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美籍日本人
日裔美国人在“二战”前取得进步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企业遭到破坏,已经不可挽回。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经太老了,无法去重操旧业。由于缺少教育和文化适应能力,他们也难以转到新的领域去干什么大事。然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操园丁这一行业。1958年,洛杉矶市日裔美国人的企业,仍然有3/4是搞园艺的。这绝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1963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国人是合同园艺师傅。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会讲英语,而且因为是美国公民,在职业选择上自由度较大,并有本领对付雇主抱有的无形偏见。早在1940年,日裔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这个差距在下一个10年进一步拉大。他们在大学几乎从来不攻读文科学位,而偏重应用学科,比如工程、眼镜技术或企业管理等。
到1959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挣的工资,相当于白人的99%。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同年龄组白人的98%。到了1969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11%,平均家庭收入则高出32%。日裔美国本土上干得比在夏威夷还要漂亮。这表明战时拘留不一定就给日本人造成什么永久性的不良影响。相反,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还可能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第二代日裔从父母的小算盘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他们可以不必继承家业,而另辟新径。在这方面,许多日裔美国人自己,包括参议员S·I·早川,都认为战时拘留反倒有利于他们从长计议,最后得以飞黄腾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日裔美国人不仅经济上兴旺了,而且他们的职业分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40年时,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国人从事专门化职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1950年,加州的日裔美国人缩短了这个差距。到了1960年,他们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尚比白人低。
随着日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战后美国的种族主义普遍退潮,日裔美国人的居住模式更为分散了,和其他种族通婚也多起来了。从事高级白领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欢住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街区,不喜欢加入日本人的种族组织。其实,在美国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几乎看不到。随着职业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与异族通婚现象更普遍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洛杉矶,日裔美国人的婚姻有2%含有异族配偶。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数字上升至11%~12%。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数字跃到了20%。夏威夷的情况也差不多。
日裔美国人的第三代出生于战时拘留营时期或战后。第三代人有88%上过大学,92%的人打算成为专业人员,这的确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认为这批后生“太美国化了”,但他们自己——占94%的人——则说,他们倒很想讲日语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并不会讲日语)。再者,他们反对战时拘留的呼声最高,尽管他们自己对那场横祸已经毫无记忆。政治好斗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现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征也最少,但他们当中的种族意识或好斗精神却很强,这种现象在不少种族的经历中曾普遍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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