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1922年,塞缪尔·拉斯金与妻子、三个女儿离开奥尔沙镇来到莫斯科,全家搬进苏哈勒夫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经济政策下,该市场是蓬勃发展的私人贸易的代名词。塞缪尔·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经营鲱鱼和其他咸鱼。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业的新机遇。他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各式梦想,希望她们通过苏维埃学校和大学,最终变成专业人士。而身为犹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缪尔出生于奥尔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犹太区内的一个市场集镇,全是单层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无下水道。父亲莫伊谢是咸鱼批发商,住在一栋破败的木房子里——房子处在通往什克洛夫镇的交通要道上,夹在两座教堂中间,一座属东正教,另一座属天主教。奥尔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犹屠杀)。拉斯金一家讲意第绪语和俄语,遵循犹太教仪式,上犹太教堂,送小孩去犹太学校,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进步。莫伊谢有六个孩子,三个大的(西马、索尔、塞缪尔)在家自学,年幼的三个(法尼娅、雅可夫、热尼娅)设法避开沙皇的限制——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和成为专业人士[13] ——考上了大学,成为合格的医生。这的确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两名女孩法尼娅和热尼娅来说更是如此。(122)
塞缪尔跟随莫伊谢经商,1907年与邻镇什克洛夫犹太商人的女儿贝尔塔结婚。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法尼娅(生于1909年)、索尼娅(1911年)和叶夫根尼娅(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镇,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缪尔善良温和,聪明务实。他对文学和国际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全心全意拥护革命,视之为犹太人的解放良机。他一直梦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现在有了新经济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业安居,梦想成真。
新经济政策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大市场。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内战时期,私人贸易全被取缔。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之后,大家对市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积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像苏哈勒夫卡市场那样的街头市场,商人手里什么都有,从废铁、衣服、锅碗瓢盆到艺术品。塞缪尔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摆鲱鱼摊,该广场位于莫斯科河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已变成菜市场,向繁忙的餐馆和咖啡馆供货。在鲱鱼生意上,没人比塞缪尔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开一个咸鲱鱼罐头,马上就能确定它的产地——伏尔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诺夫哥罗德。
开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挂起帘子,将孩子睡觉区与大人的分开,又要与楼上居民共用厕所和厨房。到1923年,塞缪尔的鲱鱼生意日益兴旺,便租下斯列坚斯卡娅街上一栋曾经辉煌的大房子的二楼。该公寓非常舒适,有三个宽敞的房间,一个大浴室。其时的莫斯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是罕见的奢侈。塞缪尔相当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钱给住在奥尔沙的父母,帮助侄子马克一家搬来莫斯科。拉斯金一家还定期去莫斯科大剧院,塞缪尔总是租个包厢。(123)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124) 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塞缪尔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须向莫斯科苏维埃缴纳一项特别税。像其他小商贩一样,他被定为被剥夺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塞缪尔默默忍受这些惩罚,几年来,一直在支付他那个铁架商摊的高额“商业租金”——莫斯科苏维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别税之一,目的是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1925年,塞缪尔拒绝了将生意转至伊朗的邀请,那里的鱼工业亟需俄罗斯的专长。他希望三个女儿在苏联长大,充分利用他认为将会出现的众多机遇——结果却是错觉。法尼娅是老大,也最实际,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学校考试,因父亲属于被剥夺者,读医的申请遭到拒绝,只好去工厂上班,改在夜校学经济。索尼娅认真严肃,口齿伶俐,聪明美丽,但因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了残疾。像姐姐一样,她也无缘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工业学校的夜校学习统计,到1928年又进了钢铁学院。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包括成为工程师的表弟马克,索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项目。该计划承诺,将使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变得现代化。拉斯金一家当初逃离的,就是那个反犹大屠杀时有发生的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叶夫根尼娅(热尼娅)排行老幺,更有艺术气质,攻读家人都心仪的文学。法尼娅回忆,拉斯金一家仿佛“总是在文学辩论中”。因是被剥夺者的子女,索尼娅在1927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未果。三姐妹、马克和邻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组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讨论政治,举办对“文学人物”的模拟审判。有一次,他们举行对《旧约圣经》的审判,为此找到一本《圣经》,共同研究了整整一个月。(125)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发起公开审判是非常流行的宣传活动。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1917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11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1.5万人,剧增至1937年的25万人(该市第二大的族群)。(126) 犹太人在苏维埃兴旺发达,在党、官僚、军队、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塞缪尔·拉斯金一样,因自己的社会阶层和私营经济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但根据此时的回忆录,反犹太主义或反犹歧视相对较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有无数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家庭继续作为犹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家庭中,老一辈执掌传统的祈祷和礼仪,家人同时又遵守苏维埃的公共节日,接受苏维埃的新信念,特别是年轻人。世俗的意第绪语文化,因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当时有意第绪语的学校、电影院、剧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绪语国家剧院。该剧院指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还成为众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在大多数都市犹太家庭中,既有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有对苏俄文学和艺术的承诺,两者并驾齐驱,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性世界文化。(127)
这类复杂的多重身份(犹太人―俄罗斯人―苏维埃人),塞缪尔和贝尔塔都予以保留。他们并不信教,从来不去犹太教堂或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和节日。贝尔塔只是在苏维埃假日专门烹饪犹太食物。他们会讲意第绪语,但家里说的都是俄语。女儿们听得懂父母讲的意第绪语,但自己讲不好,也没尽心去学,视之为旧时代“奇异的遗物”。对女儿们来说,身份问题比较简单。法尼娅回忆:“我们不想把自己当做犹太人。虽然住在俄罗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我们自认是苏维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认为,教育、勤奋、文化才是获得个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缪尔积极关注苏维埃政治,为杰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托洛茨基。他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在家里摆满书籍和报纸,还喜欢讨论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外的,他在这方面的消息还特别灵通。朋友和亲戚星期天前来参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会与他开起“厨房议会”。据说,贝尔塔所做的犹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独一无二的。(128)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例如在盖斯特家中,犹太人的习俗微乎其微,只有犹太菜肴、意第绪语的短句、有关沙皇时代反犹大屠杀的家庭传说,以致少年时的伊娜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犹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区相遇的。瑞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她记得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苏维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犹太人习俗,偶尔讲意第绪语,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听懂。她说,除此之外,全用“现代方式,没有宗教,没有仍保持犹太习俗的祖父母的影响”。(129)
依达·斯拉温娜有类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的家庭,父亲伊利亚·斯拉温曾在解放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亚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镇,是贫穷的犹太劳工大家庭的长子,从12岁起就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药剂师的资格,他在法律上有权搬离法定犹太区。[14] 1905年,他登记为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的走读生,尽管12岁后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在第一年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正式注册,挤入政府批准的3%犹太学生的配额。大学毕业后,伊利亚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皈依基督教。他谢绝了,自愿回到法定犹太区,在莫吉廖夫城担任律师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苏俄西部。伊利亚迁至彼得格勒,在城镇联盟的总部工作,帮助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迁去俄罗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亚当选为法官,任职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维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苏维埃法律机构中继续晋升。伊利亚英俊聪明、善良温和,怀抱高尚理想,并将之投入苏维埃的实践,甚至拒绝自己的犹太身份。
从1903年起,伊利亚一直是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者锡安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自他在法定犹太区的生活经历,那里也是无产者锡安党的主要基地。但一旦来到彼得格勒,接触到欧化与社会同化的犹太人,伊利亚开始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他赞成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从而认可犹太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在维捷布斯克镇担任法庭主席时,他甚至维护1919年反犹大屠杀的劳工凶手,所持理由是:这是在向犹太工厂经理表达他们的阶级仇恨。(130) 1920年,伊利亚离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短期加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再转向布尔什维克。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简历表中,伊利亚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自那以后,犹太文化从他家中销声匿迹。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学会读写俄语,不许她讲意第绪语,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伊萨克(生于1912年)和依达成为不带犹太传统的苏维埃人。依达回忆:
父亲尽量做得正确,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犹太习俗,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为布尔什维克,父亲便在家中尽力剔除使他忆起贫民窟和法定犹太区的一切。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苏联各加盟国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苏维埃的东西。他所珍爱的宝贝只是列宁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办公桌上。(131)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对塞缪尔·拉斯金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时刻。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权,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向祖博夫广场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建筑商正在这个莫斯科时髦公寓区的庭院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塞缪尔的投资可让他拥有楼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产的梦想——想让三个女儿在攻读时享有经济保障——所以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32) 逮捕只是政府从192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向私人贸易发起进攻的一部分,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运动,与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败紧密相关。后两位是斯大林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继续支持列宁在1921年引进的混合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少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多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机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济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钱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解释,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心灰意冷:
我这一代的共青团员——十月革命时仅10岁或更年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恼火。不管是在共青团,还是在工厂,我们感叹没有重大事业留给我们来完成:革命已经结束,艰苦但浪漫的内战岁月,不会再一次光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没有斗争,也没有激奋。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的进步青年没有投身运动的真正兴趣或焦点——现在不是内战时代,只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它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很无聊。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私事和家庭琐事。我们需要新鲜东西来震撼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氛围(有人甚至在期盼战争)。(133)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得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联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34) 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励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135)
恰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高潮,塞缪尔·拉斯金从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们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广场的新家。塞缪尔和贝尔塔住一间,索尼娅住另一间,法尼娅和热尼娅挤在客厅。过不多久,塞缪尔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彻底破灭。新经济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废除。莫斯科苏维埃将拉斯金的住房国有化,使之成为共用公寓。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尔基监狱几个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开始了苏维埃水产业雇员的新生活。(136)
塞缪尔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运一样,默默承受自己沦落的处境,从没抱怨苏维埃政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热尼娅在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关斯大林年代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塞缪尔:
热尼娅的父亲是名小商人。事实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贩,养育三个女儿,专做咸鲱鱼生意。俄国革命曾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宣布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使他有机会实现三个聪明女儿接受良好教育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推出时,他当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鲱鱼生意,以求培养女儿——最后却因付不起税而遭到没收。毫无疑问,他一定打过算盘,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纳雷姆地区或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为此或之前的入狱而悲痛欲绝——他入狱时,当局引进了比原始殴打更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对付“没收贵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时,他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写了如此悲痛而柔肠百结的家书,以致她们决定不让任何外人读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如果没有身处中心、坚韧不拔的父亲,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他是犹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约伯一样,拥有神秘的灵性和善良。(137)
[1] 临时政府由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旨在维持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宪政大会的民主选举。但工人、农民、士兵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以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临时政府的政治权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权力,就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起义前夕的布尔什维克,约有35万名成员,代表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该党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则支持临时政府。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2] 有大量例证可供选择,如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未来著名作家的父亲),在1905年为了投身于“人民事业”,弃妻子和三个孩子于不顾。还有抛离丈夫和两名年幼女儿的柳芭·拉达琴科,她在日记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责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 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鉴创造了众多的苏维埃新名字。其他常见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尔·列宁)、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克思和列宁)、马恩列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月革命)。
[4] 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的白军领袖。
[5] 义务劳动就是始于内战的周六劳动,征召学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参加体力劳动,譬如清除街头垃圾。它很快变成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标志,呼吁人们投入义务劳动,不止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6] 社会革命党人是1917年俄罗斯最大的党派,凭借农民的支持,在制宪大会中拥有多数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取缔。
[7] 他们属于被剥夺者——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神职人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歧视日益加重,许多家庭不能住国家配给的住房,领不到配给卡,孩子不能去苏维埃学校上学。
[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叙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共青团斗士保尔·柯察金的英勇事迹。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励了众多的苏维埃儿童。
[9] 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1924年出生于罗马,并在那里长大。她使用同样的语句,回忆自己的母亲。艾莱娜的母亲出生于1893年,是俄罗斯1906—1911年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儿,她也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根据对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的采访,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纳)
[10] 17世纪50年代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向希腊正教靠拢,但老信徒仍坚持遵循改革之前的旧规矩。
[11] 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葬,以鼓励人们采纳世俗的苏维埃仪式。但根据20世纪20年代早期任职于太平间的一名员工所说,“俄罗斯人或是信教,或是过于迷信,都不愿偏离东正教的丧葬传统”。(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 他的教名是基里尔,人们也始终如此称呼他。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文学生涯,感到基里尔的发音比较尴尬,遂改名为康斯坦丁。为清晰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只用康斯坦丁一个名字。
[13] 法尼娅和雅可夫上了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当时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犹太学生的少数沙俄大学之一。
[14] 允许搬离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包括:一级商会的商人、技艺出众的工匠、大学生和合格的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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