的已婚者。西蒙诺夫、热尼娅和阿列克谢当时住在祖博夫广场上的拉斯金公寓。热尼娅虽然还没充分觉察丈夫对这位漂亮女演员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对他经常不归家视而不见。(614) 整整一年,他们的婚姻不即不离,西蒙诺夫追求着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诺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伦蒂娜的那种人,他的殷勤献得太辛苦,他过于严肃、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风度和信心。他们要比西蒙诺夫更为成功,更有权势。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诺夫征询谢罗娃对此剧的评论。她当着大家的面说,这只是“一部拙劣的剧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频频赠送礼物,为她量体裁衣创作相关的剧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诗给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写有关你的歌唱。
我的诗源于内心的悲伤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带上……
他凭借自己的笔,渐渐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谢罗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终答应嫁给他还要等到1943年。其时,他的情诗《等着我吧》,让西蒙诺夫一跃而成苏联最受喜爱的诗人,并在克里姆林宫享有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等着我吧》一诗,西蒙诺夫和谢罗娃变得家喻户晓。该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战争中不畏艰辛,战斗到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婚姻所达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诺夫抛弃的前妻和幼儿。(615)
[1] 他们的父亲帕维尔·布拉特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母亲尼娜是工程师兼地质学家。
[2] 依达接受BBC电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访。
[3] 共产主义政权倾塌后,柳芭成为教会的积极成员,出版了有关父亲生涯的书籍L. 捷丘耶娃,《一名东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尔姆,2004年。
[4] 叶丽萨维塔没有母亲的照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档案馆所存的她母亲的档案。
[5] 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后,在监狱区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继续于营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获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获释。
[6] 贝利亚当时担任格鲁吉亚首都的党领导,亲自给叶夫根尼上刑,并执行枪决。克捷万是登捷时·阿布拉达兹的电影《忏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万·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