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千余年来,上帝对英语民族和条顿民族的训练并非毫无目的……他给了我们追求进步的精神,让我们战胜世界上所有的阻挠力量。他使我们精于政府管理,有能力治理那些野蛮和衰败的人们……在所有的种族中,他将我们美国人标识为他的选民,让我们最终引导世界的救赎。
美国人把历史看作一条直线,自己处于最前端,代表全人类。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不能只交由经济学家去处理。
越来越明显,我们受益于这个世界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世界生态循环的大毁灭是可预见的。要阻止这种大毁灭,我们必须从目前的把世界看作试验场的幼稚观念,立即转向把宇宙看成是包容各种生命形式的母体的这样一种较为成熟的观念。
这种思想转变,本质上是宗教的,而非经济的或政治的。
执着的读者,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是美国教育史上美国中学历史课从未做过的,那就是,把教科书读到最后一页。美国历史课上到最后,都给学生讲了些什么呢?
《美国的传统》使学生相信:“美国的传统一直是强大的——足以迎接横在面前的任何挑战。”《美国的冒险历程》也说:“如果这些价值为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那么,美国的发展将永无止境。”《希望之地》写道:“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他们相信,他们的自由制度、他们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他们的天赋,能使美国继续是——过去也一直是——‘希望之地’。”
一些教科书即便不是以书名结尾,也大都以同样乏味的乐观语调收尾。1991年,《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当美国引领这个世界迈向20世纪的终点时,美国精神爆发出澎湃的活力。”实际上,他们无视民意调查中显示的相反的结果。15年后,他们又写道,“美国精神在21世纪初跃动着充满活力的脉搏”,但是现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共和国”。《生活与自由》进一步强调了这类空洞的见解:“在未来的这些事件中,美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它的人民。”你无法说它讲得不对!《美国的经历》预言:“当然,前方仍然存在着问题,但也充满着机遇。”《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也说,美国人民“只需要树立坚定的意志和使命感,去面对未来的新的挑战”。总之,面对未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集体的昂扬斗志,或者就像《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在2003年指出的,“美国人用希望与决心去面对未来”。[5]
拙作早在1995年版中就取笑过教科书这样的收尾方法,但显然我的书对教科书出版商影响不大。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教科书不该以欢快的笔调收尾呢?
我们不想让中学生感到沮丧。毕竟,未来不是历史——我们无法确定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什么。那么让我们欢乐地收尾吧。
实际上,就像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也不能准确预知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书的结尾为作者留下了一个空间,以恰到好处地激发人们的求知心理。学生能否把自己从这些大部头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呢?毕竟,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往日就是序曲。”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过去的那些事件,我们就能够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知识去选择我们的国家政策。的确,帮助学生学会这样做,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务。如果历史教科书能提供一些工具,让人去思考那些在将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重演的过去的因果关系,或者提供相关的事例,那么,它们就能鼓励学生思考自己花了一年时间所学到的那些东西。对于历史教科书来说,这将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结尾方式!
按照《美国历史》的说法,柯里尔和艾夫斯的绘画作品《帝国大业踏上西进征途》要比他们的其他作品更频繁地被重印在美国历史书籍中。这幅绘画中,“原始的”土著渔猎者与熙熙攘攘的白人殖民者对比鲜明,似乎告诉人们,社会进步注定会带来印第安人的厄运,因此我们今天无需特别在意对印第安人的剥夺过程。
但情况并非如此。缺少思想上的刺激,是这些书籍在其结尾处最突出的问题。作者们安慰我们:一切都好,让我们平静、再平静。我们无需思考我们的国家或全人类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根本没必要!这不仅是令人乏味的教学法,而且是糟糕的历史。然而,这样的结尾在教科书中已成惯例。
通常情况下,这种千篇一律的空洞内容表明它的背后一定潜伏着某种社会模型。这模型就是社会进步。它就像一朵花,虽然在教科书的最后几页才绽放,但种子自开头几章就已经埋下了。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把自己的历史视为对进步观念的现实证明。托马斯·杰斐逊指出:
让有识之士来一次从落基山脉的蛮荒之地向东奔向海岸的旅行吧。在早期的联盟阶段,他会看到:人们生活在没有法律、依靠自然法则行事的阶段……后来,他在我们田园牧歌般的边疆州份里看到,人们在那里圈养牲畜,以弥补捕猎导致的匮乏……这样,在进步过程中,他会看到,先进人群的身影越来越稠密,最后,他来到我们的一些港口城镇,那里是最为先进的。事实上,这就等于是在从时间上考察自殖民地创建之初直到今天的人类的进步过程。没有人能说,进步的脚步将止于何处。[6]
进步观念支配着美国的19世纪文化。1933年,芝加哥还举办了一场以“进步的世纪”为主题的博览会。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夸张与赞美更加泛滥。每一个中西部城镇都打出标语,显示出市民为自己的城市所容纳的最大人口数而感到荣耀,如:“欢迎来到伊利诺伊州迪凯特镇,该镇人口6.5万,并且还在增长。”那时人们基本上不假思索地认为,增长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就是目标。在华盛顿,当我们国家的“人口钟”每跳到一个新的数字——比如,从1.70亿到1.85亿时,商务部长都要照例进行庆祝。[7]我们欢呼,美国的非凡的经济制度已经使美国拥有“世界上72%的汽车,61%的电话,92%的浴缸”,但人口却只有世界总人口的6%[8],而且未来更加光明——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继承到的将是一个更好的星球,享受的将是更完美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一家图片公司重新设计了“探险童子军”的徽章,使其更“与时共进”。
这个新图案前上方的尖刺,极好地体现了进步的含义。
这就是大多数教科书作者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美国,也是他们今天依然试图向学生兜售的美国。或许,对于“最大就是最好”这类观念,教科书并不质疑,因为进步观念符合美国人所喜爱的思考教育的方式:正确引导,使每个人一步步得到机遇,使全社会一步步进步。这种进步观念还为未来提供希望。当然,大多数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对人类以及这个星球虽然有功也有过,但总体上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9]历史教科书甚至进一步认为,只要融入社会,美国人就为国家的持久进步做出了贡献,并为世界提供了希望。就像布尔斯廷与凯利在《合众国的历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美国人——白手起家——为世界各个遥远角落的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这样,“美国例外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我们教科书里一开始是用在“始祖移民”身上,现在又指向了未来。
进步观念在社会上和美国历史教科书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从字面上理解,进步观念改进了现状,因为它宣称,要想进步,我们只需多做一些同样的事情。这种观念对于上层社会特别有益,因为如果美国人都被误导,认为经济馅饼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一直越来越大,那么他们就认识不到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进步观念还非常适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下层阶级是由于其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步论在本质上一直是反革命的:由于情况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社会制度抱以信任。如此乐观地描述美国,还有助于教科书抵御采用这类教科书的得克萨斯等州的极端爱国人士的批评。
从国际上看,把那些“无产”国家说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使“发达国家”无需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分化。实际上,相比第一世界国家,“发展”问题一直使第三世界国家更加贫穷。1850年,第一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是第三世界的5倍;到1960年,变成10倍;到1970年,变成14倍。尽管这些比率有欺骗性,因为一美元在第三世界能比在第一世界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第一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在却是第三世界的20到60倍。[10]然而,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进步”这一术语仍意味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如经济学家E. J.米山所言:“用‘发展中国家’这一虚妄的叫法去形容那些贫困的、有时甚至是绝望的国家,结果使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自满情绪。”[11]在19世纪,进步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同样华丽的理由:欧洲人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在开发遥远国家的自然资源方面起到的是政府服务的作用——那些国家太落后了,自己是不能开发那些资源的。
渐渐地,进步模式失去了其吸引力。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里,美国知识界大都放弃了这种观念。民调显示,一般大众也不再相信将来会自然地比现在要好。1982年,召开了一个“进步及其不满”研讨会,最后成书的主编是这样描述这种公众舆论变化的:“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自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很难再相信那种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持续不断的观念了。”[12]
或许,甚至连教科书也不再相信越大就必然越好。没有人再庆祝人口的增长。[13]今天,我们不再炫耀我们的消费,更多的是悲叹自己的浪费,正如唐奈拉·H.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与人合著)一书中指出的:“在破坏环境和使用世界资源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和最危险的公民。”每一位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都将扔掉1万只不可回收的瓶子和几乎2万只罐头盒,制造126吨垃圾和9.8吨空气污染颗粒。而这只是“废山一角”,因为在消费链的末端每多1吨废物,就要求在消费品生产阶段多产生5吨废物,而在一开始的能源提炼阶段,可能会产生更多。[14]
某些情况下,越大仍然似乎就越好。当我们把自己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时,拥有更多的东西似乎就会更幸福,因为,有很多钱或者驾驶一辆昂贵的汽车意味着这个人在社会上更有价值。社会学家通常发现,收入与幸福成正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绝对地说,有更多的钱并不意味着更幸福。美国人认为自己在1970年没有在1957年幸福,在1998年又没有在1970年幸福,尽管他们在1998年人均消耗更多的能源与自然资源。[15]
1973年能源危机引发了新的舆论氛围,因为那场危机暴露了美国在经济上甚至在地质环境方面的脆弱性,而我们对它束手无策。在那一年,一本生态学著作《增长的极限》十分流行,这反映出某种新悲观主义的倾向。[16]第二年,罗伯特·海尔布龙纳[17]在其著作中指出了这种新悲观主义:“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疑问……:‘人还有希望吗?’”[18]罗伯特·尼斯贝特[19]认为,进步观念“在西方历史的2500年间一直为人们带来好处……
在这一点上它比其他任何观念都强”,[20]但他又认为,这一观念正日趋淡薄。这种变化不是一两天就发生的。知识分子对进步观念的挑战由来已久,甚至可上溯到一战时期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该书中指出,西方文明正开始步入一个不可避免的、深刻的衰退。[21]“一战”、大萧条、斯大林主义、大屠杀、“二战”都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对进步的信仰。
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迂腐的教条,从而进一步颠覆了进步观念。现代人类学家不再相信我们的社会“领先于”所谓的“原始的”社会,或比它们更是“适者”。
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比以前的社会复杂得多,但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信仰比那些所谓“原始的”信仰要高级,或者认为我们的族群制度更优越。甚至连我们的技术,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更先进,但从长远看,并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从这个方面说,这种技术也未必就更好。[22]
我们相信进步论的另外一个核心理由来自于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家过去常常用适者生存来解释自然界的进化。到1973年,一大批关于机体进化的更为复杂的观点席卷了生态学领域。史蒂芬·杰·古尔德[23]说:“生命并非进步的传说,而是一个枝蔓丛生、蜿蜒曲折的故事,短暂的生存者适应着当地环境的变化,而非改变着宇宙,或创造着完美。”[24]
既然教科书不讨论思想问题,我们就不必奇怪,它们不会讨论“一战”、“二战”、大屠杀或斯大林主义对美国思想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人类学或生物学理论上的那些新发展对美国思想造成的影响了。然而,到1973年,另外一个有关进步的问题显现出来,那就是,衰退使我们冒险去变本加厉地控制自然。环境问题每年都呈现出更可怕的兆头。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教科书至少都提到由于1973年的石油禁运以及1980年的两伊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然而,人们似乎不必为此担心,教科书作者们暗示我们,那两场危机当时就找到了解决办法。《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告诉我们,作为1973年禁运的“结果,尼克松宣布一项法案,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在能源需求上将不依赖任何其他国家”。十页后,在讲到1979年的天然气配给问题时,该书写道:“卡特发布了一条新的能源方案,要求大规模发展合成燃料。这项计划的长期目标是使石油进口削减一半。”但该书在讲1979年时,又不提尼克松的1973年的方案了,那一方案遭到惨痛的失败,致使我们对国外石油的依赖不是下降,而是螺旋上升。[25]它也没有讲,国会认为卡特1979年计划不恰当,因此从未批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所有的教科书都采用这种少惹麻烦的论述方法。《希望之地》使读者相信,“到卡特任期快结束时,能源危机已经平息了”。《美国的传统》也说:“美国人开始制造和购买更小的汽车。”“人们开始少用汽油和储备能源。”
事情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在1950年至1975年间,世界燃料消费增长了一倍,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长了两倍,电力应用几乎增长了七倍。[26]自那时起,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同时,世界石油生产已经达到饱和。这一点,M. K.休伯特[27]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1994年,我曾写道:“如果我们的能源不是无限的——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遭遇短缺。”到2007年,这种短缺已变成事实,它所导致的混乱也是巨大的。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农业在能源上还是自足的:家畜提供肥料和畜力,农民一家人干着种植和除草的活,木头可以用来生火取暖,风力可用于灌溉,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今天,美国农业开始大量依靠石油,这不仅是指拖拉机和卡车以及空气调节,而且还包括肥料和除草剂。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从1973年能源危机中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一直愉快地保持经济增长。1977年,米山写道:“任何人只要对物理学中的热、能量和物质等有最基本的了解,都会意识到,用历史的眼光看,经济增长的终结,就像我们现在所体验到的这样,不会太遥远了。”[28]这主要是由于“复合利息”的可怕力量。如果经济增长指数为3%——这是通常的标准,那就意味着经济在每四分之一世纪增长一倍,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源的支出,以及产生的废物通常也都增长一倍。
1973年与1979年的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一个难题:资本主义这种巨大的生产体系,在设计上从来就没能考虑能源不足的问题。对过度供给的需求被认为对资本主义是“有好处的”,能够带来生产的增长,而且常常会降低成本。然而,石油并非是生长出来的,而是被提取出来的。石油公司及OPEC根据未知但有限的石油层对石油进行定量配给。这样,我们习惯上将石油公司视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商,但更准确地说,石油公司或许应被视为公共资源的保管人。
美国以前一直存在公共资源问题。设想一下,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某一小镇,每一个家庭都养一头奶牛。每天早晨,大家都到小镇的公共草地上放牛,各家的牛一整天都聚集在一起吃草,镇上还出钱请来一位放牧者看着。后来,一些富裕的人家又买了第二头牛并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他们可以把剩余的牛奶和黄油卖给那些没有奶牛的海员和商人。然而,这类扩展会受到时间限制,最终,公共草地会被啃光。在短时间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有益的事情,在长时间内对群体利益可能没有益处。如果我们把当代的石油公司与有奶牛的殖民地家庭相比,我们就会懂得,有必要建立新的政府管理形式,规定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确保我们的子孙将来还有公共资源——在这里,就是石油层。[29]
公共资源问题还在其他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水产业正处于危机之中。在切萨皮克海湾,1892年可打捞2000万蒲式耳的螃蟹和牡蛎,1982年可打捞350万蒲式耳,到1992年,只能打捞16.6万蒲式耳。渔民的生活水平面临下降的危险,对此,他们的应对办法一如往常:更加辛勤地劳动,也就是说,用加倍的努力去更多地打捞所剩无几的螃蟹和牡蛎。虽然这种做法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对大众来说只会带来灾难。2006年以前,科学家就曾估计,只有1/5的港湾能够在较少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与以前同样多的收获。港湾的这种问题还由于海洋问题而更加尖锐。人们在海洋渔业方面的技术越来越老练。《科学》杂志2006年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天人们所食用的所有鱼贝类到2048年将灭绝90%,这些生物中,29%已经濒临灭绝;这意味着,这方面的收成还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联合国正在努力推行一项旨在“管理和繁殖幸存鱼类”的全球计划。然而,这一计划涉及国际水域。不到很多物种已经灭绝的那一天,国际协商是很难奏效的。[30]
由于经济全球化,公共资源今天已覆盖全球。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全世界汽车保有量在1990年是1950年的10倍,那么,没有哪位思维健全的人会预测,这一比例的增长还能够维持或还应该维持40年。[31]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2005年,美国人平均消费是世界的32倍,污染排放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平均水平的32倍。[32]我们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与进步论的一个结论并行不悖,那就是: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样,我们的经济领导作用就与我们的政治领导作用发生背离。政治上,我们可以希望其他国家实行我们的民主形式和尊重公民自由;经济上,我们只希望其他国家永远不要达到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它们达到了,地球就变成一片沙漠了。经济上,我们是世界的祸害,而非希望。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当我们扩张我们的经济时,我们就使那些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较少可能去扩张它们的经济。今天,中国的交通工具对燃料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已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短缺。
几乎每一天,人们都会获得新的关注生态问题的理由:从赤道森林的过度砍伐,到极地的臭氧洞。癌症发病率一直上升,但我们不知道病因何在。[33]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完全估量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程度。在过去50年里,全世界健康男性的平均精子数减少了将近50%.如果这是由于环境所致,这就并不好笑了。在未来的50年,精子数还会直线下降,我们把人类从地球上抹去了,但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34]很多年里,我们都一直不知道,用DDT杀蚊子会在全球驱赶扑食蚊子的鸟类。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也越来越有可能使这个星球由于外在原因不适合人类居住。实际上,有好几次,我们几乎已经如此了。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世界各国一致同意停止生产很多有损于高层大气臭氧层的氟氯烃化物。2006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阿申巴赫指出:“科学家们意识到,如果氟氯烃化物当初是用一种哪怕稍许不同的化学形式制造,那么它们就将整个地球的臭氧层损坏殆尽了。想想真是后怕。”[35]
我们侥幸逃过一劫。
所有的这些思考告诉人们,这类经济发展得越快,这类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越发达,就越会将我们带上一条不归路,而不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可供人类长远生存的星球。我们面临的还不仅是一个能源危机问题,因为只要我们开发出低成本又不带来污染或导致地球变暖的能源,能源危机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相反,如果我们有更廉价的能源,想一想我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浩劫!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怎样使用这类能源去降低海水的含盐量、扩大我们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以及怎样用其他的一些方法使我们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至少短时间内如此。我们必须开始善待地球,把它当作我们永远的居住地。将来某个时刻,或许就在今天这些中学课本的读者度过他们50岁生日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工业化国家,在能源与原材料消费方面将不得不趋于稳定。这样,我们的石油危机最好应该被视为一种警醒,它将唤醒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经济的零增长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关于公共资源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率先发展零增长型经济,就像没有哪个家庭觉得只养一头奶牛就够了一样。这就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国际协调机制,但目前还几乎没有人想到那种机制是什么样的。海尔布龙纳悲叹道:“没有自愿的对增长的削减,更没有对社会的有计划的重组。那些在今天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36]即便明天的公民终将懂得对增长的削减,我们今天也不能坐视等待,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中学历史课程都还没有让美国人为将来做好任何准备,让人们发挥想象力去思考这类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依然不假思索地死守进步观念,这只会是一种障碍,使学生看不到变革的必要性,由此也使变革更加艰难。大卫·唐纳德[37]说,美国历史课程中的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仅不着边际而且是十分危险的”。[3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环境危机乃是一个教育问题。对此,美国历史课难咎其责。
爱德华·O.威尔逊[39]把那些环境问题作家分为两个阵营:环保主义者和例外论者。[40]大多数学者、作家,包括威尔逊本人都属于前者;与之相对的,是一小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其中不少人还与右翼思想阵营相连,这些人提出了重要的反对环境末日论的观点。1994年,我提到过朱利安·西蒙[41]和赫尔曼·卡恩等人,他们在比较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祖先的世界时说,虽然现代社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伤害这个星球,但也更有力量改善环境问题,毕竟,环境破坏是偶然造成的;美国的一些河流在50年前曾被认为污染得不可救药,但现在又重新适合鱼类生长和人们去游泳了;韩国的森林也人为得到了恢复。[42]由此,例外论者宣称,现代技术能够使我们免于环境的压力。他们指出,人们今天在诸如大地震等天灾或诸如二战等人祸之后的恢复期,要比19世纪短得多了,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庞大的官僚机构能够调用各方面的信息,并组织大规模的行动。作为一项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人的寿命在继续延长。赫伯特·伦敦[43]有本书名为“他们为什么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谎?”他认为教师与教科书都过于强调经济增长的危险,他指出,1990年的食品供应要比20年前多。[44]西蒙也指出,人们曾多次短视地预言各种物资的大短缺,从上个世纪预言鲸油短缺到20世纪90年代预言银的短缺,现在那些预言都被新的技术发明否定了。[45]的确,在高昂的价格面前,通过某些特殊的方法——如蒸汽压力等——去提炼石油会收益更大。
1994年,我曾指责教科书没能向学生提供这两派不同的观点,进而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那些教科书不仅忽略了那些隐约迫近的问题,而且没能提到现代社会的应变能力。教科书作者们应该介绍过去那些提醒人们警惕灾难到来的思想,同时也应该介绍其他的寻求解决办法的思想。这样做,可以鼓励学生运用历史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教科书作者们却让我们相信,事情最终都会变好的,我们无需忧虑去向何方。[46]他们对进步的赞赏与通用电器公司一样肤浅,这家公司宣称:“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但是,这家公司在生态问题上的失责使它多次在《财富》期刊“十大环境破坏公司”里榜上有名。[47]
我不再推崇这种左右逢源的论调。即便西蒙是正确的,即便资本主义是温驯的,我们目前的危机也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是新出现的,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首先,我们面临着永久性的能源短缺,石油短缺还只是开始。这种短缺导致供不应求——这是一种“自然的”卡特尔,而不是约翰·D.洛克菲勒与标准石油公司在1900年前后所结成的那种卡特尔——卡特尔并非好的资本主义。如果一批公司联合起来控制着雪橇制造业,那么他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定价。也或许有人会另外创办公司,不服从他们的协议,用新的、更便宜的材料去制造雪橇,或者干脆发明滑雪板——那样我们大家就再也不买雪橇了。但是,如果一批公司或国家控制着石油产业,就没有哪个新的生产商能够挤进来。而且,交通运输所用的石油,是很难轻易找到替代品的。
其次,我们对石油(以及其他各种矿石燃料)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全球变暖。大家都知道——除了某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作者外,全球变暖使极地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在上个世纪,海平面上升了1英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乔治·W.布什政府赞同这种估计,本世纪还将上升3英尺。全世界——从迈阿密到威尼斯再到孟加拉——几亿人生活在与海平面非常接近的高度,这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与居住。由此引发的混乱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而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格陵兰岛所覆盖的冰层融化了,海平面将上升23英尺。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48]曾在1970年提出著名的“盖亚假说”,指出地球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系统。最近,洛夫洛克又指出,当地球的平衡被打破时,某些不平衡过程甚至会加快地球变暖。比如,当极地冰层融化时,它们就不再反射太阳射线,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并变得更热。洛夫洛克预言,要死掉数十亿人之后,平衡才会重新建立起来。全球变暖还引发另外一个气候问题:在过去30年里,飓风的速度平均增加了一倍,并且发生得更频繁了。[49]
事情还不止于此。有证据表明,二氧化碳这种石油或煤炭燃烧后的常见排放物,会增强海洋的酸性。科学家警告,到本世纪末,这种酸性将损害珊瑚礁,并且灭绝那些对海洋食物链有加固作用的食物。“这是我整个学术生涯中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一种环境变化。”《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作者托马斯·洛夫乔伊这样说。斯坦福大学的海洋学家肯·卡尔代拉也说:“我们在下一个十年所做的事情,将影响海洋数百万年。”[50]
除能源危机与全球变暖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其他的严重问题。数千个物种濒临灭绝。在可能灭绝的物种的名单上,有现有的三分之一的两栖类动物,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八分之一的鸟类。爱德华·O.威尔逊认为,这份名单还是乐观的,他相信,到本世纪末,所有生物中将有三分之二灭绝。核扩散又是一种威胁。1945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经济手段。此后,英国、苏联、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非等国家加入了这个核武俱乐部——很明显,朝鲜也在此列。如果巴基斯坦和朝鲜能够制造核武器,那么很显然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以及某些私人组织,包括恐怖主义分子,都有这个能力。美国1969年差点在越南使用核武器,印度与巴基斯坦也在2002年差点要以核武器互相攻击。[51]
从长远来看,一味地用旧方法处理这些新问题是很难奏效的。“只要看看人类是如何活到今天的,就别指望将来充满希望,”米山说,“人类只会灭亡一次。”[52]如果本书新版的这一章里的观点倾向于环保主义者的口味的话,那么或许是那些潜在的下滑趋势——假设真有那些趋势的话——以及本书自初版以来越来越糟的形势,使这一倾向显得正当。毕竟,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早先的重要社会,从玛雅和复活节岛到海地和加那利群岛,都无可挽回地损坏了自己的生态系统。[53]哥伦布在第一次见到海地时写道:“想一想大陆的美景,到那里面去一定大有所获。”哥伦布与西班牙人改变了该岛的生态结构,为其带去了疾病、植物与牲畜。猪、猎犬、牛、马快速繁殖,导致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到1550年,哥伦布在1493年带来的八只猪已经发展到“成千上万只猪”。1518年,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写道,“这些岛屿自上帝造物以来,一直充满生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但当欧洲人到来后,“岛上到处是垃圾,只有野兽和鸟才来栖息”。[54]后来,在快速获利的名义下,甘蔗的单一种植取代了田园耕作,使得土地日益贫瘠。再后来,人口压力导致海地人与多米尼加人耕种到岛屿的边缘峭壁,这使得地表土壤被侵蚀。这个岛屿的生态系统曾经养活大批人口并能保持生态平衡,但今天,这里的环境要比哥伦布到来时差很多了。这个悲哀的故事是对未来的预言,今天的现代技术有能力使整个地球变成昔日的海地。
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在鲸油、海地等问题上的教训,或者让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中提出对进步与环境问题的质疑。总之,虽然这类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丝毫没有透露这种严重性。我感到诧异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今天的教科书实际上比以前的教科书更糟糕。除了《美利坚盛典》写了两段、《美利坚之旅》写了一段关于环境问题的文字外,其他教科书对卡特执政以来的环境问题就没有任何论述了。1970年“地球日”的设立、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以及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保护署”的设立,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提到的环境事件。自这些事件发生后,15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教科书作者们没有注意到一些基本的趋势,只是浮光掠影地提到一些个别事件,无怪乎他们认为这段时间里没什么历史好写。若把能源危机问题在时间上回推那么远,只会让人觉得,这类问题已经是过时的新闻了,而且,教科书似乎认为,这类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美国人》中有一段话很典型,它要我们相信:“在《(国家能源)法》的帮助下,到1979年,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好转。”若真如此,1979年倒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在1975年——那时卡特还没有上台,美国35%的石油依赖进口,而在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量为58%。
指望1990年前后出版的教科书论述全球变暖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在2006年《大西洋月刊》里,格莱格·伊斯特布鲁克指出,这个问题当时尚未得到证实:
50年前,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有识之士或许关心的还只是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那时,连国家科学院本身强调的也只是这种不确定性。今天,关注科学发展、包括关注国家科学院的那些声明的有识之士,都一定会得出结论,那种不确定性已经变成了实际的危险。
伊斯特布鲁克形容自己一开始也是“怀疑派”,但后来“逐渐被事实说服”。对此,居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会感同身受。他们警告,那里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处于崩溃之中。在有记录的十个最热年份里,1997至2005年之间的每一年都在其中,并且2005年创了新高。[55]
那么,今天的教科书是如何对待这个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呢?下面是所有的六本新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总共说过的话;此外,《美利坚盛典》的最后还有另外一段话,我们留待本章的最后再作分析。
21世纪伊始,像全球变暖这类问题的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警告:地球行星是所有系统中最大的生态系统——它是没有国界之分的。美国人曾经夸耀自己如何清理自己的地盘,并大量地消耗了自己的林地,他们有什么资格告诫巴西人,他们不应该砍伐亚马逊热带雨林?
虽然没有人知道全球变暖的原因究竟何在,但联合国的一个报告警告说,大气污染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里,《美利坚盛典》的意思是,虽然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占全球总量的25%,但第三世界国家才是最大的问题。《美利坚之旅》也只是在闪烁其词:大气污染“可能是原因之一”。而另外四本新教科书则从来就不提这类问题。[56]
为什么教科书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显得如此薄弱?如果教科书作者们在书的结尾几页里不再推崇那些未经深思的进步观念的话,那么他们的最后几章将与前面的章节很不相称。他们整本书的基调都要改变。从书名开始,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就在歌功颂德,而进步观念又在使这种基调显得正当。教科书作者们把我们的国家说成在所有方面都越来越好,从种族关系到交通运输,莫不如此。传统上,它们把重建描述为“北方佬”豪夺和“黑鬼”放荡的时代,这种描述也符合上升的曲线,因为,如果种族关系在重建时期是不好的——或许还没有奴隶制时期那么坏,但肯定要比后来更糟糕,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想得到,种族关系一直在好转。然而,关于重建的事实迫使我们承认,在很多方面,我们国家的种族关系还没有回到比如说,1870年的水平。举个较小但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吧。在那一年,A. T.摩根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海恩兹县的州参议员,娶了一位名叫卡莉·海格特的来自纽约的黑人妇女,并且再次当选为州议员。[57]
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不仅在密西西比州的海恩兹县,而且在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但是,进步论让很多美国白人得出结论,今天,美国黑人不应该再要求我们给予关注了,因为种族关系问题已经确有改善。[58]
A. T.摩根的婚姻让我们很难想像了。美国人关于进步的文化模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的我们深信,我们比过去更宽容、更成熟,还有,更进步。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的胡子这类琐碎的描述也能给我们其他的教益。1860年,剃去胡须的林肯赢得总统大选;1864年,蓄着胡须的林肯再次当选。今天这样的事会发生吗?今天的很多机构,从投资金融公司到杨百翰大学[59],都不接纳有胡须的白人男性。自1948年的汤姆·杜威[60]之后,没有哪位白人总统候选人或者最高法院提名人敢于留点胡须。胡子本身并非进步的符号。虽然我的胡须微妙地促进了我的思维,但是,我们的不宽容曾经达到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状态——大型的迪斯尼公司是由一位留胡须的男人创立的,但这个男人后来不允许任何员工留胡子。具有更为深远意义的是,林肯还是最后一位上任时不属于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的美国总统。美国人可能并没有变得更加宽容,我们只是在认为自己越来越宽容。于是,进步论就成为种族优越论的编年史。
高歌猛进的进步之声蛊惑着我们,使我们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更加“高级”。不仅如此,它还诱导我们得出结论,远古社会其实比我们所知的更原始。进步论还为各种单线条的进化模式奠定了基础,我们的社会过去常常根据那种模式对不同的人和文化进行分类,比如:野蛮—愚昧—文明,或者,采集—渔猎—园圃—农业—工业。在那些模式的影响下,学者们误以为“原始的”人类生活在霍布斯所言的“污秽、野蛮而短命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较高级的”文化才可以说有充足的闲暇去发展艺术、文学或宗教。
美国赖以建国的一个精神基础是控制自然。约翰·亚当斯曾吹嘘:“我相信,我家砍的树比美国其他家庭都要多!”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是一位革命战争中的将军,他在1792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同时代的多数美国人说:“我们在文明的指引下尽可能快地从土地上消除那些自然生长的事物。”亚当斯-林肯的这一思维模式在实际中使美国向太平洋岸的快速扩张成为可能,也使芝加哥建筑学校和亨利·福特装配流水线成为可能。然而,今天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对这些成就不屑一顾。1950年以来,这个星球上仅有的森林又被砍伐了25%以上。如果知道这些树木就是这个星球的肺,就没有人会认为上述扩张代表着进步。
人类学家对这些早就更为了解。人类学家彼得·法布指出:“不管传统的中学社会课传授的是什么样的理论;事实在于,越是原始的社会,生活方式越安逸。”[61]这样,“原始文化”很难说是“污秽的”。至于“野蛮”,我们可以把爱好和平的阿拉瓦克人与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做个比较。而“短命”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在碰到欧洲人和非洲人所带来的那些疾病之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很多人以及美洲人可能都非常长寿,特别是与欧洲和非洲的城市居民相比。乔万尼·达·维拉扎诺[62]曾经指出:“他们寿命很长,很少生病。”今天位于纽约市的维拉扎诺海湾和维拉扎诺大桥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63]新英格兰的一位相当早期的殖民者曾这样说:“印第安人体格健壮,体会不到五花八门的这些疾病对健康的损害,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些疾病往往构成突发事件。”显然,他没想到,这些由欧洲人新带来的疾病后来也吞噬了土著美洲人的生命。这位殖民者还说,印第安人能活到“60岁、80岁,有些甚至能活到100岁,直到这个世界的万物召唤者把他们引到他们渴望已久的墓穴”。[64]在马里兰,另外一位早期殖民者惊叹,很多印第安人已是曾祖父,而在英国,很少人能活到这个辈份。[65]第一批遇见澳洲土著人的欧洲人记下了一些年龄数据,说明一大批土著人活到70岁。就此而论,《圣经》中《诗篇,第90篇》的意思就是,在几千年前的中东,大多数人都活到70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得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尽是劳苦烦愁……”[66]
进步观念除了助长学生对过去社会的忽视外,还使学生只记得自己的长处,却忘了同时代其他社会的优点。有人说,其他文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成就,这种说法乃是受到了那种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最进步的思想的影响。人类学教授们对很多一年级大学生中存在的严重的种族优越论深感失望。通俗类人类学教科书作者威廉·A.哈维兰说,在他的经验中,“我们今天所渴望的某些事情——比如,仅以男女平等问题为例——有可能在其他人中已经实现了,只不过一般的新入学的大学生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罢了”。[67]很少中学开设人类学课程,在十个美国人中,学过大学人类学课程的也不到一人,因此我们几乎不能依靠人类学去消除大家的种族优越论。中学历史与社会课本应从其他文化中帮助打开人们的思维,然而,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因为在这些课程内容里,从哥伦布讲到最后,进步观念都充斥其中。因此,这些课程只会助长种族优越论,而不是消除它。而且,西方文化中关于进步的种族优越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相信自己的社会是地球上最进步的社会和未来的先锋的人,全都极易沉迷于一些极端残忍的行为,比如皮科特大屠杀、斯大林肃反、大屠杀以及“大跃进”。
教科书作者应竭力激发学生去思考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断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某些现代医学手段确实比以前更加有效,并且基于更好的理论,但另一方面,那种大约从1930年到至少1970年在产房里盛行一时的所谓“科学的”反重力助产方式,却是进步观念留下的最大笑柄。人们把分娩比为一场手术:医生将母亲麻醉,然后像取胆囊一样把麻醉了的胎儿取出来。[68]虽然今天的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人也从未忘记,母乳——而非牛奶或所谓“配方乳品”,最适合人类婴儿,但是,甚至到1992年,也只有一半的在医院分娩的美国妈妈哺乳他们的宝宝。[69]如果历史教科书放弃它们对进步模式的那种盲目热衷,它们就能激发学生正确评价技术在哪些方面是真正进步的。“进步”的定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更新提供了可能,甚至或许使之成为必要。这些都应被考虑到。比如,今天的孩子们看到,民族国家在衰落,因为这个星球的共同资源迫使全球人共同决策,而部族文化的兴盛又可能使很多国家从内部瓦解。[70]历史教科书的结尾几章应该成为探究性的练习,以引导学生发现事实,并阅读关于这类问题的两方面的资料。的确,这种方式要比今天教科书中那些盲目乐观的结尾方式更好地为学生们读完中学后60年的生命时光打下基础。
在诸如生活品质这类问题上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常常被吹捧为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但是,历史教科书却把这类话题清扫到了色彩鲜艳的进步地毯之下。教科书甚至对我们的经济与科学体制使环境状况每况愈下的问题没有表示真正的担忧。相反,它们强调我们的政府做了充分而有效的反应。教科书作者们似乎更愿意讲述政府的反应——主要是环境保护署的设立,而较少讨论任何持续不断的环境问题。迄今为止,在新教科书中最为严肃地讨论我们的未来的,是《美利坚盛典》倒数第二页的这样一段话:
环境的困扰使国家的未来阴云密布。以煤炭为燃料的火力发电车间助长了酸雨的形成,可能还会导致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对地球变暖的可怕警告。放射性垃圾还没有得到处理,这妨碍了核动力生产的发展。这个星球的石油正在被抽干……
21世纪伊始,对替代性燃料的呼唤不再孤掌难鸣,太阳能、风能、沼气、电混动力汽车,以及对氢燃料电池的追逐,都是大众热衷的主流。保护能源问题依然呈现出另外一种严重而又奇异的现象——在政治家的讲台上大肆鼓噪,但很少进入公共政策领域……
这些话虽然几乎起不到警示作用,但至少提出了问题,并且不再暗示说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担忧的。
不幸的是,在下一页,也就是最后一页,《美利坚盛典》又再次殷勤地保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共和国,有着独特的传统,充满智慧,能应付一切困难。”但是,很多学生并不轻信这些话。根据1993年的一项调查,当时的孩子们比父辈们更担忧环境问题。[71]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三个高中生中就有一个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有可能毁灭人类。[72]“我曾经与我的朋友们谈论此事,”我的一位女生在她的班刊上写道,“大家都说,我们觉得自己将来似乎不会过完成年生活。”1999年的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中学生认为“美国最好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73]这些学生都上过美国历史课,但是教科书对正面思想的偏重似乎并没有将其他思想从学生们心中抹去。学生们在被操纵时,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意识到,潜藏的愚蠢的乐观思想只是一种防卫,它所环绕的,是一个空洞。或者,学生们可能从来就没去读他们教科书中那些令人乐观的结尾。
教科书偏爱进步观念,掩饰环境问题,这样做的主要后果可能正是告诉中学生,美国历史课是不合适的,它们不能引导出将来的美国历史课程。[74]今天看来或许关键的问题,将不得不在其他课堂——或许是科学课或健康课——上讨论,虽然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生物或健康问题。同时,历史课背后那些盲目的、乏味的、缺少数据的说教将得到改进。
E. J.米山提出,向学生灌输进步会自然到来这一动听的故事,会使学生保持被动,因为它把将来描述为一个不为他们控制的过程。[75]然而,我不认为这就是教科书那样结尾的原因。它们的那种乐观向上的结尾最好被理解为出版商的一种策略,出版商们希望以民族主义的乐观情绪结尾会使自己的书被采用。而且,他们知道,共和党已经从尼克松时代的共和党——那时他们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沦为乔治·W.布什的共和党——这时,大公司,特别是石油公司主导着我们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下,出版商可能担心,若指出全球变暖或能源短缺的问题是真正威胁,可能会被看成站在民主党一边。那样,他们的书就不会被采用。
然而,我们的教科书中的这种乐观的结尾最终将落得失败的下场。教科书作者们似乎在说,关于我们的将来,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需要去问,关于我们历史上的各种发展趋势,也没有什么地方真正需要去思考。这样,他们就无意中承认,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将来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无怪乎学生会由此得出结论:学不学历史与他们的未来无关。
注释
2003年5月,布什签发了另外一项减税法律,共减去3500 亿美元的税收。总统坚持说,这项“大胆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将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增加100万个工作职位,并能拉动股市。批评家指出,这一减税方案将会导致巨大的预算赤字。
然而,在2003年5月,布什签发了另外一项减税法律,共减去3500亿美元的税收。总统坚持说,这项大胆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将增进就业和拉动股市。批评家指出,这一减税方案将为未来的很多年带去巨大的赤字。
第十二章将介绍,这两段文字都不是署名作者写的,而是出版商雇来的一位职员或自由撰稿人写的。很明显,出版商以为这个人写完了书;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这个人没把书真正写完。所以,这两本书的这一章在放上这一细节资料后,就都匆匆收尾了。
这里有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如果所有的新生儿在一周岁前有40%的死亡率,那么出生人口的平均寿命就非常低,因此较好的统计标准是一岁或十岁人口的平均寿命。当欧洲人与非洲人的疾病已经被传入甚至提前发作时,衡量欧洲人与非洲人传入之前的平均寿命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Jared Diamond从考古学中总结的信息也表明,上述的早期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寿命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见“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the Human Race,”Discover,5/198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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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本新教科书——《走向今天》与布尔斯廷与凯利合著的那本书——的结尾都不是“嘭”而是“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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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告业理事会的市民手册《好市民》,引自Stuart Little,“The Freedom Trai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c.1990,打印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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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 What Is History?,116: 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New York:Morrow,1981),38. In Why Are They Lying to Our Children?(New York:Stein and Day,1984),124, Herbert London指出,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在加大。另见Cliff DuRand,“Mexico-U.S. igration:We Fly, They Walk,”talk at Morgan State University,11/16/2005, at World Prout Assembly website, worldproutassembly.org/archives/2006/01/mexicousmigrat.html,11/2006;Giovanni Arrighi,“The African Crisis,”New Left Review 15,5/2002,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387,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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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中有一节两页(1122-1123)的内容叫“保守派的争辩”,但这隐藏在上一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之后。可以预见,没有哪位学生会读到这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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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参见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New York:Crown,1991),3。
-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隶属摩门教,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之一。
- 据研究,汤姆·杜威(Tom Dewey)是最后一位留山羊须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在1948年大选中败给杜鲁门。虽然美国此后也有不少留胡须的政治人物想问鼎白宫,但不无巧合的是,他们都在政党初选阶段就被淘汰了。
- 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New York:Avon,1969),49-50.
- 乔万尼·达·维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1485-1528),意大利探险家。
- Verrazano,引自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26。
- 引自Russell Thornton,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7),39。
- Karen Ordahl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London:J. M. Dent,1980),58.
- Psalm 90, verse 10。另见S. Boyd Eaton et al., The Paleolithic Prescrip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8);以及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Chicago:Aldine and Atherton,1972)。
- William A. Haviland,“Cleansing Young Minds, or What Should We Be Doing in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to Anthropology?”(在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New Orleans,1990),3。
- 人们为这种手术发明了专门的设备。整个过程不仅要克服自然力量,而且要向上克服重力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Las Casas关于欧洲人到来之前海地人生孩子的描述:“孕妇干活到临盆前最后一分钟,却分娩得几乎没有痛苦。第二天,她们就到河里洗澡,洗得与分娩前一样干净,人也一样健康。”(History ofthe Indie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64)。
- “Harper’s Index,”Harper’s,2/1993,15,引自Ross Labs。很多医院依然实行母婴分离的办法,除非是在哺乳时间,即便科学研究——这似乎是唯一一种能够矫正生育方法的力量——证明,在随即抽查中,有双亲陪伴长大的孩子智商会更高。见Feinsilber and Mead, American Averages,227-28。
- 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35,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分析,把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为对邻国军事力量的必然反应。Curtin认为,在有些情况下,民族国家并非必然就对公民有利。如果对核武器的控制导致在下个世纪出现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那么,那将消除民族国家的最初的存在理由。
- Ruth Bond,“In the Ozone,aChild Shall Lead Them,”New York Times,1/10,/1993.
- Daniel Evan Weiss, The Great Divide(New York:Poseidon,1991),136.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retaries of State New Millennium Survey,1999,stateofthevote. org/New%20Mill%20Survey%20Update. pdf,12/2006.
- 见Catherine Cornbleth, Geneva Gay, and K. G. Dueck,“Pluralism and Unity,”载Howard Mehlinger and O. L. Davis, eds., The Social Stud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NSSE Yearbook,1981),174。
- E. J. Mishan, Pornography, Psychedelics,and Technology(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0),25,150-51.另见Jonathan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IAm Farfrom Ho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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