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37年5月,艾莱娜·邦纳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与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越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艾莱娜回忆:“门马上开了,他们好像在等我。”随之她向姨妈和舅舅作了解释。舅舅变得惊恐万分,又气又恼,开始询问有关她父亲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说了什么,列瓦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道,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大声且快速的耳语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耳语,却声如呐喊,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砰的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来,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500)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邻居甚至近亲的遗弃,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人们害怕与“人民公敌”的家属接触,宁可穿过马路避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们收起已经消失的亲属和朋友的照片,有时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们的面孔。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501)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忆丈夫的被捕:
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跟我讲话,变得怕我。见我走过来,有些人特意穿到马路对面。但也有人对我特别注意,这是他们的勇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502)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盖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别墅。遵从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们带去诗人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亲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会收留这两个女孩。但诗人开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火车站,让她们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车。伊娜回忆说:“他太害怕了,不愿牵涉其中。以前,他经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现在,他和妻子刚有一个婴儿,恐惧压倒了他的义气。”(503)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于1937年7月被捕,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弟弟马上被赶出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两个房间,转而分配给他们的邻居——一对带3个小孩的夫妇。这两户邻家曾友好相处,直到1937年邻居的妻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布德克维奇夫妇是反革命分子和间谍(斯坦尼斯拉夫有波兰血统)。她甚至声称,身为历史研究学者的瓦尔瓦拉其实是一名妓女,会把客人带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儿院,刚刚14岁的玛丽亚只得自生自灭。最初几天,玛丽亚住在学校朋友的家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居所。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议玛丽亚去询问前邻居有无父母的消息。玛丽亚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却受到敌视:
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怕我,甚至不让我走进公寓。你能想象吗?占用我们房间的女人,看到我显得非常恼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来逮捕她丈夫,我已记不得了。也许,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烦。不管如何,他们不愿帮忙。那个女人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吗?请不要再来这里!”(504)
邻居一夜之间竟成陌路人。将近30年,图尔金一家与尼基京一家隔邻而居。他们共用一栋三层木楼的底层,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图尔金家7口人(亚历山大、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维拉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占用右侧的3个房间,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侧的3个房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彼尔姆的地下活动时期,曾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战友。像全家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工作,还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又在地区法庭担任法官。1936年,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入狱。他的妻子也是该厂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将他的罪行认作“已获证明的事实”。维拉的母亲非常强势,掌管图尔金家的一切,也认为亚历山大有罪。她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脸,并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他清除出去。”维拉在事故中受伤(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无权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韦利哈钢铁厂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头报亭卖报。维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厂辞退。其时,妹妹瓦利娅已经怀孕,其丈夫立即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家里入不敷出,挣扎于贫穷困苦的深渊,从来都填不饱肚子。据维拉的女儿说,最难承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
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在1936年[亚历山大被捕时],还没有人谈及“人民公敌”——只是保持缄默。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做“人民公敌”。
尼基京一家也嫌弃自己的邻居。阿纳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担任资深会计,也许是害怕被解雇,便与图尔金家庭断绝一切交往。两家曾在共用厨房一起进餐,两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现在,他们则各管各家,声气不通。尼基京甚至写信给苏维埃,背弃老邻居,因此而获得奖励,分得原属图尔金家的一个房间。为了腾出这个房间,瓦利娅和婴儿只好搬进弟弟和母亲共用的隔壁房间。阿纳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娅的房间,重开了一道门,与自己家这边的公寓相通。(505)
奥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亚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样的排斥。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几乎都没有糊口的钱。朱莉娅转而求助于党内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奥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尔茨。朱莉娅去敲他家的门,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朱莉娅然后去找1917年以来的熟人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她也拒绝,后来同意让朱莉娅进去“谈几分钟”,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听朱莉娅的故事,只含泪告诉她:“直接去找有关当局,找叶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没人会帮你,也没人能帮你。”几天后,朱莉娅在地铁站遇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维克托·诺根的遗孀:“她看看我,一言不发……然后拉佩夫——与皮亚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铁路员工——走进车厢,看到我,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娅的儿子伊戈尔和弗拉基米尔,同样遭受了朋友们的遗弃。弗拉基米尔最要好的朋友叶夫根尼·洛吉诺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亲是斯大林的秘书。事实上,没人再上门。弗拉基米尔在学校里变成受众人欺凌的对象。他回忆:“他们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敌,还偷我的东西,诸如书籍和衣服,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保护自己。”朱莉娅处在隔离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弃,她开始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子,人际关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显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态,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质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506)
如艾莱娜·邦纳所发现的,即使是亲戚,也会嫌弃“人民公敌”的家庭。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和妻子纳塔利娅是活跃的共产党人。阿列克谢是一名医生,在性病方面担任红军的高级顾问,纳塔利娅是远东木材托拉斯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女儿安吉丽娜一起住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谢和纳塔利娅被开除出党(阿列克谢与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有牵连,后者的远东军是清洗的主要对象,其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当时15岁的安吉丽娜记得父亲被开除出党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飞魄散,回到家,战战兢兢地说:“他们会来抓我。”我只是一个15岁的蠢姑娘,顺口回答:“如果你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因为父亲以前总对我说:“如果他们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我的这句话一生都回荡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谢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西斯阴谋”(1938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遭枪决)。他被捕后,纳塔利娅和安吉丽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纳塔利娅害怕自己被捕,赶紧带着安吉丽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儿留给娘家的亲属。15岁的安吉丽娜面临一个危险:一旦母亲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儿院。但纳塔利娅的亲戚中没人愿意帮忙,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纳塔利娅的妹妹是共青团积极分子,被问及能否收留安吉丽娜时说:“让苏维埃政权把她养大吧,我们不需要她。”纳塔利娅的妈妈更为敌视,当面告诉她的外孙女:“我恨你的父亲,他是人民公敌。我也恨你。”好几天,纳塔利娅和女儿只能睡在公园长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时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俩。格里加洛夫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安吉丽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离克里姆林宫仅一箭之遥。安吉丽娜没有在苏维埃首都的居住护照,但共用公寓的邻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视而不见:因为最好还是与医生为邻。纳塔利娅把女儿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几星期后被捕。(507)
沙姆苏瓦利和古尔契拉·塔吉罗夫夫妇在巴尔达的鞑靼地区担任教师——该地位于彼尔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苏瓦利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体农庄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作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被捕于1936年(枪决于1938年),同时遭殃的还有34位巴尔达地区的鞑靼教师和宗教领袖。古尔契拉只得独自抚养6个孩子,老大11岁,老幺才出世几个星期。她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鞑靼文和俄文),所以颇受村民的尊重,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前来执行逮捕的警察,为逮捕像塔吉罗夫那样的好人而满怀悔恨,主动帮助古尔契拉一家。他送来牛奶,或让孩子们去他家吃饭。他每星期为古尔契拉和囚禁在巴尔达的沙姆苏瓦利传递一次邮件,自己也给沙姆苏瓦利写信:“请原谅我,我别无选择。他们强迫我执行逮捕,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现在要赎回我的罪,帮助你的家人。”古尔契拉继续在阿克巴什村小学担任教师,只是她教的课经常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监视,审查她说的话中有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6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20公里,来到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受过教育,笃信宗教,房内摆满书籍,但拒绝收容他们。她在儿子被捕一事上责怪古尔契拉,她已听到儿媳妇与那位警察的谣言,也许在怀疑古尔契拉参与了沙姆苏瓦利被捕之事。古尔契拉的女儿列泽达认为,父亲的亲属担心古尔契拉是“人民公敌”,对丈夫的被捕负有责任,还有可能危及亲属。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之后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当天晚上,沙姆苏瓦利的弟弟全家搬进二楼的房间(他是一个商人,正在搬家,刚好卖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只好向一名集体农庄工人租得一个村边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曾来看望过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从此再没出现。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叶克舍尔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塔吉罗夫一家。古尔契拉回忆:“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人在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古尔契拉的孩子们与他们的堂兄弟,在同一村庄一起长大,但很少相处。列泽达回忆:“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学,但从没在一起玩,也从没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我们也以牙还牙。”(508)
恐惧诱发出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极大的风险,以非凡的善良帮助“人民公敌”的家人。他们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钱,安顿被赶出家门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怜悯受害者的家人,尽力协助他们:或警告将临的危险,或帮助查寻被捕的亲人的下落。(509)
1937年3月,建筑师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在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莱娜和10岁的女儿朱莉娅,获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属流放者,带着妻子塔蒂亚娜和10岁的儿子奥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镇,与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从小学的是艺术,被捕之前曾在苏维埃空军担任飞行员,此时在莫扎伊斯克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亚娜支撑两个家庭。朱莉娅回忆:“为了不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卖掉一切财物。收留我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母亲外出寻找工作,朱莉娅就由阿尔采乌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邻居的举报,说他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再次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他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朱莉娅,但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最终在1938年,塔蒂亚娜把朱莉娅悄悄带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暂时代为照料,直到她母亲找到工作。艾莱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带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镇普什季诺。康斯坦丁的关系帮她在莫斯科艺术家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负责制作苏维埃领导人的画像。艾莱娜最终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重要肖像画家之一。对这位“人民公敌”的妻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510)
奥列格·柳波琴科的父亲是一名乌克兰记者,被捕于1934年,枪决于1937年。住在基辅的奥列格和母亲维拉遭到流放,最后来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他们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居住护照,却经常去阿尔巴特地区的共用公寓。维拉的家庭曾是梁赞知名的地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那个共用公寓,况且,维拉的妹妹一直都没离开。从1936到1941年,奥列格和母亲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尽管这也可算作窝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风险。寓长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她对此尤表支持。内战结束时,最开始邀请维拉家人住入该公寓的就是她。其时,她从梁赞来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维拉家人。她在梁赞时就认识奥列格的父亲,知道他被枪决是一桩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们的做法,她常说:“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居民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恻隐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奥列格回忆,他或母亲偶尔走进庭院,或是该主席偶然看见他们从侧门进来,她都会“以严肃的表情,将目光移开,似乎在尽量回避我们”。(511) 阿尔巴特的住宅区是首都的显赫地区,深受大恐怖的冲击,却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亚·斯拉温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儿依达被逐出他们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大楼的三室公寓,搬进一个共用公寓的小房间,仅8平方米,没有水电,位于列宁格勒的偏远郊区。5个月后,埃斯菲莉也被关入克列斯蒂监狱,判处8年,前往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ALZhIR),位于哈萨克斯坦。16岁的依达曾是教授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自生自灭。她回忆道:“我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价格或如何洗衣。”依达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次仅持续几天(如果时间偏长,邻居就会起疑,就会举报他们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额外的住宿和食物确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对依达来说,这种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达学习努力,力争通过考试进入十年级。那是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就可申请高等学院。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清洁工作来支付小房间的租金。每天,上学的通勤时间是3小时,做清洁工作的通勤时间是1小时。每周两个晚上,她还在监狱前排队,试图找出父母关在何处、是否还活着。
帮助依达的还有她学校的校长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她是颇受尊敬的老党员,一直在学校里抵制党的清洗,尽一切可能悄悄保护那些父母已被定为“人民公敌”的孩子。譬如,她组织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达,还有许多其他孤儿。有一次,阿列克谢耶娃勇敢地驳回共青团要开除一名15岁女孩团籍的决定,因为她“没有揭发”自己作为“人民公敌”被捕的母亲。依达回忆,克拉夫蒂娅选择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战术。斯大林有一条著名的“指示”:“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4] 她在遵循该指示时,故意显得“天真”而“迂腐”。
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亏了克拉夫蒂娅,没人被开除。没有发生在其他学校的那些可怕的会议——孩子在会上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父母……母亲被捕后,我去上学。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在学校的伙食费用将由家长委员会支付,直到学年的结束。她还建议我写信,以健康理由申请免于考试[从而使依达自动升入十年级]。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身体很好。”她耸耸肩,微笑着向我眨眨眼。
依达获得考试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辛,多次濒临退学:
我考虑退学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你父母将会回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未能完成学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将不会原谅你。”这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决心。(512)
依达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依达·斯拉温娜不是唯一获得校长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学艾莱娜·邦纳也获益匪浅。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莱娜晚上从事清洁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学费(1938年在中学推出的新规定)。她决定离开学校,找一份全职工,再上不用付费的夜校。艾莱娜将申请表格交给阿列克谢耶娃,请求她的批准。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拿过表格,读完后站起身,关上她办公室的门,然后轻声说:“你觉得我会收你的学费吗?去吧!”
为了获得免费资格,艾莱娜必须向党干部,即共青团组织者,提出申请。他的职责是“留心学生和教师的政治道德态度,把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俨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邦纳吓得不敢提出申请,她的学费结果是某个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娅自己。艾莱娜回忆,她班上共有24名学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都不说,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样处世行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学生都与我一起读完了十年级——都是我们校长救下的。(513)
对于像依达·斯拉温娜那样的孩子来说,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教师这一角色最为频繁地担当了他们的保护人,甚至是大救星。许多教师,特别是在斯拉温娜就读的精英学校,都曾接受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熏陶。依达回忆:“我们的老师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仁爱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是沙皇军官,在内战中投入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他能流利使用3种欧洲语言……我们有剧团和诗歌俱乐部,都是我们教师鼓励筹办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活动让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教室”所没有提供的19世纪文学。我们的历史教师马努斯·诺德尔曼,既是精彩的说书人,又是历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规蹈矩,无论是想法,还是穿着,都有点古怪,趋向于波希米亚风格。他在上课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历史课所必需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514)
父母在1937年被捕时,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只有8岁,与叔叔同住,在列宁格勒上学。她的老师维拉·叶利谢耶娃教导其他同学要善待斯韦特兰娜,因为她是“不幸人”(19世纪慈善机构的用词)。斯韦特兰娜回忆:
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她还有心帮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个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总是脏兮兮的,没鞋没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外套,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515)
维拉·叶利谢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也曾受到学校教师的善待,从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乔尔莫兹镇。他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钱让他买午餐,因为他家里负担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谢,但她把钱塞入他手里时将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声。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助“人民公敌”的儿子,以免自找麻烦。德米特里回忆:
一句话都没有,我从没机会向她道谢。她会在餐厅的外面等我,塞给我3个卢布。我走过时,她也许会低声说上一言二语——鼓励我的话——仅此而已。我从没跟她讲过话,她也没跟我真正交谈过,但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感激,她能心领神会。(516)
伊娜·盖斯特的学校(第19学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苏维埃领导人居住的河堤大楼,学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附近的莫斯科实验学校(MOPSh,很受布尔什维克精英的青睐)上学,就会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当地开除,或被迫发表背弃的声明。但在盖斯特的学校,气氛决然不同,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采取自由和保护的态度。父母1937年6月双双被捕后,伊娜回校开始新的学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告诉教师。伊娜解释,“我们从小长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担心也要像这位少年英雄一样,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当她最后鼓起勇气坦陈一切时,老师只是说:“好吧,那又怎么样?现在让我们去上课。”伊娜的父亲是备受瞩目的布哈林公审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师也不在乎。学费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师掏出自己的薪水帮她代付(同校的奥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另一位教师的资助)。由于有这一批勇敢的教师,第19学校成了“人民公敌”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励,保护自己的同学。伊娜忆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恶劣的男孩(他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伴有严重的行为缺陷)。那个男孩编制一份名单,列出班级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敌”的孩子),贴在教室墙壁上,结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击。伊娜还记得一起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有关的事件。其时,苏维埃学校奉命从教科书上清除这名“人民公敌”的相片。盖斯特的学校则有不同的对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课本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须,或加上一对牛角。我们的老师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说:“我已告诉女生,现在再告诉你们男生。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贴到书上,整整齐齐的,盖住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坏人,是人民公敌。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会回来,被我们重新当做好人。到那时,你只要掀起这张纸,一点也不会损坏他的脸。”(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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