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
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当中受教育程度和文化适应水平最高的成员,当属那些战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20世纪,他们(及其后代)为黑色人种提供了为数颇多的领袖人物。但布克·T·华盛顿是个显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内部存在文化差别的种族一样,黑人领袖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黑人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一直是爱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别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奥尔良阔绰的属克里奥尔(Creo1e)血统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之间爱憎兼具的情绪也最强烈。1860年,在新奥尔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男性有近85%是工匠、专业人员或企业主。新奥尔良市战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家庭约有1/3拥有奴隶,战时这些有克里奥尔血统的人有3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南北战争刚结束时,这些人煞费苦心将自己与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区分开来,不愿与之混同。他们抗拒“把我们降格到野蛮退化的奴隶行列”的做法,并谴责那些“将刚获自由的黑人与我们这些才智发达的民众混为一谈”的人士。不过,既然在法律和社会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给了这些克里奥尔人以争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标集中在对他们生存至关紧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这些方面是否对其他黑人民众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里奥尔人就曾反对创办“南方大学”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这所大学代表了一种种族分离的原则,而他们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对此最为反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和讲究实际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就成了黑人领袖之间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的根源,典型地表现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华盛顿二人之间。从社会上来看,克里奥尔人直到20世纪都一直与其他黑人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杰出的爵士钢琴家杰利·罗尔莫顿就因与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奥尔裔祖母撵出家门,正式断绝了祖孙关系。
新奥尔良的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的极端例子。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了新奥尔良,使之成了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新奥尔良此前在历史上属于拉美式奴隶社会。这一点恰可解释为什么那儿会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奴隶社会里闻所未闻的许多非同寻常的社会模式(包括黑人拥有奴隶这种现象)。存在于美国比较一般的状况是,黑人分为普通大众和肤色较浅的精英分子这两部分,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多来自后者。黑人大众的民俗文化——圣歌、爵士音乐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国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贵族品位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贬斥。黑人内部的肤色差别构成了社会鸿沟,筑起这道鸿沟的不是别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当初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起来铲除由白人构筑的鸿沟的人士。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此视为黑人精英企图借此打进以往单纯因肤色关系而被拒绝加入的美国整体精英阶层,那又是合乎逻辑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讲得通,立论必须符合民主的理念,符合他们作为整个黑人种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获得举国承认的黑人领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个逃跑的奴隶,早在南北战争许多年之前就是个自由人了,他善于把后来使得黑人领导层分裂的对立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战前战后,他都是个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道格拉斯气宇轩昂,言词犀利,其奋斗目标既有现实性又有原则性,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战,为全面的人权而战,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战。在南方重建时代,道格拉斯长期为之奋斗的平等和进步几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1877年的妥协法案、凌辱歧视和私刑拷打等趋势的抬头,致使美国的黑人到1895年2月道格拉斯去世时,再次陷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时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涌现一位新的黑人领袖,他就是布克·T·华盛顿。华盛顿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但《解放奴隶宣言》使这个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尽艰辛终于受到了教育,并在后来成为一名教员。1881年,他主持在亚拉巴马州新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1895年9月,他在亚特兰大世界博览会上进行了一次演讲,获得举国一致的赞扬,从此开始了黑人领袖的生涯。华盛顿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开辟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们的水桶扔下”——并呼吁南方较为开明的白人在实际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黑人携手合作,不管这两大种族在社会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说:“在一切社会性事务上,我们能像5个手指那样各自分离,而在一切对于双方共同进步有关键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像一只手那样。”他的这个演讲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欢迎。因他的亚特兰大演讲而向他发来贺信的人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对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对黑人的歧视、白人非法恐怖活动猖獗及非法谋害黑人盛行的时期,布克·T·华盛顿倡导的并不是一套新的目标,而只是给现有的目标按轻重缓急重新安排了次序。在他看来,全美多数黑人精英分子一心从事的政治斗争,对于最南部几个州里那些因被剥夺了公民权而处境险恶的黑人大众来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他认为,燃眉之急是满足“我们黑人的实际需要并改善我们黑人的状态”,办法就是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训练——不仅提高职业技能,还要“学会洗澡,怎样爱护自己的牙齿和衣服”。塔斯克基学院看重开导学生关心那些最基本最实用的东西:工作习惯、卫生、品行等。该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员所言,是“促成多数人的进步,而非提高少数人的特殊文化水平”。这也是华盛顿总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要义。他宣称,“单靠政府活动”并不能拯救黑人于倒悬,因为在投票箱的背后,黑人必须有财产、勤奋、技能、节俭、才智和品行等。
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愿望:“法律所赋予的一切特权,我们都应享受”,应当实现自由的“普选”。法律在实施时,“对黑白两大种族绝对应一视同仁”。但在公开场合,他极少就此发表长篇大论。而在私下,他曾支持并资助联邦法院向歧视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战,并在幕后竭力设法对关系到黑人的政治决策施加正面影响。但是华盛顿的公开言论和教育活动,其着眼点乃在促进黑人民众的经济进步和品德的养成。尽管为这个目标耗尽了毕生的心思才力,他并不认为这就是黑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只认为这是个“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师、国会议员和音乐教员铺平道路”的必经历史阶段。
华盛顿的思路基本上是从黑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W·E·B·杜波伊斯则在20世纪初以他所谓的美国“有才华的1/10的代言人”而崭露头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获得博士学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强调文科,而不像华盛顿那样看重职业教育;他在政治上则强调保持不懈的压力,以尽早争取到全面的人权。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实他们两人的分歧只在侧重点上,而不在原则上。两人都认识到,广大黑人民众——仅是脱离了奴隶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训练,以便在美国复杂的现代经济环境中走上成功之路。两人也都认识到,黑色人种当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准备并有能力获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实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二人的追随者积怨甚深,后来终于闹得不可开交,这不是他们在侧重点上细微差别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恐怕还是他们在人格上和社会上的差别。黑人精英视布克·T·华盛顿为下层黑人——田间奴隶劳工后代——的一个代言人。杜波伊斯创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至少在其开初阶段是黑人精英分子的专有组织,某些下层黑人曾称它为“全国若干人士协进会”。
尽管黑人领袖之间存在着内讧,但双方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双方面前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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