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五年计划的许诺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社会。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185)
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建设项目: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的工业城,那是在乌拉尔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钢铁厂;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白海运河那样的运河和铁路,帮助开发新疆域,向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内伯罗斯特罗伊那样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32年它的涡轮机开始启动。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因为在当时,对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过高的工业目标,仍有相当顽强的反对意见——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发“社会主义进步”和苏维埃乌托邦将临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理直气壮,要求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作出一切牺牲。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186)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187) 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188) 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20世纪20年代,劳改营基本上就是监狱,囚犯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1923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岛屿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劳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该修道院在沙皇时代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又变成了关押所有敌人的普通监狱——包括被取缔的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前白军,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个囚犯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商人纳夫塔利·法兰克尔,因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监狱的效率低下,写了一封有关如何运行劳改营的建议信,投入“意见箱”。不知何故,该信竟然到了快速晋升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格里科·雅戈达的手上。法兰克尔很快被带到莫斯科,向热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经济任务的斯大林,解释如何利用监狱劳力的计划。法兰克尔在1927年获释,并被委以重任:将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转化成一个盈利企业。该监狱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7年的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1万人。它赢得合同,在芬兰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厂。新来的囚犯大多是“富农”,尼古拉·戈洛温就在1930年12月进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囚犯们根据自己的体能组织起来,口粮分配依照他们的产量,强者生存,弱者瘐亡。(189)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营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从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190)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达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没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部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191)
除了对人命的摧残,白海运河还给许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玛丽亚从小青梅竹马,住在诺夫哥罗德省瓦尔达伊地区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玛丽亚16岁的时候,他们结了婚,一起在伊格纳蒂的家庭农庄工作,直到1927年他们搬至列宁格勒,伊格纳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儿娜杰日达出生后5个月,伊格纳蒂被捕(他曾参与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转至白海运河的北部工地。同时,玛丽亚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只好带娜杰日达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发现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经遭毁,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没留下一位亲人。一个老邻居劝告玛丽亚快快逃离,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婴儿,越境来到比邻的特维尔省(希望诺夫哥罗德的警察鞭长莫及),遇上第一个村庄第一栋房子就急急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玛丽亚跪倒在地,恳求他们照看女儿,让她逃生,因为没人愿意雇用带婴儿的女子。这对老夫妇心地善良,抚养娜杰日达整整两年。玛丽亚在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上找到一份厨师工作。这条铁路沿白海运河的北部运行,恰恰就是伊格纳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当时,玛丽亚对此一无所知。到1932年,她才从熟人处获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区的劳改营,即运河与白海的交汇之处。玛丽亚想找到他,便在小纸片上写下寻人启事,每当火车驶过白海城工厂建筑场地时,就从餐车车窗向外投掷。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纳蒂的来信,他实际上是在凯姆镇附近的劳改营,还要朝摩尔曼斯克的方向继续北上55公里。伊格纳蒂在1932年底获释,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终于在那里与妻女重聚。(192)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统第一座工业园区是维舍拉纸浆造纸综合工厂,由众多劳改营组成,位于乌拉尔的维舍拉河畔。该综合工厂始于1926年,当初只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所管辖的伐木营大网络。到192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别尔津负责建造工厂,才在这伐木营大网络中发展了工业。维舍拉河的水质纯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选择该地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高品质纸张。像《苏维埃大百科全书》(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样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维舍拉造纸厂的纸张。到1930年,维舍拉劳改营共有2万囚犯(包括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万人受雇于伐木营,2000人受雇于小工厂(制造砖块和纤维),其余的参与建造纸浆造纸厂和两处营房定居地,分别处于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来都发展成了平民城镇。(193) 别尔津设想,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业发展的实验形式”,其文化机构将提供再教育,使囚犯变成“苏维埃工人”。“光之城”还吹嘘拥有电影和无线电的俱乐部、图书馆、食堂、卫生中心、喷泉花园、野生动物区、露天剧场、辩论场所和柱廊大厅内的“营地总俱乐部”。沙拉莫夫看到这座柱廊大厅,就会联想起帕特农神庙,“只是更为可怕”。(194)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纸出名的维舍拉劳改营,基本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别尔津的经营原则仍基于投资的预期回报,包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来刺激囚犯完成生产计划。1931年11月,别尔津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个劳改营大网络(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马劳改营),地处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相当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西欧——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就躺在它的冻土之下。别尔津以管理维舍拉的经济原则,来经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众多劳改营:驱使囚犯挖出尽可能多的黄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产出的黄金已超过苏维埃1928年的黄金生产总量)。(195) 在别尔津的治理时期(1931—1937),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的条件远远优于后续时期,许多囚犯甚至会怀念别尔津当政时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中写道:
别尔津尝试——不能说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开发这一偏远苦寒之地,又要设法改造这些囚犯的灵魂。判处10年徒刑的人,如果积累足够的工作成绩,便可在两至三年之内获释。在别尔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时,夏日工作10小时。虽是囚犯,仍能领取相当优渥的薪金,得以资助家人,一旦刑满释放返回内地,绝无囊中羞涩的窘态……当时的坟场很少,那些科雷马的早期居民,在后来人的眼中,似乎是长生不老的。(196)
维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废除,因为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的纸浆造纸厂已是工业中心,成为乌拉尔北部的经济重镇,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厂。
工业的兴起需要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费奥多尔措沃村的农民家庭——位于乌拉尔的切尔登镇。他父亲因是“富农”,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只好逃到切尔登镇,在河上的驳船工作,专门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纸浆造纸厂运送木材。父亲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劳改营服刑。伊万从小就有强烈的上进心,父亲总是叫他学会一门专长。伊万回忆:“我们的居住地很落后,没有任何工业。我的梦想是去彼尔姆,但太远,买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学会一门手艺,要不然就真没有前途了。”他14岁之后仍能学习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属于纸浆造纸厂的工厂技校。伊万回忆,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维舍拉的前囚犯:
他们是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自劳改营,教我们学造纸和电工。我学的是电工,后来又在造纸厂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极受欢迎。我甚至去了彼尔姆,在内河航船的码头工作……我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197)
数百万的农民子弟来到城镇,为自己努力谋求全新的身份。从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万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穷于应付。但在五年计划中,这并不属于苏维埃的优先考虑。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实施配给制。由于私营贸易受到压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馆和咖啡馆逐一消失,商店橱窗空空如也,人们衣着寒酸。亚历山大·巴尔米讷时任苏维埃外交官,在国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惊于首都的经济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经历了经济好转,如今却显现令人震惊的变化。每一张脸、每一家门面,都充满着无可置疑的痛苦、疲惫、冷漠。几乎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商店,罕见的陈列橱窗里弥漫着萧条的气氛,除了纸箱和食品罐头,橱窗内什么也没有。店员在张贴“无货”的标签,所带的神情与其说是轻率,毋宁说是绝望。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其质量真是难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装让我不知所措、无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类、黄油、脂肪类食品。(198)
住房情况更是糟糕透顶。1928年,苏维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但多数最贫穷的工人,其居住面积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国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条件:
库兹涅佐夫与约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长、15英尺宽的木屋中。它容纳500张窄床,填塞床垫的是稻草或干叶,没有枕头或毯子……有些人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时,一张床供多人轮班使用,没有提供隐私的帷幕或墙壁……也没有壁橱或衣柜,因为每个人拥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199)
很多出身农民的工人,本来就对私人空间抱有极小的期望。在自己村庄时,一家人传统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炉子旁的长炕上一起挤睡。尽管如此,搬进城镇后必须与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大冲击。
娜杰日达·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农民大家庭,1929年逃离集体农庄,来到列宁格勒工业郊区的科尔皮诺,在伊若拉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她在工厂附近租了一栋木屋的底层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既大,又不挡风,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炉取暖,但配有厨房、厕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达就是在此遇上了未来的丈夫亚历山大。他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省的雷宾斯克地区,也是农民,排行老大,新近才来到科尔皮诺,充当汽车修理工的学徒。房东是他的远房亲戚,让他租用楼上房间的一角。结婚后,亚历山大搬至楼下与娜杰日达同住,给床铺围上帘子,以求点滴的隐私。共有16人住在这一个大房间,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带回客人;还有一名消防员,清晨4点就要去上班。娜杰日达回忆:“我们都睡不好。消防员睡在隔壁的床位,会在深夜起床,点燃火柴,察看时间。奥莉加[妓女]总是把男人带进带出,还威胁说,如果有人报警,她就会杀了我们,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冬季,亚历山大在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亲戚会来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毡靴,以补充他们集体农庄的收入。“他们都会来——姨妈、叔叔、姐妹、携带妻子的兄弟。”娜杰日达回忆:
我十分震惊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肮脏、原始,一点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总是十分干净。亚历山大的亲戚睡在地板上——为了保暖,女人盖毯子,男人只盖自己的长袍,令我们的房间闻起来像马厩。(200)
戈洛温一家也走上迁徙到城镇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终于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尔铁定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否则就会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设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样,佩斯托沃充斥着逃亡的“富农”,其中有叶夫多基娅的弟弟伊万·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尔什维克关闭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换姓后,开始在伐木业中充任会计。尼古拉升为工地上的工作队长后,就搬进了护林员放弃的小木屋,家庭大团圆渐渐成形。儿子小尼古拉从白海运河来到佩斯托沃,加入父亲的工作队——运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为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1.2万名囚犯获释。当初遭难时,另一个儿子伊万逃离奥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亚游荡数年,现在也来到佩斯托沃,同样加入父亲的工作队。下一个是女儿玛丽亚,她在1934年寻来,当初也是潜逃者,作为“富农”的女儿流浪了3年。她担惊受怕够了,遂改名换姓,嫁与一名布尔什维克工人;当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拳脚相加,还将她抛弃。最后在1934年12月,经过数月向乌斯秋兹地区政治警察的书面请求,妻子、安东尼娜、托利亚、阿列克谢得以安全离开“特殊定居地”,与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护林员小木屋实在太小,但曾在营房度过三载的安东尼娜,却把它当成了天堂:
这只是一个小房间,放着一张铁床——即我们被逐时,邻居普日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床,确切无误。它的床架上有同样的镀镍小球和床垫,这是我们旧日生活唯一的纪念。(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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