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机遇之地
劳动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之外。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如果不是先有劳动,资本就决不能存在。劳动先于资本,更加值得重视。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随着走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往上爬的能力。
我们国家的十个人就可以买下整个世界,但是有一千万人买不起足够的食品。
不幸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太容易被写成其统治阶级的历史。
中学生都有自己的眼睛,有自己的耳朵,他们还有电视机可看(许多人有自己的电视机),因此他们对美国的特权现象都有很多的了解。他们能够衡量自己的家庭相对于其他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的圈子相对于其他圈子的社会地位。然而,有些学生,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对美国阶级结构的运行方式知之甚少,对美国社会阶层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更是一无所知。当这些学生离开学校时,他们尽管对阶级结构的运行方式茫然无知,但却可能会成为令人可怕的社会学家。“人为什么会穷?”我曾经向一年级的大学生提出这一问题。而如果我发现有些学生属于某种特权阶层,我又会问他们:“为什么你的家庭很富裕?”我得到的那些答案,往好处说,是幼稚的和一知半解的。学生们鄙视贫穷,认为那是由于不成功的缘故。[6]他们不理解美国社会是如何机会不平等的,不懂得是社会结构在把人分门别类,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幅照片摄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纽约唐人街的一家“血汗工厂”,描绘了工人阶级在美国的工作条件,它的工作场所与一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中学历史教科书可能要对这种状况负一定的责任。有些教科书的确写到了劳工史上的某些极端事件,比如,1894年克利夫兰总统调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附近的普尔曼铁路工人大罢工;1911年纽约市一家三角女衫公司发生火灾,使146名妇女丧生。但是,大多数教科书所提到的这方面的最近的一次事件却是60年前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7]。没有教科书提到20世纪末的那些失败的工人大罢工,比如1985年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荷美尔肉类食品公司包装工人罢工,1991年伊利诺伊州迪凯特镇的卡特彼勒公司[8]工人罢工——这些罢工的失败标志着劳工力量在今天的衰落。[9]大多数教科书也没有描述劳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跨国公司的扩展及其向海外输出工作岗位。忽略了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就把劳工史解释成诸如奴隶制那样久远的历史,并且似乎像奴隶问题一样,劳工问题很久以前就被解决了。照此逻辑,工会现在看来是个时代性错误。人们曾经认为,工会是工人在工厂内表达自己声音的必备机构。但现在,这种观念无人问津了。
在这些教科书中,相比关于社会阶层问题的论述,关于劳工史的些许论述却显得精彩得多。教科书讨论的任何问题,甚至罢工问题,都没有涉及对社会阶层的分析。[10]这等于是用注脚代替了正文!在我所考察的18本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有一半在索引中根本没列出诸如“社会等级”、“社会分层”、“阶级结构”、“收入分配”、“不平等”或其他任何让人能想到的相关条目。也没有哪本教科书列出了“上层阶级”、“下层阶级”这两个条目。有三本书列出了“中产阶级”这一条目,但只是在向学生灌输,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希望之地》说:“除了奴隶之外,大多数殖民者都是‘中等阶层’中的一员。”该书对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深信不疑,甚至要求学生“列出能把自由美国的各阶层联系到一起的三个‘中产阶级’价值观”。有些教科书提到“二战”后中产阶级市郊居住区的急剧发展。然而,讨论中产阶级与讨论社会分层几乎不相干。相反,就像格里高利·曼修斯指出的:“这些参考书之所以能被人接受,似乎恰恰是因为它们闭口不提阶级差别。”[11]
今天,强调我们如何都是中产阶级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自1967年以来,家庭收入达到社会平均家庭收入的75%至125%的家庭的数量在持续下降。在里根布什执政时代,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缩小,大多数脱离中产阶级队伍的家庭在社会分层中是下降而不是上升。[12]晚至1970年,美国的家庭收入水平几乎只能与加拿大持平。到2000年,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比加拿大还严重,美国变得更像墨西哥那种社会分层严重的国家。[13]布什连任期间,实施公开的对有钱人的减税政策,结果使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人们会认为,这类历史变化应该被历史教科书视为恰当主题,但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只有五本提供了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的某种分析。即便是这些零碎的分析,也主要针对的是殖民地时代。布尔斯廷和凯利曾有所不同,他们的确在自己的教科书的索引里列出了“社会阶级”这一条目,但只延伸到“1790年的社会阶级”和“美国早期的社会阶级”这两个二级词条。而这两个条目提示的是正文中的同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告诉我们,英国“是一个社会等级区分严格的国度”,而在美国,“各社会等级的流动要流畅得多”。对此,《美国的传统》也附和道:“殖民地与欧洲社会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殖民地人更具社会流动性。”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顾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阶级冲突——培根叛乱和谢斯起义——都发生在殖民地时代及其刚刚结束之时。一些教科书仍然在说,殖民地社会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并且其最大特征是各阶层的向上流动。
此后的事情似乎都尽如人意。《自由的挑战》明确告诉我们,“到1815年”,阶级对立已不存在,“美国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国家,中产阶级是美国的目标”。这本书每写大约50年的历史,就回到那一主题——在美国,机会是如何如何的开放。在这些教科书中,对社会向上流动的强调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几乎没有提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也没有提到在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希望之地》曾问道:“在殖民地,是什么使得贫穷的白人移民成为富人?”但是,对“是什么使他们难以成为富人”这一问题,却不作回答。布尔斯廷与凯利用这样一句欢快的话结束了他们关于社会阶级问题(1790年的,如上文)的讨论:“正如众多美国总统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在美国,一个人可以凭借努力工作、知识、技艺,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顶端。”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社会阶级或许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变量。它关乎一个人从子宫到坟墓的几乎所有可衡量的其他社会特征。一个富裕的孕妇更可能获得好的产前照料,收到及时的医学咨询,享受全面的医疗、健康和营养。而很多贫穷的、工人阶级的孕妇只是在临盆前一个月甚至一个小时,才第一次接触专业医生。富人家的婴儿出生时要比穷人家的婴儿更重、更健康。回到家后,婴儿的条件也相差很大。穷人家的婴儿在身体和环境方面可能面临更高风险的铅中毒。而富人家的婴儿能与父母相处更长的时间、进行更多的口头交流,当父母不在时,也能得到更高质量的日护。在从幼儿园一直到12岁的年龄段,富人家的孩子在市郊学校接受教育,其学费相当于市中心或贫困乡村的孩子的学费的二到三倍。穷人家的孩子就读的班级通常要比富人家孩子的班级大一半。这些差异,可以说明为什么穷人家孩子的辍学率要更高。
即便穷人家的孩子有幸与富人家的孩子进入同一所学校,他们遇到的老师通常也会认为,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知道正确答案。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当穷人家的孩子更胜一筹时,教师经常会感到诧异甚至沮丧。老师和辅导员相信自己能够预言谁是“上大学的料子”。由于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甚至在一年级就流露出不良的兆头,他们最终止步于中学的“一般教育”课程。[14]根据西奥多·赛泽研究美国中学的畅销书《霍勒斯[15]的妥协》的说法,“如果你来自低收入家庭,你在中学只能得到大人的有限的、时常是无心的注意”,“如果你来自中高等收入家庭,你就能得到充分的、细致的关照”。[16]研究员丽巴·佩奇生动地描述了中学美国历史课程是如何用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使来自低层家庭的学生感到厌烦的。[17]由此看来,学校是在实践伍德罗·威尔逊的如下劝告:“我们需要某一等级的人接受‘博雅教育’,也需要另一等级的人,即一个大得多的、每个社会都存在的贫困阶级,去放弃博雅教育的权利,他们更适合完成专业的、艰难的手工任务。”[18]
家庭与学校生活的这种不平等似乎远不止如此。富家青少年学生能够参加“普林斯顿教育咨询”[19]等培训班,以通过SAT测试。即便不参加培训班,富人家的孩子也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的背景与那些出卷人相似,他们能够更轻松地应付测试中的那些词汇以及精细的亚文化推测。社会阶级与SAT的成绩紧密相关,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所有这些,都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不管怎么衡量,社会阶级都比其他因素,比如智力,更能决定入学率和所上大学的类型。读完大学后,大多数富家子弟都能成为白领,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找一份蓝领的工作。于是,阶级差别继续存在。长大成人后,富人更容易请到律师,加入某个能提升自己权势的正式组织。穷人更经常看电视。富人家庭拥有储蓄,而穷人家庭几乎花光了全部收入,因此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到十倍。因此,多数穷人或工人阶级家庭都无力支付购房所需的按揭,这反过来使他们无法享受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息抵押购房贷款。工人阶级父母无力生活在精英阶层圈中,也请不起高级的日护,这样,教育不平等的过程被一代代地复制下去。最后,美国富人还比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寿命更长,这是他们更有能力接受好的医疗的最直接的结果。[20]研究者发现,健康状况差的人并非随机地分布在各社会阶级,而是集中在下层阶级之中,这印证海伦·凯勒关于盲人的那一研究结果。这样,“社保”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中转机构,用全体美国人贡献出来的钱不成比例地为长寿的美国富人支付账单。
最后,社会阶级还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社会阶级。当被问及“美国的贫穷现象是穷人的过错还是社会制度的过错”时,57%的企业领导人认为是穷人的过错,只有9%的企业领导人谴责社会制度。而劳工领导人的答案完全相反:只有15%的人说那是穷人的错,而56%的人都谴责社会制度。(有些人回答说“不知道”,或者选择中间立场。)我们的两大政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其成员如何看待社会阶级:在共和党中,55%的人认为穷人是造成贫穷的根源,而只有13%的人认为贫穷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在民主党中,68%的人谴责社会制度,只有5%的人责备穷人。[21]
我知道,这些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闻,这就是我为什么懒得记录它们的原因。但中学生并不知道它们,也不理解这些观点。而且,事情总在随时间而变化,今天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与1890年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更不用说相比殖民地时代了。然而,在最新的教科书《美利坚盛典》中,就没有提到20世纪的社会阶级。很多教师避免谈论21世纪的社会阶级,对这类问题敷衍了事。一项针对历史课与社会课教师的研究,“揭示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所具备的经济学知识都比自己在课堂上所允许探讨的更为丰富”。教师们“表示担心,学生会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不公正和不足之处”。[22]美国历史课从不谴责社会制度,由此宣讲的是共和党人的历史。
历史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过去的各个阶段,无不与社会阶级紧密相关。我们的政府体制是有钱人制订的,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政府是有产阶级的壁垒”这样一种学说。詹姆斯·麦迪逊虽然自己是富人,但也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感到担忧,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章中指出,拟议中的新政府不应受制于富人的影响。爱德华·佩森对里根之后的美国各任总统的社会阶级背景进行了考察。根据他的研究,麦迪逊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佩森发现,40%以上的总统发迹于上层社会,其中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的上层,15%的总统来自于介于中层与上层之间的家庭。25%以上的总统有着稳定的中上层社会背景。只有六位总统,也就是15%的总统来自中下层阶级。只有一位总统,即安德鲁·约翰逊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较近的一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美国所有总统中来自下层的总共也就这么两人。因此,佩森把自己的著作起名为“木屋神话”是有道理的。[23]显然,布尔斯廷与凯利没有读过佩森的书,否则他们不会断言总统们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最低上升到最高”。事实上,社会学家已证明,多数美国人在某个社会阶级老死终生,那些变动的人通常也只能上升或下降一个社会阶级。
对于少数产品(如敞篷小货车、某些专利药品、假牙清洁器等等),广告商试图用工人阶级的形象推销出去,啤酒就是其中之一。而对于大多数商品,从葡萄酒、尼龙制品、到马桶清洁器,广告商都使用上层阶级的形象去推销。上图两位人物身上,从头到脚的穿戴,都带有社会阶级的标记。还请注意一下分别是谁拿着报纸、公文包、午餐盒,最后,还有罐头和酒瓶。
社会阶级甚至可以在险境中以钱换命。当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那支老歌重复响起,人们无限悲伤之时,最令人痛心的还是下层阶级:在妇女船客中,143位头等舱旅客中只有4人丧生,93位二等舱旅客中有15人溺亡,而在179位三等舱旅客中,有81人丧命。船员命令三等舱的乘客留在甲板以下,甚至把枪口对准他们。[24]再往近看,在决定谁去越南打仗这一问题上,社会阶级起着主要的作用。尽管实行所谓“普遍”征兵案,但是富家子弟在大多数战争中因教育或健康问题获得了缓召入伍的机会。伊拉克战争中的志愿兵更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把入伍当作摆脱贫穷的途径。[25]教科书和教师们都忽略了这一切。
教师们避免谈论社会阶级问题,以免使自己的学生感到困扰,其动机或许值得称许。但若果真如此,他们就多虑了。我的那些来自不富裕背景的学生们在了解到社会制度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明白是社会因素促使自己的家庭陷入贫穷,就会走出那种身为穷人的消极的自我想象。如果理解就意味着宽恕,那么,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懂得了社会分层是如何存在的,就会宽恕自己、谅解自己的家庭。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的存在,还会阻止其他社会等级的美国人去责备贫穷的受害者。在教育学上,社会分层提供了一个吸引人的学习案例。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上层社会是如何滥用其不恰当的权力操纵一切事物的——从国会里的能源法案,到小镇的分区规划。
让我们来看一下佛蒙特的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小镇上一位正在学习美国历史的九年级白人女生。她的父亲是做石膏板的,在建筑淡季,他收入甚微,家庭陷入贫困。她的母亲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还兼职开校车以贴补家用。这个女生与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为了御寒,房子装上了以前夏季才用的那种木板。而她的大多数同学都住在市郊的大房子里。这个女生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贫穷呢?由于历史教科书把美国历史说成是400年的进步历程,还把我们的社会描绘成“机遇之地”,所有的人得到应得的东西,也只该如此,因此工人阶级子弟想要超越其阶级出身,一出门就注定失败。
由于生活在白人工人阶级圈中,这个女生在她的身边人——老师、教区邻居、家人——中很难找到人能给她讲与自己相同背景的人们中的英雄或斗争的事迹,因为,工人阶级通常会忘记自身的历史,除非他们身陷不断的阶级冲突之中。工人阶级出身的白人学生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应该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羞耻之心接踵而来。这种消极的自我想象首先存在于理查德·赛尼特和乔纳森·柯布所称的“隐秘的阶级伤害”之中。[26]
我的两个学生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佛蒙特的伯灵顿,一次,他们驾驶着一辆崭新的、闪闪发亮的豪华黑色小汽车;另一次,他们驾驶着一辆十年之久的破旧微型车。在每次驾驶中,当到达路口停下来,信号灯变绿后,后面的车辆都会按喇叭催促他们快点启动。在开那辆微型车时,平均不到七秒就会被人按喇叭催促,但在那辆豪华汽车里,要等到平均13.2秒之后才会有人按喇叭。这段经历除了劝告人们要买一辆好车之外,还证明美国人会无意中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成功的人报以尊重。由于社会上所有阶层的驾驶员都更容易对微型车鸣笛,工人阶级的驾驶员就会在比自己富有的人面前自惭形秽。“你这么聪明,怎么不见你富起来?”这句挖苦人的话让人心疼。当“美国是精英社会”这一观念在学校里大行其道时,这句话对穷人的自我想象造成了伤害。
问题还在于,美国历史教科书把美国教育本身说成“唯才是举”。大量的研究证明,教育受阶级结构的支配,并且把那一阶级结构一代代地复制下去。[27]同时,历史教科书还津津乐道地谈论诸如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等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慷慨”之举。没有一本教科书提供了关于教育机构内的不平等现象的数据或分析。也没有教科书提到,低收入地区所分片的学校如何苦于惊人的财政限制,以至于乔纳森·科佐尔称这种现象为“野蛮的不平等”。[28]也没有教科书建议学生去研究自己学校的历史及其服务的人群。仅有的那些将教育与阶级制度联到一起的教科书却视这种现象为一副良药——学校教育“是战后美国人社会升迁的关键”,《自由的挑战》如是说。但是,这种现象也是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关键原因。[29]
教师和教科书避免谈论社会阶级问题,似乎那些都是肮脏的小秘密,这只会促使工人阶级家庭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1912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著名的的劳伦斯轧花厂工人罢工。
保罗·科旺(Paul Cowan)曾谈到自己采访过其中的一些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孩子。科旺说,在罢工事件爆发前,一位名叫卡美拉·泰奥利的劳伦斯厂女工——那时才13岁——被一架轧花机削去了头皮,后来住了好几个月的院。她曾到华盛顿出席国会调查此次罢工事件的听证会,她的证词“成为全美国的头条新闻”。
1976年,泰奥利去世后,科旺采访了她的女儿,但那次采访却不能给科旺提供什么帮助。关于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泰奥利对女儿缄口不言。虽然几乎每天,女儿“都为妈妈梳头,把一些头发盘起来去遮掩受伤的头皮”[30],但母亲闭口不提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也不提自己的事件对美国人的良知产生的影响。一位工人出生的女艺人也曾告诉我们一个类似的事情:她羞于自己的叔叔“是一位钢铁厂工人”。某种防卫之心已经渗透到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反抗行为,比如劳伦斯厂罢工,也难免表明了自己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并由此意味着某种卑贱。就像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如果较大的社群是美好的,那么记住甚或纪念与他们相冲突的事件,似乎就是某种背叛。
教科书也确曾写到移民史。在世纪之交,移民是美国大都市,甚至是远至德梅因和路易斯维尔这样的海岸城市里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地方,白人人口中本地人占70%以上,而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只有不到10%的人是本地人。[31]
但是,教科书在讲移民史时,强调的只是约瑟夫·普利策[32]、安德鲁·卡耐基及其家族——他们是出类拔萃的移民。一些教科书用“从赤贫到暴富”、“机遇之地”等说法描述移民经历。诚然,有人取得了这种传奇般的成功,但那只是例外,不是常规。在美国,在世纪之交,95%的执行官和金融家来自上层社会或中上层社会;不到3%的人是从贫穷的移民或农业家庭发达起来的。在整个19世纪,只有2%的美国实业家来自于工人阶级。[33]
这些令人振奋的个案移民史成为美国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机遇之地”的又一个鼓舞人心的证明。
还有,教科书强调美国与欧洲国家如何不同,美国的阶级分层如何更细微,经济和社会流动如何更通畅。这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表现——我们的社会公平是举世无双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比如说,法国或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认为他们的社会格外平等。我们这样描述美国历史,能让学生为现实做好准备吗?它不可能准确描述我们今天的国家。社会科学家已在很多场合比较了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内的阶级平等程度。根据他们采用的标准,美国在被比较的六个国家中排名第六,在七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在12个国家中排名第九,在13个国家中排名第13,在14个国家中排名第14。[34]在美国,5%的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5%的最贫穷的人的12倍,这种悬殊在世界各工业化国家里是最大的。在英国,这一比例是7∶1,在日本只是4∶1。[35]1965年,美国普通的CEO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收入的26倍。到2004年,CEO的薪水达到普通工人的431倍。同时,日本CEO的收入也达到其普通工人同事的26倍。在通用和福特的领导层,情况也很难说要比丰田或本田好。[36]杰斐逊所设想的独立的农业和商业国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13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是自主执业者,西欧是八个人中一个。[37]这样一来,我们的独立企业法人不仅比两百年前要少得多,而且比今天的欧洲也要少。
既然教科书宣称殖民地时代的美国的社会分层要比欧洲细微得多,那么它们就应该告诉读者,不平等现象是何时发生的——它显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910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口的收入占所有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占不到八十分之一。[38]这种不平等状况与德国和英国不相上下。[39]既然教科书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就应该介绍我们的社会结构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这或许能引起学生对史学争论的兴趣。[40]
比如,有些历史学家说,殖民地社会的财富分配要比今天更平均,经济不平等情况是在安德鲁·杰克逊时代开始增长起来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克逊的时代被公认为“平民的时代”。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末大公司的兴起使得阶级结构更趋尖锐。瓦尔特·迪安·伯纳姆[41]指出,1896年共和党竞选总统的胜利(麦金利胜布莱恩)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重组,致使“一个相当民主的政体变成了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政体”,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商业控制了公共政策。[42]显然,贫富差距就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要比它1890年前后刚刚发生时大得多。[43]社会分层在历史上并非总是在加剧,在“大萧条”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渐趋平均。此后,收入分配一度保持适度的稳定水准,到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不平等程度又开始加剧。[4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革命之后,这种变化就已露苗头。比如,李·索尔托发现,美国在1798年存在着“惊人的财富及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就波士顿而言,正如斯蒂芬·特恩斯特伦所总结的,由社会阶级所导致的生活机遇上的不平等,一直在惊人地延续着。[45]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却不是中学所教的那种历史的一部分。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是认识这个社会的一个指针。当我们用这个变量去排列一些国家时,我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是最平等的,而哥伦比亚及津巴布韦这样的农业社会几乎垫底。里根及老布什首任期间,公开地偏向富人,纵容业已存在的趋势,导致不平等程度在1981至1992年间大幅提高。美国在社会不平等上趋向哥伦比亚,是由于不发展小额进口。[46]的确,中学生们会满怀兴趣地发现,1950年的内科医生的收入还只是加入工联的产业工人的两倍半,但今天,这一差距已扩大到五倍。的确,他们需要明白,一些服装公司的上层经理以前的收入是其美国员工的50倍,但现在,是孟加拉工人的1500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教师压制那些能够促进和指引学生讨论这些趋势的历史知识,这种做法的确是错误的。
为什么教科书和教师们会犯下如此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出版商对教科书作者的审查。一位供职于一家大型出版社、负责社会课与历史课用书的女编辑曾告诉我说:“你们谈论社会阶级问题,这总是在冒险,有可能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这位编辑向她的每位作者或正式、或委婉地提醒这一禁忌,她还暗示,其他编辑也大都如此。
出版商的压力又来自于各州及学区的教科书采用部门或其委员会。而后者又屈从于自己面对的那些有组织的群体和个人的压力。或许,这类机构中,最活跃的仍是“教育研究分析师”,在2004年以前,该机构一直由得克萨斯州的梅尔·加布勒领导。加布勒为首的右翼批评家甚至认为,只要提出教科书应该包含一些社会阶级的内容,就是一种破坏性的批评。正如一位作者指出的,“用阶级方法去分析问题是不被接受的,甚至是非美国式的”。[47]担心教科书不能在得克萨斯州被采用,是出版商最主要的忧虑,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生活与自由》把自己关于社会阶级的分析局限在殖民地时代的英国。相比之下,甚至早在那个时代,“殖民地就是伟大的机遇之地”。但是,有些得克萨斯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加布勒的一位合作者黛博拉·L.布雷齐纳曾写道,《生活与自由》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并指出这个社会对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不公,因此是不值得称赞的社会。[48]这些压力并不新鲜。哈罗德·拉格的《美国文化问题导论》以及他的那本畅销的历史教科书写于“大萧条”时期,根据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的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制造商协会攻击拉格的著作,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包含了一些阶级分析的内容。此后,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社会和经济分析“走到了尽头”。[49]
通常,上层社会的影响较不直接。美国历史上,阶级特权的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模型对今天的美国文化仍然影响很大。人在适者生存这一法则中上升或下降,这种观念虽然并不符合美国的代际流动情况,但也几乎没有导致这种理论模型从美国教育中,特别是从美国历史课堂里退出。[50]那些并不符合这一理论模型的事物,比如关于社会分层的全部文献,都只会被搁置。
教科书作者甚至并非由于出版商、右翼势力、上层社会或者文化模型的压力才避免谈论社会分层问题。作为英雄化过程的一部分,教科书作者把美国本身视为英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的英雄,因此,他们剔除了美国的瑕疵。即便是透露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一些事实,也构成对英雄美国的批评,因为对于为什么1%的人控制着几乎40%的财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去解释。难道我们剩下的99%的人都是懒汉或没价值的人?谈论上层社会赖以保持其上层地位的某些机制——诸如学校教育的不平等——也将无疑是对我们深爱的国家的批评。
出于部分或所有的这些原因,教科书淡化了社会分层问题。这样一来,它们的有些做法就难以理解了:它们没有解释自由企业制度有什么好处。在谈论某本出版年代较早的教科书时,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写道,那时候的书籍都忽视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好与坏”。[51]教师们谈到自由企业制度时或许会满怀尊敬,但是他们的言语很少能脱离某种口号。[52]这种疏忽是奇怪的,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有其优越性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冰激凌制造商“本与杰”(Ben and Jerry)都是通过提供人们所需要的良好商品和服务而致富。诚然,很多社会分层都不能被说成是好的,因为,它乃是一些人滥用财富与权力的结果,那些人凭借自己的优势把其他人排除在权势之外。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秩序,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批判,但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称赞。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确是一个机遇之地。并且,一方面,资本主义导致了美国的各种扭曲现象;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之间的分权也有利于民主的成长。我们的教科书没能讲授这些优势。
出版商以及影响他们的各种机构都明显地得出结论:要使美国社会保持强大,就要有一批不假思索地认同其经济制度及社会分层的公民。结果,今天的教科书盲目地维护我们的经济制度,对其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特有缺失表现出毫无根据的虔诚。这样,美国历史课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把对我们的社会分层制度的维护或批评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基础上。
但是,相信美国是平等社会有什么不好吗?或许,“机遇之地”是一个有力的神话——相信它或许就能实现它。因为,如果学生相信天并非高不可攀,他们就能上天;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能。
性别分析也暴露了这种思路存在的问题。如果教科书告诉女中学生,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妇女在升迁和政治参与上都有平等的机遇,那么,她们该如何思考自己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呢?她们如何理解为什么没有妇女当上总统呢?姑娘们或许会无意识地想到,那是由于她们的性别缺陷——这是个很令人沮丧的结论。
一些教科书确实提到,1920年以前,妇女在很多州是如何被剥夺选举权,又是如何面临各种升迁障碍的。一些教科书还讲到少数族裔所面临的阻碍。《希望之地》在其“社会流动”一节后为学生留下的问题是:“是什么社会障碍阻止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平等基础上与男性白人殖民者竞争?”《自由的挑战》在那段大肆赞赏社会升迁体制的文字后指出,“然而,并非所有的人在改善自己的生活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或平等的机遇”,接下来还对性别和种族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两本书(及其他多数教科书)都没有在这里或其他章节论及美国今天来自下层或工人阶级的白人不能享受机会平等。[53]从统计结果看,甚至连商界领袖和共和党人这些或许最倾向于采取社会学家所称的“责难受难者”这一做法的受访者也谴责说,造成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在于非裔美国人本身,造成妇女在职场成绩平平的原因也是由于体制而非妇女本身。总之,像教科书一样,富裕的美国人愿意把种族歧视说成是黑人与印第安人贫困的原因,把性别歧视说成是妇女不平等的原因,但是,他们不把阶级歧视说成是普遍贫困的原因。[54]
与数学课或科学课不同,甚至也与美国文学课程不同,美国历史课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告诉中学生,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他们所在的群体和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社会阶级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诱因。虽然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孩子不能认同自己遭排挤的原因,但是历史课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历史课不是在解释现状,而是在证明其合理性。如果这些学生掉队了——即使不是身体上的掉队,也至少是思想上的掉队,那么他们在学校里的不佳表现将使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掉得更远的同伴相信,我们的体制是一种唯才是举的体制,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是处。最终,美国历史课程在社会阶层分析上的缺失,将致使美国的教育又走上一条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道路。
- 亚伯拉罕·林肯,引自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New York:Harcourt,Brace,1954),271。
- Helen Keller, Midstream:My Later Life(New York:Greenwood,1968[1929]),156.
-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美国20世纪著名慈善家。
- 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纳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 Kwame Nkrumah, Conscienc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4),63.
- 同样,Cynthia S. Sunal和Perry D. Phillips也讲到他的6至18岁的学生“似乎不能解释不平等现象”,见“Rural Students’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New Orleans: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88, abstract, ERIC ED299069)。
- 美国历史上的一项劳工法案,1947年由参议员塔夫脱和哈特莱提出。
- 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美国目前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
- 最近有两本教科书的确提到里根总统镇压空中交通管理员大罢工,但那只被作为里根执政的一部分,而非劳工史的一部分。
- Jean Anyon,“Ideology and United States History Textbooks,”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9, no.3(8/1979):373。Anyon声称,中学历史教科书总是偏重“同样的三次罢工”:1877年铁路大罢工、1892年荷姆斯泰德(Homestead)钢铁工人大罢工,以及1894年普尔曼铁路(Pullman)工人大罢工。Anyon写道,这三次罢工每次都“很暴力”,工人最后都失败了,因此她强调这几次罢工“都使人们对罢工行为的有效性开始产生怀疑”。然而,如果教科书偏重那些成功的罢工,Anyon可能又会指责教科书降低了劳工所面临的斗争的严峻性。这样,一些极端暴力的阶级冲突事件就不再出现于大多数教科书中。
- Gregory Mantsios,“Class in America:Myths and Realities,”in Paula S.Rothernberg, ed., Racism and Sexism:An Integrated Study(New York:St. Martin’s,1988),56。2003年版的《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确提到了1900年前后的“新工人阶级”(The New Working Class),在有些地方还讨论了贫穷问题。
- 同上,60;Kevin Phillips, 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New York:Random House,1990);Robert Heilbroner,“Lifting the Silent Depression,”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24/1991,6;and Sylvia Nasar,“The Rich Get Richer,”New York Times,8/16/1992. Stephen J. Ro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New Press,2007)有一幅张贴画,显示了中产阶级队伍在1979至2004年间的萎缩。
- “Income Disparity Since World War II—The Gini Index,” in “Ginicoefficient,” en.wikipedia.org/wiki/Gini_coefficient,9/2006.
- Jere Brophy and Thomas Good对一些关于社会等级、教师期望以及分班学习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总结,见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New York:Holt,1974), esp.7-171。Ray Rist观测了黑人学校一年级各班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同样分班和不同教师的情况,Edsel Erickson等人也对此做了总结,见“The Educ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s,”Phi Delta Kappan(December 1972):320. Dale Harvey and Gerald Slatin证明,教师根据照片,自然地根据社会阶层将学生分类,对中、上层社会的孩子的期望值要高,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SES and Teacher Expectations,”Social Forces 54, no. 1(1975):140-59. See also Richard H. DeLone, Small Futur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9)。
- 霍勒斯,在此指霍勒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美国杰出的教育家。
- Sizer quoted in Walter Karp,“Why Johnny Can’t Think,”Harper’s,6/1985,73.
- Reba Page,“The Lower-Track Students’View of Curriculum,”(Washington,D.C.: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1987).
- Woodrow Wilson引自Lewis H. Lapham,“Notebook,”Harper’s,7/1991,10。
- “普林斯顿教育咨询”(Princeton Review),是美国一家闻名世界的考试辅导与教育咨询公司。
- 在电影Health Care:Your Money or Your Life(New York:Downtown Community TV Center, c.1977)中,记录了这种巨大差异。该片比较了纽约市里比邻的两家公立医院,一家主要接受穷人患者,一家主要接受富人主顾。
- 调查数据选自1979 Sidney Verba and Gary Orren的报告,Equality in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72-75。此前或此后的其他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
- Linda McNeil,“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in Michael W.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116.
- Edward Pessen, The Log Cabin Myt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 August Hollings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New York:Wiley,1958),6。传统的性别角色——英雄救美,使得各等船舱中男性旅客的死亡率要比女性高。
- Lawrence M. Baskir and William Strauss, Chance and Circumsta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86).
- 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2).
- 只引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献,另见Joel Spring,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Boston:Beacon,1972);Ray Rist, The Urban School:A Factoryfor Failure(Cambridge:MIT Press,1973);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 1976);Joel Spring,The Sorting Machine(New York:David McKay,1976);James Rosenbaum, Making Inequality(New York:Wiley,1976);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Farnborough,Eng.:Saxon House, Teakfield Ltd., 1977);and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New York:Crown,1991).
- 在我所考察的18本书中,探究型教科书《美国的冒险历程》最接近于这种对教育和社会等级的分析。
- 对科旺的作品的介绍和引用,见Herbert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New York:Pantheon,1987),396-97。
-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386-90.
-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美国报业巨头,出生于匈牙利。1917年根据其遗愿设立的“普利策奖”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
- William Miller,“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Business Elite,”in Miller, ed.,Men in Business(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62), 326-28,书中Reinhard Bendix and F. W.Howton总结了William Miller的研究和著作。另见Dav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New York:Vintage,1967),15。还有一些研究也表明了较高的边际比例,包括新泽西的帕特森市,除了机会的分散外,它们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
- Verba and Orren, Equality in America,10。另见Paul Gagnon, Democracy’s Half-Told Story(New York: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1989),84-85;“Income Disparity Since World War II,”前引书。
- Mantsios,“Class in America,”59;Isaac Shapiro and Robert Greenstein, The Widening Gulf(Washington, D.C.: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9).
- “Index,”Harper’s, May 1990, 19, citing data from the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Jeanne Sahadi,“CEO Pay:Sky High Gets Even Higher,”CNNMoney.com,8/30/2005;money.cnn.com/2005/08/26/news/economy/ceo_pay/.
- “Index,”Harper’s, January 1993,19,引自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David Tyack and Elisabeth Hansot,“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Daedalus 110, no.2(Summer 1981):11-12.
- Jeffrey 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A Macroeconomic Hist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 Chapter 3。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63),324-26,都指出,英国虽然财富不平等,但是收入是比较平均的。
- 《美利坚盛典》(2006)与众不同,它指出,“很多国家都吹嘘自己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平等”。还指出,“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扩大”。不幸的是,该书又说,20世纪90年代,80%的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这比实际数据要大一倍。
- 瓦尔特·迪安·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1930-),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
- Walter Dean Burnham,“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1965):23-25.
- Barry Schwartz,“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1991).
- 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41-42,49-51;Robert E.Gallman,“Trend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Lee Soltow, ed., Six Papers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9),6-7.
- Lee Soltow,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798(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 252;Stephan Thernstrom, The Other Bostonia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Chapters 5,9.
- 见Alan Macrobert,“The Unfairness of It All,”Vermont Vanguard Press,September 30,1984,12-13;Alfie Kohn, You Know What They Say…(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38-39;Heilbroner,“Lifting the Silent Depression,”6;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 Uneven Tides(New York:Sage,1993)。
- Mantsios,“Class in America,”56.
- Deborah L. Brezina,“Critique of Life and Liberty”(np, n.d., typescript, distributed by 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1993),2.
-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New York:Vintage,1979),108-9.
- David Tyack and Elisabeth Hansot,“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Daedalus 110, no.2(Summer 1981):1-25,发现,阶级不平等现象通常得到“精英政治”和“机会均等”这两个孪生观念的支撑。
-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09。加布勒及其合作者也重复了这一批评,见Brezina,“Critique of Life and Liberty,”2。
- McNeil,“Defensiv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125.
- 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美国之路》中题为“A Permanent Class of Poor Workers”的章节;另一个是《美利坚盛典》中的部分章节。
- 调查数据选自Verba and Orren, Equality in America,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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