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亚那样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苏维埃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时期。新的官僚阶层,即使可以光顾特殊商店,也得不到丰富的商品供应。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有资格领取特殊供应的家庭共约55500家(苏维埃新权贵阶层的可靠估计),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约有45000家。所获得的特殊供应,仅允许他们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大为舒适,但按西方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员家庭每月的配给清单,时间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肠/ 1.5千克黄油/ 2升油/ 6千克鲜鱼/ 2千克咸鲱鱼/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鸡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鱼子酱/ 50克茶叶/ 1200支香烟/ 2块肥皂这些家庭还可凭政府发给的优惠券,从特殊商店购买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进了高级食品或是生活消费品,他们又享有优先权。但享有如此特权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斯大林的行政官员,只能过温饱的生活,可能有几套额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间。曼科夫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指出:“任何人能梦想的最多是:两三套不同的服装,其中一套是进口的;进口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无限制地购买每千克11卢布的葡萄(正好有货时)。”(279)
货物的分配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或地位有直接的关联。苏维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财产——大多数人只有一两套衣服,大家能吃饱就已不错了。即便分配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个严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员之间存在数不清的等级,以工作场所的地位、技术水平、经验多寡、地理位置为衡量标准。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资,就要高于省级城镇和农村的。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私人贸易部分地补偿了计划经济的不时短缺。人们在跳蚤市场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日用品,如果负担得起,还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数几家菜市场,购买集体农庄工人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人们允许在国营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或在外汇商店(Torgsin)以首饰和外币交换高级食品和消费品。外汇商店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的是吸收居民的储蓄,向五年计划提供资本。在计划经济的边缘,黑市蓬勃发展。国营商店缺货的商品却在柜台底下以高价出售,或被调给私商(向经理支付贿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随即涌现出一种“互惠的经济”,通过后台和顾客的非正式网络(blat),来应付供应的短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关系,苏维埃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正常运作。办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铁路客票、护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关系——家人、亲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这种黑市原则也应用于苏维埃的工厂和机构,那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换,也以私人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苏维埃的宣传视之为一种腐败(铲除这种非正式小网络的口号在大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矛盾:他们承认这样做在道义上不对,肯定属于不合法,但像每个人一样,都要凭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应付一个他们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没有非正式小网络,就不可能在苏联过得舒服。正如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不是一百个卢布,而是一百个朋友。”(280)
拥挤的城镇中,住房紧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间。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工厂,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到1940年,该数字又降至稍稍超过4平方米。新兴工业城镇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的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281) 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工人阶级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营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围挂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拥有的唯一的隐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一名女工,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没有单独的房间。厨房很小,转身都难,灶台上摆满了锅碗瓢盆。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钢铁厂没有淋浴设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队取水,还有些可怜的“家具”——金属床、床头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营房有意没建厨房或厕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显然不赞同私人生活的集体化,反而喜欢住在地棚(zemlianki)里,尽管条件原始,但好歹还有些许的隐私。1935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厂和矿区的荒地上,布满了大批的地棚区。苏维埃尝试消灭私有财产的最后领域,但工人表现出顽强的抵制。(282)
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围绕人际关系的是对居住空间的争夺。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后代人永远都弄不明白,我们的“生活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它,无数罪行已经发生。人们与它绑得那么紧,放弃它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谁会放弃这珍贵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没人会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别墅、不动产一样,传给主人的子孙。讨厌看到对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儿子和女儿、成功占了厨房旁边储物室的前佣人们——都要与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成连理、永不分离。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头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间的问题。我听闻,抛弃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间的男人,被称作完美的绅士。(283)
有人假结婚,以此获得一个住所;离婚夫妇仍住同一间房,为的是不放弃各自的生活空间;邻居互相举报,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空间……这样的故事无穷无尽。(284)
特维尔省农家遗孀的19岁女儿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铁道学院。她住在学生宿舍,与其他几个女孩共用一个小房间。像许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一样,娜杰日达未能在列宁格勒登记户籍。由于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她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她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他在一栋共用公寓中拥有一间房(8平方米),自己即将前去顿巴斯归队。娜杰日达付给了他500卢布与他结婚,便可搬进他的房间。为筹得这笔钱,她母亲卖掉家里最后一头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俩一起搬了进去。娜杰日达只见过丈夫一次:
在他归队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去与他见面,付完款,就去结婚登记处,再到房管所注册我俩[娜杰日达和母亲]的居住许可。一切顺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朝我们微笑,当然心知肚明——我们钻了空子。他们确认,所有的细节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妈妈和我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当然,我从没想与他一起过,他是很单纯的乡村小伙子,大字没识几个,过后给我们寄来一两封信——“你好吗?”之类的问候。他把顿巴斯(Donbass)写成了“达巴斯”(Dobas),天哪!这样简单的单词,他都不会拼。(285)
苏维埃城市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是共用公寓,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运,会有合用的厨房、厕所、浴室(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286) 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287) 随着其他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288)
哈内耶夫斯基一家经历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阶段。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来自沃罗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来莫斯科学医,成为一名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晋升为中校,并获得贵族头衔。1915年,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公寓,与妻子娜杰日达和两个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生)、艾莱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的“掺沙子”政策。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里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现已晋升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20世纪20年代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进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哈内耶夫斯基家为避开新邻居,竖起一道门,将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开。邻居喜欢这道门,因为他们自己的隐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区苏维埃下令要安装浴室——当时正在开展加强个人卫生的苏维埃运动——于是把这道门拆下。但没门的生活证明是麻烦多多,哈内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诺夫家老是发生争吵。为此,阿列克谢向地区苏维埃行贿,让他们拆走洗浴装置,使之变回储藏室,再重新装上这道门。不过,沙查诺夫家与哈内耶夫斯基家的关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状态不正常,经常在走廊叫骂,指责别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这些冲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阶级差别。娜杰日达担心沙查诺夫家会偷她的银器,不愿看到他们半裸着出现在走廊,还说他们的气味难闻,要他们勤快清洗。(289)
许多公寓旧主人认为,搬进的新邻居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成员,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维拉·奥尔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儿搬进一个单间,女儿如此讲述该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的恶劣气氛: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户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块的公共空间。母亲因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价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议。他们声称,那些东西占了太多空间,应该搬进自己的房间,因为走廊不是母亲的。这些“邻居”计算我们待在浴室里的时间。还有些共用公寓,给厕所[电灯]装上了定时器,以保证大家耗用相同时间的电力。(290)
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多数共用公寓相比,哈内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还不算人满为患。叶夫根尼·马姆林长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户家庭(54人),每户住在自己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两个厕所和两个冷水龙头,但没有浴室。(291) 米诺拉·诺维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共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全由围绕整栋楼三面的一条走廊相连。她家的房间只有12.5平方米,却住上了10个人。“我们怎么睡觉,真是很难讲清”,米诺拉回忆: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岁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门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发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垫打地铺。姐姐(当时16岁)、表妹(10岁)和我(11岁)设法挤在她们的中间——我都记不得具体方式了。我们孩子喜欢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乐趣。我无法想象成年人对此也会生出乐趣。(292)
尼娜·帕拉莫诺娃住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走廊系统”,该共用公寓占据整整一层。那栋楼房曾属于一位德国男爵,1925年被贸易学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宁格勒铁路管理部门担任会计,与身为船舶设计师的丈夫一起搬入该公寓。它有17个房间,每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淋浴间(只有冷水)。(293)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苏维埃第三号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个“走廊系统”。斯大林的内弟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就与其母亲住在那栋楼二层的一个房间。住在楼下9个房间之一的是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她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亲、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使用同一走廊的这9个房间,其居民总数是37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内的一边是淋浴龙头和浴缸,藏在屏风背后;另一边是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还有两个厕所。走出院子,可见一个共用的木棚,储有用于炉灶烧火的柴薪。该公寓当初就被当做集体生活的实验地,但有苏维埃精英想要的服务。它专设了儿童游乐场,在地下室还建了俱乐部和电影院。每一条走廊,都配有清洁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费用由住户集体分担。(294)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责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或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入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账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的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296) 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独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297) 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负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298) 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和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隔墙非常薄(许多房间中间的隔墙还没跟屋顶连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邻居会开门查看走廊上的访客,或窃听他人的电话交谈。如果夫妇之间发生争吵,他们会进来当“证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为、暴力,他们就会干预。一般认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人闯祸,大家遭殃”。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记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亲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邻居特别警惕:“她一听到开门声,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机,记牢你的外貌。那位亲戚还向我们保证,他的访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记录。”(299)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环境中,个人财产的争执时有发生——放在共用厨房的食品不见了,自己房间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闹哄哄的噪音或音乐。一位居民回忆:“氛围很差,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在背后窃窃私语。”(300) 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状态中,相互的争执不需要很多理由,便会转化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此类争执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苏维埃的忌妒文化应运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这种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贫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如果某人拥有更多,超过大家,一般会认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质上优越的任何标志——新服装、更好的厨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发他人的仇恨。他们会怀疑这些物品是通过非正常关系获得的。邻居结成联盟,为这些他们眼中的不平等,持续纠缠争斗。一名女子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5] 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与一个清洁工的妻子之间的宿仇。母亲在面包店工作,那个清洁工的妻子是众所周知的举报人。每当厨房里出现了蛋糕或面包,清洁工的妻子就以盗窃或破坏的罪名指控她母亲,还威胁说要向有关当局举报。(301) 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是个工人,他帮助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邻居修理家具和窗户,或做些零工赚点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与邻居发生争吵。对方指责他的维修费太高,为此向警方报案,谎称他在地下室工场里窝藏托洛茨基分子。随即,米特罗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302)
厨房是许多争吵发生之地。傍晚时分,厨房里人头攒动,很容易头脑发热。厨房虽是共用空间,但在大多数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饪炉灶、用来吃饭的自家厨桌以及贮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贮存处或在橱柜里,或在货架上,或在内窗和外窗的中间——冬天那里的气温与冰箱无异。自家和共用地带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断的源泉,使用别人的炉灶、餐具、佐料足以激发一桩丑闻。米诺拉·诺维科娃回忆:“都不是恶毒的争吵,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但空间永远不够,每个人在厨房里都紧张兮兮的,小争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妇女同时做饭的场景!”(303)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即使在自家房间内,也没有某个人的私人空间。一个房间发挥多种功能——卧室、餐厅、客厅、孩子做功课的书房,有时甚至充当厨房。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回忆:
在我们房间里,没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没有属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将他们的床用帷幕围起来,遮挡一点隐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边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许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风、书柜、衣柜的后面,以避开大人和晚上的来客,稍得一点宁静(还可避免他们看到成人脱衣上床)。父母必须等到半夜才悄无声息地做爱。(304)
挤在方寸之间,邻居的生活几乎一切尽在目前,无需想象。大家已习惯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邻居,还会目睹邻居的最坏行状——醉酒时,或毫无戒备时——没有通常为了自保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他们从门铃的声响获悉邻居来了访客(前门电铃给每个房间配上各自的号码或次序)。发生最私密行为的房间(浴室、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从留下的证据作出推断。厨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个人物品、夜间的如厕——可以向邻居披露一切。在这种“公开的隐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断接受集体的审视。(305)
邻居之间缺乏隐私,体现于各种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闯入——邻居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在浴室里老听到敲门声、来客总是受到监视。其他人则不满于经常的噪音、不讲卫生、老头对女孩的好色窥视。厕所和浴室永远是摩擦和焦虑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艾莱娜·巴伊格罗娃的列宁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个人,却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自带肥皂和卫生纸,平时则留在自己的房间。1936年,有一位邻居嫁给了一个黑人。艾莱娜回忆:“他第一次出现时就引起一场非议。人们不愿与他共用一个厕所或浴室,认为他太脏,因为他生得那么黑。”(306)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都默不作声)。(307) 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308) 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苏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赶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309)
人们为争取点滴的隐私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锅罐、盘碟餐具、盐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间;尽量在自己的房间洗涤、烹饪、进餐、晾衣。共用空间也渐渐私有化:各家都会把货架的某层、走廊中的某处、厨桌的某角、门廊里的某个挂钩或鞋位占为己有。这些安排邻里之间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进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会手足无措。人们梦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间,无须面对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马姆林的女儿回忆,父亲“渴望自己房间有个相连的小厨房,好让他单独做饭、吃饭,无须踏进共用厨房。但这仅是一个梦想”。对有条件担负租金的人来说,夏季去乡间别墅短住,无疑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释放共用公寓的压力。(310)
从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爱和打成一片的感觉。很多人以怀旧之心,回顾自己在共用公寓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那是邻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战争之前,我们相处和谐”,一位居民回忆:
大家互相帮衬,没有争吵,在金钱上也从不吝啬——拿到工资,很快花光。那时的日子充满乐趣,一点也不像战争之后——那时,人们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并关上自家的门。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怀旧与幸福的童年有关。当时,尽管物资短缺,院子里干净安全,很适宜孩子游戏,共用公寓还具有扩展了的“家庭”的气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父母的。他们一起玩耍,总是在串门,所以更有这种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格勒共用公寓长大的加林娜·马尔克洛娃回忆:
我们生活得宛如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日,每家都敞开着大门,孩子能在整栋房子里东跑西窜。我们在走廊玩耍,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同时,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他们不是赌钱,只是为了好玩,总有很多笑声。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轮流玩,没轮上的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一起庆祝苏维埃节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献的。过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戏和歌曲。(311)
但过分亲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纪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长大的电影导演罗兰·贝科夫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压抑,泯灭了任何个性。贝科夫回忆,共用公寓中盛行“集体法则”,抗议根本没用——只会招致“大家团结起来”,群起而攻之。叶丽萨维塔·切奇克对从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312)
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在采访中,许多长期居民承认,非常担忧自己的无依无靠和自生自灭。[6] 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个样。我已经习惯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参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为地质学家],我买了糖果,与大家共享。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写下花了多少钱,以便以后报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念头。从童年起,我一直是与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长大的人认为,共同生活让他们学得苏维埃政权的公共价值——热爱工作、谦逊、服从、配合。但谨慎和自我意识从未远离,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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