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右图:1942年,季娜伊达(中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这是一张寄给家人的古拉格囚犯照片,极为罕见。3名女囚犯一起拍照是为了省钱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专为收容祖国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地处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她从核心的监狱区域调至外围的定居地,那里的条件稍佳,有时可与家人同住。季娜伊达写信给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亲。她虽然亟想与女儿团聚,即安吉丽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们承受劳改营的艰辛,“糟蹋她们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挤满了难民,他们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苏维埃领土,长期的饥荒随之发生。像布舒耶夫一样的“人民公敌”,没有食物配给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季娜伊达的母亲决定,最好让女孩们与母亲团聚。她无法想象劳改营的条件还会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为了让孩子进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先要把她们还给孤儿院。季娜伊达等女儿取得国家收养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们转至劳改营。安吉丽娜和奈莉回到孤儿院3个月,再由外祖母领出,坐火车从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萨克斯坦,抵达阿克莫林斯克时,已是1月份的一个傍晚。季娜伊达到火车站迎接,发现她们正坐在上有遮顶的月台躲避暴风雪。她自己身穿棉袄、长裤、毡靴,即囚犯的标准冬衣。其时9岁的奈莉看到母亲,便奔跑过来,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但两岁就与母亲分离的安吉丽娜当时太小,已记不起来。她在恐惧中往后退缩,脱口说:“那不是我的妈妈,那只是身穿冬衣的农民伯伯。”季娜伊达经历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气质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丽娜从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理想母亲。(583)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古拉格系统中专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劳改营之一(其余两个是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劳改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了满足政权对“人民公敌”妻子监狱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孤儿营的前营房。到1941年,估计有1万名妇女在劳改营。像布舒耶娃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活,或在纺织厂制作红军制服。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与远北和西伯利亚的相比,条件还算不错。但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女犯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舒适生活的苏维埃精英——劳改营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一开始,它被定为高度机密的刑事机构,为了开展反“叛徒妻子”的镇压运动,还实施了极具惩罚性的“特殊管理”。监狱的核心区域,大大不同于营房定居地,围上了铁丝网和 望塔,还有牵狼狗巡逻的狱警。女囚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上工,睡觉前最后一次点名是在午夜。许多囚犯回忆,狱警们不善于计数,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额方能领到口粮。如果连续10天完成不了配额,就会被送去“死亡营房”等死。一名前狱警回忆:“每天早上,死者被运走,埋在营房外的万人坑。”对许多囚犯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得与亲属通信(特殊管理规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改为“普通劳改营”,条件开始有所改善。营房定居地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监狱区域服完刑或因勤劳而获得提早释放,都转至定居地。[5] 居住条件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不再有铁丝网。狱警护送妇女去上工,晚上回来计算人头,除此以外,基本上让她们自管自。在劳改营指挥官谢尔盖·巴里诺夫的鼓励下,定居地的俱乐部有了活泼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劳改营的女子当中有不少资深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指挥官的妻子和亲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演员、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独奏家。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说,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医生、400名合格护士、40名女演员和350名钢琴家。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副手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自己访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的寝食不安,那里关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帮不上忙”。劳改营主管向施赖德尔保证,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条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与其他古拉格劳改营不相上下,这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与子女分离的母亲。(584)
在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较幸运。季娜伊达的儿子斯拉瓦,刚到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被送进了孤儿院,等到母亲调至外围的定居地后回来与她团聚,现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丽娜。她们睡在营房内一长列双层的木板床上,安吉丽娜记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让我们占据一个角落,像一个家庭那样生活。我们两人睡在上层,两人睡在下层,再加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角落货架。这都是我们私用的,可以储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酱……我们去食堂领饭菜,回来坐在木板床边一起吃……没人会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营房中有4个家庭,各占一个角落,享受些许的隐私。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好。
安吉丽娜和奈莉就读于劳改营学校,甚至加入了劳改营组织的少先队。这是当局鼓励的,为了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培养苏维埃精神。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585)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多数妇女与家人只有很少的联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旦成为普通劳改营,其囚犯就可依据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与亲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许每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大多数妇女一样,允许每3个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但在现实中,收到的信件数量,全取决于狱警的一时兴致、劳改营的内部规矩和劳改营的地理位置(有些劳改营太偏远,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邮件)。伊娜·盖斯特讲述了如何设法邮寄包裹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普通邮局不接受寄去劳改营的包裹,为此而设立了特别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们的地址(劳改营的存在是苏维埃当局不予承认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监狱外排队中传播的信息。1938年,发自莫斯科的所有邮递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镇。她挤在人群中,想方设法将包裹交到一节指定的车厢,该次特别列车专门运载囚犯去哈萨克斯坦。(586)
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来说,剥夺通信权利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酷刑。有时,她们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人传诵。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38年抵达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惊恐地发现大批少女——许多比她16岁的女儿依达还要年轻——不知何故,竟也在劳改营。埃斯菲莉担心,依达可能也已沦入某地的劳改营,但她没有通信权利,全无女儿的音信。事实上,依达在积极应对困境,她在列宁格勒借宿于许多学校里朋友的家,设法寄出包裹,只是没能到达母亲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绝食,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抗议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数是党员,或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在总体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兢兢业业做事,毫无怨言。埃斯菲莉不参与政治,不关心丈夫的法律事务,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绝进食,因此被关进惩罚区。数星期后,她的身体濒临崩溃,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终于同意让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绝食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很难想象劳改营当局会在意个别囚犯的死亡。他们本来已在准备把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由“特殊管理”改为“普通劳改营”,使囚犯有资格收到亲人的信件。当局也有可能考虑到,埃斯菲莉绝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应。在通信这个问题上,囚犯情绪已经高涨,兴起了频繁的投诉。劳改营当局让步后没几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总部召来依达,告诉她可以给母亲寄送一个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达,当时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几乎没人收到过信件,更不用说包裹了。埃斯菲莉的胜利使她成为名人,数百名妇女聚集在她的营房,检视她包裹里的珍贵物品,这鼓励了其他囚犯也向劳改营当局提出抗议。(587)
随着通信管控的放宽,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将满腔热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还附上小礼物,以表达对儿女的爱。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名囚犯回忆:“我们多么希望孩子拥有我们专为他们制作的小玩意。”(588)
叶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校长,被捕于1937年12月(枪决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1938年获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当时他们5岁的女儿格特鲁德和弟弟被姨妈收养。狄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在劳改营的农业管理方面是个资深人物——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589) 与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许发送和接收的信件更为频繁。她经常给女儿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绣有动物的美丽毛巾——格特鲁德非常珍惜,一生不减。她回忆道:“我一直将它留在床上,无论是在学生宿舍,还是我住过的其他场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身边,我只能构思一个母亲形象,非常善良美丽,只是住得很远。”(590)
与渴望有一个母亲相对的,是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劳改营。1937年,乌克兰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维奇21岁,被送去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她感到孤立、孤独,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爱带来的喜悦。这是许多女性在劳改营中的渴望,她在充满感慨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哈娃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发生恋情(“我并没选择他们之中最好的”),生下一个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取名为埃莉诺拉。劳改营没有为母亲准备特别的设施,在哈娃分娩的营房中,3位母亲合住一个小房间。
臭虫像沙粒一般从天花板和墙壁上纷纷掉落下来,我们整个晚上都用在了从婴儿身上掸走那些臭虫。白天,我们必须出工,找一位当天不用出工的老妇人暂时照看。我们留给婴儿的食物,那些妇女却拿起来,若无其事地放进自己的嘴里。
当上母亲,给了哈娃一个新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现在有了小孩,我最热切最强烈的希望是要有一个上帝……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会与女儿分离,他可延长我的磨难一百年。我祈祷,我能带着她获释,即使成为一个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将她抚养成人,即使我必须拜倒在人们脚下,以乞求施舍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走路,还没听到她咿呀学语、叫出美妙暖心的“妈妈”,我们就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衣衫褴褛地挤进一个货运车厢,转去“母亲劳改营”。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发小天使,很快就变成了苍白的小幽灵,眼睛下生出蓝色阴影,嘴唇上长满疮。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队工作,后来去了锯木厂。通过贿赂儿童之家的护士,她获准在规定时间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点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饭时间。她所发现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护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们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钻出冰冷的床被……她们以拳头推搡,嘴里时不时发出粗鲁的咒骂,脱下小孩的睡衣,用冰凉的水给他们擦洗。娃娃们甚至不敢哭,他们呼哧呼哧地吸气,像个老头一样,间以低沉的嚎叫。这个可怕的嚎叫,来自各张小床,有时竟持续数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胃,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活像鸽子的咕咕鸣叫。
一名护士要负责17个小孩,她会找窍门加快工作进度:
护士从厨房带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分到单独的盘子。她抓住最近的一个小孩,把他的双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绑住,然后开始一勺一勺,将热粥灌进他的喉咙,不留吞咽的时间,像是在填喂小火鸡。
只有护士自己的孩子,她们才会给予妥善的照顾。哈娃声称,他们是“仅有的能活着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诺拉生起病来,浑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如何以瘦小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着:“妈妈,回家!”她还没忘记那个臭虫缠身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光,与母亲在一起……
小埃莉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诉求是徒劳的。我去看她时,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会在沉默中转向别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抱起她时(他们准许我以母乳喂她),她睁大眼睛,盯着远方某处,以弱小的拳头打我的脸,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时,她的小床已经空出。我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成人尸体的中间。她在这世界上总共活了1年零4个月,死于1944年3月3日。(591)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食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592) 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都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593)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生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594) 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护、骚扰或威胁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数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从女性角度看,她们的动机通常是为了生存。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是第比利斯歌剧院的总监,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获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6] 克捷万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枪决于1937年),也没有两个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劳改营)。克捷万年轻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吸引了众多狱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员的注意,包括谢尔盖·德罗兹多夫。她在1942年获释后,便与德罗兹多夫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达。德罗兹多夫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劳改营管理部门担任官员。(595)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是纳塔利娅和艾莱娜的母亲,毕业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贵妇学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天文台担任地震专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狱友米哈伊尔·叶菲姆夫。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机械师,刚刚服完所谓“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参与酒后争吵而被捕),但决定留下,成为劳改营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员和狱警的定居地。他对柳德米拉产生了兴趣。起初,她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仍在期待总有一天会返回丈夫身边(不知道他已被枪决),重归他们的家。后来柳德米拉因肾脏感染而病倒,米哈伊尔给她送来金钱、情书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没获得完全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弃了与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赖米哈伊尔,也得到热情的回报。柳德米拉获准离婚(与“人民公敌”离婚很容易)之后便与米哈伊尔结了婚,1945年获释后两人一起定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596)
劳改营的妇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员寻求保护。劳改营外的强大保护人,有时也能决定女犯的命运。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有一名囚犯是电影制片人阿纳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亚。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处5年的劳改。4个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巴别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枪决,他曾是莫斯科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主管。柳芭后来以为,她的被捕缘于她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仓库购买家具(这些家具是从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没收来的,她感到深深的内疚,离开劳改营后,就将之全部卖掉)。但在事实上,她被捕只是因为她是巴别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个丑闻,导致了苏维埃电影界几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传到美国,被制成唱片,广受欢迎,导致1937至1938年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间谍指控。
柳芭被捕时,来自3次不同婚姻的3个孩子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从她共产国际酒店的公寓带走。柳芭与巴别茨基的儿子阿廖沙才两岁,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儿院;巴别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岁儿子沃利克,以及柳芭与阿纳托利的11岁女儿奥克萨娜,则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送去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该修道院的许多牢房已挤满孩子,其中一间扣押着奥克萨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带到一个12岁以上孩子的特殊区域,由于已达刑事责任的年龄,将被送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特殊劳教营。他还做了指纹采集,拍了脸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记录。
几个星期后,奥克萨娜的父亲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出现在修道院。奥克萨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亲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着她。即使相隔很远,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并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叫喊“爸爸!爸爸!”阿纳托利走向大门正要离开,因为拘留中心的主管声称奥克萨娜不在那里。一辆黑色玛丽亚——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货车——正好从阿纳托利旁边开过,驶出修道院的大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他女儿的呼喊。奥克萨娜变得绝望,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一次,阿纳托利转过了身子。她又继续大叫,并将手伸出窗户的铁窗棂,上下挥舞。阿纳托利抬头扫视大楼,但有那么多的窗户和那么多探视的面孔,戈洛夫尼亚很难找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但到最后,凭借他摄影师的眼睛,终于锁定她的所在。他赶回主管的办公室,奥克萨娜很快被传唤到场。她告诉父亲,沃利克也被带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纳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视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纳托利自己的孩子,则需要内务人民委员会熟人的帮忙。经过数小时的谈判和几次打电话给卢比扬卡,沃利克终于获释。至于阿廖沙,阿纳托利实在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奥克萨娜记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处卸下阿廖沙。她便与父亲沿着她当时离开共产国际酒店后的路线,顺利找到那家孤儿院。奥克萨娜回忆,阿纳托利“走了进去,半小时后重新出现,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597)
3个孩子都在阿纳托利的家中避难,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两个小房间,他与高傲的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亲来找他,两人消失于农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将阿廖沙带去巴别茨基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他们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维拉和父亲,住两个小房间;第三间最大,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时到阿纳托利的公寓借宿。她两次丧偶,没有自己的孩子,坚忍地承受艰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丢掉莫斯科马里剧院的秘书一职;她又去莫斯科剧院博物馆担任客房服务员,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解雇,最终改在工厂里操作机器。(598)
整整一年,柳芭毫无音信,因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写信给亲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随着“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电报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马上给妹妹回信,两人开始了忙碌的信件往来,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家事和抚养小孩有关。据奥克萨娜说,她们也提及其他事项,只是隐藏于暗语之中,以避开审查。波利娜一片赤诚,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柳芭写信。她寄去金钱、书籍、衣服,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纳托利也写信给柳芭,但并不经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风格。他给她送去金钱、食品包裹、电影放映机手册,让她能学到实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运木料时摔倒,导致手掌骨折。劳改营指挥官巴里诺夫因此调她去做轻活,在收到阿纳托利的请求后,更允许她管理俱乐部电影院。这并不是柳芭从巴里诺夫那里获得的唯一特权。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带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结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远房亲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儿院,然后发电报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柳芭。柳芭获准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江布尔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从孤儿院领出阿廖沙,把他带回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营房定居地,与自己同住。这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融,批准请假的巴里诺夫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赢得这些通融时发挥了作用,但她的难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反而强调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影响。阿纳托利在写给柳芭的信件中,明显没有对审查的恐惧(他的许多信件还批评了苏维埃电影当局)。阿纳托利写信表达自己对柳芭的爱,原谅她的离开,恳求她在释放后回到自己身边(“可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办法的”)。柳芭此时尚不清楚巴别茨基的命运,便挡住了他的攻势。但阿纳托利不甘罢休,向她介绍自己电影的成功,即《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苏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获得的大奖(1940年的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奖),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的宴会。他打出情感牌,对柳芭强调他们的女儿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祷你能回来,即使只是为了奥克萨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太忙了。我们的女儿已到这样的年龄,特别需要母亲的教导,她在我面前很害羞。”(599) 阿纳托利一定知道巴别茨基已不可能再回来。他想让柳芭知道这一点,并试图让她明白最好还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认为,或是想给柳芭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边,他还拥有使她尽快获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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