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本章与前一章会很不相同。我不会详细考察对《圣经》片断的诠释,而将聚焦于《圣经》批评中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从根本上讲,批评是人的判断力的运用。事实上,《圣经》的所有诠释者都运用其判断力来区分文本可能的内涵和意义。他们可能会赋予某些章节更重的分量,为那些似乎不太受关注或表面意义与人们的预期相矛盾的章节找出富有意义的诠释。这种明智而敏锐的解读一直是《圣经》诠释的特点,它构成当今(几乎)所有《圣经》学者都运用的文本批评、资料来源批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等标准化历史研究的基石。然而,当用于反对占支配地位的教会解经时,“《圣经》批评”这个术语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批判性。我将要简述的许多“《圣经》批评”的发展就属此类。事实上,现在许多通用的批评惯例最初正是由那些攻击当时正统解读的人制定的,我们将在下文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发展的历史背景。时至中世纪末期,基督教的《圣经》诠释已或多或少地与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合流。《圣经》收入了多种故事,涉及世界的创造、人类祖先的历史、以色列的被选、律法的赐予、随后以色列在圣地的历史,以及耶稣的故事、早期基督徒的传教成就和论争。教会以特定的方式解读这些故事,以便能提出一部内容全面且前后连贯的世界史,即从创世一直到最后审判的历史。教会施教道,《圣经》记载了上帝对亚当之罪的反应:拣选以色列、颁布律法,进而派遣其独生子降世,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为人类赎罪、最后以建立教会而告终。对《圣经》进行这样一番解读后,某些在《旧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元素,诸如赐予圣地、建成圣殿,以及律法和以色列在万民得救中的作用等都被淡化了。相应地,某些相对次要的主题却得到了强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祖堕落和人类普遍腐化的观念。《旧约》被解读为《新约》的先兆,其主要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预表了实现在耶稣身上的一切(就像我们看到的教父对以撒和基督的比较所示)。
正是因为建构了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圣经》成为所有知识的源泉和尺度,既包括宇宙学、历史学,也包括法学和神学。在完成这一叙事的过程中,神学家确实受惠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公元1世纪的教父们自由地利用柏拉图派哲人的思想;中世纪经院学者也有争议地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至少在官方看来,《圣经》始终是真理的最终仲裁者。在《圣经》和中世纪基督徒生存的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和谐一致。然而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这种官方的共识发起了双重攻击。
教会遭遇攻击:来自内部的挑战
上述基督教故事并非唯一的版本。10世纪末叶教会内部出现的种种异议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这种异议完全源于对基督教故事特定叙述的批评。在这类中世纪后期对基督教故事的批评中,值得关注的是对《圣经》基础的攻击。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圣经》研究教授的成果。他以令人惊叹的技巧研读古代《圣经》文本,不但将《圣经》译成当地语言,使之得到更广泛的阅读,而且还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向公认的《圣经》世界观发起了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对全局的某些方面作出的较为次要的改变,特别是涉及教会在拯救个人灵魂的作用方面。中世纪后期的教义规定,由于上帝是公正的法官,故男人和女人虽因基督的事功而得救,仍必须为他们在世间的罪孽遭受惩罚;然而,如果利用了教会的种种补赎圣事,他们甚至在死后也能避免或减轻本应受到的公正惩罚。《马加比传下》第12章第43至45节在经文上提供了为死人祷告的依据。对这类教义的普遍接受赋予了教会统治集团极大的权威性。
路德通过细察《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中的原始记载,对此类关于上帝公正和宽恕的见解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关键经文见于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引自《哈巴谷书》2:4)。但是,路德追问道,当圣保罗论及福音书的上帝之义时,他到底指什么?是像经院神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指上帝施行正义,惩罚罪人、奖赏义人的公义本性吗?抑或指上帝赐予不义男女们的义?在希腊文的表述中,这两种理解都能成立。关键要看《罗马书》中的背景,分析保罗何以从《哈巴谷书》中引用那个短语。
路德主张,保罗所说的上帝之义指的是上帝赐予信奉者和因信获生者的义(迪伦贝格尔[Dillenberger],第11页)。
这是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时刻,也的确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路德而言,《圣经》现在言说的是将人们从上帝律法和刑罚的威胁中解放出来,是上帝的仁慈和宽恕,其仁慈宽恕是施与所有聆听福音者的,而非只施与那些屈从于教会补赎规章的人。宗教改革正是以这种方式寻求将男女信徒从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可以在“世俗国度”中自由地响应神召了。
这种对保罗书信的全新解读,引发了人们的争论,为中世纪欧洲的权力结构和普遍精神特质的重大转型提供了基础。从本书的视角观之,有趣之处在于这次转型赖以实现的方式。路德通过分析经卷的“文法意义”来驳斥占支配地位的经院神学诠释。也就是说,他运用了在人文主义语文学和文本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方法来理解保罗书信中的暗昧不明之处。借此做法,对保罗书信合理的批评性研究发展起来,并被用来颠覆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诠释文本的方式。
路德对主流释经传统的批判源于教会内部。他在新教中的突出地位表明,这种对批判理性的运用将成为新教神学的根本特征(倘若它未被永久施行的话)。批判性研究方法的范围逐渐扩大: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文学批评随之涌现。当然,这种批判理性的实践会导致更加多样化的阐释,也可能导致更大分歧的出现。但无论钳制新教思想的正统势力何等强大,批判的精神总是存在,随时准备颠覆和挣脱正统宗派的控制。
教会遭遇攻击:来自外部的挑战
对当时公认的《圣经》阐释的质疑并非全都来自教会内部。人类知识的迅速发展和新发现宣告了中世纪的终结,这本身也挑战了过去被宣称为是包罗万象的权威世界观。这首先是因为,新土地不断发现,一批旅行家的故事广泛传播,它们都揭示出《圣经》世界观在地理方面的局限性。人们发现了整个的新大陆,但在根据《圣经》对世界所作的种种描述中,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还会有这些大陆存在。即便强有力的传教活动能把这些土地纳入到基督教世界,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理解那些新近皈依者的先辈们在上帝普世救赎计划中的位置?
而且,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清楚地表明,《圣经》的历史观远不够全面。历史研究削弱了《圣经》年表的威信,揭示出不为《圣经》作者所知的更早文明存在的证据。再者,《圣经》中的历史纲要并没有包括之后的历史。《但以理书》第7章述及四个王国,这是宗教改革时代普遍接受的世界历史框架。这些王国被确认为迦勒底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和罗马帝国。问题在于,罗马帝国后来怎样了?德国皇帝号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又将法国国王置于何处——是德国皇帝的永久臣属吗?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寻求基督降世前最后一个(因此在人间是难以攻破的)帝国的政治安全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颇具吸引力。然而,如同所有试图使历史时钟停摆的企图一样,寻求这样一个帝国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一个个的帝国盛衰更迭,《但以理书》所勾勒的历史纲要还不够复杂或者说是灵活,不能将这些帝国的历史纳入其中。
如果说《圣经》构建的历史观易受攻击,那它的宇宙观也是如此。哥白尼(Copernicus)指出,各个行星,当然包括地球在内,都围绕着太阳运行。在《约书亚记》第10章那个异乎寻常的追杀残敌的血腥故事中,当亚摩利人的五王联军被交付给约书亚时,他向上帝祷告道:“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10:12)。祷告应验了:太阳、月亮果然停止运行一日,让约书亚的队伍杀死残敌。显然,故事中的宇宙观与哥白尼对行星运行的理解有冲突。甚至路德及其门徒梅兰希顿[1]也以《圣经》故事为依据来拒斥哥白尼的见解。一如朔尔德所言,在那个时代,除了拥有大量数学知识者,在所有人看来,哥白尼有关天体的革命性理论似乎只是当时流行的诸多推测之一。梅兰希顿从《圣经》中广征博引(其中就有《约书亚记》10:12—13),以毋庸置疑的口吻驳斥哥白尼道:“我们由于这些神圣的证据而坚强。要固守真理,不允许自己被那盲目之见引入歧途。那种人把荣耀归之于心智,意在曲解自由的本能”(朔尔德,第49页)。神学家安得烈亚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着手编辑哥白尼的著作,并于1543年在纽伦堡出版。但他对哥白尼挑战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并试图化解这种挑战。他辩称哥白尼的见解只是假设,有助于预测行星的位置,但并不能用来表述宇宙运行的实际状态。奥西安德尔认为,哥白尼的计算结果具有重要价值,但人类是不可能知悉天体运行的真正原因的。
随后在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和创世论者的论争延续了相同的主题。达尔文主张,人类源自哺乳动物,经由类人猿进化而来。此说明确提出一种与《创世记》全然不同的人类起源论。虽然《创世记》第1章和第2章的记载相去甚远,存在着种种内在矛盾,但许多基督徒仍然主张,《创世记》关于上帝直接创造人类的说法应被视为权威之论。另一些基督徒则逐渐将《创世记》故事视作创世神话,他们认为,这些故事与古代近东世界流行的其他同类神话或许有某些关联。这无疑会引出一些涉及这类神话与科学世界观关系的重要问题。
启蒙运动和历史批评的兴起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内部分裂终于导致了1618至1648年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宗教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反过来又引起人们对一切宗教形式的激烈反抗以及对摆脱宗教权威以获得解放的追求。从广义上讲,这一过程被称为启蒙运动。正是这个时期见证了各种经验科学、某些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所有这些科学和哲学都力图把人类知识和对人类事务的管理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在欧洲那些追求从其专制状态——其权威性得自与不同教会的联盟——中获得政治解放的人们手里,这类哲学成了强有力的工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人类知识赖以建立的根基不应是传承下来的信念和权威,而应是“明晰确切的思想”;只有让所有的信念经受彻底的检验,我们才能认识这种“明晰确切的思想”。
在英格兰,这些发展趋势在一群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自然神论者[2] 身上得到了特定的表现。他们在管理人类事务时,试图将宗教排除在外。他们说,上帝是一个遥远的角色,他创造世界之后就将其置于一旁,让它按自身的设计运行;这恰如一个钟表匠为钟表上足了发条,便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他们抨击《圣经》,部分是因为《圣经》中含有上帝干涉人世、影响宇宙物理(“自然”)规律的故事;部分是因为《圣经》试图把一套据称是由上帝创制,但却违背自然道德的律法体系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嘲讽《圣经》的神迹故事,抨击其中重要人物的道德观念;他们还抨击一些教义,正是借助于这些教义,正统基督徒将《圣经》的权威性定义为神启的至高媒介,称其没有任何错误。他们指出,《圣经》本身存在着种种混乱的记载和彼此矛盾的说法。他们最爱挑有关耶稣复活故事的毛病,许多著作都以此为题。在此类著作一些较为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中,使徒们被想象为正在受审,接受盘问,看他们提出的辩护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类题材的上佳之作是托马斯·舍洛克(Thomas Sherlock)著于1729年的《见证人的受审》(斯蒂芬[Stephen],第1卷,第203—204页)。
18世纪时,这类文献在不列颠可以比较自由地传播,并流传到了法国和德国,但在这两个国家,极其严格的审查程度却限制了文献的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圣经》批评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选篇之战”。在这场论争中,代表理性主义者一方的主要人物是当中学校长的德国学者赫尔曼·塞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和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哲学–神学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莱辛一度在汉堡管理剧院,在此他创作并上演了第一批真正的德国戏剧,后来在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不伦瑞克公爵那里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在这座图书馆的一项职责是整理编订尚未发表的手稿。早在汉堡时莱辛就是赖马鲁斯及其家人的朋友。赖马鲁斯交给莱辛一部手稿,其中运用并发展了《圣经》的自然神论批评,因为害怕遭到监禁和社会排斥,他不敢公开出版。莱辛决定从手稿中摘录一系列片断出版,假称它们发现于公爵的图书馆中,出自某位“不知名的作者”。第一次出版的两部分包含了从自然神论批评中引用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神论批评的完全理解。赖马鲁斯抨击了对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一神迹的叙述,并不辞劳苦地计算出三百万以色列人及其所有辎重过海所需要的时间,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神迹与其说是分开海水,还不如说是让以色列人在被埃及人追上之前就及时过了海。然而,他揭露耶稣复活故事中矛盾之处的那部分内容却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一场影响巨大的公开论辩。
之后,莱辛于1778年又出版了一个选篇,名为《论耶稣与其门徒的意图》。
前两段把耶稣刻画成一个纯自然宗教的布道家,并记述了他与当时犹太人的关系。后一段记述完全就是一种讽刺。赖马鲁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也教人以生命不朽的教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还训导人以公义,要人摆脱外在的遵法守命,不受伪善的约束。然而,这时赖马鲁斯却突然引入一个全然不同的议题:“就在那时,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耶稣在其教诲中把人们引向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即得到永远的赐福;由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追问,耶稣在他的教诲和行动中对其自身有何目的?”问题几乎是以事后想法的方式引入,好像此问题在赖马鲁斯的脑海中形成之际我们都在场。随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赖马鲁斯一口气列举了由此问题引出的一系列文学和历史难题。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它对比了“宗教真正伟大的目的”——传授一种纯正的对上帝和道德的理解——和耶稣“对其自身的目的”。后来的论述使问题逐渐明晰化,可知赖马鲁斯所追问的其实是耶稣对当时最紧要之事的关注:涉及犹太人摆脱罗马统治而获得独立的雄心,以及那时的政治势力及其控制和分布的状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在一些有关耶稣的早期描述中,他被刻画成一个天界的人物,来到世间启示天界的奥秘,并创建一种全新的宗教。这种启示的宗教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轻易就得到了当时独裁政治的支持。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显示出耶稣影响了1世纪民众的希望、恐惧和追求,这就把耶稣又带回了人类历史和政治的领域。这样的问题破环了教会势力范围和国家势力范围完全分立的局面,在这种分立中,教会只对男女信徒一些超自然的目标负责;至于其他方面,则无条件地支持由世俗统治者来处理。那么,是否像赖马鲁斯提出的那样:当耶稣宣告上帝的王国将临之际,他指的是从政治上推翻统治势力即罗马人?考虑到已出版的选篇中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暗示,帝国检查官禁止莱辛再出版这种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公开争论的选篇就不足为奇了。
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要想回答它们,就必须使用历史学家能用到的所有工具和手段。
赖马鲁斯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探究耶稣生平和思想需完成的一些工作。首先要仔细考察表现耶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即同观福音书,看看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后人修订和篡改。此外,还必须细致地辨析某些词语和短句在当时的含义。耶稣对他同时代的人说,要期盼“上帝之国”的降临。但按耶稣听众的理解,这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
赖马鲁斯著作的出版开创了一个各种研究论述层出不穷的新时期。对此,20世纪初期的阿尔贝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在其经典论著《探寻历史上的耶稣》一书中曾予以评述。这一探寻过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切实地置于1世纪宗教信仰及运动的情境中。事实上,在过去要进行这样一项历史考察需付出巨大的努力,现在依然如此。只需回顾一下1948年以来人们已经从事过的解读、翻译及编辑死海古卷的工作,就能明白这项历史考察涉及多少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学术编订的事务,而只有在此之后,对它们予以诠释,进而揭示耶稣与其关系的工作才能开始。由于所涉原始文献及其影响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拓展,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旧约》文本植根于辽阔的古代近东世界;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迅速扩展到罗马人所辖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为了充分理解《圣经》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确实多得惊人。如此一项事业只能由众人共同完成。
我只举几个例子。19世纪时,一系列现在被普遍视为表达了“启示”思想的文献逐渐为人所知。以往,这类文体只见于《圣经》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而如今,更多的同类文本已被发现。此类著作皆称基于某种上天的启示写成,故能揭示上帝意图的奥秘,例如借助于上帝的戏剧性干预,如今的“罪恶时代”如何会被“将临的时代”所取代,一个新天新地将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文献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宣告“上帝之国”将临的真正含义吗?一篇名为《摩西遗训》的此类文本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其中提到推翻“撒旦之国”而代之以“上帝之国”。经过一连串的宇宙灾难和动乱,撒旦的统治将被推翻;恶人必遭惩罚而义人必享永久的至乐。我们确实能在福音书中找到和这一文本类似的地方。在耶稣于旷野遭试探的故事中,撒旦将世间的万国呈现给耶稣,这肯定意味着,至少在那时,万国是撒旦的,能够由他赐予人。与此类似,在所谓“小启示录”的《马可福音》第13章,耶稣也预言了与《摩西遗训》中类似的突发性宇宙大动乱。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类文本?约翰尼斯·威斯( Johannes Weiss,参见他的《耶稣对上帝之国的讲论》,1892)、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等学者认为,它们与耶稣的思想非常接近,耶稣盼望历史上出现强有力的神圣干预行动,终结这个罪恶的时代,在人间建立起上帝的统治。在这方面(若非在别的方面)耶稣当然是被误解了。
受此结论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像《马可福音》第13章一类的段落是由后世教会写成的;还有人说,它们乃是基于耶路撒冷被毁灭的特定预言而作。然而不论对哪种说法,人们都可能提出:耶稣赋予“上帝之国”一词的含义与该词在启示文学中的用法其实相差甚远。一些学者认为,该词与拉比们对个人接受上帝意志的看法较为接近;其他学者提出,该词指的是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这种干预尤与耶稣本人的治病和施教使命有关;另有学者甚至想在耶稣与1世纪那些争取解放的社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后者追求以军事手段实现上帝的统治和以色列的独立(尽管这种观点在《新约》研究者中鲜有赞同者)。
这类讨论清楚地说明了《圣经》文本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而这种时代和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常有很大差异,我们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阿尔贝特·施魏策尔有一段名言,描述了我们对这种由历史研究揭示出的对耶稣的陌生感:
“对耶稣生平的研究有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起初是为了追寻历史上的耶稣,相信一旦找到圣子,就能把这位作为导师和救主的他直接带进我们的时代。千百年来,他被各种束缚锁定在神学教义的坚硬磐石上,而对历史人物耶稣的探寻放松了这些束缚,人们高兴地看到生命和运动再次注入这个形象身上,历史上的耶稣也似乎前来迎接他。但那位圣子并未滞留,而是穿越我们的时代,又回到他自己的时代。”(施魏策尔,第397页)
批评与创造性阅读
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内外的批评家运用种种方法,试图使《圣经》摆脱教会1,500多年来对它作出的权威阐释。如果说教会的阐释成功地使《圣经》文本与信奉者的体验处于一种富于创造性且在表面上协调一致的关系中,那么这类批评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一些声称自己的经验已不再能被教会的《圣经》故事所容纳的人。历史学、地理学、进化论都打破了教会阐释的限制。但是,如果说《圣经》摆脱了普遍接受的诠释,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是社会和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相反,这种对既定诠释的猛烈批评还为全新的、创造性的《圣经》解读扫清了障碍。无论是路德还是那些致力于探寻历史上的耶稣的人,都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圣经》中读出自己的心得来。路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开创出一种新的新教读经法。历史批评家意在重构耶稣生平和教诲的工作——这无疑是艺术世界中最具生命力、最耗脑力的事业之一——反过来又促成了对福音书的多元解读。最后,这一历史探寻和重构的过程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圣经》文本及其随后的阐释都带有被特定文化所制约的性质。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力图把《圣经》含义等同于某种既定阐释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圣经》文本自身乃是古代传统与历代不同社群之间进行创造性对话的产物——这种意识或许能产生许多积极的成果。这对在当代语境中创造性、想象性地深入阅读《圣经》而言,也许是一种激励。
- 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之一,著有详细论述新教教义的《奥格斯堡信纲》(1521)。
- 自然神论(deism):以理性为基础的神学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便不再向自然现象施加影响力,也不再给出超凡的启示,故神学研究须以人的理性为指导。亦称“理性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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