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波多黎各人
要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有大批人返回岛上的原籍,同时又有大批岛上的人前来美国本土。不过在1960~1970年,就美国本土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而言,凡选择留在美国营生的人,其中职业进步仍能显示他们已向上移动了一大截。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一个波多黎各少年在美国本土学校里就读的时间,与他在阅读测试或智商测试中得分的能力,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与非波多黎各裔人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约占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婚姻的30%——在比例上日趋提高,表明那些选择留下来并认同美国文化的人,与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交往的程度也在加深。但仍有人继续回流到波多黎各本岛去。1972~1977年,回流的人数超过前来美国本土的人数。
不少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电影学院奖的演员何塞·费勒就出生在波多黎各。娱乐圈内的其他波多黎各明星还包括何塞·弗力西亚诺、托尼·奥兰多及弗莱迪·普林兹及丽塔·莫雷诺。在体坛上,大名鼎鼎的波多黎各棒球运动员有罗伯特·克莱、奥兰多·赛佩达及刘易斯·阿罗约;拳击冠军有西克斯托·艾斯科巴(1936年)、何塞·托列斯(1965年)和卡洛斯·欧蒂兹(1968年);高尔夫球手有齐齐·罗德里格斯。畅销书作者皮里·托马斯因写了《在这些下贱的马路上》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该书描绘了作者本人在纽约波多黎各居住区亲身体验过的生活情景。在商界,小曼纽艾尔·A·卡西亚诺和尼克·鲁果这两位波多黎各人都是从最下层做起——一个帮人送货,一个洗碗——而最终成为百万富翁。在政界,波多黎各人先后产生两位国会议员,即赫尔曼·巴蒂洛和罗伯特·加西亚。莫利·弗尔曾任迈阿密市市长。
和向上流动的黑人及美籍墨西哥人一样,向上流动的波多黎各人皆趋向于使其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虽然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妇女比一般美国妇女生的孩子多,但此种高生育率主要集中在那些从未达到中学教育水平的波多黎各妇女当中。上过大学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在30多岁到40多岁之间只生养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在这些妇女当中,在1/4的人根本就没生孩子。如果不从教育而从家境来看的话,同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波多黎各妇女,凡1969年家庭收入不少于15000美元者,有半数的人只有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不管是在波多黎各本岛还是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当中做过绝育手术的,相对来说已较为普遍。无论节制生育对那些为摆脱贫困而辛勤奋斗的个人来说是何等有利,但对于整个波多黎各种族来说,节制生育意味着他们当中最成功的人士给下一代留下的知识、财富和社交关系是较少的,因为下一代绝大多数都出生在父母并无这些东西可遗留的家庭。三十五六岁至四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从未上过中学。从整体来看,约占总数一半的波多黎各儿童是由从未上过中学的母亲生养的,由上过大学的妇女生养的不到2%。
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口结构,在所有种族中一直是最年轻的。以1971年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这种状况现在仍继续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即便以就业的波多黎各成年人而论,他们也比其他种族的就业成年人年龄小,因而经验也少。波多黎各籍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在1969年为34岁,这比黑人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小7岁。
较为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必然缺乏经验,而年龄较大的波多黎各人则一般都缺乏教育。在30岁以上的波多黎各人当中,读完中学的尚不到1/5,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其他三四十岁的人,至少也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五十五六岁到六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人当中,约有半数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有94%的美国人达到了这个水平。况且这种以上过几年学为根据的数量统计尚不足以揭示教育上的全部问题。因为波多黎各人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比例,比其他种族要高出很多,而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就不多了。到大学深造的极少数波多黎各人,也大多进入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而不是报考4年制的高校。
和同样年龄及受过同等教育的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大体持平。不过,人们越来越将他们和“全美平均水平”相比。这样一比,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常被称为“悬殊”或“不公”)就大了。和其他美国民众相比,甚至和其他拉美后裔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现在仍然较低,失业率较高。在1978年,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是8282美元(与1970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提高了40%),但仍只相当于黑人家庭收入的75%左右,连普通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不到。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为12%,这比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古巴人,以及其他拉美后裔或一般美国人失业率都高。在波多黎各本岛,过半数的人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
进步的速度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取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