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不见罪恶:教科书选择不讲越南战争
如果我们不说,别人就会胡编乱造。每一个尸袋、所有的坟墓就会被重新开启,从里面发出的咒语就会渗进高尚的事业。
我们毁坏了他们两个最宝贵的组织:家庭和村庄。我们毁坏了他们的土地和庄稼……我们毁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杀死了他们的男人。
若没有书刊审查,在公众思想中,事情将变得可极其混乱。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但谴责并绝不宽恕它的罪恶。
我们这些大学教授们年事渐高,却越来越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大学生们对近期的历史反而知之甚少。我第一次发现这种现象时,岁月正从20世纪70年代无情地迈进80年代。我讲授越南战争,但台下变得表情漠然。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一开始是四分之一的人,后来是二分之一的人,到90年代变成五分之四的人,都不知道“鹰”(hawk)与“鸽”(dove)这两个四字母单词的含义。1989年,我为学生上第一节课时,给他们做了个小测验,要求他们自由回答一个问题:“谁在越南打仗?”几乎四分之一的学生说交战双方是北韩和南韩!我惊呆了,这就好像问“1812年英美战争始于哪一年”,居然回答“1957年”似的。事实上,很多近年毕业的高中生对1812年英美战争的了解多于对越南战争的了解。[6]
指责学生没有多大意义,也的确于事无补。这很难说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对国家事务的记忆始于10岁左右,那么有越战记忆的年龄最小的一届中学生应该毕业于1983年春季。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学生的父母来说,越战已是记忆的盲区,妇女运动、“水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也是如此。现在的学生们需要从中学美国历史课中了解关于越南战争的知识。
从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中,学生们并不能了解到多少东西。战争结束在1975年,在讲起诸如所谓“美国最漫长的战争”等冲突时,即便是最早出版的教科书也可以因为是事后评论而沾光,教科书作者们本来可以充分展示关于事件的个人看法。但他们把这些优势白白浪费了。
比较一下我一开始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在越战和1812年战争上的不同篇幅,会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1812年战争发生在几乎两个世纪以前,可能有2000名美国人被杀。可是,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对1812年战争与越战花了同样多的篇幅——九页。我想,有人会说,1812年战争比越战重要得多,即便发生在那么久之前,也值得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讨论。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的大多数作者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1812年战争,也没有指出它的特殊重要性在哪里。
由于1812年战争持续的时间只有越战的一半,教科书作者们就对其介绍得更为详细。他们在讲到一些个别战斗或个人英雄时,从不惜墨。比如,《希望之地》用三个段落去写伊利湖普汀湾[7]的海战,每一个小时的战斗就写一段。而越战就没有这么多的篇幅。
篇幅不足还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关于越战,长达九页的分析应该说是足够了。[8]我们应该问的是,教科书的那些篇幅都讲了些什么呢?
在本书初版时,我并没有就越战做出自己的论述,因此也就无从评价教科书作者提出的与我不同的分析。相反,为了避免被指责带主观性,我把讨论焦点放在教科书所提供的那些照片上。越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了一大批照片,这些照片深深地烙入了大众思想之中。我考察了其中的七幅照片:五幅著名照片[如:一个小女孩赤身跑向摄像机,以逃避燃烧弹的袭击;梅莱(My Lai)大屠杀中堆放在沟渠里的尸体]和两幅反映战争破坏性的图片。自从马修·布雷迪[9]拍下他那些著名的内战照片以来,照片就是美国战争记录的一部分。越战期间,电视图像加入进来,与照片一道塑造了美国人民的认识与鉴赏力。既便包括我们最近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在内,越南战争依然是与照片和电视关系最密切的战争。
我曾让很多生活在那个战争年代的老年人告诉我他们所记得的战争场景,他们提供的差不多都是那几幅画面。现简要列举下列五种:
1.一个佛教僧人坐在西贡街口自焚,以抗议南越政府;
2.一个小女孩赤身裸体在一号公路上奔跑,以逃避燃烧弹的袭击;
3.国家警察局长枪决一个惊魂不定的越共男人,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的头部一侧;
4.梅莱大屠杀中布满尸体的壕沟;
5.美国人用直升机从西贡的屋顶上撤离,绝望的越南人试图爬上直升机。
这个名单还不包括另外两幅图片:B-52轰炸机在投弹,下面是千疮百孔的越南乡村;当美军和南越军队在“新年攻势”之后重新占领顺化等城市时,城市一片破败,只剩下碎石瓦砾。[10]
僧人释广德,率先以自焚的方式抗议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权,此举让越南人民与美国人民感到震惊。战争结束前,还有几位越南人和至少一位美国人效仿释广德的这一做法。
这个小女孩名叫潘金菊,正尖叫着在一号公路上奔跑,以逃避南越飞机对她的村庄的突然袭击。她一边跑一边脱掉自己被烧着的衣服。关于她逃跑的电视与照片记录当时是战争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这幅照片同时冒犯了教科书的两条禁忌:没有教科书刊登裸体照片,也没有教科书刊登这样的痛苦场景,即便那是在战争时代。
只需读一读这些简短的描述,大多数美国老人就能回忆起那些惊人的细节场景。与这些描述相伴随的那些情感,也会鲜活起来。当然,由于美国人主要是在1965年至1973年间卷入战争的,那么,能回忆起那些战争场景的美国人今天大多超过40岁了。如果教科书不介绍这些场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是没有机会看到或者回想起它们的。
1995年,我所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有很大的失误。只有一本书《美利坚盛典》包含了其中的一幅图画:警察局长枪杀那位惊魂不定的男人。[11]其他的教科书都没有收录上述任何一张照片。《美国的经历》包含了一幅我们轰炸越南的照片,但是那幅照片从低处拍摄B-52轰炸机和炸弹,没能反映地面上的破坏情况。因此,需要改进的地方仍然很多。
这里提到的七幅照片是越战第一手资料的重要代表。“鹰派”(支持战争的人)或许会说,这些照片夸大了那场战争的某些方面,然而,这些照片还有着另外的历史意义:它们实实在在地制造了历史,增强了新闻的故事性,改变了世界各地看到这些图片的人思考那场冲突的方式。帕特里克·哈格皮安曾研究了美国人关于越南战争的记忆模式。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照片中有些“即使在今天(1991年)仍不失为举世闻名的图片”。[12]不用这些照片,就是在欺骗读者。我的一位学生写道:“通过展示那个女孩在遭到燃烧弹袭击后赤身裸体地哭喊的照片,那场战争在中学生心目中的意义整个地改变了。”
南越国家警察局长阮隆(Nguyen Ngoc Loan)在西贡街头随手就枪杀了这名越共成员,时间是1968年2月1日。一名美国摄影师和电视工作者看到这一幕。这个照片有助于告诉美国人,站在自己一方的人并不比共产主义分子更具道德。[13]这个照片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40年之后,我还经常像举枪一样举起我的手指,而那些到1968年已不能再读报看电视的老人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立刻回想起那一事件,并能够描述其中的一些细节。
在越南,美国投下了三倍于“二战”战场上的爆炸物,包括我们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因此,教科书作者们有很多反映炸弹造成的破坏的照片可供选择。在地面上,在“新年攻势”中,越共与北越军队一度占领了越南南部的全部城市和乡村,但后来,美国与南越军队在夺回顺化、槟知、广治等城市之前,对它们狂轰滥炸。没有一本教科书说到了我们这一方造成的破坏。
那时就是那样。本书第十一章将讨论在最近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越战如何仍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以及教科书如何轻视年代较近的历史,无论它是多么重要。既然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已渐渐远去,那么教科书该怎么办呢?
两个“遗产型教科书”——布尔斯廷与凯利的那本教科书,以及《美利坚盛典》——都借鉴比自己早半个世纪出版的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还在漫无目的地在1812年战争与越南战争上花同样大小的篇幅。两本书都没有收录关于越南的那些重要照片。《美利坚盛典》实际上在倒退:它撤除了那张警察局长枪决越共的照片。
左图:在梅莱大屠杀中,美国作战部队屠杀了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幅照片是罗纳德·黑伯利的众多摄影作品之一,当时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它把那场大屠杀深深映入了全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至今对我们的文化仍有影响。[14]大多数描写越战的好莱坞电影都讲到了梅莱大屠杀。《野战排》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右图:1975年4月29日,这架美国直升机从西贡的一个房顶上撤离人员。第二天,西贡陷落,美国人(以及越南人)的漫长噩梦从此结束。这幅照片拍摄时,今天活着的美国人多半还不到10岁,甚至还没有出生。因此,多数美国人只是从电影和教科书中去了解战争。2007年1月4日,《华盛顿邮报》用半页篇幅刊登了这幅照片,并加上标题:“在伊拉克最后也是如此吗?”
三本“全新的”书籍,以及《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其版本可上溯到托德与柯蒂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对越战花了更大的篇幅。《美国人》写了34页,但是,它软弱的笔调使它对战争问题的处理不够有力。虽然《美国人》包含了21幅战争插图,但只有一幅——《僧人自焚》——属于我所列的那7幅照片之一。它的21幅插图没有一幅能说明美国给越南带来的破坏。《走向今天》也包括了那幅自焚图片,它与《美利坚之旅》还都介绍了那次从我们的大使馆附近的一个屋顶上的撤离。《美利坚之旅》还提供了一幅很普通的坍塌建筑物的照片;《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描写了B-52轰炸机轰炸后留下的弹坑。这就是所有的六本新教科书的情况。
当然,教科书的作者与编辑是在数千幅关于越战的照片中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他们或许还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而且依然可以恰当地论述这场战争。但是,他们至少必须写到对越南平民的暴行,因为在那场没有前线的战争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常常陷于敌我难辨的境地,因此,那些对平民的暴行时有发生且难以避免。实际上,打击越南平民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关于平民伤亡问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描述道:“战争的确削减了敌方的人口,难道不是吗?”[15]我们衡量战绩的标准是死亡数,以及新增的自由开火区的数量——在那些区域,所有平民都被视为敌人。这样的战术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罪行。任何一幅关于美国士兵放火烧毁越民“草棚”——这在那场战争中是司空见惯的——的照片,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没有教科书描述了这类行为。[16]《美利坚之旅》收录了一幅快照,反映的是一群水兵“爬上一个碎石堆,那曾经是顺化的一个碉堡”。读者或许能推断出,我们的军队已经把碉堡夷为碎石堆。结果,这幅照片成为教科书中仅有的一幅反映由我们所导致的、甚至是对于战争目标的合法的破坏的照片。今天的教科书本身似乎就在实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指挥越战时所盼望的那种书刊审查机制(见本章开头的引语)。不幸的是,书刊审查只是混淆了视听,无助于纠正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
梅莱大屠杀并非一个小的事件而不值得写进一个国家的历史;相反,恰恰由于它是整个越战中众多错误事件的一个象征,它才具有重要价值。梅莱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的“反越战老兵组织”成员、现任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
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各级指挥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日常行为的基础上犯下的罪行”。1971年4月,在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时,克里说道:“150多位功勋卓著、光荣退伍的老兵都可以证明发生在南亚的那种战争罪行。”他接下来还讲到美国士兵如何“强奸越南民女,割掉越南人的耳朵,砍下他们的头颅,把电话线缠到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接通电源,卸去人的四肢,向尸体里充气,随意地射杀平民,效仿成吉思汗那样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家畜或狗以取乐,向谷仓里掺毒,在南越乡村进行大扫荡”。克里在其证词中指出,所有这些,“都还不包括常规的战争破坏”。[17]
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其实只有《发现美国历史》这本最老的教科书把梅莱大屠杀视为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美国人》对于梅莱大屠杀的报道非常充分,比其他教科书都要好得多,但它也从来不提对平民的攻击是一个常见现象。教科书对这一事件的沉默,除了使学生不了解那场战争的历史外,也会使反战运动变得不可理解。
詹姆斯·W.戴维森与马克·H.莱特尔这两位教科书作者还有一点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他们都知道梅莱大屠杀的意义。莱特尔曾对我说:“美国将暴行纳入战术之中。”戴维森和莱特尔在其《事实的背后》的某一章中,将主要篇幅用于介绍梅莱大屠杀。在那一章里,他们介绍了梅莱大屠杀的消息如何使美国举国震惊。“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他们写道,“那场遭遇在大众的战争观念中是个决定性的片段。”[18]但是,坦率地说,他们并不认为中学生需要知道那场大屠杀。他们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与我所考察的另外10本教科书一样,从未提及梅莱大屠杀。[19]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期间视察金兰湾的美军基地,士兵们高兴地簇拥在他的周围。这是《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唯一一幅军队照片。
教科书如果排除了这些关于越战的重要照片,还能收录什么呢?首先,是那些不带争议的快照:一批军人在沼泽地带巡逻,或者从直升飞机上空降。有10本教科书展示了由“敌方”造成的破坏和产生的难民,但是由于这种破坏比起我们的炮击来说常常程度较轻,因此这些照片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是一种让人愤怒的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其开脱。
乔伊·哈基姆以她为五年级左右的学生所写的教科书《合众国的历史》向人们证明,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她在书中收录了那张警察局长射杀那位惊魂不定的男人的照片、一位卫兵用小刀威胁一名越南战俘的照片、被“我方”捣毁的一个市镇的照片,以及那张最著名的关于梅莱大屠杀的照片。令人惊奇的是,哈基姆还向读者提供了那副裸体小女孩在一号高速公路上奔跑的照片。这之所以令人惊奇,主要是因为,教科书出版商们通常遵循一条“无裸体”原则。一位编辑曾告诉我:“在小学书籍中,连奶牛都是没有乳房的。”然而,哈基姆的这套教科书十分畅销,这或许还因为它比大多数正统教科书更加易读。
那么那些教科书的文字又如何呢?大多数教科书作者都忽略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令人难忘的名言。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位站出来反对越战的重要人物,本章篇头引用了他那标志性的抑扬顿挫的话语,但没有教科书引用这段话。[20]更著名的是当时的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穆罕默德·阿里的抗议。阿里拒绝应招入伍,因此被剥夺了冠军头衔。他说:“越共从来不把我叫作‘黑鬼’。”所有的18本教科书都不提这句话。“新年攻势”之后,一位曾参加过槟知镇争夺战的美军官员说:“现在,为了守住它,我们不惜捣毁它。”对于几百万美国人而言,这句话道出了美国对越南的影响。但没有教科书提到这句话。[21]也没有教科书提到约翰·克里关于立即撤军的呼吁:“你怎能要求一个人为了一个错误战死到最后?”[22]大多数教科书也都没有引用下面这样一些反战歌词——“地狱,不;我们不去!”,“嘿,嘿,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多少子孙?”当然,最主要的,是忽略了反战热情。实际上,在很多教科书中,反战运动整个地变得不可理喻,因为它们不给反战运动说话的机会。实际上,那些被引用的人仅限于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以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23]
有三本新教科书做得较好。新版的《美利坚盛典》以及《我们美国人》(We Americans)从反面引用了这些歌曲。它们与《走向今天》都比以往的教科书花了更多的篇幅去介绍反战运动以及战争背后的污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总会有所改进。越战离我们越来越远,终将被盖棺定论,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教科书作者们将更加坦白地对待这场战争,就像现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一样,毕竟,冷战已经结束,就像以前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结束一样。
然而,这些教科书内容庞杂,这或许反映了它们是多位作者合作的产物。本书第十二章将揭示,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封面上所列的那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动笔撰写,特别是没有动笔撰写其后来的版本。有两本相互竞争的教科书关于越南战争的写法说明了这一点。
很难说这两段话是由各自独立的作者写成的。难道是吉拉德·丹泽(或其某位所谓的“合著者”)模仿了《走向今天》,或者阿兰·温克勒(或其某位所谓的“合著者”)模仿了《美国人》?若如此,就会有人指责他们抄袭。然而没有人提出针对中学教科书的这种指责,因为出版业的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并没有真正地撰写它们。或许,《走向今天》以及《美国人》的出版商们碰巧请了同样一位自由撰稿人去编写或修订这两本书。另外还有一些未署名的参编者为其添加了照片,并编配了标题和教学建议。
用不署名的不同作者撰写不同的章节,编配不同的图片,进行不同的修订只会造成误导,因为学校系统在选择某种教科书时,部分原因是觉得它出自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使教科书内容前后不符。在一篇关键论述中,不同段落往往前后矛盾。展现不同的观点是件好事,但教科书却不应那样做。相反,在讲述越战时,那些段落总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地讲,很少表现出总体的组织性,也没有提供观点和解释。它们不可能有组织性,因为它们的编委会缺乏组织性,其成员甚至从未谋面。难怪,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重写美国》之外,还著有《湖中战火》,这是一本很不错的越战书籍。关于自己1979年所评论的那些书籍,她说它们“在越战问题上既非‘鹰派’也非‘鸽派’——它们只是在躲闪”。她还说:“既然讨论越战而避开那些主要问题的确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那些教科书中关于越南问题的章节就非常耐人寻味了。”[24]
在某种程度上,确定问题就是在解释问题。我也不想去挑剔这些教科书,指责它们提出的解释与我自己的不同。或许我与那些作者还可以达成一致:任何关于越战的合乎情理的论述,都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六个问题:
1.美国为什么出兵越南?
2.美国介入之前,战争是什么样子?我们导致了哪些变化?
3.战争是如何改变美国的?
4.为什么反战运动在美国变得如此强烈?它对越战提出了哪些批评?那些人批评得对吗?
5.为什么美国打败了?
6.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那些教训?
这些问题一列出来,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每个问题都仍然充满争议。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今天一些人坚称,美国在越南作战是为了确保得到这个国家的宝贵的自然资源。而上一章提到的“国际好人论”认为,我们在越南作战是为了给越南人民带去民主。或许更常见的是对我们国内政治的这样一种分析: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亲眼看到共和党人是如何严厉谴责杜鲁门“失去”中国的,他们不想被人认为正在“失去”越南。有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强调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越南“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也会如此。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越南的共产主义者与中国是敌对的,但我们今天知道了。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感到自己的优势难以维系,因此不希望在越南战败,以免“美帝国治下的和平”[25]在非洲、南美洲等世界各地受到威胁。[26]一些“共谋论者”甚至声称,是一些大公司在调唆战争,以带动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目光较为长远,他们指出,我们对越南的干涉源于一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始于1622年发生在弗吉尼亚的第一次印第安战争,经过19世纪的“天定命运”,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所谓“美国世纪”。他们指出,在越南的“美国大兵”收集并展览越南人的耳朵,这种做法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收集和展览印第安人的头皮如出一辙。[27]最终的观点或许是这样的:那场战争没有明确的原因,当然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或者说,我们鲁莽地卷入了那场战争,只是因为后来的政府没有勇气去解决我们在1946年犯下的那个错误——反对普遍兴起的独立运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道,当“我们的政府听信”法国和英国,去“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位”时,“我们在印度支那的错误在1945年就被奠定了基础”。[28]
也许,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战略在1918年凡尔赛和会期间就埋下了种子。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拒绝采纳胡志明提出的关于国家独立的呼吁。也许,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定下的不支持法国在二战后重新殖民东南亚的政策随着他的去世而走向终结时,这些种子开始发芽了。既然教科书很少提到一个阶段的事件会导致下一个阶段的事件,那么就不必奇怪,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没有哪本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历史去寻找对越战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能为这些自相矛盾的解释提供的历史证据并不多,相比之下,它能为其他解释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在这里,我并不偏向任何一种解释了。[29]教科书作者们也不需要选择偏向哪一种。他们可以提出好几种解释——每一种都能找到历史支持,并向学生推荐自己的结论。然而,这种挑战做法并非教科书作者们的风格。他们似乎热衷于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悬而未决的争论性问题提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解释呢?不管怎样,那一定不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大部分教科书只是在回避问题。下面是《美国的经历》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末,越南战争爆发了。这次美国选择支持南越政府。”“战争爆发了。”——还能有比这更简单的描述吗?《美国的经历》花了4页讨论我们为什么卷入1812年战争,但是对于我们为何参加越战,只写了短短这两句话。一些新教科书也仅从反共产主义角度去解释美国的介入。
教师也不能弥补教科书在越战问题上的缺陷。根据琳达·麦克尼尔的研究,大多数教师都特别不想讲越南问题:“他们对越战时代的记忆使他们想回避那些可能会使学生不同意的结论,或者可能会使学生对美国的各种机构变得‘愤世嫉俗’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来看,教师一学年中对越战只讲0到4.5分钟。从这时起,相关内容有减无增,很多大学生透露,他们的中学历史课程对朝鲜战争时代讲得越来越少。[30]
我们的教科书和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帮助学生去批判性地思考越战问题,寻找证据去支持自己的结论。他(它)们也从未提出“战争是正义的吗?它合乎伦理吗?”诸如此类问题。有些书籍似乎提到了道德问题,但只是点到为止。比如,《自由的挑战》问道:“为什么美国要在南越动用如此多的军事力量?”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很有趣的。难道答案是: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白人?因为他们不可能到美国来罢工?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问题?因为美国从印第安战争到1899至1913年间的美菲战争,最后到越南战争,都有着针对“原始”民族的帝国历史?因为,像多数国家一样,我们的行为不是以道德而是以现实主义政治为标准?然而,《自由的挑战》为教师推荐的答案表明,教科书作者们并不真的希望学生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卷入战争,当然也不希望学生去思考我们是否应该那样做,他们只是一再重复本书前面提到的约翰逊总统为那些狂轰滥炸提供的理由:“为了向越共及其同伙北越证明,他们不可能赢得战争。”这种回答在混淆视听,因为越共和北越事实上赢了战争。再者,教科书作者们声称知道约翰逊的动机,但现在又提不出什么证据。根据该书所设定的说法,一个教师提出道德问题,将是对课堂规则的冒犯。
同样,布尔斯廷与凯利问的主要只是“认识迪安·腊斯克”之类的问题,偶尔也穿插一些“批评与思考”,如:“东京湾[31]事件如何使我们在越南事务上越陷越深?”实际上,1964年8月2日,一艘“马多克斯”号美国驱逐舰在距北越所属岛屿四英里外海域巡航,同时,一些小型美国船只运送南越突击队员去攻打那里的几座岛屿。三艘北越巡逻艇向“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发射鱼雷,但未能击中。驱逐舰击伤两艘北越巡逻艇,击沉一艘。北越向“国际控制委员会”提出抗议。第二天,当美国小型船只运送南越突击队员去攻打陆地战斗目标时,“马多克斯”开始返航,并被认为再次遭到攻击,遂四处开火。但很快,真相大白,“马多克斯”遭受的那些攻击只是一种幻象,由天气和误读声纳所致。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仍表示愤慨,并向国会提交了后来被称为“东京湾决议案”的提案,该提案在国会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该决议案授权总统在越南采取一切他想采取的行动。约翰逊总统立即运用这一法案轰炸北越。一个真正的“批评与思考”应该能引导学生认识到任何事件都有其背景,特别是,既然导致“我们在越南越陷越深”的“马多克斯”号第二次遭袭只是一种臆测,从未发生,(约翰逊当时曾对一位助手说:“那些愚蠢的哑巴海员只知道对飞鱼射击。”[32])那么,正是我们“在越南越陷越深”导致了东京湾事件。不幸的是,除了1974年版《发现美国历史》外,我所考察的所有中学历史教科书都羞于真正地鼓励学生对越战进行批评性思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们有可能摆脱批判性思考,但同时又不使其父辈们感到难堪。今天至少有70%的美国人认为越战在道德上是失败的,在战略上是失策的。[33]对此人们的看法相当一致。尽管如此,乔治·W.布什与约翰·克里在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关于军事记录问题的激烈争论表明,人们在越战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迪斯尼乐园里,有一个名为“美国历程”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展览。或许是由于害怕引起争议,这个29分钟的展览笨拙地将越战内容完全排除了出去。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教科书排除了那些可能会扰乱今天的学生——或他们的父母——的思想的图片和问题。
越南战争神秘化使学生不能够正确理解此后的很多公共评论。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一些政治家用“越战的教训”去驳斥对安哥拉、黎巴嫩、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以及最近对伊拉克的干涉。读过《萨尔瓦多是西班牙语的越南》的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约翰·杜布莱尔与大卫·赖安合著的《伊拉克的越南》以及罗伯特·布里格姆的《伊拉克是另一个越南吗?》,对这两场看来都没有尽头的战争进行了细节对比。[34]2006年,亨利·基辛格用他自己对我们在越南的大崩溃的不恰当理解——他谴责国会当年的撤军——去劝告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要“延缓撤军进程”。[35]所谓“越南的教训”还被用以指导或误导关于保密、新闻发布,以及联邦政府如何运作,甚至军营是否允许同性恋等问题的讨论。中学毕业生有权利获得足够的关于越战的知识,以明智地加入这种争论。毕竟,他们是一群将被征召入伍,参加我们下一场(或者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人,不论那些战争是否是越战的重演。[36]
- George Swiers,引自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New York:Norton,1989), ix。
- Martin Luther King Jr.,“Beyond Vietnam”(New York:Riverside Church sermon,4/4/1967).
- Gen. William C. Westmoreland引自网页:Brainy Quote, brainyquote.com,5/2007;Antiwar, antiwar.com/quotes.php,5/2007;and elsewhere。
- 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1914-2005),美国陆军上将,曾任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
- Frederick Douglass,引自Robert Moore, Reconstruction:The Promise and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1983),内封页。
- 学生们的无知并非偶然。在Mystic Chords ofMemory(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1),661-62,历史学家Michael Kammen指出,福特总统希望我们能忘记越南。里根总统一度削减国家档案预算经费,延长档案的保密期限,以干扰我们保存和知道关于近期过去的历史。A Shared Author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16-18。Michael Frisch引证了一件发生在教室里的令人震惊的事情: 一位女学生居然认为美国赢得了越南战争。他还通过饶有趣味的分析,反驳了她关于只有一次失败的记忆,并赞同Kammen的说法: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一般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习惯上总需要把战争“置于我们身后”,以避免我们去讨论它。
- 普汀湾(Put-in-Bay),地名,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附近。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与美国海军曾于此战斗。
- 实际上,有一本探究型的教科书《发现美国历史》对整个战争只写了不到2页。但是该书把主要篇幅用在对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的分析上,这恰是传统的叙述型教科书所不足的,由此,该书比其他教科书中的那些长得多的大幅论述要更具思想性和更容易记忆。
- 马修·布雷迪(Matthew Brady),美国19世纪著名摄影师。
- Lewis H. Lapham对“一系列惨不忍睹的景象”的意义的分析,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他只描述了这里所列的第一、第三和第七幅图景。见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San Francisco:KQED,1989),57-58。
- 该书还包括了一幅不太清晰的一个美国人推搡越南人的照片,或许是为了把他赶下正从南越撤离的直升飞机。
- Hagopian还特别提到了那个遭燃烧弹袭击的裸体女孩以及梅莱大屠杀的遇难者,并提到一位编配了僧人自焚和警察局长射杀越共嫌疑犯图片的实习摄影记者。
- Michael Delli Carpini,“Vietnam and the Press,”125-56, in D. Michael Shafer, ed., The Legacy(Boston:Beacon,1990),142.
- “The Massacre at Mylai,”Life, December 5,1969,36-42;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647;James Davidson and Mark Lytle, After the Fact(New York:McGraw-Hill,1992),2:379-82.
- Gen. William C. Westmoreland, quoted in Murray Kempton,“Heart of Darknes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1/24/1988,26.
-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收录了一幅照片,描写“大兵们”从一个正被焚毁的高棉村庄撤出,但是从该照片中看不出是谁放的火。
- John Kerry,“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testimony to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4/1971,重印于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295.2006年,一些新闻故事证明梅莱大屠杀代表着一类罪行,见“Declassified Papers Show U.S. Atrocities in Vietnam Went Far Beyond My Lai,”Los Angeles Times,(8/6/06), at History News Network, hnn.us/roundup/entries/28956.html。
- Davidson and Lytle, After the Fact,2:356-83,引自2:371。
- 戴维森后来继续编著美国历史,有时与莱特尔一道,有时是自己单独一人。
他的新作《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初版于2005年。我这里没有评论这本书,因为它的市场主要在中学。该书继续保持自己的套路:闭口不提梅莱大屠杀或类似事件。《事实的背后》(After the Fact)本身就是对这本新书的学术责任感的批评。
- We Americans引用了金的其他两句话,大意是,黑人士兵在越南付出了同样的牺牲,但回国后却得不到平等的权利。
- 有一本教科书《自由的挑战》,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槟知战役的苍白论述:“有些‘鸽派’人物认为,战争对南越有害。这些人说,捣毁这个国家以防止它转向共产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 John Kerry的证词重印于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295。
- George W. Chilcoat显示了越战时代的这些歌曲——从反战方的《花落何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给和平以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到亲战方的《来自马斯科吉的民工》(Okie from Muskogee)、《绿色贝雷帽之歌》(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s)——如何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入门,以便它们去了解自己的著作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见“The Images of Vietnam:A Popular Music Approach,”Social Education 49(1985):601-3。
-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New York:Vintage,1980),126.
- “美帝国治下的和平”,原文作Pax Americana,源自拉丁文Pax Romana(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
- 在“Falling Dominoes,”New York Review ofBooks,10/27/1983,19, Theodore Draper指出,在这种论调下,国家的大小、地理位置、重要性以及它们或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威胁,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这种观点可以证明对任何地区的干涉都是合理的。
- 见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0),以及Richard Slotkin,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3)。
- John Foster Dulles, quoted in Williams et al., eds., America in Vietnam, 167.
- 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Boston:Atlantic-Little, Brown,1972),对美国为何干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Stanley Karnow, Vietnam(New York:Viking,1983)描述了事态是如何不断升级的。
- Linda McNeil,“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载Michael W.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126-27;另参见David Jennes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Studies(New York:Macmillan,1990),270-75;Jim DeFrongo,“How Sociologists Can Help Prevent War”(Storrs, CT:n.d., typescript)。在纽约市“无畏号”航空母舰博物馆里,越战也同样被简化了。博物馆的电影和幻灯片都没显示“无畏号”在那场战争中的作用。退役海军上将委员会曾对该博物馆按照海军序列安排解说程序的做法提出“老兵审查”,根据他们的意见,越南问题被过于“政治化”了。见James W. Loewen, Lies Across America(New York:New Press,1999),404-7。
- 东京湾(Tonkin Gulf),又称“北部湾”,美国与越南于1964年8月在此发生军事摩擦,称“东京湾事件”或“北部湾事件”。
- Karnow, Vietnam,365-76.
- Gallup poll, November 1986;Roper poll,8/1984.
- 见Dick Cluster, ed., They Should Have Served That Cup of Coffee(Boston:South End Press,1979),149-79;John Dumbrell and David Ryan, Vietnam in Iraq(Taylor&Francis,2006);Robert Brigham, Is Iraq Another Vietnam?(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2006)。
- 基辛格的论断在两个方面是不恰当的。首先,他参加过撤军谈判,他十分清楚他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是为了挽回面子,并在那次撤军与越南人的最后攻击之间做出所谓“有分寸的间歇”。其次,“延缓撤军进程”是为了谁,他也清楚,反对南越“政府”的大游行并没给越南人民带来有长远意义的领袖人物或意识形态。
- Kammen, Mystic Chords ofMemory,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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