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探索记忆之洞:消失了的近期历史
我们看事物并非按照它们的样子,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子。
只有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无立足之地的地方,爱国主义才能兴盛。我们永远不要把爱国主义误以为民族主义。一个爱国者是热爱自己祖国的人,而一个民族主义者则是一个蔑视他人祖国的人。
当然,人们不希望战争……但是,毕竟,决定国家政策的是领袖人物。对于他们来说,让人民追随自己总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论那个国家是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议会制的,还是共产主义者专政的。人民不论说话还是沉默,总是被教导听从领袖的召唤。这很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遭到攻击,然后谴责和平人士缺乏爱国精神。
当本来应属于公众的信息被当权者有系统地阻截时,人民就会变得对自己的事漠不关心,对那些管理自己的人不抱信任,最终,他们就失去了判定自己的目标的能力。
非洲社会常常把人分为三类:还活在世上的人、“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如果刚刚去世的人与还活在世上的人曾活在某个共同的时间段,这种人就是“撒哈”,即活的死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们还能出现在活人的记忆中,活着的人可以通过思想回忆他们,通过艺术重塑他们的样子,通过故事使他们再生。当最后一个认识先人的人死去后,那个先人就不再是“撒哈”,而成为“扎马尼”,即死人。如果是偶像化的先人,“扎马尼”非但不会被遗忘,反而会得到尊敬。很多人,比如乔治·华盛顿或克拉拉·巴顿[6],是可以通过名字唤醒人们的记忆的。但是他们不是活着的死人。这是有差别的。[7]
由于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些斯瓦希里语术语,我们很少系统地考虑对人的这类区分。但是我们也是有这种区分的。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如何阅读那些关于我们有生之年发生的某一事件,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的叙述的,不论那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伊拉克战争。我们的阅读部分地带有批评精神:对作者出错的地方进行评判,对作者说对的地方表示同意甚至学习它。而当我们研究更遥远的过去时,我们或许也会批判性地阅读。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阅读模式只是吸收,特别是,如果我们第一次阅读某一事件时,我们会无所凭籍,难以对所读到的东西提出批评。
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也全都知道一些“撒哈”——他们知道,当近期的历史发生时,教师、父母以及教科书采用委员会的成员都尚在人世。他们似乎对此感到不安。于是,尊崇“扎马尼”——偶像化的祖先——就成为他们更常见的风格。根据以上的定义,“撒哈”的世界是充满争议的,因为读者们会在其中加进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会不同意书中所写的某些内容。因此,对于近期的历史,还是少说为好。
我考察过,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10本叙述型美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介绍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50年的历史的(但不包括80年代本身,因为某些旧教科书就是在这个年代问世的,因此不能指望它们能完整地介绍这个时代)。平均来看,教科书用47页写30年代,用44页写40年代,至于后三个年代,都不到35页。即使是动荡的60年代——民权运动、越战(的主要时期)、马丁·路德·金、麦格·艾佛斯[8]、马尔科姆·X以及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的遇害——也只写了不到35页。[9]
2006年至2007年间出版的教科书在写作手法上则完全不同。今天,20世纪60年代不再是近期的历史了,教科书可以赋予它们本该一直得到的重视——55页。(这个数字要比20世纪任何年代所得到的都要多。)但是,今天的教科书出版于2000至“2007年”[10]间,它们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这些近期历史敷衍了事。它们虽然对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写了49页,对40年代的历史写了47页,但是对80和90年代(甚至包括新千年的前几年)的历史却只写了不到20页。然而,后者都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年代:美国两次攻打伊拉克;美国总统受到有史以来第二次弹劾;美国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选票最接近、也最充满争议的大选;还遭受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
当然,每个事件都有争议。学生家长中有些是民主党人,有些是共和党人。因此,教科书作者们关于比尔·克林顿受弹劾和受审所说的那些话,很可能会冒犯半个社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是如果教科书作者们这样说,他们就会得罪某些重要的人,包括校董事会成员。同性恋更是一个禁忌话题,不能在美国的中学讨论和探究。平权措施也会招致大动肝火的辩论。妇女运动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十分突出,但今天仍然是个雷区。每一所学校的辖区都既有在性别角色问题上坚持传统观念的父母,也有反对那种观念的父母。因此,我们别去说今天的女权运动吧,就让我们把它留在70年代吧。这样,教科书作者们在涉足“撒哈”时蹑手蹑脚,格外小心,尽量回避所有的重大问题和所有的“为什么”。
对中学历史课轻视近期历史这一做法,教科书作者并非惟一要负责的人。很多教师胆子小,或者只是没有时间。即便教科书在“撒哈”上花了应有的篇幅,大多数学生也不得不自己去阅读,因为,大多数教师从来都不能把教科书讲到最后一页。特雷西·基德的《学童纪事》一书刻画了一位五年级美国历史课教师克丽丝·扎雅克,这位教师一学年里居然从未把课本讲到重建![11]课时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与出版商一样,教师并不想冒险冒犯家长们。结果,对待近期历史,人们就像桑普[12]的妈妈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没能说一些好事,你就根本不要说任何事。”
教科书的作者们和出版商们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对近期历史进行压缩和简单处理时,还有一个借口恰恰就是,它们离现在太近了。我们不知道,一旦历史学家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而各执一词时,将分别如何看待这一阶段的历史,因此干脆免开尊口,说得越少越好。
至于那些“扎马尼”,教科书作者们实际上是在以历史视角为挡箭牌。他们以一种无所不知的、乏味的语调描写“扎马尼”,似乎有某种单一的历史真相存在。它们为历史学家所一致同意,它们是教师们今天所教的,也是学生们今天应该学的。这种写法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历史视角总会更趋恰当,更能赐予今天的教科书作者们深刻的历史见解。然而,教科书作者们并不能以历史视角为由,为自己对“撒哈”事件的处理方式辩护。若剔除历史视角,教科书作者们就现了原形:
他们不再有什么特殊的资格像奥林匹斯神那样以超然和绝对的确定性展开对近期历史的叙述,就像他们对待“扎马尼”那样。此外,教科书本身是第三手材料,被认为是以第二手材料为基础的,而那些第二手的关于近期历史的书籍和文章大多还没有写出来呢。
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历史视角的缘故,忽略“撒哈”的做法的确可以说是正当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期的事件离现在太近,我们无法拉开距离在语境中对它们进行思考。他们声称,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不断发现,或者随着那些事件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能够接近更“客观的”评论。然而,时间的流逝本身并不能带来合适的视角。各种信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因此,不能以历史视角不足为由就忽视“撒哈”。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前面几章提到的视角上的那三个变化。伍德罗·威尔逊今天所获得的评价比起他1920年去世时有了显著的提升。他的声誉的提升并非源于其任期资料的新发现,而是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需求。在那个年代,历史学家很少指责威尔逊在联邦政府内搞种族隔离,因为舆论通常不认为种族隔离是错误的。战后年代最主要的公共问题不是种族关系,而是遏制共产主义。冷战时期,我们的政府与威尔逊执政时期一样,发动半公开的战争,绕过国会施政,并以反共的名义压制国内自由。威尔逊的某些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曾受到争议甚至不受欢迎,但到50年代,人们对类似的政策却习以为常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反对孤立主义,甚至对其不屑一顾。为了促成联合国——联合国的成立后来完全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他们对威尔逊为建立国联而做的努力大加赞赏。历史学家小戈登·莱文一语中的:“最终,在战后年代,威尔逊的价值标准在两党沆瀣一气的冷战政策中大获全胜。”[13]这样,威尔逊的地位之所以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不断提升,主要还应归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威尔逊已属于“扎马尼”,当时的意识形态需求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那时他尚属于“撒哈”。
时代变迁也能够改变我们关于较远历史的观念。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等作家和传教士在哥伦布还是“撒哈”时就指出过西班牙人对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的虐待和奴役。但是后来,哥伦布被尊为科学勇士,人们认为他驳斥了“地平说”,为新半球打开了进步的大门。19世纪的哥伦布谋求的是一个建立在300年来对印第安各民族的征服基础上的国家,但是到1992年,许多纪念哥伦布的活动引发了美洲土著的反纪念活动。现在作为剥削压迫者的哥伦布已经开始与作为开拓者的哥伦布一样被广为宣传。这个“新”哥伦布更接近于“撒哈”哥伦布,他所寻求的国家必须与这些过去是欧洲势力的殖民地、今天通常由有色人种来治理的国家相吻合。我们看到,到2007年,我们的教科书开始在介绍“哥伦布交换”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介绍它所导致的灾难。1892年与1992年之间对哥伦布首航的不同纪念再一次证明,不同的主导观念有不同的影响,正如阿娜伊斯·宁指出的,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1892年与1992年之间的“我们”发生了变化。
“联盟虚构的重建”在1890年至1940年种族关系的低谷时期第一次渗透到史学作品中,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重建政权那时被描述为非法的,是“黑鬼统治”的腐败典型。今天,历史学家又回到共和党政府还控制着南方各州时的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重建的观点上。埃里克·方纳对这种变化大加赞赏,把它归功于“客观学术与现代体验”——这种说法将两种原因简明地联系到了一起。历史学中并不存在客观学术,因此我才敢冒险使用“真实”与“谎言”这两个术语。不幸的是,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促进学术的客观化。单纯地从年代上拉开距离并不能带来关于重建的更为准确的描述。重建方面的事实并不适合那一低谷时期的“现代体验”。由于这一点,那些事实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一直默无声息地躺在那里,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直到民权运动改变了人们的“现代体验”,那些事实才大白于天下。[14]因此,时间流逝并不能带来历史视角。从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中,我们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答案。“认知失调论”告诉我们,历史著述时期的社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观点。[15]“客观学术”必然与那个促其盛行的“现代体验”相关联。
那么,在著述近期历史时,教科书作者们其实不会受到缺乏历史视角的不利影响。相反,近期的事件为他们带来三种潜在的益处:第一,既然作者本人生活在事件发生之时,他们就耳濡目染大量关于当前事件的电视和报刊信息,并能够与他人交流;第二,他们可以听到多种观点,并且每一种观点都有或多或少可信的证据;第三,教科书作者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研究——钻研报纸、走访历史当事人、与做着同类研究的诸如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分享自己的历史见解。有了这些信息,教科书作者们就能够对近期事件勾勒出一条既有趣又信息量大的故事线索。我写作本章时就是这么做的。[16]我总结,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事件有三个: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我们在阿富汗做出的反应、我们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相比其他事件,比如克林顿弹劾案,这三个事件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重大得多。关于它们,教科书都说了些什么呢?又应该说些什么呢?
关于“9·11”,学生们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会追问四个问题:
第一,发生了什么?第二,我们为什么遭到攻击?第三,我们是如何听任事件发生的?第二与第三个问题又从逻辑上导致了第四个问题:类似事件还会发生吗?
教科书的确讲述了2001年9月11日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花了很大篇幅,或许由于这是件轻松活吧。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以及《美国人》花了5个整页的篇幅描述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所发生的事情,但其中仍有错误。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称:“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外敌攻击美国本土的事件。”对于新墨西哥州哥伦布市居民来说,这倒是件很新鲜的说法。在哥伦布市,潘齐奥·维拉国家公园依然保持着对1916年墨西哥之战的记忆。在那场进攻中,24位美国人被杀,哥伦布市沦为一片废墟。在这类描述中,还有很多的信手拈来之笔——那些本来不必要的废话。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在某处告诉我们:“这座庞大建筑的倒塌使大楼内外数以千计的人死去或被困,其中包括数百名消防员、警察及其他救援者。”在后面的一页,它又重复道:“在世贸中心遭袭中,大约2500人丧生。这一数据包括300多名消防员及很多当时在事故现场的救援者。”
如果只讲发生了什么事,教科书只是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为今天的中学生已经知道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了。(然而,在三四年后,那些年龄太小、还不能记得这一事件的学生就需要这些描述了。)那个“为什么”的问题又怎么样呢?这是今天的学生确实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教师用书中,《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明确地说,“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不是教师应该提出的:“请在本节告诉学生,他们将了解到2001年‘9·11’袭击及其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以及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做出的反应。”《走向今天》以及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也忽视“为什么”问题。《美国人》扯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秘鲁的“光辉道路”运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恐怖主义行动,反而搅乱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思考。[17]只有《美利坚盛典》讲到了美国为什么遭到袭击:
据悉,本·拉登对美国深怀仇恨。他痛恨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的经济封锁,痛恨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圣地上)越来越大的军事存在,痛恨美国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敌对行动。本·拉登还得到世界各地仇恨美国巨大的经济、军事与文化力量的人的支持。
第一句话是对本·拉登的话的准确总结。这位声称对“9·11”袭击负责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曾在1998年提出:“‘世界穆斯林前线’向犹太教徒与十字军发起‘圣战’的宣言。”[18]第二句话同样也是正确而有用的。
不幸的是,今天的其他教科书与《美利坚盛典》不同,它们使学生在政府蓄意传播的曲解面前毫无防备能力。在袭击发生九天后,乔治·W.布什向国会给出了自己对“为什么”这类问题的回答:
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他们恨我们的民主选举的政府——这种政府在我们的这个议事厅里看来是正确的;而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他们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集会和异议的自由。[19]
多么令人惬意的想法: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很好。
一直到第二年,布什反复说着大同小异的话。或许因为他的解释令人愉快,所以它被广泛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米奇·弗兰克写的《理解“9·11”》是第一本、或许也是最主要的向年轻人解释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的书籍,该书特别就世贸中心的遭袭,做了同样的解释:
这两座大厦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在其1973年竣工不久,设计者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说:“世界贸易意味着和平。世贸中心是人们献身和平的活的符号。它应该成为一种代表——代表着人们对博爱的信仰、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对人类合作、以及通过合作去发现伟大事物的能力的信赖。”[20]
这当然是在胡说。如果在2001年9月10日,弗兰克问一百位世贸中心的造访者,世贸中心对于他们来说象征着什么,没有人会回答象征着“世界和平”、“人的尊严”或者“人类合作”。[21]
说到底,这座建筑里容纳的是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2005年,《美国的遗产》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对修复和再现这两座大厦的建筑模型的做法予以赞扬,文中指出,这两座大厦是“国际公认的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22]
认为恐怖分子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价值标准、我们的自由或者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也是肤浅的和错误的。根据本章题头引用的约翰内斯·劳语录中所做的区分,这种思想或许可被称为民族主义,但很难说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鼓励我们批评和改进自己的国家。因此,民族主义只是在短期内对我们有益。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家需要的公民应该能够对各种决策提出质疑,而非对其一味称诺。实际上,有知识的美国人在接受记者詹姆斯·法洛斯的采访时都指出了这一点。詹姆斯·法洛斯曾在《大西洋月刊》中总结说:“我采访过士兵、特工、学者以及外交家,他们不无一致地认为,说‘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真是一种危险的阿谀之词。”法洛斯本人把这种“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的说法说成是“懒人的自我辩护和自我陶醉”。中情局“本·拉登专案组”的第一长官迈克尔·舒尔也说道:
本·拉登已经准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对我们开战的原因。其中没有一条关乎我们的自由、独立和民主,相反却都与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与行动有关。
2004年11月,有一条有趣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来自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穆斯林并不‘仇恨我们的自由’,而是仇恨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句话,我们或许就会质疑甚至改变我们的中东政策。但布什的分析——大多数教科书都回避任何分析——扼杀了这种思想。[23]
教科书发现,质疑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很难的,因为教科书自始至终都假定美国就是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种“国际好人”。
比如,看一看《走向今天》的第一页吧,它介绍说,历史就是一个个“题目”(地理学、经济学等亦如此)。下面就是它就此所告诉学生的那段话:
为自由与民主而战: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美国人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为民主而战。请用410-411页所描绘的“美国的道路”,把一系列为保护和捍卫这些宝贵思想而战的具体事件串联起来。
当根据这类指令把书翻到那些页时,会看到同样的标题和同样的文字,同时还会看到一些关于革命战争、内战、“一战”、“二战”的图片,以及“9·11”事件后消防员在世贸中心的废墟前升国旗的肖像照。而几个世纪里的战争留下的那些不能被强塞进“在本土和国外为民主而战”之类的图片,比如关于反映土著美国人的战争、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等的图片,都被明显地忽略了。我们耗时最长的战争——越南战争——甚至被认为不值得一提。诚然,我们的某些军事行动——1999年出兵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适合所谓“国际好人”这一标题,但其他的——西米诺尔战争、菲律宾战争——就不能了。当教科书作者们好心地把我们的军事史置于“为自由与民主而战”这一标题之下时,他们只不过是在提醒学生,自己没有做过认真的分析。
在《合众国的历史》这本书中,刚刚讲完越战的结束,布尔斯廷与凯利就给学生送去同样的信号:“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自美国革命以来,美国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渴望获得自治的人们的希望。”很显然,这两位作者没有想到学生们会注意到美国刚刚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发动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为了“维护和平”,反而恰恰是为了剥夺越南人民“自治”的能力。照此“分析”,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攻击一个和平卫士、一座“希望的灯塔”。
就在阿普尔比、布林克利和麦克弗森合著的《美利坚之旅》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说是所有这类写法的集中体现:
美国把20世纪的最后10年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很多美国人一直相信,自己的国家应该成为世界的楷模。正如克林顿总统在其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的,“从中东到海地,美国必须继续是一支不屈不挠的和平力量……”
此时,是的,我们的确是这样说。不过这很难说是在“讲述历史的真相”──这是阿普尔比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史学史著作[24]的标题。这段话只不过是在趋炎附势;果真如此,它似乎达到了目的。2004年,托马斯·B.福特汉姆研究会,这个保守主义思想的巢窠,抛出一本由戴安娜·拉维奇、切斯特·芬恩等人合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购阅指南》,列出了六本美国历史教科书,其中,《美利坚之旅》排名第一:“其分析总体上公正、有理、有据。”[25]但是,拉维奇与芬恩肯定不会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座中宣称“美国把20世纪的最后10年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甚至这个国家是否有这样的计划尚不得而知。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首先寻求的是自己的繁荣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在我为写作本书所考察的六本新教科书中,版权日期标为“2000年”的《美利坚之旅》是最早的了。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当该书作者后来看到美国不再“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于三年后“先发制人”攻打伊拉克时,他们还会说什么。面对与自己为这个国家所刻画的形象出入如此之大的那些行为,他们会不会感到震惊呢?当然不会,毕竟,在该书问世之前的60年间,美国几乎每一年都在某地战争。以上述的那样一段话来做全书的结尾,这样的书无异于是在混淆论证与事实,在用意识形态取代分析。而且,这样的话并不能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攻击这样一个无私而清白的国家。
把一个国家说成是没有任何罪恶的——比如它总是光明正大地、怀着最好的意愿去处理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问题——只会让学生变得更加无知,从而使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人对我们感到厌烦。这类说法还助长了学生的民族优越感——他们相信我们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向我们学习。美国人本来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优越感,这部分是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这鼓励我们相信,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最强大的,而且是最好的。任何历史课程,只要是进一步助长这种已经膨胀的民族优越感,都只会削弱学生向其他文化学习的能力。除了削足适履般拘泥于“国际好人”论外,教科书作者们还带来另外一个不利因素。我们与伊拉克的战争由来已久。第八章已经指出教科书在讨论美国出兵中东的历史时表现得如何令人遗憾。美国一开始曾帮助萨达姆·侯赛因上台。1963年,用记者安东尼·拉佩和斯蒂芬·马歇尔的话说,伊拉克的什叶派总理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将军“开始威胁到美英势力”。中情局一手策划了卡赛姆的倒台。作为回报,侯赛因及其复兴党一开始欢迎西方石油公司的到来。但是几年后,侯赛因将伊拉克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不过,当伊拉克1980年入侵伊朗时,美国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老套的战争和外交原则,仍然对侯赛因予以支持。1982年,里根总统将伊拉克从我们已知的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抹去,以便我们能够帮助伊拉克装备军队,向其提供各种其他援助,促其与伊朗作战。根据记者约翰·金的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美国向伊拉克出售直升飞机、计算机、科研设备、化学药品,以及伊拉克生产导弹、生产生化与原子武器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中情局与国防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信息,帮助其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进攻伊朗军队,虽然这类武器早就被禁用,但美国后来还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伊拉克动用这些武器的决议案。甚至在两伊战争结束,我们知道侯赛因在对自己的人民使用这些武器之时,我们仍然向伊拉克输出武器级炭疽菌、氰化物等各种化学与生物武器。没有哪本教科书承认我们过去与侯赛因的这种瓜葛。[26]
要理解“9·11”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在伊朗的行动。第八章讲到我们多次干涉伊朗,扶植其“沙阿”政权。那些干涉可以解释那个国家为什么今天会对我们心怀敌意。伊朗革命推翻了“沙阿”政权,这对后来的中东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大多数教科书都不能如实介绍我们在伊朗所起的作用,它们在解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时,自然就“先天残疾”了。因此,学生们就不能通过历史去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伊朗的“沙阿”政权一样,我们今天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很多地方扶植强权政体,这使得多数阿拉伯人和很多穆斯林视美国为“最大的伪君子”——历史学家斯科特·阿普尔比如是说。我们一面鼓吹民主,一面又支持独裁。[27]
要理解中东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以色列的袒护。美国强硬地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通过声称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布什总统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先发制人”合法化。然而对于以色列,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警告其不该拥有核武器,哪怕是口头上的,哪怕我们在大约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一事实。[28]相反,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至今,美国一直坐视其发展核武器及其他政策,一直向其提供关键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在忽略了“我们为什么遭到攻击”这一问题后,大多数教科书又忽略了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听任其发生的?教科书作者们并不想批评美国政府,但是两党都是应该被打板子的。在为期八年的执政时间里,克林顿政府很少采取措施去加强我们对恐怖袭击的防范。特别是,多年以来,美国的移民归化局的不称职是众所周知的——它不能够提供一份那些不应该被准许入境的人的名单,不能追踪到那些超过学习或工作护照年限的人,甚至不愿意查找那些没能出庭接受关于非法移民的听证的人。布什政府在我们的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甚至不如从前。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总统曾接到恐怖警告,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对此,教科书作者们多缄口不言。2000年,克林顿政府曾经做过一次安全演习,模拟一架飞机正被驾驶着撞向五角大楼,这说明他们当时知道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根据拉佩和马歇尔的报道:“至少在‘9·11’之前的三个月,一些德国驻美机构曾警告中情局:‘中东恐怖分子打算拦截商用飞行器,并以之为武器,袭击美国文化的某些重要象征物。’”中情局甚至没有把这份警告转达给一些航空公司。联邦调查局的一些特工也曾向其上级汇报:一些可疑的阿拉伯人正在美国飞行学校受训驾驶商用喷气式飞机,但是这也没有起到作用。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一个多月,乔治·W.布什曾收到一份简报,标题是“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但他没采取任何行动。[29]
国会也对这些失误感到震惊。后来,在“9·11”遇难家属的鼓动下,国会决心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情报、国防和执法部门在合作、调查、和预告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职。《美国人》将乔治·布什说成是“9·11委员会”的倡导者。实际上,他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而当各种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同意时,他的政府不情愿地合作。其他的教科书都完全不提这个委员会。
类似事件还会发生吗?教科书也没有说,当然,它们也说不了。但是,它们的语调充满着乐观。《走向今天》说:“总统很快发动了打击各种针对本土恐怖袭击的战斗,‘9·11’之后不到一个月,布什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说完之后,还有三大段关于这次政府改组的褒奖的话,其中没有一个批评或质疑的词语。诚然,《走向今天》出版在联邦政府应对“卡特里娜飓风”[30]失策之前,当时,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削弱和裁减“联邦应急管理局”,将之合并到国土安全部,那次失策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国家的应对灾难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但是,教科书作者们实际上应该知道当时广为人知的专家质疑:我们对恐怖分子使用工具通过我们口岸的防范措施不利,我们的免签方案使沙特阿拉伯人很容易获得签证,以及还有一些国土安全部尚未考虑的问题。乐观的文字会让学生安心,就怕到某一天,袭击再次到来。到那时,他们就会感到受骗了。
美国对于“9·11”的最初应对措施就是在2001年10月进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与侯赛因一样,这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政体一开始也得到过我们的中情局的支持,因为他们反对先前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中情局不仅向阿富汗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派出美国顾问,提供携带导弹的飞机,而且协助其从其他国家招募穆斯林与阿富汗人并肩作战。不幸的是,这些极端分子一旦掌权后,就为奥萨马·本·拉登提供保护,并听任其组建训练营,后来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就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迫于美国的要求,塔利班政府答应将本·拉登移交到第三国。美国拒绝这一方案,说那是不够的。[31]相反,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开始扶植塔利班的敌人“北部联盟”,轰炸塔利班武装。在我们的空袭协助下,“北部联盟”很快取得了胜利。身为阿富汗人,“北部联盟”的成员有能力区分塔利班支持者和其他阿富汗人。然而,为忙于准备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不再集中精力去抓捕奥萨马·本·拉登,不再确保阿富汗是一个中立的或者对我们有利的国家。这些发生在2002年初的错误,五年后仍然困扰着今天的美国:本·拉登尚未被捕获,现任的阿富汗政府几乎对阿富汗的大多数地区失去控制。[32]
只有一本教科书——《美利坚盛典》,讲到了美国曾经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与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战斗。《美利坚盛典》与其他书籍一道,曾经不正确地指出,塔利班断然拒绝交出本·拉登。尽管大多数教科书对于美国如何与“北部联盟”一道颠覆了塔利班政府,都做了集中的、正确的论述,但它们并没有指出奥萨马·本·拉登已经逃脱。或许,我们不应该奇怪它们的论述是正确的:我们入侵阿富汗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效的,至少一开始如此。[33]
对于美国来说,开战似乎越来越轻率,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知道战争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我们的无知有很多原因。在伊拉克,我们的“人体装甲”、我们的医疗保护等等,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结果,战斗伤亡率大幅下降,大约是1∶9;而在越战中,这一比例是1∶3。士兵死得少了当然是件好事。然而,由于更多的人受伤,某些甚至伤势更重,就像图中这位躺在瓦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人这样,那么,死亡率就不能反映全部问题了。死亡率下降的进一步原因是,很多战斗服务,比如驾驶和护卫卡车,都被转交私人公司承担,而这些公司的人员伤亡不属于官方的统计之列。伊拉克人的死亡数——远大于我们自身——也没有计算在总数里。然而,既然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没有牺牲,死亡数就构成了我们关于战争代价的主要认识。
在历史上,接下来的事件是,美国于2003年3月发起对伊拉克的战争。然而,从年代上看,我们对伊拉克的攻击与上述事件并无明显逻辑关联。布什政府一开始的确宣称过“9·11”事件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关。在攻打伊拉克两天后,布什政府在解释这一行动时,给出了三条理由:“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束萨达姆·侯赛因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解放伊拉克人民。”同样,副总统迪克·切尼也称伊拉克是“那些多年来将我们置于攻击目标之内的恐怖分子,特别是发起‘9·11’袭击的恐怖分子的根据地”。即便那时,这二位所称的这种关联也是没有意义的。伊拉克与美国“9·11”遭袭事件没有关联。奥萨马·本·拉登一直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世俗的、残忍的独裁统治嗤之以鼻;反过来,侯赛因也无意让恐怖分子在自己的警察国家里建立组织。[34]
所谓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布什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已经迫使侯赛因同意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早在11月就重返伊拉克,但结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存在这类武器的证据。侯赛因政府在次月还提交了一份报告(后来证明是如实的),描述了伊拉克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自己发展WMD的方案。核查员们请求布什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核查工作,但是布什命令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撤出,以便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在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经过反复搜查,也没有发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秘而不宣的情报后来清楚地证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在进攻前就都已经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伊拉克没有WMD。[35]而且,即便伊拉克据称拥有的WMD方案已经像布什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正在进行之中,其进度也应该远远滞后于布什所称的另外两个“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从逻辑上讲,我们应该先进攻那两个国家才对,但相反,我们进攻的是伊拉克——这恰恰是因为它当时是最软弱的靶子。[36]由此,我们对伊拉克的攻击,加上其他问题,一起促使伊朗和朝鲜——与其他一些希望能预先知道美国在将来可能对自己实施进攻的国家一道——设法搞到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明显,我们进攻伊拉克并非因为其拥有WMD,相反恰恰是因为它没有!
布什总统的上述第三条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解放伊拉克人民”是美国外交政策上所谓“国际好人”论的又一实例。毫无疑问,在侯赛因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蒙受苦难,什叶派多数和库尔德人少数尤甚。结果,伊拉克社会的很多民众一开始都视我们的军队为解放者,这至少暂时是正确的。然而,作为我们入侵的理由,侯赛因的压迫绝不算是突出的。如果人民的苦难促使美国干涉,那么我们的军队首先派往的应是苏丹南部的达尔富尔,在那里,阿拉伯人执掌的政府杀害或听任其土著同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或者,我们应该派兵进入津巴布韦,在那里,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的压迫与日俱增。“国际好人”的说法的确为入侵添加了说辞,但也的确使一些民主党人相信应该投票支持赋予总统战争权力。
如果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怎么解释这次军事冒险呢?的确,有一个巨大的、人们心照不宣的理由就是:布什及其同僚希望通过战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利。大家都知道,侯赛因的武装力量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被美国轻易击溃,现在已经非常软弱了。在那场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拥有4280辆坦克,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580辆。[37]伊拉克的武装力量还由于美国及其盟军自1991年以来强行划定的“禁飞区”而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美国飞机可以控制伊拉克的领空,使敌对力量一开始就不能接近。政治家们都知道,反对一次我们能够在数星期内取得胜利的战争,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实际上,在2004年11月,那场表面上胜利了的战争以及抓获侯赛因所产生的选举效应,都有助于布什再次获选和其政党控制国会。经济的作用更为明显。布什家族的很多朋友都一直与石油工业建设和武装力量项目有关。2003年4月,布什政府向国际社会表示,伊拉克的重建,将由美国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而非由其他国家的公司与政府机构负责。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副总统切尼以前的企业哈利伯顿公司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获得了更多的由政府拨付的重建资金——当然,该公司后来被查出有欺诈和失职行为。同时,切尼继续享受每年15万美元的哈利伯顿公司延期补偿金,以及该公司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反过来,为了确保切尼及其同僚再次当选,哈利伯顿公司塞给共和党50多万美元。[38]
布什家族与石油产业的关系由来已久。布什上任伊始,副总统切尼组建了一支主要由石油产业圈内人士组成的秘密的能源特别委员会。2003年,一位圈内政治家、前白宫发言人汤姆·弗里对美国的所谓“好人”外交政策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抨击,并为美国政府描绘了一幅远非阿谀奉承的图景,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是出于私人石油公司的利益发动战争:“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是无私的。比如,我们认为,我们不是为了控制石油市场才去攻打伊拉克,并且,如果有人想那样做,我们也将属受害者之列。我们总是为自己的自私动机开脱。”[39]如果还有人还在怀疑石油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就请看看2007年道琼斯的这样一项声明:伊拉克的傀儡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由美国政府协助起草的”法律,赋予大型西方石油公司30年的开采伊拉克石油的权利。此外,最初几年的利润的75%都应该属于外国公司,而在其他的石油生产国,这一比例平均只是10%。[40]
对于上述这些原因,没有教科书提到它们在我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选择伊拉克为目标,以及我们的一些现在看来大错特错的战术——比如,将诸如法国、德国、联合国等国际实体排挤出伊拉克的重建和政权重组——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教科书从来不这样做。即使有几本教科书指出,当美国快速取得波斯湾战争的胜利之后,乔治·H. W.布什的声誉在民调中急剧上升,但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也从来不提倡从国内政治中寻找战争原因。[41]相反,他们宁愿相信官方为其行为提供的理由,而不愿探究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比如,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人》,其论述伊拉克战争的第一句话就采用了这样的视角:“2003年,布什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伊拉克与所谓的“反恐战争”毫无关系。很久以后,甚至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二者之间没有联系。[42]然而,总统和副总统仍然用它们自相矛盾的陈述来说明伊拉克与“9·11”恐怖袭击之间的联系。政治学家艾米·杰西科夫与莎娜·库斯纳证明,这种假想的联系是大众支持战争的首要源泉。这再次证明了赫尔曼·戈林的以下论断是正确的:要使人民支持战争,“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正遭到攻击”,并谴责反战派们缺乏爱国精神。当诸如《美国人》这类教科书反复强调恐怖主义与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之间的虚构的关联时,它们就是在我们的年轻人中散布对这场被误导的战争的支持。[43]
不论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在战事初捷后,布什政府忘记了任何成功占领都应奉行的基本规则:斩除占领区的原首领,然后,通过先前存在的社会机构去治理它。毕竟,萨达姆·侯赛因动用50多万大军和警察才得以控制伊拉克的秩序。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压倒了五角大楼的其他高级军官,在他的坚持之下,我们派驻少得多的部队深入占领区,其中几乎没人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伊拉克军队去负责警戒临时军火库、维持交通、协同巡逻及其他有益的工作。我们不听杰伊·加纳等一批有着处理伊拉克事务丰富经验的美国官员的建议,一味宣布伊拉克军事力量是非法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时,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收编和解除武装,就立即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组建了一支非法的武装。占领伊拉克不是放火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效仿过去500年来最成功的占领经验。比如,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是如何治理法国的?他们凭借的是法国警察、地方领袖以及强行建立的维希政府。而我们所选择的路线只能证明我们没有能力建立更好的秩序。[44]
从现实主义政治的立场看,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愚蠢的念头。对于美国来说,萨达姆·侯赛因已经是瓮中之鳖。
他向联合国屈服,再次同意WMD核查团进入,这本身说明他已进退两难:他依靠军事力量统治着自己的国家,但又动员不起有效的力量对付联合国和美国。而且,伊拉克即便算不上民主国家,也是个世俗化的阿拉伯国家。到2004年,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军事指挥官以及中情局官员都在讲着记者法洛斯的观点:我们选择进攻伊拉克,“妨碍了我们的阿富汗战事。在后者尚未打响之前,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最终会丧失抓捕奥萨马·本·拉登的机会”。它还使我们分散注意力,不能关注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真正源头——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与巴基斯坦境内,也不能关注我们本土安全体系上的漏洞。法洛斯继续说道,那场战争“过于依赖和过度使用武力”,“没有委派足够的军队去实施成功的占领”。最糟糕的是,它导致了新的恐怖主义。就在攻打伊拉克四个月之后,布什总统使穆斯林极端分子“胆敢在那里攻击我们”;而极端分子也做出了反应:“我的回答就是,让他们来吧。”[45]。基地组织在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本来不存在,现在却发现,布什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自己征募新兵的肥沃土壤了。
上表说明了伊拉克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当然,无政府状态可能是在美国解散伊拉克政府及其武装力量之后才开始的。
材料来源: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Attacks);Brookings Institution(Bombings);Department of Defense(Sectarian Violence, Casualties)
的确,在2004年,战争看上去还不像2007年那样错误和混乱,所以,要求教科书作者们那时就知道今天看来很明显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然而,我还是最大限度地总结了2002至2004年间(那时,这些教科书中有四本尚未出版)记者、历史学家以及政府官员提出的各种批评。当然,到2007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策分析家——以及多数美国公民——都得出结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的决定。今天,伊拉克不再是一个世俗化的(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正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将滋生恐怖主义,或者正在倒向日益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控制的原教旨主义。与伊拉克不同,伊朗在中东资助多个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势力将因我们的入侵而逐渐壮大。
这绝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军队以占领者的面目出现,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仇恨与日俱增,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由于国内的破坏活动,伊拉克现在很少出口石油,并且自身开始入不敷出,因此,那场战争几乎没有帮助世界应对能源短缺问题。美国的国际声望也跌至一个新的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那些被当作恐怖主义嫌疑犯而拘禁起来的人的非法和非人道的做法。所有这些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实际上,中情局曾警告布什政府,我们的入侵可能带来消极的结果,但是布什与切尼并不在意。对这个问题,早在1999年4月,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被称为“穿越沙漠”的军事演练,就有所预察。再往后看,设在卡托研究所的国防政策研究室主任伊万·伊兰德曾发表报告,题为:“美国的海外干涉是否会培育恐怖主义?——一份历史记录”,并对这一提问做了肯定的回答。[46]
然而只有一本教科书——还是《美利坚盛典》——提出那场战争是个错误。为说明这一点,该书收录了老布什阐述在海湾战争后不进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理由:
试图消灭萨达姆……需要付出不可估量的人员与政治代价……开赴并占领伊拉克单方面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将会破坏我们所希望建立的国际社会在对付侵略行为方面的惯例。如果我们奉行这条侵略路线,美国就一定依然是一支占领着充满仇恨的土地的力量。其结果将不仅完全不同,或许还一无所获。
就像该书作者所指出的,这段话“若放在小布什后来入侵伊拉克的语境中去解读,将会令人有所醒悟”。然而,不要过分强调其他五本教科书对政府角色的支持。或许,那些书的作者们会说他们既不支持也不谴责政府的决策。但是,既然他们大多采用政府提供的那些术语,既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好人”这一观念,那么总体上,他们就的确给人产生了支持者的印象。另外,如果说在伊拉克深陷泥潭——就像其他的一些徒劳一样——并非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那么,即便是中立的评价也似乎是不恰当的。
在一些美国历史教科书中,与一开始的那些章节不同,最后的几页总让人感到“一页比一页更差劲”(据说此语出自以下人之口:亨利·福特、温斯顿·丘吉尔、哈里·杜鲁门、历史学家H.
A. L.费希尔、伏尔泰或某个无名氏)。虽然这些书籍的封面上不乏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并编配了个性化的图像,但是它们的最后几章似乎特别缺少观点和见解。我怀疑这是因为没有人写过观点,至少没有人付钱请人写观点。本书第12章将讲述出版商如何经常地把历史教科书转包给下属去撰写,特别是在其已出一版之后。这些员工和自由写手并不够格写出观点——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历史学背景,甚至连学士学位都没有。他们也付不起时间——不像我在写作这一章时这样,能够阅读文献,并提出自己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他们被请来只是为了对最近发生的事件汇总一下,对自己的所写的内容做个总结。这样写出的东西没有风格,甚至比这些大部头多卷本中的其他部分还要乏味得多。难怪老师们通常会将最后几章一带而过!
不论怎样,认为历史课应该少讲“撒哈”,多讲更遥远的“扎马尼”,是不正确的。如果怠慢“撒哈”——就像多数教科书那样,或者尽量避免讨论近期的历史,将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
教科书作者们可能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从头到尾地讲述近期历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学生已经知道它们。然而,教科书作者们会渐渐老去,他们眼中的“撒哈”将是学生眼中的“扎马尼”。
学生们需要了解近期历史,以理解目前的形势发展。低年级中学生还几乎没有关于克林顿任职时期历史的记忆,更不用说再早一些,比如妇女运动的历史了。要不了多久,颇受争议的2000年佛罗里达州大选结果——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很近的事——将成为中学生的古代历史。而且,当教科书和教师删减“撒哈”时,他们就使学生更难在他们所学到的历史与他们将面临的未来之间建立联系,其结果,只会促使学生认为历史全是无关紧要的。
“过去从未死去,”威廉·福克纳写道,“它甚至没有过去。”这无疑是对“撒哈”的最好评述。“撒哈”或许是我们最重要的过去,因为它还没有死去,而是活着的死者。教科书和教师偷走了它。这是学校对中学生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它剥夺了学生们思考那些对自己影响最深的问题的能力。学生们从教科书的真假掺半的论述中获得的关于“普汀湾战斗”或“沉默的卡尔文·柯立芝”[47]的半生不熟的记忆,几乎不能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毕业后将要步入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一直是有性别差异的;那个世界将面对诸如巴基斯坦、伊朗、朝鲜等拥有越来越强的制造原子弹能力的国家;那个世界充斥着日益加剧的国际或国内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一道,使我们注定无力将非法移民拒之门外。对近期的历史弃之不顾,注定使学生们从他们的历史课上收获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面对将来的世界。
- 阿娜伊斯·宁(Anais Nin,1903-1977),美国女作家。
- 引自Daniel Barenboim,“Germans, Jews, and Music,”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29/2001,50。
- 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原德国总统(1999-2004)。
- Goering,引自美军上尉Gustave Gilbert, Nuremberg Diary(Cambridge, MA:Da Capo,1995[1947?]);参见网页:pinkfreud-ga,“Answer,”7/26/2003, at answers. google.
com/answers/main?cmd=threadview&id=235519,5/2007。
- 1972年总统对加强《信息自由法案》的宣告,引自Tim Weiner,“The Cold War Freezer Keeps Historians Out,”New York Times, May 23,1993。
- 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美国内战时期护士,红十字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 John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Oxford:Heinemann,1990).
- 麦格·艾佛斯(Medgar Evers),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 我在上一段使用“叙述型”这一特定术语,因为我经过考察发现,有2本“探究型”教科书与这些叙述型书籍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发现美国历史》与《美国的冒险历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地图、插图和对一手材料的摘录,并非不重视“撒哈”。实际上,它们对近期历史的注意反映出其作者有意于将历史与现实相连。因此,这两本书尽管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前,仍然比那16本叙述型教科书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上花了更大的篇幅。不幸的是,探究型书籍已经远离人们的喜好,很久都不再出版了。就我所知,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书籍了。
- 我为“2007”加了引号,因为出版商在版权页上作了假。我在2006年初就得到了所谓“2007”年版的书籍,它不包括2005年中期以后的信息。
- Tracy Kidder, Among Schoolchildr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0).
- 桑普(Thumper),迪斯尼作品《小鹿斑比》中的角色,是一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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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Foner对重建史学做过概要性的论述,见Reconstruction(New York:Harper&Row,1988), xix-xxiii and 609-11。
- Leon Festinger, ATheory ofCognitive Dissonance(Evanston, IL:Row, Peterson,1957).
- 只不过,我还没有走访过近期历史的当事人。
- 《美利坚之旅》这本书在恐怖袭击之前继续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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